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陀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對于這兩首詩歌，詩評家一般地從藝術(shù)的層面進行解讀，如想象力豐富，表現(xiàn)了毛澤東的豪邁風格，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等。而我以為，毛澤東這兩首詩的最大價值并不在藝術(shù)方面，因為上述的特點可以說是毛澤東詩詞的一般特點。與毛澤東其他詩詞不同的是，這兩首詩從不同的側(cè)面渾然一體地集中體現(xiàn)了毛澤東話語體系的特點，是毛澤東話語體系的主體性變革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集中體現(xiàn)和反映。
人們似乎并未對這樣一種語言現(xiàn)象形成廣泛而自覺的認識，便是當任何人進行言說時，其言說的話語總是以一定主體為中心的，沒有與一定主體無關(guān)的話語。概括地說，便是“任何話語體系都是一定主體為中心的話語體系”。這個主體可以是某個具體的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大小不等的組織或集團。這種現(xiàn)象無論是在日常的語言交往還是某個系統(tǒng)的關(guān)于社會的理論中都是存在的。例如，談判中、糾紛中或訴訟中的原告和被告，對于同樣的一個事實或法律規(guī)定，便會進行不同的斷定、表述或解讀，其最根本的原因便是話語的主體不同，而這種不同又來源于利益立場的不同。在一些情況下，認知主體的個性差異和其他原因，也會造成對事物的認識分歧，但這種分歧僅僅只是認知上的，而與主體立場差異所造成的不同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由于主體立場的差異，認識主體可能會故意認識或陳述一些事物，而不認識或掩蓋另一些事物；故意虛假或不準確陳述一些事物；堅持明知是錯誤的陳述和認識等。如果僅僅是基于同意立場的認識差異便不會發(fā)生這些現(xiàn)象，并且其分歧只要進一步討論便容易達成共識。這種話語體系的主體性現(xiàn)象是話語的本質(zhì)性體現(xiàn)，因為任何話語都是一定言說主體的話語。在社會性言論，以及社會科學理論中，這種現(xiàn)象都是很明顯的，但卻為許多人所忽視。揭示這種現(xiàn)象，有利于正確地解讀各種看起來非常復雜，使人眼花繚亂的言論和學說，或者看起來冠冕堂皇，但卻隱藏了言說者鬼胎的言說，識別其價值指向，以及與自身利益的關(guān)系，決定自己的態(tài)度和取舍，防止上當受騙等。
所謂毛澤東話語體系，概言之，就是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是對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占統(tǒng)治地位的話語體系的歷史性顛覆。毛澤東話語體系的特點是表達立場的人民性，表達內(nèi)容的階級性，表達高度的哲學性，表達方式的大眾性，表達技巧的豐富性，其核心使人民性。對于毛澤東話語體系，許多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者，對于其具體的話語是耳熟能詳，但卻未有這種明確的概念認知。那么明確指出毛澤東話語體系這一概念有何意義呢？我因為是意義非常之重大的，他可以使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提升與拓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和廣度。
要充分認識一個事物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將其放到和其他事物的比較中去。對于歷史中出現(xiàn)的事物的歷史價值和意義的認識，也就是將其回歸歷史的坐標，然后再進行歷史的比較。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產(chǎn)生許許多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學家、文藝家等，但占統(tǒng)治地位的這些家們從來都是站在統(tǒng)治大眾的角度立論和言說的。即使那些在野的許多家們，無論如何窮困潦倒，也大多是站在統(tǒng)治者的角度，如此如此地算計一番，然后獻上自己的高謀大策的。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有能力統(tǒng)治他人的人是圣人、賢人，被統(tǒng)治的人是草民。草民如果對統(tǒng)治不滿，有過激的反抗行為，便是刁民。在西方，古希臘的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便把人分為三個等級：金質(zhì)、銅質(zhì)與鐵質(zhì)的，分別為統(tǒng)治者、軍人和勞動者。統(tǒng)治者是哲學家，他的智慧代表國家的智慧；軍人是國家的保衛(wèi)者；勞動者應該通過勞動供養(yǎng)上面的兩種人。教育的目的不過是造就哲學家即統(tǒng)治者和國家的保衛(wèi)者——軍人。對勞動者的教育應完全不同于對上面兩種人的教育，它的目的只是讓勞動者節(jié)欲和安分。柏拉圖認為這就是一個建全的、合乎理想的、建立在正義的原則上的王國。其實柏拉圖的這番言說，立場是很鮮明的，就是奴隸主貴族的立場。柏拉圖自己便是出身一個貴族，其貴族立場是自發(fā)的，也許柏拉圖自己也并未意識到自己言說的立場性，認為自己只是在探索真理什么的，但我想，只要當時有那么一位有識者，把柏拉圖弄到哪個地方去當上幾年奴隸，流血流汗，供養(yǎng)一下那些他原來認為應當供養(yǎng)的那些人，是否還會認為人是分為“金質(zhì)、銅質(zhì)與鐵質(zhì)的”呢？其實柏拉圖的哲學是階級哲學，柏拉圖的教育是階級教育，也許柏拉圖自身并無這種明確的認識，但事實是這樣的，這是柏拉圖的言說立場自覺不自覺地決定了的。至于西方國家以后的許多思想家，都是這樣，只不過主體的立場不斷變更了而已。但無論如何變更，有一點基本不變，就是統(tǒng)治者的立場。直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出現(xiàn)，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產(chǎn)生，才在社會科學領(lǐng)域出現(xiàn)言說立場二元并立的局面。
在中國，被號稱圣人的孔孟之類，也是一些謀求對大眾統(tǒng)治的言說者。無論王道還是霸道，人治還是法治，本質(zhì)上都不過是不同的統(tǒng)治策略在不同時期根據(jù)需要的運用而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治亂世，用重典”。云云。
而毛澤東的話語體系，在中國歷史上實現(xiàn)了勞動大眾的主體性變革。這種變革不是一個主體對另一個主體的關(guān)懷，而是話語主體的立場性位移和定位。這就是毛澤東自覺地把自己置于勞動大眾的立場進行言說，同時也是思考、決策和行動。比較典型的表現(xiàn)在：
當有人不堪重負，說雷電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時，毛澤東卻是站在農(nóng)民的立場上，不僅沒有去治理他，而且盡快減輕了農(nóng)民的負擔。而其余的人的第一反映是，這是反革命言論。
如果說毛澤東此時還并沒有明確地表明如此做的立場性變化，而只是一種治理的手段和策略的話，那么，在這一時期關(guān)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出現(xiàn)便難以解釋。至于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一些言論，就更難得到合理的解讀，也無法認識其深刻的歷史價值，進而認識其政治價值、文化價值、制度價值、法律價值等。許多人在讀過之后，也就讀過了，不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什么很特別的地方。而其實毛澤東的話語是一個寶藏豐富的體系。不妨看看以下的一些論述：（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jié)選）
（1）論拆遷。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nóng)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nóng)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
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jié)果農(nóng)民還是勝利了。
后來，向農(nóng)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
現(xiàn)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2）論論國家政治民主。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 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guān)部門去拜訪。
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jù)的。
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
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xiàn)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chǎn)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fā)生了。
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nóng)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頁）
這些話語，在表達立場上具有歷史的顛覆性意義。即不是治理者對于另一部分人的治理立場，而是一種大眾主體的立場。而所謂治理者不應當是一個特定的階層，而是勞動者自己，是勞動者自己中的那些從事了管理事務的人。這些人已被定位為對大眾的服務者，如果服務不好，被服務的大眾是有權(quán)指責的；換句話說，如果出現(xiàn)了大眾對服務者的指責，便意味著服務者的質(zhì)量是否發(fā)生了問題，首先需要檢查的是服務主體是否存在服務質(zhì)量問題。刁民在毛澤東的話語體系中是沒有了容身身之地的。
一個人們不大注意的事實是，毛澤東似乎從來不按什么行政規(guī)格參加追悼會之類的活動。而對張思德之類的小兵卻專門致悼詞，為劉胡蘭、雷鋒一類民眾英雄等卻予以專門題詞。
我們知道毛澤東主要地是一個政治家，其作為哲學家和軍事家、杰出的詩人等都是以其政治活動為中心和目標的。因此，他的思想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政治思想。而政治與法律、文學等方面的思想，作為同一個思想者而言，只要他是一個具有邏輯思維的思想者，便會邏輯地構(gòu)成到同一的話語體系。也就是說，如果把毛澤東的上述政治言說，延伸到法律制度設置的層面上去，又將是一番怎樣的制度圖景呢？還是那種一部分人治理著另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只能服從某種治理的圖景嗎。
如果將毛澤東的政治話語體系延伸到文化藝術(shù)中去，自然就是勞動者對自己主人翁地位的追求和歌唱，以主人翁的姿態(tài)對自己生產(chǎn)生活、喜怒哀樂、情仇愛恨的描述和歌唱。《紅旗渠》詩歌和許多解放區(qū)的文藝作品，便是這種文藝的萌芽和發(fā)展。
如果將毛澤東的政治話語體系延伸到社會結(jié)構(gòu)中去，便是勞動大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管理者服務化，被服務者管理化。國家和社會日益趨于同一，分不清哪是管理者，那時被管理者，所有的管理事務都有人承擔，分工明確，而誰都又沒有絕對的權(quán)力，也不會再有和歷史上一樣到處充斥著的必須有獅子一類動物看守著的衙門。
毛澤東的話語體系之所以體現(xiàn)出其巨大的歷史價值，還在于他已經(jīng)說了，而真正明白了這些話語意義和價值的人的出現(xiàn)卻步履蹣跚。令人遺憾的是，幾十年來盡管實事求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解放思想作為一種思維視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思想，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基礎(chǔ)、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基本制度理念，在社會科學領(lǐng)域不斷地被強調(diào)，但卻大都在毛澤東思想這個寶藏：這個高居于人類對社會認識的顛峰之上，而又被各種各樣的垃圾和塵灰掩埋著的寶藏邊止步不前。一些人對這個寶藏視而不見；一些人見而不識；一些人歌之頌之，或有真知卓見，但怎難免使人有霧里看花之感；一些人識而不掘；一些人則因自身立場的主體性對立，對其光芒的恐懼，避之、毀之，并誘使另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這個寶藏之旁俳徊幾圈之后，也跟著糊里糊涂地離開，甚或還罵上幾句。
社會是需要秩序的，沒有秩序的社會只能導致自我的毀滅。無政府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構(gòu)建何種主體為中心的秩序卻關(guān)系著秩序的基本價值取向。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思想家們和政治家們歷來都是以統(tǒng)治者的姿態(tài)，自己先享了清福，然后又強制性地要求另一些人們遵守由他們擬訂的據(jù)說是代表這個社會一般利益的秩序的。而毛澤東的政治話語試圖結(jié)束這種歷史，構(gòu)建完全不同方向的另一種秩序圖景。這個圖景說到底便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而現(xiàn)在許許多多的人們所夢寐以求的不正是這樣一種圖景嗎？
但是，有什么感到費解的嗎？沒有，如果你真正讀懂了馬克思主義。這只不過是毛澤東作為一代自覺的共產(chǎn)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邏輯發(fā)展。馬克思說，我的全部學說就是為著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理論前提，毛澤東則將其在中國付之具體的實踐。這就是為什么說，毛澤東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沒有局限嗎？當然是有的，便是他的這種圖景還主要地停留在政治話語中，并未能進一步形成清晰系統(tǒng)的理論闡釋，以及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獲得大眾的廣泛認知。但這不是毛澤東的過錯，這是他所處的時代使然。歷史也許只能一步一步地艱難前行。其實歷史是一個包袱最為沉重的老人，停停走走，曲曲彎彎。毛澤東的局限是時代的局限，而從毛澤東自身而言，他已經(jīng)是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他自己也已經(jīng)意識到這點，并感到無奈，他不可能離開時代而獨自走向歷史的深處。他只能回顧頭來，靜靜地看著他那些需要爭吵、理解和回味的人們。
不是嗎？“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實際上，毛澤東話語體系中許多精髓的內(nèi)容已經(jīng)在各種文件中被一再強調(diào)，如密切聯(lián)系群眾，管理就是服務，為人民服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等，毛澤東話語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已經(jīng)到處流淌。
但直到現(xiàn)在，“六億神州盡舜堯”！有多少人讀白了毛澤東的話語體系及其個中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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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東林氣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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