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評價王明和博古 兩者有何不同？
黎辛
人民網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澤東從1945年5月到1964年談過十次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材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內容涉及面很廣，本文就毛澤東評說王明和博古作一些分析。
【一】
在《遵義會議材料匯編》中，毛澤東有四次說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都是在十年內戰時期產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線，時間最長，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這條路線是共產國際制造的。當時，王明發展了李立三的錯誤，在軍事、政治、組織等一系列問題上，堅持錯誤的冒險主義，結果把南方根據地丟掉了，只好兩條腿走路，一萬二千五百公里的長征是光榮的，但實際上是由于犯了路線錯誤，被敵人追趕得不得不走的。”
第一次說王明說了兩處：一處是“王明路線”，一處是“王明發展了李立三的錯誤”，這里毛澤東沒有說博古。博古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要說明十個問題”時，說“兩個時期路線是錯誤的，錯誤造成的惡果，是不可估量的，是不可勝計的。我個人在上面負著重大責任的，尤其是內戰時期的”。“我應向黨所負的責任就在于執行了這個路線，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博古的“說明”，毛澤東是知道的，可是他沒有提，博古對路線錯誤不僅承認，而且個人全包了。
毛澤東第二次說王明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在長征路上，我們開始克服王明‘左’傾路線。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但未完全解決問題。抗日初期又出現了王明路線，但這次是右的。以后我們用了三年半時間進行整風運動，研究黨的歷史，學習兩條路線，終于說服了犯過錯誤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七次大會上，團結了全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仍被選為中央委員。這些同志大多數改好了。只有王明，雖然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但是不承認錯誤。他現在住在莫斯科。”這次說王明也有兩處：一處是長征路上，克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一處是抗戰初期，克服王明右的錯誤路線。
毛澤東第三次說王明是在1963年4月17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才開始批評這些錯誤，改變路線，領導機構才獨立考慮自己的問題。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采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除個別的人跑到敵人那里去了以外，另有個別的人死不承認錯誤，如王明。”
毛澤東第四次說王明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我們得到一條經驗，任何一個黨的綱領或文件，只能有本國黨來決定，不能有外國黨決定。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吃過虧。我們為什么走了二萬五千里，軍隊由三十萬變成二萬五千人，南方根據地全部喪失，白區的黨幾乎損失百分之百。這就是由于王明路線。一九三一年我們黨的四中全會決議，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起草的，并強加于我們。這個決議也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以后我們獨立自主。在長征路上，我們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從那時起，即從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們進行過整風，用說服的方法把全黨團結起來。我們的軍隊又由二萬五千人發展到一百二十萬，根據地的人口有一億。”這次說由于王明路線，革命受到很大損失。
【二】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四次說到王明，都是直接點名的。博古說自己兩次犯路線錯誤，毛澤東都不提。毛澤東回憶遵義會議與長征時，兩次說了博古，卻都不指名。
毛澤東第一次說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中共七大關于選舉問題的講話時。他說：“我們在十個年頭之內——從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現在的七次大會，這十個年頭之內的中央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會選舉的、五中全會選舉的，不是六次大會選的；六次大會選的現在只剩下四個。二十五個人里頭，絕大多數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的，就是翻筋斗的兩次會選的。我們和這樣一個中央里面的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點，亂子鬧得少了一點，我們工作還算有進步。這一條經驗是不是很重要的經驗？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就是積極領導或擁護四中全會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現在大家把這個賬掛在我身上。我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犯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包括犯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這里說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誰呢？我想首先是博古。遵義會議后兩天，博古主持會議，請大家向自己“開炮”提意見，他同意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張聞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將總書記的職務讓給張聞天，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革軍委委員的職務。
毛澤東另一次不指名地說到博古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賓談話時。他說：“從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們進行過整風，用說服的方法把全黨團結起來。我們的軍隊又由二萬五千人發展到一百二十萬，根據地的人口有一億。”這個“把全黨團結起來”，包括博古，領導人中有博古，一般黨員中也有博古。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上是周恩來下作戰決心的助手；在長征路上，張聞天、博古與周恩來又主張成立軍事指揮三人小組：周恩來、王稼祥與毛澤東。接著，又改組中革軍委，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從此組成“毛正周副”。到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時，張、博、周等又贊同毛當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張聞天、陳云、王明、康生為書記，博古為一般政治局委員。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作為中共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中央作總結報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等地與蔣介石談判，使蔣介石發表與中共合作宣言；多次要求蔣介石釋放陶鑄、錢瑛等100多名中共黨員；重組與新建南方13個省的省委和省工委；發展黨員67780人；把南方根據地的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要國民黨批準在國統區創辦黨的大型日報《新華日報》。1942年，他又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創辦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并擔任社長兼新華社社長，與毛澤東一起統率新聞大軍，創建黨的新聞事業的高峰。國民黨在抗戰時期陰謀進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報》發表朱德致蔣介石信，又連發三個頭版新聞，揭穿國民黨陰謀。蔣介石與國民黨連喊“誤會”、“誤會”，并撤退進攻大軍。各中央局向中央請示“一年打敗希特勒，二年打敗日本”怎么解釋，中央答復：“看《解放日報》怎么說。”
【三】
上述情況，毛澤東親眼所見，親身所歷，記在心里。但回憶遵義會議時，他又強調：“挫折、失敗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沒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經驗的。”毛澤東那時是心里有數的，他在回憶遵義會議時，對王明、博古的評說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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