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人常以事功鳴于世，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曾胡左以一介儒生草檄于鄉里，揮旌于荒野，鑄成數世勛名，易布衣文行之舊軌為武夫之舉，實乃曠世罕見。譚嗣同有論云：“一鄙一莫或無湘人之蹤”(《忠義家傳》)，至今我們仍能體味譚氏此語中律動著的自豪感。的確，即使在咸同以前，遑論“莫或無湘人之蹤”，道光辛酉科新寧出了個拔貢江忠源，時已謂之“破天荒”。再上溯至康熙朝，大學者劉獻庭仍覺湘地“無半人堪對語”。(《廣陽雜記》)故譚氏所慕湘人風采，當然非指以正途而位至武臣極品者，而幾乎是不言自喻地勾勒出一幅布衣路節鎮、握重權的貧子登科圖。

湘籍儒生轉型為武人的殊舉無疑已成為湘人心理內聚的精神象征和符號。從此以后，狂熱崇拜類似于白手起家式的新型政治偶像，幾乎成了湖湘士人非理性的自戀情結。其自戀情結又會時時幻化彌散為一個頗有歷史感的預言神話，即湘人在沉默了數百年之后，將要于未來把握中國社會的政治軍事命脈。甚至有的湘人頭腦中已直接把湖南模鑄成了一個類似古斯巴達式的“政治型區域單位”。楊度《湖南少年歌》中有兩句詩云：“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其精致的對稱結構恰好昭示著典型的政治思維，做為純粹文化意義上的“湖南”，在湘人的視界中就這樣消失了。

可偏偏這世上總會出現不識時務的“俊杰”。湘籍經學大師王闿運為儒常不羈于儒事，卻喜劃軍策于內腹，演縱橫于胸中，雖自我欣賞于一隅，卻也似怡然而有所得，起碼近代“帝王之學”之祖的牌子是摘不掉的，所以闿公玩的大體是“空手道”絕技。不料這位老頑童于紙上練兵之際有心炮制出一部文筆優美，卻蜂集眾議的奇書《湘軍志》，湘綺自詡有《史記》筆法，其水準尤不讓于《三國志》《后漢書》，然其自負才猷邁眾，不甘徒為文人，筆鋒所及，揶揄群雄，裁量人物，即使于曾國藩亦不乏微詞，這就觸動了湘人“追星族”那根敏感的“政治崇拜神經”，于是群起攻為謗書，以致闿公大忌鄉人的自戀情結，特交友人郭嵩燾毀版，郭氏曾譏評其“文筆高朗，而專喜譏貶”，指為誣善之書，且更言“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致陳士杰書》)平心而論，對于湘綺來說，能超越地域性的鄉土自戀情緒，非有一股“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豪邁與孤寂膽識不可。近人劉成禺對此點看得很清楚，他說修志本為旌節“湘軍之功烈”，“垂鄉邦之榮譽”，而闿運則一味任性，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根本對于滿足湘人之自戀心態“未甚措意”。(《一士類稿》)王闿運之個性常使人覺其有的凸峭峻拔之感，其榮膺近世“帝王之學”掌門，端在其常仿先秦縱橫怪杰，演韜謀而落拓不羈于公卿之間。史稱湘綺少年時就“頗思贊襄軍謀，騰驤政路”(《一士類稿》)，然其獻策往往是夸誕險著，迂闊至極，如勸曾國藩南面稱帝與咸豐并為二王，直驚出曾氏一身冷汗。故湘綺之帝王思想庫雖構思奇瑰，卻常積壓產品無處推銷，他屢屢自嘆湘軍大吏中“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與李漢春書》)此時正好借纂修《湘軍志》之機重新“糞土當今萬戶候”，時或偶興筆底風云，布陣排兵，大過紙上用兵之癮。因此時人有評論曰：湘綺“知兵自負，好談大略”。(《一士類稿》)王闿運經多年研究，曾經演繹出一個“縱橫定理”，概而言之就是“世道愈亂，賢士愈積”。(《上巡撫惲侍郎書》)此定理進一步推演就變成“湖南之薄士”，其深意不外乎標示自己非屬于埋首簿書章奏、募勇練兵瑣事中的卑陋俗士，而是救亡撥亂的隱者高人。湘綺如此高自標置，屢展欲擒故縱之方，倒也能收一時之效。史稱曾國藩廣招才俊。“賤人或起家為布政，裸身來，歸資巨萬”。(《現代中國文學史》)唯獨湘綺在幕帳中進進出出，時去時留，根本不問戎中瑣事。曾氏成為封疆大吏后，賓客皆知趣降身為弟子，獨湘綺仍為幕客，高視闊步之際只差高叫“食無魚，出無車”了。有一次，湘綺至江寧拜謁曾氏，國藩遣使招飲，意有所慢。闿運笑道：“相國以我為啜來乎？”明說像我這樣的大師級人物，哪能像要飯一樣的對待。于是攜裝乘小舟溯流高歌而去，其韜晦進退之際大有“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瀟灑氣派，害得曾國藩一路“追謝之，則已歸矣。”

湘綺一生醉心遨游群帥武夫之間，卻屢遭冷處理，大致是因武人僅以“文章雍容”許之，供其如彌勒大佛于帳中已可，而其最為自賞的武略機謀，在湘軍大帥眼中無異于小兒科，上不了臺面。近代湘人大抵多不承認有脫離經世日用的純粹學問，湘軍中如左宗棠輩甚至詆埋首典籍之人反不如“鄉里粗才”。如此根深蒂固的意念往往使湘人頗諳官場游戲規則，卻難認同于學界。湘籍軍事政治人才涌動如過江之鯽，而達至純粹學問之至高境界者寥若晨星。湘綺之所以被公認為湘人中可掛頭牌的經學巨擘，蓋得益于其居于“出世”與“入世”之間的邊緣人地位。湘綺性格大致屬于迂而不腐、朽而可雕之列，其迂在于以經師操縱橫之術總嫌不夠專業，火候實欠老到，雖自詡“余之可為宰相”(《湘綺樓日記》)，實則終生受人怠慢而不知內中之因；其不腐乃在于以莊禪之術鍛造出金剛不壞之身，能恒久地維系自我感覺良好的心理平衡之態，再加上一幅鶴發童顏的碩儒形象，終能以童真之心應萬變之世。

湘綺不受人重之因。還端在其每“牢落不偶意，壹以諧謔出之”，是個玩笑大王，犯了官場韜晦辨色的大忌。譜擺得太大，反倒失去了欲擒故縱，進階官場之效。湘綺在京師時，恭親王奕沂曾慕其名，問及政事。闿運漫議點評云：“國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務，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圖哉！”(《現代中國文學史》)少荃乃指直隸總督李鴻章、佩蘅指稱的是大學士寶，均是朝廷中炙手可熱的大員，闿運一律目為庸才。難怪奕?聽后大為不悅，甩下一句：“是處士之徒為大言者！”拂袖而去。

如從學理上深究闿運際遇，湘綺之學實屬湘學之中的“野狐禪”。湖湘之學以朱熹性理大意為治學正宗，自律甚嚴，而湘綺卻笑《性理大全》為‘兔園冊子”，宣稱“平昔不攻宋學……凡所著述未涉唐后”。(《湘綺樓日記》)湘綺述“道”之變遷常取其亂世權變之意，而不等同于具體的事功。其“君子在野不仕進”之論，頗有違于湘統的教誨。更有甚者，闿運把玩儒家自治一義時大發莊子逍遙之旨，不但不闡發儒者于亂世間應中繩規矩之傳統禮論，反而嘲笑其為自苦之道，極力鼓吹所謂“狂情”之動。他說“圣道”之意讓朽儒們搞的很狹窄，理學中“主敬存誠”的意思太壓抑人，所以儒家皆是“猖介之人”，活得太累、太不瀟灑。他奚落苦諫紂王的箕子比干是“役人之役，廝養之才”(《王志》)，認為其境遇隨王者的興衰共沾其榮辱，是太不自立的表現。

在正統儒者眼中更顯荒唐的是，湘綺把莊子塑造為《春秋》經世之統的正宗傳人，只是“魯哀以來微言絕矣。”其潛臺詞是說后繼的儒學大師無力紹其余緒，這就等于把宋學苦心構筑的道統輕輕一筆勾銷，打入另冊。湘綺于此堪稱特級“解構大師”，因為他幾乎在揮手之際就抽去了傳統儒學架構中“外王”得以支持的“內圣”根基。儒家修德成圣的“內圣”理論正是由宋明諸儒師集其大成，進而廣泛施教于知識階層的，一旦宋學接續“道統”的鏈條被斬斷，自治的道統資源自然會呈枯竭狀態。怪不得郭嵩燾對此“狂悖之言”大發感慨，批評湘綺“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王志》)所以勸人與湘綺保持距離，稱“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鄉，元黃異色，顛沛跌失而不可追悔。”(《再與笏山》)幾視其為裝神弄鬼的“大巫”，而避之唯恐不及。

說到“一言即入，如飲狂藥”，闿運之語中雖頗少先秦縱橫名家運思帷幄的鬼詐與險峻，但其中蘊涵之詼諧與雅趣卻足以使元黃異色。其晚年名為入袁世凱幕中，卻常即興發起老頑童脾氣，戲笑怒罵，皆成文章，大拆袁府之臺。世間尤傳其民國總統之聯曰：“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橫批曰：“旁觀者清”。湘綺初入袁府，世凱以自用車迎入公府，集百官大開筵宴以隆遇之，宴罷，互相問候，袁世凱以師禮之，辭極卑謙，闿運退而神秘地語人云：“袁四的是可兒”。接著過新華門，他又仰頭嘆口氣道：為何題此不祥三字？同行者驚問何故，湘綺回答說我眼花了，額上所題，莫非是“新莽門”三字？此言猶如巫者之讖語，預言世凱之敗恰如王莽之命運。聞者只好低眉垂首不知如何應對。

湘綺雖無縱橫之奇術，卻常以私智小慧周旋于袁府之間，闿運有仆人周媽隨其入京，居西單牌樓武功衛二號，后堂署“周媽老巢”。湘綺曾鄭重告人曰：周媽乃是專家，我藏書零亂，作文時引用考證，要查某書某卷，惟周媽能一檢即得，雖是門人學者，也不能細心若此，以致引起報章一片攻擊笑罵。上海《時報·文藝周刊》載有《周媽傳》長篇傳奇，文中嘻戲云：湘綺如無周媽，則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飽，《順天時報》載湘綺欲委派某人為國史館員，周媽居然有權硬行改委。《益世報》載湘綺語曰：周媽，吾之棉鞋大被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闿公雖大為憤恨，卻故意詢問其弟子顏某云：報章紛載周媽誹語，爾意云何？這位學生倒頗知趣，懂得如何給老師臺階下，馬上回答說：“八十老翁，出入以婦人役，古禮有之。”闿運笑云：“是真讀古書能會通者”(《春明瑣記》)，總算讓學生松了口氣，自忖沒死讀書而頗知書外人情。

然而“暖腳阿媽”終于成了湘綺與袁氏斗法的工具，劉成禺曾經認為，在湘綺老人大名士作派之下，“蓋有妙用存乎其間”。(《洪憲紀事詩廣注》)史載民國初年，北京官家閨秀，竟尚奢蕩，爭艷斗侈，冶服香車，招搖過市。袁世凱因籌議帝制，擬整飭綱紀，以官眷越禮開刀，密諭肅政史夏壽康上摺嚴警效尤，摺中有“自古帷薄不修，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禮教之防。”之語。周媽在國史館把持開支，干涉用人；已成報界追逐的明星。而夏氏奏摺一上，湘綺疑心摺中之語專攻周媽。當時正值洪憲元旦，一片頌揚帝制之聲，湘綺為避免在京有稱臣之嫌，毅然辭參政、國史館長職，攜周媽南歸。又怕將來帝制萬一告成，無容身余地，乃假托周媽的名星效應，將計就計，引述夏摺之辭，給袁項城開了一個大玩笑，其辭呈反話連篇，極盡詼諧趣語之能事：“呈為帷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箴，應行自請處分，祈罷免本兼各職事。”內述闿運年邁多病，飲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須臾離女仆周媽。而周媽遇事招搖，可惡已極，致惹肅政史列章彈奏，實深慚恧。上無以樹齊家治國之規，內不能行移風易俗之化云云。(《洪憲紀事詩廣注》)惹得　章太炎　先生拍案叫絕道：湘綺此呈，表面則嘻笑怒罵，內意則勾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媽者，真湘綺老人之護身符也。(《后孫公園雜錄》)可見湘綺常空膺縱橫家之號，卻屢博大名士之譽。“帝王之學”作為近代儒林中的化石形態，盡管已沾滿了歷史的塵埃。但湘綺以莊禪喻治道的狂儒本色卻在湘籍武士化儒生的殺氣籠罩中如斜陽一抹，清新而又絢爛。其對于生存方式的選擇是非常值得后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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