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炎，他是我們的領(lǐng)袖，他剛交卸下“少年共產(chǎn)黨總書記”職務(wù)，現(xiàn)在做我們這個旅行團團長，對外交涉大部分是他辦的，尤其當(dāng)需要英語時候，因為其他的人都不能說英語。他是四川人，一個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島，學(xué)北方人說話，但脫離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國認(rèn)識“川老鼠”很多。一個川老鼠，不僅可以從說話口音和字匯辨別出來，而且可以從性格辨別出來。這個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過四川朋友的，都會知道，但要拿言語形容出來，則是很困難的。我第一次聽世炎說話，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處一個時候以后，覺得他的性格與我過去認(rèn)識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確具有領(lǐng)袖能力：能調(diào)和大原則下種種不同的傾向，能量才使用，機警，有急智，是個好演說家，主持會場和辦理外交，他是最適宜的了。關(guān)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點，我曾有一次向他提過。他說，他是四川某縣人，這個縣份在四川邊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長在外邊。
這一年，他約有二十三四歲。在火車上，他指著頭上戴的新呢帽告訴我們說：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買來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體，與那顆大頭不很配稱。比起頭來，面孔是小的，而且漸漸收束成一個尖下巴，有點像后來葉淺予漫畫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見他戴過眼鏡：眼睛，鼻子，雙頰，都很平板，不能說他漂亮，但演說時自有可愛之處。雖沒有病，身體也不強壯。他到法國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學(xué)學(xué)生，在五四運動中出過風(fēng)頭，與當(dāng)時北大學(xué)生領(lǐng)袖鄧仲懈，許德珩等人有交誼。
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吳稚暉演說大罵陳獨秀兼及他的兩個兒子，其中有幾句話道：“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丑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要說他們是小偷。”(見文明書局出版的《吳稚暉白話文鈔》)這是胡說。陳獨秀并不丑，沒有見過他的人，可以看看《實庵自傳》單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亞東圖書館出版)。有一個女同志曾說他的眼睛是特別可愛的。喬年是個美男子，不僅是我們十二個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見的莫斯科中國同學(xué)中最美的，連顧影自憐的李鶴齡也比他不上。他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xì)，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動作緩慢，表面上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到莫斯科后袁慶云給他一個綽號：“腐敗”。但他并沒有吳稚暉所形容的那種丑相。總之，我們十二個人中還有比他更丑的哩!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guān)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只有同王若飛鬧著玩時才有說有笑的，后來漸漸練習(xí)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dāng)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這兩兄弟感情很好。兩人一起脫離家庭，不僅脫離他們的舊官僚家庭，而且脫離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已經(jīng)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幾年全國正在宣傳他主張“萬惡孝為首”，宣傳他組織“討父團”。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問陳獨秀關(guān)于傳說的組織“討父團”事情。陳獨秀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見《實庵自傳》)他的兒子雖未曾組織“討父團”，但未出國前對于父親的態(tài)度，正不減于父親對于嗣祖父的態(tài)度。這是政治思想的沖突。父親是民主主義者，兒子是無政府主義者。后來父親在中國前進到共產(chǎn)主義，兒子在法國也退回到共產(chǎn)主義來，于是父子間的隔閡就完全消失了。喬年完全跟著延年走。延年在法國的轉(zhuǎn)變，在無政府主義者中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南洋群島和美洲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延年死時還是童男子。喬年后來在北京與史靜儀同居時，我第一次從延年口里聽到他不滿意“弟弟”的話。在此以前我也未曾聽到別人說過不滿意“弟弟”的話。他是我們所有的人的“弟弟”，因為我們都跟著延年喊他做“frere”(法語——弟弟，第二個e上面有二聲丿)。到莫斯科，他還有一個綽號叫做“犭鈮 (俄語——蘋果)，是為了他的雙頰顏色呢，還是為了其他的故事，則不記得。這一年，延年二十五歲，喬年二十二歲。
王若飛年齡是最難確定的，驟然看，他似乎同我們一般年紀(jì)，即二十五歲上下，但仔細(xì)看他臉上的皺紋，牙齒的顏色，尤其生活經(jīng)驗和習(xí)氣，則顯然比我們老得多，這一年應(yīng)有三十歲，至少也有二十八歲。他從舅舅黃齊生及其他貴州政客學(xué)會了許多斗爭本領(lǐng)，但他能干，而且忠實于共產(chǎn)主義，并不減于我們這些初出學(xué)校的青年。這是一個矮子，頭頸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膚白凈，滿口貴州官話。他愛喝酒，同我一樣。他愛說笑話，頑皮，好鬧。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慶云。他也頑皮，好鬧，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這是標(biāo)準(zhǔn)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優(yōu)點和缺點。他是趙世炎的朋友，跟著趙世炎走到共產(chǎn)主義來，我想不是由于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關(guān)系。他是一個高個子，活動，廣交游，尤愛接交外國朋友，雖口吃卻不怕說話，到莫斯科后他比我們更早會說俄國話。“少年共產(chǎn)黨”第二次大會會場就是他尋覓的：警察局里一個大廳。但是旅莫支部小組會中他受人批評最多。
袁慶云的同鄉(xiāng)王凌漢更是標(biāo)準(zhǔn)的川老鼠。他是一個跛子，跟隨世炎參加一切組織，最后加入“少年共產(chǎn)黨”。開會時愛發(fā)言，但令人有不著邊際之感。成立大會后，某次蒙達爾支部開會，尹寬說出他對于大會的感想，曾有一點說：代表中有些人并沒有明白我們現(xiàn)在這個組織同過去種種組織有什么不同。尹寬就舉王凌漢做例。
趙世炎，袁慶云，王若飛，陳家兄弟，出發(fā)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時會面多次，大家廝熟了。王凌漢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會時我已經(jīng)見了他一面。
以下三個人則是新會面的，他們從外省來。不錯，出發(fā)以前，我已經(jīng)在第二次大會上會見他們了。
佘立亞，一個湖南人，高而大，熱情而強悍，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種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維漢，汪澤楷所代表的，則在他身上找不到蹤跡。他開會時很少說話，因為沒有什么自己的系統(tǒng)的意見可說；他誠心實意接受他人領(lǐng)導(dǎo)，奉了使命時是很忠實執(zhí)行的。
高風(fēng)，也是湖南人，也是熱情而強悍的，但與佘立亞不同，即愛談理論問題，從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學(xué)止都愛提出來同人討論，可是我們對于這類問題都沒有興趣，他于是感覺了某種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記得他的名字，因為內(nèi)部刊物曾發(fā)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張我們現(xiàn)在就規(guī)定一個日子向統(tǒng)治階級宣戰(zhàn)，到了那一個日子大家都要起來暴動的。
與高風(fēng)形影不離的，是陳九鼎。他是河南人，這是十二人當(dāng)中惟一的北方人。這兩個人同在一個工廠做工，為了喜歡討論宇宙觀和人生觀問題，遂結(jié)合極堅固的友誼，不僅生活分不開，連名字也是分不開的。我們常說“高風(fēng)陳九鼎”，仿佛這不是二個人的名字，而是一個人的名字。高風(fēng)是個強壯的農(nóng)民模樣，陳九鼎則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雞胸。
以上八個人(袁慶云在柏林等我們)，連我九個人，連周恩來十個人，從巴黎北站坐車向德國去。我們買的是去柏林的車票，這個車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說我們路中可以下車游玩，只要不過三日，仍舊可以坐車去柏林的。比利時查理魯亞城勞工大學(xué)有我們一個支部，那里的同志預(yù)先有信來，要我們路過時下車去看他們。我們?nèi)チ耍抢锏耐荆瑒⒉畧裕芪几乳_會歡迎我們，領(lǐng)我們參觀大學(xué)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記得是否在查理魯亞城過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倫，下午換了車就走了，確是未曾在科倫過夜的。科倫離比利時邊境不遠，我們一下車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首先言語不通。我們在法國旅行以及此次經(jīng)過比利時，都說法語，并不覺得困難，到德國則沒有一個人懂得德語。周恩來雖是柏林寓公，但他說德語并沒有我們說法語好，他幾乎只會交涉極簡單的事情，例如吃飯付賬之類。我們在科倫吃了一餐飯，共付五萬或六萬馬克，這也令人驚訝。此時是德國通貨膨脹初期，到了十月間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賣七百萬盧布哩!我們參觀了有名的科倫大教堂。
到柏林，我們分開幾個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復(fù)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時須經(jīng)過一個森林，但有地道電車和架空火車可坐。我在法國未曾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不僅我，勤工儉學(xué)生和半官費生或自費生，據(jù)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國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房東是個軍官寡婦，有個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廳彈鋼琴。她們?yōu)榱速N補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間高價租給外國人，不記得房租每月幾個馬克，但折算為佛郎，在法國也只能租一間恰配勤工儉學(xué)生住的房子罷了。熊雄自己燒飯，生活很儉樸，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稱。他原來住在法國，為了與李鶴齡同謀暗殺陳篆，供給李鶴齡手槍原故，事發(fā)出走德國，但李鶴齡口供里并未牽連了他。這件事含有浪漫的，無政府主義的意味。我到柏林時，熊雄已經(jīng)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了，他向我津津樂道這件事業(yè)。他并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反對個人恐怖的，實在說他至死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這是一個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誠實，無邪，純潔，熱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結(jié)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沒有判斷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什么是克魯泡特金。他永遠是一身獵裝，長靴，房間里掛著馬鞭，每日臨帖練習(xí)大字和小楷，好書岳武穆滿江紅詞，早起，下雪，天未亮，一個人到柏林郊外很遠地方踏雪去。可是，無論那一國文字和語言，他都學(xué)不好，說中國話也夾雜了很多江西土音。后來在莫斯科上課或開討論會時，問他問題，他常常站起來目瞪口呆，最后聲明：“忘記了”。
袁慶云和王若飛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國話說得很流利，他是我們惟一的翻譯，沒有他，我們只好做啞子。趙世炎聽了德國話，說他有一點聽得懂，因為許多地方同英國話一樣，他想學(xué)德文，別人則對于德文毫無興趣。我們是路過德國的，在柏林停下來，是為了辦理去俄國的護照。當(dāng)時法國尚未承認(rèn)蘇聯(lián)，巴黎沒有蘇聯(lián)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認(rèn)識第三國際人員，那是張伯簡，蕭子暲，遺留下來的關(guān)系。護照辦了許多日，我們閑著無事，由王圭和周恩來帶著游玩柏林博物館，動物園，名勝，古跡，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維爾塞造的離宮，但不及維爾塞多多了。
周恩來又帶我們?nèi)コ灾袊恕２损^不是臨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來招待的是幾個德國姑娘，菜單上每樣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編了號碼，點菜時只消告訴號碼就夠了。那里，我們遇見幾個中國留學(xué)生，又看見中國寄來的報紙，我們緊張地讀著其中關(guān)于吳佩孚屠殺京漢路罷工工人的記載。
周恩來是帶我們來中國萊館開會的。他到柏林來，張崧年夫婦不理他，也不肯同我們見面。周恩來召集青年團德國支部開會，解釋他在第二次大會開除張崧年案中的態(tài)度。德國支部沒有幾個人，也許有幾個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張崧年夫婦，周恩來，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個人，可惜我忘記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會，很遲，一聲不響。周恩來竭力為自己辯護，熊雄和王圭自然諒解他，另一個同志，提出幾個簡單問題，就不再說話，顯然是不諒解他。我們離開柏林以后，這個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產(chǎn)黨”了。
從柏林到莫斯科去有兩條道路：一條陸路，經(jīng)過波蘭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亞，從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條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陸，從那里坐車去莫斯科。我們選擇了陸路。到柏林住滿十天后，又繼續(xù)向東去。經(jīng)過波蘭，立陶宛，沒有停，直至列多尼亞的里加才停下來。我們是上午到的，須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車去俄國。這時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綠葉滿樹了，里加還是冬天氣象。我們站在大河鐵橋上，看見大冰塊在河里緩緩流著。這里，法國話不通行，德國話也不通行，俄國話我們又沒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國話比較通行一點。因為我們在一個咖啡館吃中飯時，趙世炎能夠同仆歐說英語，旁邊兩個舞女也懂得英語，她們立刻同世炎親熱，要世炎和她們跳舞。世炎臉紅了，這件事后來好久成了我們嘲笑對象。如果換上王若飛是不會臉紅的，可是王若飛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國邊境上，車停下來，行李都搬下來檢查。這是第一次遇著檢查，以前經(jīng)過許多國境，雖看護照，卻未曾檢查行李。檢查員知道了我們是東方大學(xué)學(xué)生，似乎未曾檢查下去。我們第一次看見紅軍：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個紅星。別的旅客又坐車去了，我們不能走，因為剩余的錢不夠買車票。車站有人殷勤招待我們，允許減費或免費，但須請示什么機關(guān)，當(dāng)日不能動身。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東方大學(xué)中國同學(xué)。這一晚就在車站上空車廂內(nèi)過夜。
中國同學(xué)，在莫斯科車站迎接我們。其中有蕭子暲，他是從法國去的，他是我們的親人。此外都是從中國去的，有好幾個，我只記得一個是任弼時，用高音說話，一個是王一飛用低音說話。出車站，王一飛同我一路走，不僅挽著臂，而且挽著腰，這種走法是在法國，德國時未曾見的，在中國也未曾見，但在俄國則很常見。
旅行生活告終，新的生活開始了。我們不僅從資產(chǎn)階級國家初次到無產(chǎn)階級國家來，而且從工廠生活過渡到學(xué)校生活。從沒有系統(tǒng)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課程的讀書和求學(xué)。我們知道，前面等待我們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碩士學(xué)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們的，是斗爭，是暴動，是革命，是監(jiān)獄，是流血，是犧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這十二人?
袁慶云，一九二六年隨北伐軍出發(fā)，過湖南郴州時，傳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風(fēng)，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軍閥槍斃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從黃埔軍官學(xué)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濟琛槍斃了。
陳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楊虎捕去槍斃了。
趙世炎，于陳延年被殺之后不久，也被楊虎捕去槍斃了。
佘立亞，也是這個時候死于楊虎手里。
陳喬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輝槍斃了。
王凌漢，一九二八年在無錫工作失蹤，傳說被土豪劣紳暗殺了，后來才發(fā)現(xiàn)他拋棄工作逃回四川去。
陳九鼎沒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漢時代見過一面，做了什么軍官，后來沒有消息。
王若飛，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還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這里寫我對于十二人的回憶。
在南京“中央軍人監(jiān)獄”中時，我以為王凌漢，陳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傳說王若飛為了左派反對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軍于西比利亞，曾于回憶中發(fā)生比現(xiàn)在更多的感慨。那時，我想，我們仿佛是一班小兵，趙世炎是班長，我們并肩作戰(zhàn)，結(jié)果一個個中彈死去了，只剩下一二個成了俘虜。現(xiàn)在做俘虜?shù)幕謴?fù)了自由，而有幾個人雖然失蹤，卻無確定死訊。確實戰(zhàn)死的只有七個人，但也是超過半數(shù)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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