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在延安的兩次長談

光明網http://www.gmw.cn　2011-12-02 11:16:33

來源：中國文化報

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有“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之稱，一生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積極探索。其間，梁漱溟曾與毛澤東有過多次長談和爭論，比如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他就曾兩赴延安與毛澤東談抗戰，談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相識于北京豆腐池胡同

　　梁漱溟自幼對哲學興趣頗大，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常在他心中盤旋。民國初年，他醉心于哲學研究，因此結識了一位本家的湖南至交——楊懷中。因楊懷中對哲學素有研究，梁就常常向他討教，彼此逐漸相熟。

　　時至民國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每每晚間到楊懷中家，常有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為他開大門，彼此間會相視點頭，寒暄幾句，并不互報姓名。梁漱溟進客廳后自與楊懷中交談，這青年卻從不加入。梁漱溟心想，這青年準是楊懷中的親友或同鄉，從沒有問過。其實，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

　　當梁漱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面的時候，毛澤東第一句話就說：“ 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后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喚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腦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驚地向毛澤東頻頻點頭，連聲說：“是的。好記憶，有這事，有這事。”

　　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梁漱溟在山東搞了7年的鄉村建設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其時，梁漱溟接到蔣介石邀他去南京的電報，后成為了“國民參政會”的一員。抗戰爆發后，一些國民黨大員不戰而逃，梁漱溟對此大失所望，對抗戰前途很是悲觀，于是產生了去延安會見毛澤東的念頭。當時國共兩黨已經開始合作，梁漱溟的這個愿望得到了蔣介石的許可。

　　1938年初，梁漱溟來到了延安。因毛澤東習慣夜間辦公，因此二人頭一天的談話從下午六時開始，一直進行到次日凌晨。梁漱溟說，他對目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毛澤東十分果斷而有力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是，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毛澤東一開頭語氣就這樣肯定，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著，毛澤東詳盡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講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蔣介石的講話、文告，覺得從來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時間已到后半夜，長談告一段落。末了，梁漱溟送給毛澤東一本自己新出版的數十萬字的《鄉村建設理論》。

　　第二天的談話，也是從下午六點開始，欲罷而不能。這次的談話，梁漱溟和毛澤東分歧較大。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送的書說：“大作拜讀了，概括地說，您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但您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問題。而梁漱溟很不茍同的正是這一點，當即爭辯說：“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兩千年，至今如此……”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的長篇大論，然后心平氣和地說：“梁先生強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卻不以為然，十分斷然地說：“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您的理論太著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們的分歧，正在這里。”之后兩人相爭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

　1986年秋天，已經93歲高齡的梁漱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這虛懷若谷的氣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國以后，特別是在他的晚年，那該多好呢！”

　　理想又如同夢想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陳述自己對國內實現和平后的政見。在經歷了8年戰亂之后，人心思和。當時不少人頗為樂觀，特別是一部分人十分熱衷于多黨制，想讓今后的中國如同歐美國家一樣。梁漱溟在年輕時也曾熱衷于西方的憲政制度，但后來他對歐美式的政治產生了疑問。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張和想法，但在當時的重慶卻無人可說，于是他又想到了毛澤東。

　　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與毛澤東寒暄后即提出，希望能有一個機會請毛澤東找10位中共領導人，聽他陳述自己對當前中國的一點意見，毛澤東當即同意了。

　　第二天，梁漱溟被請到一間不大的會議室里，在座的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導人。梁漱溟情緒頗為激動，他說：“在重慶，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說中國也要實行歐美式的憲政。但我以為，在中國照搬歐美政治體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二不合中國的國情和現狀的需要，其后果將不利于中國迅即進行長時間的經濟建設，致使中國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的狀況。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黨員，雖然后來脫離了，進大學教書，又搞鄉村建設運動，但曾經對國民黨執政后能認真而長時期地進行經濟建設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們沒有能這樣做，腐敗的現象一天比一天嚴重。但如果諸位反問我，你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呢？我卻答不上來。我有自己的理想，但面對現實卻又不知如何去實現。因此理想又如同夢想。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說的話向各位通報一下，算是留個題目，彼此去做吧……”

　　梁漱溟在40年后回顧自己二赴延安時說：“的確，那時的我，連做夢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慶不多久，蔣介石就撕毀協議，全面打響了內戰；更沒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認真的經濟建設，實現了我當初夢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實現的夢想。”

　　（本文摘自《“反面教員”梁漱溟》一書，該書已由當代中國出版社于201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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