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　　

童志強　　

2010年4月，筆者應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自費赴臺作訪問學者，得以有機會查閱蔣介石大溪檔案等有關資料，此行收獲頗豐，看到不少未經刪改的與新四軍和皖南事變有關的檔案。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一國之中3種政權（國、共、偽）4種軍隊（國、共、日、偽）并存的情況下進行的，其復雜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諸國所罕見。盡管國共兩黨結束了10年血拼，第二次合作攜手共同抗日，但由于貌合神離、各有所圖，一個想借手合作溶解對方，一個想通過抗戰壯大自己，由此決定了在合作抗日的過程中大小磨擦不斷發生。皖南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當局容不得新四軍在華中敵后迅速發展壯大，但是蔣介石、顧祝同、上官云相為什么在1941年1月6日這一天下令發動事變，則與皖南新四軍的決策失誤有一定的關系。本文試從兩岸史料綜合研究分析著手，對皖南事變發生原因作一些新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文內所有資料引文，凡兩岸共有者，均用大陸出版物作注釋，以方便大陸讀者查閱。　　

國民黨確有制裁新四軍的周密預案　　

新四軍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隊歸顧祝同第三戰區節制，江北部隊歸李宗仁第五戰區節制。抗戰初期雙方配合默契，關系融洽。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臺北“國史館”中，均保存了大量國民黨表彰新四軍“精忠報國”、“英勇殺敵”、“不勝欽佩”之類的嘉勉電文。誠如陳毅所言：“上峰前后嘉獎電文數十余通，即顧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風，屢電馳賀者再，此固事實之昭然，非可以浮詞粉飾者也。”[1]　　

然而蜜月短暫，好景不長，隨著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從1939年夏天開始，在其內部文電中逐漸出現對新四軍“制裁”、“剿辦”、“以遏亂萌”等用語。1940年夏天，華中磨擦日趨緊張，重慶軍委會辦公廳在抄送給軍令部《新四軍概況》“對策之建議”一節中，為避免出現制裁新四軍時宣傳方面的被動局面，建議“對該軍獎勉電文宜減少，措詞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擴大宣傳”。 [2]從此以后再也不見對新四軍的任何嘉獎。　　

國民黨之所以停止內戰，承認國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軍大舉侵華、寇亟禍深，民眾抗日呼聲日隆之形勢所迫，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用蔣介石本人后來的懊喪話說，是“自信太過”。[3]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國共合作尋機吞并共產黨。蔣介石曾公開向中共領導人表示：“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4]他的一廂情愿被中共所拒絕。經過兩年多抗戰，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不僅沒有被消滅或削弱，反而越發壯大了，八路軍、新四軍由成立時的5萬余人發展到50萬之眾，這是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華中新四軍之所以發展迅速，固然與正面戰場國軍吸引日軍主力，使其暫時無暇后顧，從而給新四軍創造了發展的機會有關系，但根本原因是因為新四軍得到了敵后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一，國軍盡管在正面戰場頑強阻敵，但畢竟是丟城失地，節節敗退，而新四軍迎敵而進，深入敵后，讓淪陷區民眾看到了希望；其二，國軍實行兵役制，強制壯丁入伍，而新四軍推行募兵制，宣傳、動員敵占區青年自愿參軍，保家衛國；其三，不少敵后的國軍在曲線救國的遮羞布下，搖身一變而成為助紂為虐的偽軍，而新四軍絕無成建制偽化的丑聞；其四，新四軍所到之處，黨政隨同推進，成立敵后抗日民主政權，實施二五減租、分半給息的政策，惠及了貧苦農民，也消除了地主富農“被共產”的顧慮；其五，新四軍諳熟避強擊弱、避實就虛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其六，新四軍作風過硬，軍紀嚴明，而國軍紀律渙散，處處擾民，如韓德勤部在蘇北，連蔣介石都收到屬下密報韓軍“官兵全失斗志，軍風紀蕩然，且潰兵為匪，民不聊生，蘇北民眾反譽匪軍（指新四軍——筆者）為救民軍，冀早日到達，而蘇民困，誠吾人之奇恥大辱”。[5]以上種種，無不證明新四軍在敵后深得民望，這是新四軍得以迅速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　　

武漢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誘降和英美的勸降論調影響下，國民黨陣營內部的妥協投降逆流逐步抬頭。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機會后，蔣介石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中共及其敵后抗日根據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記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敵寇，第一在共黨之到處發展，其次則在淪陷區游擊隊之紛亂。”[6]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和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所謂處理異黨活動辦法的反共秘密文件，從政治限共發展到軍事限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華北八路軍粉碎之后，轉而將磨擦重心由華北轉移到華中。　　

華中地處蘇浙皖鄂豫贛6省，曾是蔣介石統治的基本地區，也是他過去發動內戰的主要經濟命脈所在。武漢失守以后，有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流布在華中各地。豫南、豫東地區有湯恩伯、李仙洲部，鄂豫邊、淮南、皖西地區有李宗仁、李品仙部，浙贛、皖南有顧祝同、上官云相、唐式遵部，蘇南有冷欣部，蘇北、蘇中有韓德勤、李明揚部。津浦線、淮南線、皖贛線沿線徐州、宿縣、蚌埠、滁州、南京、合肥、巢縣、蕪湖、銅陵等城市則為日軍控制。新四軍盡管發展迅速，但是餉彈兩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濱，處于日偽軍和國民黨軍隊分割包圍之中。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經過深思熟慮，幾次向延安建議派八路軍主力越隴海路南下，江南新四軍主力北上，合力開辟蘇北敵后，以打開華中局面，達成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　　

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派八路軍增援華中。絕非巧合，就在延安決定八路軍增援華中的次日，3月22日，在蔣介石、何應欽主持下，軍令部制訂了《剿辦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段以南附近地區非法活動之異黨指導方案》，該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針”中明確：“國軍以肅清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段以南附近地區異黨之目的，以李品仙、韓德勤各集團之一部，進出于淮南路以東及洪澤湖以南地區，以李仙洲軍（附騎兵一師）與韓德勤部之一部，進出于淮河以北地區，將該地區內非法活動之異黨壓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機剿滅之。務須截斷新四軍與十八集團軍南北連系。預期于6月中旬以前肅清該地區內非法活動之異黨勢力”。從該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看出，國民黨為達此目的，擬出動的正規部隊計有：第二十一集團軍李品仙部（至少一個師）、魯蘇戰區韓德勤部第八十九軍及蘇魯皖邊游擊總指揮李明揚部、第九十二軍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戰區騎二軍騎一師何柱國部）以及各進剿地區內之地方游擊團隊。 [7]　　

軍令部擬定的這一方案，企圖在3個月內“剿滅”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如剿滅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將其壓迫于長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處置”。該方案一旦實施，勢必挑起國共之間在華中地區的大規模武裝沖突。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應欽在方案原稿上將“異黨”、“異軍”、“新四軍”一律改為“偽組織”、“偽軍”。蔣介石對方案也作了多處親筆批示。在“方針”部分，蔣批示：“此用正式作戰、用大規模進剿辦法必難奏效。應以政治工作為主，再配屬正規軍特種訓練多數之小部隊，須紀律最嚴明，政治知識最充實之官兵編組之，如此進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蔣氏批示再次重申：“此項恐不能實施，在淮海以北地區，如用正規軍與之斗爭，不能奏效，或反吃虧。”在“附記”部分，蔣的批示又對進剿時間過長提出異議：“此種進剿不可用長期計劃，只要偵察準備時間充分，若一開始動作，最多不能過半月，必須用最迅速移動與之一網打盡。如果半月時間未能奏效，則可暫時向安全地區集中，作第二期進剿辦法方為妥當。整個正規軍在淮河以北地區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偽軍不能阻礙我行動，而倭寇亦將乘機來攻也。”[8]可見在國共和日偽三角斗爭錯綜復雜的華中敵后地區，蔣介石對上述“進剿方案”能否順利實施并不十分樂觀，事實上，直到皖南事變發生，由于種種原因，這個方案盡管幾經修正，但終究還是沒有能夠如愿實施。　　

為防止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北渡，國民黨第三戰區也有“制裁”江南新四軍之預案。1940年2月27日，蔣介石向顧祝同發出手令：“上饒顧長官：第三戰區內之新四軍以及共黨之行動，應嚴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軌行動，應不稍留情，從嚴制裁。”[9]4月2日，顧電復蔣，提出了“預防并準備制裁”江南新四軍的三項辦法：一、第五十二師應抽集、控置至少兩個團兵力，準備對付該軍主力，以搗毀撲滅其涇縣附近根據地為主目的，并牽制其北渡，鉗制其活動，即預為必要準備，隨時嚴密戒備，免為所乘。二、第一四四師必要時由績溪進駐旌德，預密為制裁之準備。三、電冷副總指揮及另派員，確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設法牽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轉移。顧祝同在最后特地請示：“上三項除飭遵照妥密準備外，必要時擬斷然予以制裁，以遏亂萌。可否之處，謹電鑒核示遵。”[10]蔣介石很快批準了顧的預案，于4月5日復電：“查所擬三項辦法尚屬可行，仰切實督令遵照，并將實施情報續報。”[11]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現顧祝同與蔣介石密謀部署軍隊“制裁”涇縣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檔案實證。后因1940年夏天國共雙方重開談判，此案遂被擱置。但是蔣、顧圖謀皖南新四軍的企圖卻從未放棄。9月11日，顧祝同致電蔣介石，請示對皖南新四軍“可否立即緊急處置”？9月30日，蔣介石向顧祝同發出手諭：“特急，上饒，第三戰區顧長官：對于長江南岸之新四軍可照前批復之準備一切，但暫取包圍監視之態勢，待命再行。因現正與共黨商討黃河以南各該部隊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洽商不成，再行解決可也。”[12]11月4日，蔣又對顧發出手諭授其機宜：“顧長官，如對江南新四軍行動時，應須事前充分準備與詳細偵察其內情，并須派優良有力軍隊擔此任務，不可隨便行動，反為所乘，則事后更難收拾矣。務希十分慎密為要。”[13]顧祝同心領神會，雷厲風行，授意上官云相從對日前線調來重兵，步步向涇縣云嶺方向布陣緊逼，并加派聯絡參謀聞援到云嶺刺探新四軍軍部動向。　　

1940年11月14日，軍令部將“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上報蔣介石，擬調動上官云相、湯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韓德勤等各部總計30萬兵力，分期分區域進剿華中八路軍新四軍。蔣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但時期當略展緩，須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故本計劃可暫緩下令。”[14] 根據蔣、顧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領，上官云相主持集團軍參謀處于12月29日擬定《第三十二集團軍進剿匪軍計劃》，將進剿皖南新四軍的部隊分成左右兩翼，由第二十五軍軍長張文清任右翼軍指揮官，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劉雨卿任左翼軍指揮官，命令新七師、四十師、五十二師、一0八師、一四四師、一四五師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進至涇縣、青陽、南陵一線構筑工事，另調第六十二師和七十九師置于太平、石臺、旌德一線作預備隊保持機動。其作戰要領是：“攻擊開始后，兩翼軍協力先進出南陵、戴家會、峽山口之線，爾后向北壓迫，務于長江南岸殲滅之。”總的方針是：“于蘇南方面對敵偽及匪軍采取守勢，以主力逐步構筑碉堡，穩進穩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務求徹底肅清”。該作戰計劃特別注明，“進剿開始時日另有命令”。[15]　　

綜上所述，可見國民黨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前，確實有在大江南北“肅清”、“剿滅”新四軍的預案，只是對在何時何地動手，顯得非常謹慎，其發令槍始終牢牢地握在蔣介石的手中。　　

蔣介石的兩條底線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為了達到獨占華中敵后的目的，蔣介石先是于1939年9月命令江北新四軍全部調回江南，[16]遭到中共拒絕；后又接受白崇禧獻策，于1940年7月提出“中央提示案”，命令大江南北的中共武裝全部撤到黃河以北。[17]1940年夏天，周恩來往返于延安與重慶，就此與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進行討價還價的艱苦談判。此時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9月27日，德意日3國公開結成法西斯同盟，霸占全球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英美蘇極力拉攏中國，許以武器、貸款、開放滇緬公路等實惠，想利用中國戰場拖住日本不使其南下或北上；日本為了騰出兵力攫取東南亞豐富的戰略資源，也加緊對蔣介石誘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使蔣介石身價徒漲，從而認為這是向中共施加壓力迫其撤到黃河以北的最佳時機。　　

10月1日，重慶軍委會召開會議“討論共黨問題”，由何應欽介紹中共提出的談判條件并商討對策。因公遠在蘭州的白崇禧專門來電堅持強硬立場，“主張明令宣布所商條件。如共黨再不接受，立即將其阻擾抗戰、不遵命令罪惡予以公布；同時增強蘇皖魯兵力，并嚴令各省黨政軍加強組織，力求團結擴大宣傳”。[18]10月3日，江蘇省政府主席、魯蘇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德勤挾數萬重兵向黃橋地區發起進攻。陳毅、粟裕率蘇北新四軍7000余人，采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之策，竟在黃橋取得消滅韓軍1.1萬兵力的大勝。韓部被迫退守興化、曹甸水網地區，一再向蔣、顧求援。在此背景下，何應欽、白崇禧于10月19日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電”， “奉諭” 將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送，命令八路軍、新四軍之有關各部在電到1個月內，即11月19日之前全部開到黃河以北。　　

中共中央高層經多次開會研究對策，認為“皓電”是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號。延安審時度勢，決定江南部隊北移以示讓步，作為要國民黨停止反共磨擦的交換條件。11月9日，中共以朱、彭、葉、項名義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佳電”，宣布皖南新四軍“遵命北移”。在此前后，新四軍軍長葉挺與顧祝同、上官云相就北移時間、路線、后勤保障等具體事項進行了多次商談，葉挺提出“請準由江蘇長江南岸北渡（鎮江岸靖江岸），皖南部隊盡先移駐蘇南之溧陽、溧水、宜興、金壇4縣為暫駐區，由此逐步進入敵后北渡，務須在三、四個月內全部移畢。”[19]顧祝同則強調“該軍應即遵令將蘇北、皖南部隊北移。在皖南部隊于12月1日務開始移動，其在蘇北部隊亦同時開始北移”，“該軍在長江以南部隊統限于本29年12月底全部渡過長江”[20]。葉挺是11月11日到上饒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向顧祝同和上官提出上述要求的，顧的答復卻很慎重，延至11月18日方以戰區司令部參謀處簽呈作為備忘錄形式交給葉挺，中間相隔有一星期之久。因該備忘錄牽涉到新四軍北移起止時間、移動路線、渡江路線以及餉彈補充等眾多問題，一貫行事謹慎的顧祝同不經請示蔣介石允準，絕對不敢輕易拍板。11月26日，顧祝同才將上述戰區參謀處的簽呈作為正式命令下達給新四軍執行。蔣介石、顧祝同將皖南新四軍北移截止時間從“皓電”規定的11月19日延遲到12月底，是對中共作出的一種讓步姿態，目的是想換取華中八路軍、新四軍悉數撤到黃河以北。　　

11月26日，顧祝同在致上官“宥辰電”中通告了新四軍北移的起止時間：“規定自12月東日起開始移動、……統限12月底全部渡過長江。”[21]11月28日，顧在致葉挺“儉辰電”中重申：“該軍北移開拔時間，仍應遵照本部宥辰掃召電指示，一面偵察，一面陸續開拔，務須如限北渡完畢。”[22]同一日，顧在呈蔣的“儉巳電”中匯報了他對葉挺請示延遲移動時間的答復：“關于開拔時間，仍應遵照本部宥辰掃召電指示，一面陸續開拔，務須依限于本年12月底北開完畢”。[23]　　

在軍令部次長劉斐同周恩來、葉劍英11月底至12月上旬的3次約談中，均涉及到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移動期限問題。11月30日，劉斐口頭轉達了蔣介石關于北移展緩期限的命令如下：“一、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之十八集團軍于本年12月底以前一律移至黃河以北；二、在江南之新四軍于本年12月底以前一律移至長江以北，至明年1月底止移至黃河以北服行任務。”周恩來當即表示：“江南新四軍調動問題，經與顧長官商談，現正準備北渡，我保證可以辦到。”12月8日，劉斐又親手“奉交白、何兩總長復朱、彭總副司令佳電電文一件，請周、葉兩君妥為轉交”。此即為何、白“齊電”，再次強調北撤限期。12月9日，劉斐又“奉命轉交委座9日手啟電令，即展緩移動之命令。此令曾于11月30日由本人口頭轉達，因未見具體答復恐口無憑，特補發筆記命令，務請轉達”[24]。從蔣介石先讓劉斐口頭轉達，后又補發筆記命令一事，可見蔣氏對八路軍、新四軍移動時間展緩一事是十分認真和慎重的。可以認為，12月底的時間節點是蔣氏給中共的底線。　　

延安對此北移時間底線也有思想準備。11月24日，毛澤東致電葉、項：“一、必須準備于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二、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三、一切問題須于20天內處理完畢”[25]。11月29日，葉、項報告延安：“我明天開始設兵站，由涇縣至竹簀橋與二支隊聯絡即運動資材及工作人員”，同時表示：“我們決心目前公開走蘇南，兵力留后結集，大部密渡皖南（即由皖南密渡皖北——筆者），一切完畢仍在年底。”[26]次日延安即復電同意葉、項29日的布置，并指出：“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月底移完不算太遲。”[27]從12月初起，皖南新四軍非戰斗人員及資材開始按顧祝同指定路線，東移蘇南。12月11日，劉少奇向延安和葉、項電告：“江南部隊如需北移，望從速北移為好。”[28]12月13日，項英向延安報告說：北移消息已泄漏，“無法保守秘密”，“敵與頑均在沿江增兵筑工事”，“目前當很難求得迅速北渡”，又強調往蘇南要經過日軍封鎖線，“情況更緊張”、“穿插甚不易”，欲以“不發餉彈即不開動”為由拖延北移時間。[29]14日，延安復電項英：“移動時間蔣限12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期一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30]　　

蔣介石的另一條底線是不準進攻蘇北興化。興化乃韓德勤的江蘇省政府戰時省會所在地。黃橋兵敗以后，韓德勤將部隊收縮至興化、曹甸水網地帶，重整旗鼓，確保興化安全。　　

倘若把華中國共力量的布局比作圍棋的話，那么，到1940年秋天，國民黨在蘇北的韓德勤部和中共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就成為華中棋局上的兩塊還沒有做活的孤棋。雙方斗智斗勇，猶如楸枰對局一樣，你在白方破我的空，我就在黑方點你的眼，先發制人還是后發制人，關鍵全在棋手對整盤棋的全局判斷和算計能力。　　

蔣介石、顧祝同對孤懸蘇北之韓部的關切，絕不稍遜于延安對孤懸皖南之新四軍的擔憂。11月中旬，魯蘇戰區東北軍一一二師霍守義部奉命越隴海路南下，以“武裝調停磨擦”為由，增援韓德勤。11月29日，為阻斷東北軍與韓德勤的聯系，蘇北新四軍、八路軍發起旨在“消滅省韓主力”的曹甸戰役。11月30日，韓德勤向蔣介石、何應欽告急：“我軍疲敝之余，餉彈奇缺，長久消耗，斷難維持。擬令八十九軍主力及霍守義、李明揚、陳泰運各部分向鹽城、海安出擊，作死中求生之計。務懇鈞座顧念蘇北大局，速調大軍馳援，并即日派機送款接濟，以挽危局。”[31]這份電報收譯后，送到何應欽辦公桌上，已是12月3日，不乏戰略頭腦的何應欽閱后，立即把蘇北戰事與皖南新四軍北移聯系起來，遂提筆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湯恩伯東進，但仍恐緩不濟急。故對在江南之新四軍不準由鎮江北渡，只準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若江北異軍竟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本案請照上意速簽呈委座核示。”[32]按照何應欽批示意見，軍令部不敢怠慢，徐永昌立即在12月4日擬出簽呈報蔣介石，蔣介石批準了何應欽的建議。12月7日，又正式批準軍令部在上月14日擬定上報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考慮到還沒有到年底北移的限定時間，蔣氏在該計劃文件上批示：“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但時期當略展緩，須等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故本計劃可暫緩下令。”[33]12月10日，徐永昌報告蔣介石，認為“現在距12月31日之時期不久，該軍是否能遵命北渡長江尚成問題。此時似應即時下令第三戰區妥為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攻擊興化，或屆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應即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34]　　

正是在12月10日這一天，蔣介石接受了何應欽、徐永昌的獻策，向上饒的顧祝同發出特急電報：“（一）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江北渡，只準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并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35]　　

由此可見，命令江南新四軍于1940年12月底之前北渡長江、1941年1月底之前移到黃河以北，是蔣介石劃定的一條時間底線，而不準攻擊興化以保全國民黨在江蘇的行政權力是蔣介石劃定的另一條地域底線。為此，國民黨軍隊業已制定了在大江南北掃蕩中共武裝的戰略部署。同樣，延安知道踏破這兩條底線會產生的嚴重后果，因此一再要求皖南新四軍在12月底之前渡江，也一再阻止陳、粟進攻興化。畢竟蔣氏當時還是抗戰領袖，八路軍、新四軍在名義上還要受國民政府軍委會節制。當然，中共不可能惟命是從地讓出華中。毛澤東深知，“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36]之所以決定皖南新四軍北移，是因為軍部局處涇縣山區彈丸之地，如羊在虎口，原本就令其北撤與江北部隊合并，現國民黨要求北移，正好就湯下面，順水推舟，以讓步的姿態爭取民眾和中間勢力的同情，延緩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是，歷時18天的曹甸戰役未取得預期效果，頗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料。曹甸一戰，攻而不下，使蔣介石、顧祝同認為韓德勤在蘇北仍有余勇可賈，因而在皖南發動事變無須投鼠忌器。其直接后果則是蔣、顧命令皖南新四軍改道北移。　　

撲朔迷離 各具心懷　　

12月14日，顧祝同秉承蔣介石旨意，發出致葉挺、項英“寒午電”，以“經過蘇南不免遲緩”為由，命令皖南新四軍“應以主力就近北渡皖北”。[37]　　

此時皖南軍部對究竟走蘇南還是走皖北，還是留下不走堅持皖南陣地，尚在猶豫動搖之中，現顧祝同要求改變北移路線，正好可藉此為由要求補發餉彈及展緩北移日期。12月23日葉挺發出致蔣、何、白“梗電”，提出因改道引出的困難：一是按原計劃從蘇南北移的兵站線已敷設，“軍食亦已預置該線，如不經蘇南則兵站線之轉移又需費時日”；二是銅陵、繁昌沿江敵偽據點增兵，江面上炮艦梭巡，船只不易過江，“一經暴露，則荻港敵艦瞬息可至，即抵江岸亦無法登舟，此則殊堪顧慮，不得不策萬全”；三是據報江北桂軍已有兩個師開到廬江、無為，正在姚溝、襄安各地沿岸構筑工事，“而姚溝、襄安各口，職部如渡江，又皆為登岸處，即令職部能通過封鎖安全登舟，而亦不為敵艦所阻，但北岸情況如此亦無法上陸”；四是大軍開行支用浩繁，至今只領到顧長官批發的五萬元，實感不足，“至請領彈藥則迄未承確示究竟數目與何時批發”。電文在申述了以上苦衷之后，向蔣、何、白提出了“不得不再為瀆請”的3點合理要求：一是要求延緩渡江限期。由于渡江路線前定蘇南，現改北渡皖北，部隊經常費、臨時費及彈藥等補給“轉折周章，至今尚無眉目，而冬服縫制、傷病處理現始稍有端緒，而渡口偵察、船只征集須從新著手”，“江南之敵情緊張、通過不易，尤以江北友軍意存不友，影響職部行動莫此為甚”，“職部本欲求速，俾如期完成北移任務，但以此形隔勢阻，不得不申請展期一月限期，盡速遵命北移”；二是要求皖北桂軍后撤讓道，“俾職部北渡有上岸之地，并請劃定皖北廬江境為職軍臨時結集境地（因渡江非一次可以渡完），并請指定廬江、六安以北之路線，庶足以防止與皖北友軍無謂之誤會與沖突”；三是要求補發餉彈。“經臨各費及彈藥等，懇仍準照各電所請，賜發三十年度一月份、二月份經費及臨時費三十五萬元（除已發五萬元外），彈藥按步兵五十萬發”。 [38]通讀電文，其核心內容是：我原已安排好從蘇南北移，現在上峰突然臨時決定改道皖北，我來不及準備，所以要求展緩一個月時間，同時要求皖北桂軍讓道，并補充餉彈。可謂字字有據，句句在理。　　

事隔一日，葉挺、項英又于12月25日聯名發出呈蔣、何、白“有電”，再次指出原已按照顧長官規定從蘇南北進并已積極布置，分批實施，后于本月14日忽又奉命改道就近北渡皖北，“其間執行經過并因困難，均已先后電呈在案”。但皖北友軍云集，聲言截堵，南岸敵寇又封鎖道路。現正準備待命出發，但上峰對于一切請求則概行推諉。“即何總參謀長批發開拔費兩萬元、補發冬服代金二萬五千元、顧長官批發臨時費五萬元，以如此箋箋之數，到局請領，亦遭拒絕未獲領下，彈藥猶未批發一粒。文電復往哀求吁請，僅發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經常費而已”。電文最后明確表態：“現職軍各部隊整裝待發，無稍瞻顧，請即令皖北友軍向后撤讓，補給請示慨予照發，如此則明令朝頒，則部伍夕出。今進退維谷，因敢自訴，急不擇言，幸諒宥之。”[39]　　

如果說“梗電”的基調是“懇請”，是“訴苦”，那么“有電”則是據理力爭，軟中有硬，含有不發餉彈即不開動的意思。據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在皖南事變突圍出來后給延安的報告中說，這似乎是葉挺的想法：“葉希夷始終想得點子彈，后來鬧僵。戰區則非行動后才發子彈，而葉則非子彈到手后才走。雖中央電到，謂得到戰區的子彈與餉款只能認為是例外，葉笑語說‘不留一點情（指顧祝同），就發一萬也是好的。”[40]　　

以上發給蔣、何、白的兩通電報，按律都同時發給顧祝同。顧祝同于12月28日致電蔣介石，在轉述葉、項要求的同時，從催促皖南新四軍盡快北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查該軍北渡限期僅余三日，以前由戰區批發之臨時費五萬元現在尚未奉領，可否再準展期半月，再增發臨時費五萬元，并令皖北部隊稍予后讓之處乞迅賜核，至請發彈藥一部，擬俟其半數渡江以后再予酌發，當否，并乞鑒核。”[41]看來，葉、項兩通電報對顧祝同多少還是起了作用，至少在北移時間展緩問題上有了松動。　　

在皖南軍部，項英于12月28日主持召開軍分會討論北移有關事項，最后決定“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寧國、郎溪達溧陽待機北渡”。[42]這條南下茂林繞道東移的路線并非顧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沒有請示過延安。當天晚上，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到司令部參謀處作戰科傳達軍分會決定，作戰科的參謀們均感突然，“因為這個行動方案從來沒有研究與討論過”，“我們連這些地區的地圖也沒有，只好臨時油印地圖發給部隊”。作戰參謀葉超回憶說：“司令部原來對北渡的兩個行動方案，做了將近兩個月的準備，由于改變方向，都用不上了，臨走時把這些材料燒了一大堆，真是前功盡棄。”[43]12月30日，毛澤東、朱德電葉、項，轉告周恩來對北移路線的意見：“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延安也“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44]從此電可證，到12月30日延安還未得到皖南新四軍分會28日已經決定從蘇南走的信息。　　

12月25日圣誕節，蔣介石以4年前在西安事變中共過患難為由接見周恩來，在晤談中涉及皖南新四軍北移時，蔣對周說：“你們過，從皖北一樣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周注：靠不住）。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45]對此，蔣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一面準備軍事，一面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面破裂。”[46]　　

將近年底，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云相等人也加緊了動作。12月中旬，在顧祝同嚴令催促下，上饒到重慶之間長途載波電話限期開通。從此顧祝同可與重慶直接通話。下旬，顧派其參謀處長岳星明趕赴徽州，在師長以上軍官會議上傳達：“顧長官有指示，新四軍如果北撤，我們要‘掩護’好；如果‘南竄’，我們務要堵止住”，并宣布三戰區所有皖南部隊均由上官云相負責統一指揮。[47]上官隨即布置集團軍參謀處于12月29日制訂出《第三十二集團軍圍殲匪軍計劃》，對皖南新四軍待命進剿。　　

12月30日，顧祝同電復葉、項，否定了皖南新四軍主力仍從蘇南北渡的請求，但“準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48]，同時按葉、項要求致電皖北李品仙，請其為皖南新四軍北渡劃定登陸地點、臨時集結地和渡江以后的北移路線。李品仙于31日電復顧祝同，答應指定“（一）、黑沙洲至姚溝為該軍登陸地點；（二）姚溝至無為以東地區為該軍臨時集結地點；（三）由集結地點沿長江北岸東下，經和縣南、浦口、津浦路東為該軍北移路線，但應連續集結，不得借故逗留”。顧祝同接電后即轉報葉挺。[49]從李品仙劃定的這條北移路線看，他拒絕了葉挺在致蔣、何、白“梗電”中提出的以廬江為集結地，以廬江、六安為北移路線的要求，因為江北淮南路西為第五戰區勢力范圍，而廬江、六安一線是桂軍的核心地盤，桂系當然害怕新四軍染指。李品仙指定新四軍沿長江北岸東下不準逗留，最終到達津浦路東江蘇長江以北地區，目的是讓韓德勤去對付新四軍這塊硬骨頭，從中亦可看出蔣桂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互有戒備，居心叵測，并非鐵板一塊。　　

12月31日傍晚，第三戰區駐新四軍聯絡參謀陳淡如奉上官云相指示，赴云嶺與葉挺續商部隊北移事宜。當晚雙方擬商辦法如下：甲、江南部隊北渡后臨時集結地區及續向北移路線請速電中央核準。乙、關于經費彈藥補給，一、擬請一次發給經臨費20萬元，凡軍政部及本部先后核準之臨時費共7萬元、及一月份應領之經常費均包括在內；二、擬請發給一次步機彈共10萬發，先開一部給領一部，續開續發，分3批給領，至開拔完畢為止；三、此外不得再作新要求。丙，開拔限期以迅速北渡為主，不得藉故遷延，至遲以1月底為限。因事關重大，授權有限，陳淡如答應將以上他和葉挺共同擬定之辦法轉呈上峰核準。此次磋商，給陳淡如總的感覺是“葉挺極誠懇”，“頗具盛意，一再囑職請求鈞座諒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隊順利北調”，“對于北調命令已有決心奉行”。[50]其實軍分會在28日早已決定南走茂林，葉挺為了保密起見，不得不虛與委蛇，也不排除在走之前經陳淡如之手領得若干餉彈的意思。蒙在鼓里的陳淡如見達成使命，高高興興地于次日一早離開云嶺回去復命，并答應一二天內返回。　　

波詭云譎的1940年終于過去了。在1941年元旦到來的時候，誰也未曾想到，幾天之后會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發生兄弟鬩墻的慘烈內戰。　　

1941年1月1日晚上，陳淡如將昨晚在云嶺與葉挺洽談北移事項及達成辦法以“東戌電”上報上饒顧祝同，請示“所擬是否有當，乞迅指示”。2日晚，顧祝同向蔣介石發去“冬戌電”，轉報陳淡如“東戌電”，并匯報了自己的處理意見：查所擬甲項，已據李主席品仙世亥復電，指定黑沙洲至姚溝為該軍登陸地點，姚溝至無為以東地區為該軍臨時集結地點，由集結地點沿長江北岸東下經和縣南、浦口、津浦路東為該軍北移路線，經轉知葉軍長在案；乙，關于經費部分，所請20萬，既包括1月份經常費在內，仍可照發，彈藥擬即先發步機彈10萬發，余分批具領；對于丙項北渡時間“以1月底為限”的要求，顧祝同與陳淡如一樣，因茲事重大，不敢擅定，請示老蔣“是否可行，敬乞核示祗遵”。[51]可見只要同意北渡，顧祝同直到1月2日晚上還是可以考慮先發部分經費和彈藥給新四軍。　　

蔣介石看到顧祝同“冬戌電”，時間當在1月3日上午，他發覺李品仙指定的“沿長江北岸東下”的北移路線，仍是要將新四軍引向蘇北，一定大為惱火，立即于3日午后直接向葉挺發出“江未電”，命令皖南新四軍過江后在安徽境內直接向北移動渡黃河。此電口氣極為急迫：“限即到，涇縣，新四軍葉軍長挺：梗、有電均悉，（一）該軍應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爾后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沿途已令各軍掩護；（二）所請補給，俟達到指定地點即行核發。除分令顧長官知照外，仰即遵照。”[52]老蔣不愧老謀深算，一紙命令既修正了李品仙指定的北移路線，又否定了顧祝同先發20萬經費和10萬發子彈的意見，由于此電直發葉挺，也徹底打消了葉挺在北移前多少爭取一點餉彈的幻想。　　

此時，蔣介石、顧祝同、上官云相從各種渠道獲悉的關于皖南新四軍動向似是而非、亦是亦非的情報，使他們對該部是否會直渡皖北產生了疑慮。1月2日，顧祝同電呈蔣介石：“江南方面，新四軍在十二月間由皖南北渡者約五千人，由蘇南北渡者約三千，主力似仍在原地構筑工事。”[53]同一日，顧祝同收到陳淡如刺探到的情報：“據密報，延安方面近對該軍指示：一、北調事應貫徹佳電精神；二、所需經費彈藥毋得過高要求，免激起不幸事件；三、以主力通過蘇南增援蘇北，余由皖南北渡。”[54]陳淡如能刺探到如此機密的延安來電，可謂神通不小。這里不排斥云嶺有其臥底的可能。1月3日，顧祝同收到上官云相的情報：“新四軍主力最近移駐章家渡、中村一帶，麻坑嶺駐兵二連，警戒極嚴，并趕筑工事。”[55]1月4日，顧祝同在呈蔣介石“支酉電”中轉報了陳淡如關于延安指示皖南新四軍“以主力通過蘇南增援蘇北”的2日密電。[56]　　

從1月1日開始，皖南新四軍的動向也變得耐人尋味。12月28日軍分會關于南走茂林、繞道蘇南的決定，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向延安黨中央匯報。1月1日，軍部致電延安匯報“最近情況與我們行動”：“一、自我抗議電后，顧即復電解釋，并非改道而且增辟道路。我又去電要求主力到蘇南，顧復電只允一個團，主力仍經蘇北。二、戰區聯參于世日晚趕到軍部，商量要求，其意二十萬款、十萬子彈可辦到，今早又趕回涇縣與顧商妥，明后日前來。三、現彼方軍隊正調動，布置尚未完畢，并增七十九師、四十師到太平、旌德一帶，其計劃為封鎖圍殲。我估計彼怕我先動來緩和，同時也怕我到蘇南久據。四、銅、繁江邊增加兩只兵艦，汽艇不斷梳巡，少數人也不能偷過。五、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并采取游擊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斗可能性極大 。我們如遇阻擊或追擊，即用戰斗消滅之，遇強敵則采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六、我們已不等其子彈款項，準備立即行動，一切準備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請于明日（二號）最暫遲三號電告。否則我們行動后，聯絡恐怕難。請轉告周、葉。”[57]通觀電文，其核心內容繼續強調北渡困難，決定乘國民黨軍布置未完即以游擊作戰突進方式全部移蘇南，并表示了如遇阻擊用戰斗消滅之決心。　　

但是，上述1月1日的新四軍長電，仍然沒有向延安報告部隊南下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郎溪到蘇南溧陽的具體移動路線。毛澤東、朱德收到此電后，于1月3日復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并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58]延安見皖南新四軍終于決定行動，表示了堅決的支持和肯定，目的是敦促部隊盡快離開皖南險地，但并不等于批準和肯定南走茂林這條路線。　　

兵法云：兵不厭詐。1月2日中午，葉挺向顧祝同、上官云相發去“冬午電”：“奉顧長官亥卅申秘電指示，準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職部為期移動迅速，以明大信，準于虞日派一個團經前指定路線向蘇南開動，余仍待臨時費及彈藥補給發下后，再就原地設法北渡，如萬不可能時，仍懇準予轉經蘇南。特先呈報，乞并轉知沿線友軍知照，以利通行。”[59]葉挺此電通報7日先派一個團開蘇南，明顯是放煙幕彈以迷惑對方，后一句主力萬不可能時仍轉經蘇南，乃是關鍵所在，預留一條退路，為爾后部隊“全部移蘇南”打下伏筆。作為斗爭策略，這種做法無可厚非。　　

1月4日下午，顧祝同將上述葉挺“冬午電”內容以“支酉電”轉報蔣介石，并提出如下處理意見：“為貫徹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蘇南北渡增援蘇北起見，除復飭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其經臨費彈藥補給辦法擬即照冬戌秘電所呈各節辦理，并令將先派蘇南之一團及就地北渡各部隊之番號人數、開拔日期詳報備案，當否乞鑒核示遵。”[60]此電表明直到1月4日下午，顧祝同仍然愿意考慮先支付一部分餉彈，前提是皖南新四軍主力必須就原地北渡，并將部隊番號、人數、開拔日期詳報。　　

實際情況是，就在顧祝同發出“支酉電”的當天（支日）晚上，新四軍軍部就率領由皖南部隊組成的3路縱隊，分別由涇縣土塘、云嶺、北貢里冒雨向南突進，計劃于5日到達大康王、茂林、銅山，然后于榔橋、星潭一帶會合后再南下三溪，轉道旌德、寧國、郎溪抵蘇南溧陽。　　

糟糕的“微電”　　

但是，令人費解的是，葉、項卻在1月5日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一通長達千余字的“微電”，除了一再解釋由于餉彈補給不濟和忽令改道，以致造成皖南部隊延遲北移外，竟然明確告之“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隊遵行顧長官電令所定路線轉經蘇南分路俟機北渡”。[61]似乎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坦蕩心跡，這通“微電”罕見地同時發給重慶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上饒顧祝同、徽州唐式遵、寧國上官云相以及遠在桂林的李濟深。筆者以為，皖南新四軍在事變前的決策失誤，一是不該南走茂林，二是不該發這通“微電”。本來，皖南新四軍就處在第三戰區數萬重兵的緊逼之中。1月2日葉挺致顧祝同“冬午電”，也明顯是迷惑對方的疑兵之計，支日晚南走茂林是秘密的突進行動，那就應該保守機密，兵貴神速，迅速脫離險境，待全軍突過星潭、三溪，立于主動地位后再行告示不遲。而皖南新四軍此電過早暴露自己動向，5日、6日又下令在茂林一帶整休，到6日晚行動時對方包圍圈業已合攏，以致失去了突圍的寶貴時間。　　

由于事關皖南新四軍全部去蘇南而非直渡皖北的重要信息，重慶軍委會侍從室在這通“微電”收譯后，一定是在第一時間遞送到蔣委員長面前。對蔣、顧而言，只要新四軍同意從原地渡江走皖北，北移時間還是可以通融的，畢竟是他們下令改道，曲在彼方。從10月19日“皓電”限一個月內北渡，到一個月期滿后11月18日第三戰區“備忘錄”統限12月底全部渡江，到12月9日蔣介石正式電令葉挺限12月31日前開到江北，到12月28日顧祝同“儉電”請示蔣“可否再準展期半月”，到1月2日顧祝同“冬電”請示“展緩開拔日期至本月底一節是否可行”，到蔣介石1月3日仍在致葉挺“江電”指定北移行軍路線，再到顧祝同1月4日“支電”與蔣商議餉彈補給辦法等，足可證明蔣、顧在北移時間上是可以讓步的，因此直到1月5日之前，尚未下定動手的決心。因為此令一下，戰釁彼開，畢竟要冒承擔政治責任的極大風險。　　

但是，曹甸戰后，不準皖南新四軍走蘇南渡江增援蘇北的底線是老蔣絕對不允許突破的。可以想象，原來就懷疑新四軍不肯走皖北的蔣介石在收到葉、項“微電”，發覺皖南新四軍并非如葉挺向顧祝同所言僅以一個團而是全部主力走蘇南時的震驚程度。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命令改道直渡皖北的初衷是擔心皖南新四軍從蘇南渡江去攻擊韓德勒，但是他們更加害怕的是新四軍向南到其后方游擊。蔣在1940年12月13日致顧祝同急電中說：“新四軍最后計劃，必如兄五日電所報，其在黃山、天目山與涇縣云嶺一帶化整為零，在我后方對我游擊。故我軍對匪必須先妥籌對策，作一網打盡之計，謀定后動為要，切勿輕易動手，反被其所制也。”[62] 蔣介石之所以要顧謀定后動，切勿輕易動手，是要尋找和等待一網打盡皖南新四軍的理由和機會，而最佳的政治理由就是“在我后方對我游擊”。現在這個政治理由終于等到了！1月6日，蔣介石斷然發出“魚令一元電”，扣動了發令槍的扳機。電文如下：“一、查朱、葉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二、決強制執行之。三、第三、第五戰區應并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五、務避免以大部隊在前線致敵所乘，我軍應以游擊戰要領避難就易，避實就虛，計出于萬全，勿致牽動全局。六，關于局部及剿撫進退諸機宜，統由各該長官負責處理為要。”[63]筆者認為，蔣介石1月6日“魚令一元電”的發出，與葉、項“微電”過早坦露部隊東移蘇南有直接的關系。葉、項為何要發“微電”，究其原因，一是過高估計自己，以為星潭、三溪方向是對方薄弱環節，有把握從此地轉進蘇南；二是對蔣、顧缺乏應有的警惕，以為發出通電后對方不致動手。豈料皖南新四軍面對的數萬虎狼之師已非昔日友軍，因此第一要務應是考慮如何安全迅速地脫離險境，而非堂堂皇皇的表面文章，此時對蔣、顧表白心跡無異與虎謀皮。“微電”同時也使前面放出的先派1個團于7日走蘇南、主力爾后直渡皖北的煙幕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授人以柄。　　

再看顧祝同，其在1月5日午后向蔣介石發去“微未電”，轉報第五十軍軍長范子英上月28日“儉電”反映新四軍征集稻谷、構筑工事，“藉口準備移防為口實，和緩各方態度，暗中充實內部，企圖據守皖南，以及伸足江北，似有不愿放棄該黨建立華中根據地最大陰謀”的動向。[64]5日傍晚，顧祝同向李品仙發出“微酉電”，傳達蔣介石3日“江未令一元電”新指定的新四軍北移路線，并告已“轉飭葉軍長切實遵照”。[65]據此，顧祝同看到葉、項“微電”的時間應在顧發出“微酉電”之后，即5日深夜或6日上午。在此之前顧也還沒有動手的意思，但是可以想象，顧祝同看到“微電”的反應一定會比老蔣更為震怒。首先，葉、項原先匯報7日先以1個團走蘇南，現在卻突然提早到4日，而且是全部主力，顧一定會有受騙的感覺。其次，“微電”認定部隊按顧長官所定路線走蘇南，這更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1月6日午后，顧祝同向上官云相下達“魚未電”：“葉挺、項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駐皖南所部于支晚開始移動，企圖竄據蘇南，勾結敵偽，挾制中央。似此違背命令，自由行動，破壞抗戰陣線，殊堪痛恨。為整飭紀綱，貫徹軍令，對該軍擅自行動部隊決于進剿。仰貴總司令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務期于原京贛鐵路以西地區，徹底加以肅清，并嚴督黨政方面配合軍事積極工作，俾決根株。又對該軍化整為零，企圖流散時之清剿，并希預為計劃及準備為要。”[66]其所謂“竄據蘇南，勾結敵偽，挾制中央”，明顯是污陷不實之詞，用以欺騙不明真相的國軍官兵。直至40年后的1981年，九秩高齡的顧祝同在臺灣論及皖南事變時，仍頑固地認為：“我個人在當時對這事的處理，固然一面是嚴格執行中央的命令，一面也基于當時的緊急情況，不得不采取這樣的措施，以維護國軍的安全。”[67]　　

上官云相也沒有閑著。1月3日晚上，他向皖南行署主任黃紹耿發出“江戌電”，通報皖南新四軍定于1月7日派一個團走蘇南，其余就原地北渡的消息。命其“飭屬知照，予以協助，并密派員偵察該軍過境情況及人槍輜重等數目具報”。[68]  從1月5日起，新四軍向南開拔后的動向，經過國民黨基層組織、特工及軍隊偵察人員等各種情報渠道，源源不斷地匯總到寧國萬福村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1月6日上午，雙方前哨部隊已經發生小規模沖突。就在顧祝同1月6日向上官發出“魚未電”僅僅一個時辰，上官就向所部下達了圍剿南下茂林新四軍的“魚申電”：“一、匪情，支晚由灣灘、章家渡南竄之匪主力因天雨仍滯留于茂林、屯倉徐一帶山地中；本（六）日上午匪軍警戒部隊與我四十師搜索部隊在茂林東南十余華里及銅山徐附近接觸中。二、集團軍以迅速圍剿該匪之目的，于蘇南及宣城方面對敵偽暫取守勢，即以主力于明（七）日拂曉開始圍剿茂林、銅山徐一帶匪軍。（以下第三至第七點為具體部署，略去——筆者）。”[69]從7日拂曉開始，雙方部隊開始了慘烈的拼殺。　　

葉挺、項英在向國民黨有關各方發出“微電”的同時，也向延安黨中央致電，報告了部隊的位置和去向。對此，毛澤東、朱德在1月9日致劉少奇電中曾提及：“得葉、項微電，他們4日夜間開動，5日晨到太平、涇縣間，此后即不明了。”[70]當毛澤東感覺到皖南軍部對移動路線的選擇以及在茂林停頓的嚴重失策后，即于7日急電葉、項：“微晨電悉，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后，即宜東進，乘頑軍布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為有利。”[71]然為時已晚。　　

70年后的今天，再來探究皖南事變中是誰先打響第一槍已毫無意義。試想，一方是奉命“強制執行”、“迫其就范”，另一方是“如遇阻擊或追擊，即用戰斗消滅之”，如此兩軍相遇，其結果必然是兵戎相見，你死我活。　　

南走茂林是一條絕路　　

當時皖南新四軍北移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從駐地云嶺向東開出守備線經淪陷區抵蘇南根據地，再尋機渡江到蘇北，這是蔣、顧曾經認可的路線；二是從駐地云嶺向北，直接從銅陵、繁昌之間北渡抵江北無為后再北上，這是蔣、顧指定的路線。可是新四軍軍部最后卻確定從駐地云嶺向南渡青弋江走茂林、三溪、旌德再迂回東進蘇南的路線。　　

這是一條不明地理、不察敵情、倉促制定、毫無把握的路線。據李一氓在皖變突圍后于1941年3月20日在香港發給延安的電報稱，12月28日軍分會會議上之所以確定南走茂林迂回北撤，是考慮到如“走原來三戰區指定到蘇南的路線，必須通過五十二師及一0八師的防地”，“稍偏南走五十二師及一0八師之背面，仍須打兩個師”，“再南，走涇縣、寧國以南，旌德以北，脫離五十二師及一0八師，有與四十師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師，我估計力量有余，故決定走第三條路”。[72]殊不知這是一條路況不明、紙上談兵，連作戰地圖都沒有的路線。之前軍部參謀人員的主要精力都花在部署向東和向北兩個方向，做了整整兩個月的功課，而對南走茂林“這個新的作戰方案從未有研究與討論過”。[73]由于情況不明，才會出現如李一氓所說的“軍部由云嶺出發到渡口竟會走錯了路，由云嶺到茂林40里，連過江耽擱到5日正午才到齊”的窘況。[74]　　

這條路越往南走，越是深溝高嶺，部隊分三路縱隊被高山隔開，兵力分散，彼此聯系不暢，無法呼應，在山谷中難以展開，也無法集中優勢兵力。加上深山中居民稀少，以致部隊被圍困數日后即無糧草，全軍凍餓交迫。后項英因南進受阻決定全軍從星潭折回，改向高嶺方向突圍，居然又因向導帶錯路而誤走廉嶺，復又決定由茂林原路退回，改為從銅、繁直接北渡，造成如此混亂的局面，皆因走了一條地形不熟、路途不明、敵情不準的錯誤路線。　　

由于不察敵情，誤以為對方第四十師是弱旅，誰知該師恰恰是武器裝備一流、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強敵。皖南事變突圍到蘇北鹽城的軍部作戰參謀葉超（事變中被軍長葉挺提為作戰科副科長）、王守智在向中央的報告中，從軍事參謀的角度分析，新四軍由于“對情況缺乏正確的估計，在出動前認為即使與敵發生戰斗時，我亦可很快將敵消滅或擊潰，過低的估計了敵人的力量，而沒有注意到敵人在戰略上的主動地位和敵人已有充分準備”，致使部隊遭到前堵后逼兩翼夾擊的圍攻。“敵人以絕對優勢兵力，取外線向心作戰的方式向我分進合擊，處于主動地位”，而新四軍則處處被動，“始終以劣勢兵力與敵作戰，故在戰斗中僅能取得個別小勝利，而在有決定意義的戰斗戰役上則無力量給敵人以打擊、取得大的勝利，相反的遭受了頑敵之各個擊破”。[75]而這一切，均是因為對敵情的錯誤判斷而走了一條不該走的路線。國民黨軍隊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戰后第三十二集團軍在總結新四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時指出：“狀況判斷錯誤，輕離老巢，南過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強之包圍圈內；前有大山，后有大河，地形特殊不利”，“攜帶有限糧秣因困于貧瘠之山地中，饑寒交迫，失卻戰斗力”。[76]新四軍皖南部隊全軍9000余兵力，經一周激戰，最后竟有半數將士因為彈盡、糧絕、凍餓、傷病、無力反抗而束手被俘，誠為中共武裝斗爭史上所罕見之慘敗。　　

更嚴重的是，因為南面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新四軍南下繞道，勢必會授人以柄，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的被動局面。正因如此，延安曾一再提醒和告誡軍部慎重行事。黃橋戰后，中共中央預感新的反共高潮即將到來，于1940年10月8日向皖南軍部提出幾個行動對策：一、軍部移動到三支隊活動地區，準備在頑軍進攻時渡江；二、如有可能移至蘇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江北四支隊派兵到無為接應。同時提醒軍部“向南深入黃山山脈游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77]10月12日，延安再次告誡項英：“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蔣是站在反日立場上，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延遲。”[78]針對項英10月28日“直過皖北已無可能”的回電，中央書記處于11月1日答復項英，“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指揮江北大部隊”，“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準備于國民黨進攻時向南突圍”，如果留在皖南，則“須準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蔣介石進剿新四軍的計劃是決定了的）。” [79]1941年1月17日國民黨發表撤消新四軍番號的命令和談話時，果然以此大做文章，攻擊新四軍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破壞抗戰云云。　　

歷史不能假設，但可以解析。如果當時全軍由云嶺向東出守備線經淪陷區去蘇南，結果將會如何？這是當年新四軍第一、第二支隊東進江南的路線，也是軍部參謀們事先實地勘定的通道。事變前一個月，軍部非戰斗人員兩千人和大量物資，就是經由此道去的蘇南。這條路線的有利條件是：一、沿途有地方黨和新四軍兵站及民運工作組接應；二、有蘇南新四軍廖海濤、羅忠毅部配合，如雙方對進，一晝夜即可會合。不利之處是因為這條路線已被蔣、顧所否定，一旦發現皖南新四軍全部走此路線東進蘇南，上官云相必然會調集重兵前堵后追，肯定會發生戰斗。但因沿線均為比較開闊的低矮丘陵，便于部隊迂回展開，一旦進入淪陷區，蔣軍不敢緊迫。如果說南走茂林是下策的話，那么東開蘇南不失為中策。　　

從云嶺向北經三支隊防區從銅陵、繁昌之間直接北渡轉赴皖東，應為最最可取之上策。1940年12月3日，針對項英所提困難，毛澤東致電詢問項英：“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80]同月14日又指示：“葉、項兩人均以隨主力去皖東為適宜，資材及后方移蘇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負責指揮。”[81]可是項英卻強調北渡困難：“繁、銅由我駐地到江邊，須穿插封鎖線，約經50里之河網敵區始抵江邊，如遇兩軍（敵人）發覺后即不能渡。大軍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發覺，極危險。特別在江中遇敵艇毫無辦法，只要一艘軍艦停泊江中，便無法偷渡。如無友軍在對岸堵截和友軍在后夾擊，假如相當時間，若斷若續的分批偷渡當可，否則有被截斷或遭腰擊之危險。”[82]直到1941年1月1日，項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仍強調：“銅、繁江邊增加兩只兵艦、汽艇不斷梳巡，少數人也不能偷過。”[83]　　

筆者認為，當時的實際情況遠非如項英向延安所渲染的那般嚴重。皖南新四軍從銅、繁直接北渡有許多有利條件：其一，皖南新四軍特別是第三支隊在此經營3年之久，群眾基礎極好，沿途有農、青、婦等各種抗日群眾組織和地方黨委，許多新戰士均為當地人，與民眾有著血肉聯系。其二，地形熟悉。3年來，新四軍皖南部隊和軍部首長多次從銅、繁一帶到江北活動和視察，大江南北經常來去。其三，路程近，云嶺距江邊60公里，一晝夜即可渡江。其四，皖南沿江雖有少數日軍據點，但并無大部隊阻擋，穿插封鎖線根本不是問題，而且正因為出淪陷區，國軍在后面不敢緊迫。其五，江北地方黨和新四軍早已做好渡江接應準備。新四軍第三支隊參謀長林維先率領的挺進團以及第三支隊第五團第二營馬長炎部、江北游擊縱隊政委孫仲德率領的江北游縱第二團和無為縣游擊隊早已奉命在江北控制了有利地形和渡口，隨時準備策應和掩護皖南軍部過江。以曾希圣為指揮的渡江指揮部，在無為籌備了足夠的船只和糧食。新四軍參謀處副處長張元壽率偵察連“經過20多天的準備，沿江六、七個渡點都已準備好大量船只”。[84]第三支隊馬長炎部也在江北控制了200多條船只，“最小的船可渡十幾個人，大船可渡八、九十人。一次至少可渡四、五千人”。[85]上世紀80年代，筆者多次訪問皖變時擔任中共無為縣委書記的胡德榮，雙目已經失明的他對當時的情況仍然記憶猶新，他說在渡江指揮部的統一部署下，中共無為縣委也在沿江“籌集了二、三十條大船，還有幾十條漁船”以及大量糧草。[86]因此，只要組織得好，行動迅速嚴密，完全可將皖南部隊接應過江。其六，有蔣桂矛盾可以利用。其七，這條路線是蔣介石和顧祝同最后指定的路線，走此路線在政治上處于主動。　　

項英擔心日艦封鎖長江和江北友軍攔擊，是其向中央強調不能直渡皖北的兩大主要理由。誠然，近萬人的大部隊北渡，可能會走漏消息，長江天塹也并非能等閑飛渡。但是，由何處北渡、何時北渡、何處登陸、何處接應、分幾批北渡，主動權均掌握在新四軍手中。偌大的長江，也絕非是區區幾艘船艦所能封鎖得了的。皖南事變前夕的1月3日，已在江北的張元壽、馬長炎等200余人奉命南渡歸隊，以及皖變發生時近千名突圍的新四軍從銅、繁分批北渡安抵無為的事實，都有力地證明了長江江面絕非項英給延安報告中所夸張的“少數人也不能偷過”。　　

至于江北桂軍攔擊，如果在1940年春夏尚有可能，到夏秋以后，李品仙即使有心，也已力所不逮。1940年7月，日軍分兩路掃蕩皖中并進占無為縣城，原在皖中的桂軍鄭滄溶第一七六師所部向皖西撤退，師部駐大別山區岳西縣來榜河，其所屬陸、周、陳3個團分駐桐城、廬江、望江等地，在無為西南與廬江交界之黃姑閘、牛埠一線，僅有周雄1個團兵力，無為沿江從土橋到泥汊、姚溝、二壩全為中共武裝所控制。這一點從江北桂軍的檔案中可得到證實：1940年12月20日，李品仙、張義純在致第四十八軍“哿未參一電”中轉報了特派員孫福安的情報：“匪軍現在江南整兵，并擬由舊縣等處撤至江北。又江北匪軍于泥汊、姚家溝沿江港汊架浮橋，以備會合。前已通知周團嚴防并破壞其浮橋等。匪軍聲勢浩大，恐周團兵力不敷分應付，可否加派得力部隊堵截，以免勢成燎原。”[87]到1940年年底，在李品仙“世亥電”指定的“黑沙洲至姚溝為新四軍登陸地點，姚溝至無為以東為該軍臨時集結地”基本上已無桂軍蹤跡。正如1941年1月13日桂軍一七六師師長鄭滄溶在致其上司四十八軍軍長蘇祖馨“參作元三電”中報告：“據報無為屬之湯家溝、三官殿、臨江壩一帶共有匪軍千余，并在泥汊設卡收稅，加強工事，內有一部系羅炳輝所屬，日前由路東開來。佳晚有匪軍七、八百人經襄安以東之卅里鋪向銀屏山移動，番號待查。”[88]而突圍到江北無為的新四軍確也未曾遭遇到桂軍的堵擊。　　

綜上所述，蔣介石雖然有在大江南北圍剿中共武裝的計劃，但是并沒有在皖南預設陷阱，顧祝同也只求皖南新四軍渡過皖北。由于皖南軍部主觀上的決策失誤，措施失當，從而給蔣、顧圍殲新四軍提供了一個機會。我不能武斷地說皖南新四軍向東或向北轉移，就保證一切順利，萬無一失；但是絕對可以肯定的是，決不致發生被國民黨軍8萬人圍殲而全軍覆沒、軍部首長無一人幸免的悲慘結局。無論如何，南走茂林是一條絕路！   　　

綜上所述，蔣介石雖然有在大江南北圍剿中共武裝的計劃，但是并沒有在皖南預設陷阱。顧祝同也只求皖南新四軍渡過皖北。由于皖南新四軍選擇南走茂林的錯誤路線，又輕率地過早暴露目標，從而給第三戰區圍殲新四軍提供了一個理由和機會。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系的轉折點。1941年1月17日蔣介石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將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頂點。中共雖然損失了皖南新四軍，但隨即發起凌厲的政治攻勢，贏得了海內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1月25日新四軍新軍部在鹽城成立，從此新四軍徹底擺脫國民黨所謂的“軍紀”束縛，縱橫馳騁于江淮河漢，越戰越強，成為華中敵后抗戰的主力，這是蔣介石在發動皖南事變時所始料未及的。　　

皖南事變與國共10年內戰和3年解放戰爭迥然不同，這是一種特殊的戰爭，是中華民族反對外族入侵時同一抗戰陣營中發生的內戰。在皖南事變之后，國共之間的局部內戰仍然時有發生。在華中，1941年2月至5月的豫皖蘇邊區3個月磨擦戰斗，新四軍第四師折損4000人槍，部隊被迫撤退到淮北津浦路東。1945年2月至6月的浙西天目山戰役，新四軍蘇浙軍區共殲滅第三戰區國軍1萬兵力，重創第五十二師，報了皖南事變的一箭之仇。對這類外戰中的內戰，盡管站在不同立場、不同角度的后人對此會作出各自不同的評價，但其中的是非恩怨已牢牢地織進了歷史天幕的經緯之中，成為中華民族在中國現代史中無法回避的一頁痛史。　　

2011年4月30日完稿　　

注釋：　　

[1] 陳毅：《論皖南事變及新四軍的態度》，《江淮日報》1941年1月24日。　　

[2]、[5]、[7]、[8]、[10]、[11]、[16]、[23]、[31]、[32]《新四軍參考資料（2）》第306、329、273、274、280、257、359、342、3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　　

[3]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第238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年版。　　

[4] 陳紹禹致中共中央電（1938年12月23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6] 蔣介石：《困勉記》1939年1月6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9]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40年2月27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12]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40年9月30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13]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40年11月4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14]、[33]、[34]、[35]、[65]《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3、134、115、10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 [23]、[31]、[32]、 [76]、[87]《新四軍參考資料（2）》第384、359、342、341、413、3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　　

[17]《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柒第225頁，國民黨黨史委1985年版；《皖南事變資料選》第399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徐永昌日記》（1940年10月1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19] 項英致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電（1940年11月11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20] 項英致毛澤東、朱德等電（1940年11月18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21]、[48]、[68]《皖南事變文電選編（國民黨部分）》第26、87頁，安徽省檔案館1985年版。　　

[22]、[47]、[52]、[63]、[66]、[69]《皖南事變》第84、448、102、118、11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　　

[24]《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柒第230~234頁。　　

[25]《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1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該書在收錄此電時鑒定發電日期為12月24日，有誤，準確日期為11月24日，詳見筆者《皖南事變（資料選輯）兩則文電正誤》，載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4年第2期。　　

[26]、[27]、[29]、[30]、[42]、[57]、[58]、[61]、 [75]、[77]、[79]、[82]、[83]、《新四軍文獻（2）》第56、60、64、66、123、93、94、102、129、9、22、82、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　　

[28] 劉少奇致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挺、項英電（1940年12月11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33]、[34]、[35]《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3~1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新四軍文獻（1）》第683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37]、[38] 葉挺致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電（1940年12月23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39] 葉挺、項英致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電（1940年12月25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40]《李一氓回憶錄》第28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 顧祝同致蔣介石電（1940年12月28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43]、[73] 葉超：《回憶皖南事變的經過》，《皖南事變回憶錄》第5頁，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4]、[45]、[71]、[78]、[80]、[81]《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25、122、128、65、107、109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46] 蔣介石：《困勉記》1940年12月25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49]、[50] 顧祝同致蔣介石電（1941年1月2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51] 顧祝同致蔣介石電（1941年1月2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53]、[64]《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伍第491、173頁，國民黨黨史委1985年版。　　

[54]、[56]、[59]、[60] 顧祝同致蔣介石電（1941年1月4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55] 顧祝同致蔣介石電（1941年1月6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62]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40年12月13日），臺北“國史館”蔣介石文物檔案。　　

[65]《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7]《墨山九十自述》第208頁，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版。　　

[70] 毛澤東、朱德致劉少奇電（1941年1月9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78]、[80]、[81]《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30、128、65、107、109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72]、[74] 李一氓：《皖南事變報告之四》（1941年3月20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84] 張云龍：《皖南突圍記》，《革命回憶錄》第6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5] 馬長炎：《回憶皖南事變的一些情況》，《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　　

[86] 胡德榮：《皖南事變前后江北工作回憶》，《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　　

[88]《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中）第759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