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古事記》導讀　　

在西方世界，弗拉維烏斯·約瑟福斯的《猶太古事記》是一部知名度極高的古典名著，但在中國恐怕卻是識者寥寥。筆者過去也只是從各種史學史中得知該書一鱗半爪的信息，最近才購得該書的經典英文譯本，細讀后感覺收獲頗豐，始信百聞不如一見的道理。不過有空閑精讀原著的人畢竟是少數，都柏林三一學院教授Brian McGing為該譯本寫的導讀學術水平精深獨到，細細品來亦饒有趣味，可替不能或無暇通讀全書的古史愛好者們彌補不少缺憾。故筆者不揣淺陋，將其導讀全文譯出以供更多人欣賞，不當之處望朋友們多多指正。　　

《猶太古事記》導讀　　

                                             Brian McGing 原著　　

                                             Gypsies       試譯　　

§1. 約瑟福斯的生平　　

瑪西阿斯之子約瑟福斯（更熟為人知的名字是弗拉維烏斯·約瑟福斯）至今仍是猶太民族中記錄本族歷史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的聲名并未給他帶來與之相稱的榮譽，因為他的人生分成兩個明顯階段，許多猶太人曾認為，可能至今仍相信他在后期出賣了自己的人民、祖國和信仰。人們對他的評價可能有分歧，但無人會否認他的一生及其生活的年代具備多樣性、戲劇性和激動人心的色彩。　　

約瑟福斯于卡利古拉當選羅馬皇帝的公元37年生于耶路撒冷。此時羅馬勢力已在近東存在了一百年：公元前63年，作為其重組帝國東部的一部分，偉大的龐培迫使猶太向羅馬納貢。這次羅馬上層精英的首次造訪后來被證明是羅馬和猶太人不快關系的肇端。龐培資助了兩個馬加比王子——阿瑞斯托波魯斯與希卡努斯去控制猶太諸邦，最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圍攻阿瑞斯托波魯斯的支持者們。他劫掠了圣殿，殺人數以千計，并犯下了進入“至圣之殿”的嚴重罪行——那是只有大祭司才允許采取的行動。盡管尤利烏斯·愷撒是猶太人的好朋友，同羅馬的關系卻并不因此而變的友好：與猶太人最近接觸的主人相比，羅馬的控制力要強得多。事實上，在此前的五十多年里猶太其實是一個獨立國家。大衛、所羅門治下的猶太王國光輝歲月消逝后，猶太人先后臣服于不同的帝國勢力——亞述、巴比倫尼亞、波斯、托勒密和塞琉古王國（與托勒密同為亞歷山大大帝繼承者們傳下來的希臘化王國）。波斯、托勒密和塞琉古都未強加給他們嚴密的帝國統治體系：猶太人基本可以實行自治（“鏟除異端”行動——公元前160年左右安提奧科斯四世實行的宗教迫害是一次偶然而為期很短的例外）。公元前二世紀起塞琉古王國開始走向最后的衰亡，二世紀末的馬加比領導人們利用塞琉古的衰弱自立為王，基本恢復了猶太的獨立地位。　　

他們完成此舉之時，羅馬人已近在門口。龐培的干涉和接下來的羅馬干涉（例如，公元前53年，克拉蘇在被帕提亞人擊敗之前劫掠了圣殿財富）注定將成為猶太人被迫吞下的苦果。當希律王在公元前37年成為國王后，羅馬對猶太的控制在某種程度上放松了。稱他為傀儡皇帝并不公平，因為他在許多方面都是一位強大而富于才　干的　君主，但他的確只在得到羅馬的贊許和支持時才實行統治。公元前4年希律王去世后奧古斯都皇帝繼續實行立猶太王的政策，但希律王之子阿徹勞斯被證明不具備國王素質。公元6年，羅馬宣布猶太為行省（更可能是附屬于當時的敘利亞行省）。當時立刻發生了騷動，遭到了血腥鎮壓。形勢似乎得到了平定（至少我們沒有聽說其它的動亂），直到公元26年龐提烏斯·彼拉多成為總督為止。彼拉多在任十年，期間多次與其臣民產生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可能并非如此），當他下令處死一個名為耶穌的猶太人時幾乎沒有引起爭議，在約瑟福斯的著作里最多也就是略微提了一句。　　

猶太總督之職并非肥缺，后來繼任的多數行省總督跟彼拉多一樣，是不具備準確判斷力與才干的相對低水平官員：羅馬統治的特點表現為漠不關心的冷酷與少有耐心的殘忍，以對付那些在羅馬人看來好吵鬧和不合作的猶太臣民們的堅韌。這就是約瑟福斯出生時的政治氛圍。其后不久形勢惡化，卡利古拉決定在耶路撒冷圣殿為自己建立一座雕像，這在猶太人眼里無異于另一次迫害。猶太人憤怒地反對此計劃，負責執行此任務的精明且富于遠見的佩特羅尼烏斯很快認識到，如果執行這一計劃將引起猶太人的起義。佩特羅尼烏斯大膽地拖延此任務，直至卡利古拉大快人心地遭到暗殺，災難爆發的威脅消除了。但好景不長。如約瑟福斯看到的，猶太極端主義和羅馬的腐敗無能共同將猶太推入了更嚴重的危機，導致了整個行政體系的解體：公元66年行省最終爆發了反羅馬起義。此時約瑟福斯正值中年，這無疑是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　　

他的家族極為顯赫，是古老的祭司世家，同著名的馬加比家族還有聯系。這樣的宗教與皇家背景使他自動躋身猶太的知識精英階層。他在自傳中聲稱自己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或許是法利賽式）：十四歲時他因學識受到重視，大祭司和其它上層猶太人找他咨詢法律事務。這一說法令人聯想到少年耶穌，再加上作品中其它的文字雷同與明顯的自辯色彩，使我們必須小心看待約瑟福斯的自述。十六歲時他進行了一次尋求知識的遠游，以便學習三個猶太支派——撒都因、法利賽和埃塞尼派的學說，希望能從中擇其最優。在按照名為巴努斯的清規戒律在沙漠中忍饑挨凍之后，約瑟福斯回到正常的猶太式生活中，開始法利賽人的生活。　　

他一生中的下一個重大事件發生在二十六歲，那時他奉命前往羅馬解救被行省總督斐利克斯送去的幾位猶太祭司。他在路上翻了船但被救起（同圣保羅和其它一些名人的事跡一樣可疑）。他在羅馬結識了一位受到尼祿皇帝寵幸的著名猶太演員阿利圖魯斯，后者將他介紹給了尼祿的情婦鮑帕婭。靠著似乎同情猶太人的鮑帕婭的幫助，他促成了對祭司們的解救，圓滿完成任務并滿意地返鄉。他的生活從此將變得極為復雜。　　

他回到猶太后發現其同胞們正準備發動反羅馬的起義。他將這種行為視為瘋狂。他聲稱猶太人的力量無法與羅馬相提并論，唯一可能的反抗結果只有失敗。但他和其它謹慎的猶太領袖未能冷卻戰爭的狂熱，猶太在公元66年由騷動轉化為公開的戰爭：馬薩達和耶路撒冷的羅馬要塞遭到屠殺和占領，替皇帝舉行的日常祭祀也中斷了。敘利亞總督塞斯提烏斯短暫地抵抗了猶太叛軍，卻出人意料和莫名其妙地撤退，并在逃跑途中受到重創。猶太人暫時控制了猶太地區。在耶路撒冷召開的一次特別集會指派了組織抵抗羅馬的將領，約瑟福斯發現自己要負責加利利和加馬拉市的防務。考慮到他對起義的敵視態度，這一任命似乎令人吃驚。但他并未像其它親羅馬貴族一樣拒絕使命，我們可猜測他與大祭司阿納努斯的意見是一致的，即盡管結局渺無希望，既已開戰就必須全力以赴。　　

擔任加利利地區指揮并不僅僅是組織力量抵御羅馬那么簡單。團結全民族抗擊外來壓迫的正確態度不幸被我們忽略了：“偉大起義”之年既是對羅馬的軍事挑戰，又是猶太人的內部斗爭之年。約瑟福斯在加利利不得不面對復雜的利益沖突、反對派和爭權者。他似乎確實憑借才干建立了對地方的控制。但他的成功僅限于此，如他所預見的，自己無力抵抗羅馬人。尼祿派來剿滅猶太起義的是未來的皇帝韋伯薌。公元67年春，韋伯薌開始毫不費力地占領加利利。他前進中遇到的第一個主要障礙來自其圍攻的約塔帕塔。約瑟福斯組織了防務并從六月堅守至七月底，但城鎮最終被攻陷。約瑟福斯和其余四十人乘劫掠的混亂逃進一個山洞。他自己毫無保留地承認，他在那里的表現遠不是英雄主義的。羅馬人兩天后發現了這批逃亡者并試圖說服約瑟福斯投降。他起初拒絕了，但后來考慮到自己作為上帝先知的特殊地位，覺得自己太高貴而不該赴死，于是決定投降。執行這一決定比作出要困難得多，因為同行的逃亡者們高呼要自殺，并讓約瑟福斯選擇：是光榮地親手自盡還是作為叛徒被他們處死。約瑟福斯狡猾地建議他們抽簽互相殺死，活到最后的一個自殺。他通過作弊使自己成為最后兩個活著的人之一，并說服了那個同伴與自己一起投降。　　

這個時刻標志著約瑟福斯生命中全新的羅馬階段的開始。他獲準直接同韋伯薌交談，并預言韋伯薌和其兒子提圖斯都將成為皇帝。這或許是偶然的言中，或許是約瑟福斯甚至是韋伯薌有目的的暗示性語預言。當然，無論如何，預言在公元69年成為了現實。在公元68年尼祿自殺和伽爾巴、奧托與維特里烏斯的短命統治后(四帝之年)，韋伯薌的部隊擁立他為皇帝。直到此時為止約瑟福斯仍是戰俘。當他沒有在約塔帕塔就義，而是投降并受到羅馬人優待的消息傳開后，猶太起義者們將他貶稱為懦夫和叛徒，從此開始了猶太人對約瑟福斯長期的敵意。除了這件事及在韋伯薌令下與一位猶太女戰俘結婚（第二次結婚）之外，約瑟福斯對被俘期間的經歷只字不提。韋伯薌被擁立為帝后記起了約瑟福斯的預言并立刻釋放了他；約瑟福斯也成為皇帝密友中最受信任的一位。他跟隨韋伯薌和提圖斯去了亞歷山大里亞，在那里結了第三次婚，之后隨提圖斯返回猶太負責同猶太起義者的溝通談判。在公元70年圍攻耶路撒冷的戰役中，約瑟福斯數次盡力勸說猶太人投降，這更鞏固了其作為叛國者的惡名。城市陷落時，他在羅馬軍中的地位使他成功地為二百余名猶太俘虜爭得了自由，但盡管提圖斯與韋伯薌賜與他猶太的土地，他的忠誠已無可挽回地受到同胞們的質疑。他陪同提圖斯前往羅馬，據我們所知再未返回故土。　　

經歷了這些奇遇后，約瑟福斯的余生相對平安無事——盡管一個生養于耶路撒冷的虔誠猶太人，反羅馬起義的叛軍領袖的生活注定是很不尋常的。韋伯薌授予他羅馬公民權、一份年金和一間別墅，他在提圖斯（79－81）與多米提安（81－96）時期繼續享受著弗拉維王朝的恩寵。他第四次結婚并開始了舒適而多產的寫作生活。光明的晚年中唯一的幾縷陰影來自他的猶太同胞們持續的批評與羞辱。盡管他毫無痛苦地記述這些攻擊，并且似乎從不后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決定，他仍感到不快并覺得有自白的必要——雖然《自傳》并不僅是自辯，而他的所有其它著作都含有自我批判的部分。《猶太古事記》于93－94年出版，《反阿皮翁》稍晚于此。這是我們掌握的有關約瑟福斯的最晚可靠年代。此時他還不滿六十歲，因此他理論上可能活到了涅爾瓦（96－98）與圖拉真（98－117）時代。不過，他在《古事記》的末尾確實提及了未來的出版計劃——另一部概述猶太反羅馬戰爭及隨后幾十年事件的歷史著作；三部介紹猶太教神學與法律的作品——但我們沒有證據表明他寫了這些書，似乎隨著公元一世紀的終結，約瑟福斯富于傳奇色彩的一生也走到了盡頭。　　

§2. 約瑟福斯的作品及其重要性 　　

約瑟福斯的生平和職業對他的全部作品都有深刻影響，很難想象另一個人會寫出這樣的東西來。他所有作品的核心是對猶太教的巨大熱情，是對它的辯護、贊頌、升華與解釋；盡管受到一些猶太同胞的厭惡，他仍舊是一個堅定、高雅和有力的猶太教代言人。然而，使其形象復雜化的因素是他對本民族的壓迫者——羅馬人的看法。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看法是功利主義的：他清楚羅馬的力量，認識到它是無法阻擋的。那些不承認現實的猶太人是危險的，只會損害猶太民族的利益。在他看來，對羅馬力量的輕視正是導致起義眾多原因中的主導因素。另一方面約瑟福斯也崇拜羅馬人和他們的制度，以至于他接受了皇室的慷慨賞賜并后半生居住在羅馬。瑪西阿斯之子約瑟夫變成了弗拉維烏斯·約瑟福斯。　　

從古至今，約瑟福斯的轉變及其作為使得許多人質疑他的誠實與可信度。這些因素在評估其作為史學家地位時無疑是要加以考慮的。但在他的兩部巨著中，受此非議更多的是《猶太戰爭》而非《猶太古事記》：關于約瑟福斯的爭議幾乎總是圍繞其生平及直接與之相關的著作展開的。盡管存在這些質疑，約瑟福斯卻是十分適合寫作歷史的：一流的生活背景、教育程度與和平、戰爭時期的從政經驗使他有資格成為公元前二世紀史學名家波利比阿心目中書寫本民族歷史的理想人選。雖然約瑟福斯在《古事記》的首尾處表示用希臘文寫作很不習慣，但他顯然飽讀希臘文學，并對希臘羅馬史學寫作的傳統運用自如。　　

事實上，我們手頭沒有記載猶太反羅馬起義的其它材料，也很少有《古事記》后幾卷書內容的參證資料。這使得約瑟福斯成為記錄公元前150年至公元74年史事的最重要作家。但這也意味著我們缺乏證據去“核實”他告訴我們的這一時期史實，也就是說無從驗證其歷史可信度。考古學偶爾可以幫忙：例如，在愷撒里亞與馬薩達的現代挖掘證明了約瑟福斯對兩個地方的記載高度精確，但這只說明他善于記錄具體細節，不能告訴我們他總體上是否可信。除了這些偶然的幫助外，我們必須仔細檢查約瑟福斯行文中的流暢性，分辨出其中的偏見與個人利益；我們必須留意他的演說術與藝術化手法；我們還可以類比他在《古事記》前十二卷中對《圣經》資料的處理手法。總之，如此分析的結果傾向于證明約瑟福斯是一位細心精確的歷史學家，他試圖——大多數情況下——記錄歷史真相，正如自己宣稱的那樣。　　

《猶太戰爭》　　

在遷居羅馬的頭十年里，約瑟福斯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猶太戰爭》，以七卷篇幅記錄最近發生的猶太人民反羅馬起義。他先用阿拉美文寫了一個版本，今天業已失傳；我們擁有的是希臘文譯本（很可能是擴寫過的），是他為羅馬帝國的臣民創作的。個別內證反映此書出版于公元75年至79年之間。由于自己就是起義領袖之一，又親眼目睹了圣殿毀滅的悲劇，他將這場災難性事件作為歷史創作的試筆本不足為奇。他在開篇聲言自己將陳述事實，以修正他人杜撰的那些關于戰爭的謊言。但這部書不是單純的敘述，而是一種解釋。全書的精華無疑在于五、六卷對耶路撒冷被圍直至陷落這一猶太民族心目中的巨大悲劇的敘述，但更有趣的是觀察約瑟福斯對危機起源的探索：他直接回溯到公元前160年左右安提奧科斯四世對猶太人的處決，并以簡練語言用第一卷和第二卷大半篇幅追述至起義爆發之時。二十年后他在《猶太古事記》中更詳細地做了同樣的工作。從第二卷后半段起，一旦切入起義事件的正題，約瑟福斯對反羅馬戰爭的記述是極為詳細的。關于這場猶太起義，我們沒有其它的重要信息來源，《猶太戰爭》是我們擁有的在羅馬帝國境內關于起義原因、性質和組織最完整的分析論著。因此它是一部極重要的作品。　　

《自傳》　　

雖然被視為一部獨立作品，《猶太古事記》的末尾卻清楚表明：《自傳》實際上是《古事記》后的一篇自述性質的附錄。它遠非約瑟福斯生平的完整記錄，430章中的383章都用于記述他在公元66至67年間任加利利猶太軍指揮一年半多的時間里的事情。在此之前是對早年歲月的簡要回顧，之后同樣短小的一段記載他在約塔帕塔被俘后的生活。他短暫的軍旅生涯無疑受到了別人，尤其是其主要對手提伯里亞斯的約斯圖斯的攻擊，很難擺脫這樣的印象：即他主要是想維護自己的名譽。他有可能是通過炫耀自己的祭司背景和證明自己在起義前期的領導地位來顯示自己具備寫作猶太民族史的資格，但大多數學者將《自傳》視為一部自辯性作品。　　

《反阿皮翁》　　

這是約瑟福斯最后出版的作品，題名恐怕未必是原始題目，因為只有兩卷中的后一卷才是回復阿皮翁，一位亞歷山大里亞的較約瑟福斯年長的希臘人的攻擊。創作《反阿皮翁》的動機可能是由于約瑟福斯的《猶太古事記》在某些地區引起了敵視。批評反映出他們的攻擊集中于兩個主要方面：第一，人們拒絕相信猶太人是一個古老民族，因為希臘作家對他們只字未提；第二，種種邪惡的的謠言攻擊猶太人。在情緒激動的反擊中，約瑟福斯嚴格按照希臘羅馬演說術的規則（意外地保留了大量珍貴典籍的段落引用，否則我們可能會對這些作品一無所知），富于技巧地答復了對手的控告，并在第二卷后半部分通過對猶太人法律、制度富于感情的描述展開了反擊。約瑟福斯是僅僅打算保護其民族和文化免受攻擊，還是同時具有野心勃勃的傳教目的呢？這很難說，但無論如何，《反阿皮翁》都是對古代世界猶太文明古老智慧和性格的一篇動人辯護詞。　　

《猶太古事記》　　

這是約瑟福斯題材與篇幅最巨大的作品，出版于公元93－94年，按現在標準來看是驚人的宏偉計劃：它是一部從創世紀至公元66年大起義爆發時的猶太通史。全書共二十卷，如果說尚不如李維的一百四十二卷羅馬通史巨大的話，它仍然是對最宏觀題材進行把握的一次重要嘗試。從未有另一位作家同等部頭的巨著從古代流傳下來：除《舊約圣經》外它是我們擁有的關于猶太古代史的最重要記錄。　　

盡管該書從結構上分為均勻的兩半——1～10卷為第一圣殿時代，11～20卷為第二圣殿時代——更有意義的分界點卻應當在約瑟福斯用完《圣經》材料的公元前140年（13：217）。到此為止我們還了解猶太人的歷史；至少可以從《舊約》的敘述部分克服一定困難而抽象出一部歷史。約瑟福斯通過“委屈”圣經而為我們概括出這一故事，編寫成希臘羅馬式的歷史敘述。它不是將一連串圣經的“精華”松散地排列在一起，而是對圣經故事進行整體改寫。他完全利用希臘風格和希臘思維進行創作。例如，他十分注意對圣經中的著名人物，如亞伯拉罕、摩西、大衛、所羅門的處理；他們按照希臘風格被描寫成智者、立法者、軍人、哲學家，以便希臘化的讀者能夠認可和欣賞。　　

《古事記》的這一部分學術成就已屬不低，但隨著他從敘述馬加比家族抵抗塞琉古鎮壓轉到公元前二世紀后期，開始向我們介紹不為人知的歷史，約瑟福斯作品的精彩程度大大提高了。鎮壓的相關事件我們已可從《馬加比書》的前兩卷得知，但從此處起約瑟福斯開始記述反羅馬起義前二百年歷史中幾條主線之一：猶太人的內部分裂是怎樣給他們帶來了禍害。公元前170年左右猶太精英間的爭吵，以及關于猶太人應希臘化到何種程度的意見分歧，至少是引來塞琉古鎮壓的原因之一。相反地，公元前二世紀后半期猶太民族統一在馬加比家族的領導下，利用塞琉古的內部弱點，贏得了軍事勝利與政治獨立。　　

這一世紀末時產生了另一種爭論：撒都因人和法利賽人間在社會、政治和宗教問題上的分歧開始凸現。這一矛盾與家族仇怨混合起來，在公元前67年亞歷珊德拉王后去世時導致了嚴重內亂，并再次招致了外族勢力的可怕干涉，這一次是龐培。希卡努斯和阿瑞斯托波魯斯的持續爭斗至少是部分地導致了公元前一世紀中期的混亂。這一動蕩期被希律王統治時期（前37－前4年）取代，但這種穩定在許多方面只是表象，僅能掩蓋希律王統治時期猶太人面臨分裂的內部緊張局勢。這一點在希律王死時變得明顯起來，引發了席卷猶太地區的騷亂，使得公元6年羅馬由間接變為直接統治的決定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約瑟福斯無畏地指斥腐敗無能的羅馬統治者，他所記錄的公元44至66年間日甚一日的暴政，以及猶太法律、秩序在暴政之下的解體，是對羅馬專制的有力控訴。但他同樣斥責那些彼此競爭的猶太政治、宗教野心家——土匪、假先知、巫師、偽善者、恐怖分子——他們同樣應該為發生的事情受到責備。正是那些猶太極端分子丑化羅馬政府的誤導行為使得那些原本態度溫和、不愿起事的猶太民眾卷入起義。這是約瑟福斯試圖向羅馬讀者傳達的主要信息之一。　　

應當強調，沒有《古事記》（或《猶太戰爭》的開頭部分）我們的知識體系將出現多大的漏洞。我們將對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羅馬對猶太的政策與影響所知甚少；同樣也不知道馬加比王朝最后幾位繼承者的歷史。我們對幾位羅馬名人生平的了解也會出現嚴重缺陷：龐培、伽比尼烏斯、克拉蘇、馬克·安東尼、尤利烏斯·愷撒、奧古斯都、阿格里帕、瓦魯斯、佩特羅尼烏斯等等。我們將完全不知道希律王的父親安提帕特，并對希律王也所知不多。約瑟福斯用四卷篇幅（14－17）記載希律王統治時代，是我們擁有的對羅馬“異族”藩王最詳細的記錄。盡管對希律王家庭瑣事的記錄有時令人厭倦，它仍是《古事記》中最偉大的段落之一。沒有這部書我們也不會了解希律王的子孫，尤其是他的孫子，于公元41－44年統治猶太的阿格里帕。我們也不會知道加利利人猶大的名字和他發起的導致反羅馬起義的運動（約瑟福斯稱之為“第四哲學運動”）。我們將很少知道羅馬在猶太的行省總督們的名字。我們可以通過《福音書》（以及亞歷山大里亞猶太哲學家斐洛的一次偶然記錄）了解龐提烏斯·彼拉多，但約瑟福斯為其作為與性格提供了更多證據。猶太爆發起義的整個過程也將成為歷史之謎。　　

但約瑟福斯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他告訴了我們通過其它途徑無從得知的信息。他也為我們展示了猶太教轉型時期的重要背景，這一轉型幫助塑造了現代世界——一方面是拉比派猶太教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同樣富于活力的基督教萌芽。當時還有一個不夠成功但仍重要的猶太教分支，其經文保存下來成為《死海古卷》一書。居住約瑟福斯（及其它材料）的幫助，我們可把此派界定為埃塞尼運動的一支。他們沒有從羅馬征服中生存下來，但構成了基督教與拉比派猶太教之外另一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約瑟福斯，尤其是他的《猶太古事記》，為我們理解這個領域奠定了重要基礎。　　

                                             布里安·麥克金　　

                                             都柏林三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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