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與136部 隊 合 作 開 始 建 立 我 們 的 機 動 隊

　　【導讀】老實說，“張紅”同意了全部條件。英國人則樂不可支。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進展，萊特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他的看法深受緬甸戰局發展以及覺得英國正策劃由盟軍反攻馬來亞的印象所影響。他于1944年10月在離吉隆坡北部不遠一個名叫雙文丹的雪蘭莪市鎮附近的森林召開了一次高級干部會議。我在場，我的親密戰友、霹靂人民抗日軍司令廖偉崇——英國人和馬共游擊隊戰士一般都比較喜歡稱他為ITU，也在場。我們倆被迫從霹靂徒步前去出席會議，全程共走了兩個星期。基于安全上的原因，這一次我們決定拒絕使用任何形式的普通交通工具，即便是自行車。

　　萊特在會上向來自柔佛、彭亨、雪蘭莪和霹靂的干部發表了極其重要的講話。他預言，盟軍海上反攻即將到來。他說，黨應該為此作好準備。中央書記還通知會議，他已和英國人簽署了一份文件。文件上寫明，黨已同意和即將到來的盟軍合作。這點顯然是參照1943年12月布蘭丹協議的規定。不過，萊特只是籠統地說說而已。他告訴這些高級干部，他已經同意和英國人合作，作為回報，英國人將幫助我們。他說，英國人的援助，不論是武器彈藥或資金，將會到來。接著，他為了使我們游擊隊伍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適應未來行動的發展，又給我們概述了一個全新的途徑：從今而后，我們必需把軍隊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公開隊”。它將和英國人合作，實際上其職能是一支英國軍隊。另一部分是包括黨在內的“秘密隊”。當時機成熟的時候，這支秘密部隊就應獨立自主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萊特的談話給我們清晰的印象，就是我們的秘密部隊日后將要去打英國人。

　　一旦預期的反攻到來，我們就要把抗日人民軍的稱號改為民族解放軍，把抗日同盟的稱號改為民族解放同盟。在盟軍部隊蹚著海水登上岸時，我們的游擊隊就應該準備去接管盡可能多的領土。萊特提出必需盡力搶占小城鎮，越多越好。大家都非常賞識他這個觀點，就是我們不能指望去占領像怡保、檳城、吉隆坡和新加坡那樣的中心城市。他展望了我們的游擊隊接收小城市的銀行、郵局、火車站的必要性。他沒有提到警察局，不過在我們心里都清楚，警察局也是我們必須占領的目標之一。我們也考慮在已接管了的城鎮建立我們自己的行政機關。萊特的談話，無異是吹響了令人振奮的革命號角。我們為之動容，情緒高漲。

　　雖然我們一直等到三年后才知道,黨關于把產業工人工作置于軍事行動之上的組織政策，原來是按照日寇的旨意做出的。但是，為什么這位馬共領袖之后又突然改變政策呢?整個太平洋和歐洲戰場戰局的發展如今表明，日寇必敗。萊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重投英國人懷抱，為此，需要給黨重新定位。那么，為什么要規定建立一支秘密軍隊?萊特是在玩兩敗俱傷、漁翁得利的把戲。通過雙文丹會議，萊特已經認識到，黨的隊伍，當然還有人民抗日軍內部，要求加強軍事行動的情緒壓倒一切。此時此刻，他的權力基礎已經式微，他沒有更多的選擇，只能選擇出來遷就我們成員中的普遍意見了。

　　在雙文丹時，沒有人能夠預料到日本會無條件投降。我們大家都以為東京將負隅頑抗。自然，我們當時也沒有估計到原子彈這類武器的威力，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后果。

　　萊特的建議得到黨的一致支持。我們的討論接著轉到預測日本戰敗后，英國人會回來找我們，而且會要求我們放下武器，解除武裝。而后來發生的事實證明，這個預測還是很正確的。不過，我們將不會理會英國人的要求，并且決心從今而后，把殖民主義者當作斗爭對象。在這件事上，萊特決定對日本人隱瞞黨的秘密。

　　就這樣，來自柔佛、彭亨、雪蘭莪和霹靂各州的代表，陸續回去各自的總部，開始為籌建馬共軍隊的秘密分支——它很快就為人熟知的秘密隊而忙碌。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來掩蓋這些活動，不讓戴維斯一伙知道。我肯定他們懷疑我們在背后搞鬼，但我不認為他們清楚知道我們在做什么。

　　1945年2月1日，簡直是難以置信的一天：和錫蘭的電臺聯系接通了，令戴維斯可以開始向東南亞司令部發出自1943年以來他所儲藏的各種重要情報了。形勢逼人，此時當務之急是和馬共進行正式討論，以便1943年12月協議可以開始實施。戴維斯要求我盡快把“張紅”請來這里。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來安排這次會晤。與此同時，兩邊電臺互通后，使英國皇家空軍解放者號可以斷斷續續地開始用降落傘空投供應品的行動了。

　　戴維斯邀請我于1945年2月到打芭至美羅公路附近的一個錫礦場地區觀看霹靂的第一次空投。當兩名136部隊的白種人軍官、兩名電臺收發報員和兩噸的物資從天而降，準確地降落在空投區時候，全場雀躍萬分。最初的多次空投行動，都“盲目”投到不知去向。于是，戴維斯通過他的電臺協調這個行動。我則通知他我們控制下的特定地區，尤其是吉打和霹靂的有關情況。這一情報最后就由電波傳送回錫蘭，并根據它行動。

　　與“張紅”之間有關實施協議的重要會議，于4月16日舉行。地點在為此次會議而建的一個臨時游擊隊營地，位于原來的布蘭丹營地不遠的次生林和山腳中間。事情就那么巧，我那時剛從嚴重的虐疾病襲擊中恢復過來。萊特和布隆姆的情形就更糟。布隆姆受到各種熱帶疾病的折磨，依然一副弱不禁風的身子。他得用一根藤當拐杖，還要戴維斯和查普曼攙扶著行走。“張紅”則寸步難行，為了他，我不得已找了一個離公路較近的開會地點。結果，我們處于被日寇巡邏隊發覺的極大危險之中。

　　盡管會議參加者個個病容滿面，會場上卻是充滿和解、樂觀、歡快，近乎欣喜若狂的氣氛。英方這邊，這一次的代表有戴維斯、布隆姆、查普曼、以及一名136部隊軍官詹姆斯-漢納中校和一名電臺收發報員漢普勒曼下士(無線電發射機就是他帶來的)。我在7個星期前霹靂第一次跳傘行動中曾目睹漢納和漢普勒曼從空而降。馬共方面的代表有“張紅”、ITU司令員和我。英國人如今在開始準備他們的卷土重來，而ITU這類搞武裝的人需要對即將發生的一切作出評價。在會議期間，對“陳春林”的失蹤完全只字不提。

　　戴維斯要求我們擴軍。東南亞司令部軍官們就一個州一個州審查擴軍的可能性。例如，在霹靂，他們要我們把部隊擴充至800人。而我們霹靂游擊隊當時的實力總共約500人。英國人的目標是要沿著半島以西跟南北大道平行的鐵路線建立一個游擊隊網絡。整個計劃是這樣：當盟軍反攻時，我們的游擊部隊將用于襲擊日寇的新加坡后勤基地兩個主要補給線必經的公路和鐵路目標。戴維斯還建議空投武器來武裝我們的擴充部隊，并就現有的武器類型和彈藥需要量作了詳細的討論。他補充說，空投物資里將會有金條和假日本軍幣，以便我們的部隊可以用來購買糧食。他們每個月將給我們軍隊總額高達3000英鎊的財政資助。此外，還會空投各種額外的食物。

　　英方強加于我們的主要條件是，馬共必須接受東南亞司令部打算空降在馬來亞的所有 聯絡官。而每個聯絡官都有一個排的辜卡兵隨同。我們還必須接受另一原則，即所有連級以上的游擊隊，都必須設一個總聯絡官的制度。總聯絡官將會在武器彈藥之前先到達。他們因此能夠監督武器彈藥和其它各種軍用物資在游擊隊里的分配工作。

　　在會議休息期間，而且是在英國人聽不到的情況下，ITU問“張紅”：一排排的辜卡兵的到來會不會對我們在雙文丹會議上披露的計劃帶來嚴重的威脅。“張紅”一聽馬上回應說：這是杞人憂天。他解釋說，英國人只能在每個駐地有一個排的辜卡兵，而我們的部隊在這種情況下的兵力都超過一個連。

　　老實說，“張紅”同意了全部條件。英國人則樂不可支。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七章)

五

　　打還是不打 殖民統治卷土重來

　　【導讀】此時，我心里思緒萬千。過幾天，我就要坐火車前往新加坡和萊特進一步討論他提出的有關重整黨的政治結構，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形勢問題。

　　在充滿期待和激情的熱烈氣氛中，我于金寶附近小市鎮阿逸古寧召開了霹靂黨州委會8月會議。當我的秘書沖進會議室宣布日本已經投降時，我正主持有關黨的一般事務的討論。他是在收聽電波特強、馬來亞都可收聽到的全印度電臺廣播時，收到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的。這一天是8月16日中午剛過。在會議室里爆發出一陣歡呼聲之后，我隨即把議題轉為檢討一下如何更好地貫徹萊特之前的十月指示。此時，為了反映我們的運動是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們在策劃著為我們的游擊隊和政治機構重新命名。此外，我們也在如何有效地調配我們的秘密隊，以及如何加速擴充我們的森林武器彈藥庫方面，早就做了不少工作。如今的問題是處理好一些尚未解決的零星問題，以及為我們自己同即將卷土重來的英國人較量做好準備的時候了。

　　在會議的第二天，我們霹靂派駐吉隆坡的一位中年華族女交通員捎來萊特一封信。信里，他命令我即刻趕往首都見他一面。全體與會同志都意識到它的緊迫性，并且一致同意我回來后應立即繼續開會。我趕上第一班火車，抵達吉隆坡火車站時，跟一位來接我的同志碰了面，并由他護送我前往黨在雪蘭莪的新總部。這個新總部是剛從雙溪烏魯麻瘋病院搬過來，就在附近一位英國人種植園經理的別墅。這一天是8月19日。

　　我來遲了幾個小時，錯過了見萊特的機會。他們告訴我，萊特有急事趕往新加坡了，不過臨行前留下了特別指示，由與我職務相當的雪蘭莪負責人交代給我。他就是楊果。

　　我原來就與楊果見過面。那時，我還是個年輕學生積極分子，在抗敵后援會活動。有一次，在檳城舉行了有霹靂、吉打和檳城本身代表出席的干部會議。楊果也參加了這個由后援會北馬局當時主要負責人黃望青主持的會議。楊果還是他的助手。(黃望青1973—1980年出任新加坡駐日本大使)

　　楊果很早就當上馬共的職業干部。他聰明伶俐，熱情肯干，忠于事業，很快就被提拔為檳城市委會成員。黨后來調他去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期間，他也是市委會成員。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英國人逮捕了他。隨后新加坡殖民當局把他驅逐出境，并把他和一批被流放的黨員、支持者一起用船運回中國。可是，當這艘船在開往香港的航程已經過半的時候，日本人開始入侵英國這塊直轄殖民地。于是，這艘船立即掉轉船頭開回原來啟程的港口。楊果在新加坡一上岸，又成為一個自由人。在日寇攻占這座孤島之前，他就已經轉入地下。

　　我們于1945年在雪蘭莪的會面，是楊果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第一次機遇。他交給我兩份文件。一個是有關黨在日本投降后將立即提出的八大主張，另一個是萊特在雙溪烏魯會議上的一個演講綱要。此外，楊果還給了我他自己對這兩個文件所寫的心得筆記。

　　這位雪蘭莪州委書記告訴我，萊特在前一天就急急忙忙以中央名義于雪蘭莪黨的辦事處召開了一次3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萊特本人、楊果和雪蘭莪一位高級負責人。除了向與會那兩個人發表演講，萊特還提出八大綱領，并獲得大家同意在黨內傳達。馬共將于8月25日正式發表這個文件。

　　我一面閱讀即將發表的文件草稿，心一面往下沉。它要求黨：

　　1. 支持蘇聯、中國、英國和美國建立一個新國際安全組織;

　　2. 建立由各民族選出的代表組成的馬來亞民主政府;

　　3. 鏟除日本法西斯在馬來亞的政治制度;

　　4. 實行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確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合法地位;

　　5. 改革國家教育和社會狀況;

　　6. 改善生活條件，發展工商業，幫助貧苦大眾;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

　　7. 穩定物價，懲辦賣國賊、貪污分子、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分子;

　　8. 優待人民抗日軍，撫恤為盟軍事業而犧牲的烈屬。

　　我意識到這個綱領平淡無奇，完全是對即將卷土重來的英國人采取綏靖的政策。它措詞空洞一般，根本沒有提及馬共關于實現民族自決的基本目標。它對所有那些在整個淪陷歲月站在第一線為黨的事業而浴血奮斗的人，無異是一個沉重打擊。楊果的筆記和口頭解釋，加深了我的沮喪和失望。他描述了萊特在會議上的指示跟十個月前雙文丹會議的指示，無疑是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中央書記如今堅決地反對黨采取激進立場。他說，目前是改變政治立場的適當時機。他號召在和英國人合作的同時，應集中力量于組織勞工和打入工會的活動。這完全是原地踏步。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我們公開解散我們的公開部隊和暗中解散我們的秘密部隊。唯一保留給我們的一絲渺茫的希望是，他指示把我們的秘密部隊擁有的全部武器保存起來，并儲存在森林里的儲藏庫。我們要從事和平斗爭。

　　萊特在雙溪烏魯會議上匆匆忙忙地成立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使我更加大惑不解。打從我和戴維斯、布隆姆、查普曼開始交往起，這三個英國人就已重復要求同黨的最高司令部代表接觸。除了在英國人向日本投降后的一個極其短暫時期，實際上在整個淪陷時期并不存在什么馬共最高司令部。我只好一再敷衍，推說什么囿于交通聯絡問題，要同我們最高司令部的負責人聯系非常困難。為了黨的榮譽，我總是覺得絕不該向他們透露我們其實缺乏軍事上的協調。如今戰爭結束了，我突然間才發現，我已被委任為“三粒星軍”的第二號人物。萊特自任總司令，我是他的副手，接下來是我們雪蘭莪第一獨立隊司令員劉堯。我以這個新頭銜，奉萊特之命去雙文丹見戴維斯處理緊急事務。又一次，我們黨內沒有任何人對我們中央書記的睿智提出質疑。他是共產國際的代表，而他身上始終籠罩著這個光環，盡管我們知道共產國際早已于1943年解散了。

　　當我抵達雙文丹時，我是以游擊隊第二號軍事司令員身份去見戴維斯。我自然可以理解，他搞不清楚我在馬共組織里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我和他于1943年9月在實牙力第一次見面時，也就是在他乘潛艇剛登岸后不久，我是以霹靂州委會黨代表的身份和他接觸。在1943年12月戴維斯和“張紅”之間舉行的達成我軍和東南亞司令部合作的重要會議上，我是以中央聯絡員的身份參加的，隨后我就成為戴維斯直接和黨最高領導層聯系的聯絡人。如今，隨著日本投降，我忽然搖身一變成了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事情的真相是，我完全沒有決定任何一項軍事政策的實權。戴維斯知不知道這個實情，我無從查清。

　　戴維斯自己正處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他完全不知道馬來亞日軍對自己天皇的投降令會采取什么態度。他幾乎可以肯定將會得到情報說，有一些日軍部隊因為不齒于當戰俘，正考慮違抗裕仁命令，負隅頑抗。更有甚者，戴維斯對馬共最終意圖深感懷疑。這位前殖民地警官在馬來亞淪陷歲月處于地下活動的日子以及跟我們打交道的時間都很久了，足于讓他清楚了解我們全黨同志非常渴望爭取馬來亞的獨立。

　　戴維斯從電臺通訊獲悉，原來準備反攻的英軍部隊——如今變成卷土重來的殖民占領軍，至少要三個星期后才能在馬來亞的灘頭陣地登岸。誰將會在這段過渡時期控制這塊土地呢?戴維斯知道，在英軍到來之前，馬來亞和新加坡這種無政府狀態充滿危險。英國軍隊及其英聯邦友軍，尤其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隊，在剛慶祝完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勝利后，非常有機會立即卷入馬來亞的一場反殖民主義的游擊戰爭中來。

　　就我個人來說，我完全支持繼續打下去的主張，可是萊特在雙溪烏魯會議上的指示，把這一希望粉碎了。不過，我還是盡可能快地趕回霹靂。如今，我得面對一項并不值得令人羨慕的任務，就是去向我們霹靂和吉打的部隊傳達要他們至少暫時解散的命令。

　　當然，我和戴維斯于8月22日在雙文丹會面時，我不會向他流露自己遭受挫折的情緒。他則通知我，他很快就要動身去吉隆坡，到了那里，他將設法和日本駐雪蘭莪總督SHOURA KAKAMA中將聯系。他希望在馬來亞和新加坡能夠建立某種臨時指揮機構來維持秩序，直至英軍登陸為止。戴維斯要我立刻陪他到首都。他答應由東南亞司令部負責我的所有住宿，同時表明他將依靠我幫助他處理把政權從日本人手上順利移交給英國人控制的事宜。這只是一種委婉的說法。我看得出他的用意是想利用我來阻止馬共游擊隊可能起來反對即將卷土重來的英國人的利益。我以我在霹靂有急事要辦為借口，婉拒了他要我立即陪同他去吉隆坡的邀請。分手前，我答應他，等我完成北上任務之后，就會即刻來行政首都和他會合。

　　現在是8月25日，黨內的革命氣氛空前高漲。我們游擊隊的絕大多數部隊，這七天來都在摩拳擦掌準備把武裝斗爭進行到底。不過，斗爭對象如今變成了卷土重來的殖民地政權。

　　日皇裕仁8月16日東京廣播發表后數小時，馬來亞各地的日軍司令部就開始向馬共作出試探，表示想與我們談判。他們清楚表明，他們很愿意不顧投降命令，盼望與馬共和我們的游擊隊結成某種聯盟。

　　日本人像我們一樣，非常渴望和即將卷土重來的殖民主義軍隊作戰。如果我們決定這樣做的話，他們寧可參加我們的斗爭，也不愿當戰俘。我們分別接到森美蘭、霹靂和吉打日軍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有關這方面的具體建議。在柔佛，我們也收到由較低級的軍官發出的類似建議。柔佛州委會成員之間為此展開了激烈辯論。可以說，當時游擊隊伍中間渴望把斗爭矛頭轉向殖民主義者并接受日軍建議的呼聲，占了絕對上風。在我不在現場的那個狂熱紛亂的星期里，一整營又一整營的日軍已經作出表示，他們愿意帶著大量的武器彈藥參加到我們這邊來。

　　例如，我們吉打州的軍事負責人阿和就曾經同該州最高級的日本軍官進行特別會談，其目的是要在該區建立一支由馬共和日本人組成的聯合部隊。在霹靂，日方一位少將軍銜的高級司令員和我們州委會副書記愛克之間的談判，就于太平的日軍總部舉行。而愛克是我不在霹靂期間代表我出席。日軍總部原先是設在新加坡，幾個月前，當他們的情報機關判斷英國方面的反攻將從馬來亞北部開始，便遷移到太平。因此，實際上我的代表是在和控制著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整個日本軍事實力的司令部進行直接談判。

　　這位日本少將告訴愛克的話和日本軍官告訴我們吉打司令員的完全一致：“你們如果選擇打下去，我們一定支持你們”。我的代表毫不遲疑地立即答應，原則上馬共將會繼續打下去的。他還對這位日本高級軍官說，他需要幾天時間來研究具體細節。

　　因此，當我回去后告訴愛克一切情況都變了時，他極為震驚和難過。日本的突然投降，本來給我們提供千載難逢的時機促進我們的利益，而我們卻不去抓住它，寧可放棄它。和戰敗的日本人結成廣泛聯盟的機會，就這樣在我們的眼前流失了。雖然如此，這并不能妨礙約400名日本官兵個人靜悄悄地加入到我們隊伍來。他們一致覺得，接受向即將到來的英國人投降的命令，簡直是無法忍受的恥辱，同他們接受過的武士道精神訓練也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由于本身帶有種族主義思想，他們對于要臣服于白種人之下的未來深感恐懼。他們中有些人覺得，與其忍辱偷生，不如采用他們傳統的剖腹自盡的方式了斷自己。那些想加入我們隊伍的日本人，顯然要為自己這種做法尋找一個合理的說法。他們覺得，參加我們游擊隊，決不是和敵人為伍，而是組建一個可接受的亞洲人反對白種人殖民主義入侵者的大聯盟。這種事態的發展，相繼在每個州的地方上發生，而且避開英國人的耳目，但它最終將導致一個可怕的后果。

　　* * * * *

　　在此關鍵時刻，我擔負起責任來確保馬共各單位執行急轉彎的命令，一個跟無疑是大多數人傾向于把武裝斗爭進行到底的愿望相違背的命令。其時，我對萊特這個指示背后的動機以及它是否明智，從來不曾有過絲毫的懷疑。我相信它是來自有效運作的黨中央的意見。

　　即便是在讓戰敗的日軍加入我們的部隊來反對英國人這一具體問題上，我最后也將萊特提出的理由合理化。他堅持認為，黨在馬來亞只是在華人中間有著強大的影響力，而另一方面，在馬來人中間則很弱。他指出這是一個“發展不平衡”問題。他說，我們如果繼續打下去，就只能依靠華人的支持。其實，我們當時在鄉村馬來人中間贏得相當有力的支持。我們在霹靂就曾開始吸收和訓練馬來人，但日本投降打斷了這個計劃。

　　向霹靂和吉打各級黨委傳達萊特最新指示的任務又落到我的身上。吉打的同志們至今仍未收到1944年10月雙文丹會議的指示，所以，并沒有作出成立秘密隊的安排。這件事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他們的游擊隊的編制全部都是英國人所知悉，并且和各自的英國人聯絡官緊密合作。在我向吉打黨領導人說明這一新指示精神后，他們才采取緊急措施。結果，只有一半的公開部隊應要求而公開解散。

　　約有300至400名游擊戰士突然失蹤了。最后，吉打州委會得想辦法為這支突然不見的部隊收藏好武器，并把他們解散。只有霹靂和吉打的少數幾個地方的游擊隊，把我們的政治組織和軍事組織招牌的名字換了。同時也改換了我們的旗幟。到了9月初頭幾天，我完成了把黨從積極準備打仗的方向改變過來的任務。我必須使同志們冷靜下來，平息他們的情緒，制止過激的行為，甚至逮捕違抗命令者。我的精神和情緒差不多消耗殆盡。我用以下堅定不移的想法安慰自己，即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即刻開展抗英武裝斗爭，不過毫無疑問，未來的五年到十年，我們一定會這樣做的。

　　此時，我心里思緒萬千。過幾天，我就要坐火車前往新加坡和萊特進一步討論他提出的有關重整黨的政治結構，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形勢問題。

　　* * * * *

　　我在竹腳醫院附近的實利基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辦事處住了一晚。此時派駐我們新加坡總部的部隊，是從柔佛調來協助在日本投降后的余波中，維持法律秩序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幾個排。9月10日，這幾個排的戰士受邀參加在武吉班讓舉行的群眾大會。會場上，我們一批華族女游擊戰士，身著三粒星軍裝，頭戴三粒星軍帽，成為全場眾目睽睽的焦點。大會群眾極其贊賞我們的戰士。

　　原來，萊特計劃成立一個5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委員會。他提出的重組議程，在會上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順利通過。他繼續擔任黨的領袖和臨時中央委員會書記。臨時中央除他外，還有阿仲——失去聯系好久的在東彭亨的幸存老資格中央委員，楊果——雪蘭莪州委書記，陳勇——柔南書記和我本人。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八章)

　　1) 楊果，一位年輕的中學生，畢業于檳城某中學。這張就是從他的畢業證書上復印下來的照片。和我一樣，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投身革命運動。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抗敵后援會于檳城舉行的一次干部會議上。

六

　　怨氣像一鍋燒開的熱水在沸騰

　　【導讀】萊特這一冷血殘酷的命令，狠狠地給了我當頭一棒。

　　由于公眾對英國軍管政府的表現的不滿與時俱增，我又一次自馬來亞被萊特召見。這一次我緊急應召來新加坡，是為了參加萊特早先指定的五人臨時中央委員會的正式成立會議。這應該是一種臨時應急措施，直到一個符合當時形勢的永久性領導機構得以建立起來為止。我的老朋友ITU司令員，也應召前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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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新加坡的街道是那么靜謐。英軍已入城，我們柔佛州的游擊隊也已開了進來。我們晚上就在我們的實利基辦事處歇息。辦事處是棟大樓，戰前原是基督教青年會分會會所。日本人后來曾用來作警署。第二天，我們準備好前往牙籠某一秘密地點見萊特。

　　在經歷了前兩天豪情滿懷的南下行程之后，這次會議讓我們覺得有點虎頭蛇尾。萊特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一個仍然以他為領袖的臨時機構上面。會上，連一個新的或具革新精神的政策也沒有提出來研究。中央書記看來對自己在雙溪烏魯會議上提出的八大綱領被接受為黨的指導方針，頗為滿意。

　　作為一個剛被委任為中央委員的我，是該把州委書記的職位騰出來，并專注于總部事務的時候了。事實上，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而且看來一天比一天熱鬧。當地和地區發生的各種事件，加劇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緊張氣氛。我把我在霹靂的職務順利移交給愛克之后，又返回吉隆坡的洋樓工作。

　　原本希望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會改組為一支國防軍的廣大黨員深感失望，因為我們部隊發現自己要于12月1日解散了。這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事情。半島到處的軍事檢閱式上，可見到穿制服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列隊在復員儀式上向公眾致意。當然，他們都是我們的“公開”部隊，是按規定解散并須把武器交給有關當局。在所有這些場合，英國軍管政府高級官員都會即席慷慨陳詞，贊揚我們戰時的功績。而在幕后，我們的“秘密”部隊靜悄悄地解散，融入平民生活。這些游擊隊也把自己的武器交出來，不過，這一次是交給黨。大約4000件經正式途徑交給英國人，其它5000多件的武器都流入我們在森林的秘密武器庫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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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隆坡，我如今要同時兼管三個辦事處的事務。一個是黨的辦事處，另一個是我們稱之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軍人協會的辦事處，第三個是抗日聯合會的辦事處。退伍軍人協會是萊特搞出來的。我認為他搞這個組織的用意，是想在我們游擊隊奉命解散和交出武器之后，利用它來安撫和寬慰黨的隊伍。我們雖然沒有了一支軍隊，至少還有一個俱樂部。這是萊特的，顯然也是英國人的觀點。馬共其他領導人的觀點則截然不同。我們把退伍軍人協會看作是對我們的事業可以發揮巨大潛力的組織。她可以作為一個現成的平臺，用來保持和前游擊戰士持續的必要聯系，同時又能繼續維系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戰斗精神。退伍軍人協會雪州分會的總部坐落在福建會館館址對面的吉粦街一座三層樓建筑物。我下決心要讓我們的退伍軍人協會枝繁葉茂。

　　整個1945年最后的幾個月，貧窮和缺糧相互影響的問題日益加劇，給黨的許多工作造成嚴重的困難。不過，恐怕沒有什么會比哪些剛被我們吸收過來的日本志愿兵的命運更為悲慘的了。他們寧愿參加我們的隊伍，也決不向英國人投降。當他們看清馬共將不再把戰爭繼續下去的時候，他們中有許多人就此不知去向。他們并沒有回到自己的部隊。我猜想他們多數也許希望北上穿越邊境，希望經陸路通過暹羅、老撾和中國南部回自己的故土。零星的一、二個，肯定已經被英國人抓獲和關押起來了。有一批也可能命喪林海。但有一些中堅骨干分子留下來跟我們共存亡。

　　這些日本人在軍事方面的專業水平和工作熱情，對我們的事業無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在經濟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他們來參加我們的隊伍，也帶來相當嚴重的復雜問題。當決定接受這些日本人時，我們首先要想辦法給他們隱藏起來。我們讓他們分散居住在木屋區我們的群眾中間。我們希望這樣一來，當他們碰到一般檢查時，不會引起注意，因為英國人總覺得華人和日本人一般上長得很像。不過，這只能是權宜之計。時機成熟時，這些日本人將到森林中加入我們的隊伍。

　　在大多數地區，安頓這些日本人的特別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說到底，他們的人數也不多，安排他們到我們華族環境和解決他們三餐問題，還是比較容易的。但是，瓜拉江沙地區的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有相當一大批為數約100人的日本人主動找上門來。這件事使霹靂州委會大為頭疼。后來，當他們中大半數人得知我們不再繼續打下去的時候，便離開了。不過，我們還得為留在瓜拉江沙附近的約20至30名日本人，提供社會環境的保護，因為他們中沒一個會講中文、馬來文或英文。

　　很顯然，我們不能把這批日本人交給英國人，因為這樣做，會使我們涉及一項背信棄義的行動。不過，我們也不能長期繼續支持外國人在我們當中生活。我們那些在木屋區居住的農民，家里原本三餐溫飽都無法解決，更不用說還要拿出多余的糧食給這些不速之客。另外，為了讓這些日本人能繼續與世隔絕，又會涉及各種令人尷尬的社會手段。

　　最后，霹靂州委書記愛克不得已直接向萊特提出這個問題。他說，當地的共產黨員現在冒著窩藏日本人的風險，隨時都有可能被發現。萊特答應盡快就如何擺脫這一進退兩難的困境給以答復。大約一星期后，他的命令來了：干掉瓜拉江沙的日本人。當然，這是一道非常恐怖的命令。這批日本人曾誓言效忠于我們。而我們也接受了他們提出要幫助我們的建議，而且想方設法為他們在我們中的存在嚴加保密。而這批日本人在和我們的群眾一起生活時，個個表現非常良好。

　　愛克接著便下令我們一些武裝小隊，把這批日本人分一小批一小批地搬出木屋居民區，每次不超過2或3個，以免引起懷疑。命令清楚指示，以進行訓練為借口，把這批日本人帶到偏僻的森林地點去執行處決。

　　應該記注，此時的萊特完全可以肯定早已重投英國情報機關的懷抱，像戰前一樣充當他們的特務，進行活動。我們這些準備吸收入伍的日本人被處決的事件，發生于1945年最后幾天或1946年最初幾天。此時，英國軍管政府作為權力統治機構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

　　毫無疑問，萊特在如此敏感和如此動蕩的時刻，如果事前沒有和他的間諜上司全面商討過這件事的話，是決不會發出這樣的命令的。他如果擅自這樣做，將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我依舊相信，萊特處理這批日本逃兵的手法，曾經得到英國軍管政府某官員的正式首肯。說到底，當時政局紛亂，各類問題的壓力十分巨大，這種解決問題的手法不失是一個既快捷又不會引起騷動的辦法。尤其令人難于置信的是，英國情報機關竟然推說沒有收到在和豐——江沙地區發生集體槍決的報告。依我想，有關當局完全不曾嘗試去調查這件事，正是英國人在這件事上與萊特串通一氣的又一明證。

　　萊特這一冷血殘酷的命令，狠狠地給了我當頭一棒。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ry第九章)

來源：陳平總書記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　　張泰永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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