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我，愛德華•薩義德去世的時候多大歲數了。我躊躇了一會，稍作計算，回答說，“六十七歲，比我大幾個月。”此時，我碰上了一個古怪的時態。我這樣說，是比“過去的我”，還是“現在的我”？當然，兩種時態都沒錯，盡管我現在還活著，但部分的生命早已隨風而逝。
我不喜歡使用“無法承受”這個詞，因為我意識到，每天有太多的人都在承受著似乎是無法承受的精神困境。但當2003年9月25日，愛德華•薩義德終于在向折磨了他多年的病魔面前表示屈服的那一天到來之時，我的頭腦里一片空白。雖然當時我說——我們都這樣說－－去相信這個充滿了生命力的人永遠離開了我們是多么困難，我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氣，多么需要他來做我們的榜樣，我們的生活馬上就會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虛偽。但在我的心里老是在抱怨，就像是在反反復復地背誦著什么，又像一個無神論者重新開始禱告：“這讓人難以接受。”當然，這還不是不可忍受的，因為即使情況很糟，我仍然努力忍受著這一切。就像如果你還有能力說：沒有比這更糟的了——如一句莎士比亞的詩行所言——那么事態就還沒發展到最壞的地步。當然，即使還沒到最令人痛心的程度，這也夠不幸的了。
然而我的感受較之于這個世界，因為失去它的批評者愛德華，而造成的損失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在這里，我用了兩次的這個詞也是愛德華最愛用的。在他的文學批評中頻繁地出現“世界的缺席”這個詞，以此他意指人們常常忽略了文本、作者和讀者所處的外部環境。“我的觀點是，”他說，“世俗世界不會轉瞬即逝。更恰當的說法是，一切事物不會因為一些不可能變成現實的、曖昧不明的觀念而迅即發生變化。”一切事物都在一個可靠而充盈的世界中運轉，愛德華的杰作《東方學》細致入微地剖析了這個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為人所控制的——哪些人擁有了它，而又有哪些人遭到了它的愚弄和排斥。但正如愛德華經常所遭到的質疑，他無法將一切都政治化。雖然他不樂意看到丑角登場，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政治范疇內保留文化的空間。他試圖提醒我們：大部分人都認同這樣一個觀點，文化應該獨立于政治，其實，他們所要擺脫的不過是他們討厭的政治罷了。我老是被愛德華堅守的信念所打動（我認為這些信念是很浪漫主義的），他認為，美國的大學是“最后一個理想國”。他的著作中充滿了對不計其數的學者的贊頌、引用和回應，這是對文本群落的深入探究。或許有些武斷吧，我把這種對話和學識的堅固空間與他一再主張以寶貴的個人體驗來理解藝術聯系在一起。在談及勃拉姆斯時，他發現自己“正在將他的音樂演繹成一種不可捉摸的、或者說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音樂樣式——從他的音樂向我的音樂轉變；我以為，任何一個聆聽、演奏、思考音樂的人都在使自己融入到音樂之中去。”這種音樂、這種烏托邦理想與世俗社會并不矛盾，它們是因對這個世界充滿敬意而給予的獎勵，它們是這個可敬的世界的表象。
愛德華的第一部著作《約瑟夫•康拉德和自傳體小說》（1966）詳細闡述了這樣一個論題：成為一名作家與其說是人生經歷的造化，不如說是寫作計劃的產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作品中去，并且依次來定義你是誰。他的第二本書《開始》（1975）探討的是現代主義的名著和最新的理論著作。他指出，開始異于（也優于）起源，因為開始可以選擇，而起源只能被認知。“開始，”他寫道，“在方法論上結合了理論與實踐、目的與方法的需要。”我們應該在雙重維度上考慮作品與實踐兩種要素。在他的第三部著作《東方學》（1978）中，他著眼于特定的、極其復雜情況下的文化輸出：東方是西方的“發明”，這一過程類似于“我們”定義“他們”，并迫使他們遵從由我們來定義的生活方式。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理解，愛德華為什么不多談一些在通常稱作東方的地方，人們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后來我才明白，他可能有所顧忌，他面臨的問題還甚至十分嚴峻。他有能力指出這些人的生活和東方主義者常常將他們塑造成的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差距；但是他不能插手其間，不能代表被壓制的聲音發言，因為如果他這樣做了，那么他也將蛻變為一個東方主義者。
《世界、文本和批評家》（1983）由作者論述“旅行理論”以及“文化批評與政治批評”的論文結集而成，他指出“去除誤讀是必不可少的，批評不能虛構一個文本（即使是偉大的文學文本）層面上的地域”。同時，愛德華已著手寫作更為尖銳的政治評論集，首先是《巴勒斯坦問題》（1979）和《報道伊斯蘭》（1981）。由吉恩•摩爾擔任攝影的《最后的天空》則是關于巴勒斯坦身份問題的一次深刻的反思，下面一段關于民族性的論述令我終生忘懷：
我們是信息和符號的載體，是以暗示和迂回的方式表達的民族。我們需要互相辨認出對方。由于我們的內部事務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受到他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控制和干擾，我們已經發展出一套言說的技巧，一種間接的，在我看來甚至是過于神秘，以至于使我們自己都困惑不已的特殊表達式。
愛德華于1991年出版了《音樂之闡發》，對貝多芬以來的音樂史作了嚴肅而又充滿深情的論述，我前面引用的一段話就出自于其中。《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是對《東方學》的重述和修訂，但其研究的范疇更廣。他強調，在帝國隱性的宰制之下，代表被壓迫民族發言仍然需要謹慎。他在仔細的考察后發現，被統治者強有力的抗爭正在呈上升趨勢。其后他的著作不斷，包括政論集《和平及其不滿》（1995）、論文集《在錯誤的位置上》（1999）、以文學批評為主的《流亡沉思錄》（2000）。奧斯陸協議之后，愛德華將五十篇文章（部分發表于《倫敦書評》）結集為《和平進程的終結》（2000）。而一本論弗洛伊德“身份的不確定性”的小冊子被命名為《弗洛伊德與東方人》（2003）。在弗洛伊德判定摩西是埃及人的理論背景之下，我們在那本書中讀到了這樣的話：“在沒有徹底的、根本的與西方斷裂或決裂，使我們不再受壓迫的情況下，身份就不能被它自身構想或修飾；反之，身份也不能建構、甚至不能設想它自身。”
愛德華不是一位兩耳不聞窗外事、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他一再說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是去謁見西德•查瑞斯。他的確很喜歡電影，對電影知之甚詳。歐勒•弗萊恩對他來說是一位特殊的英雄。但他對文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和古典的——那是我們現在許多瘋狂娛樂的源泉。一想起女兒娜杰拉在大學里攻讀新潮的大眾文化課程，他就會感到厭煩。他的兒子瓦迪亞過去常常取笑他不能體味“藍領階級的快樂”，意思是說他不會穿著背心、無所事事地邊喝啤酒邊看橄欖球的電視轉播。事實上，愛德華既喝啤酒也看橄欖球；只是我無法想像，只穿著背心褲衩，悠哉悠哉的愛德華會是一副什么樣子。
往事再一次涌上心頭。當時我們和薩義德住在紐約的同一幢建筑物里，我們和薩義德的孩子們在走廊里蹦蹦跳跳。鋼琴在起居室里，甚至在沒有人彈奏的時候，我們也能感受到空氣中彌漫著勃拉姆斯的音符。但這種聲音有點太平和了。愛德華是個狂熱的網球愛好者，我有時會固執地認為，他是以打網球（求勝）的方式來彈鋼琴的。愛德華的書房里滿是煙斗和自來水筆，顯然，這是一個老派文人的房間。確實，他是舊式的文人，但這樣的評價又不夠全面。同樣在那幢建筑物里，大概是在賽勒斯•萬斯為巴勒斯坦工作的時候，他度過了備受困擾而又激情燃燒的政治歲月。去拜訪這位聲譽卓著的學者名人的，通常是些法國人，愛德華和瑪麗安會熱情地招待了他們。事實上，在薩義德的住處，你總能得到貴賓般的禮遇，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在他們的公寓里，甚至一份快餐就抵得上別處的一次宴會。而在英國的時候，在去一次聚會的路上，愛德華和朋友回憶起在埃及讀書時的惡作劇，笑得前仰后合——這是一張已經泛黃了的幸福照片，與他在《在錯誤的位置上》中所記錄的求學的艱辛歷程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后者的補充。
在一大堆舊報紙中，我發現有一篇文章說愛德華是個可怕的教授。這種譴責無一例外很可笑，也顯然有失公允，然而現在似乎已漸漸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同尋常的推崇。愛德華發現自己終于被接受了，甚至是（許多）曾經駁斥過他的人。他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他所能指向的地方，他的著作在巴勒斯坦遭到禁毀，正如他指出的，這是因為他“敢于申斥我們自己的‘父親大人’。”這些譴責的聲浪如今又有了回音，《紐約時報》的訃告被弄得亂七八糟，到處是為往事致歉的文字，好像只提到將以愛德華的名字為一個黨派命名。
愛德華深深地迷戀于阿多爾諾的論述，阿多爾諾自信地指出，最優秀的現代藝術作為偉大而又注定要失敗的藝術，是“從失事的船只上發出的絕望的消息——我們要活下去”。愛德華則認為，“一種處于危機之中的、抗爭的、不妥協的藝術”既是傳達絕望的媒介，也能成為現代社會非人道一面的有力證詞。我想起愛德華最近一次在倫敦演講，其對阿多爾諾、理查德•斯特勞斯和維斯康蒂的思考讓人驚嘆不已。在談到這些人時，他說：“仿佛是得到了命運之神的眷顧，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想要過一種所謂的平靜與安定的生活，或是想要放棄批判立場去換取官方的歡心，然而，他們的死卻都與批判和流亡無關。”近幾年來，愛德華患了不治之癥已是眾人皆知的事，正因于此，他不用再躲避攻擊，也不怕遭到批判，但他的文字風格并沒有因之而變得平和起來。他仍然以中年的文體寫作，他無需變老，也無需使自己成為持不同政見者。
作為他多年的同事，我們都很欽慕哥倫比亞大學的文體和諷刺大師弗雷德•杜比，并受其影響。他和萊昂內爾•特里林簡直是兩種人，雖然我們也很喜歡后者，但總覺得他和我們之間有一定的距離。萊昂內爾一本正經，弗雷德則以他的黑色幽默消解著表面上的光環。開會時，弗雷德總是在關鍵的時候發出嘆息聲，以此表示他對系里許多自命不凡，然而卻考慮不周的計劃持一種否定的態度。愛德華也有其狂熱粗暴的一面。一旦他對某種觀念或方法失去了興趣，他就會武斷地認為，仍在這方面浪費時間的人真是不可思議。他的知識范圍極其廣泛，思想深刻有力。雖然他時常也有些粗心，對細節不夠注重，但他總能就事實做出自己的判斷。我不記得因此和他吵過多少次，我們在一起交談時，我剛好得出了愛德華早就得出的結論，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我不得不承認，他又走在了我的前面。當我的薪水可憐地給加了那么一丁點，甚至可以說是一點都沒加的時候，他向我提出忠告：他勸我應該辭職，從另一所大學處得到一份工資上的承諾，這樣哥倫比亞大學才會對你予以重視。出于清高，我說我不準備玩你們的游戲。愛德華嘆了口氣，微微一笑，說：“邁克，你現在就在玩他們的游戲。而且失敗了。”
要是你在一個月前問我，我會說我不相信英雄。而現在，我意識到，在我的心中已經有了英雄的人選——愛德華、前面提及的弗雷德•杜比、我在劍橋的師友彼得•斯特恩和我的父親，他們代表了一個人所能達到的理想狀態。他們是知識、毅力、勇氣、敏銳、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它許多方面的典范。甚至在他們逝世之后，仍有人想要和他們對話，仍有人設想著他們的回答。會有人為他們寫下文章，甚至是一本本書；會有人從他們獨辟蹊徑和嚴謹精細的思想中獲益非淺。但他們的離去仍讓我們平添了無限的傷感。一方面，他們不會再參與論爭，發表評論；另一方面，更年輕的一輩也不太能理解他們，不太會去效法這些人的提議。
愛德華是位衣冠楚楚的紳士，他喜歡人們——為他們自己著想——注意自己的儀表，因為他頗為欣賞體面優雅的紳士風度。我記起大概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應該是1964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剛到哥倫比亞大學，而他在我之前就開始在哥大工作了——我們談話的對象是一件時髦的上衣（可能還不只一件），這是他從市區買來的，不是巴尼店，就是別的什么高級場所。他反復勸說我該去買上這么一件這種款式的，因為價格夠檔次；他每天都會問我你到底去還是不去。我不需要（而且也買不太起）這種品牌的衣服，但是經不住愛德華的死纏硬磨，最終還是去買了一件。黑色的。羊絨衫。很漂亮。伴隨了我好多年。
愛德華對他人的關愛像狂潮般熱烈，又像一位醫生在治愈著我們受傷的心靈，甚至在他得病的時候也是這樣。每次你看到他，你就會感到一陣暖意。更確切的說，你會覺得你變得更高尚了，你會相信這個世界將比之前更為寬廣、闊大。
悲觀的知識，樂觀的意志。愛德華喜歡引用葛蘭西的格言，他有充分的理由。但他既不是任何一類的悲觀主義者，也不是唯理智論者或唯意志論者。他是最深刻、最忠實、最堅定不移的樂觀主義者，是表面絕望內心堅守著理想和憧憬的樂觀主義者。我記得在簽署奧斯陸協議的那段時間里，我們有過一次長時間的爭論。持續了大約四個小時，愛德華一直在房間來來回回的踱步，一面一杯接一杯的喝著橙汁。我期盼著希望能夠實現，但落入我視野的只是陰暗的一面。最后，我問他：“但是愛德華，你為什么相信有那么一天，事情會變得好起來？”他看著我，就好像我瘋了：“我當然相信。要是我不相信未來，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前景變得更為灰暗，我常常回想起這次交談，我開始理解，成為一名樂觀主義者意味著什么，一個不朽的樂觀主義者又該是什么樣的。我想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但我的樂觀只不過是烏托邦式的，而愛德華才是真正的樂觀主義者。在他去世的幾天前，他還給我打過電話，我們在電話里聊了一會兒。當時他剛從死亡線上逃過一劫，他比誰都清楚，他的生命的終點近在咫尺。而在電話中，雖然他的聲音略顯嘶啞和虛弱，但聽上去仍和健康時沒什么區別：開開玩笑，對任何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心，精神也很好。我對他說：“愛德華，你是不可戰勝的。”他回答我：“我不是不可戰勝，而是不會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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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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