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陳獨秀致朱家驊信，信中提及“承賜國幣八千元”。

　　晚年的陳獨秀，生活于貧病交迫中，一直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主要經濟來源是朋友的捐助。多年來，海內外陳獨秀研究界在涉及陳獨秀晚年對于各方面捐款的態度時一般都認為，但凡國民政府方面或者政府任職者所贈送的金錢，陳獨秀是一律予以拒收的。筆者認為，這與史實不符。

　　筆者最近查閱朱家驊檔案時，發現了若干封朱家驊與晚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時的往來信函，全是為在經濟上接濟陳獨秀的事，這幾封信也反映了陳獨秀最后兩三年與國民政府方面關系的一個真實側面，故在此對之略加解讀。以下是筆者查到的6封原信：

　　1、朱家驊致陳獨秀（1940年7月17日）

　　仲甫先生大鑒：

　　暌違既久，咨覲末由，時寄消息于風聲，托舊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別也。比者側詞文旆，入川體頗不適，便欲詣前敘其悃愫，絆于部務，未果所懷。故請張國燾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醫藥費一千元，幸善攝衛，早日復安，臨楮布臆，不任遲懸，敬頌痊祺。弟朱家驊。7月17日。

　　2、朱家驊致陳獨秀（1941年3月6日）

　　仲甫先生道鑒：

　　客秋國燾兄返后，詳述尊況，并奉惠書，快何如之。近聞貴體欠和，時思趨承話言，回冗未果，不審比來尊恙如何，甚懸懸也。茲特邀國燾兄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醫藥費五千元，敬希哂納，并祈珍攝是幸。耑此敬頌臺綏。弟朱家驊。3月6日。

　　信稿右上角簽有“密”字。

　　3、陳布雷致朱家驊（1942年1月17日）

　　騮先我兄大鑒：

　　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當飭公費股周股長奉上，送到時請察收賜復（電話告弟即可）為荷！即頌時祉。弟陳布雷。1月17日。

　　旁邊批有“收到后當即派張國燾同志送去”字樣，應為朱家驊身邊工作人員所批。

　　4、朱家驊致陳布雷（1942年1月20日）

　　布雷吾兄勛鑒：

　　十七日手筆敬悉，關于一次補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義轉致一節，俟收到后，當即派張國燾同志送去也。知關厪注，敬先奉復，祗頌勛綏。弟朱家驊。1月20日。

　　信稿右上角簽有“密”字。

　　5、朱家驊致陳獨秀（1942年1月27日）

　　仲甫先生大鑒：

　　頃來不審道履何似，屢思趨候，以職事牽人，迄今未果。茲讬張國燾兄轉奉國幣八千元，聊將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頌時綏不宣。弟朱家驊。1月27日。

　　信稿右上角簽有“密”字，右邊注有“已由甘秘書呈簽后送交張君”。

　　6、陳獨秀致朱家驊（1942年1月29日）

　　騮先先生臺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并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并謝高誼，余不盡焉。弟獨秀啟。1月29日。

　　以上這6封信件反映的情況，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其一，朱家驊資助陳獨秀是三次，而不是一次。這種資助在形式上不附帶任何條件、當然也包括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均是以醫藥費、困難補助費的名義致送。但幾次都以秘密的方式進行，表明國民黨方面也是有所考慮的，是不欲外界知道他們對陳獨秀的資助，還是對陳獨秀確實抱有某種期待，筆者尚不便隨意推測。

　　其二，這種資助不是朱家驊個人的行為，經費來源應是國民黨官方，以朱家驊的名義，經過張國燾送給陳獨秀的。此點在1942年1月那一筆尤為明顯，陳布雷說是“經呈奉諭示”，應該是經過了蔣介石批準，直接的動機是“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國民黨方面為讓陳獨秀接受這種資助，也還是想了一些辦法，即以朱家驊個人的名義，通過張國燾轉交。朱家驊是留德博士，1917年即在北京大學教過德文，1924年任北大地質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過中山大學副校長、校長，中央大學校長，1931年任教育部長，應是為學術界、文化界較能接受的人物。以其名義資助陳獨秀的1940年至1942年這一段，他的職務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

　　其三，這三筆款應當都為陳獨秀所接受，朱家驊第二封信提到“并奉惠書”，說明陳獨秀在收到第一筆的一千元資助時，曾給朱回信。關于第二筆即1941年3月的那筆五千元的贈款，陳在1942年1月的回信中說“去年賜款尚未用罄”，是說未用完，而不是說已讓張國燾退還，陳是否真正動用了這筆款，現已無從得知，但他沒有讓張國燾退給朱家驊，應當是沒有問題的。第三筆即八千元的那一筆，陳的表示是“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但同時聲明，“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但這一次已勉強接受的意思還是清楚的。這樣，許多書上關于陳獨秀對朱家驊贈款態度的記載都不盡準確。

　　其四，對國民黨方面的贈款，陳獨秀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決不愿再受。這種態度，還是符合陳獨秀的性格，反映了他貧賤不能移的氣節。

　　這些信件書寫于1940年7月－1942年1月，這是陳獨秀生命的最后兩年。他晚年的生活來源，一是為報刊寫稿和編譯所得的為數不多的稿費，二是江津地方名紳鄧蟾秋叔侄、與他曾有師生之誼的川籍軍人楊鵬升等朋友的接濟，三是北大同學會的不時資助，既沒有豐厚的積蓄，又沒有固定的退休金可領，此時的陳獨秀，已是一個貧病交加、風燭殘年的老人，且是處于一種既已遠離共產黨、也已脫離托派、更不愿投身國民黨的特殊的游離狀態，衣食治病，都只能靠一些游走于這三種政治力量邊緣的朋友的接濟，其窘迫可想而知。在萬般無奈之下，對國民黨方面以朱家驊名義送來的贈款沒有斷然拒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此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國內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也還沒有后來那樣對立，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的這種態度，也不是說不過去，不必硬要說他拒絕了、退回了。再說，他并沒有以替國民黨辦什么事來作為交換，而是所謂“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他沒有、也不打算替國民黨去做什么。□左雙文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

　　■ 主題延伸

　　晚年陳獨秀拒收國民政府

　　和共產黨叛徒的饋贈

　　陳獨秀從1938年7月獲釋后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的近4年中，一直沒有正當職業，因而缺乏生活來源。他晚年生活主要靠四個方面的來源。

　　一靠稿費收入。除了偶爾在報刊上發表些文章外，陳獨秀還為國民政府設在北碚的國立編譯館撰寫《小學識字教本》。故國立編譯館破例向陳獨秀一次性預支了2萬元稿酬。

　　二靠親朋資助。陳獨秀的大姐夫和外孫女婿都是發了財的商人，因而他們經常給陳獨秀以一定的資助。還有，陳獨秀的人格和學識崇拜者楊鵬升，也常常從成都住地給他匯款。

　　三靠北大同學會捐贈。陳獨秀早年一邊在北京主編《新青年》雜志，一邊在北大執教，所以他深受青年學子喜愛。現在陳獨秀有難，北大同學會當然會施以援手。

　　四靠向友鄰書寫楹聯條幅換取生活資料。

　　陳獨秀除了收受上述幾個經濟援助之外，堅決拒收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和共產黨叛徒的饋贈。陳獨秀對于別人饋贈的錢財，收與不收的態度，竟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彭斯遠：《陳獨秀的收與不收》，載《周末》201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