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泰永編譯
【導讀】本文共分三章，每章都標上了醒目的標題。讀者憑標題就能捕捉到每一章所要講的內容是什么。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取材自陳平回憶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特別是最后的兩章，是由張泰永根據英文版的原文，并參考中文版《我方的歷史》，重新直接翻譯過來的。這些珍貴的資料，非常值得對過去了近70年發生在馬來亞大地上一段具有極其重要歷史意義的往事，以及對生長在馬來亞殖民地年代的陳平總書記的童年時代感興趣的各方人士一讀。 —— 編者識
(一） 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亞半島活動的136部隊
(二） 陳平對于這段過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三） 外一章：聽陳平講自己童年的故事
---------------------------
（一）
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半島活動的136部隊
將近七十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襲珍珠港，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同日（馬來亞時間為12月8日），又揮師南下，入侵馬來亞。擁有海陸空三軍、兵力達10萬人以及兩三百架戰機和兩艘英國皇家海軍主力艦協助守衛馬來亞的英軍，面對只有三師兵力僅4萬多人的日本侵略軍，竟然節節敗退，在翌年1月31日不到55天的戰斗中便全線失守，從馬來亞內陸撤退至被英國首相丘吉爾譽為“攻不破堡壘”的新加坡，企圖負隅頑抗。
在新加坡保衛戰中，盡管有由華僑抗敵動員總會、馬來亞共產黨代表合作倉促組成的上千名星華義勇軍配合和協助英軍防守，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但是，最終還是抵擋不住日寇氣勢洶洶的攻勢。
1942年2月15日，防衛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手舉白旗向日軍投降了。至此，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了百多年的馬來亞（含新加坡），終于拱手讓給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從此，馬來亞各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日子。
然而，正是在國家危難的嚴重關頭，馬來亞各族人民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特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發展的鼓舞下，在馬來亞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也同時拿起武器，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裝力量——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在日寇占領馬來亞的3年零8個月時間里，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這支人民抗日武裝，狠狠地打擊了日本占領軍，阻擾和破壞了日寇肆意掠奪馬來亞的錫、樹膠等戰略資源的圖謀，有效地牽制了日本侵略軍的大量兵力，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對日作戰，為最終取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馬來亞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戰后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發生在馬來亞的136部隊和蜚聲一時的國民黨特工林謀盛的傳奇故事，就跟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這樣說，在日寇當年的嚴密封鎖和殘暴統治下，136部隊及其一伙如果沒有獲得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協助和合作，根本就無法來到馬來亞，就算來到了也難于生存，更不用說發揮作用，為盟軍的反攻作出貢獻了。
不過，英國人為了給自己涂脂抹粉，在戰后極力夸大136部隊在馬來亞淪陷期間以及馬來亞最后從日寇手中解放出來的戰斗中，所進行的活動及其發揮的作用。136部隊的重要成員在戰后也曾撰寫有關的著作，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有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算是一本值得一讀的當事人身歷其境的歷史記述。另一本《紅色的森林》，則是英軍敗退時的留守人員（敵后特工人員）克羅斯所作，講述的是他和留駐柔南地區特別隊隊長巴里戰爭期間在森林中的艱苦經歷。筆者上個世紀50年代看過的一部英國電影《桂河橋》里，也浮光掠影地提到由哥倫坡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指揮的這支136部隊的番號。
而在馬共的歷史文獻里，有關136部隊活動的歷史記述，當推馬共總書記陳平2003年9月出版的《My Side Of History》回憶錄里記載的最為詳實和最具歷史價值。因為早在1942年4月起，年近18歲的陳平，就受命與準備潛回馬來亞西岸登陸的136部隊指揮官戴維斯等人聯絡，為這組情報組織人馬的到來、安全轉移、住宿營地、保衛工作、交通聯系直至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煩雜瑣碎問題，負責提供在當時條件下所能給以的最大幫助和保障。他與136部隊的聯系，一直保持到1945年8月中日本最后戰敗。
更為重要的是，當年的陳平作為一名年輕的馬來亞共黨人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一名干部，敢于冒著生命危險，投身到原始森林中打游擊，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卻能毫無懼色地與年齡比他大十多歲受過嚴格正規軍事訓練、經驗豐富的白人軍官從容打交道，表現出他過人的勇氣和膽識。
他親自負責安排并參與了萊特（當年的馬共中央書記，化名張紅）以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名義與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代表于1943年12月底在吡叻布蘭丹營地舉行的著名的“布蘭丹會談”及其協議的簽訂。這個后來史稱為“布蘭丹會議協議”的簽訂，毫無疑義對馬來亞人民的抗日戰爭的堅持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也是馬來亞共產黨在日寇占領馬來亞3年8個月期間領導馬來亞各族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一個鐵證。
本文試圖從這些書刊的有關材料里，盡可能全面地和客觀地就這段過去了近70年關于136部隊和馬共、抗日軍合作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實加以梳理，以便后人有個較為完整的了解和認識。
1. 136部隊的建立和潛回馬來亞的經過
各種資料顯示，136部隊實際上是設于哥倫坡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指揮下的一個特工組織或情報組織，其主要任務就是潛回敵后（馬來亞）與抗日軍取得聯系，并與之合作，以加強馬來亞本土的“抵抗運動”；與此同時，搜集敵后各種有價值的情報發送給總部，以便時機成熟時，配合盟軍的反攻，驅逐日寇，收復馬來亞。
不論從人數、活動的性質和范圍來看，136部隊在從1943年中第一批人馬登陸于馬來亞西岸直至1945年8月中旬日寇無條件投降的兩年時間里，其所起的作用絕不像西方學者或英方人員所吹噓的那樣，是一支作戰隊伍，這可證之于它從來就沒在馬來亞的任何地方與任何日軍或偽軍警交過鋒，打過仗，因此，也就無什么作戰和傷亡數字的記錄可供查考。不過，后來的歷史發展說明，136部隊對盟軍反攻東南亞、對英殖民主義者卷土重來恢復其在馬來亞的統治，倒是起著非常重要的“橋梁”作用。
根據陳平回憶錄記載，后來成為136部隊負責人的戴維斯及其率領的第一批人馬（五名華人特工），接受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派遣，大約于1943年5月11日從哥倫坡乘坐一艘又舊又小的荷蘭潛艇出發，于24日晚抵達吡叻邦咯島（Pulau Pangkor）以北4英里外的丹絨漢都（Tanjung Hantu）登陸上岸。他們此行是到淪陷了的馬來亞作初步的試探，主要任務是進行偵察和搜集情報。
經過一個月的逗留后，戴維斯便乘坐另一艘潛艇返回哥倫坡，向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特別行動執行部馬來亞組匯報，為重返馬來亞森林執行任務制訂一個長期逗留的全面計劃。戴維斯根據當時獲得的情報已確定，馬來亞全境都有馬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活動，并且令他相信，馬共和抗日軍愿意跟英國人合作，以共同對付日本人。于是，在盟軍司令部的授權下，戴維斯帶著要與馬共高層談判合作的計劃，于1943年8月4日晚第二次乘坐潛艇在吡叻丹絨漢都以北的昔加里（Segari）地帶上岸。他的另一位重要助手布魯姆則在一個月后也以同樣方式到達。
戴維斯一行人這次抵達的消息，通過當地一名漁民（他是馬共的同情者）的關系傳到了剛被委任為吡叻州代州委書記的陳平位于美羅（Bidor）的總部。
據陳平回憶，他接到消息后，出于要與英國人代表取得聯系的迫切愿望，他不顧日本人已經獲悉盟軍潛艇在吡叻海岸活動的情報后明顯地加強了當地安檢的嚴厲措施，冒著極大的風險騎著腳車，經過至少兩天迂回曲折的路程，趕到昔加里。
1943年9月30日近傍晚時分，當時的陳平化名陳金生，代表馬共州委會與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頓的代表戴維斯就在昔加里舉行了第一次正式談判。為了取得陳平的信任，戴維斯當時曾向陳平出示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的授權書，并詳細介紹了自己戰前曾參與英國人在新加坡淪陷前夕臨時抱佛腳舉辦的101訓練學校的教學工作以及與吡叻州派往受訓的馬共人員交往的經歷。
在會談過程中，戴維斯和布魯姆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他們急欲與馬共高層建立正式聯系的意愿，他們也急于了解馬共和抗日軍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實力，包括武器裝備的情況和游擊隊的戰斗力。面對對方的詢問，剛剛因為州委其他負責人被捕迅速擢升為州委書記的陳平，雖然年紀輕輕，第一次與盟軍最高司令特派代表直接面對面打交道，不僅毫不怯場，而且能機警地應對，巧妙地回答：他只能就他們個人的安全問題提供建議。不過，他向他們保證，他一定會盡力代為轉達他們要給馬共中央的任何信息和要求。
隨后，陳平告訴這兩位英國軍官，整個海岸平原地區已經很不安全，因而建議他們轉移到敵人難于圍剿的內陸地勢險要、森林茂密的中央山脈地帶。戴維斯和布魯姆戰前都曾在金寶和怡保任職，對這里的地理環境相當熟悉，最后接受了陳平的建議，并一起討論研究了陳平提出的一個相當冒險的方案，就是在敵人鼻尖子底下，坐漁船直接通過天定海峽轉移到內陸的航線，同時約定好時間表和今后的聯系辦法，以便保證向內陸轉移的行動能夠在絕對保密和盡可能避免與敵人接觸的情況下進行。
雙方取得一致看法后，陳平先返回美羅，積極為這批英國人尋覓最安全最理想的扎營地。最后他選中了金馬侖高原附近地區的布蘭丹山區一座高達2200英尺的山頂作為未來136部隊扎營地。這里的地形和環境正合地勢險要、森林茂密、人跡罕至的安全要求，走捷徑上山，也要用盡力氣走兩個小時的路程，連最強壯的游擊隊員都感到非常吃力。而且，它雖然偏遠孤立，站立在這座山頂上卻可以俯視整個海岸平原和后山地區，天氣好的時候，還可遙望西北面馬六甲海峽藍色海面朦朧身影，甚至50英里外的邦咯島，以及西面的九嶼島（包括布羅島、拉朗島等），蜿蜒曲折的吡叻河流經的沿岸如夢如幻的景色也盡收眼底，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這里離活躍于吡叻州的人民抗日軍五獨的地盤不遠，情況緊急時，隨時可以給予援手。
此外，為了保障布蘭丹營地和英方人員的安全，陳平還特別組織了一排的兵力負責警衛工作，任命一位當年馬共隊伍里少有的懂英語名叫阿楊的黨員擔任警衛部隊的指揮員，并且命令他們開始動工建筑營寨。
在做好迎接英方人員的一切準備工作后，陳平便派了一位交通員前往昔加里去護送戴維斯、布魯姆及其他五名特工一起前來。戴維斯一行完全依照原先定下的路線，先是乘帆船渡過天定海峽，然后駛向吡叻河口南岸港灣的峇眼拿督。陳平自己則親自到峇眼拿督附近一個丹麥人的仁特拉打膠園內的工人棚里等候。漁船順利到達時，正好是大白天，光天化日下趕路對白人無異等于自殺，于是大家只好決定在原地休息，等候夜幕的降臨。
陳平利用這段時間，向戴維斯等人簡單地介紹了接下來要走的路程，約有40英里，需時兩天兩夜，其間有時要走迂回曲折的羊腸小道，有時要爬山涉水，相當艱苦。隨后，陳平因為要替他們經過敏感地帶（美羅）和前往布蘭丹沿途的安全進行安排，先乘車子離開。當晚，戴維斯一行也在陳平安排的向導的引導下出發，開始了漫長的內陸行程，經過樹膠園、沼澤地帶及海岸叢林，繞過好幾個馬來甘榜和華人鄉村，以及美羅市鎮，最后終于平安到達布蘭丹營地——136部隊在敵后馬來亞活動的大本營。
戴維斯看了陳平準備的這個營地非常滿意，心情激動，大加贊揚。據陳平回憶，那天他和戴維斯長談至深夜。在談話中，陳平曾提及日寇占領馬來亞時，一位來不及撤離而“被留下”在馬來亞森林里的英軍軍官查普曼。戴維斯一聽，很高興查普曼還活著，他希望陳平能找到查普曼，并設法把他安排到布蘭丹營地。其時查普曼跟彭亨的抗日軍一起行動，病得很重，感染了多種熱帶病。陳平答應通過中央的關系，命令彭亨抗日軍司令部派人護送查普曼到美羅地區。結果，查普曼由于病重，加上路途難走，他的向導在險峻的中央山脈差點迷失方向，他們一行足足花了兩個月時間才到達指定的集合地點。從這里又走了半天的山路才抵達布蘭丹營地。
雖然經歷了那么艱苦的行程，但是當查普曼在一間植物蔓生的木屋陡然見到數月前曾經接觸過的陳平時，禁不住流露出又驚又喜的臉色。那晚恰巧是1943年的圣誕節。就這樣，查普曼和他的特別作戰部的同僚戴維斯、布魯姆如愿以償終于相聚在一起。
可以這么說，當年33歲的戴維斯（John L.H.Davis）少校，35歲的布魯姆（Richard Broome）上尉和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少校這三位英國軍官，實際上就是后來稱之為136部隊主要組成人員，也是1943年12月30日舉行的布蘭丹會談的參加者，除查普曼因為不是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委派的代表無需在布蘭丹協議簽署外，戴維斯和布魯姆作為正式代表都簽了字。隨后乘坐潛艇來到吡叻西岸登陸并由陳平自己護送到布蘭丹營地的國民黨特工組組長林謀盛化名陳春林，也是布蘭丹會議的參加者，并擔任翻譯，他也作為盟軍司令部代表在協議上最后一個簽字。
2. 136部隊主要成員簡介
以下就跟據陳平回憶錄的記載，先介紹一下這幾位136部隊主要人物的簡單來歷：
一、戴維斯少校在日寇入侵馬來亞之前，就曾在美羅以北的金寶當過殖民地警察。他是在日寇入侵后不久，應召參加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部的。在來到布蘭丹營地跟陳平合作的兩年時間里，他給陳平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陳平后來回憶說，體格健壯、靈活敏捷的戴維斯，能說相當流利的馬來話和廣東話，是和他打交道的白種人中最親密的伙伴。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愉快的。不過，不幸而被陳平當年言中的是，二戰結束后，戴維斯重返馬來亞為殖民當局服務，在1948年6月20日緊急狀態宣布后，昔日并肩抗日的這對“戰友”成了“各為其主的敵人”。
有趣的是，1955年12月底舉世矚目的華玲會談舉行時，戴維斯又成了英帝派來接載和護送陳平為首的馬共代表團從森林里出來前往華玲出席和談的英方軍警負責人。華玲會談破裂之后，陳平等一行返回森林時，也是由戴維斯率領的英軍警人員一路護送到森林邊緣。當時戴維斯似有所圖，還有意一直把陳平等送回到森林里去，但為陳平婉拒了。據說，他們這次老友“重逢”，已沒像過去那樣言談甚歡，戴維斯方面看來還想與陳平“重溫舊夢“，欲圖達到談判桌上未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關于這點，陳平在其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 第23章里有詳盡的生動描述:
“戴維斯問我,他可否留下來在我的臨時宿營地過夜.他想和我聊聊,并說,第二天當我和我的隊伍動身離開時,他將返回華玲。自然，我并無異議。我一向喜歡他,真的,甚至于欣賞他。我們可以暢敘昔日的美好日子,當時我們至少是站在同一戰線.
結果證明,這位北海縣長感興趣的不僅僅是交換戰時的回憶而已。戴維斯問我,這次談判為什么不能達成協議。我告訴他，這是因為東姑和馬紹爾堅持要我們投降。接著，我又加了一句，要我們投降是英國人的鬼主意。
‘你為什么不接受？’他借機鼓動說：‘你不可以這樣一直打下去，陳平。這樣下去是沒有前途的。’
……………
‘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剛開始回答，就不想再說下去了。然后是一陣長時間的停頓。戴維斯也保持沉默。我又再嘗試說下去:‘當然，你知道的，約翰‘。此時落日余暉透過濃密的樹葉放射出最后一縷霞光。我對與我一起經歷了無數危險時刻的這位英國人這樣說道：‘除非你能使太陽從西邊升起，那我可以命令我的軍隊忍受投降的屈辱。’
戴維斯理解我在說什么，并且轉變了我們之間的話題。‘瞧，你和政府之間的立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距。可以肯定，必定會有辦法打開缺口的。’我們的談話就圍繞著我與東姑討論時出現的問題反復談個不停。我得承認，在會談中至少有兩次看來可以取得突破的機會。戴維斯聽了立即作出反應說:‘讓我和你一道回森林去，看看我倆能否找到解決辦法。說到底，我們的合作在過去曾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績。’
我請他作進一步的解釋。戴維斯對我的回應，早有思想準備。他說，‘我隨身帶了一支小巡邏隊，他們備有一部無線電臺。我們可以直接和吉隆坡聯系。’
我對這個建議考慮再三。信任英國人會遵守停火諾言是一回事，而在所有人當中偏偏選中戴維斯來在森林里就結束緊急狀態進行新一輪談判，則是另一回事。當32小時前第一次見到他時，我憑直覺就感覺到他這次被派來擔當聯絡官的任務外，必定另有其他目的。如今我心里肯定英國人想背著東姑來與我談判。如果他們能通過戴維斯誘使我作出某些讓步，那么他們與東姑在倫敦談判時的地位就會大大加強。
……………..
我當時確信，而且至今依然確信，戴維斯提議隨我一起進入森林作進一步的談話，并不是一種企圖活捉或謀殺我的計謀。我總是這樣想，戴維斯從來就不屬于那類人。特別是，戴維斯陪我們隨身帶著的巡邏隊非常小，不超過5-6人。我們的人數遠勝他們。
非常明顯，戴維斯一伙已經準備好隨時啟程。我感覺得到，英國人對他們的計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此，我的結論是，英國人的目的是想在我們穿越森林途中，利用戴維斯作為隨時隨地與我繼續進行和談的渠道或中間人。
我對這個提議感到不安。‘對我來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保證你和你的巡邏隊的安全，’我對一度是我的合作者說。‘我們畢竟和你們打了這么久的仗。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我們一直談到入夜，談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往日日寇占領時期的年代。我們吃英國軍用口糧，喝我的警衛員在篝火上煮的熱咖啡。我問起戰爭年代曾與他們共事過以及幫助過的英國特工們的近況。他則問起過去他曾邂逅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朋友的近況。他們如今身在何方？他們在做什么？誰還活著？誰已死了？我問起的大部分特工都還活著，而且日子過得不錯。戴維斯后來問起的大部分同志，全都在緊急狀態時期犧牲了。
我雖然總覺得戴維斯這個人已經有點孤高，不過我們的談話還是挺友好的。他依然是那么勇敢，那么精力充沛，跟他二戰時在馬來亞所從事的非同凡響的危險工作很相配。跟他現在所從事的工作，也很理想。
翌日早上，這位北海縣長再次提議要陪我返回森林。而我也再次謝絕了他的好意，最后他終于認識到硬是要這樣做也是枉然的了。于是，他建議我們之間確定一種秘密聯系方法，以便任何一方認為有需要聯系時可以隨時使用。對此，我表示同意，于是我們決定在昆侖巴古地區的森林邊緣某處設一個“死信箱”（即秘密投遞處）。具體細節，我已記不清了，但是，我知道，我們雙方誰都沒有使用過這個信箱。我們曾檢查過好幾回。”
以上所述的陳平和戴維斯兩人之間的這段傳奇，可說是馬來亞抗日斗爭史和戰后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斗爭史上的佳話或插曲，也是馬來亞共產黨人數十年來為馬來亞自由和人民利益而戰的明證。
二、布魯姆上尉在馬來亞淪陷前，也曾在怡保一帶擔任殖民地縣官，知識分子出身，為人文靜，對人冷漠，不過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有助于陳平和他之間的溝通，因為那時的陳平，英語水平還很有限。布魯姆來到森林后就染上嚴重熱帶病。據陳平回憶，在參加布蘭丹會議的冗長談判時，負責記錄商談結果的他，在病痛的折磨下，顯得筋疲力盡，勉強支撐著不斷前后搖擺、冒汗發抖的身軀，跟隨會議議程，但已無力氣發言。雖然陳平是在跟戴維斯第一次見面時，就認識了他，但由于布魯姆的性格，不愛跟人交往，他們之間的關系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過，陳平還是喜歡這個人。
1945年2月1日，當戴維斯的136部隊與哥倫坡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無線電聯系接通后，布魯姆按照老早就做出的決定，必須設法返回去向總部匯報他們在馬來亞敵后所搜集到的情報，這對英軍在最后階段策劃從海面反攻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拉鏈行動”，具關鍵性意義。由于查普曼當時感染多種熱帶病需要得到緊急醫治，戴維斯認為他應陪同布魯姆一起回去。他們離開營地前往海邊的艱難行程，實際上也是由陳平應他們的要求負責安排的。陳平的任務是確保在5月13日半夜把他們安全送達一個叫做丹絨布朗雅的沙灘海灣，外國人則稱為綠寶石灣的地方隱藏起來，等待英國皇家海軍依約派來的潛艇接載他們。
陳平帶領一支武器精良的游擊隊護送他們到達打巴市郊的一個小村莊后，于4月28日下午離開了他們。當他和這兩位相處了近兩年的白種人握手道別時，他們都流露出真誠的感激之情，令陳平很感動，毫不懷疑他們的誠意，雖然他知道彼此之間在政治上各自擁有不同的信念。陳平認為他倆都是非常杰出和勇敢的人，并且真誠希望他們中任何一人，都不會在日本戰敗后被送回馬來亞來維護英國的利益。
三、查普曼少校原來就是英國的非常規戰專家。在日軍進攻馬來亞之前就已在新加坡擔任英國人的特別行動執行部隊長，并擔任英國人臨時抱佛腳開辦的吸收包括馬共黨員和抗日分子進行軍事訓練的101特別訓練學校的教官。事實上，在1941年12月19日，查普曼就曾與萊特見過面，并且清楚知道萊特是馬共中央書記又是英國特務的真實身份。他們這次會面是為了商談訓練馬共成員和建立敵后游擊隊之事。不過，查普曼后來參加布蘭丹會談時卻巧妙地隱瞞了他們之間的這段關系和萊特內奸身份。
查普曼是在日軍攻占新馬后，曾經根據準備“潛伏敵后”的軍事行動計劃，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擊隊的武器和軍需品臨時收藏處。結果，由于日軍的猛烈攻勢，英軍的潰敗，查普曼與一批來不及撤離的英軍人員給滯留在吡叻仕林河。當時，陳平就在那一帶地區活動，通過秘密渠道了解到他的敵后活動，并和他見了面，邀請他為陳平所成立的駐扎在這一帶森林里的第一支游擊隊進行軍事訓練。陳平后來認為，他們之間的初步接觸，也許可以說是英軍與馬共之間就戰爭期間合作抗日問題進行的第一次交談，他們都覺得彼此之間有許多可以相互協助的地方，雖然，他們都沒有被授權商談建立正式的關系。
如上所述，查普曼因病于1945年4月與布魯姆一起返回哥倫坡盟軍司令部匯報工作，他們于5月底安全抵達錫蘭。戰后，查普曼曾把他被留下敵后進行抗日活動的傳奇故事寫成一本名噪一時的著作《森林是中立的》。書中不可避免地抱有西方學者對亞洲人的偏見和種族歧視，認為日治時期包括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在內的亞洲人都是叛徒，愚昧無知，都不懂打仗。不過，應該肯定的是，這是描寫日本統治馬來亞時期游擊隊生活的最好一本書，作者對自己能與馬共和抗日軍以及陳平個人建立起關系深感自豪。
四、林謀盛作為國民黨的特工組負責人兼136部隊主要人員之一，是最后一個于1943年11月2日乘荷蘭皇家海軍的潛水艇潛回馬來亞的。他的登陸以及前往布蘭丹營地與戴維斯、布魯姆會合也是由陳平親自接應和全程護送的。據陳平追憶，當時他帶著戴維斯交給他的一封密信趕往吡叻河口接應。那晚，在黑夜中，只有朦朧的月光，他冒著被日軍巡邏艇發現的風險，乘坐一艘小船登上停泊在離海岸幾百碼外海面的潛艇，與艦長德維里斯海軍少校見面后，把戴維斯密信交給了隨船前來原擬一起登陸的這次行動的盟軍指揮官芬納上尉。結果，他拒絕了芬納上尉和另一名叫哈里遜的上尉一起登陸的要求，只同意讓當時化名為陳春林的林謀盛一人登陸上岸，理由很簡單，就是如果帶著白人同行進入內地，實在太危險了，安全沒保障。
陳春林帶來了一部英軍B.MK11發報機。這部發報機雖然較小，但運送到內地山區的布蘭丹營地也費了不少周折。而且，這部發報機要等到14個月后的1945年2月1日才在一次偶然機會與哥倫坡盟軍司令部接上無線電通訊聯系。
陳春林也參加了布蘭丹會談，并作為136部隊盟軍代表之一在布蘭丹協議上簽了字。需要指出的是，其時，不論萊特或陳平本人并不知道陳春林的真實身份原來是新加坡華人林謀盛，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林謀盛返回重慶，成為國民黨特工人員，后根據中英協議被派駐錫蘭盟軍司令部擔任重慶政府聯絡官，同時擔任潛回馬來亞活動的136部隊里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的頭目。
陳平在其回憶錄里根據他所了解的情況和當年發生的許多事情證實，林謀盛是被自己人（國民黨特工）出賣的，因為他所指揮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紀律松散，生活糜爛，又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建立地下組織，四處進行活動，搜集情報，最終被日本人破獲和殺害。
3. 136部隊在2年多時間里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歸結起來，以戴維斯為主的136部隊從1943年中起，在陳平為代表的抗日軍的安排和保護下，成功登陸馬來亞并安全轉移到內陸的布蘭丹山頂安營扎寨，一直逗留到最后配合盟軍反攻、日本突然投降這兩年多時間里，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與馬共和抗日軍最高層代表簽訂了合作抗日的布蘭丹協議。這是戴維斯等136部隊人員潛回馬來亞所要完成的一個主要任務。因此，當戴維斯等安全抵達布蘭丹營地之后，就一再向陳平表達他們急于要跟馬共高層接觸的愿望。但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跟中央的聯系（當時萊特在新加坡）只能靠交通員，既費時又很不容易，風險很大，一時難于聯系上，令戴維斯等人非常著急，幾乎失去耐心，最后甚至到了懷疑陳平從中作梗的地步。后來幾經陳平的耐心努力，終于跟中央接上關系，最后還親自接送萊特到布蘭丹營地與戴維斯等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代表舉行會談，才使戴維斯等人消除疑慮。
雖然從一開始，在戰前原本是敵對的雙方都各自抱著既合作又提防的態度，或者說各懷“鬼胎”吧，不過，經過兩天在深山老林里的艱難討價還價，最后還是于1943年12月31日達成了一項在馬來亞抗日戰爭史上有著非常重要意義的布蘭丹協議。根據協議，馬共和抗日軍一方愿意與盟軍聯合抗日，并提供各種必要的協助；英國方面愿意為抗日軍提供武器、彈藥、醫藥和金錢等資助和軍事訓練。
二、136部隊潛回馬來亞后主要通過國民黨特工人員進行搜集政治、軍事和經濟以及抗日軍情報的工作，并把這些情報發給盟軍司令部和重慶國民黨情報機構。他們與錫蘭盟軍司令部的聯系，最初是通過不定期來往于馬來亞和錫蘭的潛水艇。后來由于日軍察覺盟軍不斷派潛水艇到吡叻海岸線活動，于是加強巡邏并加以阻擊，迫使盟軍總部最后放棄派潛水艇進行登陸和保持與136部隊聯系的行動計劃。
三、136部隊屬下的國民黨特工人員在此期間曾分散到一些城鎮活動，企圖繞過馬共和抗日軍，建立自己的地下組織，以便擴充實力，除為盟軍司令部特定目的服務外，也為加強重慶國民黨情報機構在馬來亞的特殊利益服務。
四、與盟軍司令部建立無線電通訊聯系是136部隊的一個主要任務，否則，他們潛回敵后活動的情況和搜集到的情報就無法及時發回給司令部，也無法及時接受司令部的指示。因此，1943年9月當戴維斯和布魯姆第一次和陳平在昔加里開會時就曾催促陳平盡快把發報機安裝好。
遺憾的是，這些在英國著名軍校接受過正規訓練并獲得獎學金的軍事專家，帶來的竟是連他們自己都懷疑能否運作的又笨又重的MKIII發報機，還有一部特制的發電機，總重量超過400磅。試想一想，當年在戰爭環境下，護送戴維斯和布魯姆一行到內陸已非易事，還想把這兩部笨重的機器一起護送到目的地，根本就是一件極危險又無法辦到的事情。因此被陳平斷然拒絕了。
1943年11月初，陳春林（即林謀盛）攜帶來的B.MK11發報機，雖然體積較小，重量較輕，功率強大，也幾經周折，于一年后的1944年底才運抵布蘭丹營地。可以理解，在發報機未能運來期間，戴維斯每次見到陳平必定再三追問，為此事非常苦惱，因為1943年底達成的布蘭丹協議一天不能通過無線電聯系發回盟軍司令部，它實際上還是一紙空文，沒有盟軍司令部的批準和配合，是無法實施的，盡管協議簽訂后，它已成為136部隊戰時的工作中心內容。
136部隊與盟軍司令部的無線電聯系是在發報機運到布蘭丹營地后的1945年2月1日無意間才接通的。這件意外的喜事，給雙方精神帶來極大的鼓舞。136部隊一掃此前的苦悶和士氣低落，立即振作起來，把布蘭丹協議內容通過無線電聯系發給盟軍司令部；馬共和抗日軍方面也舉行了重要會議，作出決定根據整個反法西斯戰場戰略形勢的有利變化，準備配合盟軍反攻，為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做好軍事部署和制訂政治綱領。
五．無線電聯系接通后，戴維斯便要求與馬共舉行會議，進一步商談落實布蘭丹協議的迫切問題。在陳平努力下，花了兩個月時間，最后抱著患上嚴重瘧疾尚未康復的身軀，把身體狀況比他還要糟的萊特和英方人員布魯姆等帶到由他一手安排的位于布蘭丹營地不遠的另一游擊隊營地開會。
實際上，盟軍司令部在1945年2月1日與136部隊接通無線電聯系后的第25天，即1945年2月26日，就根據戴維斯等的要求展開了使用英皇家空軍“解放者”型號飛機進行的空投行動。據陳平回憶，戴維斯還邀請他觀看了這一天136部隊如何配合盟軍飛機在吡叻打巴至美羅公路郊外某處錫礦區所作的最初一次空投。空投結果，把兩位白人軍官、兩名發報員和兩噸物資準確地落在目標地區。他們當中，有一位是隸屬136部隊名叫漢那中校的軍官和一位名叫漢伯里曼下士的發報員。他們兩人后來跟戴維斯、布魯姆、查普曼一起作為英方代表，參加了于1945年4月16日與馬共代表張紅（萊特化名）、廖偉中（Itu）司令和陳平舉行的落實布蘭丹協議內容的重要會議。
六．如前所述，布魯姆和查普曼按計劃于1945年5月底安全抵達錫蘭作匯報后，東南亞盟軍司令部軍事策劃者也把“拉鏈行動”實施日期由11月底提前至8月中，密集的空投行動也從6月6日開始展開。
據戰后消息披露，繼戴維斯、布魯姆和陳春林等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代表乘坐潛艇先后于1943年5月24日（戴維斯等人第一次登陸）、8月4日（戴維斯等人第二次登陸）、9月（布魯姆第一次前來）和11月2日（陳春林的到來）在吡叻沿岸登陸之后，盟軍司令部曾六次再派人乘坐潛水艇試圖按照“陳春林模式”送人前來，但只有一次兩名國民黨特工的登陸未被察覺而獲得成功，其余的全告失敗，最后一次還遭到日軍猛烈炮火的攻擊，不得不落荒而逃。從此，盟軍司令部決定放棄派人乘坐潛水艇來吡叻沿岸登陸或與136部隊取得聯系了。
應該說，盟軍在1945年2月26日第一次派遠程飛機實施空投行動之前，136部隊在馬來亞的人數，寥寥無幾，這完全符合盟軍司令部授予136部隊作為一個情報組織的秘密使命的要求。后來在戴維斯等136部隊代表與萊特等馬共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后，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通過盟軍飛機的空投行動，前后空投了約100多人的盟軍軍官和醫生到馬來亞，136部隊人數才大幅度增加，以協助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作戰，準備配合盟軍反攻。
據最后統計，二戰期間在敵后馬來亞活動的136部隊人數總共有140多人，包括國民黨特工人員約50人。
此外，盟軍飛機也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空投了各式武器、軍用物資、醫藥和生活用品給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這點是應該肯定的，但是數量并沒有像英方有關人員和西方學者所吹噓的那么多。與此同時，空投下來的英軍人員多數分散到抗日軍各獨立隊當“聯絡官”或“教官”，企圖以此來掌控抗日軍各獨立隊，以便英軍卷土重來后，幫助恢復英國人的殖民統治。
據陳平回憶，馬共戰后在森林中收藏的軍火中有5千支槍，其中通過盟軍空投下來的還不到10%。事實是，馬共戰后擁有的大量武器，主要是在日本宣布投降時，一部分來自日軍遺棄，大部分是和日軍部隊高級軍官談判得來的。
4.戰后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對馬共和抗日軍的評價和表彰
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馬來亞之前，馬來亞共產黨人就曾組織抗敵后援會，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不過由于受到英帝的禁止，只能從事半公開的活動。之后，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馬來亞共產黨人還提出與英國統治者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他們和以陳嘉庚為代表的華僑抗日團體合作，在保衛新加坡的戰斗中表現得非常英勇和出色，而馬來亞淪陷后，在毫無軍事斗爭經驗和毫無外援情況下，勇敢的站出來，拿起英軍潰退時散失在戰場上的武器，在馬來亞建立起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裝力量。日寇投降時，這支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從原有的3個獨立隊已經發展到8個獨立隊，共近10000人。這還不包括全馬各州的后備隊、抗日自衛隊等群眾武裝組織多達45000余人的成員。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中，與敵軍進行了約340次的大小戰斗，共擊斃擊傷敵人55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3千多人的犧牲代價。特別是1942年九一事件中，由于內奸萊特出賣，馬共中央在吉隆坡附近的石山腳舉行高級干部會議共商抗日大計遭到日寇2千多精兵圍攻，出席會議的40多位中央、地委和獨立隊司令突圍時，就有18位優秀高級干部和戰士壯烈犧牲。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和馬來亞人民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是無庸質疑的；他們在支持和配合東南亞盟軍在反攻太平洋的戰略行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正因為如此，在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國人又卷土重來之后宣布成立的管治馬來亞和新加坡名叫英國軍政府的臨時政府，為了對馬共進行安撫，曾邀請馬共派出三個代表參加由64名代表組成的英國軍政府的咨詢委員會。
1945年9月12日，距離日軍投降不到一個月，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廈前的草坪上舉行了一次官方的勝利慶典，有16位抗日軍游擊戰士獲邀請參加，并被安排坐在顯著的位置。此外，英國政府1946年6月8日在倫敦舉行的最隆重的一次慶祝勝利大游行，由馬共中央軍委劉堯率領包括陳田等在內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11人代表隊，跟馬來亞其他軍人代表一起，也獲邀參加檢閱。
不僅如此，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頓海軍上將親臨新加坡時，于1946年1月6日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廈主持的頒發勛章儀式上，曾親手把“緬甸星”和“1939/45”勛章，一個個分別別在包括馬共中央軍委劉堯和陳平以及二獨司令鄧福隆等八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領導人身上。從當年拍下的照片上，還可看到這8名人民抗日軍代表頭戴三星軍帽身著軍裝威風凜凜地跟盟軍最高司令和各界代表站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廈臺階上的英姿。
資料顯示，蒙巴頓是英王喬治六世魅力十足的表弟，是一位擁有敏銳政治觸角的英國海軍上將。他是于1943年8月出任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他的到任給司令部帶來了獨特的活力和緊迫感，據說在他的領導下，整個地區的情報搜集和秘密行動最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和獲得很大的改進。（見《軍情六處秘密情報局歷史-1909-1949》一書）
因此，作為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又是掌管秘密情報工作的第一號人物，蒙巴頓完全了解，136部隊能夠成功潛回敵后馬來亞和安全生存下來，并按照盟軍總部的指示開展活動，最終完成其授予136部隊的秘密使命和制訂的全盤行動計劃，是跟馬共和抗日軍在戰時給予136部隊的支持、保護和協助分不開的。他也不會不了解，馬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在二戰時期在馬來亞戰場上在打擊和牽制日軍配合盟軍反攻的戰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同時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代價。他親自頒發戰爭勛章給馬共和抗日軍代表，在各種場合對馬共和抗日軍在抗日戰爭中建立的戰功給予表揚和正面的評價，也在情理之中，不完全是表面功夫。馬共領導的這支武裝力量作為保衛馬來亞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英雄，在戰后獲得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的表彰，獲得馬來亞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擁護，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是當之無愧的。
非常富戲劇性的一件事是，為了表彰陳平在馬來亞被侵占時期以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名義進行的軍事活動，1947年8月之后，當陳平剛從國外處理萊特問題回到馬來亞就聽說英王封賜他本人一個大英帝國的OBE勛章（OBE是英國授予有特殊貢獻者的勛章），并且收到了英國當局通知他獲獎的有關函件。當然，此時的陳平已非昔日初出茅廬的馬共年輕黨員，他在戰后和楊果一起成功地揭穿了長期潛伏在馬共黨內的大內奸萊特的真面目，隨后擔任馬共總書記的最高職務，領導全黨繼續進行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馬來亞獨立的斗爭。
對于英國當局授予他這個大英帝國的特別勛章，他本人覺得時間不對頭，完全不合情理，因為差不多與此同時，他剛剛好代表馬共最高領導層把英國人埋藏在馬共黨內首要間諜萊特除掉，從而化解了大英帝國政府在遠東地區也許可稱之為最大膽的一個富有成效的間諜行動。因此，他對接受不接受這個勛章表現得猶豫不決。陳平后來回憶說，“英國人顯然以為我對他們的善意非常冷淡。恰恰相反，如果我有意拒絕的話，我會即刻寫信表明態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贈獎者卻改變了他們的初衷。這件事使他們陷入難于自圓其說的地位，因為首先，我從來沒有正式表示要接受他們要收回的這個獎勵。”（見My Side Of History 第12章）。
5. 136部隊主要成員對馬共和陳平說了什么
136部隊主要成員戴維斯、布魯姆、查普曼等不論在戰時和戰后對馬共和陳平本人所給予他們的幫助、照顧和保護，可以說是充分肯定和贊不絕口的。他們不但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這點，而且從其他許多來不及撤退被迫留在馬來亞原始叢林中的英軍官兵和家屬由于得不到馬共和抗日軍的幫助活活餓死、病死或被俘虜折磨虐待致死的悲慘下場中，深知當年如果得不到馬共和抗日軍以及群眾的全力掩護和支持，是難于生存的，更不用說要完成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委托的秘密任務。
馬來亞組負責人特雷姆利特在1945年8月15日的總結報告中提到陳平時指出：“CTP（陳平其時在136部隊的代號）是吡叻抗日軍部隊的首領，這兩年來，他斷斷續續地與戴維斯在一起。他是一個有能力、通情達理和討人喜歡的人，給了戴維斯個人和我們的計劃極大的幫助。幾乎全靠他，我們今天在馬來亞才能擁有近30支全副武裝和訓練有素的巡邏隊，可以隨時準備襲擊日本人的交通線；也幾乎全靠他，抗日軍各部隊領導人和他們在一起的英軍聯絡官們之間，才能保持非常出色和友好的關系。”
查普曼抱病，千辛萬苦，終于來到布蘭丹營地與戴維斯、布魯姆重逢時，喜出望外。據陳平回憶錄里提到：查普曼在后來寫道，他隨后在布蘭丹度過的兩個星期，是他一生當中最快樂日子里的一段美好時光。查普曼還說：“游擊隊在我們失去尊嚴的地位時接受我們，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和一位杰出的人物——陳平之間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系。他們在任何時候絲毫不讓我們覺得自己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累贅，而且他們給了我們一切可能的幫助。”
另外，據陳平后來偶然發現的一份解密了的“絕密”文件里，戴維斯1945年8月21日，曾向總部發出以下有關陳平的這樣的信息：“姓名：陳平。福建人。年齡約25歲。受華文中學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要比口語強。家庭情況未明——也許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圓圓的孩子臉。勇氣可嘉、命令得到部下當然和無爭議或非表面的服從。性格沉默，頭腦敏銳，能力非凡。坦誠可靠。非常討人喜歡。由于年輕和閱世未深，他當然還不是能說會道的重要人物。”
需要說明的是，戴維斯這份“絕密”文件，實際上是為了英國人卷土重來后以便對付像陳平這樣的“假想敵”重要人物的需要而寫的，可說是他作為136部隊負責人經過長期跟陳平親身接觸和細心觀察后所作的概括性很強的評語。當然，由于陳平在整個日本占領時期與英國軍官特別是在和戴維斯打交道時，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家庭情況掩蓋起來，戴維斯在這方面對陳平的了解其實知之不多，這點不難從這份文件里看出。
如今，驚回首，馬來亞大地上近70年發生過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驚天動地的抗日戰爭；戰后席卷全馬的要求民主獨立的反殖愛國運動；迫使英國人提前讓馬來亞獨立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以及隨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繼續進行的國內戰爭直至1989年12月受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人民高度贊賞和熱烈歡迎的合艾和平協議的簽署，都與1924年10月21日在馬來亞殖民地年代的吡叻實兆遠出生的這位年輕人，即本文的主角——陳平有關。他，從1947年起即一直擔任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可說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碩果僅存的領袖人物之一。
千秋功過任評說，但歷史事實擺在那里，不容任意歪曲篡改！
（二）
陳平對于這段過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2003年9月萬眾翹首以待的陳平回憶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英文版）終于出版了，一時“洛陽紙貴”，不僅在新馬，而且在世界各地對馬來亞革命和馬共斗爭史感興趣的人們中間引起極大關注，爭相閱讀；2004年10月其中文版《我方的歷史》，很快也跟廣大讀者見面了。如今時間過去了7年，最近筆者在應21世紀出版社老友的要求執筆寫《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半島活動的136部隊》時，為了更加準確和更為貼切地把這段歷史介紹出來，曾把陳平回憶錄的原文（英文版）與中文版的譯文對照著參考，發現此書的第一章，即開篇之章“The unlikely alliance”(不大可靠的聯盟)，不僅內容很精彩，而且，對全書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單從標題就可看出，陳平對這段過去了近70年跟英國人合作抗日的歷史，是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對戰后英國人將會卷土重來變友為敵也早就有預見。因此，筆者覺得很有必要把這一章推薦給讀者重溫一下，不過，為了避免重復，也為了令行文接近筆者的習慣，筆者不揣冒昧，以自己有限的英語水平，把有關段落直接翻譯過來呈現給大家。不當之處，尚望各界人士見諒和不吝指正：
不 大 可 靠 的 聯 盟
（節譯）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你如果渴望自己與眾不同，你就有責任對你那個時代作出回應。我這一代人的夢想，是要把英殖民主義趕出馬來亞。我對此感到自豪。
但是，你要為自己的夢想付出代價。我們確實已經為自己的夢想付出代價。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被驅逐出境。根據倫敦殖民部設計的程序，我們遭到逮捕，并按種族被隔離開來區別對待，然后被扔到統治者認為我們該去的地方。在我們從事武裝斗爭的年代，我們不是敵人強大火力的對手。我們既沒有技能，也沒有手段或時間跟它龐大的宣傳機器較勁。它先是把我們描繪成不折不扣的普通匪徒，之后，隨著軍事行動升級，又把我們形容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即...CTs。我的許多同志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沒有一天不在思念他們。
它的宣傳機器會說我依然死不悔改。就某種程度上說，的確如此。但是，我想問，死不悔改甚么？我不后悔曾經為我認為，而且至今依然認為正義的事業而戰。這是英國人應該離開、停止通過掠奪和剝削馬來亞的資源和人民用以償還自己的債務和維持其帝國統治的時候；是我們應該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的時候。我對此信念，至今毫無悔意。對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也不感到后悔。
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它的宣傳機器又會說，我對這一事實不表哀傷。這怎么可能呢？政府的數字聲稱，我的軍隊有6000人被擊斃。我可以較準確地說，死亡的數字是在4000至5000人之間。我的追隨者當中，約有200人被吊死，其中有好多是女性。英國人對戰爭中這類統計數字，覺得還是不提為好。然而，卻沒有人把英國人稱為死不悔改的殺人兇手。
歷史是由生活在其間并繼承其成功帶來的好處的那些人所撰寫的關于過去事件的書面證詞或詮釋。一聯系到軍事沖突問題時，歷史總是難于避免地從勝利者的觀點來描述。他們的言論，最終就這樣地被保留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占據優勢和強大實力的一方，總是有辦法不讓人們窺視那些決不是為他們歌功頌德的文件，以便他們能流芳百世，至少在他們有生之年。于是，就有了被封存了三十、五十甚至七十五年的秘密文件放在檔案館里。其中一些至今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這是對勝利者提供的保護，使他們不至于因對歷史的反省陷入難堪的境地。這就是勝利者鮮為世人責罵的原因。
因此，在緊急狀態的那些年頭，英國人為了索取保險賠償的目的，也就是金錢上的原因，不愿意把緊急狀態稱之為一場戰爭，而我的同志們和我則被冠于共產黨恐怖分子的惡名。實際上，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我們被稱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因此，那些觸及那個嚴酷和恐怖歲月的書籍，對我們不屑一提。我的人死了，因為我們要結束殖民主義，代之以一種我們相信是不容置疑的更為公正的政治理念。對方死了約2000人，其中有許多是為英帝國而戰的非英國人，因為他們在維護一種早已跟他們無干系的思想。
殖民主義的末日來到了。在日本人的自行車隊沿著馬來亞公路長驅直入，接著在戰事達到最高潮時攻下了被丘吉爾譽為“要塞新加坡”的那一年，英國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被粉碎了。1941年12月10日，兩艘英國皇家海軍的主力艦“擊退號”和“威爾斯太子號”，在關丹附近的南中國海海域歷時一個半鐘頭的海戰中被擊沉了。大不列顛統治海洋的時代，終于變成記憶中的往事。
但是，英國人不愿面對這些現實。光復后，他們妄想卷土重來，恢復其輝煌的年代，仿佛世上沒發生過什么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似的。當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是作了一些讓步。例如，開放“只準白種人”的俱樂部，讓擁有特權的一些本地人士參加；或者，委派少數當地人擔任政府機關的中層職務；又或者，用各種頭銜收買這些人。對棕種人或黃種人，應該“更加友善些”，“更加和藹些”。但是，他們還是要保持其作為主子和恃強凌弱者的地位。要不是發生了一些事，把他們從喝多了摻奎寧水的杜松子酒的醉醺醺狀態中驚醒過來，那些所謂友好和和平協商的調子，將會年復一年地彈下去。
這就是我的同志們和我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使得英國人警覺過來，并且承認，他們必須傾聽馬來亞真正的主人說的話。在他們還不準備坐下來談判的時候，是我們迫使他們走向談判桌。
* * * * * * *
英語里有一句詞語，叫“吃下人的餡餅”（eating humble pie），用來形容低聲下氣地向人賠不是。這是英國人吞下這塊餡餅的時候了。早在1941年12月山下奉文中將指揮下的日本第25集團軍到來之前，殖民地當局已經取締我們，追捕我們，甚至把只要他們能逮捕到手的每個華族共產黨嫌疑分子加以拘留或驅逐到中國去。我們的印族追隨者，同樣不斷受到被驅逐回印度的威脅。盡管他們很可能都是出生在馬來亞，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然而，這一事實并不重要。父母遭到流放，孩子們則被遺棄給親屬，整個家庭破碎了，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懲罰。
隨后，在1942年至1945年間，我們一起反對一個“共同敵人”。在那個年月，英國人實際上認為我們是他們挺好的伙伴。我們成了他們的盟友。他們從來不會因為我們殺了日本人，就把我們說成是“殺人兇手”。
我深刻地意識到，太平洋戰爭一旦取得勝利，英國必定會決心恢復其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地位。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先戰勝殘暴的日本人。英國人在致力于重新占領失去的地盤和恢復其昔日的威嚴時，發現自己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它們只能選擇跟馬來亞共產黨打交道，盡管那時候馬共是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名義同他們來往。這的確是令他們非常尷尬的事。他們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必須承認這個事實：我們是馬來半島唯一起作用的抵抗運動。
對于與英國合作抵抗來自太陽升起的國度的侵略者，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我作為盟友的地位，僅僅是一種暫時性的安排。我知道，我的這個舊日的帝國主義主子，最后又會再次成為我的敵人。英國人之所以利用我們，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我想，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對雙方來說，這是在和魔鬼進行的一場交易。我必須說，在這個關系中，我已經盡了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他們給了我兩枚獎章和一個大英帝國最高勛章，你可以說，我一定是做了一些令他們不能不認同的事。
整個戰爭期間，英國人根本就不信任我們，因此，我們對許多事情完全被蒙在鼓里。我有這種感覺，如果事情都按他們的意圖發展，那么，在某個時候，英國人必定會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惜放棄和我們在森林中建立的緊密合作關系。當然，他們不至于完全切斷和我們的聯系，畢竟我們必須受到監督，而且，他們仍然不得不要利用我們，不過是在無風險和可供使用的距離內。如果他們利用馬來亞中國國民黨人的夢想成真的話，這種事情完全會發生。我親眼目睹英國人如何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試圖建立他們的國民黨人聯絡網，訓練那些以開小店做掩護的同伙成為無線電發報員，企圖把他們當間諜使用。但是，他們的努力終歸化為泡影。因此，英國人被迫接受馬共，而且發現，他們必須嚴格遵守1943年12月31日簽訂的協議的內容。
* * * * * * *
這就是那份令我們看得目瞪口呆的于1943年12月的那一天上午在布蘭丹營地開會時簽訂的文件。原件現保留在聯合王國位于基佑的公共檔案局（圖片說明）
如今看到它，浮想聯翩。那是從學校的練習本小心翼翼撕下來的一頁紙。用手書寫得極其工整的英文草稿，是從左邊起頭，看得出兩邊可供書寫的每寸空白處，都給充分利用了。它看來是那么不起眼，就這樣擺放在我們森林中的營地里用亞答葉蓋成的簡陋會議室的粗木頭桌子上。
它像塊磁鐵把我們吸住了。六個大男人端坐在那張桌旁，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份毫無惡意的文件。我們每個人都看到它將決定未來。它確實如此。但是，在那一天，無論怎么異想天開，我們中沒有一人能預見到，文件里根據廻然不同的效忠對象制定的各項條款和條件，竟然會在大英帝國殖民地歷史上形成如此可怕的一章。
那所簡陋會議室的全景在我腦海里浮現。一場突如其來的瓢潑大雨，把森林周圍都打濕了。如今，火辣辣的陽光又照射進林木下的小灌木叢上面，一股熟悉的腐爛草木的霉濕味撲鼻而來，此時，我們正集中在我的游擊戰士用彎曲粗糙的熱帶雨林木材做成的長桌旁。我們分坐在長桌兩側用同樣的木料制作的木櫈上，一側四人，另一側兩人。
完全沒錯，對面坐著的三位英國陸軍軍官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為13個月前的投降屈辱，報仇雪恥：打垮日本帝國。而馬共領導的游擊隊，至少在目前，則是盟軍把侵略者從馬來亞趕出去的戰略里不可或缺的力量的組成部分。
我們之間的短期目標不謀而合。至于長期目標，由于存在著嚴重矛盾，變得模糊不清。英國人一心一意想恢復其極為寶貴的殖民地。我們的目標是不讓他們的這個目的得逞。雙方都知道，分道揚鑣是遲早的事。
* * * * * * *
33歲的約翰·戴維斯少校,是英方三人小組的負責人。在那個潮濕的上午，他就在這間蓋在馬來亞一座山峰附近的木屋里，正式地大聲宣讀這份文件的內容。我記起他那緩慢而有節奏的朗讀聲和從背后森林深處不停地傳來的陣陣蟬聲，形成鮮明的對比。戴維斯每次稍事停頓時，總是把頭轉過去，面向著一位樣貌非常年輕的中國人（當年，即上個世紀初葉，Chinese 都稱為中國人，較后才有“華人”的叫法。這里說的“中國人”，指的就是“華人”，下同。——譯者）。這個中國人隨即點頭示意，然后把他說的話譯成國語（Mandarin，當年叫國語，不叫普通話，戰后本地才統稱為“華語”。——譯者）。
戴維斯就坐在我的正對面。從我們第一次見面算起約三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和他之間建立起也許可說是非常親密的友誼。這是我以往和其他白種人交往時所從未有過的。他身體健壯，動作靈敏，會講相當流利的馬來話和廣東話。他原是一名殖民地警察，日本人登陸后不久，才被吸收到英國的秘密組織“特別行動執行組”。
緊挨戴維斯右側坐著的是，身材佝僂的理查德·布魯姆上尉，年35歲,不愛說話，曾擔任殖民地縣官。他已經同熱帶熱病的一次可怕襲擊，搏斗了好幾個星期。經過昨天冗長的會談，他在當天傍晚，強打起十二分精神，把我們討論的結果濃縮在那張紙的兩面。但是今天，由于疼痛的折磨，上尉在會議期間，全身不停地前后擺動，出汗，顫抖，勉強地跟隨著會議議程，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雖然戴維斯初次和我見面時，就介紹他給我認識，但是，我們之間的關系，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他是一個知識分子，老是那么冷漠。盡管如此，我喜歡這個對手。他會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毫無疑問，這對我們之間的溝通大有幫助，因為我此時的英文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坐在布魯姆右邊的是，費德烈·史賓塞·查普曼少校。他是英國非常規戰專家。他在馬來亞的抵抗日軍行動中功勛卓著，使他在有生之年成為一個傳奇人物。當新加坡在日軍發動侵略第七十天突然陷落之時，查普曼為了“潛伏敵后”的軍事行動目的，曾經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擊隊武器和軍需品的臨時收藏處。就查普曼的情況來說，日本人的推進是如此迅猛，以致他的預定計劃遭到挫敗；他與其說是“潛伏敵后”，不如說是“給摔在后面”了。
查普曼和我在英國人投降兩個月后，就已認識。通過秘密中間人，我知道了他的潛伏敵后的活動，并且邀請他為我剛成立的第一支游擊隊進行武器訓練。那時，這支隊伍就駐扎在吡叻烏魯仕林河東面的森林。查普曼和我之間的初步會商，也許可以說是戰爭期間英軍和馬共之間就如何聯合起來抗擊日本的軍事占領所進行的第一次交換意見。彼此都有很多可以相互協助的地方，盡管我們那時誰都沒有得到授權就雙方的軍事行動之間建立任何正式聯系問題進行磋商。
陳春林，是我們十二月協議的翻譯，戴眼鏡，說得一口純正的國語。他坐在英國人那一邊，離戴維斯左面較遠的座位上。很明顯，他曾經接受特權階層所享有的良好教育。七個星期前，我在護送他穿過日本人的巡邏地帶，前往我們山上營地的安全地點時，起過相當關鍵的作用。我自愿乘坐一艘漁船到公海上的接頭地點，迎接盟軍潛水艇載來的這位被說成是“重量級中國特工”的人物。這位特工做自我介紹時，我立即覺察到，他使用的是化名。我一點都不怪他，因為我也一樣。從一開始，我就認定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不用多說，陳和我都用相當懷疑的目光打量對方。
* * * * * * *
此處略去一節
* * * * * * *
作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人，我對自己用盡各種辦法促成的這次會面，充滿敬畏之情。盡管這是我和總書記第二次見面，而且我們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看來也很友好，可黨內森嚴的等級制度要求我在他這次訪問期間，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轉。我入黨已經四年了，我們的領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個謎。特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沒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誰。大家只知道他黨內使用的化名叫萊特。以萊特名義下達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須立即認真對待，絕對服從，嚴格執行。他作為一個越南族人，領導著一個基本上是華族人參加的運動，這件事本身，毫無疑問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驚奇的是，在那個年代，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提到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萊特在布蘭丹時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張紅”的化名介紹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間小木屋的會議室里，我就坐在“張紅”的右側。
會談開始時，戴維斯先出示東南亞司令部的授權書。接著，逐個確認他自己、布隆姆和陳翻譯,是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軍上將的軍事代表。因此，他說，他們“獲授全權”同馬來亞的所有抗日組織合作。
輪到張紅發言時，他聲明，他是以馬來亞共產黨、人民抗日軍、黨的軍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組織——抗日同盟會推選出來的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談的。對于自己是馬共中委的身份卻只字不提。不過，他清楚表明，他來參加會談是獲得授權，負責執行會議期間討論通過的任何決定。
這的確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場面。里面，端坐著一位在戰前馬來亞表面上看來是頭號通緝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當局宣布為非法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正在那里與那些若無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強加于我們、監禁甚至驅逐我們的那些人制訂合作條款和條件。
談判一開始，戴維斯就提出一個總體規劃，要求我們同意在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指揮下行動。作為回報，英國人承諾，將提供訓練、武器和彈藥給我們的游擊隊。此外，東南亞盟軍司令部還愿意給我們提供連續的財政資金。而且，據戴維斯說，他已就此事提出請求了。張紅要求他們每月提供5萬至7萬元叻幣的財政資金。這個估計，看來一點也沒有令英方小組感到為難。
當第一次會議在進行時，我就清楚意識到，這次會談對我黨未來至關重要。在這個時候，我們處以極其有力的討價還價地位。英國人非常需要我們的幫助。
結果，戴維斯在協商一開始就清楚表明，這次會議只談軍事方面的事務。他、布魯姆和陳不代表英國政府和任何一個同盟國政府，包括蘇聯政府。他說，他們在這里僅僅是蒙巴登海軍上將統率下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代表。張紅對這樣的身份并不反對，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馬共發言。我靜靜地坐在那里旁聽。
我記得很清楚，第一次會議上所討論的其中一個問題。當時，張紅與英方就應該用re-occupying還是re-occupation（這兩個詞的中文意思實際上都是重新占領或占有）給英國終將重返馬來亞定位是有分歧的。經過一來一往、反反復復的推敲，終于達成妥協：在協議里采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復）這個詞。問題因此得到解決。這是歷史記錄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領”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義；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張紅看來，最多不過是表示一種原本就不該被拿回的暫時狀況。
第一天的第二次會議歷時兩句鐘，最后雙方在大部分問題上取得一致，同時決定當晚要起草好這次會議的記錄，以便提交給第二天早上的會議研究后正式簽署。
翌日，當戴維斯高聲朗讀由病中的布魯姆在昨天傍晚草擬的《關于合作條款》和《關于建議和決定的詳細說明》時，我非常仔細聆聽。我注意到，協議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談判者——英方四位和兩位共產黨人——的名字全都給寫上了。戴維斯念完文件，便把它遞給桌子對面的共產黨代表。張紅以飛快的速度在上面簽名后，立即交還對方。他認為我的簽名是不必要的。
戴維斯熟練地簽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魯姆隨后。陳翻譯成為簽署這個協議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為不屬于以錫蘭為基地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派來的小組的成員，不需要在協議上簽字。
大家互相握手慶賀，暫時緩解了伴隨談判而來的焦慮和緊張氣氛。當一切圓滿結束時，我們大家都相信，這份文件將成為歷史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我想，這樣說是恰當的。
* * * * * * * *
12月協議深埋著日后我們進行抗英武裝斗爭的種子。對英國來說，協議規定的遠遠超乎它意愿范圍的各項承諾，必將使它陷入困境。太平洋戰場的槍聲剛剛沉靜下來不足3年，馬來亞緊急狀態就爆發了。我們為結束殖民統治進行的戰斗，把英國和英聯邦軍隊拽回馬來亞戰場。而這一次，它們足足打了長達12年使自己精疲力竭的激烈戰爭。
為數41營的英軍被派來同我的軍隊較量。另外，本地警察、皇家馬來軍團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東非和斐濟的軍隊也應召來馬來亞為大英帝國而戰。總共數十萬兵力，陸、海、空三軍都出齊了，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國民服役軍人，都投入到跟我們游擊隊進行的戰爭中來。而我們游擊隊的實力，最高峰時也不超過5000個男女隊員，而大多數時間能參加戰斗的最多約3000人。
不過，這一切都是后話。
* * * * * * * *
我離開會議時，對其結果，內心竊竊自喜。一份正式的協議，終于在原則上把我們對合作的理解給寫上了。我們有機會得到武器、彈藥、醫藥、制服和財政援助了。實際上，我們需要這一切來裝備我們的游擊隊。
在看到我們這次談判的全部積極一面時，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即這次交易也存在陰險的一面。英國人看透我們，我們也看透他們，誰都不信誰。
三個出席會談的亞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種共同的情緒的表現。陳春林，實際上就是林謀盛,他是隸屬于馬來亞組的中國特工的頭目，而且，就我看來，他是一名國民黨特務。他曾負責從國民黨情報機關重慶總部召收合適的特工，然后派他們潛入日軍占領下的馬來亞活動。很明顯，這就是英國人之所以決心對共產黨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態度的一個原因。
我從參加馬共那一刻起，便轉入地下活動。我無意把自己的真實身份暴露給英國人。
查普曼不愧為一位高手。他極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張紅真實身份的事實掩蓋起來。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籠區一個昏暗的二樓辦事處舉行的會議。會談的對手就是在“布蘭丹化名為張紅”的萊特。當時，萊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馬共總書記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萊特到場的兩個政治部特務，早前就已把有關這個共產黨領袖在英國情報機關里所扮演的角色的驚人秘密，向查普曼簡單介紹。他們說，萊特于1930年代初入黨時起，就已經是英國特務。他是一名臥底。（資料顯示，戰前馬共黨內的最高職務稱為中央書記，英文為secretary general,從1947年陳平同志擔任這一職務起，中文改稱為總書記——譯者識）
作為一個對黨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也不抱任何懷疑。說真的，萊特在布蘭丹亮相時，他的欺騙伎倆進一步發展到令人十分震驚的地步。其時，他實際上已經被日軍憲兵部收買了，并且積極地為日軍情報機關效勞。
然而，盡管萊特已經從雙重特務搖身一變為三重特務，他在黨內依然大肆吹噓自己同強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圈子的聯系不斷擴大。他聲稱自己是世界共產黨的組織——共產國際的代表。長期來，他所進行的這種欺騙，使他在黨內備受景仰。同志們保護他不受英國人的傷害。同志們也保護他不受日本人傷害。布蘭丹之后的四年，他依舊獨善其身，沒受到同志們的批判。在這整個時期，他繼續毫不手軟地利用黨謀取個人私利。
我在開始時說過，追求夢想是要付出代價的。現在，我要說，背叛也要付出代價。任何人最終要為此付出代價。
外一章
聽陳平講自己童年的故事
譯自“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第二章
一 個 華 人 男 孩 在 殖 民 地 馬 來 亞 的 童 年
過完25歲生日后好幾個月，我才發現自己實際上只有23歲。那年是1947年，我剛剛被宣布為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黨中央把任命我擔任黨的最高職務的決定，當作是必須嚴守的秘密達數月之久。這樣做完全必要，因為由我取代他的職位的萊特神秘失蹤了。更糟糕的是，他卷走了黨的幾乎所有資金，包括現金和黃金，總值超過一百萬元叻幣（殖民地時期使用的馬幣）。
黨交給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追蹤萊特的下落。我們知道，這個叛逃者已經逃離馬來亞和新加坡。為了跟蹤他，我需要一本護照，而要想得到護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紙。過去，我從來不把這樣一張紙放在眼里。我通過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張副本。令我吃驚的是，上面寫著：王文華，也就是我，生于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來一直以為的1922年10月。
這張出生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向我說明，我的年輕相貌在我的一生中為什么總是成為一個問題的原因。在我求學時代如此；入黨初期如此；日本占領時期跟英國人打交道時還是如此。當我成為馬共總書記時，黨內許多同志都比我大十歲或更多。也許我太年輕，不能勝任這個職務，這種對我有所保留的意見，是難于避免的。當時，看了我的出生紙副本，我覺得不把有關我的年紀降到更為年輕的年齡段這件事說出來，對有關各方都好。我把自己這個想法和黨內親密戰友說了。畢竟，年齡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有無堅定信念以及我是否愿意為它獻身。
我年齡上的混淆不清，是這樣造成的。按中國人的傳統算法，我出世后一個月，就被看作一歲了。接下來過農歷新年時，也就是三個月后，按習慣，我又平添了一歲。因此，我的家人都當我已是二歲，而按公歷算，我只有四個月大。在我的大家庭里，我們不搞生日會，所以我們只按出生順序稱大哥、三妹，以此類推。你比起另一個或者大，或者小而已。我的兄弟妹和我，從來不把自己究竟屬龍或屬其它什么生肖當一回事。我出生紙原件上早先的錯放，使大家按中國人的算法永遠接受下來了。
最近，我無意中發現一份已經解密的“絕密”文件。這份文件為了方便英國軍事當局各部門制定日本投降后立即重新占領馬來亞的計劃的需要，盡力把我的特征和家庭背景描述出來。整個日本占領時期，我在和英國軍官接觸時，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家庭關系掩蓋起來。尤其是在和136特別部隊的高級特工戴維斯打交道時，更是如此。他是1943年12月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和抗日武裝力量簽署《關于合作條款》時起著主要組織作用的同一個英國軍官。1945年8月21日，戴維斯向其總部發出以下信息：
姓名：陳平。福建人。年齡約25歲。受華文中學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
要比口語強。家庭情況未明——也許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圓圓的
孩子臉。勇氣可嘉、命令得到部下當然和無爭議或非表面的服從。性格沉默，頭腦敏銳，能力非凡。坦誠可靠。非常討人喜歡。由于年輕和閱世未深，他當然尚非能說會道的重要人物。
當戴維斯這份信息于8月23日從錫蘭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傳送到倫敦時，有關我“性格沉默，頭腦敏銳，能力非凡”的字句被刪除了，只留下強調我“年輕和閱世未深”的影響。
留給人們揮之不去的整個形象是……圓圓的孩子臉……坦誠可靠,討人喜歡……但,到末了，這個小伙子“年輕和閱世未深”。戴維斯通過我跟黨密切合作兩年以后，仍然搞不清我使用的各種化名，對我的真實身份也一無所知。盡管如此，我還是感謝他加于我的溢美之詞，雖然他對我的背景的評介還是說錯了一點。
* * * * * *
我于1924年10月21日出生在實兆遠甘文閣路36號店鋪樓上的一間后房。我家雙層樓式店鋪是這條路上一長排店鋪中的一家。這類小店鋪至今仍然盛行于吡叻南部位于怡保西南面約50英里的市鎮實兆遠。
我的雙親于1918年在新加坡由父母作主結了婚后不久，就搬到馬來半島居住。父親原來受雇于一家當時經營汽車和自行車零件生意的萬豐隆公司。這家公司位于新加坡惹蘭勿剎和美瑤街轉角處如今名為白宮酒店的建筑物屹立的地方。
母親是關家的長女，住在梧槽區。她家原來是興化人的名門望族。外祖父經營出租雙輪人力車生意。他把人力車租給大部分剛從中國來到這里拉人力車的車夫。他們全是他的鄉親。外祖父成功利用這種同鄉關系，來鞏固他的家族生意。
父親出生在中國福建省省會福州市和廈門之間半道上名叫江兜的海邊小村。當他還是個嗷嗷待哺的嬰兒時，祖母就已經逝世。為了養家糊口，祖父不得不奮力拼搏。父親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就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在島上一個同鄉家里保護之下生活。這位同鄉就是萬豐隆新加坡總部的老板。父親和這位萬豐隆商人都是來自彼此都姓“王”的一個鄉村。
王老板很快就雇用我父親在他公司當學徒，從此父親開始了他在這家公司的學徒生涯。很顯然，父親是個非常勤奮的年輕人。我把這歸功于他童年時期所過的貧困生活。他晚上上夜校，學打字和基礎英語。正是他在萬豐隆工作期間，媒人打破了他的王老五生活。婚后不久，父親就北遷至安順，在當地一位叔叔經營的萬豐隆分店打工。這對年輕的夫婦在安順住了不久，又搬到附近的實兆遠。在安順叔叔幫助下，他們就在實兆遠甘文閣36號開了另一間萬豐隆分店。
雙親奉父母之命結合的頭十年,過著美好的時光。他們的婚姻，看似非常美滿。在我早年的記憶里，父親沉默寡言，他和我閑聊時很講道理。作為第一代的華族移民，他的交游可以說很廣，朋友中包含各族人士，記憶中有兩名印度族醫生，數名馬來族公務員以及一群印度族貨物搬運工人。他和他們混雜在一起生活，同他們討論各種生動有趣的事情。他具有相當開闊的多元種族觀點，會講日常社交用的馬來語，英語的閱讀能力也相當強，口語表達能力則相當差。我和母親用廈門方言交談。不過在家里，如果祖父在場的話，大家都得說更加正統的興化話。
父親對政治有點興趣。他有一兩本孫中山的著作。他也有關于國民黨戰功的書籍。當我在孩提時代，很喜歡陪他到我家店鋪附近轉角處的一家露天咖啡室。我坐在一旁，聽大人們談論中國局勢的發展變化幾乎著了迷。父親對所發生的事似乎很了解，不過，當談話涉及蔣介石和毛澤東權力之爭的時候，他都極力避免介入這個話題。他認為這兩人都是大人物。但我這位老人家對中國如何能崛起成為一個強國的關注，似乎超過了對達致這個目標應走什么適當的政治道路的興趣。
我不到四周歲就入讀實兆遠衛理公會辦的幼稚園。我在這里學到的第一句英語，就是一支英文兒歌里的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小小星星，亮晶晶，亮晶晶）。我唱這支歌，唱得津津有味。你興許會說，我學英語的興趣源于我在這間學校為期短暫的學習。記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入讀這間幼稚園不到幾個月，就停學呆在家里，直到認為我已達可以“正式上學”之年。我受正規教育是從入讀實兆遠華僑小學開始的。學校就在離我家店門外不遠的路段。這間原來只開辦小學的華僑學校，不久后便擴充為中小學校。我喜歡上學。我需要說明這一點。作為一個小孩，我很樂意坐在課室里上課和學習各種新鮮事物。我不喜歡步行往返學校，因為得背著書包走每程約一英里的路，淋漓的汗水把我的校服和校襪都弄濕了。
一般地說，我在實兆遠的童年生活，是殖民地時代馬來亞村鎮里所有華人男孩所過的那種典型生活。我有各種各樣的朋友。我們按熱帶季節玩各種各樣的游戲。有玩玻璃彈子季節，踢足球季節，放風箏季節，還有玩陀螺季節。我們還玩一種實兆遠特有的介于板球和棒球之間的擊球游戲。我必須承認，我對這些游戲從來都不是很在行，不過我確實很喜歡，而且通過玩游戲，結識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都跟隨我投身于抗日運動。
一座衛理公會小木屋教堂，就坐落在離我家店鋪約一英里處通往怡保的大街上。從這座簡陋的建筑物里，施幼守牧師試圖向實兆遠華族居民中大部分佛教信眾，宣揚基督教福音。施牧師熱衷于鼓勵年輕人參加各種文體活動，事實上，他的獨子就被他培養成冠軍級的羽毛球好手。
在他的鼓勵下，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參加了衛理公會教堂的唱詩班。我要強調的是，不是因為我們想唱歌，也不是因為我們想皈依。我們不過是一群小伙子，愛湊熱鬧，愛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我們很快就學會在圣誕節或復活節唱應節的圣歌或贊美詩。我們這支全男童的唱詩班約十人。我們用福建語演唱。每個星期天早上練唱，牧師助手彈風琴給我們伴奏。如果我的人生指望它的話，那我至今仍然會用福建語唱Yasoh ai gua （耶穌愛我）和用英語唱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前進吧，基督戰士們）。練習過后，我們參加例常的禮拜活動，唱頌詩和聆聽當天的經文。我們這支唱詩班到場的根本原因，是做完禮拜后可以到隔壁牧師老婆家里，享用她給我們準備的茶點。她是一位不愛說話、性格謙和的鄉村婦女，對我們特好。當我們享用完那一份應得的犒勞時，差不多已是正午時分。我的朋友和我立即拔腳飛跑，穿過馬路，來到當地種植園主俱樂部旁的大草場。當時，這家俱樂部只準白種人參加。
我這些年輕朋友和我，深深感受到這個俱樂部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不過，正午是一天當中最炎熱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些白種人此時不愿出來活動，尤其是星期天的正午。每個星期，我們就花上四個小時在這個俱樂部周圍大鬧天宮。可是近傍晚時，我們知道應該離開的時候到了。現在該是白種人玩的時候了。
打從小學起，我對學習有關中國和她的語言、文化、習俗和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們的全部課本都是在中國出版的。可是，英國殖民當局對這些課本實行嚴格審查。英國人不讓我們讀到諸如“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s)或“帝國主義”(imperialism)和“侵略”（aggression)或“入侵”(invasion)的字眼。有時，一整頁一整頁的課文被他們從課本里撕下來。然后，在這些地方，經常粘貼上修改過的課文。當我們翻到那些頁面時，就立即明白發生了什么事。不管怎樣，我們的老師還是有辦法把原課文的內容，一五一十的講給我們聽。我雖然只有七八歲，我了解到中國發生的事情之后，既著迷又震驚。1931年日本人侵占滿洲（即東三省），1932年初又進攻上海的事件，把我吸引住了。盡管殖民當局完全禁止中文學校討論這些事件，但上“常識課”時，老師依然照常講相同的課題，而在上“國語課”時，當然如此。我們的國文老師全都是在中國出生，只有英語老師由當地華人擔任。
除課室里的課文，馬來亞所有講中文背景的華人孩子，此時此刻都受到他們的大人熱衷于談論的小道消息的影響。我們的長輩從新加坡出版的中文報章《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上，讀到有關中國的各種報道。大人們根據各自的理解，總是對這些報道加油加醬。
我小小年紀，就意識到貧窮是什么和金錢的力量。在我家店鋪附近，有四至五間印族放債人開的高利貸店。由于受到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打擊，我家成了它的常客。雙親為形勢所逼，不時利用手上一小塊地產作抵押品向它借貸。1930年至1933年期間，他們過著度日如年的日子。此時家里有六個孩子。最大的是文榮哥哥，接下來就是我，我之下是兩個妹妹，再下去還有兩個弟弟。
大蕭條幾乎使父親傾家蕩產。萬豐隆新加坡總部把價值超過一萬元叻幣的各種零配件寄給我們實兆遠分店。這筆錢在當年可是個大數目，而我們所銷售的貨物又很難賣出去。福特汽車公司把很快就不再生產的某種車輛型號的零件，大量傾銷給萬豐隆。萬豐隆不知就里，又把這些零件轉寄給它屬下的經銷商。結果，這批貨品無人問津，只能加重我們的經濟困難。幸好新加坡辦事處理解我們的苦處，沒有老是向我們追債要錢。
為了找快錢以緩解經濟上的壓力，父親苦苦掙扎，在當地一群中國人朋友影響下，他嘗試去開一家從事小橡膠園買賣的地產經紀公司。他們計劃收購獨立小膠園主的膠園，然后轉賣給更大的橡膠種植園。父親干這行大約兩年。但是，他的努力落得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如果有所得的話，那就是加劇了我家的經濟困境。
由于父親長期不在家，母親此時凸顯出中國人家庭婦女盡責盡職的本色。她被迫學習經營自行車及其零件的生意。她雖然目不識丁，但很快就學會“阿婆算”，一種客家人使用的類似“心算”的計算法。盡管母親在危機時刻全力拼搏，但她依然保持著一個中國婦女固有的文化傳統。父母親的封建思想背景，決定了父親在家庭里保持當頭的地位，并按這種傳統傳宗接代。隨后幾年，幾個弟妹又來到人間，把早已擁擠不堪的家，擠得水泄不通。猶記得，當母親到樓下店面打理生意時，我得幫助照顧還在襁褓中的弟弟。母親總共生了十一個孩子。
母親居功甚偉。經過她頑強拼搏，店里的自行車生意恢復了元氣，收入已可維持家庭的日常基本開支。我們店成了本地最大的一家自行車店。于是雙親把它轉為兼營批發和零售業務的自行車店。他們信心倍增，隨后又成為南洛生產的汽車內外胎的代理。我們雖然是南洛產品在實兆遠的獨家代理，但雙親并不限制店里只有一種牌子的貨品。他們也向其他供應商找生意，結果，店里也銷售南洛的競爭對手的產品，如兀也、派士盾和米士林等牌子的輪胎。南洛對這種與其利益相沖突的做法，當然很不高興。但該公司念在雙親把實情坦誠相告的份上，也就張只眼閉只眼算了。畢竟，值此多事之秋，生存壓倒一切。
按照雙親意愿，文榮和我完成學業后應接手家族生意。因此，他們讓文榮上實兆遠英華學校接受英文教育，而我則到中文學校念書。當我開始上中學的時候，母親放棄了要使我對在店里學修機器感興趣的念頭。我大概是有點懶散。不過，我只是對學修自行車、補漏氣胎或拆換輪胎不感興趣。最后達成妥協：只要我愿意幫店里做簿記和算賬，我就可以不用去做裝卸車架、輪子、輪幅、鏈條和踏板等諸如此類的苦差事。
店里生意開一整天，所得收入都投進抽屜式的錢箱里，一個孔投硬幣，另一個孔投鈔票。每天關店后，就把那些現錢從抽屜里拿出來，點算和對賬完畢，最后存進鋼制保險柜里。這個保險柜有兩把鑰匙，一把由母親拿著，另一把原來是要由父親保管，可是，由于他經常外出，就留下給我掌管。每天放學回家，我隨時可以打開保險柜。我還負責跑銀行。每當店里累積了一筆款，我就把它拿到位于法院附近街口的渣打銀行辦事處，把錢進到我們的銀行帳戶。當年，渣打銀行辦事處經理是位英國人。他有兩名助手，一位是中國人，另一位是印度族。
幸好文榮大哥非常喜愛擺弄機械方面的工作。他學得快且好，表現出對干這一行的強烈愛好和決心。他后來不單會修自行車，而且會修各種機動車輛。他可以熟練地拆卸復雜的機器，恢復它的功能，又把它安裝回去。他也可以為最難搞的發電機更換電線，使它發動起來猶如新的一樣。結果，文榮順理成章接管了店里的全部生意。不過，麻煩的是，大哥的心腸太好了。對別人欠下的錢，他覺得自己難以啟齒向他們提個醒，而后還要他們還錢。后來，當我成為東南亞天字第一號受通緝人物的時候，有些顧客就想利用這件事占便宜。大哥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勉強自己鼓足勇氣去追收那些欠款。他經常會碰到一兩個顧客拿他開心：“如果你想要討回你的錢，就叫你那個共產黨弟弟來收吧。我們會把錢還給他的。”
使母親感到愕然的是，我對閱讀更感興趣。父親和實兆遠店里的一位伙計一起收集了一大批中國古典文學作品。11歲時，我發現這批書，并且開始閱讀它。因此，我對中國古代冒險故事的復雜情節非常熟悉；對歷朝歷代的變遷也有所了解了。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個戰斗故事的細節、宮廷里的勾心斗角，以及作戰的戰略戰術。那時候，我特別喜愛《三國演義》的故事。我對那些談情說愛的羅曼蒂克小說毫無興趣。我只讀有關戰爭的書，想知道：為什么一些王朝倒了，另一些又起來了；軍事統帥們使用了什么戰術；善和惡如何相互作用；善如何戰勝惡；窮人如何打敗暴君。
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愛好，使我的思想更加敏銳。我覺悟到自己的學習大大落后了。經過努力，我的學業成績有所進步了。我的中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了。當日寇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升級的時候，我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對中國局勢發展變化的密切關注。
母親對我能否繼續受教育，憂心忡忡。文榮已經通過必不可少的教育階段，而且，學業成績很好。如有需要，他隨時可以調去做生意。我的情形卻很不同，那時我還在念小學六年級，母親非常擔心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能繼續供我上中學。
話說實兆遠有位中年華人天主教會神父，平時騎自行車，偶爾會來我們店里修補或更換輪胎。店里在為他修補自行車的時候，母親和他老是用福州方言聊天。傳教士的鼻子特靈，總是有辦法嗅出人們內心祈求改變信仰的念頭。一個普通婦女被一群兒女團團圍住為生計掙扎的苦況，顯然是供他采取行動的最好素材。在緊接下來的幾個星期，神父又來到店里，提出一個正式建議。他說，教會打算送我進吡叻北部市鎮的太平或檳榔嶼的天主教學校讀書。母親就此事征詢我的意見。她說，這是一個好心的建議，如何決定由我自己作主。那時，母親雖信佛，可說不上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不過，到了晚年，她的確變成一位非常虔誠的信徒。也許她有所擔心，怕我會因此信奉天主教，不過，我比較相信，她是在用一種想法來寬慰自己：我的教育問題不再受到她要克服的堆積如山似的困難所影響。
我對加入天主教全無興趣。實際上，實兆遠的孩子們，包括我的小朋友和我，在玩游戲的時候，都盡量遠遠地躲開那座天主教堂。對我們來說，它看來是那么威嚴，那么可怕。我們情愿到當地清真寺周圍玩耍。在這座清真寺里，我們知道有個祈禱的地方，是不準閑人進入的。不過，里面也有一個水池供人洗手洗腳，在那里我們可以盡情地戲水，完全不成問題。兒時這類景象，老是在我的潛意識里揮之不去。也許是這個原因，令我向母親明確表示，我對神父的好心建議不感興趣。
放棄到天主教學校讀書的機會后，母親節衣縮食，想盡辦法攢錢供我繼續上學，接受三年初中教育。然而，我的學習其后又再一次受到財政危機的威脅。這一次是我的學校沒錢辦下去。這件事發生在我念全部高中課程的半途。我和母親商量這件事，我說，既然我現在的學校不可能讓我繼續讀下去，我情愿到新加坡去投靠外婆和其他親戚。其時，母親家的親人已把人力車生意轉手了，但還住在梧槽區。我是希望去投考剛開辦的位于金炎路的中正中學。
我在實兆遠的原來的一些老師，也已搬去新加坡。我期望著和他們異地重逢。盡管如此，我心里對搬去新加坡還是拿不定主意。這是一個千頭萬緒和情感迷惑的激情年代。我開始參與實兆遠地區的華人民族主義活動。那時，我只有13歲，盡管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以為我已15歲。此時此刻，我對左派政治全無興趣。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情形也是如此。
在回顧逝去的歲月的時候，我總是經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把自己的過去傳奇化的陷阱。畢竟，我的一生沒多少東西可資激發來編造懷舊的謊言。但是，我沒按自己的計劃到新加坡繼續我的學業這個事實，對我從那時起謀劃自己要沿著什么方向走，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隨后事態的發展，決定了我一生的征途。
--------------------------------------
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封面、封二、封三、封底文字說明
1． 這是一本關于在馬來亞叢林中從事反抗英國軍隊和英聯邦軍隊的殖民戰爭達十二年的游擊隊領袖的回憶錄（封面說明）
2． 關 于 本 書
“在回顧逝去的歲月的時候，我總是經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把自己的過去傳奇化的陷阱。畢竟，我這一生沒多少東西可資激發來編造懷舊的謊言。”—— 陳平
陳平的故事是那些同時代名人為宣揚他們光輝一生而留給后人的自傳體作品無法比擬的。本書絕非沽名釣譽之作。
My Side Of History是一個敢于向日本侵略者和大英帝國的軍事實力較量的不平凡人物及其追隨者獨一無二和無與倫比的歷史記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卷土重來的殖民地主子，按照倫敦的指示,授予陳平兩枚軍功章和一個大英帝國OBE勛章。這些榮譽是為了獎賞他在日本人侵占馬來亞時對大英帝國所作出的貢獻。
但是，這一切利誘都失敗了。
隨后，為了撲滅陳平領導的馬來亞共產黨點燃起來的革命烈火，大英帝國足足打了十二年的仗。不過，為了索取保險費利益，英國人不愿把這場戰爭稱為戰爭，而只愿美其名曰“緊急狀態”。它還把這場戰爭的英雄重新包裝成“恐怖分子領袖”，并發出巨額賞金捉拿這位英雄，不論是死還是活。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陳平仍然堅持：
“我不能夠把大英帝國OBE勛章當作自己生命的核心”。他說：“我這一代人的夢想，是要把英殖民主義趕出馬來亞。我對此深感自豪。” (封二文字說明)
3. 本書只能是一位長期堅持不懈地生活在令人實在難于想象的條件
下的人所能追憶起的令人驚異的傳奇。雖然極具爭議，卻是一本描繪堅定信守諾言、無比勇氣、堅韌不拔和毫不妥協精神的故事。它也是那一代人起來面對充滿各種嚴峻挑戰和不同政治信仰的躁動時代的歷史紀錄。
“戰爭爆發，我必須和游擊隊一起打日本人。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看不到有一條更好的道路可以令我為之奮斗一生。正如我曾對戰前英國人殖民統治日子大失所望一樣，我對日本人的入侵感到極大的憤怒。我積極地參加了抵抗侵略者的活動。向敵人卑躬屈膝，比起穿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嶺和原始森林，還要令人痛苦百倍。我必須成為一個解放戰士。”
這一情懷換來的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代價。但是，陳平義無反顧地為此付出自己的一生。
本書就是有關他的這個決定的故事。
關 于 合 著 者
伊安·沃得，由1962年至87年是倫敦《每日電訊報》駐東南亞記者。在此25年當中，他用了大部分時間作為戰地記者，報道本地區的各種武裝沖突，包括馬來西亞“第二次緊急狀態”年代的武裝沖突。在其記者生涯中，除新加坡外，他還在馬尼拉和西貢呆過。
諾瑪·米拉佛洛爾，由1974年至1985年是新加坡MPH雜志首任總編輯。隨后擔任集團編輯顧問，直至1990年。
這對伉儷寫作組常駐新加坡，并且走遍世界各地。
（見封三）
4.(圖左)一起走過將近半個多世紀的老戰友陳平(右)和拉昔·邁丁,正在重溫英國人已解密的有關華玲和平談判的文件。
(圖右)今日之話毛生警察局依然保留著緊急狀態年代殘留的遺物。正是在吉蘭丹這個大院里，共產黨游擊隊向世人宣布，話毛生是他們的武裝斗爭年代唯一“解放區”
(下圖)華玲和平談判馬共代表團（由左至右）：拉昔·邁丁、陳平和陳田。
“經歷了我曾有過的一生后,我現在終于可以細細品味我形容為對歷史的一種超然脫俗感。我在緊急狀態的故事里扮演這一面的重要角色。如今能夠見到已解密的文件，使我有能力回顧過去另一面的情況，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景象。”
陳平于1940年1月參加馬來亞共產黨，其時他是一位15歲的學生。他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戰前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斗爭以及隨后投身于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游擊戰，把他迅速地推上馬共黨內架構的高層。18歲那年，他擔當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和當時正在努力搜集敵后情報的英國136秘密部隊之間的主要聯系人。當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時，就被提拔為他的老家吡叻州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日本投降后不久，他又被任命為中央委員，之后又成為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他當時年僅21歲。23歲時，他正式出任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成為黨的第一把手。1948年6月，馬來亞緊急狀態爆發，還差四個月才足24歲的陳平，又成為大英帝國重金通緝的天字第一號人物。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