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5日(農歷八十廿五)是張岱誕辰410周年，特作此文以饗。

　　關鍵詞：存史實錄文人修史

　　關于張岱的史學成就，由于他的《石匱書》很少有人見到，《石匱書后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出版過，但年代已遠，八十年代以后偶有研究文章，僅據《石匱書后集》立論，因而未能全面把握，顯得深度不夠，層次不高。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石匱書》①，人們方能見到《石匱書》的全貌。

　　(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思想

　　《石匱書》與談遷的《國榷》、查繼佐《罪惟錄》一樣，是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全書體例參照《史記》分本紀、表、志、世家、列傳五部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石匱書》標明220卷，其中48卷至57卷系由《石匱書后集》竄入，與后重復，另在標卷上也有錯誤。經我仔細排比，《石匱書》應為本紀17卷，表6卷，志14卷，世家9卷，列傳163卷，合計共計209卷。《石匱書后集》僅有本紀、世家、列傳，標明63卷，缺第2卷(錢謙益、王鐸列傳)，27卷(洪承疇、馮銓列傳)、30卷(鄭芝龍列傳)、31卷(吳三桂列傳)、43卷(張春列傳)、44卷(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陳萬良、徐龍達、潘國緒、羅騰蛟、王祁、王翊、王興列傳)、54卷(張煌言列傳)、55卷(甘輝列傳竄入《石匱書》卷53，與朱曼如、蔣武烈、廖應登等合為1卷)，實為55卷。前后集總共為264卷。

　　張岱撰寫《石匱書》經歷了明亡前和明亡后兩個不同的思想發展階段：明亡前：根據《石匱書自序》：“余自崇禎戊辰，遂泚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遂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崇禎元年(1628)時年31歲，修史動機有二：家庭修史背景和史料的積累：“自幸吾太史有志，思附談遷，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班、彪。”②“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書極多。余小子茍不稍事纂述，則茂先家藏三十余乘，亦且蘯為冷煙，鞠為茂草矣。”③更主要的是為了糾正實錄和私人記載的失實和闕誤。“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個誣妄之世界。”④此話雖然有些過激，但卻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明代史學不振的原因。明朝實錄嚴重失實，朝廷禁忌極多，“宋景濂撰《洪武實錄》事皆改竄，罪在重修；姚廣孝著《永樂全書》語欲隱微，恨多曲筆。后焦芳以僉壬秉軸，丘浚以奸險操觚。正德編年，楊廷和以掩非飾過；明倫大典，張孚敬以矯枉持偏。后至黨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閹豎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觀、石渠尚難取信；玄黃方起，麟經夏玉，不肯闕疑。博洽如王弇州，但誇門第；古鍊如鄭端簡，純用墓銘。《續藏書》原非真本，《獻征錄》未是全書；《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譽，《大政記》有掛一漏萬之譏”。{5}談遷在《國榷自序》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話：“泌阻{6}之憸險也而史；江陵⑦之嚴刻也而史；楊士貞{8}、董太簡{9}之偏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欹，則有所避。”此外，談遷還痛切地批評統治者施行種種限制，封鎖修史材料，“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云集而從事。既奏竣，扃與之秘閣，即薦紳先生不得以一目剽。”朝廷禁絕外人接觸實錄等記載國家大事的資料，使著史者無所取材。任用皇帝親近侍臣修史，編寫出來的史書成為朝廷詔書的翻版。“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咎，而前后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筑舍。”由于史臣喪失獨立的思想，根本不能為后留下信史。

　　明亡后，則以強烈的民族愛國感情投注于史著。國可滅，而史不可滅，要寫一部真實反映明朝興亡的歷史，流傳后世。這是甲申以后一些具有民族氣節的明代遺民的共同見識。明朝滅亡了，魯王監國紹興的政權垮臺了，國破也使張岱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房屋和財產、奴仆，完全淪為城市貧民。“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10}入清以后的三十余年，開始是顛沛流離異常貧困的生活，“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布衣蔬食，常至斷炊”；惡劣的生活環境、蒼涼的意緒，曾經幾次逼得他想自殺，然而終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的信念，支持他茍活下來。他的這種隱衷，《石匱書·義人列傳》的總論中曾有吐露：“然余之不死：非不能也，以死而為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為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不能死之上。千磨萬難，備受熟嘗。十五年后之程嬰，更難于十五年前之公孫杵臼；至正(應為至元)二十五年之謝枋德，更難于至正(至元)二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張岱為了完成未競的事業——《石匱書》的修撰，寧可象晉靈公時的程嬰，南宋末年的謝枋德：含污忍垢，承受精神和肉體上的巨大痛苦，這與司馬遷發憤著述《史記》的精神一樣。順治十一年(1654)，經過“五易其稿，九正其訛”，史稿“上際洪武，下訖天啟，后皆闕之”，{11}“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朝奏章，闖賊之亂，盡化灰燼；草野私書，又非信史。是以遲遲以待定論。”{12}是為前編，將原名《明書》易為《石匱書》。“石匱”者，原意石制之柜，并蓋三層，方廣五尺；又兼山名，紹興有石匱山，一名玉笥，以此比喻深藏名山秘而不宣之意也。石匱書》前編成稿后，“史學知己”的李硯齋給予很高評價：“當今史家，無逾陶庵”，“伯樂一顧，遂多索看之人。”{13}順治十三年(1656)五月，谷應泰以戶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學政，于西湖畔設“谷霖倉著書處”，邀集兩浙名士，纂修《明史紀事本末》。張岱將《石匱書》提供給谷應泰編纂明史作為參考，而得以出入“谷霖倉著書處”，“廣收十七年邸報，充棟汗牛。弟于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并傳崇禎朝名世諸臣，計有數十余卷。”{14}方能續寫崇禎一朝史實，完成《石匱書后集》的初稿。請朋友周戩伯為之審閱校讎《石匱書》前后編。“弟蓋以先帝鼎昇之時，遂為明亡之日，并不一字載及弘光，更無一言牽連昭代。兄可任意校讎，無庸疑慮也。”“吾兄樸茂長厚人也，言事訥訥，不易出諸口。而為弟較正《石匱書》，則善善惡惡，毫忽不爽，欲少曲一筆，斷頭不為，則兄又剛毅倔強人也。細觀諸傳，見吾兄筆削之妙，增一字，如點龍睛，刪一字，如除荊棘。”{15}

　　就在《百匱書》校讎定稿“祈著丹鉛，以終厥役”之時，血腥的鎮壓和高壓的文化政策接踵而至，時時扣擊著張岱疲憊不堪的心扉。康熙元年(1662)，魏耕、錢纘曾、潘廷聰、祁班孫等因“通海”罪被捕，不久，魏耕、錢纘曾等被殺害于杭州，祁班孫遣戍寧古塔。康熙二年莊廷鑨《明史》案發，張岱好友查繼佐無端地牽連下獄，因此案而死者七十余人。康熙三年七月，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被捕，同年九月殺害于杭州。一連串白色恐怖的信號，迫使張岱預感到因私修明史隨時都有被告發、被捕殺頭的危險，于是不得不于康熙四年為自己預營“生壙于項王里之雞頭山”，并仿效陶淵明、王績、徐渭預先寫下了《自為墓志銘》。張岱已經做好了與《石匱書》共存亡的準備，一旦牽連就以生命殉之，決不曲俯自己的民族氣節，也要保護《石匱書》的安全。其營生壙于項王里之雞頭山，標舉“伯鸞高士，塚近要離，余故有取于項王里也。”{16}就是表明自己決不承認清朝，同時鼓勵時人和后人不斷奮起反抗，繼絕世，砥勵忠義精神，為“存明”“復明”而努力。

　　張岱基于明朝晚年君主怠政、昏庸，大權旁落，黨爭迭興，導致士風敗壞、人格泯滅的政治現實，早在萬歷四十六年至崇禎年間，編撰了《古今義烈傳》，其后，在《石匱書》的“循吏”、“獨行”、“義人”和“勝國遺臣”等列傳中，專門為王保保、蔡子英、陳友定、楊維楨等立傳，“搃見我明珍重節義，不避讎仇”{17}。崇禎末年，“闖賊陷京師，百官報名投順者四千余人，而捐軀者殉節，效子車之義者，不及三十余輩。博帶峨冠，盡化為雉翎綠帽。輦下如此，遑問畿外!當官如此，遑問在籍乎!”{18}弘光朝四鎮之一劉良佐，號稱花馬劉，與清勾結，投降清朝，說降黃得功，并與田雄獲弘光獻俘京師，張岱評曰：“我明受流賊之禍烈矣，吾謂受流(劉)將軍之禍更烈于流賊。……花馬之間諜不行，則黃闖之咽喉不斷。國家大禍，無不以四鎮釀成。而闕(厥)后四鎮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俱變為韃靼。今四方受韃兵之害者，猶是四鎮之余孽也，其流毒可勝道哉!”{19}為此在《石匱書后集》的《死義諸臣列傳》、《乙酉殉難列傳》、《江南死義列傳》、《丙戌殉難列傳》、《江右死義列傳：》、《兩廣死義列傳》、《辛卯殉義列傳》、《義人列傳》等篇中，熱情歌頌了敢諫善諫的忠臣和為抗清斗爭獻身的英雄。他贊賞品格端正廉潔而又講究諫諍策略的李賢：“文達之初諫‘達官’，用急著，‘諫邊防？用先著，頗不相入。及大拜之后，但用應著，用松著，用不著意之閑著，剛果之主自倒入其懷中而不疑焉。”{20}認為臣子諫諍的目的是要取得主人采納，因此要講究策略，使動機與效果相統一。對于那些“一往孤忠”的抗清英雄，張岱給予最熱烈的歌頌：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清修《明史》僅用二十余字寫之，張岱在《石匱書》后集中則作了上千字的有聲有色的描寫，其中寫夏完淳“籍圣兆衙署，得完淳初表，連完淳并逮南都就訊，訊者曰：‘若年少，必為人所作。’完淳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吾事已畢？且此事豈容代作？吾父殉國已二年，完淳速死，尚無以見父地下。’清置之法，時同難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猶索紙筆與家人決，作絕命詞，字跡不亂。”凸現了一個堅強不屈視死如歸、從容不迫的少年反清英雄的形像。張岱主張“忠臣義士，多見于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入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21}要求人主“急起收之”，自己則“急起記之”。他認為在民族危亡時刻，高揚正氣，力斥勢利，堅持氣節，不屈不撓，抗爭到底才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因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壓筍，筍能斜出，”其亦奈何我哉!{22}任何幻想與妥協都是不可取的。張岱在《石匱書》中審時度勢，力倡“古今成敗事，力到即為名。”{23}主張不以成敗論英雄，鼓勵人們為反抗清人，不必計較利害。

　　幸而康熙六年親政以后，集中精力鏟除螯拜勢力，接著鎮壓南明余部和吳三桂反清勢力及收復臺灣，白色恐怖活動有所收斂。康熙十八年，參予博學鴻詞科考試而錄取、身為翰林入史館編修《明史》的毛奇齡，以同鄉后輩致書張岱，乞求張岱將《石匱書》前后集送到山陰姜宸英家，讓人抄錄一部，供清廷撰修《明史》參考，條件是要改易“本朝稱謂”，“則此后正可示人，無庸再秘，尤為朗快。”張岱是否照辦和復信，未見資料可證，僅從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禮部下達公文，要求地方官將《石匱書》(傅維麟：《明史》卷首附《移取咨送讀案牘》)等送到史館的舉措來看，張岱可能沒有行動。而此次禮部的命令，地方官的嚴催，張岱可能不會拒絕將史稿提供清廷史館參考：一者《石匱書》“并無一字載及弘光，更無一言牽連昭代”，張岱心里坦蕩，無所畏懼；二者，撰修《明史》，保存國史，與張岱撰修明史的初衷并不相悖；再者，朝廷允許：以南明四王事跡附載崇禎之后，張岱方得以續補南明史事，成就今本《石匱書后集》。(二)、實錄直書的治史精神

　　“秉筆直書”是中國史家所遵循的史學傳統，“董狐精神”為中國史學開創了求實的記事原則，中國古代史學自司馬遷《史記》被譽為“實錄”后，存實錄、寫信史便成為后世史家追求的目標，正如劉知幾所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24}張岱作史秉承了史家求實、客觀公正的史學傳統，他曾說：“幸余不入仕版，既鮮思仇，不顧世情，復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25}自稱修《石匱書》“心如止水秦銅，并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畫，亦就物肖形而已。”{26}為了“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他于順治十年上三衢，入廣信，采訪明朝遺老，核實事跡；他“五易其稿，九正其訛”，聘請好友周戩伯與之校正；“稍有未核，寧闕勿書”，《石匱書后集》中，由于史料的缺乏，有目無文之傳計有30人之多。

　　《石匱書》竭力推崇開國之君朱元璋，贊揚：“漢高帝之功勝湯武，……我高皇帝之功勝舜禹；漢高帝之功一世功也，高皇帝之功，萬世功也!”{27}開國之初，減輕百姓負擔，免除各地田租，及時賑災，停止或緩建皇宮內土木工程，嚴懲貪官，改革衛所制度，實行屯田，寓兵于農，重視學校教育，詔令全國設立府、州、縣學等。明成祖朱棣奪取政權后，進一步完善乃父制訂的各項制度，贊揚其“自燕邸至建康大小凡百余戰，未嘗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后，五出漠北，三下安南，近數千余里，幾無王庭焉。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后此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其憑陵者，豈非文皇之遺烈哉!”{28}肯定朱棣開發、穩定北鄙之功。在此同時，張岱修史不以實錄為主要依據，他深知實錄因隱瞞或改竄造成失實，為此多方采摭資料，正實錄之是非，鄭重地寫出事實的真相。張岱學習《史記》的“分敘法”，如卷67《傅友德列傳》記載傅友德被迫自殺事，更使人怵目驚心。“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盡我輩，我輩當合縱連橫。’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太祖語曰：‘攜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屬于遼東、云南地。王弼亦自盡。”傳后評曰：“古大將創主之功業，得以令終者，代有幾人哉!”對朱元璋大殺功臣提出批評。同時又在卷57《石匱書曰》：“高皇詔人直言，而每多愎諫，其頷下逆鱗，攖之者立靡。而李仕魯輩言不忌諱，必中其隱，何其閔不畏死也耶!雖然帝王防口甚于防川，石壓筍，筍能斜出，諸臣亦直行其意耳!太祖亦奈之何哉!”一箭雙雕，既直寫了朱元璋趁納諫之名行愎諫之實，又贊揚了李仕魯諸臣敢諫不畏死的精神。

　　《明太祖實錄》對于“靖難”重大政治事件諱莫如深。“靖難”指的是太祖朱元璋死后，嫡長孫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推行削藩。燕王朱棣起兵，號稱“靖難”，經過三年爭奪皇位的戰爭，做了皇帝，是為成祖。遂對建文朝主張削藩和抵抗他的官員大肆報復，撰寫實錄的明代史官自然不敢據實直書。關于建文帝的記載，太祖實錄的第三次修改本，將建文年號代之以洪武紀年，并將這四年事情改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實錄中，根本不承認建文這一朝的存在。王鴻緒《明史稿》，傅維麟《明書》及清朝修的《明史》對于“靖難”的記載，鑒于文字獄，往往隱瞞真實情況。而《石匱書》恢復了建文年號，不但把建文列入本紀，而且記事符合歷史實際，紀中詳盡地描述了建文削藩及燕王起兵的經過。稱建文“性仁厚，孝友，異常人”，“參決機務多以寬大濟嚴核”。稱朱棣為“燕王”、“燕藩”。本紀后附有史彬仲的《致身錄》，對于建文出亡也備一說。并在《遜國諸臣列傳》《靖難死諫列傳》通過贊頌“靖難”死節之臣突現朱棣的殘忍。又在《開國死事列傳》“石匱書曰”插進“文皇殺戮忠義，草簡瓜蔓，村社為墟。”之語，予以譴責。

　　張岱是一位忠于明王朝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史學家，對于直接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是仇視的，因而對他們不無偏見和污蔑；但張岱根據“事必求真，語必務確”的治史原則，有意識地把農民軍與明軍進行對比描寫：“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樸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此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29}明軍的“唐通，白廣恩，左良王輩，乳虎鵝鷹，弱肉強食，百姓遂有‘賊過如梳，兵過如篦’之語，故寧可見賊，不愿見兵也。”而李白成“眾數十萬號百萬，駐匝南陽，分兵攻汝寧，陷之，所屬州縣，多望風納款。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30}由此得出了農民軍因受人民歡迎而勝利，明軍因被人民反對而失敗的結論。這正顯示了張岱求實直書的治史原則，也彰顯了張岱正確深沉的觀察力，較少因襲傳統思想的束縛，沒有為自己的成見所蒙蔽，表現了卓越的史識。張岱在明亡后，曾以滿腔的希望和熱情投入魯王監國紹興政權反清復明的活動，慷慨資助，可是魯王政權目光短淺，熱衷于黨爭，反而斥逐張岱，使得張岱心灰意冷。張岱懷著對南明諸王既同情又憤慨的態度，專門寫了《明末五王世家》，之所以以“世家”對待，他認為崇禎之亡，不僅是明中央政權的垮臺，也標志著明朝統治的結束；同時，當時清政權已入主中原，成為全國的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處于主導的情況下，南明諸王政權是偏隅一方的地方性政權，畢竟是明政權的延續和殘余，仍然堅守一隅，抗擊清軍，故將五王事跡作為“世家”處理。不然，“成敗之始末，遷播之方隅，羈縻之歲月，擁戴之臣工，則未之詳也。”{31}張岱在《明末五王世家》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甲申北變之后，諸王遷播，但得居民擁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為旦夕之人，亦只圖身享旦夕之樂，東奔西走，暮楚朝秦：見一二文官便奉為周召，見一二武弁，便依作郭李。唐王粗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楚王但知痛哭。永歷惟時奔逃。黃道周、瞿式耜，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之圖成，真萬萬不可得之數也。”尤其是對于擁有四鎮雄兵的弘光政權，不到一年時間，便頃刻瓦解，作者深情地斥責道：“弘光癡于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殢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這既反映了張岱對南明諸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愛憎復雜的感情，又表現了他肯定南明五王政權的合法性，和清官修的《明史》立場完全不同，以明遺民自居的堅定民族氣節，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嚴肅、客觀公正的治史原則。張岱從卷24至卷57整三十卷(不含有目無文之卷)的篇幅詳盡展現了南明“擁戴之臣工”不屈不撓的反清斗爭場景和英雄事跡。贊揚“凌駉乘高一呼，號召義旅，燕齊五十余城，仍復為明”，{32}“彝仲(夏允彝)、豫瞻(夏峒曾)父子死節，死當以良金寫象，世世祀之矣。”{33}“余讀三傳(滿之章、夏之旭、何光顯)，未嘗不為之扼腕三嘆也。”{34}對于輔佐永歷的“瞿式耜世紆金紫，其平時立朝，卿貳材耳。及入粵之后，輔佐永歷，拯溺救焚，大見材略，事雖無成，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古之諸葛，又何加焉。”極力贊揚；對其遭遇“獨恨少主輕狂，聞驚即走；出師之表方上，靈武之駕已馳。志欲補天而天如璣璇：鍊石在手，則亦奚益哉!”表示惋惜。對于那些借舉義之名“以行吾機詐，此豈真起義哉？”{35}的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鄭遵謙之流的卑劣行徑，作者則憤慨譴責：“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鋮，反而為大鋮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大鋮在先帝時，每思辨雪逆黨，蓄毒未發，至北變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無忌，及用間既成，超擢內院，國門一示，掃地盡矣!嗚呼，操莽溫懿，猶如修飾邊幅，大鋮一敗至此，與彼偷牛劇賊，抑又何異哉!”{36}

　　張岱的《石匱書》在“求實”、“直書”的同時，比談遷的《國榷》、查繼佐《罪惟錄》高出一籌的地方，還在于他從歷史事實出發，認真總結并揭示了明代滅亡的過程及原因。張岱認為明朝滅亡的跡象萬歷后期已經顯露：“神宗(萬歷皇帝)沖年嗣位，英明果斷，有江陵輔之，其治績不減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叢挫，養成一骫骳之疾，又且貪囈無厭。礦稅內使四出虐民，譬如養癰，特未潰耳。故戊午(萬歷四十六年，1618)前后地裂山崩，人妖天變，史不勝書，蓋我明之亡癥，已見之萬歷末季矣！”{37}至光宗接位，“撤礦稅，發內帑，起直言，勤召對，翻然就大寐之天下而使之覺，人且謂之一月之唐虞焉。臣工海甸，方思改頭換面，以共濟太平，乃竟以一月殂，而我明氣數薄矣！”{38}至熹宗朝，明朝已衰亡到極點：“天啟則病死在命門，精力既竭，疽發背，旋癰潰毒流，命與俱盡矣。烈宗雖扁鵲哉，其能起必死之癥乎？”{39}“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禎，而實亡之天啟；不失之流賊，而實亡之(魏)忠賢。”{40}張岱認為明朝統治到了天啟年間，已經病入膏盲，不可救藥了，即使是神醫國手，也難措手。崇禎與歷代亡國之君不同，“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機無曠，即古之中興君主，無以過之。”竭力想挽救危局；但他急躁蠻干，“刻于理財，”“驟于行法”，“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如用人一節，黑白屢變，捷如奕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則用新進；求之科目而不得，則用薦舉；求之詞林而不得，則用外任；求之朝廷而不得，則用山林；求之薦紳而不得，則用婦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則用宗室；求之資格而不得，則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則用武舉。愈出愈奇，愈趨愈下。”“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后思之，乞無一用。”{41}如實、客觀反映了崇禎朝十七年的統治狀況，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張岱認為明朝滅亡除了崇禎本人的原因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黨爭誤國。有明一代，黨禍與國家衰亡相終始。遠的不說，近的從萬歷后期產生的魏黨(宦官勢力)與東林黨之間的黨爭，一直延續到明亡，崇禎皇帝吊死煤山還未休止，南明小朝廷連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還要鬧黨爭，直到統統完蛋。張岱痛心疾首地指出：“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闕之天下，平心論之，實實葬送于朋黨諸君子之手。”{42}“烈矣哉，門戶之禍國家也。我明之門戶，日久日甚。萬歷之歲有門戶科道，天啟之歲有門戶宦官，崇禎之歲有門戶宰相，弘光之歲有門戶天子。”{43}真是剴切之言。張岱冷眼旁觀數十年，對朋黨的研究尤為深刻，感情也尤為激烈。他認為“朋黨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則又千方百計裝點不要官做，故別其路曰門戶，集其人曰‘線索’，傳其書曰‘衣缽’，美其號曰‘聲氣’，竊其名曰‘道學’。非門戶之人，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門戶之人，貪者不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惡者不惡。”{44}張岱憤怒地斥罵魏忠賢：迫害忠良，“賤之如囚徒”，“輕之如狗 ”，“撲滅如蚊虻”的殘酷罪行，切齒譴責魏黨余孽馬士英、阮大鋮禍國殃民：“徒事貪淫，不思恢復，有韓侂胄之嗜欲，而無其志氣；有意偷安，不能留戀，有賈似道之荒淫，而無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無其智謀。”的罪行，{45}恨不得立斬奸佞，生祭弘光。張岱認為作為朋黨之一的東林黨，盡管以“聲氣”、“道學”相標榜，其實質仍是結黨營私，以我劃線，排斥異己，與魏黨沒有兩樣，為此，張岱也予以痛斥。當時有些“大老”，對于《石匱書》“不擁戴東林”頗有異議，張岱“心殊不服”，表示決不改變自己的觀點：“吾臂可斷，決不敢徇私情也。”{46}態度之堅決凜然不可侵犯。認為作為一個史學家，如果對這種原則問題“一味模糊，不為分別”，則“其書可燒也。”{47}尤其是“今仍當東林敗國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猶欲使作史者曲筆拗筆，仍欲擁戴東林，”{48}更使張岱痛心和寒心。張岱痛斥否定東林黨，并不是站在某一黨某一派的立場，也不是憑個人的感情，而是著眼于總結明王朝滅亡教訓的基點上，是當時士流“擁戴東林”流毒很深的情勢之下。由于對朋黨深惡痛絕，攻之不遺余力，對東林黨的評價不免帶有偏激情緒。但張岱并沒有把東林黨人一概罵倒，而是采取具體分析，對東林黨“首事”諸君子深表敬佩，稱其“光明磊落，出處昭然”，“砥礪廉隅，維系風教”{49}，痛惜楊漣左光斗等“除惡未盡，反受其害”的歷史教訓。這正顯示了張岱遠見卓識的史識，遠比同時代和稍后的一些史家高明。明代自萬歷以后，黨爭激烈，延續了七八十年，流播所及，文化藝術也深受其影響。明末文壇紛呈，或宗秦漢：推崇本朝王(世貞)李(攀龍)；或宗唐宋，推尊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或宗公安三袁，或宗竟陵鐘譚。互相評論，氣氛熱烈，這既是一種正常的競爭，促進了思想學術和文學藝術的繁榮，但又夾雜著很深的門戶之見和宗派情緒。張岱主張對各種流派采取分析態度，客觀地權衡其成敗得失。“王李自成為王李，鐘譚自其為鐘譚，今之作者亦自其為今之作者。何必罵？亦何必不罵？蚊呶蠅喧，竟成何益哉!”{50}罵一派，捧一派，不利于各派之間取長補短，推動整個學術和藝術的發展。

　　 其次是八股誤國。張岱是八股科舉的受害者，對八股科舉制度的危害感受特別深刻，深感八股制度腐朽、摧殘扼殺人才，“有人于此，一習八股，則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狀不得不寒，肚腸不得不腐。”嚴重貽誤國家人才的選拔，“舉子應試，原無大抱負，止以呫嗶之學迎合主司。即有大經濟、大學問之人，每科之中不無一二，而其余入彀之輩，非日暮窮途，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濟世利民，安邦定國，則亦奚賴焉？”一針見血地指出明代統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是“以鏤刻學究之肝腸，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氣者也。”統治者以坑害無數讀書人開始。到頭來卻危害了國家：“高皇帝之誤人猶小，其所以自誤甚大矣!”為此破天荒地喊出：“八股一日不廢，則天下一日猶不得太平也!”{51}可惜，張岱的這個主意，沒人采取，中國廢除八股科舉整整晚了200多年。

　　張岱雖不是軍事家，但他從總結明亡經驗教訓出發，十分關注明末軍事斗爭形勢和勝敗的原因。《石匱書》的評論中多處提到。如：“我明論功，稍有不勝，則酷罰隨之，……成功難，而獲罪易，此介胄之士所以枕戈而嘆也。我明之武功不振，卒致滅亡，豈不職是故哉!”{52}張岱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關鍵是要分析勝敗的原因：“邊塞之臣至我明屈抑極矣，將士身蒞戎馬，兵餉步伐無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勝則歸功帷幄，不幸而敗則斧锧隨之。”{53}萬歷十八年(1590)明神宗朱翊鉤接到陜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軍情的奏疏，與申時行討論時說：“近時督撫等官，平時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開，有事卻才用他。且如今各邊有些功勞，督撫官有升賞，都認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小武官，虛文搪塞。”這就說明當時邊防的積弊，文臣出身的總督、巡撫不但凌虐武官，而且功勞據為己有，過錯推給下級官吏。如此，豈有不敗之理。為此，這種情況往往導致：一、在朝廷尋找靠山：“我朝勛業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如使上無所主，下無所附，雖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繼光，皆不得上沾五等之爵？而他可知矣!……世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54}二、臨時敗逃或投降：“今之大將，身在戰場，先將此頭安頓在家，是以非敗即逃。”{55}如此，深刻說明了明末軍事失敗的原因。

　　(三)、嚴謹的編撰體例與嫻熟的語言技巧

　　《石匱書》在編寫體例上繼承了《史記》《漢書》等正史紀傳體的記敘體例，但又有發展。《石匱書》共209卷，包括本紀、表、志、世家、列傳五大部分。其中志的設置，有《天文志》、《地理志》、《禮樂志》、《科目志》、《百官志》、《河渠志》、《刑名志》、《兵革志》、《錢刀志》、馬政志》、《歷法志》、《鹽莢志》、《漕運志》、《藝文志》等，名目齊備，記載廣泛，有俾實用，而且能夠突出明代政治、經濟制度上的特點。如《河渠志》中，張岱認為潘季馴的治黃理論“治黃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舊制”值得稱道：“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隄之外後為遙隄，使水益淺遠，以不至旁決，蓋嘉靖、隆(慶)萬(歷)之間，季馴四治河，河皆治。”明代南方經濟發達，“陸之運費，海之運險，淮河為宜”，漕運便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十分突出的問題，故又單獨列《漕運志》。張岱肯定“國家漕政易民運為轉搬，易轉搬為直達，今而備矣!”{56}又在《兵革志》中認為嘉靖年間裁革驛遞，崇禎年間裁革墩軍，導致“我明流寇之橫，起于裁驛遞，我明邊陲之壞起于革墩軍”，因為“墩軍之邏迾邊墻，探聽風鶴，偵候烽火，以慎邊兵，關系尚小；惟有墩軍之住家于各墩也，與口虜最近，墩軍畜牧，其雞豚、酒、烙餅，以與口虜貿易，口虜多來飲食之。”“墩軍有婦女，間與口虜私通”，為此消息十分靈通：有時也讓口虜暗傳假情報，讓對方中計。有些大臣輕議節省，乃壞萬里長城，導致明末軍事失利。所有這些志的創立，都能抓住明代不同于其他各朝的特點，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資料。在這點上，只有查繼佐的《罪惟錄》差可與之相比，王鴻緒的《明史稿》、傅維麟的《明書》和清官修《明史》則遠遜于他。在列傳部分，既有本傳，又充分利用了類傳的形式，把許多人物，按其不同特點，分門別類的組織到各個類傳中，如《循吏》、《獨行》、《義人》、《儒林》、《文苑》、《妙藝》、《方技》、《隱逸》、《名醫》、《宦者》、《開國死事》、《死國諸臣》、《靖難勛臣》、《郊阯死事》、《南巡死諫諸臣》、《門戶》等等，分類很細，便于尋檢，人們翻閱目錄，便可一目了然。《石匱書后集》實為55卷，是為續《石匱書》而作，以紀傳體形式記敘崇禎朝和南明史事。人物列傳既有本傳，也有類傳。在類傳的組合方式上，因傳主同時或同事或合或附，如《流寇死者列傳》、《甲申死難列傳》、《勛戚殉難列傳》、《鄉紳死義列傳》、《乙酉殉難列傳》、《江南死義列傳》、《丙戌殉難列傳》、《中原群盜列傳》等等，既簡易省筆墨，又不致漏載，可謂深得史法剪裁之妙，既反映了明末社會動蕩，又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精神。前后集成書雖相隔多年，其編寫體例仍前后貫通，且后集在前集基礎上又有發展。張岱還在本傳和類傳的前面或后面，往往寫有總論或附論，通過這些評論，發表個人對有關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見識。而這些史論既反映了他的史學思想，同時又表達了他的政治觀點，表現了他在史著編纂上不僅具有卓越的史識，而且還有相當高超的史才。

　　張岱《石匱書》和同時代的其他明史比較，最顯著的特點是文人修史。作為晚明的一位“絕代散文家”，以文章作手來寫史，文筆優美自然。張岱的人物傳記力求真實地再現人物的生平事跡、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堅持以真人真事的描寫原則，反對不顧事實，為尊者諱，為親者諱，隱惡揚善，諛詞虛美。“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57}刻劃人物時，既講究筆墨簡練，又要細致入微，抓住人物本質的傳神的細節，生動地描寫人物性格的特征與精神面貌。他十分推崇《史記》筆法，“太史公其得意諸傳，皆以無意得之，不茍襲一字，不輕下一筆，銀鉤鐵勒，簡練之手，出以生澀。至其論贊，則淡淡數語，非頰上三毛，則睛中一畫，墨汁斗許，亦安將所用之也。”{58}張岱的人物列傳中，《文苑列傳》《妙藝列傳》寫得最為成功。王世貞，張岱曾批評他“弇州高抬眼、闊開口、飽蘸筆，眼前腕下，實實有非我作史、更有誰作之見橫據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傳不能佳，是皆其能為史之一念有以誤之也。”{59}但在列傳中，通過三五件小事，真實再現了王世貞的生平事跡、道德文才：“兵部郎楊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橐-；繼盛妻訟夫冤，世貞為草疏；繼盛棄西市，世貞往哭收斂之。”王世貞在青州任上擒盜，“山東諸公見其精嚴練事，發奸摘伏如神明，大加嘆服，聲聞京師。”父死獄論死，世貞與弟叩闕請代，日囚服跪道旁遮諸柄人；父死，隆慶元年赴闕訟冤，得復父官。后出任浙江參政，使吳興三郡，得減漕糧15萬。張居正與王世貞為同年友，欲引世貞，王世貞婉言拒絕。以上表現了王世貞傲岸剛正不屈的品質和性格。又稱揚其“異才博學，橫絕一時，所薈獵子、史、百氏，皆以意熔煉，翕然為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詩使事構體，……要歸之元氣坱北大海渟泓，中無短釘蹇促，饞刻深險之態。”稱頌其“后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傳影，轉相引重。”{60}肯定了他的才學和當時的影響。又如楚王護國將軍華堞，字用章，乙酉南都失守后，間道奔杭謁見潞王，呈說守城之計，針對潞王顧慮，以利害多方面勸諫。當潞王始終不覺悟時，張岱通過華堞的言行：“出，嘆曰：‘環觀古事，有諸王以國奉人，而得長世者哉？有可為之勢，顧自棄此國仇，何足與論事？’拂袖起裂冠帶，擲地下，易缞麻，誓曰：‘不復中原，以此見先帝。’旁觀者皆為涕泣，王果然降清。”{61}既凸現了華堞剛勇、機智和盡忠于朱明王朝的精神品格，也表現了潞王的軟弱怕死，取得了一箭雙雕的效果。作者未置一詞褒貶，其傾向則已顯于言外。如描寫盧象昇為國捐軀，戰死沙場，敵退后，軍民在亂尸中找到他的遺體；“左顱后胸刀痕深寸許，身中四箭，凝血猶漬麻衣上。設祭哭，軍民雨泣。”{62}僅用26字，英雄浴血奮戰之形象及軍民愛戴之情狀躍然紙上。張岱非常重視廣泛閱讀古今圖書，“每于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63}如在《曹文昭賀人龍列傳》中描寫曹文昭之勇：“一日，賊據平涼山谷，數萬余入，人莫敢近。文昭提兵從城外過，如翰于城譙設酒款文昭曰：‘賊遍山谷，意在平涼，將軍可坐視不救乎？’文昭掀髯暢飲，盡酒一斗許，酌一卮于席末曰：‘我殺賊歸，飲此酒當未寒。’乃馬上呼麾下士，直沖而上。但聞婦女兒稚號泣，聲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慘淡。賊奔潰，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譙下馬，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盥滌，坐席復飲，卮中酒果未寒也。”{64}這里明顯借鑒了《三國志通俗演義》“溫酒斬華雄”的筆法，烘托了曹文昭之勇武。又如寫陶仰用驍勇善戰，當大敵堅不可動，張岱弓用了軍中呼為“鐵籬笆”{65}的綽號稱之，確實得到了“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的藝術效果。

　　向來撰寫史傳，評論人物的語言講究古奧莊重，張岱推崇朱元璋的“明達”理論：“昔我大祖以馬上讀書，其所造詣，則不問可知矣。其授旨詞臣，但取明達，勿事棘艱。……間有文人才士，或亦艱棘其詞，而浮華艷語，稍用吟咀，味同嚼蠟矣。”{66}如《石匱書》卷196《逆黨列傳總論》對于“逆黨”的議論，從時令季節變幻說起，再說到孟嘗君去相位、復相位的不同經歷，說明“富貴多士，貧賤寡交”的道理。又譬之如超市：“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后……掉臂而不顧，……所期物忘其中也。”以人情物理，娓娓而談，說明魏忠賢得勢時的氣焰囂張，依附者眾多，連朱由檢“在信邸時亦稱頌上公，疏凡三上。”對于依附于魏閹的分析妥貼入理。又如稱為“五虎”、“五彪”、“動搖中宮”、“傾心贊導”、“頌侯”、“建祠”“反復”和“另傳”的取名也很形象富有藝術。又如《科目志》的評論，張岱從具體事實出發，提出：“我明制科自洪武辛亥(1371)至崇禎癸未(1643)，凡八十八科，為年二百八十(系七十)有二，其間以舉業起家著名當世者，每科不過數人，而強半又以帖括見收，終日學究，及問其為大節義、大經濟、大學問之人，指又不能多屈矣”，從而得出“蓋天地生才之難，朝廷得才不易，其相厄如此”的結論，希望有關官員“凡職司選舉者，不當失公失慎，暗中摸索，以求不負朝廷，不負天地乎!”然后指出科場流弊頻仍：“為錢神所奪者什之三，為豪貴所奪者什之五，以剩下寥寥額數分惠貧窮力學之人。主司又未必具眼。取未必得人，乃盲收瞎錄，間或私通關節，借重一二知名人士點綴榜中，以塗世人耳目。”為此造成“凡宿學高才負囊擔簦陪伴新人，一番勞碌，三年辛苦，又撇之東洋大海矣!世間公道人心止仗此一絲以系漢九鼎，乃復紊亂若此，又安望場屋得人以救茲禍亂哉!”不可估量的影響，擺事實，講道理，理從事中引出，合情合理，無絲毫講大道理，憑空發議論之感，具有充分的說服力。似乎是寫隨筆小品，以通俗的文字為基礎，大膽引進口語、俗語，有時方言、俚語也不顧忌，把通俗化推向史著這一莊嚴的領域。官修的“二十四史”很難找到這樣淺易明快的文字，這是史學語言的大革新。類傳中的總論和紀傳中的附論大多如此，簡潔、明達，詞語貼切生動。如評論崇禎皇帝：“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諾諾，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己耳。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乃至危急存亡之秋，并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諸臣誤朕’一語，傷心之言。后人聞之，真如望帝化鵑，鮮血在口，千秋萬世，決不能乾也。”{67}淺顯暢達，加之多用短句，簡明活潑，讀之瑯瑯上口。

　　誠然：作為史學家的張岱是無法跨越時代和階級立場限制的。如封建正統的思想，對待農民軍的觀點，取材也圃于聞見，失于考證，如袁崇煥被冤殺一案的記載，認為“盡發其通敵奸狀，並言其接濟寇糧，鑿鑿有據。”{68}誤記為有罪該殺。《石匱書后集》中有目無文的列傳競達8卷之多，此外，書中也有些荒誕迷信的記載，《石匱書》卷115《劉大夏列傳》評論說：“鬼神之事，誠也有之。”但從明末清初諸多的野史，眾多的史學家的背景而言，張岱的史著及其顯示的史德、史識、史才，確實是一位杰出的史學家，隨著《石匱書》影印出版，肯定會引起更多人的重視。

　　注釋

　　  ①《續修四庫全書》本據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存209卷)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征修明史檄》《瑯嬛文集》岳麓書社1985年版。

　　③《石匱書自序》(同上)

　　④《石匱書自序》(同上)

　　{5}《瑯嬛文集》卷3《征修明史檄》

　　{6}指焦芳續修的《孝宗實錄》

　　{7}張居正，曾續修《世宗實錄》及《穆宗實錄》

　　{8}即楊士奇修《太宗實錄》

　　{9}即董玘修《武宗實錄》

　　{10}《瑯嬛文集·夢憶序》

　　{11}《瑯嬛文集》卷1《石匱書自序》

　　{12}《瑯嬛文集》卷3《與周戩伯》

　　{13}《瑯嬛文集》卷3《與李硯翁》

　　{14}《瑯嬛文集》卷3《與周戩伯》

　　{15}《瑯嬛文集》卷3《與周戩伯》

　　{16}《瑯嬛文集》卷5《自為墓志銘》

　　{17}《石匱書》卷210

　　{18}《石匱書后集》卷23《鄉紳死義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

　　{19}《石匱書后集》卷38

　　{20}《石匱書》卷91《李賢列傳》

　　{21}《瑯嬛文集》卷1《越絕詩小序》

　　{22}《石匱書后集》卷9

　　{23}《張岱詩文集》《張子詩秕·項王祠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4}劉知幾《史通·直書》浦起龍《史通通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5}《瑯嬛文集》卷1《石匱書自序》

　　{26}《瑯嬛文集》卷3《與李硯翁》

　　{27}《石匱書·高皇帝本紀》

　　{28}《石匱書·成祖本紀》

　　{29}《石匱書后集》卷63《盜賊列傳》

　　{30}同上

　　{31}《石匱書后集》卷5《總論》

　　{32}《石匱書后集》卷32《凌駉列傳》

　　{33}《石匱書后集》卷34《江南死義列傳》

　　{34}《石匱書后集》卷35《夏之旭、滿之章、何光顯列傳》

　　{35}《石匱書后集》卷49《兩廣死義列傳》評論

　　{36}《石匱書后集》卷48

　　{37}《石匱書》卷13《神宗本紀》

　　{38}《石匱書》卷14《光宗本紀》

　　{39}《石匱書》卷15《熹宗本紀》

　　{40}《石匱書后集》卷61《宦者列傳》

　　{41}《石匱書后集》卷1《烈帝本紀》

　　{42}《石匱書》卷185《門戶列傳總論》

　　{43}《石匱書后集》卷32《乙酉殉難列傳總論》

　　{44}《石匱書》卷185《門戶列傳總論》

　　  {45}《石匱書后集》卷48

　　{46}《瑯嬛文集》卷3《與李硯翁》

　　{47}同上

　　{48}同上

　　{49}《石匱書》卷186

　　{50}《石匱書》卷202《文苑列傳》下

　　{51}《石匱書》卷27《科目志總論》

　　{52}《石匱書》卷174《魏學魯、葉夢雄列傳》

　　{53}《石匱書》卷138《馬昊、劉天和、陳九疇列傳》

　　{54}《石匱書》卷144《翟鵬、毛伯溫、汪文盛列傳》

　　{55}《石匱書》卷190《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56}《石匱書》卷36《漕運志》

　　{57}《瑯嬛文集》卷3《家傳》

　　{58}《瑯嬛文集》卷1《石匱書自序》

　　{59}《瑯嬛文集》卷1《石匱書自序》

　　{60}《石匱書》卷202《文苑列傳》上

　　{61}《石匱書后集》卷5《明末五王世家》

　　{62}《石匱書后集》卷15《盧象昇列傳》

　　{63}《瑯嬛文集》卷1《史闕》序

　　{64}《石匱書后集》卷18

　　{65}《石匱書后集》卷53

　　{66}《石匱書·文苑列傳總論》

　　{67}《石匱書后集》卷1《烈帝本紀》

　　{68}《石匱書后集》卷1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