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辨析

　　在銹弦上彈奏

　　自1976年10月以來，對“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火車）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等的批判，使人們對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產生了極大的誤解，并成為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中國的思想基礎之一。這里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歷史真相，另一方面是這些觀點本身。

　　第一，關于歷史真相，我們首先來看歷史資料記載。

　　“寧要……不要……”這個句式在中國新聞報刊上出現的頻率，1976年以前不算很高。以1947年至1997年《人民日報》為例，文章中有“寧要……不要……”、“寧愿要……”句式的共255篇，這種句式的文章涉及各方面內容，尤其在涉及國際關系方面更是經常出現，但是，1976年以前不到二十篇，大量出現是在1976年以后。與本文“寧要社會主義的××，不要資本主義的××”相關的有：

　　1976年10月以前：

　　1950年11月23日新華社電訊：《蘇聯代表愛倫堡在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 的演說》：

　　【 我相信，美國的生活方式使我苦惱并不下于蘇聯的生活方式使艾奇遜先生苦惱。然而，我主張和平——不僅與法斯特及羅伯遜的美國和平，而且也與杜魯門和艾奇遜的美國和平共處。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人不喜歡社會主義。我希望杜魯門和艾奇遜也該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寧要社會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

　　1965年10月6日榮高棠《體育運動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五千多名來自全國各地、各條戰線和各民族的優秀選手，展開了熱烈的比、學、趕、幫的革命競賽。運動會始終突出政治，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以比政治思想帶動比運動技術，“心懷祖國，放眼世界”，“寧要高風格、高水平的低名次，不要低風格、低水平的高名次”，已經成為參加這次運動會的全體人員的行動準則。】

　　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新華社記者《共產主義幼芽不可摧——清華大學農村分校的調查報告》：

　　【一年前，清華大學在首都南郊大興縣辦起一所農村分校，學員實行社來社去，教學實行幾上幾下，寫下了理工科大學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型農民的新篇章。
……

　　清華大學農村分校是培養亦工亦農、具有一定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覺悟的新型農民的一所學校。他們總是要求學員身體力行，做一個縮小三大差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促進派。這些學員經過學習，更加堅定了回到農村干革命的決心。農電專業有個學員，原在農村當了二十年的電工。經過一年學習之后，決心回去亦工亦農，和私有觀念實行決裂。去年三夏他回隊實踐時，帶頭破除了當地電工的四個舊習慣：一破干活吃請；二破干活拿額外補貼；三破到點下班的雇傭觀念，什么時候有活什么時候干；四破電工不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的舊習慣。他回隊第二天早上兩點多，就拿著鐮刀跟社員一起下地割麥子。貧下中農稱贊他上大學才幾個月就變樣了。他回答說：“有了技術就搞特殊，不參加勞動，這是資產階級法權。”

　　清華大學農村分校的學員們，學習期間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結合實踐，刻苦學習業務技術，較快地掌握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文化技術本領。去年九月，學員回社隊實踐。據不完全統計，三百個學員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里測量規劃了農村道路一百一十四條，一百九十一公里；規劃排灌渠道二百九十二公里；搞了現代化固定噴灌十畝，活動式噴灌規劃一千畝；地下管道測量布置六千九百米；參加設計或試制、改革成功了雙向犁、十五尺寬平地機、小麥播種機、氣流清選脫粒機、輪胎裝卸機等農機具十項；修了擴大機四十二臺；設計了農村建筑八千平方米，還為社隊舉辦了農水、農電專業短訓班。農水專業學員入學不久，就到一個治河工地上，以河道為課堂，開始了測量課的教學。在短短十天里，邊干邊學，共完成了十六公里多的河道縱橫斷面測量任務，向工程指揮部提交了一百九十張縱橫面測量圖紙，學會此類工程的測量操作和計算本領。農建專業學員王廷起，原來是一個四十歲的社員，他在學校學習期間，運用新學到的知識，一年之中，就為自己家鄉的生產大隊，規劃測量了一個三百畝的果園，設計了一個能養一千頭豬的養豬場和一個大隊新村的建設藍圖。

　　貧下中農看到這樣的大學生，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他們指出：走資派誣蔑這樣的學校拖“四個現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們農村寧要這樣一個大學生，也不要那種有著“高深學問”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為我們服務的一百個大學生。四個現代化要靠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實現，只能“化”到資本主義黑道上去。廣大貧下中農急切地盼望這些新型大學生回鄉后同他們一起戰斗。當這批學員畢業時，他們所在的區、縣和公社以至生產大隊，都組織群眾敲鑼打鼓地歡迎。中共大興縣委員會，組織了五千名干部、社員來歡迎他們。這一事實，又一次說明了共產主義的幼芽，有著千百萬革命人民的愛護和澆培，它的生命力是無限的。走資派想摧折它，只能是蚍蜉撼樹，枉費心機。】

　　在這個時期《人民日報》報道的記載里，沒有關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火車）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等說法。

　　
　　此外，在宋永毅主編，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編委會編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制作及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中，檢索“寧要……不要……”，“寧愿要……”，無信息。檢索“寧可要……”，得到一條信息，即：

　　1966年7月11日《劉少奇聽北京師大——附中工作組匯報時的指示》：

　　【“招收新生，要選政治上好，學習上好，身體上也好的。……政治上反動，政治很壞，功課再好也不能升學，寧可要政治上較好，學習上不好的。”】

　　
　　總之，從《人民日報》的報道和匯集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講話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中均無“寧要社會主義的××不要資本主義的××”這類記載。從1976年10月以后批判所謂“四人幫”的內容來看，唯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新華社記者《共產主義幼芽不可摧——清華大學農村分校的調查報告》一文與此有點關聯。這篇調查報告的結論為：“我們農村寧要這樣一個大學生，也不要那種有著‘高深學問’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為我們服務的一百個大學生”，涉及當時的教育革命，而非工農業等多個領域。

　　
　　1976年10月以后：

　　1976年11月3日新華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永開革命車/“毛澤東號”機車組三十年來在三大革命運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十年來，“毛澤東號”機車組一直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模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在帶頭造走資派的反的同時，一直堅持業余鬧革命，認真貫徹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方針。他們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遵照敬愛的周總理的指示，把機車開到大江南北，熱情宣傳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團結廣大群眾，批判修正主義，搞好鐵路運輸，發展了革命和生產的大好形勢。“毛澤東號”機車組的工人們，一向重視嚴格遵守革命紀律，遵守合理的規章制度。他們說，鐵路是一部大的聯動機，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大動脈，破壞無產階級紀律，就會影響大局。“毛澤東號”機車組能夠創造三十年安全行車三百萬公里的全國最高紀錄，就是因為他們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紀律性，有對人民極端負責的主人翁精神。這個機車組的工人在批判“四人幫”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罪行時說，“四人幫”反黨集團為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對積極抓革命、促生產的單位，對大干社會主義的干部、工人，大扣帽子，亂打棍子，竟然胡說什么“寧可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也不要修正主義的正點”。這幫一不會種地、二不會做工的吸血鬼，這樣瘋狂地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其罪惡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這是一幫妄圖扭轉歷史車輪倒轉的反革命。他們如此倒行逆施，必然要被人民革命的列車軋得粉碎。】

　　1976年11月25日教育部大批判組《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豈容篡改——批判張春橋的一個謬論》：

　　【一九五七年，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明確規定：“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毛主席為我們黨的教育工作制定的這一方針，是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總結了國內國際教育領域階級斗爭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而提出來的。“四人幫”反黨集團，為了把教育變成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千方百計地歪曲、篡改和破壞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去年十一月八日，張春橋在一次談話中，搖頭晃腦地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么人？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在這里，張春橋別有用心地拋出“兩種人”的謬論，舉出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讓你挑，這正是毛主席所痛斥的“形而上學猖獗”的一個典型例證。按照張春橋的邏輯，要么是“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要么是“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在他那里，“有文化”和“勞動者”完全成了兩個互相對立的概念，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天底下是根本沒有的。張春橋就是這樣用他精心設計的拙劣圈套，來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以達到破壞教育革命的目的。應當看到，張春橋散布的這個謬論不是孤立的。在工業戰線上，“四人幫”散布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火車）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在農業生產上，他們還散布什么“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栽資本主義的苗。”他們就是妄圖從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兩個方面，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社會主義搞垮，從而達到他們篡權復辟的罪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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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春橋叫嚷：“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是在明目張膽地宣揚取消智育，鼓吹“讀書無用論”，實質是極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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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幫”鼓吹“讀書無用論”，反對青少年學生學文化，實際上是在繼續搞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毛主席早就提出：資產階級頑固派“他們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專制主義，在文化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他們不愿工農在政治上抬頭，也不愿工農在文化上抬頭。”（《新民主主義論》）“四人幫”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頑固派。他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就是不許勞動人民掌握自己創造的文化科學知識，妄圖使工人、貧下中農永遠處于沒有文化知識的愚昧狀態，而讓他們這幫禍國殃民的害人蟲永遠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為非作歹，稱王稱霸。他們所主張的實際上仍然是孔老二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那一套。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幫”同廣大工人、貧下中農處于何等尖銳對立的階級斗爭狀態之中，他們是勞動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敵。】

　　1976年11月26日新華社《全國工交戰線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形勢大好》：

　　【工人們說，這些家伙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干實事，吃著勞動人民種的糧，穿著勞動人民縫的衣，專門搖唇鼓舌，顛倒是非。他們制造了許多蠱惑人心的口號，什么“不為錯誤路線生產”，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在理論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亂。……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干著反革命的營生。他們是鉆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干得出國內外階級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連香港的一家報紙也說，他們應當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勛章。】

　　1976年12月3日新華社《人大常委在第三次會議分組會上發言熱烈歡呼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中國革命立下了豐功偉績》：

　　【他們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他們一貫用的是形而上學的、片面的、邏輯上講不通的而富有破壞性的手法。例如，“四人幫”常說“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寧愿兩年不搞生產，也不能一時不搞階級斗爭”，等等。】

　　1976年12月16日新華社《狠揭猛批“四人幫”保證安全正點運行/天津鐵路分局運輸生產越來越好》：

　　【根據毛主席、黨中央和周總理對鐵路工作的重要指示，去年天津鐵路分局大抓安全正點運輸，一舉扭轉了鐵路運輸的被動局面，全分局各項生產指標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但是“四人幫”卻惡毒地拋出“寧要社會主義晚點，不要修正主義正點”的反動口號，說什么“干勁越大，錯誤越大”，肆意破壞鐵路運輸的大好形勢。】

　　1976年12月19日本報訊《教育部開座談會揭發批判“四人幫”破壞教育革命的嚴重罪行》：

　　【“四人幫”篡改毛主席親自制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瘋狂地同無產階級爭奪青少年一代。張春橋說：“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四人幫”在遼寧的那個死黨也叫喊，要培養“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四人幫”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針的罪惡目的，一方面，是要培養一批象《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的作者那樣為他們篡黨奪權賣命的反革命小丑；另一方面，是要實行愚民政策，不讓廣大工農子女掌握社會主義文化，以利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

　　1976年12月19日《又一發炮彈》（未署名）：

　　【幾年來，王張江姚一伙插手鐵路工作，千方百計破壞搗亂，胡說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這是赤裸裸地破壞革命和生產的黑話。本來，只要有火車，總會有“正點”和“晚點”。把火車的運行情況，分為什么“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豈非奇談怪論！再說，“晚點”較之“正點”，總是不好，“四人幫”卻給它罩上“社會主義”的帽子，難道社會制度愈先進，火車愈要晚點嗎？】

　　1976年12月29日任竹《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熱烈歡呼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論十大關系〉公開發表》：

　　【“四人幫”所搞的一套，同毛主席《論十大關系》的光輝思想是根本對立的。他們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任務，反對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屆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這伙禍國殃民的害人蟲，發明了一種“衛星上天”必然“紅旗落地”的荒謬理論，攻擊我們黨“把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蠱惑人心的大旗”，甚至叫嚷“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階級斗爭抓好了，就是顆粒無收也不要緊”。按照他們的邏輯，大干社會主義有罪，破壞社會主義有功，真是反動之極！】

　　1976年12月30日新華社記者、本報記者《深批“四人幫”，加速農業機械化——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討論加快農業機械化步伐的問題》：

　　【對于這樣一個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情，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卻跳出來橫加指責，肆意破壞，抓起“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到處亂扣，壓人整人，胡說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他們把低速度和社會主義連在一起，這與張春橋的衛星上天、紅旗必然落地是同樣的混帳邏輯。】

　　1977年1月6日胡鑒《斥假洋鬼子》：

　　【他們不準各條戰線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廣大干部、群眾革命。農業學大寨，他們說：“為什么要學人家的？”不準！工業學大慶，他們說：“大慶‘兩論’起家是假的。”不準！你要搞好交通運輸，他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不準！你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他們說：衛星上天，紅旗一定落地，不準！總之，一律不準革命，誰革命，誰就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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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大致相同，從略。）

　　其他刊物部分：

　　《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刊登的署名任翔 《揭發批判“四人幫”誣陷、迫害周榮鑫同志的罪行》一文中記載了：

　　【一九七五年冬和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幫”違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向教育陣地猛撲過來，他們首先從周榮鑫同志身上開刀，妄圖打開缺口，進而瘋狂打擊、誣陷敬愛的周總理和鄧副主席。十一月初，張春橋公開跳出來向周榮鑫同志挑釁，周榮鑫同志據理斗爭，就教育路線問題同他當面進行辯論，張春橋理屈詞窮，以至氣急敗壞地狂叫：“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

　　但是，在《新華月報》1977年第9期刊登的署名袁丁的《危亂見堅貞 倔強對奸佞——徹底清算“四人幫”誣陷、迫害周榮鑫同志的滔天罪行》一文中，又未提及此點。

　　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1983年版）：

　　【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四人幫”提出“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百年潮》2002年第2期，傅頤：《周榮鑫的最后歲月》摘要：

　　【11月8日晚，張春橋找周榮鑫面談教育形勢。周榮鑫任教育部長期間，張春橋沒有找他談過話，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一見面，張春橋就說：“你周榮鑫當教育部長，寫報告，從來就不報給我，就報給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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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春橋接著又來了一句：“你寫的那些東西，都講了些什么？”

　　周榮鑫解釋道：“我只是講學校是學文化的地方，教師要傳授文化知識，學生得學習。現在學校的學生不學習，盡看些像《少女之心》那樣亂七八糟的書。”

　　張春橋說：“《少女之心》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上海的大街上到處都是。你管得了嗎？”

　　周榮鑫說：“那也不能什么文化知識也學不到啊！學校上完了，等于白上，那不就成鍍金了嘛！”

　　周榮鑫的反駁引出了張春橋那段臭名昭著的話：“我寧可要一個沒有文化的無產階級，我也不要一個有文化的資產階級。我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周榮鑫仍堅持說：“春橋同志，你這么說我不同意。學校總得要學文化。”

　　張春橋火了：“你就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我沒法跟你談！反正我的話你也聽不進去。”

　　談話進行了約兩個小時，兩人爭得面紅耳赤。……談話不歡而散。】

　　結論：綜合上列資料，最早記載有所謂“四人幫”關于“寧要……不要……”的出處的應為：

　　1、《人民日報》1976年11月25日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豈容篡改——批判張春橋的一個謬論》一文：

　　【去年十一月八日，張春橋在一次談話中，搖頭晃腦地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么人？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2、《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署名任翔的 《揭發批判“四人幫”誣陷、迫害周榮鑫同志的罪行》一文：

　　【十一月初，張春橋公開跳出來向周榮鑫同志挑釁，周榮鑫同志據理斗爭，就教育路線問題同他當面進行辯論，張春橋理屈詞窮，以至氣急敗壞地狂叫：“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

　　從查閱資料看，所有有關所謂“四人幫”“寧要……不要……”的文章（包傳記文學作品）均出自這里，與當時的教育革命形勢相關，也即是說，張春橋可能確實對周榮鑫說過“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的話。但是，因為這兩篇文章也是批判時引用，并非講（談）話記錄原文，筆者只是結合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新華社記者那篇《調查報告》的結論判斷張春橋有可能說過此話。其它諸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火車）晚點，不要資本（修正）主義的正點”、“寧愿兩年不搞生產，也不能一時不搞階級斗爭”等等，應屬后來的人的推論或寫文章的人的猜想了。1976年11月3日新華社那篇有關“毛澤東號”機車組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中涉及的“寧要…不要…”屬引用（引用哪里的未知）而非出處。

　　（說明：因本人手中資料有限，如有人提供出處明確無誤的資料證明這些說法確系“四人幫”在位時所言，本人當立即糾正文中相關結論。）

　　
　　第二，關于這些安放在“四人幫”頭上的觀點本身。

　　這些加諸“四人幫”頭上、實質指向文化大革命的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火車）晚點，不要資本（修正）主義的正點”、“寧愿不搞生產，不能不搞階級斗爭”這幾個。這里之所以稱實質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在于后來確實出現了把那個時期稱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的年代”的說法（1987年6月12日人民日報），就如那個時代曾被指鹿為馬地冠上“割資本主義尾巴”一樣。2004年一篇題為《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文章就寫道：“‘文革’期間，甚至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把個體經濟都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非公有制經濟幾近消亡。”（2004年4月6日人民日報）以及“我們曾經歷過一段‘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扭曲的年代”（2003年9月26日人民日報）等等。

　　按照中文對“寧要……不要……”涵義的解釋，這種句式一般用來表示在特定的語境中比較兩方面的利害得失后選取一面，并非指事物只有兩種狀態。最早有《楚辭·漁父》：“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謂之“寧死不屈”，它表示的是一種決心，而非指只有死路一條。現代的“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同樣不表示“站著”就一定得“死”。還有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并非指“為玉”就得碎，“為瓦”就是全。因此，在當時被批判的那些說法中，有的也并非就真的那么荒謬。尤其是：在“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和“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之間比較，選擇某種人不過是反映不同階級立場的人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罷了，站在各自的階級立場上，結論是十分清楚的，這句話并非指勞動者就一定是沒文化。而劉少奇在1966年7月講的“寧可要政治上較好，學習上不好的”，也不是指政治上好的學習上就一定不好，否則，不也是“臭名昭著”了嗎（《百年潮》語）？

　　事實上，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歷史倒是真的通過那些“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大搞教育產業化，實實在在地檢驗了是誰“‘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就是不許勞動人民掌握自己創造的文化科學知識，妄圖使工人、貧下中農永遠處于沒有文化知識的愚昧狀態，而讓他們這幫禍國殃民的害人蟲永遠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為非作歹，稱王稱霸。”（1976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

　　這些被批判的說法的荒謬之處實際上在于草與苗、低速度與高速度、晚點與正點等等相互間的關系，同勞動者與剝削者之間的矛盾關系根本就是不同領域的事物，把本屬生產力范疇的內容與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的內容攪和在一起強加給被批判者。

　　但是，所以會造出這些說法，也確實存在著一個個十分精巧的、不大為人們察覺的陷阱。這就是：在把不同領域的事物攪和在一起使人產生一種荒謬的感覺基礎上，把“寧要社會主義的××不要資本主義的＋＋”變幻成“只能要社會主義的××不能要資本主義的＋＋”來批判，其居心十分叵測，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滑向這樣一個認識的誤區，即：“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是＋＋”。例如：

　　“幾年來，王張江姚一伙插手鐵路工作，千方百計破壞搗亂，胡說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這是赤裸裸地破壞革命和生產的黑話。本來，只要有火車，總會有‘正點’和‘晚點’。把火車的運行情況，分為什么‘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豈非奇談怪論！再說，‘晚點’較之‘正點’，總是不好，‘四人幫’卻給它罩上‘社會主義’的帽子，難道社會制度愈先進，火車愈要晚點嗎？”（1976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這里，作者向人們暗示著：只要有生產或者技術，總會有高低之分，把生產水平的高低分列為“社會主義的低”和“資本主義的高”，是一種奇談怪論！不過，這種奇談怪論是誰制造的很值得深思，因為這種宣傳實際上為日后的“不問姓社姓資”埋下了伏筆，當時卻無法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們把低速度和社會主義連在一起，這與張春橋的衛星上天、紅旗必然落地是同樣的混帳邏輯。”（1976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張春橋在什么地方表現過“衛星上天、紅旗必然落地”的混帳邏輯了？沒人知道，文章作者也沒說。但作者卻硬把不知道“他們”在哪里說的“低速度”和社會主義連在一起了，還順便批了一把“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是嚇唬人的。

　　1983年一篇署名“王澈”的文章進一步向人們循循誘導說：“‘窮’不是好事，似乎容易弄清。如果因為窮與革命相聯系就說它是好事，那么，革命難道不是要消滅貧困？既然要消滅貧困，又怎能說貧困是好事？其實這里要說的不過是，貧困可以刺激人們起來消滅它，從而變窮為富。這是壞事向好事的轉化，并非意味著窮本身是好事。這個道理雖然很簡單，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卻確實出現過這樣的論調：因為據說富起來以后就會變得不革命（即所謂‘修’）了，于是就寧愿要‘窮社會主義’以保持革命性。這就越發說不通了。”（1983年8月17日人民日報）

　　可以看到，近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已經昭示了：正是自那以后，“貧窮”、“沒文化”、“草”、“低速度”、“晚點”等等，在觀念形態上就總是被人刻意地將其與“社會主義”、毛澤東時代聯在了一起，而“富裕”、“知識”、“高速度”、“正點”等等，則被鼓吹成了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專利。由此對社會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抹黑！

　　于是，在不許“窮的社會主義”與“富的資本主義”爭論中，我們的社會被一步一步引向了“一切向錢看”的境地，進而出現了新的“寧要……不要……”，例如，對大學生“寧要勞力，不要智力”（1987年6月23日人民日報）、工程承包商“寧愿要質量差價格低的”產品（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報）、干部超生“寧要‘香火’，不要黨票”（1989年2月4日人民日報）、企業招工“寧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1989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等等。總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的“寧要社會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1950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已被徹底顛倒過來。1997年11月，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孫文杰在香港中資企業研討國企改革座談會上就以《解放思想 大膽實踐》為題說：“文化大革命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種極左的口號，今天是不公開叫嚷了，但在社會現實中，這一思想枷鎖仍然緊鎖著一些人的頭腦，寧愿讓國家永無休止地給一些連年虧損的企業輸血，也不設法打開方便之門，讓其受到收購或兼并，甚至清盤或破產”（199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真是夠狠的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些資料中，我們也讀到了這樣的批判，請看：

　　“工人們說，這些家伙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干實事，吃著勞動人民種的糧，穿著勞動人民縫的衣，專門搖唇鼓舌，顛倒是非。他們制造了許多蠱惑人心的口號，……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在理論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亂。……他們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干著反革命的營生。他們是鉆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干得出國內外階級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連香港的一家報紙也說，他們應當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勛章。”（1976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

　　“他們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他們一貫用的是形而上學的、片面的、邏輯上講不通的而富有破壞性的手法。”（1976年12月3日人民日報）

　　“他們不準各條戰線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廣大干部、群眾革命。農業學大寨，他們說：‘為什么要學人家的？’不準！工業學大慶，他們說：‘大慶兩論起家是假的。’不準！……總之，一律不準革命，誰革命，誰就是‘反革命’！”（1977年1月6日人民日報）

　　“手中無真理，身邊無群眾，靠的就是搞陰謀詭計，就是說空話、唱高調。但是，×××盡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利指鹿為馬，卻未必能畫餅充饑。講完空話，唱完高調……于是這些‘人肉筵宴’的廚子們就更兇狠地向人民舉起了砍刀，更殘酷地剝削人民。但是，魯迅還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1976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文中×××原指“四人幫”。）

　　可見，事物的發展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2005年我們還看到了一種似曾相識的“寧要××不要××”。2005年2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高云才的《水利局長的“碗”（經濟漫筆）》一文指出：

　　“近日，浙江省主要負責人表示，寧要慢一點的經濟發展速度，也不追逐放大資源需求的經濟發展。應該講，這是明智的科學選擇……在資源約束面前，只有表現出應有的警覺和理性，社會經濟發展才能表現出可持續的勢頭，而不是一時的奢華繁榮。”

　　看來，無論所謂“四人幫”是否說過“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但是，寧要社會主義全面均衡發展的“慢速度”而不要資本主義癌細胞裂變式的快速度卻在二十一世紀開始被人逐漸認識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