【摘要】新中國成立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制定了關于亞非拉的國際戰略思想，堅決支持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把交朋友的重點放在亞非拉，團結亞非拉國家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新中國外交工作贏得了廣闊的國際空間。

　　20世紀50~70年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世界上近百個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30多億人口掙脫了殖民主義的枷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蓬勃興起，成為影響世界局勢的一支重要力量，對美蘇兩極格局形成強有力的挑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中國國情和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了堅決支持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把交朋友的重點放在亞非拉，團結亞非拉國家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戰略思想，為新中國外交工作贏得了廣闊的國際空間，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堅決支持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正義事業

　　積極支持廣大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各項正義事業，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制定的重要戰略思想。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的戰略決策。他多次對亞非拉的朋友說：“中國人民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并對他們的一切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斗爭給以熱烈的同情和支持。” “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他還說：“所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要我們助一臂之力，我們都是愿意的。”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始終積極支持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

　　首先，大力支持與援助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各項正義事業。20世紀50年代的援越抗法、抗美援朝、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援老抗美，新中國不僅給予被侵略國家以巨大的物質援助，而且不惜做出重大的民族犧牲。中美在朝鮮較量了33個月，最終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打敗了美國帶領的所謂“聯合國軍”。美國從1961年開始又介入越南戰爭，從出錢、出槍、出顧問的“特種戰爭”到直接出動幾十萬大軍的“局部戰爭”。在越南反對美國侵略的戰爭中，中國的援助對于打敗美國的侵略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在侵略越南的同時，還侵略柬埔寨和老撾，拉攏泰國和南越政府不斷向柬埔寨和老撾施加壓力。中國政府和人民多次表示將站在柬埔寨和老撾人民一邊。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這個聲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的抗美救國斗爭能夠取得最后勝利，與中國的堅決支持是分不開的。與此同時，中國還積極支持印度尼西亞、伊拉克、敘利亞等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與干涉的斗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權力的斗爭和各項正義要求。

　　其次，大力支持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三個獨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毛澤東稱贊“非洲是斗爭的前線”。他指出：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對美帝國主義，并提出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新中國非常同情非洲人民的遭遇與處境，剛剛獨立的非洲人民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很感興趣，這就使雙方相對容易接近。毛澤東認為：“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更有世界意義。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很多國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幾百萬人中間，而是在幾千萬或者更多的人口中進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爭。”1956年，新中國堅決支持埃及收復蘇伊士運河、抗擊英法武裝侵略的斗爭。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是中國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爭的一個典型。中國不僅在政治上、道義上支持阿爾及利亞，而且提供了必要的軍火、物資援助。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于1974年訪華時還說：在革命斗爭的年月里，阿爾及利亞戰士用的槍炮、蓋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國送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同阿爾及利亞締結國與國之間協定的國家。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不少非洲國家和地區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進行武裝斗爭，如安哥拉、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納米比亞等。中國堅定不移地支持它們把斗爭進行到底，他們的領導人也多次到中國訪問，學習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和軍事技術。中國還提供了爭取民族解放斗爭所必需的武器。據非洲統一組織解放委員會公布的統計數字，1971~1972年，非洲解放運動自非洲以外獲得的武器援助，中國占75%，且絕大部分是無償援助。對南非人民反對種族統治的斗爭，中國人民一直給予深切的同情和堅定的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復電南非人民代表大會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等組織，表示支持南非人民爭取權力、反對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正義斗爭。

　　再次，中國還積極支持拉丁美洲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和正義事業。毛澤東認為，拉丁美洲是亞非反對帝國主義戰線的同盟軍，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處于同一條戰線上，中國應該大力支持拉丁美洲各國的反帝斗爭。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勝利，推翻了親美政權。但隨即面臨美國武裝干涉的威脅，毛澤東主張支持古巴，反對美國。1961年，當美國入侵古巴的危險日益逼近時，毛澤東對古巴大使表示：“中國人民決心從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支持古巴人民的愛國正義斗爭。”1964年初，巴拿馬人民掀起了收回巴拿馬運河主權的反美斗爭。1月12日，毛澤東發表了《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斗爭》，指出對于巴拿馬人民進行反對美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的斗爭，“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邊，完全支持他們反對美國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運河區主權的正義行動。” 1965年4月，美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國，5月12日，毛澤東發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聲明指出：美國對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鎮壓“是美帝國主義對多米尼加人民的嚴重挑釁，也是對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嚴重挑釁”。這一聲明極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毛澤東還多次對拉丁美洲的朋友說：“我們是在一條戰線上的，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我們支持整個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

　　二、交朋友的重點放在亞非拉

　　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實行“一邊倒”戰略，交朋友的重點是社會主義國家。50年代后期，中國交朋友的重點逐步轉向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國家逐步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毛澤東首先看到了這支政治力量在世界格局中的重大作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仍然對新中國實施包圍與封鎖政策，蘇聯的大黨大國主義逐步抬頭，中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毛澤東認為，中國與廣大亞非拉國家“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并多次提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因此，加強中國與廣大亞非拉國家的團結與合作，逐步成為新中國對外戰略的重中之重。毛澤東在同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談話時說：“你認為我們做工作，交朋友，重點應該放在什么地方?我認為，應該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還有大半個歐洲。”新中國對外戰略的重點逐步由社會主義國家轉向亞非拉國家。

　　首先，大力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努力使亞洲國家成為中國真正可靠的朋友。在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中，優先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系。1949年10月6日，朝鮮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成為亞洲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隨后，蒙古、越南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新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并與之建交的國家。爭取周邊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個重要戰略。1950年4月1日，新中國與印度建立外交關系，印度成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隨后新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緬甸、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柬埔寨、敘利亞、也門等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之后，中國積極發展與這些國家的關系。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這是第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訪問新中國，毛澤東對這次訪問極為重視，同尼赫魯舉行了三次會談。1955年4月，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度尼西亞200多萬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1956年9~10月間，蘇加諾訪問中國，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并多次會見了他，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導人進行了互訪，周邊國家大都成為新中國的友好鄰邦。日本、泰國、菲律賓長期追隨美國，它們不承認新中國，甚至還反對新中國。即使是對這樣的國家，毛澤東也主張采取諒解的態度，多做工作。他本人多次親自會見日本朋友，促使中日兩國民間外交關系獲得了巨大發展。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泰國、菲律賓三國在20世紀70年代都與中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中國還與亞洲鄰國簽訂了一系列經濟、貿易、交通、文化等合作協定和協議，向這些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使中國與這些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系不斷擴大和發展。

　　在發展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的同時，中國還加強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系。20世紀50年代，伊拉克、敘利亞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1971年，伊朗、土耳其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成為東盟中第一個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國家。1975年10月，中國與孟加拉國建立外交關系。科威特、黎巴嫩、約旦、阿曼是阿拉伯國家，中國一貫支持阿拉伯國家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復失地、恢復民族權力的立場使它們對中國的好感不斷增加，于70年代紛紛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對于沒有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中國采取了區別對待、努力爭取的方針。新加坡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并與中國發展了實質關系，盡管沒有與中國建交，但1976年5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問中國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對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卡塔爾等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中國也采取了耐心等待、積極推動的策略，逐步發展關系。

　　其次，大力發展與非洲新獨立國家的關系是中國對外戰略的一個重點。1953年，埃及共和國成立，由于受到美國的嚴重干擾，埃及在與新中國的建交問題上猶豫不決，新中國的方針是不必勉強，多做工作。經過努力，1956年5月30日，新中國和埃及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埃及成為非洲和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新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取得了重要突破。20世紀6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高漲，僅1960年，非洲就有17個國家取得獨立，這一年被稱為“非洲年”。1961~1968年，非洲又有15個國家獲得了獨立。至1968年，非洲有42個國家獨立。新中國大力支持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大部分非洲國家獨立后就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隨著中國與非洲國家關系的加強，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和陳毅先后訪問了亞非14個國家即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和阿爾巴尼亞。這次訪問是中國與亞非國家發展友好關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周恩來在訪問過程中提出了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后來，“八項原則”成為指導中國對外援助、特別是對非援助的指導方針，大大加強了阿拉伯和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

　　再次，大力發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在加強與亞非國家關系的同時，中國不斷加強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拉丁美洲與中國相距遙遠，雙方不夠了解，而美國更視拉丁美洲為其“后院”，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嚴格控制。因此，雖然拉丁美洲國家有同新中國發展關系的愿望，但卻未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新中國對拉丁美洲的基本戰略方針是積極開展民間外交，爭取建立友好聯系，逐步走向建交。1960年以前，沒有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與新中國建交。對此，毛澤東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愿意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我們一律歡迎。不建立外交關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來也好”。為了推動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毛澤東親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拉丁美洲國家來華訪問的大多是非官方代表團，但毛澤東仍抽出時間接見他們。據不完全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去世，他至少55次接見了拉丁美洲來華的民間代表團和個人，給拉丁美洲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曾多次親切地說：“我們見到三個地方的朋友最親，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們見面，我們就感到平等。”毛澤東還強調中國和拉丁美洲有許多共同點：“首先，要求獨立這一點是相同的，不僅你們有獨立問題，我們也有”，“其次，我們的經濟都不發達。要求發展經濟的愿望，在你們那里是迫切的，在我們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共同歷史任務，就是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在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在70年代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1969年以前，拉丁美洲國家中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古巴，從1970年到1977年，有11個拉丁美洲國家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為了實施“交朋友的重點放在亞非拉”，中國不僅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而且也積極支持他們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毛澤東認為，中國要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他說：“所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共同歷史任務，就是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發展民族文化。”他還認為，我們一定不能忘記第三世界的窮朋友，是他們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4頁。據此，中國根據自身情況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要求與條件，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不斷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并提供援助。1954年以前，新中國主要援助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1955年以后，新中國援助的國家開始面向廣大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1964~1977年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高峰期，援助金額比1950~1963年增長了近5倍。在此期間，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發展尤為迅速，20世紀60年代，中國先后與13個非洲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70年代，中國又同31個國家簽訂了同類協定。自1963年起，中國還向5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派出了醫療隊，累計派出醫務人員1萬多名。毛澤東還親自拍板援建“坦贊鐵路”，成為中非友誼的象征。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維護民族獨立、振興本國經濟、建設國家的努力。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和支持是極為真誠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得到過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據不完全統計，在毛澤東有生之年，中國先后同7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簽訂了關于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協議，表現了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

　　三、團結廣大亞非拉國家，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一些發達國家的領導人看不起第三世界國家，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上不穩定，經濟上貧窮落后，甚至把“貧窮落后”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詞。但是，毛澤東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主要力量，他密切關注國際形勢，深刻分析了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的發展演變，于1974年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國際戰略思想。他明確指出，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中國國際戰略必須廣泛依靠和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實現維護世界和平和推進人類進步事業的崇高目標。

　　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堅定地與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這是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戰略思想。毛澤東認為，中國與第三世界屬于同一戰線，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他多次強調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反對當時世界上把美國、蘇聯、中國稱為“大三角”的說法，指出“我們另一個三角，叫作亞、非、拉”。毛澤東特別重視與亞非拉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第三世界團結起來，使得工業國家，比如日本、歐洲和兩個超級大國，都得要注意一點。”毛澤東還指出：“我們是第三世界，我贊成第三世界的國家要互相幫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人怕蚊子，大國怕小國呢。”只有第三世界國家實現了團結，發達國家才會重視第三世界國家，才不會輕易招惹甚至害怕第三世界國家。

　　廣大亞非拉國家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力軍，他們不僅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中顯示了偉大的力量，而且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斗爭中也成為主要力量。20世紀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國家在獨立后逐步走向聯合國，它們以聯合國為基地反對霸權主義，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發揮了重大作用。此后，第三世界國家還逐步利用經濟手段反對霸權主義。1973年，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國家以石油作為武器，給西方發達國家以沉重打擊，世界經濟處于巨大的震蕩之中，使發達國家第一次真正感覺到他們的“特權”經濟如此依賴第三世界。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定將給整個的舊世界以決定性的摧毀性的打擊”。第三世界國家在各種場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關于亞非拉的國際戰略思想不僅為廣大亞非拉人民的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為中國外交提供了廣闊的國際空間。廣大亞非拉國家和人民始終對中國人民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朋友，不僅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支持中國，而且在重大國際事務問題上經常與中國站在一起。習近平在就任國家主席后出訪的第一站就選擇非洲三國和俄羅斯，他親身感受到非洲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感情“熱情似火”，充分說明毛澤東培育的中國與廣大亞非拉國家的友好關系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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