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毛澤東對新中國建立與發展的歷史貢獻

李  捷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年12月19日13:36

　　【編者按】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8周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近日將陸續選登一系列曾經發表過的，有影響、有分量的研究、回憶文章，與網友共同緬懷毛主席。今天推出第一篇《李捷：毛澤東對新中國建立與發展的歷史貢獻》。

　　文章原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 2009-06

　　[摘要]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個黨的執政地位，以及東方大國的國際地位，這些都是毛澤東為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作出的歷史性貢獻。這些貢獻集中到一點，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篳路藍縷、開基立業。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60年，在中國的傳統理念里，正好是天干地支一個“甲子”的輪回。60年前，中國還是一個剛剛脫離了帝國主義侵略欺凌和封建專制統治的積貧積弱的落后國家。60年后，中國已作為一個經濟強盛、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的社會主義強國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發展經驗，正在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與認同。60年的時間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只是滄海一粟，新中國60年的發展，卻實實在在地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遷。

　　飲水思源，我們十分懷念為新中國作出奠基性歷史貢獻的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新中國的歷史性巨變究竟是在怎樣的基礎上發生的？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究竟作出了怎樣的歷史性貢獻？這就是本文所要集中探討的問題。

　　毛澤東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和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開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成功地解決了在一個東方大國如何實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問題，從而開辟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通過探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總結形成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成功地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歷史性轉變。緊接著，又開始為順利實現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性轉變而奮斗。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是怎樣解決這一問題的呢？和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一樣，這一問題的解決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

　　第一，根據國民經濟恢復前后工商業公私比例的變化情況，根據廣大農村在土地改革之后普遍出現的互助合作積極性，及時對黨的關于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針進行重大調整，并果斷放棄了原先的“一舉過渡”和實行國有化的構想，形成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而奮斗，第二步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奮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黨的綱領中早已確定的兩大奮斗目標。問題在于，在第一個任務完成之后，需要選擇什么樣的時機、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實現這個目標。1949年開國之際，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發展方向正式寫入《共同綱領》。這是因為當時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全部完成，國民經濟還沒有恢復，國營經濟特別是國營工業的力量還比較弱小，因此當時認定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遙遠的將來的事。對于過渡的方式，當時受蘇聯經驗的影響，認為要在條件成熟之時一舉實行國有化。

形勢發展得出人預料。到1952年底，國民經濟基本恢復，人民政權得到鞏固，國營經濟力量得到加強，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國家工業化建設即將開始。在這種情況下，黨的認識必須跟上形勢的發展和變化。經過半年多的充分醞釀準備，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后來的實踐證明這條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由此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這是繼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的又一個重大貢獻。

第二，充分吸收李維漢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國家資本主義情況的調研報告等研究成果，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思想，提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2]的科學論斷。

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遇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通過什么樣的過渡環節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工商業。1953年春，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率領一個工作組，到武漢、南京、上海調查了解“五反”運動后私營工業的情況。行前，李維漢和工作組的成員專門學習了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論述。在調查中，他們發現：建國三年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深刻的改組和改造，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呈現出從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由低級到高級的形式。5月27日，李維漢寫信給毛澤東，向他報告了他們的這些發現，并將調查報告呈送中共中央。李維漢在信中說，對私營工業“需要逐步地將他們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使有利于向著社會主義過渡，這里由低級到高級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是我們已經找到了的一個主要環子”。[3]毛澤東高度重視這個報告，還專門打電話給李維漢，說要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4]

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在李維漢調查報告的基礎上，集中精力進一步解決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在他看來，這是關系社會主義改造成敗的重大問題。7月，毛澤東寫了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批語，肯定“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2]（p.282）。7月2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從多個角度論證了國家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地變私人資本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2]（p.289）9月7日，在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中，毛澤東進一步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2]（p.291）他還親自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教育“工商業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2]（p.488），把對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對工商業者的思想改造結合起來。毛澤東之所以特別看重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不單是因為它的實踐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自己的實踐和自己的智慧，終于找到了可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贖買政策”的有效途徑。

第三，創造了在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范例，不僅沒有引起大的社會震動，而且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一五”計劃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提前完成。

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即1953～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4.8％。1956年的農業受了災，但仍然增產糧食176億斤，這年公私合營企業的總產值也比上年增加32％。因此，毛澤東總結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5]

第四，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對于這種方法，過去在共產黨內和共產黨外，都有許多人表示懷疑。但是從去年夏季以來，由于農村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和最近幾個月以來城市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他們的疑問已經大體解決了。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5]（pp.1～2）

以上這些創造，使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沒有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反而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實行的方法不是宣布國有、一舉過渡，而是采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法，即和平的方法、逐步過渡的方法。這兩點成功證明了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成功道路。

第五，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成功地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里最具中國特色的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毛澤東總結概括了中國革命的全部經驗，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學說，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毛澤東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6]改革開放之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成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根本法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早在1949年9月制定的《共同綱領》里，就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體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7]與此同時，《共同綱領》還為新中國制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根本規定使《共同綱領》基本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同時又在實際上把社會主義方向從國體和政體上確定了下來。

隨著中國共產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開始，毛澤東從1954年開始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這部憲法的制定有兩個重要原則，即社會主義原則和人民民主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憲法規定在經濟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上，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8]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重申：“今后在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內外敵人的斗爭中，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8]（p.52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還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團結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仍然需要存在。”[8]（p.705）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開始了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

現代化并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早在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里就曾經對中國的未來發展與建設提出過宏偉的藍圖。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也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早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就已經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農業國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而這一探索的開端是從毛澤東開始的。

第一，毛澤東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隨后又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開幕詞里宣布：“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2]（p.350）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2]（p.390）他還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2]（p.395）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又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里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9]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相適應，毛澤東還提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9]（p.71）他還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找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9]（p.126）

按照原來的估計，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大概需要50年時間。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作出一個新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9]（p.302）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鄭重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在審閱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比較系統地概括了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行趕超戰略的基本思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9]（p.341）

第二，在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以后，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標志，使中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國家工業化建設時期，并且經過五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在中國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新中國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在既無經驗又缺人才的基礎上開始的。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以后，新中國從1953年起開始實施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揭開了新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帷幕。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前，主要是向蘇聯學習，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工業。

從“一五”計劃開始到1976年的20多年，盡管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是比較快的。1953～1978年間，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10]這一時期最大的建設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從無到有”的問題。從“一五”計劃開始，國家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鋼產量從1949年的15.8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13.52萬輛；到1976年，中國的鐵路達到4.63萬公里，公路達到82.34萬公里。[11]

從國防和國家安全的考慮出發，這一時期開展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從1953年“一五”計劃開始到1975年“四五”計劃結束，共投資1946.8億元。[12]這不僅極大地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對改善工業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三，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概括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十大關系，總結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并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錯誤的過程中總結提出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經驗教訓。

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5]（p.214）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里，又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他指出：“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9]（p.133）

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專章論述了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他指出：“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5]（p.241）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還談到了“農業現代化”的概念。這些都是對《論十大關系》中關于重輕農關系特別是農業重要地位論述的重要補充。這些思想后來發展成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的次序穩步發展的思路，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發展道路。通過這些論述，毛澤東還形成了提倡按照辯證法辦事、“兩條腿走路”、妥善處理好各種關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思路。

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教訓中深化了對綜合平衡規律的認識。他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9]（p.80）

第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探索，集中到一點就是提出要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并對我們要建成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提出了初步的總體構想。

這個時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問題上最大的收獲是什么？就是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固定的模式，要走自己的道路，由此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毛澤東在現代化建設上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思想遺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探索就是從這里發端起步的。

毛澤東還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5]（p.44）

關于我們所要建成的社會主義的目標，1957年毛澤東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13]

毛澤東還提出要保持黨的活力的問題，認為：“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5]（p.291）

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開始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艱辛而曲折的探索

五四運動高呼“民主”、“科學”的口號，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的偉大運動。中國共產黨作為五四運動優良傳統的最好繼承者，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一場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歷時28年之久，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贏得了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自由。新中國的創建，在中國的歷史上第一次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打開了通途。

中國共產黨講民主，同過去歷史上的任何一種政治力量的最大區別，就是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出發，要求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最廣泛的民主，也是最受人民群眾衷心擁護的民主。

在人民民主問題上，毛澤東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徑。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對黃炎培先生說過，中國共產黨可以不重蹈歷史覆轍，可以避免“歷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讓人民起來監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民主作為政治訴求往往是理念的、抽象的，但作為國家制度安排，卻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一個執政黨要把自己關于民主的理解從訴求變為制度，往往要經過曲折的探索過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為新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過很好的設計，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和價值取向。在毛澤東主持起草的第一部憲法里，就貫穿著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兩大原則。人民民主、人民幸福這一神圣而莊嚴的追求，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炎黃子孫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成為它堅定不移的支持者、擁護者。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同官僚主義、腐敗現象作頑強的斗爭。毛澤東親自領導了“三反”運動，嚴厲懲處了貪污腐敗分子。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又開始探索通過共產黨開門整風的辦法，來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個好辦法，而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過程中從正確的命題出發而導致錯誤結果的開始。實踐證明，“四大”既脫離了社會主義民主，也脫離了社會主義法制，不是一個成功的探索。

20世紀60年代中期，特別是在“四清”運動以后，毛澤東感覺用了許多辦法自上而下地解決黨內存在的問題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辦法，通過“四大”的方式，用群眾運動來解決黨內的“反修防修”問題。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然而，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把已有的民主與法制徹底打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群眾運動被推向了極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原先曾經得心應手的群眾運動，一旦脫離了黨的各級領導，竟會發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沒有料到，黨內少數野心家和社會上的打砸搶分子沆瀣一氣，利用群眾運動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時，也有貌似民主的“大民主”，實際上卻是無政府主義的動亂。在極少數野心家、陰謀家和打砸搶分子的慫恿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中國共產黨歷來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濫用“民主”、濫用“群眾運動”的惡果就是導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被嚴重破壞，甚至是被踐踏。這一刻骨銘心的教訓從反面證明：人民民主和群眾運動不能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脫離社會主義法治的軌道。由此，我們逐漸走上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正確軌道。這其中，“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4]

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特點，這同樣是毛澤東等開國元勛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以多黨競選和三權分立為基本特征的民主制度。資產階級政黨通過競選來取得自己的執政地位，這是歷史演變而來的，不是人為的設計。

由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是靠合法競選取得的，而是通過帶領中國人民長期進行武裝斗爭，流血犧牲取得的。在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執政的時期，當時的政治制度不允許中國共產黨有合法競選的地位。不要說共產黨沒有這種地位，就連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民主黨派也沒有這樣的地位。怎么辦？所以毛澤東講，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國共產黨只能走武裝革命的道路，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以數千萬英烈的犧牲為代價，終于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才有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這個地位是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全中國各族人民所公認的，并且寫入《共同綱領》和憲法之中。因此，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決定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和發展中國。在我國憲法的序言里，鄭重地記載了這段歷史：“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15]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在國家中的核心領導地位，這是毛澤東時代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政治遺產。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歷史地位是不可撼動的。撼動了這一點，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亡黨亡國。不要說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連民族獨立都談不上，中國很可能四分五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

另外，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在中國，誰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并且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蘇聯解體的情況下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只有中國共產黨。因此，只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現代化，就不能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體的，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分割的。這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政治遺產，也是從鄧小平以來歷屆黨中央所一脈相承、始終堅持的根本點。動搖了這一點，將會國無寧日。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還有一個如何更好地實現黨對國家的領導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有過一些探索和嘗試。建國之初，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上有過很好的設計，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制度。這些制度既是歷史的延續，又是社會主義原則的體現。至今，仍然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除此之外，我們還進行了一個探索，那就是黨和國家的權力如何合理配置的問題。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毛澤東建議作出兩項重要調整：第一，黨中央分為一線、二線，毛澤東處于二線，放手讓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在一線主持黨政日常工作；第二，中央設立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處理黨政日常工作。這一中央領導體制，中間雖有一些變化，總體來說，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遭到嚴重破壞。隨后，在黨的九大以后逐步建立起來的是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下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再加上實際上存在的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占了上風，黨內民主遭到破壞，使我們在如何實現黨對國家的領導問題上的探索走到了歧路上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重新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同時，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從這時起提出了對黨和國家領導體制進行改革的重大問題。

什么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還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14]（pp.26，24）總的原則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以上這些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得來最主要的經驗。

 奠定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為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全面封鎖和遏制。如何打破這種封鎖和遏制，是毛澤東首先要破解的難題。

舉措之一，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是從當時的國家利益出發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確和可能的現實選擇。同時，又同蘇聯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主義做了堅決的斗爭。

舉措之二，在美國等國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大舉越過“三八線”，把侵略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時候，毅然決然地發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斗爭，并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舉措之三，在美國等國約請中國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的情況下，及時地作出外交戰略調整，高舉和平的旗幟作為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方針；在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的過程中，提出并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力求把這一原則推廣到國際社會。

舉措之四，在中蘇關系開始破裂的時候，積極發展同廣大亞非拉美國家的友好關系，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事實上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并依靠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成功地取得了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外交勝利。

舉措之五，在20世紀70年代，抓住美國調整亞太戰略的有利時機，推動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挫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遏制政策，從而打開了新中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為日后改革開放、積極發展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奠定了條件。

毛澤東的外交戰略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敢于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確立的美蘇兩極格局挑戰。先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同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較量，把它打回了“三八線”，并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后又在一系列問題上同蘇聯的大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擺脫了蘇聯對我國的控制，捍衛了國家主權與尊嚴。隨后又無條件地全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國戰爭，迫使美國最終作出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戰略調整。我們還不失時機地結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這一切都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政治格局的多極化趨勢，為爭取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直至今日仍然被視為國際上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榜樣。

第二，深諳世界發展規律，敢于伸張國際正義。毛澤東始終堅信，真正掌握世界發展命運、決定發展方向的不是那些貌似強大的力量，而是雖然弱小但卻符合規律的新生力量。緊緊把握反帝反殖和反對霸權主義這個國際性的主題，堅決站在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一邊，堅決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使中國成為小國、弱國、窮國的可靠朋友，強有力地推動了世界正義力量的迅速覺醒、凝聚和發展，在國際斗爭中展示了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的巨大力量。

第三，善于用辯證法指導外交斗爭，靈活運用國際斗爭策略。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戰爭邊緣”的訛詐政策時，毛澤東提出了“以戰爭邊緣對戰爭邊緣”的策略，并在1958年金門炮戰中獲得成功；巧妙地運用政治加軍事的斗爭手法，在同美國沒有外交渠道的情況下，通過軍事斗爭來表達中國的對美訴求；善于創造時機、判斷時機、捕捉時機，創造出“用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范例。

總之，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個黨的執政地位以及東方大國的國際地位，這些都是毛澤東為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作出的歷史性貢獻。這些貢獻集中到一點，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篳路藍縷、開基立業。

[1]《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頁。

[2]《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頁。

[4]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42頁。

[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6]《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頁。

[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頁。

[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0]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第1版。

[11]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559頁。

[12]劉國光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頁。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頁。

[14]《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15]《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