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漫步書市或可發現有關“蔣介石”的書越來越多，幾成熱門。對蔣介石的這種興趣并不局限于學術研究，普羅大眾似乎也越來越關心。除了關于“蔣介石”，即便是蔣身旁人的傳記似乎也能熱銷。以至于不少大陸出版社會主動接洽臺灣出版社或研究機構，希望引進臺灣方面的相關書籍，并以暢銷書的形式予以重新包裝。曾與某位熟識的臺灣教授聊起過這個話題。他非常不解地問我：“為什么現在大陸對蔣介石這么一位在臺灣早已褪去光環的專制威權人物如此感興趣?”

　　想來這股熱潮應始于多年前蔣介石日記的公開。

　　退居臺灣的蔣介石

　　深鎖胡佛的日記原稿

　　2006年3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布了《蔣介石日記》。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富爭議，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蔣介石日記的公布自然激起了海內外研究者的關注，甚至或多或少在大眾閱讀領域引發了新一輪蔣介石熱。目前，胡佛研究所公布了從1917年至1972年的蔣介石日記影印件。相較于該所收藏的其他資料，蔣介石日記顯得非常特殊。查閱者若想查閱記錄日記內容，那就必須兩手空空地進入閱覽室。期間，只能用胡佛研究所提供鉛筆、紙張來一字一句地抄寫，連使用電腦打字錄入都不被允許，復印、掃描更在嚴格禁止之列。盡管規定嚴苛，但“蔣日記”仍舊吸引了大批學人乃至愛好者紛至沓來，埋首于胡佛研究所。

　　時至今日，在學術界尤其是中國近代史領域，這部藏在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似乎已成為近代史研究者不得不看的“圣經”。但凡涉及蔣介石的研究，若不引用幾條“蔣日記”似乎便已有了史料上的“原罪”。而在大眾想象中，既然是蔣介石長達數十年的日記，那么其中必然存有大量歷史謎團的線索，若能深入挖掘或可改寫20世紀的中國歷史。于是，也有不少以暢銷書為目標的讀物也開始打出“蔣介石日記”作為賣點。然而，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待“蔣介石日記”公開之初的熱潮褪去后，圍繞蔣介石展開的各類“修正主義”研究，似乎并未有太多真正有價值的成果。

　　新瓶舊酒的最新傳記

　　2012年，前美國國務院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斗》(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信出版社，2012年)在大陸出版了簡體中文版，一度被視為近年“蔣介石熱”中最具顛覆性的著作。在宣傳陶涵大作時，便會強調此作參考了大量蔣介石日記中的內容。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書的英文版中幾乎沒有直接引用過蔣介石日記。而是在出版繁體中文時，陶涵在幾位華人朋友的幫助下在注釋方面做了大量補充和更正，所以中英文版相差很大。

　　前臺灣“中央研院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著名歷史學者陳永發卻認為“中文版可以說是另外一本新書”，同時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只要讀過蔣中正間接委托梁敬鐓和古屋奎二寫的傳記《蔣總統秘錄》，就不太可能對陶涵有關大陸時期蔣中正的正面評價，發生同樣顛覆性的新鮮感覺。”換而言之，陶涵在這部書中塑造的蔣介石形象，其實與過往國民黨方面“御用”文人的宣傳成果并無二致。此類形象對于大陸人來說或許新鮮，但對于老一輩臺灣人來說，那個近乎“偉大、光榮、正確”的蔣公形象正是他們在當年政治課本上所學到的樣子。與此同時，蔣介石臺灣時期的“愛將”郝柏村在出版其大作《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天下文化，2011年)時表示：希望蔣介石日記早日出版，客觀呈現史實。

　　然而，“蔣介石日記”公開乃至出版，就能夠“客觀呈現史實”嗎?又或者說之前海峽兩岸乃至海外的學術研究就不能“客觀呈現史實”了嗎?

　　答案或許沒那么簡單。

　　日記不等于歷史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維開可算是最早接觸蔣介石日記的第一批研究人員。早在20世紀90年代，他尚在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工作期間，便曾系統地研讀并整理過蔣介石日記。在論及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時，他指出：“蔣介石日記公布前后，蔣介石研究情形并無太大變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此前陸續公布的各類檔案，已經可以大致解釋蔣介石在主持軍政事務時所面對的問題即處置過程。

　　日記的公開只是加了幾個注腳，或者說讓研究者可以更細致地去探究一些問題，例如“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究竟是否見過周恩來。但是，對于大部分整體結論并沒有顛覆性的影響，更不用說能去推翻之前的大部分研究。實際上，即便如1968年10月前后，前蘇聯曾試圖聯絡臺灣方面共同反對北京政權這樣的“驚天秘聞”，早在蔣日記公布前便已通過各種渠道對外披露過。如前臺灣新聞局長魏景蒙日記中披露的檔案(《蘇聯特務在臺灣：魏景蒙日記中的王平檔案》，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而蔣日記則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版本的生動敘述(1968年10月)。

　　若熟悉近代以來史料之特性，對此情況便不應感到意外。史學前賢陳恭祿在《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中華書局，1982年)中對近代以來名人日記的特性有過一針見血的解讀。他先指出“日記的作者，出于顯要的地位，接觸面廣，處理的事務較多，根據其親身的經歷，或本于見聞，逐日把它記下，其中有政治內幕消息，處理事件的是非、得失及當事人所負的責任等，常為重要的史料”。但行文至此，陳先生話鋒一轉，尖銳地指出上述種種“是我們的想法，事實上殊不盡然，達官貴人忌諱多，而常欲避免嫌疑，不愿于日記中表示意見”。當前中國近代史領域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羅志田在論及“日記”時，也曾提醒：“日記在中國本是一種帶‘創作’意味的思想和學術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記其實是作為‘著述’在撰寫。”(《日記中的民初思想、學術與政治》，《東方文化》，2003年第2期)

　　作為修身手段的日記

　　宋朝以降，中國士大夫或自詡士大夫者多將日記書寫當作一種修生養性的方式。晚清經學家王闿運曾如此評論晚清重臣曾國藩的日記：儒家所謂日記，主要目的在于自省策厲，日記偏重修身、為人之道，是其習慣（《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王闿運序》）。蔣介石一生提倡“四維八德”、推崇陽明之學，并視曾國藩為榜樣，向來以“圣賢”自居。于是，蔣日記中相當大一部分內容便是自我道德修養的心得與教訓。除了每天日記中有大量類似今日“心靈雞湯”、“成功學”般的人生感慨外，還會每周、每月、每年都書寫周反省錄、月反省錄以及年反省錄。而在中國文人的書寫習慣中，常帶有非常濃烈的“自訟”傾向，即會批判、反省自己的道德缺失，這也正是宋明理學的重要特征之一。

　　蔣介石喜好在日記中大談修身之道以至于不放過任何細碎之事來“言傳身教”。例如在1953年4月19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就寫過一則“軼事”：“正午為樓下拷釘擾亂思慮，惱鬧甚激，但得動手而未打，尚怒中能自制也。”雖然，貴為“總統”、“總裁”之尊，竟差點親自動手“教訓”裝修工人已屬罕見，但蔣在日記中期望突出之重點則無疑是“尚怒中能自制”的修養成果。在日記中進行的“自我暴露”、“自我批評”、“自我反省”，皆完全自恰于其整個價值體系，也無礙于其展示道德修養之高尚。

　　在蔣介石心目中，日記在其身后或將與《曾國藩家書》等傳世名作等量齊觀，亦能為其贏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譽。蔣介石教育自己親信部下的辦法之一便是印發他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記，希望他們從中亦有所悟。蔣經國由蘇聯歸國后，蔣介石更時常讓其閱讀自己的過往日記，借此來教育兒子。與蔣同時代的政治人物日記中，《林森日記》、《閻錫山日記》也呈現出這種特點。另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日記的寫作也有一個逐漸“規范化”的過程。其早年日記并未形成近乎格式的寫作套路，大多隨意簡短聊聊數語記載每日見聞，也很少談大道理。例如1923年訪蘇期間的日記基本都是簡短的游記隨筆。執掌國家大局后，蔣日記中借“著述”以“修身”的味道也越來越濃厚。

　　日記與各類官方記述的關聯

　　除了借助日記來“修身”外，蔣介石希望將自己的日記打造成為日后有關自己歷史敘述的基礎資料，因此他長久以來，非常重視個人日記及其他個人資料的保管、修繕工作。蔣介石在工作之余的一大嗜好便是審閱過往日記，甚至會“展閱舊日記不忍釋卷”（1953年4月5日）。抗戰前，蔣介石將包括日記在內的個人資料交由啟蒙老師毛思誠保管。之后，毛思誠也依據這些材料為蔣介石“量身打造”了《自反錄》與《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同時，毛先生還仿照《曾文正公日記類抄》的格式整理《蔣介石日記》，編有《蔣介石日記類鈔》。1938年毛思誠去世后，日記的保管整理工作便由將公“大秘”陳布雷負責。直到1948年陳布雷自殺前，他一直在依據蔣介石日記等資料來修撰蔣介石的“起居注”——《事略稿本》。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后，這批資料被運至桃園大溪，成立蔣介石個人的資料室，并在此基礎上成立“總裁事略編纂室”，先后編輯了《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及《總統蔣公大事編年初稿》。

　　除了官方機構正式出版的言行記錄外，蔣介石同樣很在意面向廣大民眾的個人傳記書寫。早在北伐時，諸如“蔣總司令小傳”、“蔣總司令凱旋記”、“蔣總司令軍簡”等等的文章就已鋪天蓋地，占據全國各大報刊的版面。有鑒于此，蔣便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位可靠作者來編撰一部“官方授權”的個人傳記。第一部獲得其本人認可的傳記采取了“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進行操作。曾在龍溪中學教過蔣介石英語，后在國民黨內負責國際宣傳工作的董顯光早在1937年就用英文寫了一部蔣介石傳記。兩年后，此書被翻譯為中文在上海出版，取名為《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這部傳記是“經蔣委員長特許出版”，在序言還曾特別強調了此點，以標榜正統。國民黨政權遷臺后，這部“特許出版”的傳記在增補大量內容后又以《蔣總統傳》為名出版。修訂期間，蔣介石曾親自召見董顯光耳提面命，指出需要改正的錯漏之處并口述了大量內容。而董顯光也大量引用蔣介石日記作為其寫作的基本素材之一。另需指出的是，董顯光在1947年便當過行政院新聞局長。國民黨政權遷臺后，他更成為蔣介石最重要的心腹之一，先后出任《中央日報》董事長、國民政府駐日大使、總統府資政等要職。

　　此外，蔣介石晚年時還曾間接委托時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梁敬鐓與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古屋奎二寫過另一部傳記，即前文曾提到的《蔣總統秘錄》，并在日本《產經新聞》和臺灣《中央日報》上連載過。這部《蔣總統秘錄》首次公開披露了大量蔣介石日記。《產經新聞》在發表這部“秘錄”時便宣稱：寫作時直接參閱了蔣介石日記，很多日記內容也是首次對外公開，從中可以看到蔣介石作為領導人的真情實感與偉大思想。不過，此書出版前后正值日臺“斷交”，立場保守的《產經新聞》希望向日本民眾宣揚蔣介石的功績，而國民黨政權同樣有此考慮。日本著名民國史學者、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便指出：“《蔣介石秘錄》不是學術性的著作，而是宣傳性著作。”

　　在上述各部有關蔣介石的“官方”、“半官方”論著中，《蔣介石日記類鈔》、《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事編年初稿》及《蔣總統秘錄》可被視為蔣介石日記的“副本”或“摘引”。臺灣“國史館”亦編有《蔣中正總統五記》，摘錄部分蔣介石日記，分別以“困勉記”、“游記”、“學記”、“省克記”及“愛記”分門別類予以出版。但無論是參閱哪個版本的蔣日記又或是直接看原本，若只是單純地照搬蔣介石日記中的內容，那么其學術價值自然大打折扣。若希望能在名人日記中搜尋“現成”的歷史真相，則多半會失望而歸，蔣介石日記也不例外。事關黨政軍機密的“歷史的真相”斷不會如此簡單地“躺在”某人的日記中，坐等后人去挖掘。

　　日記作為個人情緒的宣泄場域

　　相較于黨政軍方面的史料價值，蔣介石日記最大的亮點反倒是來自其私人生活或曰“八卦”。2011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將兩岸圍繞蔣介石日記展開的某次學術研討會之論文與評論結集成冊出版，取了一個非常學術化的名字：《蔣介石的人際網絡》（汪朝光主編，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其中的討論除了傳統偏重政治軍事的“硬歷史”外，更多則是聚焦于蔣介石“私領域”的話題，諸如：閱讀習慣、家庭背景、成長環境、親緣網絡乃至情愛關系。實際上，這本論文集在臺灣出版時便改了一個更直白或曰“八卦”的名字：《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時報出版社，2011年)，想來或許反倒更為貼切。

　　不同于檔案材料，日記作為私稿，確實更能反映記錄者私人生活的情況。目前，不少關于蔣介石的新近研究便試圖探討蔣私人生活方面的問題，諸如性格、親緣、人脈乃至其感情糾葛。蔣介石在日記中敘述個人隱私時，確實顯得相當誠實。在與陳潔如交好時，日記中甚至有“昨夜與潔如纏擾”(1925年5月23日)這般頗為露骨的文字。此外，早年日記中也不乏“出入妓館”、“見色起意”之類似乎并不那么光彩的故事。即便到了晚年，蔣介石對男女授受不親之類的問題仍非常介懷。例如遷臺后某天夜宴美國女參議員。告別時，女參議員忽然擁抱蔣介石。“受寵若驚”的總裁有點手足無措，事后耿耿于懷很久。不僅記在日記中，還在寫周反省錄時特別提及，寫道：“余不知所措亦向之擁抱并嗅其頰，此實為平生以來第一次經歷也。”(1953年6月5日)

　　當然，日記中也能讀到蔣介石作為普通人的煩惱與無奈。例如在敗退臺灣后某次“與妻車游頂北投，途中忽言其悲觀心理并屢言如余不在臺灣必留美不回矣。言下甚悲，可憾”(1953年4月28日)。而蔣介石在退居臺灣后亦久未習慣，甚至把軍中包括“同性基情”之類的“亂象”全歸咎于當地環境，稱：“臺灣氣候與地勢皆可使人性反常變質，軍隊之自殺風氣與以下弒上及同性愛之仇殺皆為例。”(1953年5月13日)。同時，蔣也會在日記中發泄怒火，由于擔心大陸取代臺灣在聯合國之席位，就曾在日記中言辭激烈地寫下“決無‘共匪’參加之事，否則世無公理，人類必將滅絕矣!”這樣情緒性的詞句。而與胡適的交往過程中，蔣介石在日記里的抱怨同樣會讓讀者頗感意外。1958年4月，胡適正式返臺就職。4月10日，蔣親自出席胡適的就職典禮，發表講話談及中國共產運動與當年五四運動之關聯等等議題。未料想胡適在隨后的發言中竟公開予以駁斥和糾正。結果，蔣很有“風度”地笑納了胡的意見。然而，私下則又對胡多了一分厭惡。在日記中，他將當日之“遭遇”視為其一生中的奇恥大辱，盛怒之下竟夜不能寐。

　　應證其生活細節的種種

　　除了情感糾葛外，通過翻閱蔣介石日記，還可以大致勾略出他一天的大致行蹤。軍人出身的蔣介石，生活極為規律，甚至可以說是“幾十年如一日”。

　　1949年遷臺后，更是如此。他典型的一天一般開始于清晨5點至6點間。由于宋美齡有晚睡晚起的習慣，所以蔣一般會持手電筒靜悄悄地起身去盥洗室。洗漱完畢，先喝熱開水，然后就開始在陽臺上做體操，唱贊美詩。每當唱至“天父”、“偉哉”之類的頌詞時，他甚至會脫帽向東方敬禮。完畢后，返回室內靜坐禱告。而每天日記的書寫，也大多在早上進行。蔣寫日記時常會記錄前一日的見聞以及當日的計劃。寫完日記，會粗粗翻閱主要報刊，勾出感興趣的文章，讓秘書在早飯時念給他聽。10點前后，蔣介石會入府辦公。上午一般會召見人員或舉行會議，交待各項任務。若無特別事宜，都會返回寓所吃午餐。餐后，午睡片刻。當然，偶爾也會睡過頭，還會為自己的懶惰在日記里進行“懺悔”與“反省”。下午的時間多用來處理公務如批閱呈遞來的文件，又或處理私人事務如翻閱整理日記，草擬講稿等等。傍晚時，常與宋美齡搭車兜風出游或散步。晚餐后，則多讀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書，范圍從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一直到拿破侖語錄、黑格爾論著，可謂五花八門。總體而言，他似乎更喜歡看儒家經典，而不似毛澤東那樣喜讀各朝筆記野史。北大歷史系的王奇生教授便曾通過梳理日記來研究蔣介石的閱讀習慣。

　　在每日作息時間上，蔣有著職業軍人特有的嚴格。除非晚上有應酬，否則蔣介石肯定會在10點至10點半左右入寢，幾乎雷打不動。雖然蔣介石與宋美齡喜歡在官邸看電影，但只要“Bed time”臨近，無論影片多精彩，他還是會毫不猶豫立即叫停而回房睡覺。以至于在副官印象中，蔣介石幾乎沒有一口氣完整地看完過一部電影，都如連續劇般分多日才能看完。在日記公布以前，蔣介石的這些生活情景僅能從一些他身邊人的回憶中窺得片段，例如其副官翁元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中華書局，1994年)、葉邦宗的《蔣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與一段遭留白的歷史》(四方書城，2002年)、秘書周宏濤的《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天下遠見，2003年)。蔣日記公布后，一定程度上驗證了之前這些人的回憶，更進一步豐富了蔣作為政治領導人的生活細節。

　　蔣介石日記的書寫邏輯

　　日記中的蔣介石并不等于現實中的蔣介石，正如過往大陸“妖魔化”宣傳中的蔣介石以及臺灣歌功頌德中的蔣介石也都不等于現實中的蔣介石。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于三月三十一日對公眾公開蔣介石早年日記

　　雖然，日記帶有強烈的私人屬性，但仍無法脫離社會權力關系，尤其是像蔣介石這樣的身份顯赫者的日記更有其書寫邏輯。如此說并不意味著蔣介石有在日記中刻意作假的嫌疑。就目前公布的日記來看，學界普遍認為蔣日記中對大部分歷史事件敘述并未肆意捏造。不過，問題在于究竟哪些事情會被寫在日記中;哪些后世研究者眼中的重大事件卻又被他一筆帶過又或是干脆只字未提。

　　如果只讀日記，很容易得出一種蔣介石整日“不務正業”的印象：四處講演、讀書看報、愛好旅游兜風、虔誠祈禱甚至熱衷神學讀物的注解，還對“民族往何處去”之類宏大近乎哲學的問題情有獨鐘，真正用于國家大事的時間似乎反倒不多。所以，不少研究者認讀蔣日記時，總會一個相似的疑問：為什么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卻偏偏不記。寫與不寫之間，寫多寫少之別，便是所謂“書寫邏輯”的關鍵所在。

　　實際上，日記所呈現僅僅是蔣介石的一個面相。而在檔案等其他資料中，則可以看到另一個縱橫政壇、運籌帷幄乃至不擇手段的專制領袖。在日記中，斷然不會看到蔣介石如何策劃打擊異己，又或是如何以暴力手段進行制裁。

　　1945年9、10月間，蔣介石秘密部署反對“云南王”龍云，但在日記中卻幾乎只字未提，只見諸如“更覺國家非貧，人民非貧，而在私與懶，因懶乃貧乃愚乃病乃亂矣”(1945年9月30日)此類感慨。另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吳國禎事件、孫立人事件中，在事發前后的蔣介石日記中只能讀到他對兩人“妄為”如何之痛心，卻不見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制定政治斗爭的權謀。吳國禎在其回憶錄《夜來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的解讀與蔣介石日記的表述自然也是大相徑庭。

　　蔣介石寫日記時，多少應該設想到其日記內容多年后可能會公開。與其同時代的名人寫日記時，更多都是“為人”而非“為己”，即寫日記時便預期是為大眾讀者而寫，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胡適日記》、《郁達夫日記》等。在蔣日記中，不乏隱私(如個人感情經歷)與言辭過激(如痛罵部屬、政敵乃至親友)的敏感內容，因此蔣介石的預期或是透過“事略稿本”、“日記類抄”這樣經過濾后的“二傳手”來對外發布，而親近者則可以讀到日記原本并以此來修撰有關蔣的史書。

　　如此操作的動機可能是希望通過此類“經權威修訂的日記版本”，在歷史上保留自己的話語權，繼而展現自我意識，影響后世對其功過的評價。與之相較，某些歷史人物則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處理方式，即干脆不留下多少有關個人生活的書面記錄，或許反倒給予了后世更多的詮釋空間，以至于對其某些方面的評價總是翻來覆去或日益極端化。

　　蔣介石日記的公布自然是豐富了很多歷史資料，印證了很多事情，尤其能為后人研究提供非常多的線索。但是，在沒有其他資料補充下，其使用仍要相當謹慎，更不應讓自己的視野受其局限。況且，日記中的大部分內容并不足以徹底改變以往對蔣本人的基本看法。日記固然有著重大的史料價值，但也只是進入蔣介石內心、了解蔣介石這個人的一種途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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