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作者回憶1948年被海軍部13戰區西雅圖情報司辦公室召喚，要求為美軍搜集情報，作者很樂意去做，并未考慮后果。其二戰時在海軍陸戰隊做過海軍部情報署的日語翻譯官。1950年九月作者聽到消息說中國軍隊從華南開往東北邊境準備參加朝鮮戰爭，作者把情報給了英國大使館。
朝鮮戰爭以后，作者夫婦容易緊張，開始準備回國，向公安局申請出境，卻一直沒批準。二人焦躁，男作者甚至在與中國人交談中，都沒法掩飾自己對政府和中共的仇視。
作者回憶自己剛來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西方人紛紛準備離開，是最壞的時候。
作者注意到解放前清華美國教授和中國教授巨大的生活差別，因為前者有豐厚的洛克菲勒補助金，后者連煤都買不起。中國學生很激動解放，教授也期盼解放，戰爭、貪腐、特務都威脅著他們。
作者夫婦有國民黨政府給予的富布萊特獎學金四千美元，兩年合計每月150美元，而清華教授每月只有20美元。所以他們過著相當優越的生活。
解放后，作者感到的差別就是，美國人開始到處受到盤查，中國人則不需要，而解放前他們則高高在上，只是中國人受盤查。因為被提防而開始惱火，并公開與美國之音保持一個腔調。對慶祝解放的游行，開始從同情和熱忱觀看，轉變為鮮明的敵意。
解放后清華大學實行教員自治，一切問題都是民主討論解決，公開、公正，讓教職員都很滿意。
解放后，作者利用周末進城機會，把在清華跟那些政府有關系的高級重要民主人士接觸到底餓情報給美國副領事羅杰，此人原是作者夫婦在海軍部情報司的老朋友。美國領事館撤出后，作者的情報關系轉到英國談判代表團那里。
朝鮮戰爭爆發，作者夫婦未回美國，因他們認為自己是最后留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地位太重要，不到緊要關頭不能放棄。50年7月和清華聘約期滿后，清華沒有續約，他們轉而去注冊做美國教會的燕京大學學生，同時與清華方面保持接觸。
作者回國要求被拒絕后，想托關系找門路打聽和幫忙，這種在舊中國會奏效的方式，在新中國卻碰壁了。
作者一邊抱怨中國政府不讓他們回國，一邊繼續搜集情報并轉送給英國人。
2、作者在繼續做間諜工作
作者一開始認為中共是民族主義政權，在農村可以土改，在城市卻只能采取美國式的民主革命，比如新民主主義。因此作者認為中共會愿意和美國保持友好關系，因此開始時是帶著幾分好感看中共。特別是第一次接觸，在解放軍圍城時，他從清華進城送情報給美國領事館，走在半路遇到交戰，他跑到解放軍陣地上，解放軍戰士很歡迎他，還跟他開玩笑，對他錢包里的錢也毫不動心，甚至還冒著炮火幫他弄回了他丟掉的自行車和罐頭食品，并且拒絕他一切報酬。他們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職責，加入我們接受任何東西，就會使革命受到損失。”說這話時他們的眼睛里閃出榮譽的光芒。幾個星期后，他們想回清華被路上哨兵阻止，也碰到了絲毫不受賄賂的品質，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熱情讓作者都感到敬佩。作者此時有感覺，但還看不出這種對共產黨人優秀品質的羨慕，和他企圖在中國維持美國勢力的情報人員身份之間的矛盾。
剛解放頭幾個月，很多跡象讓作者相信中美邦交可能實現。艾奇遜態度模糊。作者在清華的接觸，打聽到許多基本親美的著名自由主義者在新政府成立時擔任高級職務，他們也說中國不僅需要美國承認，還經濟恢復時期還需要美國物資援助。49年美國獨占中國對外貿易的七成，直到次年中國在朝鮮參戰，美國禁運和凍結中國資金后才終止。美國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都被批準照常搬下去。
49年7月1日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演說，一下子把作者的理論打的粉碎，發現中國朝蘇聯一邊倒，中國再也不會跟著美國規定的路線走了。作者原來羨慕的許多成就，只能讓中共成為更危險的敵人，從這以后，在作者眼中，中共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正確的事。如原來掃除文盲很值得欽佩，現在卻認為是灌輸反美親蘇的惡魔式詭計。中共不貪污不值得稱頌，而是加強控制全國的陰險手段。政府提高生活水平，也成了騙取人民盲目聽命于新統治者的策略。
在這種心情下，作者很容易的同意了美國北京領事館人員的意見，后者說和共產黨糾纏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的問題只是展開公開的政治戰了。
隨后幾個月，作者卷入集中在傾向西方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的斗爭。美國國務院希望讓這些自由主義者和中共的矛盾，在中共實際掌握政權后尖銳化，于是在1949年夏掀起一次大規模運動，企圖將這些自由主義者從共產黨那里分裂出來，和臺灣國民黨方面的所謂改革派聯合形成第三勢力。后者指的是由前上海市長吳國楨和美國留學的孫立人等領導，這些人后來被蔣介石排擠出去。
在爭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運動同時，美國在華情報人員又花很大力量，企圖在中共內部趙楚一切有可能參與到這個第三勢力的分裂分子，他們要求作者在閱讀書刊和中國人談話時特別注意是不是有任何關于王明這類人的事情。
49年7月北京美國新聞處負責人要求作者安排機會和清華一教授，也是民盟領導人秘密會晤。作者做了安排，教授同意，但后來后者只派了個代表去。
美國國務院還加強宣傳，尤其是所謂蘇聯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活動問題大做文章。作者對清華幾個教授提出，中國鬧糧荒時，還要朝蘇聯出口糧食對中國不利，加以挑撥。但有個人回答，這是為了獲得機器和鐵路器材等以讓其他方面的經濟重新活動起來，美國又不愿意幫忙。
8月美國白皮書公開號召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自己站起來擺脫外國加上的枷鎖，并表示美國政府決心扶助中國現在或將來傾向于這一目的的任何發展。如此美國就等于公開宣布了他們企圖扶助推翻共產黨與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任何政府的活動，以便繼續干涉中國內政。
此時作者在北京的直接任務就是探聽他們希求的同盟者的反應，他就在清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所以更加重要。作者開始訪問各方面教授，請他們吃飯，并從外國朋友和中國學生中的情報眼線的口中問話。作者注意到白皮書是錯誤，讓中國報紙可以拿來做根據，展開廣泛的反擊運動。原來許多教授還在騎墻，拒絕對新政權公開表示意見，而美國國務院卻把他們送到非明確立場不可的地步。他們對自己被送到臺面上來這一點表示極為憤慨。
此外美國人的“我們失去了中國”等說法，也引起責罵，一個在美國任教多年的清華歷史老師，認為美國人沒權利說中國是他們的，中國是我們中國人的，而不是華盛頓或倫敦某些集團的財產。
作者很煩惱白皮書和“我們失去了中國”這種喊叫，不是因為他反對這些東西本身，而是因為它們恰巧把作者要爭取的人斷送了。以后一年，美國政府對華各個重大步驟都把作者在這里留下的一點好感全部毀掉，美國不承認中國的政策，不能降低人民政府威信，反而只能讓中國人民更團結，并使他們更懷疑美國動機。
1950年1月，美國陸軍部宣布把三百多坦克裝甲車送給臺灣，之后發生的事，也罷改進中美關系的一點點希望全都窒息了。
1950年1月，北京市政府要求西方國家領事館根據辛丑條約獲得的駐屯軍隊和建筑兵營的財產交還中國。英法荷等都交還了，美國政府卻要糾纏，在國內還故意造成虛假印象，使人認為中國要接收的不止是兵營，領事館也在接收之列。美國國務院威脅要撤退所有駐華使節，企圖以此對華施加壓力。
中國人沒被威脅嚇到，不久美國使節全體人員奉命關閉辦公室撤走。這對美國北京領事館的外圍人員糟透了，美國不僅沒在華留下受過訓練的觀察者，它的立場即使在從來都抱友好態度的中國人眼中也完全說不過去了。辛丑條約一直被中國人看做歷史奇恥大辱，美國居然采取撤退使節這種極端步驟來保持這一條約的條款。
4月，作者認識到希望中國經濟全面崩潰，迫使中國向美國求援的想法落空，作者更加悲觀。三四月物價穩定，經濟開始全面恢復，落空情勢更清楚。作者中國朋友在觀點和思想水平上的差別越來越大。
作者邀請兩對清華教授夫婦聚會，一個提出要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分析方法，并質疑美國的兩黨制民主，認為要建設獨立的中國，決不能指望美國援助。美國政府如果不能在中國維持特權，就會破壞中國。作者又問了另外一個教授，他蔑視政治學習活動，但當作者說牛津過去兩年一直請他去任教，他是否會接受邀請時，他說不接受，認為盡管不完全同意前一個教授的看法，但“這兒還是我的祖國。這兒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我還是留在這兒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送走兩人后，作者非常不安，他們進步快慢雖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個方向走，而作者夫婦則在朝相反方向走。1950年6月作者和中國朋友終于開始分道揚鑣。中美關系新的惡化也使作者夫婦在華處境更困難。反美宣傳風起云涌，美國被嘲笑紙老虎。
3、朝鮮戰爭開始，作者危險了
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在華英美人感覺很嚴重的打擊了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國威信，是個絕頂錯誤。到1950年下半年，中國人日益相信美國真實意圖是利用新中國不穩定時南北夾擊，打垮新中國，沖突似乎不可避免。
但戰爭爆發時，人們又擔心憂慮，認為一直被欺負的中國，沒法打勝。有個地位很高的自由主義者還找作者來談話，表達對美國的善意，為自己留后路。
隨著中國戰場上的勝利，人們越來越有信心。學生首先行動，但只有很少被批準入伍，他們開始動員農村。經過宣傳后，群眾都被發動起來，形成支援前線的愛國運動。作者對大批量的業余宣傳隊很推崇。還被動的買了籌錢捐贈前線的動員扇子和餡餅。
中國人后來真正同情朝鮮人起來，因為將心比心考慮當年受日本侵略的慘狀。
學生為愛國而大加鍛煉身體。
朝鮮戰爭對中國知識分子最大影響是，意味著他們和西方最后完全決裂。作者問一個知識分子為何中國如此基礎薄弱卻敢于打朝鮮戰爭時，對方回答“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我們不能坐視我們的國家再被人侵略。”這讓作者啞口無言。
有回國的知識分子，盡管物質條件艱苦，卻經過與過去對比后，認同人民政府及軍隊的廉潔和紀律，認為自己現在繁忙的有價值，并深信政府的戰爭宣傳。
甚至一個曾經參加過美國軍隊的華裔美國人，也與作者在美國是否用原子彈的問題上發生分歧，宣稱如果用原子彈，就和美國政府吹了。他欣賞現在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新中國政府本來對敵人比較寬大，但到50年末，特務開始大肆暗殺和破壞，作者認識的兩個人就被刺殺。新中國政府開始反擊，作者不認同，但身邊人都認為有必要鎮反敵人。
1951年春，中國人對作者夫婦的警惕更加明顯，租房遇到困難。
4.男間諜里克在頑抗
1951.7.25間諜作者夫婦被逮捕了。
作者暴露的很大原因，1950年夏，海軍陸戰隊居然給他寄來體檢表，并命令他向最近的海軍醫院或美國公共衛生機構報道進行體檢，這等于無情撕下了他單純學生的偽裝。他還沒來得及回信，海軍陸戰隊的信件和通知雪花般向他飛去，所有信封上都寫著“海軍上尉W·A·里克啟”等字樣。
同屋犯人組長老任教育作者，“人民政府不像我過去想想的那樣，他們耐心向我解釋，根本不是非殺死我不可。我犯的罪惡太多，他們不能忽視，這當然是事實，但是人民政府絕不是為了報復。如果我愿意回頭悔過，變成一個真正善良誠實的公民，我將來也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現在人民政府不但照顧我的老婆孩子，還給我一個新生命，讓我能像清白人一樣生活下去。于是我決心徹底交代全部罪行，把自己交給人民政府。你根本體會不到，在你把所有的罪惡從心里逃出來之后，會感到多么痛快。現在，要是我不設法幫助你來挽救你自己，我就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何況，這樣既害了國家，害了你，同時也等于幫助了敵人。”
5、男間諜里克交代和3號監房之家
同屋犯人、前特務老郭，在開展對作者的教育會時，因惱怒作者胡說八道，打了他一拳，老任的處理是，作者道歉，老郭寫檢討書。
同屋的知識分子犯人老朱，看到作者幾天沒怎么吃飯，監獄給了他一碗大米粥后，很不平衡，哭了起來，說“你看，我們就吃不到那種飯。我肚子也消化不了窩頭。為什么他該享受這種特別待遇？要不是因為像他這一類臭帝國主義分子，我根本就到不了這里來。他們甚至連手銬腳鐐也沒有給他戴。”
作者明白老朱為什么這樣恨他了。他把仇恨政府，仇恨那些他認為應對他被捕入獄負責的外國人的情緒全都發泄到作者身上來了。作者說在他待在監獄的全部時期中，最難應付的人，恰好正是那些作者認為本應該最友好的人，也就是那些過去擁護西方國家，與外國人有過關系的人。
被捕后第12天，作者決定老實交代問題。
作者寫交代材料，老任和老朱在第一部分作者的歷史和教育，就各有意見，老任要求寫出愛讀偵探小說的歷史，老朱則要作者說明在學校受過輕視其他種族的教育，作者不同意，氣死了。跟審訊員反應后，他被調整到9號牢房。但作者突然感覺自己對原來3號牢房的牢友產生一定程度的依戀，覺得他們是自己真正了解的第一批中國人，作者已經把3號監房當作安身的家。
6、女作者李又安的被禁足和審訊自述
被在家禁足的李又安發現里克要通過荷蘭外交郵包寄走的情報報告拉在書桌上，被公安人員發現了。在第一個月里，女作者一直在頑抗，拒不承認，而公安對她的最大懲罰是讓她戴上手銬。
有意思的是，女作者和男作者一樣，都在寫完坦白材料以后，就認為案子結束了，自己能出去回國了。筆記者好奇，他們為何有這樣輕松的心理錯覺？
7、男作者參加9號監房學習活動
里克開始面對9號監房的學習了，組長老廖帶頭由犯人自己組織學習，讓作者開始實質性接觸到了自我批評和思想改造。
在監房學習中，里克接觸到了獄中犯人講述的中國苦難，牢友有殺人如麻的地主，有殘酷的土匪，他們講述了國民黨時代苦難黑暗的一面。
這些原來堅決反共的犯人，為什么愿意參加學習。因為他們看到不老實交代和改造可能會被嚴懲。而且他們都相信共產黨不折不扣的怎么說就怎么做。1951年春季鎮反讓他們看到共產黨完全有力量槍決那些不肯低頭的人。而如果愿意轉變，就能獲取自由，甚至能獲取職位。所以多向政府靠攏尋找出路。
作者意識到這個問題后，開始偽裝進步，積極參加學習，以此扮作模范犯人。但監獄管理員很不客氣的指出他仍然在偽裝，而未從內心深處結合他自己的情況進行反思和改造，并告誡作者說他是罪犯，不要想著輕松出去，這讓依然以為能很快出獄的作者非常受打擊，不得不調整策略。
8、女作者被禁足期間觀察看守哨兵
女作者耍把戲，稱沒錢了，試圖以此讓政府釋放她。但管理人員借給他錢，先后借給她500萬舊人民幣，合230美金。
女作者講述了在房子里看守她的哨兵的故事。
第一件事是一位哨兵為她買牙膏，半路丟掉了，他堅決拒絕了作者給她錢，認為丟掉是他的責任，理應他來賠償。作者對哨兵一絲不茍的態度深懷敬意。
前后看守她的20多名年輕哨兵，都沒為難過她，非常友好，從未逾越界限。他們對待任務很嚴肅，認為是愛國責任。
哨兵多來自農村，有個農村兵楊明花2萬塊買了個母雞回來，并抵擋住戰友的抱怨堅持要養，結果是病雞，哨兵們想趕它走動，讓它好起來，但沒用，還是很快死掉了，楊明一直被戰友用這件事進行無情打趣。
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作者目睹新政府清洗舊時代貪腐行為的努力，每個人都要反思檢討。曾經用不正當手段弄到五萬舊人民幣的哨兵劉世龍，在重重思想壓力下，做了坦白交代，作者目睹戰友們寬慰劉世龍，幫他解脫思想壓力。
1952年春，軍隊開始掃盲運動。原本不以為然的作者詫異的看到文盲戰士們學習速度非常驚人。一位姓劉的干部向她做了解釋，因為戰士們有毅力和熱誠，肯定能辦到，戰士們看到祖國在成長，發展為工業化國家，希望自己成為其中一員，他們意識到如果不能讀不能寫，就會落在許多事物后面，因此他們很希望讀書識字。另一方面，他們互相幫助，學習中沒有人感到孤單，每個人的熱情都在推動著別人，如果有人受挫，總會有人來幫助他，讓他繼續前進。
劉自己就是生動證明，他求知欲無止境，把作者房子里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書一夜接著一夜的讀。
1952年9月20日夜，審訊員向她宣布正式逮捕她，因為認定她和里克一起犯了間諜罪。作者時候心倒踏實了，并不害怕，因為經過一年多以來對干部和哨兵的觀察，并不擔心受到虐待或刑訊。
9、男作者的思想變化和監獄生活變化
1951年秋冬，里克的9號監房成員變化，地主老王去勞改農場學技術，土匪得病調到病監，地主老宋離開，老廖猜是解回原籍受審，他犯罪太大，不會輕易放過，當地人民不會答應，他血債太多，必須償命。這幾個月里，作者終于認識到，犯人并不像美國之音宣傳的那樣，是被政府非法迫害的民主戰士。作者在監獄待了四年多，認識了35-40個犯人，沒有一個不該監禁。而且經過的幾百個犯人，最后被槍決的只有少數一些人。作者認為中國人說消滅剝削階級，指的是剝奪那個階級剝削別人的能力，并不說殺死地主，被殺死的地主百分比非常小。
監獄過年，作者非常開心，吃飯吃得好，還參加了犯人的晚會，做了表演，也看的津津有味。作者情緒很高，他感受到和同組人之間的友情，也認為讓他參加晚會，意味著他有可能早日被釋放。
這時候“偉大的三反運動”開始，監獄要求公開檢查組長制度中的新罪行。一開始注意力是組長，后來要求全體犯人都要做自我檢查。運動后，罵人都絕對停止了，打人更會收到嚴重的加刑處分。
作者和同屋犯人都有些敷衍自我檢查的要求。他們被調整到甲監，開始面對一個新組長，曾經向美國間諜透露政府要逮捕他消息的受賄前警察。作者還發現了過去認識的一個大投機商老金，丫經歷很人渣，曾經在日本人、國民黨下面都做過事，還給美國送過情報，解放后又混入政府貿易部，后來盜竊情報逃到香港，但后來被美國人拋棄后沒錢，他又回國，重新混入政府，想再次到香港時被捕了。
作者做的膚淺檢查，被組長老鮑指出虛偽了，逼問之下，作者也暴露內心的不滿，反責為何不能請律師。老廖說：“你要請律師的唯一理由就是，好讓你逃避你罪有應得的徒刑。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種情況。一個人只要有錢請律師，幾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脫干凈；只有窮人才進監獄。更厲害的是，要是在舊中國，你甚至連律師都不要請。你只要向領事館打個招呼，他們立刻就會把你要出去。”
作者意識到，作交代本身，與其說偏重證實罪行，不如說偏重給犯人一個機會向改造道路邁步。只有犯人做了符合事實的交代后，才會正視交代。作者認為中國政府真正想做到公正。
作者被老鮑逼問“你對你的罪惡怎樣想呢？是罪惡呢，或者不是罪惡呢？如果你真正認為那是罪惡，你為什么又不愿服刑呢？”作者也一直為這個傷腦筋。他知道共產黨認為這并不單純是犯法服刑問題。一個人犯了錯誤，他必須痛恨這個錯誤，因為這是惟一保證不再犯的辦法。但那時候作者沒有認識到他干的不對，這是監獄里作者最難與解決而又必須斗爭的問題。作者堅決相信他所干的是為了美國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中國人的利益，不承認他曾存心傷害過任何人。作者過去老是設法逃避，老鮑卻直接把他引到這個問題上來。在老鮑用公安人員的頑強邏輯挖他的思想根后，他不得不談出了真正想法，而他為自己開后門和自我辯護說法，把其他犯人都惹火了。盡管他們本身是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國特務，但是一個外國人企圖把自己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說成是合理的，卻不是他們所能容忍的。老馬控訴他利用學習繼續搜集情報，這個一語道破真相的控訴幾乎把作者嚇暈了。但其他人并沒有追問，因為發生了另外一件更惹他們注意的事。
1952年2月22日，周恩來指控美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作者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認為是可能的，作者知道美國多年來一直在發展細菌武器，離開美國前讀到一篇文章提到如果二戰不是于1945年8月結束，就會用細菌武器對付日本人。此外作者受過教導，戰爭中可以用所有的任何武器，作者也看不出凝固汽油彈、原子彈和細菌武器的區別。作者問中國人為什么要叫嚷這件事，作者認為這只是因為美國人有細菌武器，而中國人沒有。作者的說法導致了憤怒的指責，老鮑威脅要揍他，房間吵成一片，以致管理員沖進來讓犯人安靜。管理員告訴其他犯人，作者來自習慣發動戰爭草菅人命的美國，能隨便扔原子彈，要給他時間，問問作者是否愿意自己親人頭上被扔下這種炸彈。
作者被這種挖思想拋進絕望深淵，過去自命不凡作風現在狼狽不堪，平生第一次感到不知怎樣來應付形勢，甚至在灰暗的審訊期間，也沒感受到現在這樣四顧茫茫，毫無保障。另外甲監環境也不好，有人告訴作者現任北京共產黨市長就在這個監獄待過8年，作者常常想他怎樣活過這八年的。
組長老鮑對作者很粗暴，同組犯人批評了老鮑對作者的粗暴態度，以及對作者國籍和外國作風的嘲弄。他們認為，作者的帝國主義思想方法以及不考慮別人的自私行動應該受到批評，但在新社會里，各種人種都平等，他們的習慣應受尊重。之后作者受人排斥的感覺減輕了，過去幾周痛苦的恐懼和混亂也消除了。
監獄冬天一二月只升了6個星期的火，不過沒法抱怨，因為監獄干部也沒有生火。監獄條件盡管不好，但比大多數農民都好。
監獄衛生大掃除，拆除甲監重蓋，配合1952年全國展開的衛生運動。細菌戰的恐懼激起了全國性衛生運動，教育下大家認識到講究衛生的重要性。干活時作者高大身材大有用處，作者感到低落的情緒進一步消失。打死的蒼蠅蚊子數量要和其他監房計算數目。犯人們也被注射各種防疫針。1952年春季后，伙食大大改進，開始定期洗澡，又實行正規的體操制度。
————筆記者注：抗美援朝時志愿軍部隊也有幾乎同樣的描寫，小說《伏虎記》講述了郭根全帶領的一支志愿軍部隊戰斗經過，也是在細菌戰后，在坑道里部隊開始高度重視洗澡衛生等衛生問題。
10、女作者正式進入監獄，面對集體學習的思想改造考驗
女作者入獄了，先住了幾個月的單人間。之后進入集體牢房，組長牧本是個日本女人，同牢房的還有個曾在國民黨情報機關當過少校并和美國人有過聯系的白俄女人索尼婭。牧本在集體學習上告訴女作者如何進行自我檢查：“第一步是反省過去的思想方法，公開暴露某些最隱蔽思想不讓人高興，因為這些很少值得我們驕傲，但說出來后，過去覺得很嚴重的問題，就變得簡單可笑了。在暴露所有東西后，下一步就是分析思想，這些思想打哪兒來，你為什么這樣想，你的動機是什么，你可能沒發覺你歷史背景中的一些客觀力量，我們會幫助你；第三步就是批判，用共同利益來衡量這些思想正確與否，通過別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批判最困難，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一生除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外，根本沒想過別的事，要我們從什么對全體人民最有利的立場出發，來批判自己的行動和思想幾乎不可能，這就是自我批判的實質；最后，就是把新建立的思想積極貫徹到行動中去，也就是去體現人民的道德觀念。這就是我們的改造。”
在混合監，作者從別人談論那些少數戴銬子的人的態度語氣中，作者看到，如果她戴銬子，她不可能得到同情，只有最頑固、最落后、最無恥的壞家伙才戴銬子呢。在這兒，沒有人愿意被看做那種人。
作者目睹了索尼婭消極對抗集體學習和自我批判，隨后遭遇小組和管理員批評，之后索尼婭坦白她仍想盡快混出獄到西方，而不想留在中國或蘇聯。
作者不積極發言，提出的理由是中國話不流利。室友王小云和安美玲因自我檢查徹底得到表揚，為了表現進步，兩人競爭很厲害，王小云出身富有家庭，進過大學，由于隱藏國民黨特務丈夫入獄。王小云揭發兩人聊外國電影時，作者說話很順暢。室友反復批評作者沒認識到罪惡的嚴重性，作者心里也同意這種說法。但作者一心想讓人對她有好印象，因此不能深入檢查過去的是非。作者只是學習了暴露思想和進行分析的技術，但一直沒有聯系自己。
11、激烈的小組學習和艱難的行動改造
里克組內學習來了個姓江的新犯人，他曾在北京公安部門擔任很高職位，但犯了錯誤，年近四十，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讓小組談話主題改變，花了很多天辯論。小組其他人用馬克思理論武裝自己，與作者激辯，認為美國遲早也要有社會主義革命。最后對作者不認為美國也要進行暴力革命的觀點，老廖說“我們到這兒來不是為了解決革命理論的抽象問題，而是要改造我們的人生觀，政府沒有意思把立刻變成共產主義者，他有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生觀，這一點就首先式這件事不可能辦到。不過政府堅持他應該認識到他在我國的所作所為錯誤。”
作者之前陷入顧慮，中共監獄在釋放他之前，究竟要他做些什么呢？難道希望他變成共產主義者，為中蘇服務來反對美國嗎？為此作者好幾次從噩夢中驚醒。老廖的發言讓作者的顧慮變得毫無根據。
1952年冬，作者對戰爭的一般看法開始有了轉變。在聽報紙新聞時作者突然意識到，過去作者和室友之所以對朝鮮戰爭觀點根本不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美國人是沒有臉、反復無常的敵人，只是些必須加以消滅的東西，而作者則認為他們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輕人，可能來自紐約或芝加哥，甚至來自作者故鄉西雅圖。反過來說，美國人亦然。作者曾經鼓吹用原子彈，作者反思到，猶豫自己的仇恨，他竟然忘記了那些因此會死去的人，過去作者認為他們只是沒有臉的畜生，但現在作者認識到這些死去的都是有臉的人啊。作者脫口而出：“我痛恨戰爭。”作者思想上認識了一個問題：朝鮮戰爭必須停止，決不能再讓另一次戰爭爆發。
監獄長建議根據思想改造討論的原則來檢查自己的行為，把過去所唱的高調變成事實。作者牢房集體決定寫決心書表達行動改造決心。但并不順利，一開始未被認可，老江說：“你以為清除一生的自私自利的意識，就那么簡單嗎？”作者對此深以為然。
老廖一件事體現了行動改造自己的艱難。借著老廖老婆要求離婚的事情，作者介紹了老廖蠻復雜的一生，老廖原在沈陽日本學校，畢業后在日本銀行當出納，37年日軍侵華，老廖拋下妻子和職業跑到南京參加游擊支隊，但他很快承受不住壓力，以一個新編隊伍的副指揮職位為條件投敵，拋棄了曇花一現的報國使命。之后他到北京做了縣長的日語翻譯，戰后曾在蔣介石刑警隊工作，解放后失業，繼續因賭博、酗酒揮霍精光。新政府給他工作，去北海挖淤泥，他拒絕了。后來他借錢開了煤廠，還經常往煤里摻勢頭，搞得不錯，但很難滿足有奢望的他。因此仁川登陸消息傳來后，他期待美國支持國民黨重回大陸，獲得高官厚祿。他和幾個國民黨刑警隊的老隊員重新建立了關系，成立小組織，計劃在美國和國民黨軍隊到達時，進行破壞并接收北京城。老廖是組織者，成了總司令，還給每個人都封了官。他們搞到了幾支槍，還派人去臺灣活動經費，建立正式關系。一開始事情順利，除其他活動外，他們還設法防火燒了一家小旅館，證明他們的決心。但后來傳來美國在朝鮮吃敗仗的消息，廖沮喪，特別是他們派去臺灣的人始終沒有音訊，他們決定停止活動一個時期。他回到煤廠幾天，就被逮捕了。在廖人生起伏無常的經歷中，始終狂妄自大，甚至被捕入獄也沒動搖他。但他妻子要求離婚（廖曾與妻妹發生關系，還因為懶惰、好賭而耽誤了小女兒的病情致其死亡，妻子指責他時，他還打了她），嚴重打擊了他的自信心。他過去始終認為她是自己的當然財產，接受不了被拋棄的事實。幾天后他才想通：“你們看，多可笑。我不知多少次想到遺棄她妻子，重新娶個小老婆，但在她要離開我時……而且有很正當的理由……我卻感到受不了。我想里克說得對。我對錦安（妻子）決定的反應簡直和我的決心書不相符。”
作者提到，獄中生活能以戲劇方式暴露一個人的本質。大伙關在一起，又沒有釋放可能，氣氛會高度緊張。為了些可笑的雞皮蒜毛的事可能失去理智控制，發展為嚴重的個人成見，此時文明假面具被撕破，個人骯臟丑惡面便暴露出來。作者和老金的沖突就體現了這一點。作者和老金關系一直很緊張，互相討厭，老江建議作者改善下和老金的關系。天冷時，作者就把自己的棉背心給老金穿，老金愉快的接受，但等他接受后，就立刻裝出非常疲倦的樣子，在學習中一個勁兒向刷了白粉的墻上靠，使作者的背心很快黏上了一層石灰，讓作者心中冒火，卻又無計可施。1952年12月，作者和老金嚴重沖突，組里只有作者和老金有肥皂，過去是兩個人為了表現進步爭先給室友用，但當作者只有最后一塊時，開始計較，作者發現老金在試圖把自己的肥皂藏起來，讓大家用作者的肥皂，作者眼瞧著他那塊寶貴的肥皂在同組的同學受眾越來越小，非常惱火。作者咬著牙，暗自罵道：“這個自私自利的家伙！媽的，他還需要幫助幫助！”終于在小組學習上，作者沖口而出：“老金那家伙，真應該好好檢查一下自己的態度。他竟耍了個卑鄙花招，把自己的肥皂藏起來，讓大家都用我的。”老金受到批評，但作者也受到批評，作者被迫檢查了他對老金抱成見的整個發展過程，到這時作者才承認了事實，在作者偽裝幫助老金的全部過程中，始終沒跳出自私自利的圈子。
最后老江發言：“政府一再說過，只要咱們的目的是自私自利的，咱們就絕不可能做出正確事情來。也許有一天你會相信這一點。同時，我們也不需要你那套幫助。”
12、男作者剖析中國監獄改造模式
作者和老金沖突一個月后，老金被調走，老江也被調走，只剩下作者和廖、馬、韓，當熱氣沒有時，作者又懷念老金肥胖身軀發出的熱量。
組里來了新犯人黎成明，他是個從小受到訓練的扒手，他有根深蒂固的偷竊習慣，包括偷牌，管理員要求室友幫助他認識改正。老廖指出嚴厲批評沒有用處，必須挖出黎做這種事的根源。但始終沒有找到根源。后來黎轉走，再次盜竊，比較深入了解他的室友強迫他坐了次徹底的自我檢查，檢查到底為什么要偷，分析了因果關系。黎從小被父母拋棄，一幫盜賊收養了他，他只熟悉偷竊，過去從沒把偷竊當不正當的事，而認為只是謀生方式。他認為自己從來沒真正傷害過任何人，而所有人都比他富有，要是能偷到東西又不致被捕，為什么不可以干呢。扒手這一行就像騙子、變戲法的，或說書的，是一門藝術。他同組的同學對他說，所有東西都是通過勞動得來的，盜竊他人勞動果實就是犯罪。他們設法消除了黎的一些疑慮，幫助他了解個人和社會關系，以及他過去所作所為的錯誤。別人能老實生活，沒有恐懼，不受侮辱，為什么他就不能的。一部分是因為他想不勞而獲，而大部分應歸罪于舊社會。黎由此深刻仇視舊社會，他開始憧憬沒有恐懼和貧窮的世界，堅信會變成事實。接著監獄當局做了件很奇怪的事，讓黎做了組長，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得到負責任和受尊敬的位置。他發覺自己能能幫助別人，同時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于是他的恐懼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兩年后，作者再次看到黎，幾乎不認識他。黎長高了好幾寸，而且看人時昂首直視，不再畏畏縮縮，而且參加了犯人文化學習班，成績很好，能讀能寫，他還在改造犯人襪廠時提出合理化建議提高生產率而得到獎勵，作者深信黎已經走上了建立新生活的道路，很快就被釋放。
作者發覺黎的改造過程正是監獄里大多數人所經歷的典型過程，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幫助人改造的辦法，和美國所應用的集體治療法很相似。而中國人并沒有經過心理學訓練，也從未按書本科學搞出一套思想改造方法來，整個思想改造方法是憑經驗摸索方式發展起來，方法基礎是：洞察人類特性的常識——這是中國人一向著稱的特點，從馬克思理論一般實踐中引來的自我批評的概念，以及在早期革命中，由于改造軍隊和知識分子的需要而逐漸成熟的方法。
在改造中，第一步就是打垮為自己做辯護的理由和編造出來的道理，正視自己。但僅僅掌握批評并不意味著得到改造，思想習性改造并不容易，需要長期斗爭，每個人還要有誠意。監獄里許多人在克服了不愿在別人面前主動暴露缺點的錯誤后，變成了所謂的大膽暴露、堅決不改的人，他們會滔滔不絕檢查自己，但始終沒有轉變。很像酒鬼，也許真正為自己擔心，斬釘截鐵發誓不再喝酒，但由于沒有真正了解自己問題的嚴重性，又始終戒不了酒。一個人只有在停止為檢討而檢討，或不再拉客觀理由，并開始認識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自行為對他人的危害時，才會產生改造自己的真正要求。這是才能和過去的自己作斗爭，建立起新的社會責任感。
和反革命混子不同還有少數在原則上反對共產黨的犯人。對他們的改造顯然不同，他們的思想改造往往很突然。53年春，作者監房來了個新犯人，是個破壞土改、給敵人提供情報的天主教教徒。看守所所長對他的批評打動了他。
53年初，多數在監獄待過一段時間的犯人都開始有些進步表現。討論中很少再有留戀過去和幻想國民黨重來的痕跡。這種轉變一部分是由于共產黨理論的勝利，但主要的還是歷史本身促成，朝鮮戰爭粉碎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也粉碎了美蔣登陸就可以出獄的美夢。預料中的國內叛亂和經濟崩潰也都沒出現，相反，全國空前緊密團結在一起，52年總產值比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一年還高出9%。
53年1月的一天，監獄擴音器傳來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消息，并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如果美國人愿意談判，我們就談判，如果他們要打，我們就打，但是，我們要同時進行我們的經濟建設。”這時整個監獄想起來暴風雨般的歡呼聲和掌聲。這很難讓人相信，這批人幾乎不是國民黨就是美國特務，在共產黨下面都會判很長的刑期，不久前還把毛澤東看做最厲害的敵人，現在竟這樣熱烈的向他歡呼。不過老廖的兩句話基本可以說明這種狀態。他向作者轉過臉來，眼睛閃爍著光芒，興高采烈的說：“今天才知道做中國人的光榮。正像毛主席說的，我們中國人真正在世界上站起來了。”
革命不但發展對犯人起了積極作用，特別是53年后，新中國建設差不多吸引了所有犯人的注意力。很少人能不受生產競賽精神的鼓舞。在中國，興趣完全集中到生產完成情況上，我們在監房的人也不例外。新發明的公布，新廠房的建設，或生產指標的突破都會博得熱烈喝彩，而旱災或水災又會使監房陷入憂郁。勞動模范的活動和成就，例如貨車司機岳成武和紡織女工郝建秀都引起大家很大的興趣。
爭取做個新中國公民的愿望鼓舞著作者的同組同學；但他們也沉重感到自己是個罪犯，新中國沒有自己的份兒。于是從這里便產生了刺激改造的新力量。改造思想已不再是為了避免懲罰的問題。這時大家都對生趣盎然、成果豐碩的未來滿懷希望，渴望有一天能去幫助建設自己的祖國。
當局對犯人的態度大大促進了這種改變，他們對反革命分子和間諜輕蔑而無情，但他們很慎重，從不讓犯人感到這種輕視是因為他個人而加在他身上的。當局反復告訴他們：“并不是你這個人壞，而是你的思想壞。”監規雖然很嚴，但在犯人和監獄工作人員——上到所長下到出訪雜務人員——的關系上，卻始終鼓勵他們做到老實坦率。任何諂媚奉承的表現，不是被看做心懷敵意，就是被當做封建作風參與，而且必然受到申斥：“有話就老老實實說！”
監獄干部對自己也提出改造要求，迫切程度和要求和犯人不相上下，這個事實深深感動了犯人。王管理員性子暴躁，51年年初他發火打了一個犯人，結果當局把他關在一個監房和其他犯人待在一起反省了一年，他真正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后來又恢復了管理員的工作。到了53年就可以看出他轉變的迥然不同了。監獄干部為他們自己規定的高尚行為標準給作者的影響特別大。
作者敬仰管理員的政治和誠實，但中國洶涌澎湃的革命精神以及國家經濟社會的偉大轉變，都大大激勵中國犯人的同時，跟作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作者的小組同學日益覺得有保障有前途，作者很羨慕，作者看不到這種徹底轉變對作者自己的用處。作者惟一愿望是，想辦法獲得釋放，然后回國。但即使回國，前途也不光明。作者已經下了決心，絕不能像一年前狂妄打算的那樣，一口推翻他坦白的事實，要不然會心中有愧。但要是認真說實話，拒絕和海軍情報署合作，在麥卡錫主義猖獗的美國，必然會被扣上反復分子的帽子，這樣作者回國教書的奢望就要破滅，甚至連掙碗飯吃都困難。作者一方面渴望回國，一面又怕回到自己不能立足的環境中去，這種矛盾完全控制了他的思想，排斥了任何踏實改造的想法。同時作者對自己的罪行認識不足，也阻礙了向改造方向前進，作者認為過去所作所為是個錯誤，但不認為自己已經傷害別人，也不意味著自己的本質值得懷疑。
老廖在為幫助作者的小組會上說，如果離開監獄是作者希望改造的唯一原因，作者就不可能改造好，因為作者還是從以自我為中心的角度來看事情，永遠不會理解任何事情，要求作者停幾分鐘，不去想離開這里，比較客觀的看一下自己。
但作者注意到，自己目的仍是為了迎合別人，不能規規矩矩面對自己的缺點和不老實的本質，拒絕承認自己有改造必要，這讓他犯了進監獄以來最嚴重的錯誤，也正是這件錯誤使他認清了事實。
13、女作者換到新監房，思想也在發生根本性改變
女作者已經習慣并喜歡老監房，但又例行調換到新監房，和兩個女刑事犯關在一起待了8個月。
在學習中女作者承認，她想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能使她和里克團聚，她才不管打起來會怎么樣呢。面對管理員的自私指控，作者意識到這種思想有錯誤，暴露了自己以自我為中心，根本沒考慮別人的死活。這迫使第一次去考慮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系問題。以后幾星期的學習會，作者暴露了更多觀點，她過去的敵對態度不知不覺消失，把一向放在心里沒想過對不對的思想都談了出來，由監房三人批判。討論啟發作者重新檢查過去的看法，當她從另一個觀點考慮問題是，就看出了自己的錯誤。
作者暴露許多內心思想后，在前一個小組費盡心機制造出來的好印象幻滅了，感到有必要公開自己的思想，讓兩位同學幫助批判。而在逐步認識自己的過程中，作者發現所讀書本也有了新意義，現在能把書中許多部分和自己的問題聯系起來。
作者經常碰到基本問題是：這種改造對她回到美國以后究竟有什么用處呢？中間發生了一件幫她進一步了解改造意義的事情。同屋犯人指責管理員隨便罵人，并向上做了舉報，卻沒有受到報復，管理員行為后來也有了改正，讓作者意識到改造是人人都要經歷的學習過程。
作者詢問室友“明哲保身”的意思，任愛琳說：“指的是一個從來不肯出頭露面的人，在舊社會，這被看成是智者的特征。他為了避免自己受累，從來不負任何責任。但是在新社會，這是一種叫人瞧不起的態度。要是人人都縮頭縮腦，怕受傷害，那事情怎么能辦成功呢？”
作者很高興又發現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于是便大聲說道：“這正是我呀。我老是怕挨說，躲避責任。現在看來，我害怕受批評，事實上正是我膽小的根源，甚至依賴里克也是這個原因。你知道，我從來就不說‘我要怎樣怎樣’，而總是說：‘我們認為這樣或那樣’。這樣說，責任就卸在他身上，我也就可以不致受埋怨。”
作者和任花一些時間討論這個特性，又用同樣的方式發現了許多其他問題。在認識到自己自私、狂妄、頑固和狡猾以后，使作者沉思起來。作者想到她的宗教和她作基督教徒的歷史背景。
作者過去自認為是—個基督教徒。“可是現在我懷疑起來了。我過擊是個真正的教徒嗎?基督不是勸告人類，首先要為他們的兄弟著想，要為人類的福利忘我地工作嗎?新中國就鼓勵人民把公共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的前面．這是我們在監獄改造的全部內容。在這兒，一種基督教的觀念正在實踐中，而這正是我在國內從來沒有看到過的。”
不正是因為有那些總是自稱是基督教徒，而又對別人的疾苦熟視無睹的人嗎？多少次回想起閔管理員的批評“你怎么能這樣自私昵?”我總是要面紅耳赤，感到可恥。
但是，平時，我總是為我日益成長起來的新人生觀感到不安。它對一個人的要求這樣嚴格。
“對你們中國人來說，這是不成問題的，”有一天我對我的兩個同學說，“你們一出去就進入一個人人抱有為共同福利服務這個理想的社會。可是，我怎么樣呢?我要去的卻是一個把“人人為自己”當成一條確定原則的社會，你不這樣辦就得挨餓。要是我為我的同胞的利益工作的話，那我就得放棄一向過慣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不能躲在象牙塔里，逃避觀實，不管他人疾苦。我看人民政府讓我認識這些觀念，并在我的思想上下工夫，一直到我不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為止，可不怎么公平昵。”
1953年夏季以來，折磨我的另一個可題是栽回國后的遭遇。在那以前，我總是認為自己會作為一個熬滿徒刑、長期受苦的英雄回到國內。從我路過香港一直到抵達家里，甚至在到家后的一段時期內，我會是各種集會的中心人物。但是，當我愈來愈覺察到國與國之間有相互了解和建立誠意的必要時，我也認識到，推翻我所坦白的材料，在我罪有應得的事件上，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英雄，對美國和中國人民都有損害，會使得他們之間的誤解和敵意進一步加深。為了對自己老老實實，對別人公正不倚，我一定要說老實話。
但是，我將會怎么樣昵?我曾讀到一些滑息，那些所謂在北朝鮮戰俘營里“洗過腦筋”的美國士兵回國后受到了威脅和壓力。如果我受到同樣的壓力，我能抵抗得住嗎?我把我的恐懼告訴了我的同學。“我可不大堅強呢，”我說，“坐在這兒，說我永遠不會否認我的坦白材料是很容易的，可是，一旦真正面臨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險的時候，我能不能堅強不屈呢？”
我自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她們也不能，1954年有好幾次，我從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噩夢中驚醒過來。
任愛琳堅強的性格大大加強了我在任何環境下堅持真理的決心。
雖然，我多次動搖不定，不斷受挫折，但是在內心深處，我感到自己有了一些進步，至少現在我真正的要求做一個好人了。
14、男作者思想的根本性改變
里克以為會被釋放，但實際上沒有，作者看到消息，那些所謂在北朝鮮戰俘營受過洗腦的美國士兵都被送到熔爐谷精神病院去了，作者開始后悔過去的坦白交代，試圖改口供，不承認自己有意的間諜行為。結果在管理員一句充滿厭惡、憎恨的“回監房去”嚇壞了，感到自己做錯了事，一方面他真的害怕做假交代，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自己的不老實，無情的打擊了自己。過去作者總是從虛偽的學理方面去認識自己的品質，現在這種認識破滅了。骯臟透頂的品質在思想激變和恐懼中突然暴露了出來。
有好一會兒，我蓋愧得整個身子發燒，懷疑自己究竟還有沒有原則。我預料小組的同學會痛罵我一頓，但是這一次他們卻溫和得令我驚訝。
“這一次你總該得到教圳了吧。”老廖說道，“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會千方百計地來滿足自己的欲望。現在你也許能看到，做一個美國人也照樣需要改進啊。你在這兒暴露出來的那種役有原則的想法，不管在哪兒都會使你犯錯誤。”
這一次我同意了他的意見；不過這只是個開始。在以后的幾個月里，我開始第一次挖掘我的品質根源，這并不是因為別人要我這樣做才走走形式，而是因為我痛切感到，我要不能弄清楚我為什么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將永遠不會再有信心。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才能毫無顧忌地談出始終沒有向任何人談過的歷史事實。不管是童年的幻夢，和家人、朋女、同學的關系，對婦女、性生活的態度，以及我對生活的要求，全都詳詳細細的討論到。
作者開始回憶年少時家庭的貧窮和虛榮，童年經歷讓他最大顧慮就是怕像父母一樣長期失業受罪。他父親經常說：“一個靠雙手勞動的人不過是個奴隸而已。”這句話深深印在作者心里，決心逃避這個命運。作者決心做教授，在其它領域似乎都做不到兼有安全和聲望。作者來到中國后，眼看中美關系惡化，感到自己成為有作為的教授的機會日益消失，這正是他后來痛恨共產黨的部分原因。如此，作者認為和美國領事館的聯系更加重要了，因為即使教授的職位不可得到，能保持住和國務院的“內線”關系，我還是不必擔心失業。
作者分析道自己的利己主義已經慢慢發展到只見個人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作者記得1948年11月清晨走出朋友家大門，就看到臺階上挺著一具顯然是餓死的尸體。作者當時認為是打擊，玷污了明朗的早晨。回想那天的態度，作者認識到作者如何因為那一天被攪得不順當而滿心不快，把對死人僅有的一點同情也驅散的干干凈凈。作者對朝鮮戰爭的態度更加說明他千萬人的死活，也照樣殘忍的不管不顧。
作者也開始重新考慮自己過去對待自己罪行的態度。作者過去認為自己違犯了中國法律，但并不感到干了任何犯罪行為。作者認為自己被懲罰過重，一心只想釋放，所以才借口說只是想為祖國服務，并沒有存心傷害任何人。作者現在看清這是狡辯的不老實態度，不想傷害別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一個人既然完全被個人利益所蒙蔽，就絕不會為別人著想，如果我不是這樣利欲熏心，早就能看出我所說的“我的間諜活動是為我的祖國服務”的荒謬了。實際上，我加深了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損害了美國。我認識到，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像我們在1949-1950年間所干的那樣，去強把自己的意志和社會制度加在另一民族頭上。這種做法不道德，只能引起憤怒、仇恨和戰爭的危機。
把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東西掏出來，在自我批評的光輝下做認真的批判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結果卻使我認清了自己，從而能夠下定決心去克服品賃上那些支配我過去犯錯誤的缺點。我的自我斗爭，就是這樣開始的，這種斗爭在我留在監獄里的其余時間中始終在進行著，事實上，即使在今天也還在進行。
15、女作者愛上了集體活動和生活
李又安被換到了更自由的教育隊。看守所所長和管理員經常也參加教育隊的娛樂，兵乓、排球、象棋、橋牌以及克郎球最流行。
這里學習水平很高，大家討論糧食統銷如何讓糧食分配更平等。
作者認為改造中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把為了有利于社會而進行的真正改造，和為了給別人留下好印象而偽裝的改造區別開來。作者不斷在自己和別人身上碰到這種矛盾。
作者1954年5月參加了集體勞動，拆洗棉衣棉被，很多人想借此表現自己積極性，中間出現了許多勾心斗角，互相掣肘，賣弄自己。沒能正常完成任務后，大家開兩天檢討會，輪流檢查自己的態度，如嫉妒、不愿合作、搞小圈子、背后嘀嘀咕咕，全都公開并批評。
最后組長孟小梅總結道：“歸根結底，我認為咱們忘記了頂頂重要的一點，忘了這次工作的目的。人民政府為什么把這批活交給咱們來做呢?他們可以把整批東西送到洗衣坊去，花不了多少錢，很快就可以拿回來。但是政府想給咱們一個機會，學習怎樣集體勞動，怎樣又和好又快地合作。在我們過去的生活里羞不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合作——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各人都在自己家里。可是，在新社會呢，我們可能要到工廠、農場、學校、托兒所、醫院等等地方去工作，一句話，誰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不過，所有這些地方，入們都是一塊兒工作的，而且學習合作。如果咱們在這兒還不學，回到社會以后就會落后得沒有人要咱們了． ．
“政府給了咱們這個機會，可是咱們怎么做的呢?我們不愿教別人怎樣干活，怕別人學會了干得此自己好。瞧瞧小尤吧。她也許是咱們這一伙兒里干得最好最快的一個，可是在李又安問她怎樣絮棉花的時候，她就不耐煩，不答理她。要是全中國有技術的人全都采取這個態度，那么新技術人員怎么能訓練出來呢，我們的國家又怎么能進步呢?
“在舊社會，有手藝的老師傅就是這個態度，因為他們怕會手藝的人太多，他們的職業就會保不住。他們只教人家這么一點兒，把最最要緊的幾手暗自留下，使自己成為少不了的人。小尤的態度并不是由于這種憂慮而造成的，可是她怕失去自以為勝過別人的優點，她認為這樣能給政府一個好印象。可是，我得問問大伙兒，政府是希望看到一個絮棉花的能手呢，還是希望能看到一個耐著性子誠意教別人，能和大伙兒合作的人呢?”
這個工作做了一夏天，每次檢討會后幾天，工作會順當。但新培養的合作精神不久就因固有成見而減退，過幾星期又要停工開檢討會，我們每個人又都檢查了對工作的一般態度，爭執又消失了。
作者認為這段夏季經歷，是她人生中最有益處的一段經歷，過去從沒在這樣大的工作上和別人一塊做過。過去單獨工作的歷史背景，讓她適應團體活動，開始時很困難。但和他人一塊工作卻使她感到滿足的友愛感情，這讓她真正體會到過去那種生活方式的枯燥無味。
1954年10月1日，作者和室友們在監房跳舞，西部民間舞、新疆舞、弗吉尼亞土風舞、波爾卡舞。
作者和室友們來自不同地方，她們對作者的人生觀不止一次表示厭惡，但作者卻感到從她倒中國來，她們是和自己最親近的中國人。過去在燕京大學看到學生跳舞，感到和他們相距很遠。只有到監獄以后，才能對自己有些人是，才能和一塊兒生活的中國人親近起來。
室友的思想也有了很大進步。不過是一年以前，除了少數象任愛琳這樣的人以外，大多數女犯人都認為聽人談論任何有關美國的事情都會被人看成“落后”的，除非聽的是大罵美國的外交政策或美國生活的墮落。而現在，由于對新舊社會有了明確的認識，她們已能既有批判而同時又能給以評價地來聽像我和她們談的這一類事情了。
1954年10月13日下午，作者被要求回監房收拾東西。
16、里克和老韓的碰撞和自我改造
里克的室友除了老韓都釋放或調走了，里克講述他和前諜報員老韓的故事。
老韓過去一直畏畏縮縮，他終于決定寫批判材料，把自己過去對人生的看法全都抖落出來。他認識到他最兇惡的敵人就是他自己對人生的看法，他自己的敵對態度正是恐懼思想的根源，在他和新社會之間造成障礙。
老韓和作者性格不同，老韓心胸狹窄，好吹毛求疵，對作者笨手笨腳、事事無秩序的性格感到厭惡，因此爭吵不可避免，作者管老韓叫老太婆。爭吵另一個原因是作者拒絕和老韓談自己顯然存在的思想包袱。1954年一年，抑郁癥常折騰作者，擔心回國后的可能遭遇，老韓想讓作者講給他聽，作者卻很不耐煩。54年秋，兩人感到對方態度討厭，于是開了個討論會。他們發現問題發生，幾乎都是因為他們凡事都加以否定，而且總放在心里琢磨，而不談出來，從肯定方面去考慮。作者也發現有意識努力去公開而正面思考問題，已經能完全擺脫抑郁癥了。
以后老韓進步突出，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完全拋開自己，把精力集中在解決問題上。他全部態度說明他想說服作者而不是想打垮作者。并對再無禮的作者也不發火，誠懇幫助作者，堅決的就像小斗犬，他只想一件事，那就是幫助作者找到煩惱根源。
作者佩服老韓誠心誠意要求改造的態度，同時他也有了幫助他的愿望，教他學習數學、風車。
作者和老韓詳細談了他們未來的美景。老韓說如果政府不給他在工廠找工作，他很愿意回到自己的農村去。那兒的人民也準會讓他參加他們的的新農業合作社的。
他一面微笑，一面說道，“看來我這一生似乎一直都在設法逃避種地，想搞一輛汽車，娶一個小老婆。但是現在我卻感到最好還是回到農村和自己的家人和鄰居在一塊兒種地。如果有那么一天能有一輛自行車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我現在就能看到，我和我的朋友騎著自行車在路上飛馳……”
在他說話的時候，兩眼閃閃發著光。
最后，他顯出歡悅的神色說：“我回家之后要彌補的事情可太多啦。”
17、李又安被釋放和處境后遭遇的刁難
作者被重新調回單人間。
女作者問當初向政府借的錢應該如何處理，政府的回答很簡單：“別再提那件事啦。”
10-12月。我逐漸對我的前途問題斗爭起來。我和立刻在各大學里所搜集的情報，從學生伙食的惡化到中國軍隊的調動等等，都被美國國務院用在進一步達到敢涉中國內政的日的上了。想到這些活動就是促成兩國的敵對甚至是挑起戰爭的一個主要因素時，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決心今后決不犯罪，再也不供給作為這種目的用的情報了。但我怎樣才能不犯這種罪呢?在這段時期里，我的思想走上了極端，認為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和家人、朋友、以及一切有交往的人絕口不提有關中國的問題。可是平時我總認為這種態度幼稚，因而決心盡量把中國的實際情況告拆美國人民，努力在兩國之間培養真正的諒解。
這些思想又使我考慮到我回國后會受到的待遇。如果我堅持事實，我會不會成為麥卡錫式迫害的對象呢?記得我曾向任愛琳夸口說當個圖書管理員決沒問題，但是事實上我能不能找到職業呢？為了避免發生這類事情，也許最好還是請求中國收留我吧。我膽怯到竟有這樣想法，使我感到可恥。在那幾個月里，我終于得出了這樣一個肯定的結論：雖然我不能決定我應不應孩矢口不談中國，但是不管有什么困難在等著我，我也必須回到美國去。因為那兒是我的家，而我是屬于那兒的。
1952年2月22日，李又安被軍事法庭宣布判刑三年半并在刑滿后立即驅逐出境。
作者渴望回國曾經那么迫切，現在被在過去三年半內感到非常親切的人民“踢了出去”，卻又覺得同樣難堪。
管理員讓她動身時：
我最后看了一眼小獄室，我要到哪兒還不知道，所以當我聽到甬道里吹起的哨聲時，一瞬間，我簡直希望我也準備睡覺。但是我不能再留戀了。
第二天早晨，在把上層臥鋪折上去以后，孟義和我坐在窗口的席位上，警衛人員和干部就和幾位乘客玩紙牌。我從窗口眺望著綿互在整個華北的平坦而貧瘠的田野，偶而這里或那里長著一棵樹。當我看膩了黃土的田野時，就回過頭來看看玩紙牌的人和不斷在過道上來往的旅客。我看著男人的誠懇面貌，婦女的從容笑顏以及孩子們天真無邪的神氣。
在過去的三年牛里，我在報紙、雜志上經常讀到有關中國人的新品質，有關他們懷著自豪、堅定以及快樂的心情來對待在建設近代化工業和新社會中所遇到的問題。在監獄里，我也會看到過管理員和哨兵表現出來的這種新品質的榜櫸，但我慮覺得他們還不能代表一般的情況。不知是什么道理，我老是以為他們住在監獄里，在一定程度顯然和一般公民有所不同。但是現在我卻在火車上周圍的各式各樣的人中看到同樣的熱誠和同志友愛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也叫面條時，在鄰桌的旅客間所引起的驚訝聲。我聽見一個人說：“真怪，外國人也吃面條。”這不過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它卻使我內心感到溫暖，因為這是我和周國的人第一次接觸。我不再蹲在和人民隔絕的獄室里了。
我們繼續往南走，進入了比較溫暖的地區，看到成片的人們在地里準備迎接的耕種期。一個警衛員說：“瞧！那邊地里的互助組。”
“那里也是一個互助粗，”干部回答說，“你再也著不到單干戶了。”
一個警衛員，“許多互助組都是由婦女組成的，你注意看吧。”
夜幕降臨了，我讀了一會兒書，然后又看別人玩紙牌，但是我發覺很難專心看書或看紙牌。決定我如何行動的時候就要到了。我應保持緘默呢，還是應該談出我被捕和獄中的經歷呢?我每次想到這個問題，就總得出一個模棱雨可的結論；我只能看風使舵，見機行事。
我回想起北京，回想起李克、管理員、小組同學、哨兵。除了里克之外，恐怕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他們曾幫助我睜開眼睛認識中國，這是我在大學三年期間始終沒有辦到的，所以我對他們非常感激。我感到我好象丟了過去最寶貴的一部分，這使我非常難過。
馬爾科姆和我就坐在人已走盡了的九龍車站的茶室里，跟香港記者他們談話。當馬爾科姆談到他的特務活動時，我注意了周圉二十幾位男女的面孔。他們豎起雙眉、瞪著眼睛，撇著嘴唇，用一種顯然不同情和不信任的口吻提問題，明確地顯示出，這批人已經氣憤起來。這時，過去在監獄里想象中折磨我的猜疑和恐懼一下子全都消失了。這批人的一言一動，正和我們四年前所見的一模一樣。對于這些堅決要蒙眼昧心的人還有什幺可怕的昵?
輪到我說話了，我告訴他們，我曾供給美國領事館情報，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又談到，我深深愧悔進去的所作所為，希望今后能為人民服務來彌補過去的錯誤。這些想法雖然在過去幾年里是我思想中的主要一部分，而且是在監獄里不斷談到的，但是用英語說出來還是頭一次，因此甚至連我自己聽起來都覺得有點不夠自然。于是新聞記者便抓住這一點，把它說成是“共產黨的口頭禪”，再和我未經修飾的外貌聯系起來，硬把我描繪成一個精神恍惚，洗過腦筋的可憐蟲。
第二天早晨，記者又開始對我進攻了。第一個是1949年我在北京認識的老朋友。他一開口便說：“又安，你昨天談的話使我非常不安。我很想再多問你幾個問題。"
我同意了，于是我們又在一起談了快一上午。后來我在一份美國報紙上看到他寫的報導上說：“她的心完全變了。”
其他一些記者則更坦率地在搜尋聳人聽聞的消息。一位機靈的紅頭發女記者先委婉地說：“真怪，你看起來完全不象一個共產主義分子啊!”接著就用一些問題來逗我，希望能激我說出一些東西來，好做更能轟動一時的頭條消息。
快到中午的時候，又有一個記者給我送來一份他收到的美國報紙發表的電訊。電訊引用我母親的話說，我一定病得很厲害!到家后一定要住院治療。“洗過了腦筋”"這個烙印已經牢固地給我打上了。我不知道是他們把我母親的話歪曲了，還是我母親被報紙的報導欺騙了。
第二步又緊接著出現了。我的領事館朋友凱恩第二天早晨和一位瘦高個子戴眼鏡的人來到了女青年會休息室，據他說，這個人非常希望見見馬爾科姆和我。他是一個精神病學家，“碰巧這個時候來到了香港”，非常愿意和我們談談我們的思想和情緒。凱恩為我們安排好了船票、護照、錢等等事項，而且是帶著他一向特有的良好興致和豪爽大方的氣派來安排這—切的。對于這些我非常感激。但是，由于報紙剛剛把我說成是“洗過腦筋"的人，同時又知道甚至連我母親也受了他們的欺騙，我不由得感到厭惡和憤怒。這些人究竟有什么權利把一個意識形態與他們不同的人說成是不正常的人呢。
我拒絕和這位醫師會面。在我看到我那打算對中國建立諒解的企圖僅僅招來相反的效果之后，就堅決不再見記者了。
他們開始檢查身體……他們又看看我的手腕、腳踝，接著又叫我坐起，以便檢查我的脊背。
“你們是找傷疤嗎？”我很客氣的問道。
“是啊。”他們小心的說。
“我根本沒有傷疤。”
他在我的胸上敲了幾下以后便宣布“檢查”完了，他緊閉著嘴唇，用一種沒有表情的語調問道：“你在香港發表的那些言論中，曾說什么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謀幸福。你打算怎樣去實現呢？你準備參加什么組織呢？”
“對不起，我不能答復這個問題，”我回答說，“我還沒有想到那么遠。我只知道我想從此以后過一種正當而有益的生活。”
18、里克也出獄了，“離開一個安全而能諒解我的地方，投入一個沒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紛擾的世界”
里克被刑事法庭宣布刑期，并由北京勞改委員會宣布假釋，可以出獄。
在我上吉普車以前，我想起了又安在家里管制期間向政府借的錢始終還沒有償還。
我轉過頭來對方管理員遲疑地說：“我還欠人民政府一些錢，我想安排—下怎樣還這筆錢。”
她緊盯著我的眼睛，接著堅定地說道：“你欠人民政府的東西多啦。用不著再記這些事了吧。”
她的尖銳的回答使我頓時面紅耳赤，又難為情又有些不痛快，但我知道再堅持也沒有用。
第二天我們起得很早，趕乘去邊境的火車，當火車穿過綠油油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時，我越來越感到心里緊張。
午后一點鐘左右，火車到站了。在把行李送進一家運輸站并向警士告別后，我走過一個很長的拱廊，通過這時已經沒有人的海關辦事處，來到設有有一排拒馬的邊境線。我再一次回過頭去望望。我多少次夢想過這個時刻的到來啊!可是現在，我一面拖著沉重的步子走著，一面感到，我正離開一個安全而能諒解我的地方，投入一個沒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紛擾的世界。
19、堅持真理的里克面對刁難和挑戰
李又安被通知里克從香港處境了。李又安回顧自己在香港的遭遇，知道一旦他越過國境線就會受到很大壓力。那么，即使他信中所談真實，他會不會軟弱下去呢？如果他果真軟弱下去了，那我們能不能再繼續一塊兒生活下去呢？
直到早晨6點30分左右，我長時間等候才有了著落，當時聽到廣播員說，“在回答‘你為什么被逮捕’這個問題是，里克回答說，‘因為我是一個間諜’。”
我心中充滿了安慰。不管我們的面前有多么困難，我們也一定會共同抵抗它。
里克：
我剛走出警車，里克就被咔嚓、咔嚓直拍的照相機、伸過來的麥克風以及許多叫喊的人包圍。他們像打連珠炮似的向我提出問題：“你為什么被逮捕？”“你認為自己是個間諜嗎？”“你受過嚴刑拷打嗎？”等等。
我聲明道，我事實上是一個間諜，并且感到在當時情況下，所受到的待遇非常寬大。這時記者們臉上表情立刻從熱情的歡迎，轉變為不信任，接著就是露骨的敵視。突然間，我聽見警察局長低沉而清晰的向一個記者說：“腦筋受過清洗已經達到沒有希望的程度了。”
我認為老早以前我就為這種接待作下了準備，但是在身臨其境的時候，還是感到自己在受攻擊，同時自己的怒火開始上升。
在酒店，更多記者要求我再次敘述整個經歷。這一次，甚至連開始的熱烈歡迎都沒有了。許多從四面八方提出的問題分明是在激怒我。
最后，一個記者以冷淡的聲調說道：“你太太在出來的時候曾說過，她還沒有足夠作一個共產黨員的優點。你對于你太太說的話有什么感想?”
我竭力控制我的脾氣已經好長時間了，但現在，我感到我的嘴唇氣得直顫抖。后來報紙竟把我這種自然的動作說成是我腦筋受過清洗的明證。我忿怒地轉過臉去對他說，“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說的話。我干剛從中國出來，在那里只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產黨員。”此外，我又補充說了一些其他事情，而這些事情當時也許還是不說的好。
兩小時以后，與記者的會談終于結束了，我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他們從完全不同的觀點用遞歸的方式猛然向我緊逼，我只好進行不斷的斗爭，防止他們誤解我的話，把它歪曲成聳人聽聞的東西，因此在結束時我已筋疲力盡了。但是，我剛剛在房間里坐下來，匆匆忙忙地吃一頓晚餐，一小批記者又開始把我圍住了。
顯然，大多數記者感興趣的只是搜集可以用來在美國進一步制造仇恨和疑懼的材料，來反對中國大陸，以便證明華盛頓支持臺灣蔣介石的政策是合理的。有些人竟偏激到并不打算掩飾對我的氣憤的程度。
有一個人譏嘲地問道：“既然你這樣喜歡中國，那你為什么不呆在那兒呢?”
“因為我是美國入，”我答道，“中國有許許多多我喜歡的東酉，同時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歡的東西，不過，美國是我的祖國，我的家在那里。”
“如果美國受割侵犯，你會捍衛它嗎?”另一個同樣懷有敵意的人問道。
“如果我們受到了侵犯，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我會象進去一樣地進行戰斗。但是我感到我們沒有權利去干涉別國的內政。我只希望和平，我深信我們兩國可以重新建立友好關采，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利。中國現在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單拿它可以提供的卡車市場來說，對我們的汽車工業就非常有利。請你們相信，我深愿看到美國的工人為和平制造卡率，而不愿看到他們為戰爭制造坦克。”
有幾個人企圖使我把論調放緩和一些，他們說，我應為自己的前達著想。其中有一個人偷偷地對我說，我是一個大傻瓜，如果我愿意說出“中國的真正情況”，發表一次談話至少可以得到八百元美金。
另一個竟不惜對我這樣說：“老弟，你知道我們國內對共產黨是怎樣看法？要是你不改變論調，等你回國后，就連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
我坐在那兒昕這些人談論；盡管我非常疲倦，還是感到要笑出來。他們說我的前途暗淡，我毫不懷疑那是真話。但是我剛剛從一個社會出來，那兒的人們決不用個人利益的理由來為行動做辯護，而在這批人看來，自私自利卻是惟一正當的理出。我過去一度曾深深敬佩這批人，但是現在他們的盲目、狹隘與我在中國所熟知的作風成了鮮明的對比，我不禁感到他們是一群孩子。
記者隨后在報紙上扭曲將里克剛入獄時因難以進食而提供的小米粥，說成是“特殊食品”，以此暗示里克被優待而變成“親共學者”。這讓作者認識到，報紙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新聞，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我猶豫了一會兒，是不是應孩保持緘默，以免被他們利用呢?但是我馬上又認識到，一句話不說照樣會被他們利用的，盡力把一些事實擺出來，至少還是比較有好處的。我作了這個決定，結果是四天四夜不斷的談話，哪一次睡覺都沒有超過兩小時。一星期以后，在美國的雜志上讀到的諷刺話是：“他的語調常常搖擺不定，疲倦的程度似乎比他自已覺得出來的還要深。”
如果我使人們以為我所遇到的記者的表觀全都相同的話，那是不公平的。有幾位雖然不同意我所說的大部份話，但是卻愿意和我通宵坐談，真誠地努力了解，為什么我會有這樣的看法，以及中國有了哪些進步。
最最使他們不安的似乎就是思想改造了。有些人把它當作一個原則問題來反對，說它違反人權。對于這一點，我答復他們說，這是一個看法問題。在這前后，香港報紙正滿載著埃梅特·提爾暗殺的案子。我表示意見說，認為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進行血腥殺害的行為是正確的那種思想倒是應該加以改變的。在中國監獄里，改造是強迫的，但是要我們加以改造的恰是造成埃梅特·提爾遭害的那些思想。接著我問記者們：他們是不是感到美目的感化院也遣反了人權呢？
“中國的新政府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它要改造整個中國社會。不過這種改造是教育問題，而不是暴力問題。就中國全國人民來說，他們所受到的壓力僅僅來自一般的社會輿論。這種壓力在任何社會里都是存在的，只不過是程度不同罷了。在中國，一個
人只要不犯法，是不是接受改造完全由他自己決定。事實上，我知道有一些數授在批評新政府時比我要坦率得多，但是他們一直沒有被關到監獄里去，因為他們始終沒有進行任何反革命活動。"
這時，有幾個記者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強制改造是合理的，然而他們反對“洗腦筋”。他們含糊地解釋道，洗腦筋就是利用種種辦法剝奪一個人的正常理智作用，從而使他機械地大量接受他并不理解的思想。
于是我說道：從理論上來看，利用震動法，喪失知覺法、施用殺辱劑、催眠術，或是應用對心靈或肉體進行極度折磨的辦法，也許可能使一個人暫時喪失推理的能力，從而強迫他去做和說那些井非自愿的東西。但是這就會把一個人給毀了，使他不能再成為有作為的社會動物。此外，除非一個人已被弄得永遠處于白癡的狀態，否則這些辦法的效用一旦消失，他就又會恢復正常的理智和原來的想法。
雖然我在中國往了7年，卻從來沒有聽說會應用過這種方法。事實上，這種方法和那兒的思想改造的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中國人的目標是實現個人品質的永久改造，這一點只有通過和他講道理提高他的理解水平才能做到。我的思想在監獄里有了變化，這種變化是由于經過完完全全是講道理的過程而得到的，例如：檢查思想、用客觀的事實和道德原則來加以衡量、最后得出了新的結論，到了這時我才感到自己過去的思想錯了。當時我是處在一個不得不檢查自己思想的環境中，這是事實，至于我是不是接受了任何新的結論，那就完全要看我自己了。
另一個記者提到到，長期控制一個人的消息來源，從而剝奪他形成客觀判斷的基礎，那就可能改變他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我也只能同意—部分，我認為在超出個人經驗之外的問題上，這一點才能成立。如果兩個人住在不同的國家里，彼此沒有聯系，叫一個人相信另一個人是他的敵人，也許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一個吃不飽的人相信他有足夠吃的東西那就非常困難了。
在中國，社會主義宣傳在改變人民思想上所以起了作用，_就是因為絕大多數人民從日常生活中已經證實了政府所保證的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還在日益提高。
接著，我又費了一些時間和記者們討論中國人民在生活上所起的變化以及因而產生的社會看法的轉變。我沒有能夠說服這些記者相信這種轉變是以一個更高的社會道德概念為基礎的，對這一點我并不感到奇怪。歸根到底，我在監狨里費了4年時間，剛剛懂得個人的幸福只有在他愿意把自己和社會的幸福結合成一個整體時才有保證這個個道理。我怎么能希望他們在一夜之間就全部了解呢？
當我到達檀香山的時候，我感覺那兒的報紙似乎不象香港報紙的“頭條新聞”那樣熱中于利用我來制造反對中國大陸的仇恨。在他們看來，我只不過是人世間另一個新的有趣的故事罷了。
結束語
1955年9月里克和李又安在西雅圖相聚以后，又是一年半了。作者們觀點有變化嗎？
一方面作者發現麥卡錫的陰影和損害并不像中國報紙上說的那么厲害，另一方面仍能看到缺乏安全感、恐懼以及逃避社會責任的跡象。如李又安在一個學術機關申請工作，對方本來很歡迎，后來發現“她就是那個在香港發表那些談話的女人”。這使他們恐慌起來，他們說決定冒險給她一個職務，但李又安首先得寫一張效忠宣誓書，同時還要寫份聲明，撤銷在香港發表的全部言論。李又安說決不能做這樣的事，這讓對方很為難，他們同意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都會這樣，但是又說正處于一個政治上必須小心謹慎的時代，他們也無可奈何。而立刻想找個教學位置的機會，很渺茫。從此作者懂得，在麥卡錫已下臺的時代中，迫使絕大多數人就范的與其說是政治威脅，倒不如說是經濟威脅。
作者覺察到中國報紙也在進行控制。但他們得出結論：今日中國人所了解的有關美國的情況，比美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情況清晰的多。此外，盡管作者承認中國報紙有危險和缺點，但是不管從理論看也好，從實際看也好，都認為中國報紙給人的影響遠比美國的報紙要健康的多。美國報紙逃避了對社會應負的責任，渲染聳人聽聞的事件，大大促使美國社會道德的驚人墮落。
自從我們回國以來，需要我們在思想上重新加以考慮的只有這幾個問題。但是在中國所得出的有關人生觀的基本結論，并沒有因為回到老環境已一年半而被否定。相反，當我們作為一個美國人而和我們的生活問題作斗爭時，反倒鞏固了我們的基本結論。回到我們過去曾奉為至寶的象牙之塔的生活中去，現在，在我們看來，只是可鄙的事。我們倆唯一可能的生活道路就是遵循基督告誡的“愛人如己”以及必須在共同福利中去找個人的幸福這一概念前進。
【閱讀摘錄者讀書筆記】
紅色再啟蒙：人民中國的新人何以再度可能？
本書名字可以是《紅星照耀監獄——一對美國間諜夫婦的獄中漫記》，它闡述人民中國、人民政府怎樣試圖再造“新人”。這本書讓人感動，甚至是震動。它再現新中國的“新人”教育，是何等成功，以至于讓兩位美國間諜心悅誠服，甚至完全主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即使回到美國，承受巨大壓力，他們也依然持有這種觀點。
現在看，這種培養新人的內容，應該是新中國巨大成就之一，過去一直被忽視了。甚至可以說，這種深刻、真誠的思想洗禮，是新中國不同于過去的最重要方面，新中國對中國這個古老文明的意義，也從這里浮現出來。
當然，還需要分析，這種新風尚，只是新朝伊始短暫的新氣象嗎？它能否保留下去？后來的文革，導致這種新人風尚發生了何種變化？這個問題很復雜，還得再多看些資料，再琢磨。現在初步感覺是，文革應該是將這種腳踏實地的新人洗禮，推向了政治化的極致，變成儼然超凡脫俗的政治儀式，時間長了，就讓人產生審美疲倦，繃得過緊，而當文革后來被完全否定時，和文革一起達到高潮的塑造新人儀式，也就一下子被拋棄，人們一下子松懈下來，培養新人也就不再持續，中國社會逐漸回復到以往那種庸俗的多元化功利觀里面了，重做舊人。當然，這種新人教育的遺產依然持續了很長時間，可能中國至今仍然在吃當年新人工程的紅利。現在又一個問題又提出來了，那就是這個遺產的紅利中國還能吃多久，當下和以后的中國，如何設計自己的“社會化”計劃，打算把普通的中國人，朝怎樣的方向引導？守法，愛國，人性，還是什么？還有過去那種新人教育里最讓人震撼的人生觀洗禮嗎？
還有個問題，人民中國的新人教育，之所以當時能成功，有幾大基礎：
一是中共當時取得了一個有一個很實際的勝利，比如獲得新中國政權，抗美援朝取勝，這對思想被改造者很重要，這是現實的勢，
二是中共當時自身形象、作為非常健康、正面、積極，比如監獄管理員都能以身作則，言行一致，讓被改造者感動和愿意服從，
三是當時中共有成功解讀當時社會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成功依托其做了精彩的中國敘述，這個敘述的說法或曰理論，適合當時的中國，讓受眾比較認可。
四是當時的宣傳來源只有一個，不會讓被改造者分心，當然它自己也比較積極健康，很注重引導人。
總的來說，人民中國的領導者們當時有著雄厚、真實的道義基礎，擁有自由、解放、正義、平等、民生、集體利益、人類和平、人民抵抗壓迫、抵抗侵略等各種正面符號，或者說新中國確實成功建構了這樣一種明亮圖景，這就給新人教育提供了最讓人信服的背景，正是在這種氛圍下，新人成長起來了。
而當下中國，似乎越來越呈現新中國解放前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景象，各種宏大、正義的符號已經沒有了，即使官方主流媒體仍然在宣傳，但似乎更多被大家當做幌子，甚至是笑話，人們生活充斥的是典型“非社會主義”的急躁、欲望、私利、野心等碎片。這就提出個問題，這種環境下，個人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
健康、喜樂的個人生活，需要這樣一個精神家園，而顯然當下社會氛圍很不利于這樣精神家園的形成。以后會怎樣呢？是大家都找不到，社會越來越墮落，還是努力后，大家建設成了一個新精神家園？后一個可能會有嗎，如果有，它會通過怎樣的途徑，以怎樣的形式進行呢？
從社會層面分析，又回到前面說到的社會化議題，如果以當下廣為傳播的時髦觀念是，當時人民中國的紅色憧憬和人人皆舜堯夢想是烏托邦，那么當下現實社會與烏托邦距離何在，距離有多遠，是不可能彌合的嗎？如果可以彌合和貼近，可以有哪些方式？另一個世界真的是可能的嗎？
這本書可以和中國改造抗美援朝的外軍俘虜，以及新中國改造前國民黨戰犯結合起來看，那時的中共都使用了相同的思想改造方法，可見這不是特殊個案，而是整體都是這么運用的。作者在文中也都提到，在獄中看到先期回國的抗美援朝美軍俘虜因表達對中國善意，結果被扔到精神病院的消息。
該書為作者夫婦在費城于1957.3寫作完成，從邏輯上講，沒有什么必須討好中共的壓力，所以內容應該是真誠可信的。作者在書中最后幾部分，講述了自己因堅持悔罪和對人民中國的好感，而遭遇到的巨大壓力。該書原出版人的序言，也體現了這種壓力。
當然還有些問題，出身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又恰好在戰后來到中國做情報工作，作者夫婦真不是特別專業的間諜嗎，到中國來做訪問學者是主要目的，還是完全是掩護身份？這本書寫作出版前，美國中情局是否予以例行審查？現在這個問題似乎已經找不到答案了，還是采信作者的描述吧，因為從全書看，如果是，作者已經不會去特意隱瞞。
不知道作者夫婦后來過的好嗎。真誠祝福這兩位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后來能過上幸福、平安、安靜的日子。如果他們還活著，現在年齡應該在90多歲了，真想邀請他們回來看看啊。遺憾的是現在的中國，盡管物質上改善許多，但似乎已經沒有過去那種人民中國的氣質了，似乎可以稱之為“庸俗中國”。這也是閱讀這本書時，作為當下一位中國人的最大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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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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