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書、編書、薦書、講書

講述/陳晉  整理/梅子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22期

摘自2011年第10期《名人傳記》
    古今中外的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澤東這樣酷愛讀書、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見。對毛澤東來說，讀書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選擇，不是簡單靠興趣支配的選擇，甚至也不只是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種精神存在和思想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基本的生活常態，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
    早年毛澤東，讀書之用非常明確
    毛澤東早年有個外號叫毛奇。關于這個外號的來歷，一說是因為他崇拜當時的德國元帥毛奇，一說是他常講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種說法，毛澤東是把讀奇書當做成為奇男子的第一個條件。
    早年毛澤東讀書的目的，先是為了“修學儲能”，然后是要尋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義”。這個時期，對毛澤東影響比較大的書有四類。第一類是傳統的文史典籍，毛澤東深厚的國學功底就是靠這些文史典籍打下的。在傳統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明清實學和晚清湖湘學派的著述，諸如顧炎武的《日知錄》、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以及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論語類鈔》等等。這類書在立志、修身、處世方面很有用。第二類是近代以來介紹西方的著作，比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社會學）肆言》以及盧梭、亞當•斯密等人的著作。閱讀這些書使毛澤東能夠跳出中國的傳統思維來看世界。第三類是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國內學者傳播新思潮方面的書，特別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著述。第四類是《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作為宣傳家和實踐家，感到精神非常“饑渴”，那時候他讀書主要是為了實踐的需要。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主要在偏遠的農村領兵打仗，開辟革命根據地，環境變了，常常是無書可讀，這讓他很苦悶。于是，他給當時上海的黨中央寫信說，“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讓上海的同志無論如何要給他搞一些書，還開了一批書單，“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小事棄置”。可惜毛澤東開的書單后來沒有保存下來，他當時想讀哪些書，不得而知。他曾在一封信中點名要斯大林的《列寧主義概論》和瞿秋白的《俄國革命運動史》。1932年，毛澤東帶領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弄到一批書，其中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讀完《兩種策略》后推薦給彭德懷看，寫信說此書要是在大革命時候讀到，就不會犯錯誤。讀完《“左派”幼稚病》，他又推薦給彭德懷看，寫信給彭說，“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在艱苦的環境中，為了保持思想上的清醒，毛澤東讀書之用非常明確。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讀書的一個高峰期，他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和精力來讀書，并提倡黨內黨外的同志讀書。在延安之前，毛澤東沒有時間寫日記，到了延安以后他開始寫日記，日記的開頭說：“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他的日記實際上是讀書日記，記錄他哪天讀了哪本書，讀了多少頁。從毛澤東的日記看，1938年二三月間，他讀了李達長達八百五十多頁的《社會學大綱》，還有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等。梁漱溟訪問延安時，毛澤東讀了他的《鄉村運動理論》，寫了不少批注，還花了好幾個晚上同梁漱溟討論。
    中年毛澤東，讀書廣博而偏深
    毛澤東住在中南海頤年堂里面的一個院子，叫菊香書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書屋的書有九萬多冊。不能說所有的藏書毛澤東都讀過，但這些書是他中年以后逐步積累起來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書上留有他的批注和圈畫。而毛澤東讀而未藏的書籍，或讀過藏過但后來丟失的書籍，就更不知幾何了。總的說來，毛澤東的閱讀范圍，可以概括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學、書法、報紙雜志、叢書工具書共十一大類。
    除了常用的馬列經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澤東還有興趣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中流傳不廣的書，并注意其中一些細瑣的觀點。例如，長征剛到陜北，他就同斯諾談到了英國科幻作家威爾斯的作品，威爾斯寫有《星際大戰》、《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書。毛澤東還曾經細讀過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多次在一些會議上談論書中的一些觀點。毛澤東讀《徐霞客游記》，注意到書中提出長江的發源是“金沙江導江”，而不是傳統說的“岷山導江”。讀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他細細圈畫其中關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證文字。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輯和整理毛澤東的著作和談話時，對一些引文做注釋，需要查很多書，有的就很難查到出處。例如，編《毛澤東文藝論集》時，對毛澤東提到徐志摩說“詩要如銀針之響于幽谷”這句話，就沒有查到原始出處。毛澤東經常講拿破侖說過一支筆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還將這句話寫進了給丁玲的詩：“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問了許多專家，都沒有弄清楚出處。還有一個例子，1971年發生了9•13事件，林彪乘飛機外逃，有關人員問毛澤東怎么辦，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這句話肯定是一個俗語，但這句俗語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近年有關人員才知道，這句俗語出自清朝嘉慶年間一個叫張南莊的人寫的一本講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說，叫《何典》。毛澤東最晚是在1941年就讀了《何典》，那時他曾托人從中國為遠在莫斯科的兩個兒子帶去一些書，其中就有《何典》。毛澤東晚年在一次會議上講過：“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是說吃藥只能醫那些不會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藥是治不了的。他用這句話比喻像花崗巖一樣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這句話也是來自《何典》。
    晚年毛澤東，喜讀文史古籍
    毛澤東晚年時，喜歡讀文史古籍類的書。
    從1972年開始，毛澤東先后給工作人員開列出八十六篇作品，讓他們拿去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領導人讀。
    毛澤東開列的這八十六篇作品，內容涉及史傳，、政論和詩詞曲賦。他非常喜愛這些作品，經常拿起來細讀、圈畫。按時間劃分，從1972年到1973年7月，毛澤東讀的主要是歷史傳記；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他讀的主要是韓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讀一些詩詞曲賦。這樣的讀書順序，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也與毛澤東晚年的復雜心態有關。尤其是讀詩詞曲賦的時候，政治、社會，理想、現實，壯志、暮年，往往在毛澤東的情感世界掀起巨大的波瀾，他從中尋求心志的勉勵和撫慰。毛澤東晚年曾反復讀庾信的《枯樹賦》，還細細考證一些詞句的意思，比較各種注解。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當讀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這樣一些句子時，年逾八十的一代偉人禁不住淚水縱橫。
    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學習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澤東講這話是希望領導干部們抓緊時間讀書學習，他自己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1975年他八十二歲了，眼睛不好，專門請一位大學老師給他讀書。毛澤東是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的，根據當時的記錄，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滿了管子，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過來就看書、看文件，共十一次，計兩小時五十分鐘。這期間，他已說不出話來，只是敲了三下木制的床頭，身邊的工作人員開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當時日本正在大選，毛澤東或許是要看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韻材料，于是就用手托著三木的材料給他看。
    毛澤東最后一次看書是9月8日下午4時37分，此后再也沒有醒過來，七個多小時后便逝世了。
    毛澤東讀書不做樣子
    毛澤東讀書，是發自內心的對知識、對真理的渴望。他是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而不是做樣子。
    毛澤東讀書，一是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毛澤東曾對人說，他在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讀了十幾遍《共產黨宣言》。為了學英文，他找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對照起來讀，在一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里還留有他的批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是毛澤東經常閱讀的。《資本論》這部書很難讀，但毛澤東讀《資本論》留下的批畫有四個時間，說明他起碼在四個時間段里讀過《資本論》。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對人說，《紅樓夢》他已經至少讀了五遍，此后他也讀過，還讓人從北京圖書館手抄過一部胡適收藏的《石頭記》。
    二是相同的題材內容，毛澤東習慣把不同的甚至是觀點相反的版本對照起來讀。例如，他讀美國歷史，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還專門寫條子說，不光要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他找來不同人寫的、不同人注釋版本的《拿破侖傳》細看細讀。他甚至找來十幾種版本的《楚辭》，對照起來讀。1957年，他對領導干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了解里面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
    三是除了寫讀書批注外，毛澤東注重討論式的閱讀。他不光是自己讀，讀完以后常常和別人討論，有時是邊讀邊議。延安時期他專門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大家一起讀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每天晚上讀十多頁，然后各自談讀書心得。1959年底，他還組織讀書小組專門到杭州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了兩個月。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就是毛澤東在這次閱讀活動中提出來的。參加這個讀書小組的同志后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記錄，印了兩卷本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毛澤東編書、薦書、講書
    編書、薦書、講書，前提都是讀書，而且是要精讀之后才能去編去薦去講，最終讓別人讓社會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毛澤東是政治領袖，又是讀書人，兩種身份的結合，自然引出這一特殊的政治領導風格和工作方法，把書作為動員和宣傳工具，作為理論創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澤東始終相信，人們以各種方式所接觸到的知識、理論、觀點，都有助于他們在實踐行為上的選擇，對現實社會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養高素質的領導干部，與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而讀書，就是“授人以漁”。因此，需要解決什么現實問題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氣氛的時候，他總是開列出一些有現實針對性的書目讓領導干部們去讀，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會議上印發他選編的著作篇章，有時候還親自在會議上逐一講解。
    毛澤東早在湖南讀師范的時候，就曾開列七十七種經史子集給同學，認為是國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大革命時期，他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后來又專門從事農民運動，這期間他做的一項重要事情，就是編了兩套書，一套叫“國民運動叢書”，他親自開列書目，還聘請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茅盾）做編纂于事。另一套叫“農民運動叢刊”，原計劃出版五十二種，實際出版了二十六種。延安時期，毛澤東編的書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來》這部黨的文獻集，成為當時參加整風學習的高級干部的必讀書。1955年農業合作化時期，毛澤東在閱讀大量文稿的基礎上，選編了一本九十多萬字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還寫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為其中的一百零四篇文章寫了按語，這本書在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化的百科全書”。
    除了編選一些政治書籍外，毛澤東還編過一些“閑書”給領導干部們看－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編了一本《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一本《詩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印發給與會者。毛澤東在會上講：“我們的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匯報，就說糧食產量怎么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我們可以解決鋼鐵的問題，煤的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讓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別是在四川開會，讓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況，以擴展他們的知識領域。1961年，根據國際形勢的需要，毛澤東還指導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從古代筆記小說中編選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細讀之后，毛澤東還幫助修改了序言。
    毛澤東薦書，幾乎是一種常態化的事情。一是在會議上公開向領導干部們推薦，目的是要倡導或糾正什么風氣：二是私下里向一些個人推薦，用意更具體－－針對一些人的情況，希望他們能從所薦之書中有所領悟。李德生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毛澤東向他推薦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可以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他還讓許世友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將軍讀《紅樓夢》，說許世友有些像漢初大將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許世友覺得《紅樓夢》沒有什么好讀的，說那是“吊膀子”的書，毛澤東就對他說：“你要讀《紅樓夢》，讀五遍你才有發言權。”回南京后，許世友讓秘書把《紅樓夢》抄成大字本給他讀，據說直到去世也沒有讀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澤東對他的表現不滿意，就讓他讀《后漢書》里的一篇《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王洪文讀不懂，就讓上海的專家給他講解。《劉盆子傳》講的是西漢末年，赤眉農民起義軍要選一個人當皇帝，就從參加這支起義軍的幾十個劉氏后裔中找出三個血統最近的來抽簽，結果被一個叫劉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劉盆子當皇帝后不務正業，經常和一幫放牛娃嬉耍，終于因沒有出息失敗下臺。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是提醒他，憑資歷、能力，你不夠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萬不要學劉盆子，要注意學習、長進。
    毛澤東給人講書，則是直接向人宣達他的思想觀點。1942年整風學習期間，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逐條講解斯大林的《關于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斯大林的這篇談話提出了一個黨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必須具備十二個基本條件。毛澤東的講解是一次相當深入的黨性黨風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解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意在讓干部弄清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些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被丟棄的觀點。1959年4月，他在上海會議上講解《明史•海瑞傳》和《三國志》里的《郭嘉傳》，目的是提倡領導干部講真話、講實話，讓大家做事情訂計劃時要“多謀善斷，留有余地”。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史記》中記載的劉邦善于納諫而取得勝利，項羽一意孤行而最終失敗“別姬”，是要在黨內倡導民主作風。1967年他在中央會議上講解《戰國策》中的《觸龍說趙太后》一文，則是提醒領導干部在教育下一代的問題上，要注意不能讓子女“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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