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目前為止，羅馬統(tǒng)治時期的希臘世界仍處在國內(nèi)希臘史和羅馬史研究領域之間的“兩不管”地帶。造成這種狀況的潛在原因，也許是人們通常以國家為古代文明研究單位的學術傳統(tǒng)：羅馬的征服使希臘城邦和希臘化王國的主權(quán)不復存在，希臘史于是至晚寫到希臘化時代為止；而羅馬史的撰寫和研究又以羅馬國家的發(fā)展為顯性或隱性的主軸，對羅馬時代希臘人情況的描述至多也不過是蜻蜓點水，更談不上有以希臘人為本位的系統(tǒng)論著。然而，無論從希臘史還是從羅馬史角度而言，羅馬時代的希臘人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對象，希臘古典文化中的不少成就是他們創(chuàng)造的。而他們何以能夠并且究竟怎樣保持自己的民族存在和認同，無疑是理解他們這段歷史和這些成就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本文即是對上述問題的一項嘗試性研究，其任務在于利用有關史料力圖復原羅馬時代希臘人民族認同的總體情形并側(cè)重從以下角度入手：（1）羅馬時代希臘人的民族認同與希臘人以前的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2）羅馬人和希臘人之間的特殊關系對希臘人民族認同的影響；（3）希臘人的民族認同在古代晚期的最終走向。

二戰(zhàn)后，無論是西方、蘇聯(lián)—俄羅斯，還是中國、日本，國際學術界在“民族”界定問題上都經(jīng)歷了一個大體一致的理論轉(zhuǎn)向，即由先前以民族國家為衡量標準、用nation和nationality來指稱民族，日益轉(zhuǎn)向?qū)thnos、ethnic group與nation、nationality區(qū)分開來，用ethnos和ethnic group 來指稱不必依賴國家來定義的各種民族。①

那么古代希臘人是如何被指稱為“民族”的呢？19世紀和20世紀大半個時期內(nèi)，很多西方古典學家都習慣于將古代希臘人視為一個力圖實現(xiàn)、卻未能實現(xiàn)政治統(tǒng)一的nation，還有學者專門探討能否將nation和nationality用于希臘人身上。如到20世紀70年代著名古典學家芬利還曾談道：“如果我們堅持將民族（nation）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等同起來的話，那么希臘人究竟在什么意義上才是一個民族呢？”② 而如今，將古代希臘人作為一個ethnic group 考察其民族認同已成為古典學領域內(nèi)的一個研究熱點。本文提到的古代希臘人的“民族”即相當于西文中的ethnic group；相應地，“民族認同”則相當于ethnic identity和ethnicity。

不過，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表述與民族學理論的話語系統(tǒng)也并非完全對等，這就造成了對譯上的困難。以往中國通常用“民族”一詞來翻譯西文中各種不同類型的民族。近些年來，隨著從西方民族學和人類學界引進的ethnic group流行開來，國內(nèi)學術界對之有“民族”、“民族群體”、“民族集團”、“種族”、“族裔群體”等多種譯法，目前“族群”這一來自港臺學界的譯法日益呈現(xiàn)出可能會取代其他譯法的趨勢。但是，筆者并未采用這一譯法，而是采用了較保守的“民族”譯法，這首先是考慮到本文所要論述的是希臘人整個群體的認同，而在西方古典學界，不僅希臘人整個群體被稱為ethnic group，而且希臘人的各個分支，如伊奧尼亞人、多里斯人、彼奧提亞人等，也都被稱為ethnic group，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使用“希臘人的族群認同”這樣的提法，也有可能使人誤以為本文要討論的是希臘人內(nèi)部亞群體自身的認同。作為最大規(guī)模的ethnic group， 希臘人的整個群體恰恰適合于用漢語的“民族”一詞來表達。

其次，從古代希臘人和現(xiàn)代希臘人的話語系統(tǒng)來看，古希臘語中ethnos一詞在不同語境中能夠指稱大致相當于現(xiàn)代語言中所說的“民族”、“部族”、“部落”、“國民”（當然是指城邦公民）等不同規(guī)模的人群，其用法與現(xiàn)代西文中ethnic group的較寬泛用法類似，即能夠指稱多種規(guī)模的“族群”，而它所指的最大規(guī)模的族群正是民族；在現(xiàn)代希臘語中，ethnos則兼具nation和ethnic group兩方面的含義，又恰巧在語義上與漢語“民族”一詞相符。③ 所以，至少在本文的漢語表達中，選擇“民族”這一傳統(tǒng)名詞來指稱古代希臘人的整個群體，要比使用“族群”這一新名詞更能接近古代希臘人自身的話語表述。

一

在羅馬統(tǒng)治下，希臘人雖然喪失了政治獨立，但并沒有像同樣被羅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諸民族一樣羅馬化，而是仍作為一個“文化民族”將其傳統(tǒng)的民族認同一直保持到羅馬帝國基督教化前夕為止。④

羅馬時代希臘人所繼承的民族認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內(nèi)容：對于自身血緣、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認同；希臘人—蠻族人兩極對立的觀念；對于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的認同。這些內(nèi)容依次形成于古風時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時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23—前31年）， 雖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卻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構(gòu)成了一個有機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

在公元前8世紀末葉至公元前6世紀中葉這一期間，Hellenes（“希臘人”）由一支希臘部落的名稱演變?yōu)槿w希臘人的總稱。這一民族總稱本身當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臘人在它之下確立認同的最鮮明的標記。在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人對于自身認同的各種行為和話語當中，最具經(jīng)典性的表述恐怕莫過于希羅多德的一句話：“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⑤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為“希臘人”，也可以理解為“希臘特性”這一抽象意義。在后一種意義上，它相當于現(xiàn)代西方語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詞。這樣，這句話就既可以譯作“希臘人有相同的血緣、相同的語言、共同的神廟、祭禮和共同的習俗”，也可以譯作“希臘特性是相同的血緣、相同的語言、共同的神廟、祭禮和共同的習俗”。顯然，系動詞“是”（eon）和系表句式使這句話看起來很像一個關于“希臘人”或“希臘特性”的定義。

民族認同不僅是一個認同“自我”（self）的問題，還是一個對“自我”與“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區(qū)分的問題。更多的學者認為，公元前5世紀早期，barbaroi（此為復數(shù)，單數(shù)為barbaros）由原來一個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語言的詞語最終演變?yōu)橐粋€同“希臘人”相對立的概念，構(gòu)成對一切非希臘人的蔑稱。⑥ 希臘人眼中的這種barbaroi不會說希臘語，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統(tǒng)治；喪失節(jié)制，荒淫無度，野蠻兇殘；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們在漢語中通常將這個barbaros譯為“蠻族人”。促成希臘人—蠻族人兩極對立觀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希臘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敵入侵的泛希臘主義聯(lián)合行動。外來威脅和抗戰(zhàn)的勝利促使希臘人轉(zhuǎn)到側(cè)重于從外部，從“他者”，從非希臘人角度來進行自我定義。⑦

早在古典時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談到當時尚屬個別的希臘化現(xiàn)象時，就已經(jīng)預言到希臘化時代希臘人對希臘化的蠻族人愈加普遍的認同：“‘希臘人’這個名字已不再表現(xiàn)為一個種族（genos）的名稱，而是一種智力（dianoia）的名稱了；與其把與我們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臘人’，不如把擁有我們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臘人’。”⑧ 在希臘化各王國統(tǒng)治者以希臘文明作為統(tǒng)治的文化基礎的情況下，接受希臘教育和文化，會說希臘語，奉行希臘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臘人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多地被認同為希臘人。⑨ 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這些東西實質(zhì)上都構(gòu)成了“文化”的具體內(nèi)容，其認同總括而言便是一種文化認同。

希臘人素來就是一個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從來不依賴于政治統(tǒng)一，因而其傳統(tǒng)的民族認同內(nèi)容并未因羅馬的統(tǒng)治而改變。由于希臘文化自身的影響和羅馬對它的支持，希臘化進程在羅馬時代并沒有停止，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擴大。例如，加拉太人是遷居到小亞細亞的一支高盧人，他們的希臘化就發(fā)生在羅馬時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羅馬帝國東部各行省社會上層和知識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臘化的非希臘人。

“希臘人”這個族名在羅馬時代的使用情況與在希臘化時代并無二致。被稱為“希臘人”者既有種族上的希臘人，也有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羅馬在希臘本土設置了阿凱亞（Achaia）行省，但是沒有希臘人因此而自稱“阿凱亞人”。⑩ 馬其頓人在希臘化時代以前沒有被視為希臘人，在羅馬時代的銘文中則被明確地列為希臘人的一個部落：“馬其頓人和其他希臘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亞細亞的希臘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亞細亞的希臘人共同體”（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亞的希臘人共同體”（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見于小亞細亞出土的羅馬時代的銘文。(11) 在稱某人為“希臘人”時，人們有時也會提及其原初的種族，而無論他是否出身于希臘種族。一位名叫奧林匹婭（Olympia）的希臘婦女曾客居并死于羅馬， 其兄弟給她樹立的墓志銘中寫道：“種族（genos）上屬希臘人，我的故鄉(xiāng)是阿帕美亞（Apamea）”。(12) 而《新約·馬可福音》講到耶穌在推羅邊境遇到一個婦女求他驅(qū)除附在她女兒身上的污鬼時則說：“這個婦女是一個希臘人，在種族（genos）上是一個敘利亞腓尼基人。”(13) 由后一例可見，對于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的希臘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并沒有受到其非希臘出身的貶損。

羅馬統(tǒng)治時期希臘人對于“希臘人”或“希臘特性”的理解和表述也幾乎是對以往同類話語的重申。在公元前1世紀的哈利卡爾那索斯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os Halikarnasseus）看來，“希臘特性”的內(nèi)容是“說希臘語”，奉行“希臘人的習俗”，“承認同樣的神祇”和“適當公平的法律”等； “希臘本性（physis Hellas）主要是依據(jù)這些而有別于蠻族本性的。”他認為居住在黑海沿岸的阿凱亞人原屬埃利斯人，其起源是“最希臘的”（Hellenikotatos），但他們“現(xiàn)在是所有蠻族人中的最野蠻者”。(14)

智者兼哲學家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約公元85—155年）是一位“希臘化的高盧人”。(15) 他以第三者的口吻反復論證自己的希臘特性。他談到自己“不僅曾力爭掌握希臘人的語言（phone），而且曾力爭獲得希臘人的心智（gnome）、生活（diaita）和方式（skhema）。”他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的“努力和顯著成績”是“在他之前的羅馬人和他那個時代的希臘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夠達到的。他表白了自己渴望成為希臘人的心態(tài)：“可以看到，最好的希臘人在羅馬傾心于羅馬人的行為方式，而他卻傾心于希臘人的行為方式，并為此完全放棄了財產(chǎn)、政治名望和一切，他做這一切只為一個目的——使他不僅像（dokein）個希臘人，而且就是（einai）希臘人”；“他雖是羅馬人，但已經(jīng)完全希臘化了”。他將自己視為一位“文化希臘人”的成功范例，并且希望因此獲得希臘人的認同和為自己高盧同胞的希臘化提供激勵：“對于希臘人來說，希臘的本地人有了一個文化與出身之于名譽并無區(qū)別的例子”；“對于凱爾特人來說，若是看看這個人，就沒有一個人會喪失接受希臘文化的信心了。”(16)

從內(nèi)容上看，上述兩人對“希臘人”和“希臘特性”的界定大致相同。同希羅多德的“希臘人”“定義”相比，兩人的界定都缺少共同的血緣一項。就其他方面內(nèi)容而言，兩人的界定或多或少都有與希羅多德的“定義”相重合的地方。而這些內(nèi)容又都與伊索克拉底所說的“文化”相吻合。狄奧尼修斯雖未明確提到“文化”一詞，但他對黑海沿岸的阿凱亞人的看法，無疑為伊索克拉底以文化作為希臘人的定性標準的論斷提供了例證。法沃里努斯使用的“出身”（phynai）、“文化”（paideuthenai, paideia）和“心智”（gnome）等詞與伊索克拉底使用的“出身”（physis）、“文化”（paideusis）和“智力”（dianoia）等詞之間的同源關系或相似性更是顯而易見的；兩人使用這些詞的論證也存在著某些相通之處。從身份上看，狄奧尼修斯在種族上就是希臘人，法沃里努斯則是希臘化的非希臘人；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代表了當時被稱為“希臘人”的構(gòu)成。這種擁有希臘血統(tǒng)的希臘人和希臘化的非希臘人以希臘文化為基礎的認同，無疑是希臘化時代希臘民族認同特質(zhì)的自然延續(xù)。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看起來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在對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的文化認同越來越普遍的同時，希臘人傳統(tǒng)的血緣認同并未因此被完全忘記，它仍在某些場合被表達出來，甚至被加以強調(diào)。很可能出自公元前3 世紀克里特的海拉克雷戴斯（Herakleides Kretikos）之手的一則殘篇說：“希臘人是種族（genos）上為希倫的后代、說希臘語的人。居住在阿提卡的雅典人在種族（genos）上是阿提卡人，說阿提卡方言，正如多里斯人是多羅斯的后代，在語言上說多里斯方言，愛奧洛斯的后代說愛奧利斯方言，由克蘇托斯（Xouthos）之子伊翁所生（phyntes）的人說伊奧尼亞方言。”(17) 這段希臘化時代的言論不免令人想到成書于公元前580—540年的（偽）赫西俄德（Ps. Hesiodos）的《名媛錄》（Gynaikon katalogos, Eoiai）中講到的希倫家族譜系：希倫生子多羅斯、克蘇托斯和愛奧洛斯，克蘇托斯生子阿凱奧斯和伊翁。(18) 兩則史料的說法大體相同，敘事方式也一樣，都是從血緣角度以神話話語來定義希臘人的幾大方言部落之間的差別和認同。希倫（Hellen）、多羅斯（Doros）、愛奧洛斯（Aiolos）、阿凱奧斯（Akhaios）和伊翁（Ion）分別是希臘人和多里斯人（Dorieis）、愛奧利斯人（Aioleis）、阿凱亞人（Akhaioi）和伊奧尼亞人（Iones）這幾大方言部落的命名祖先。

在羅馬時代，血緣認同的傳統(tǒng)仍在希臘人當中延續(xù)。羅馬皇帝哈德良應某些希臘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個全體希臘人的組織——“泛希臘同盟”（Panhellenion）。關于入盟資格，學者對史料的解讀存在分歧。S. 斯萬（S. Swain）認為， 相關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圖者須證明與羅馬之間的長期友好關系和在種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臘特性。(19) 而J. M. 豪爾（J. M. Hall）則指出，現(xiàn)存涉及入盟標準的史料事實上只強調(diào)了希臘血統(tǒng)（genos Hellenikon）。(20) 的確，同希臘化時代的情形一樣，某些入盟城邦實際上是由希臘化的非希臘人構(gòu)成的，但它們?yōu)榱俗C明自己具備入盟資格，就采用虛構(gòu)的血緣譜系來追溯與希臘本土的關系。例如，辛那達（Synnada）本是希臘化的弗呂吉亞城市，卻自稱是由斯巴達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呂底亞人，他們卻聲稱基比拉是斯巴達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親緣關系。

當血緣被選擇作為一種民族認同的標準、標志、內(nèi)容和話語方式的時候，它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生物學和遺傳學名詞，而是變成一個負載著文化內(nèi)容的社會性名詞了。所謂民族的共同血緣，實際上既有現(xiàn)實的成分，也有想像的成分，而歷史的發(fā)展又往往會令兩者混淆不清。希臘化和羅馬時代希臘人的血緣認同，表面上看處在對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的文化認同的對立面，實則構(gòu)成這一文化認同的潛在的選擇性成分。希臘化的非希臘人突破血緣標準這一障礙并非難事，只需在文化上虛構(gòu)其希臘血緣和譜系并使之得到希臘人的認可即可。

各方面希臘特性的保持和強調(diào)，也意味著羅馬時代希臘人鄙視非希臘人并帶有文化沙文主義的“蠻族”觀念一如既往。公元2世紀， 亞述人塔提亞諾斯在其攻擊希臘文化及哲學和頌揚基督教的著作《致希臘人》中開篇就呼吁道：“希臘人哪，不要對蠻族人這么懷有敵意，也不要鄙視他們的思想。你們的風俗有哪一樣不是源自蠻族？”(21) 塔提亞諾斯本人的身份有些復雜，他早年是一個熱衷于學習希臘文化和哲學的希臘化的非希臘人，中年時出于對希臘思想和宗教的不滿和反感皈依了基督教，晚年又與羅馬教會決裂。《致希臘人》的寫作時間是在他皈依基督教后不久，此時他這種不免過激的反希臘文化言論卻很能反襯出希臘人對非希臘人鄙視的程度。

二

希臘人的民族認同在羅馬統(tǒng)治的大部分時期中其內(nèi)容沒有根本變化的同時，實現(xiàn)方式卻發(fā)生了若干復雜而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的一個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適應羅馬統(tǒng)治的前提下，將自身認同的主方向定為更加強調(diào)文化和歷史傳統(tǒng)。面對當代的屈辱和無力，他們需要在回顧和重溫祖先的榮光中得到安慰。在獨立和主權(quán)失落后，他們需要從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尋更多的自豪。

作為失敗者和被統(tǒng)治者，希臘人對羅馬人的心理反應是非常復雜和充滿矛盾的。E. S. 格魯恩將希臘人對羅馬擴張的態(tài)度描述為“有仇恨，也有欽佩、懼怕、感激、憤怒、失望，尤其還有慌亂”。(22) 這是羅馬剛開始對希臘世界征服時期希臘人的心理反應，不過它已經(jīng)奠定了日后希臘人對待羅馬統(tǒng)治的心理基調(diào)。被羅馬征服和統(tǒng)治以后，除了上述絕大部分心情外，希臘人對待羅馬人的態(tài)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從和不時的逢迎。我們僅從“羅馬”和“羅馬人”這些名稱在希臘人中間曾經(jīng)帶來的兩種不同凡響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臘人內(nèi)心的矛盾。

羅馬介入希臘化世界不久，某些羅馬人個體、羅馬人集體和女神“羅馬”（Roma）就開始被一些希臘城邦冠以“恩主”的稱譽并加以崇拜。在公元前196 年的地峽競技會上，羅馬代行執(zhí)政官提圖斯·昆克提優(yōu)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派傳令官宣布希臘人獲得自由。他因此舉而受到希臘人的愛戴，希臘各處都發(fā)現(xiàn)了向他致以敬意的銘文。很多希臘城市的文件中都將羅馬人稱作“共同的恩主”。最為普遍的是對女神“羅馬”的崇拜。該崇拜有時還伴以對羅馬人民（demos）的崇拜。自公元前189年在德爾菲設立的第一個祭祀女神“羅馬”的“羅馬節(jié)”（Rhomaia）以來，已知在公元前2世紀至少有13個城邦設立了這一宗教節(jié)日。羅馬最初是以希臘化王國國王的反對者和希臘人的解放者形象出現(xiàn)在希臘世界的，很多希臘城邦將它視為保護者而與之結(jié)盟。羅馬勢不可擋的武力和征服又給希臘人以強烈的震撼。希臘人長期受制于希臘化各統(tǒng)治者和國王，已經(jīng)習慣于將更強的政治勢力接受為保護者并加以崇拜的做法，面對比希臘化各王國更為強大的羅馬，就更容易抱有接受其保護的心態(tài)。宗教是這種心態(tài)的便利的表達途徑。Roma（“羅馬”）一詞的希臘語是Rhome，恰恰與希臘語rhome（“力量”）詞形相同。女神“羅馬”在希臘人意識當中是羅馬力量人格化的體現(xiàn)，賦予她以“恩主”的稱號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羅馬保護者地位的認同。(23)

曾被希臘人賦予“恩主”的同一個“羅馬人”之名也會成為希臘人的怨府。《西比拉神諭》透露了希臘人對羅馬人憎恨的三個具體原因：羅馬人“無恥的貪財”、對科林斯的洗劫、蘇拉等晚期共和國將軍的暴行。(24) 蘇拉對支持米特里達提戰(zhàn)爭的希臘人的瘋狂報復，無疑是自科林斯陷落以后希臘人再次蒙受巨大災難的開始。公元前88年，小亞細亞希臘化的當?shù)厝送鯂径嫉膰趺滋乩镞_提六世發(fā)動反羅馬戰(zhàn)爭，下令殺盡一切“羅馬人”。雖然羅德斯島等某些希臘城邦對羅馬人提供了保護，但很多亞洲的希臘城邦以實際行動積極響應米特里達提的號召，對在東方的意大利人展開大屠殺。被殺者達8萬或15萬人之多。 甚至歐洲本土的希臘人也出于對羅馬的仇恨而對米特里達提給予了廣泛的支持。阿凱亞、拉哥尼亞、彼奧提亞和雅典等都成了米特里達提的同盟者。對米特里達提戰(zhàn)爭的支持，無疑是希臘人當中普遍蘊藏著的反羅馬情緒的一次大爆發(fā)。這種反對情緒的直接根源在于羅馬的剝削和干涉。

羅馬的征服和剝削、米特里達提戰(zhàn)爭中的失敗以及隨后的羅馬內(nèi)戰(zhàn)的摧殘，實際上使希臘人在共和時期已變得意志消沉。在希臘化時代就已日益喪失其古典時代精神實質(zhì)的城邦淪為羅馬統(tǒng)治下的自治城市。雖然銘文資料顯示希臘城市的政治活動依然頻繁，但這些政治活動僅僅停留在羅馬容許的范圍，并且把持在安心于同羅馬合作的貴族寡頭手中。城市中雖然依舊存在對貪婪的羅馬統(tǒng)治者的仇恨，但為了求得生存，這些城市不得不服從羅馬統(tǒng)治者。城市之間的競爭也沒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時候是對從羅馬統(tǒng)治者那里獲得某種特殊權(quán)利、地位或稱號的競爭。當某個希臘城市向羅馬統(tǒng)治者請求獲得某種待遇或權(quán)利的時候，其派出的使節(jié)總是要講述本城的光榮歷史和有關傳說、同羅馬的友好關系和對羅馬的貢獻，以此作為支持他們這種請求的佐證，或是它應當受到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待遇或榮譽的理由。而羅馬統(tǒng)治者關心的是整個羅馬的事務，對某個希臘城市的政策往往只是從其現(xiàn)實的政治利益出發(fā)而定，于是該城市對羅馬的貢獻是被優(yōu)先考慮的因素，而對希臘人講述的光榮歷史不感興趣，或者鄙薄蔑視，甚至在必要時對該城市為羅馬做出的貢獻也不加理會。希臘城市有很長的崇拜希臘化統(tǒng)治者的傳統(tǒng)，那么，無論是在共和時期還是在帝國時期，他們向羅馬人提供類似的崇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帝國時期的希臘人也像整個帝國中的其他民族一樣確立了對皇帝的崇拜。羅馬人一方面鄙視希臘人的這種阿諛，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并愿意接受這種崇拜。希臘人雖然被迫對羅馬人屈服和曲意逢迎，但同時懷有高度的文化優(yōu)越感和自豪感，認為羅馬人粗陋土氣，缺乏文化精神，將他們歸入蠻族之列。羅馬人自己也清楚，希臘人對自己的鄙視絲毫不亞于自己對他們的鄙視。這些便是希臘人對羅馬人的關系、態(tài)度以及在其中如何表達其民族認同的一般情形，這種情形從共和時代一直到帝國時代都沒有根本性改變。(25)

對此，我們不妨看一下塔西陀記載的一個具體事例。公元23年，薩摩斯和科斯兩個希臘城市派遣使團赴羅馬，分別請求羅馬確認前者的赫拉神廟和后者的阿斯克萊庇奧斯神廟的古老的避難權(quán)。“薩摩斯人的憑據(jù)是近鄰同盟的一個決定，近鄰同盟過去是一切事務的最高裁決機構(gòu)，這個決定是在希臘人在亞細亞建立城市并統(tǒng)治沿海地區(qū)的時候作出的。科斯人陳述的古老根據(jù)也沒什么兩樣，他們還加上了當?shù)氐囊粋€功績：因為當國王米特里達提下令在亞細亞的所有島嶼和城市中屠殺羅馬公民的時候，他們曾讓羅馬公民進入阿斯克萊庇奧斯神廟避難。”(26) 德爾菲近鄰同盟是一個在泛希臘范圍內(nèi)具有巨大影響的宗教同盟組織，那么，向羅馬人述說其古老的權(quán)威性并請求對這種權(quán)威性加以重申，實際上也意味著希臘人在力圖促成其民族的歷史和認同傳統(tǒng)獲得羅馬官方的承認。而科斯人強調(diào)救助過羅馬人這條理由，顯然是為了打動羅馬人，最終目的也是為了使自己古老的宗教傳統(tǒng)能夠更加順利地獲得承認。

在上述情況中，希臘人對文化和歷史的進一步強調(diào)，實質(zhì)上是對羅馬這一“他者”的一種回應方式。不過，除了對待“他者”外，強調(diào)文化和歷史的做法也出現(xiàn)在“自我”的公共空間內(nèi)，即便這種空間因羅馬統(tǒng)治的擠壓而變得狹小了。例如，從公元前146年淪陷到公元前88年米特里達提戰(zhàn)爭爆發(fā)時為止， 希臘一直處在羅馬強加的和平之下，除了城邦間某些邊界糾紛外，再沒有發(fā)生戰(zhàn)爭，和平中的希臘也讓人看到了繁榮和宗教的復興。考羅派的阿波羅（Apollon Koropaios）神諭所得到重建，其宗教事務得以恢復。雅典開始重新舉行自公元前314 年停辦的四年一度的提洛節(jié)（Delia）。公元前99年，羅德斯島上的林多斯（Lindos）城編纂了自己的半神話半歷史的宗教編年史，并將之銘刻于石碑之上。這就是學者所謂的《林多斯編年史》。(27) 這一時期的宗教復興和編寫乃至虛構(gòu)自身光榮歷史的舉動，是一種在自我的公共空間內(nèi)強化認同的行為。

公元前31年奧古斯都結(jié)束了羅馬內(nèi)戰(zhàn)，此后便是帝國兩個多世紀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一直到公元267年黑魯利人（Heruli）入侵時為止。 除了在馬可·奧里略時期考斯托波奇人（Costoboci）入侵并被擊退這一較小的動蕩外， 希臘人再次生活在羅馬強加的和平之下，而他們在以前的獨立時代從未享受到如此長時間的和平。在大約公元50—250年之間即所謂的“第二智者時期”， 希臘人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和文化的全面復興。這一時期，雄辯術這種公共表演性演說成為最富有聲譽的文學和文化活動，從事這種活動的演說家被稱為“智者”（sophistes）。(28) 很多智者在其城市甚或行省中都頗有影響。他們常常通過自己的能力和聲望來制止城市內(nèi)部的騷亂或調(diào)停城市間的糾紛。他們還被派做使節(jié)前去為皇帝登基祝賀或者為本城市謀求某些特權(quán)。而且，大多數(shù)智者投入到教學活動中的時間和精力實際上要超過雄辯術，這就有力地推動了希臘教育的發(fā)展。“第二智者時期”不僅是公共演說繁榮的時代，在智者所發(fā)揮的文化主導作用之下，希臘人的其他各類文學體裁在此時都涌現(xiàn)了不朽的佳作。與此相聯(lián)系的是整個希臘文化和經(jīng)濟獲得了全面復興，甚至城邦政治傳統(tǒng)也在有限范圍內(nèi)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復蘇。

智者演說使用的是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阿提卡方言， 演說中充滿著對希臘偉大過去的旁征博引。語言形式及風格的復古和對往昔光榮的回顧也充斥于其他文學體裁中。這些智者、作家等知識分子大多數(shù)出身于富有的上層，并已成為羅馬公民，有的甚至還享受到了皇帝賜予的某些特權(quán)，可以說是羅馬政權(quán)下的受惠者，但其作品和言行不時流露出對希臘文化的更為自信，有時甚至不乏對羅馬人近乎鄙視的述說，因而在希臘人當中頗受歡迎。而且，這種把目光更多地轉(zhuǎn)向自身的歷史和文化，以從中尋找和汲取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力量的做法，并不只局限于上層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在這一點上反而比他們更為激進。在這種時候，作為羅馬政權(quán)受惠者的希臘上層知識分子反而表現(xiàn)出了不安。普魯塔克的一番言論很能反映這種情況：“各城邦的領袖荒唐地鼓動民眾效仿祖先的功業(yè)、理想和行動，而這些在如今并不合時宜。他們本來很可笑，卻未受到嘲笑，他們竟然根本沒有受到鄙薄。”“馬拉松戰(zhàn)役、優(yōu)里密頓河戰(zhàn)役、普拉提亞戰(zhàn)役以及所有會令民眾躁動不安、恣肆妄為的事例都應該留給智者們討論”，“不應激起風暴”。(29) 面對民眾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為希臘文化自豪的上層知識分子的最終落腳點卻是強調(diào)服從羅馬的統(tǒng)治。他們往往在緬懷民族的光榮歷史之后，忘不了提醒和告誡民眾：這些光榮已不復存在，今天有更基本的任務等待著希臘人，那就是在和睦中生活，否則會招致羅馬政府的干涉。(30)

三

公元前1 世紀的羅馬詩人賀拉斯說：“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其野蠻的征服者，將文藝帶進了粗野的拉丁姆”。(31) 羅馬對希臘文化的崇尚、吸收和提倡，不僅為其自身帶來了收益，反過來也助長了希臘人的文化自豪感和優(yōu)越感。某些當權(quán)者和皇帝實施的親希臘主義政策對希臘人的民族認同也不無促進作用。

與羅馬征服希臘人同步的是它大規(guī)模吸收希臘文化的過程。到公元前2世紀末，希臘語成為羅馬人教育中的第一語言，受過教育的羅馬人都是雙語人。不過通常所謂的“羅馬的希臘化”并非全盤的希臘化。公元前2世紀前期， 以加圖為代表的傳統(tǒng)派就曾對希臘文化進行了強烈的抵制。雖然這種抵制未能取得勝利，羅馬希臘化的進程仍在繼續(xù)，但羅馬人最終走上的是一條選擇性的希臘化道路，并在其“希臘化”中建構(gòu)了自己強烈的羅馬特性，而且還產(chǎn)生了欲與希臘人在文化上一爭短長的嫉妒心態(tài)。羅馬人也因此對希臘人加以貶斥，例如：認為希臘人性格“輕率”，而與羅馬人的“沉穩(wěn)”截然不同，“輕率”使他們的公民大會為反復無常的愚蠢暴民所操縱，使他們丟掉了獨立并只知阿諛新主子；他們狡詐墮落，奴性十足而又傲慢自大，厚顏無恥；說話容易激動而過于草率，喜好賣弄理論，熱衷于講述神話；過分重視美術和音樂；他們在體育館中的裸體鍛煉對軍事訓練來說毫無用處。(32) 羅馬人賦予希臘人一個囊括一切蔑視內(nèi)容的小稱詞蔑稱Graeculus（“小希臘兒”）。不過他們有時還把希臘人區(qū)別看待，例如將作為“文明”故鄉(xiāng)的“古希臘”同“當代無精打采的希臘”對立起來，(33) 將“真正的希臘人”與希臘化東方的希臘人區(qū)分開來。(34) 當然，羅馬人并沒有忘記希臘人將他們也視為蠻族。

在對希臘人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態(tài)中，羅馬人的親希臘主義從共和時代到早期帝國時代呈現(xiàn)出不斷增強的趨勢。盧庫盧斯（Lucullus）減輕蘇拉強加給亞細亞行省希臘城市的罰金和稅務，救助希臘難民返回自己城邦，從而受到希臘人的愛戴而被奉為“恩主”。希臘人還設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宗教節(jié)日。他喜愛希臘文化，其私人圖書館對希臘人開放。對于前來羅馬的希臘人來說，他的家儼然成了“希臘人之家”。(35) 奧古斯都在阿克興勝利后返還了安東尼攫取的某些希臘藝術品。他還將希臘哲學家留在宮中，并給予很高的榮譽。克勞狄授予很多希臘人以羅馬公民權(quán)。尼祿在位時期，親希臘主義政策出現(xiàn)了一次高潮。尼祿酷愛希臘的悲劇表演、歌唱和馬車比賽。他不滿足于在羅馬召開和參加希臘樣式的競技會，還遠赴希臘，花15個月的時間（公元66—67年）參加了所有泛希臘競技會和重要的城邦競技會。競技會裁判也投其所好，全都宣布他為勝利者。他離開之前，在地峽競技會會場上親自宣布把自由授給整個阿凱亞行省。(36) 尼祿的親希臘主義使他在希臘人中間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尼祿賦予希臘人的自由只維持了兩三年的時間。“希臘人實際上并沒有能夠從這份贈予中得到好處，因為尼祿之后韋伯薌統(tǒng)治時期他們陷入了內(nèi)部紛爭，韋伯薌命令他們重新納稅和聽命于總督，還說希臘人已經(jīng)不懂得自由了。”(37) 到了圖拉真時期，元老資格最終擴大到整個帝國的各個行省中。除開始被吸納進元老院外，希臘人還在這時首次擔任了執(zhí)政官。(38) “第二智者時期”希臘文化的全面復興中也不無羅馬親希臘主義政策的推動作用。

親希臘主義到哈德良在位時期達到了最高峰。游遍帝國全境的哈德良更為青睞東部的希臘世界，對希臘人給以很多優(yōu)待，比如在安條克興修各種大型公共工程，充實亞歷山大里亞的博物館等。他尤其喜愛雅典，曾三訪這座歷史名城，并一向樂于給雅典和某些雅典人以好處。他們完成了雅典的“奧林波斯的宙斯”神廟的修建。他最輝煌的親希臘主義舉動，是應某些希臘城市的要求，在公元131—132年以雅典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全體希臘人的組織——“泛希臘同盟”。同盟的成員城市來自阿凱亞、色雷斯、亞細亞、克里特和庫列涅等行省。他們派出被稱作“泛希臘人”（Panhellenes）的代表組成議事會，議事會由執(zhí)政官主持。 這些代表均為來自各行省的希臘顯貴人士。即使學者對載有入盟資格的史料解讀不一，但綜合觀之，入盟資格顯然包括具有高貴的希臘特性和對羅馬的忠誠。現(xiàn)存關于“泛希臘同盟”的史料主要是關于宗教活動的。同盟的中心崇拜是對艾琉昔斯的德墨特耳女神和被神化的同盟創(chuàng)建者“泛希臘的哈德良”（Hadrianus Panhellenios）的崇拜。同盟還建有“泛希臘的赫拉和宙斯”神廟和萬神殿。史料也表明它不具有實質(zhì)性的行政職能，很難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實體。“泛希臘同盟”至少持續(xù)至公元3世紀50年代，史料能夠證實的最后一屆“泛希臘節(jié)”即舉辦于此時。(39)

“泛希臘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德良親希臘主義的政治產(chǎn)物，但其建立當中也包含著“力圖將希臘人的民族感情引向文化和禮儀渠道”的意圖，“它比喜好競爭而又招人討厭的行省共同體更能有效地將這種民族感情置于帝國體制的束縛之下。”(40) 從希臘人方面而言，它也的確是其泛希臘主義的民族認同在羅馬統(tǒng)治下的行動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形式之一。它提高了“老希臘”的聲譽，促進了其傳統(tǒng)和價值觀在整個帝國東部希臘人世界中的復活和強化，確認了在羅馬帝國統(tǒng)治境況下希臘人定義自身民族特性的取向。在對成員城市的選擇中，它趨向于排除“邊緣性”希臘化地區(qū)缺乏傳統(tǒng)的城市，而樂于接受能夠證明與“老希臘”有聯(lián)系的城市。(41) 這實質(zhì)上是以“老希臘”為標準來劃定希臘民族共同體自身的族性邊界，而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也就構(gòu)成了希臘特性的核心內(nèi)容和希臘人民族認同的主導動力。“泛希臘同盟”加強了帝國東部希臘城市之間的經(jīng)濟和文化聯(lián)系。

羅馬的親希臘主義盡管有助于希臘人民族認同的強化，但同時也使希臘文化傳統(tǒng)中某些要素的民族特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關于這一點，希臘競技會為羅馬時代的發(fā)展變化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事例。希臘人有著舉辦體育和文藝競技會的悠久的宗教傳統(tǒng)，眾多大大小小的競技會構(gòu)成了不同圣所、地方、城邦和部落的宗教節(jié)日的組成部分。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早期，奧林匹亞競技會、皮提亞競技會（在德爾菲）、地峽競技會和內(nèi)美亞競技會超出了一般的地方規(guī)模，發(fā)展為泛希臘競技會。泛希臘競技會的出現(xiàn)也是希臘人民族認同形成的標志之一。(42) 四大泛希臘競技會因其獎品僅為簡單的獎冠而被稱為“獎冠競技會”（stephanitai agones）。它們面向全體希臘人，并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只有希臘人才能夠參加，而其參賽資格反過來也成了希臘人的一個身份認證。(43) 顯然，泛希臘競技會構(gòu)成了希臘人的一種具有民族獨特性的認同體制。

大約公元前300年以后，希臘人的競技會獲得了更為廣泛的發(fā)展。 希臘化王國國王、希臘城邦和城邦同盟創(chuàng)建了很多新的競技會。之后，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動蕩雖然使希臘的很多宗教節(jié)日和競技會的舉辦一度陷入低谷，但隨著帝國時代的來臨，其原有的擴展勢頭又很快得到恢復，新創(chuàng)競技會的風氣延續(xù)了很長時間。羅馬一些皇帝對希臘競技會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并且還親自創(chuàng)設希臘式的競技會。這樣，在希臘化和羅馬時代，泛希臘競技會的數(shù)目也相應地不斷增加。很多城市把它們重要的地方性競技會提升成泛希臘競技會，有的是像四大泛希臘競技會一樣的“獎冠競技會”，有的則被宣布為“等同于奧林匹亞競技會”（isolympia）或“等同于皮提亞競技會”（isopythia）。 甚至在奧林匹亞和德爾菲以外的若干地方還新設立了很多名為“奧林匹亞競技會”和“皮提亞競技會”的競技會。(44)

對于這些情形，似乎不可不謂之希臘競技會的“繁榮”，但在羅馬征服之后，這種“繁榮”也宣告了希臘人對于其泛希臘競技會“專利權(quán)”的喪失。在希臘化時代，希臘化的非希臘人已經(jīng)被認同為希臘人；他們只要證明自己的希臘屬性，是能夠參加泛希臘競技會的。(45) 而到了羅馬征服希臘以后，羅馬人等外族人也被允許參加泛希臘競技會，這樣就打破了泛希臘競技會不準非希臘人參加的慣例。(46)

由于羅馬人對希臘競技會在人員和政策上的介入，希臘競技會的傳統(tǒng)受到了一定的干擾和侵蝕，羅馬文化的某些因素也逐漸滲透其中。例如，尼祿就曾下令把設在不同年份的競技會集中在一年內(nèi)舉行，以至于有的競技會重復召開，應于公元65年舉辦的第211屆奧林匹亞競技會則被推遲至公元67年。同樣違反先例的是， 他還在奧林匹亞競技會上舉行音樂比賽。(47) 羅馬時代很多新增的競技會都與統(tǒng)治者個人崇拜或皇帝個人崇拜聯(lián)系在一起，皇帝授權(quán)城市創(chuàng)建新的競技會時還要考慮其政治忠誠情況。而更為嚴重的蛻變也在希臘競技會身上悄然發(fā)生了，以前的希臘競技會是對神祇和英雄虔敬的由衷表達，參賽者的目標是為個人、家族和城邦贏得榮譽；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希臘競技會越來越向羅馬式的公共“表演”靠攏，以吸引和取悅觀眾為主要取向，例如有些競技會加入了角斗等羅馬式項目，彌散著暴力和血腥。(48) 希臘競技會在羅馬時代的命運表明，對于希臘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來說，羅馬人的親希臘主義實際上有著推動和削弱的雙重影響。

四

希臘人將整個人類區(qū)分為希臘人和蠻族人，意味著將羅馬人也置于蠻族之列并將其推到了“文明”的對立面。盡管早在公元前1世紀末， 親羅馬的希臘歷史學家哈利卡爾那索斯的狄奧尼修斯就曾試圖證明羅馬人在起源上也是希臘人，而且是比其他希臘部落“更古老和更加希臘的”（Hellenikoteron）希臘人，(40) 盡管普魯塔克曾偶然將羅馬人、希臘人和蠻族人三個名稱并列，(50) 傳統(tǒng)的希臘人—蠻族人兩分法還是在長時期內(nèi)被希臘人本能地保持著，即便在那些對羅馬友好的希臘作家的著作中，甚至在“金嘴”狄翁對皇帝圖拉真發(fā)表的“論王權(quán)”演說中也是如此。(51)

不過，像對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樣，帝國的權(quán)力和公民權(quán)對希臘人也產(chǎn)生了同樣的吸引力。隨著希臘精英與羅馬政權(quán)合作的不斷加深，以及獲得羅馬公民權(quán)的希臘人的逐漸增多，對羅馬的認同也悄然而生。從現(xiàn)存的史料來看，羅馬內(nèi)戰(zhàn)之前沒有來自意大利之外的希臘人獲得羅馬公民權(quán)。內(nèi)戰(zhàn)過程中，蘇拉、龐培、屋大維和安東尼等不同程度地將羅馬公民權(quán)授予為自己服務的希臘上層或軍官個人。元首制建立后，皇帝更為頻繁地授予希臘人以羅馬公民權(quán)。一些希臘人，主要是城市中的社會上層，也通過書面申請或他人舉薦等方式從皇帝那里謀求官職或包括羅馬公民權(quán)在內(nèi)的民事權(quán)利。(52) 羅馬公民權(quán)作為一種特權(quán)和榮譽，無疑有著表明和確認更高身份的意義，對羅馬的認同也最容易體現(xiàn)在對羅馬公民權(quán)頗為看重的心理上。至少在公元2世紀的史料中就已顯露了這種端倪。 琉善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一個沒有文化、說話文理不通的希臘人夸耀羅馬皇帝授予他羅馬公民權(quán)時，犬儒學派的哲學家戴摩那克斯（Demonax）挖苦他說：“要是他使你成為一個希臘人而不是羅馬人就好了。”(53) 這個故事也暗示了曾有過一個羅馬認同與希臘認同并存和沖突的階段。

從現(xiàn)存的文獻來看，琉善是第一個將羅馬帝國及其居民稱為“我們”的希臘人。(54) 他稱希臘歷史學家阿里安為“第一流的羅馬人”。(55) 稍后的埃利優(yōu)斯·阿里斯提戴斯在對希臘文化和歷史充滿自豪的同時，又將羅馬視為偉大的統(tǒng)一者，稱之為“共同的城邦”、“一片綿延的國土”、“一個使一切民族臣服的民族”。他贊揚羅馬人“使‘羅馬’這個詞不是一個城邦的名稱了，而是成了一個共同的民族的名稱；這個民族不是一切民族當中的一個民族，而是抵消了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族”。他認為現(xiàn)在羅馬已經(jīng)把世界劃分為羅馬人和非羅馬人，從而取代了原來希臘人和蠻族人的劃分。(56)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將羅馬公民權(quán)授予帝國境內(nèi)全體自由民。對于該敕令，人們傳統(tǒng)上常接受狄翁·卡西優(yōu)斯的說法，(57) 認為其頒布動機可能是為了擴大繼承稅。A. N. 舍爾文—懷特認為，該繼承稅早已經(jīng)存在，卡拉卡拉的動機是要擴展業(yè)已普遍的皇帝個人崇拜，把感召人們的統(tǒng)一觀念完全落實，把“羅馬人民的偉大”置于最可能的廣泛認同基礎之上。(58) 應該說，對于卡拉卡拉的這種意圖，的確出現(xiàn)了某些積極回應的跡象：這之后埃及的大量紙草文獻表明，那里的埃及人和希臘人雖仍保留著原有的傳統(tǒng)，但敕令在最初已經(jīng)帶來了心理上和榮譽上的變化。(59) 這樣，希臘人在保持自己民族傳統(tǒng)認同的同時，開始普遍認同自己為羅馬人。而且，兩種認同還呈現(xiàn)出合流的趨勢。例如，卡帕多奇亞主教格列高利·陶馬圖爾果斯（約公元213—217年）在贊美羅馬法律的完善時說，“一言以蔽之，它是最為希臘的”。(60)

晚期羅馬帝國東西部在發(fā)展上日益分道揚鑣。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號稱“新羅馬”（Nova Roma）的新都（后改稱“君士坦丁堡”），揭開了拜占庭帝國歷史的序幕。羅馬公民權(quán)被推廣到整個帝國范圍已使希臘語中“羅馬人”（單數(shù)為Rhomaios，復數(shù)為Rhomaioi）一詞被不加區(qū)別地用于帝國境內(nèi)的各民族身上，而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化又使帝國和基督教世界合而為一，這樣到公元4世紀末為止，“羅馬人”變成了基督教徒的同義語。這也意味著“羅馬人”一詞喪失了民族內(nèi)涵，而獲得了政治和宗教的內(nèi)涵，緊接著的連鎖反應是“希臘人”（單數(shù)為Hellen，復數(shù)為Hellenes）這一名稱民族內(nèi)涵的喪失和宗教內(nèi)涵的強化。在基督教的排擠下，希臘人日益放棄自己的傳統(tǒng)宗教，轉(zhuǎn)而信奉基督教。皈依基督教的希臘人只自稱“羅馬人”，而不再稱自己為“希臘人”。“希臘人”則被用來指稱那些仍舊固守古代希臘傳統(tǒng)宗教的城市居民，他們通常是上層階級。當城市基督教化后，該名稱又被用于指任何一種多神教信奉者和偶像崇拜者，無論他是否說希臘語，乃至于最后該名稱的使用被進一步推到了荒謬的極端：任何一種異教徒和蠻族人都被稱為“希臘人”！(61)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實際上，“羅馬人”取代“希臘人”作為希臘人自稱的過程可能并非很快，某些偏遠農(nóng)村的希臘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還保留著舊稱。而且，從公元7世紀以來， “希臘人”一詞古代原有的民族涵義又在東正教之外的個別場合中復活了。“羅馬人”雖是拜占庭時期希臘人通常的民族自稱，但“希臘人”一詞也偶爾被使用，有時使用中還帶有民族自豪感。(62) 古代希臘民族文化的很多營養(yǎng)也被基督教所吸收，流淌在拜占庭時期希臘東正教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拜占庭時期希臘人以“羅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為本位的民族認同并非對古代希臘人民族特性和認同的完全否定。

從一定意義上說，民族認同就是一個民族如何看待“自我—他者”的問題，如何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劃分界限的問題。民族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被不斷地建構(gòu)和再建構(gòu)著的；其建構(gòu)常常是在歷史和現(xiàn)實兩個維度上進行的。

在希臘人傳統(tǒng)的民族認同觀念體系中，“希臘特性”和“蠻族人”分別構(gòu)成了建構(gòu)“自我”和“他者”的最基本的范疇。如何拿這些舊有的范疇去衡量新時代中的“自我”和“他者”，尤其是應對羅馬這個非同尋常的新“他者”，如何在羅馬統(tǒng)治的新環(huán)境下去重新界定和詮釋這些舊范疇，便是羅馬時代希臘人建構(gòu)“自我”認同的內(nèi)在邏輯。羅馬人希臘化了，但卻是有選擇性地希臘化，故亦“非我族類”，也是“蠻族”。他們是希臘人的征服者，又是希臘文化的保護人，讓人又恨又愛。在他們面前，自己無獨立可言，卻可大聲言說獨立時代先輩的榮光。在對往昔輝煌的重溫之中，依舊能夠體驗作為“希倫子孫”的自豪，感受希臘語言的優(yōu)美，表達對奧林波斯諸神的虔敬，享受迥異于“蠻族”的“文明”生活。而當自己也變成一個“羅馬人”，而后又和羅馬一起皈依了基督教時，卻驀然發(fā)現(xiàn)先前的“自我”竟是“蠻族”、“他者”了。這便是羅馬時代的希臘人民族認同的心路歷程。

事實上，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而言，羅馬時代的希臘人所具有的認同不只一種，而是三種，即認同希臘、認同羅馬、認同基督教。起初僅有希臘認同，屬傳統(tǒng)的民族認同。而后有了羅馬認同，屬國家認同，與希臘認同并存。基督教化后，羅馬認同與基督教認同合一，兼有國家認同、宗教認同和民族認同三重性質(zhì)，從而將希臘認同的民族認同性質(zhì)排擠掉了。可見，真正斷送了希臘民族認同的東西，并非僅僅是羅馬帝國，而是羅馬帝國和基督教的合謀，或者換句話說，并非僅僅是政治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結(jié)合。宗教也是一種文化。基督教文化與希臘古典文化在精神實質(zhì)上非此即彼，而古典的希臘文化作為“希臘特性”的綜合體現(xiàn)，恰恰也是支撐希臘民族認同體系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希臘人的確是一支“文化民族”，靠文化認同，而終結(jié)其民族認同的，也是文化，是另一種文化。

注釋：

① 關于這方面的論著很多，如馬戎：《關于“民族”定義》，《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第5—13頁；郝時遠：《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義與應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頁；郝時遠：《前蘇聯(lián)—俄羅斯民族學理論中的“民族”》，載王建娥、陳建樾等：《族際政治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182頁；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義的社會學——現(xiàn)代日本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劉克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8—21頁。

② 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in M.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Ltd., 1975, p. 123.

③ 徐曉旭：《古希臘人的“民族”概念》，《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第35—40頁。

④ 19世紀末20 世紀初，幾位德國社會學家，尤其是弗里德里希·邁奈科（Friedrich Meinecke），將“民族”劃分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和“國家民族”（Staatsnation）兩種類型。這種理論分類雖然受到某些學者的質(zhì)疑，但“文化民族”的概念適用于描述自身從未達到政治統(tǒng)一的古希臘人這一點卻為一些學者所贊同。本文此處并非在嚴格的理論論證意義上，而是在具體描述意義上借用該詞，目的是想以之突出“文化”在希臘人維系其民族認同中的意義。弗里德里希·邁奈科的有關論述見于Friedrich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s, München/Berlin: R. Oldenbourg, 1908, S. 7,轉(zhuǎn)引自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in 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pp. 123, 132; F. W. Walbank, “The Problem of Greek Nationality,”　　Phoenix　　 5, 1951, p. 44.

⑤ Herodotos, Historiai 8. 144. 2；所據(jù)希臘語原文的版本為Herodoti, Historiae, Editio tertia, Tomus posterior, recognovit breviqve adnotatione critica instrvxit C. Hude. Oxonii: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927.本文其他各處引證的古典著作，除特別注明者外， 皆據(jù)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1—）中的希臘語和拉丁語原文。拉丁作家及其著作名稱以拉丁語注明，希臘作家及其著作名稱以希臘語的拉丁字母轉(zhuǎn)寫形式注明。引文的具體出處以國際學術界通用的卷、章、節(jié)等的標碼標注。所有直接引用的引文均由筆者譯成中文。此外，為減少希臘語和拉丁語繁瑣的語法變化形式所帶來的干擾和適應漢語的思維習慣，引證中夾注的某些希臘、拉丁名詞在原文中的變格形式已被轉(zhuǎn)換為主格形式，但其數(shù)的變化被保留。

⑥ 如E.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6; H. Schwabl,“Das Bild der fremden Welt bei den frühen Griechen,”dans H. Schwabl et al., Grecs et Barbares, Genève: Fondation Hardt, 1961, pp. 1—36; H. Diller, “Die Hellenen-Barbaren Antithese im Zeitalter der Perserkriege,”dans H. Schwabl et al., Grecs et Barbares, pp. 39—68. 學者中還有另外兩種關于希臘人—蠻族人兩極對立觀念出現(xiàn)時間的意見：《伊利亞特》成書（約公元前750年）之前；公元前8世紀到前6世紀晚期之間的某一時候。持前一種意見的著作如G. 　Murray　,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4], 　Oxford　 and La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144—145.持后一種意見的著作如B. Snell, “Homer und die Entstehung des geschichtlichen Bewusstseins bei den Griechen,”in F.Klingner(Hg.),Varia variorum(Festschr.K.Reinhardt),Münster/Kln：Bhlau Verlag, 1952, S.7—8.兩者均轉(zhuǎn)引自E.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　 Greek　Self- 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p.6.

⑦ 關于希臘人對于蠻族“他者”的建構(gòu)問題，西方學者進行了很多探討，可參見如下幾例：P. Cartledge, The Greeks: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p.36—62:chap.3“Alien Wisdom: Greeks v.Barbarians”;R. Browning,“Greeks and Others: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in Th.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pp.257—277;W.Nipp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in Th.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 pp.278—310.

⑧ Isokrates, 4. Panegyrikos 50.

⑨ M. Hadas, Hellenistic Culture: Fusion and Diffus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pp.30—71.

⑩ M. I. Finley,“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Nation,”in 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p.132;D.Noy,Foreigners at 　Rome　, 　　London　　: Duckworth with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0,pp.225,306—307.

(11) 以上四條銘文史料分別出自H. Wankel,Die Inschriften von Ephesos, Ia(IGSK,11,1),Bonn, 1979,24B; R. Meric et al.,Die Inschriften von Ephesos, Ⅶ,2 (IGSK,17,2),Bonn, 1981,3825;W.Ameling: Die Inschriften von Prusias ad Hypium(IGSK,27),Bonn, 1985, 3.均轉(zhuǎn)引自Ed. Frézouls, “L'hellénisme dans l'épigraphie de l'Asie Mineure romaine,”dans S. Said(ed.),‘EΛΛΗΝΙΣΜΟΣ.Quelques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 l'identité grecque, 　　Leiden　　, 1991,p.128.

—1990,1287,轉(zhuǎn)引自D. Noy, Foreigners at 　　Rome　　, pp.6,320.

(13) Kata Markon 7.26:he de gyne en Hellenis, Syrophoinikissa toi genei.所據(jù)希臘語原文的版本為A. 　Marshall　 and J. B. Philips(eds.),The Interlinear Greek-English New Testament, 　　London　　:Samuel Bagster and Sons Limited,1958.

(14) Dionysios Halikarnasseus, Rhomaike arkhaiologia 1.89.4.

(15) Philostratos, Bioi sophiston 489.

(16) 人們普遍認為“金嘴”狄翁（Dion Khrysostomos）的第37篇演說《科林斯演說》（Korinthiakos）實際上是法沃里努斯的作品。此處所引內(nèi)容見Dion Khrysostomos,37.Korinthiakos 25—27.

(17) F.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 　Berlin　　: Weidmann Verlag, 1929, S. 263,轉(zhuǎn)引自A. N. Davies,“The Greek Notion of Dialect,”in Th. Harrison(ed.),Greeks and Barbarians, p.162.

(18) Ps. Hesiodos, Gynaikon katalogos, Eoiai, Fr. 9, Fr. 10(a).6—7, 20—24. 其中Fr.10(a).6—7，20—24系新近發(fā)現(xiàn)，轉(zhuǎn)引自J. M.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42.

(19) S. Swain, Hellenism and Empire: Language, Classicism, and Power in the Greek World AD 50—250,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96,p.75.

(20) J. M.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p.225—226.

(21) Tatianos, Pros Hellenas 1.1.

(22) E. S. Grue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 　Berkeley　, 　Los Angeles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4,p.356.

(23) A. Erskine, “　Rome　 in the Greek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a Name,”in A. Powell(ed.),The Greek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pp.368—383;S. E. Alcock, Graecia Capta: 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p.181—184.

(24) Oracula Sibyllina iii.189;iv.105;iii.470,轉(zhuǎn)引自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80,p.400.

(25) A. Wardman, 　Rome　's Debt to 　Greece　, 　London　: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76, pp.33,36;J. P.V.D.Balsdon, Romans and Aliens,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p.30;P.Veyne, “L'identité grecque devant 　　Rome　　 et l'empereur,”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112(1999),pp.510—567.

(26) Tacitus, Annales 4.14.

(27) W. Tarn,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　　: Edward Arnold & Co.,1953,pp.39—40.

(28) 生活在該時期之末的智者兼?zhèn)饔涀骷曳坡逅固乩兴梗≒hilostratos）在其《智者傳》（Bioi sophiston）中，認為該時期的智者同古典時代的智者之間存在聯(lián)系。 他又將古典時代的“智者術”（sophistike）區(qū)分為“老智者術”（arkhaia sophistike）和“第二智者術”（deutera sophistike）。前者的特點是討論大的哲學問題，后者是討論歷史發(fā)展中的具體問題。參見Philostratos,Bioi sophiston 481,484．現(xiàn)代學者便從菲洛斯特拉托斯那里借用了“第二智者術”一詞，并將之略加變通地使用，創(chuàng)出“第二智者時期”這一名詞。國內(nèi)學術界通常將sophistike譯作“詭辯術”，但這一譯名因充滿貶義而無法涵蓋sophistike的全部所指，故棄而不用，代之以“智者術”這一具有中性語義的譯名。

(29) Ploutarkhos, Politika parangelmata 17—19＝Moralia 　814A　—815D.　　

(30) P. Veyne,“L'identité grecque devant Rome et l'empereur,”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112(1999),pp.510—567.　　

(31) Horatius, Epistulae 2.1.156.　　

(32) J. P.V. D. Balsdon, Romans and Aliens, pp.30—58, 161—163;E.Rawson,“The Romans,”in K. J. Dover(ed.),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1—28.

(33) Cicero, Epistulae ad Quintum fratrem 　1. 5. 16　;De Oratore 3.197; 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2. 5.　　

(34) Cicero, Pro L. Flacco oratio 64—65; Plinius Junior, Epistulae 8. 24.　　

(35) Ploutarkhos, Lucullus 19.8,29.3—5, 42.1—3.　　

(36) Tacitus, Annales 14. 15, 20—21;Suetonius, Nero 21—25;Dion Kassios, Romaike historia 63.8—14.　　

(37) Pausanias, Hellados periegesis 　7. 17.4　.

(38) B. Levick,“Philhellene Emperors: The Interventions of Trajan,”in A. K. Bowman, P. Garnsey and D. Rathbone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 vol.Ⅺ,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611—620.

(39) B. Levick,“Philhellene Emperors: Hadrian, Athens and the Panhellenion,”in A. K. Bowman, P. Garnsey and D. Rathbone(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vol.Ⅺ,pp.620—627;A.J. S. Spawforth,“Attic Panhellenion,”S. Hornblower and A. Spawforth(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105—1106;S. E. Alcock, Graecia Capta: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pp.163,166—168.

(40) B.Levick, “Philhellene Emperors: Hadrian, Athens and the Panhellenion”, in A. K. Bowman, P. Garnsey and D. Rathbone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ed.,vol.Ⅺ,p.625.

(41) S. E. Alcock, Graecia Capta: The Landscapes of Roman Greece, p.17;G. Salmeri,“Review: Olli Salomies(ed.),The Geek East in the Roman Context. Proceedings of a Colloquium Organised by the Finnish Institute at Athens, May 21 and 22, 1991. 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Finnish Institute at Athens, Ⅶ, Helsinki: Suomen Ateenan-Instituutin Sti,　2001”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2002. 03. 17, http://ccat. sas.upenn. edu/bmcr/2003/2003—03—17.html.

(42) C. Morgan, “The Origins of Pan-Hellenism,”in N. Marinatos and R. Hgg (eds.),Greek Sanctuaries: New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18—44;S. B. Pomeroy, S. M. Burstein, W. Donlan and J. T. Roberts,Ancient Greece: 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78—79.

(43) 例如， 馬其頓王室自稱為希臘人的理由就是宣稱其先祖亞歷山大一世曾參加過奧林匹亞競技會。而在這一傳說中，亞歷山大一世最初的參賽要求也被希臘人拒絕，只有當他證明自己血統(tǒng)來自希臘城邦阿哥斯后，才被判定為希臘人而被允許參加比賽。見Herodotos, Historiai 5.22.

(44) S. J. Instone and A. J. S. Spawforth,“Agones,”in S. Hornblower and A. Spawforth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pp.41—42;D. C. You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Malden　, 　Oxford　 and 　Victori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130—134;J. Fontenrose,“The Cult of Apollo and the Games at Delphi,” in W. J. Raschke (ed.),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Madison　　: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pp.121—139.

(45) 例如，西頓是個希臘化的腓尼基城市， 一則銘文中提到一個西頓人曾參加過奧林匹亞競技會，還有一則銘文中也提到一個西頓人曾參加過內(nèi)美亞競技會，兩則銘文里又都利用希臘神話來證明和強調(diào)西頓與希臘的聯(lián)系。參見R. J. van der Spek,“The Babylonian City,”in 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eds.), 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87,p.59;S.Price,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8.

(46) 特拉雷斯的弗萊工（Phlegon Trallianos）所撰的《奧林匹亞競技會勝利者名錄和編年史集》（Olympionikon kai khronikon synagoge）中提到的第一個在奧林匹亞競技會上獲勝的羅馬人叫蓋優(yōu)斯（Gaius），他在公元前72年召開的第177屆奧林匹亞競技會上取得了長跑項目的冠軍。弗萊工的這部著作全書已佚，上述內(nèi)容保留在佛提奧斯（Photios）編纂的《書庫》（Bibliotheke，或稱《萬卷書》，Myriobiblon）中，見Photios, Bibliotheke 97 p. 83[b]；據(jù)http://tertullian. org/fathers/photius_03bibliotheca. htm #97所載J. H. Freese的英譯文。

(47) Suetonius, Nero 23. 1; Philostratos, Ta es ton Tyanea Apollonion 7.192.

(48) K. J. Gallis,“The Games in Ancient 　　Larisa　　: An Example of Provincial Olympic Games,”in W. J. Raschke(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pp. 217—235;D. P. Harmon,“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Games in the Roman age,”in W. J. Raschke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pp. 236—255.

(49) Dionysios Halikarnasseus, Rhomaike arkhaiologia 1. 5, 89.

(50) Ploutarkhos, Perites Romaion tykhes 11＝Moralia 324 B.

(51] Dion Khrysostomos, Peri basileias Ⅰ14; Peri basileias Ⅳ 25.

(52) 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pp. 246—250, 294—299, 306—311.

(53) Loukianos, Demonaktos bios 40.　　

(54) Loukianos, Pos dei historian syngraphein 5, 17, 29; Alexandros e pseudomantis 48.　　

(55) Loukianos, Alexandros e pseudomantis 2.　　

(56) Ailios Aristeides, Eis Rhomen 26, 30, 63—64,轉(zhuǎn)引自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pp. 426—428; R. Browning,“Greeks and Othe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in R. Browning, History,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Northampton: Variorum Reprints, 1989, chap.Ⅱ, pp. 10—11.　　

(57) Dion Kassios, Romaike historia 78. 9. 5.

(58) 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pp. 277—287.

(59) M. Le Glay, J. Voisin, Y. Le Bohec and D. Cherry, A History of Rome, trans. A. Nevil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 358.

(60) Gregorios Thaumatourgos, Ad Origenem I, PG 10. 　1053 A　,轉(zhuǎn)引自 R. Browning,“Greeks and Othe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in R. Browning, History,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chap.Ⅱ, p.11.

(61) A. Garzya,“　　Byzantium　　,”in K. J. Dover(ed.),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pp.29—53;P.Brown,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Late Antiquity: Towards a Christian Empir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pp.129—133.例如，將軍弗拉維圖斯（Fravittus）被反基督教的異教作家佐西摩斯（Zosimos）稱贊為“雖然在種族（genos）上是個蠻族人，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僅在生活方式（tropos）上，而且在精神風貌（proairesis）和對神事的虔敬（he peri ta theia threskeia）上都是個希臘人。”見Zosimos, Nea histori　a 5. 20. 1　，轉(zhuǎn)引自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p.458.

(62) A. Garzya,“　　Byzantium　　,”in K. J. Dover(ed.), 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pp.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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