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廉潔政治的條件和啟示

    

    ［摘要］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廉潔政治是一座豐碑。延安時期之所以能形成良好的廉潔政治風氣，主要原因在于：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的確立，為確保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思想導向作用；完善的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為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制度保障作用；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優良的干群關系，為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民主監督作用；戰爭環境和敵對力量的強大，為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外在促進作用。延安的廉潔風貌，給當今社會及后世提供了積極有益的啟示：廉潔文化的建設必須以真實生活為根據，廉潔政治、廉政制度、廉潔文化要三管齊下，領導干部以身作則是廉政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廉潔政治是一座豐碑。在今天存在大量貪腐現象的歷史條件下，對人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分析和研究延安時期的廉潔政治、廉潔文化，我們發現：延安時期的廉潔政治風氣的形成，決不是一個單一的政治現象或者文化現象，而是由當時的干群關系、黨員干部的自身素質、領導干部的示范和嚴格要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監督以及道德建設、文化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水平、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我們不能全面看待我黨在延安時期的廉潔政治，就不能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就不能通過學習延安精神而改善當前政壇的風氣。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能樹立了良好的廉潔形象，構建了良好的廉潔文化，細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是需要我們特別關注的。
    一、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的確立，為確保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思想導向作用
    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提出來的。毛澤東提出這一光輝思想，不是從書本知識中演繹出來的，而是從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是從延安的黨政軍各界工作人員的工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毛澤東能在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的講演中明確提出為人民服務思想，這本身就表面，在張思德這樣一個普通戰士身上，就集中體現了當時延安軍民的思想境界和這種思想境界在實踐中的踐履情況。
    在毛澤東的這個演講中提出：（1）以完全為人民的解放，為全民族的解放為工作目標。（2）“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甚至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工作態度。（3）“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的工作方法。（4）要求“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5）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甚至，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的道德精神。毛澤東稱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與張思德、白求恩這兩個典型形象一并深入到了延安人們的心靈深處，在延安軍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延安人們踐行道德準則的榜樣。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的確立，引導著延安的黨政干部自覺地廉潔奉公，自覺地做人民的公仆。
    可以看到，延安廉潔的政治風氣的養成，沒有優良的社會認同不行，沒有鮮活的教育典型也不行，沒有先進的、有說服力的理論更不行。
    二、完善的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為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制度保障作用
    （1）構建民主選舉制度。在延安，中國共產黨雖然物質條件艱苦，但在政治上，民主建設卻有聲有色。走在中國社會的前列，代表著中國社會的政治方向，其民主選舉的實踐成為社會各界的向往。就是今天看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建設成就。延安的民主選舉分三種具體形式，一是直接選舉，二是間接選舉，三是提名批準。具體來說：
    直接選舉是指邊區、縣、鄉的參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間接選舉是指各級政府主席、縣長、鄉長及其委員，由參議會選舉；提名批準是指各級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由政府主要領導人提名，經參議會批準。
    這三種選舉形式，既符合當時延安的實際情況，又具有引領作用。這為中國共產黨走向民主政治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2）構建了選舉罷免制度。為真正發揚民主，確保被選舉的人能夠始終代表人民的意志，延安軍民還構建了選舉罷免制度。即公務人員如有違法失職腐敗行為，參議會可以將其罷免。參議會實際上是一個有罷免權的權力機關。罷免制度的建立，真正完善了民主選舉制度，是民主選舉制度的重要補充。因為，任何選舉都難以確保被選舉出來的公務員品行和能力都是優良的，一旦選舉有差錯，就只有通過罷免，才能真正維護民主選舉的權威性。
    三、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優良的干群關系，為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民主監督作用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對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有著十分清晰的認識，毛澤東在為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中明確指出：“現在根據地已經縮小，我黨在根據地內細心地認真地徹底地爭取群眾、和群眾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務，較之過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義。”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延安的黨員干部一方面能夠自覺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講排場，不擺架子，保持了一顆淳樸的心靈。另一方面，高度重視與群眾保持良好的關系。自覺保持與群眾平等相待，堅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損害群眾的利益，更不欺壓群眾。由于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和良好的干群關系，使得延安出現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局面。
    而且，當時的民主黨派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期望，對中國共產黨的期望，也客觀上起了民主監督作用。
    四、戰爭環境和敵對力量的強大，為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起了外在促進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延安時期的政治和經濟帶有強烈的戰時共產主義特征。延安的政治和軍事環境十分惡劣。外有國民黨強大的敵對力量，在抗日戰爭期間，還有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延安軍民每天都面臨著軍事斗爭的艱巨任務。要與強敵作斗爭，就必須保持根據地內部的穩定和團結。每一個黨員干部，對強敵當前的局面都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們一般來說，都不可能無視當時的嚴酷的局面而個人私欲無限膨脹。因此，這種戰爭環境和敵對力量的強大，事實上也促進了延安黨員干部的廉潔。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能夠以良好的廉潔政治影響后世，實在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尚追求，使得所有黨員干部都能夠高度自覺地自律，保持廉潔的作風。
    延安的廉潔風貌，是一個廉潔政治的高峰，不但會給當今社會，而且一定還會給后世提供積極有益的啟示。就當今時代來說，我們可以從中吸取如下有益的借鑒。
    1、廉潔文化的建設必須以真實生活為根據。
    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不是憑借主觀想象而達成的。它必然來源于生活，是生活的概括和總結。沒有生活的文化是沙中之塔，沒有生活的文化是無源之水。
    延安時期的廉潔文化，正是當時的主要領導和全體紅軍指戰員的生活的真實寫照。
    比如：毛澤東在延安就很注意節儉，一支鉛筆用得捏不住了，還舍不得丟；思考問題的時候就把燈芯撥小，節約燈油。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與士兵同吃、同穿、同勞動。所有領導干部沒有官架子，沒有不良嗜好，一身正氣。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經常深入基層，卻盡量不騎馬而步行，經常自帶干糧參加會議、進行調查等。群眾稱道他說：“少騎公馬多徒步，不要隨從來照護，攜帶兩個冷饃饃，一天開會好幾處。”
    正是因為生活中到處都充滿著廉潔的典范，在延安，廉潔文化才有堅實的基礎，廉潔文化才能成為邊區政府的主導文化。只有在延安的生活基礎上，才能構建出優秀的廉潔文化。
    反觀當今時代，我們主張廉潔文化建設時，不能不首先抓好生活基礎，即必須讓黨員干部，在生活上、工作上保持比較良好的廉潔行為。為此，持續地打擊黃賭毒、持續地反腐，是建設廉潔文化的最可靠的保證。
    2、廉潔政治、廉政制度、廉潔文化要三管齊下。
    廉潔文化是廉潔政治和廉政制度的精神基礎和文化基礎。離開廉潔文化，廉潔政治和廉政制度就會喪失文化基礎和群眾基礎。所以，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如果要真正確立廉潔政治和廉政制度，就必須認真構建廉潔文化，并使廉潔文化深入人心。如果沒有讓廉潔文化深入人心，無論有多少反腐倡廉的法律條文，無論花多少工夫建設廉潔政治、廉政制度，那都很難讓廉潔成為官員的行為準則，整個社會和政壇很難形成良好的廉潔氛圍。廉潔文化的深入，對于克服少數干部貪圖安逸和享受，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保證干部的廉潔，能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
    廉潔制度是廉潔政治的制度保障。政治就是管權、管人、管事；管權是核心，管人是重點，管事是著力點；事管不好，則人變壞，人管不好則權變壞。廉潔制度就是防止好人變成壞人的圍墻。用制度管人，才有章可循。而且，廉潔制度本身就是廉潔文化構建的現實成果，它是廉潔文化的具體化、深化和落實。
    廉潔政治則是廉潔要求在執政行為中的具體實施。執政者、官員，在具體的公務活動中，保持廉潔自律，辦事公道，不強拿索要；公私分明，不損公肥私；讓權力運作在陽光下。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不但注意了認真執行廉潔政治，注意了廉政制度的建設，也注意了廉潔文化的構建。三管齊下，確保了延安的廉政風貌。
    3、領導干部以身作則是廉政的關鍵。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就已經注意到了：領導干部的德行具有示范引領作用。延安時期的領導干部，的確做到了以身作則，廉潔奉公。被群眾稱道為：只見公仆，未見官。領導干部的高度的自律，達到了難能可貴的地步。所以，延安才能造就良好的廉潔政治風貌。如果沒有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率先示范，延安的廉潔政治風貌何以可能？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8期，摘自2011年9月《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