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明太祖實錄》，其對于李善長事件的記敘明顯與“我大清”所修的《明史》說法截然不同！
《明史》的說法是“獄具，謂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誅之。”即，李善長是因知道胡惟庸“謀反”不舉報而被砍頭的！
可是，這是事實嗎？在這個關鍵地方，“我大清”版《明史》再一次發揮了其編造歷史的卑劣行徑！
《明太祖實錄》的明確記載是，太師李善長是自殺的！那么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我們知道，所謂“胡惟庸謀反案”，是在洪武十八年到洪武十九年“二打胡黨”期間才被辦成的“鐵案”！到洪武二十年才基本上做到朝野口徑的一致！正是通過“二打胡黨”的成績和給胡惟庸的明確定罪，詹徽等“漢派”勢力才得以崛起，其朝中地位才得以鞏固。
今天，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上看，“二打胡黨”本身是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制造的一起上綱上線的“冤案”，它的目的就是用于打擊“思胡派”，借以打擊大明壟斷經濟勢力，包括民營（如沈萬三財團）和國營（如十三鐵冶所）等大型企業。以降低通貨膨脹，控制物價，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與其同步開展的《大誥》學習運動、其后的山西移民等農業大生產運動，都是為這個經濟目的而服務的！
二打胡黨的另一效應是，不但給江南派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而且通過《大誥武臣》的深入，開國元老派的地位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曾經經過胡惟庸努力而實現彌合的淮西派、浙東派勢力重新被分裂。而商業頭腦靈活的浙東派、浙西派等江南勢力很快找到突破口，力挽“二打胡黨”中遭受的頹勢，頻頻借書寫“墓志銘”等事，給劉三吾送錢，與老劉等人打得火熱，江南勢力與漢派勢力實現互相理解的媾和，而這種狀態正是詹徽等“漢派”勢力希望看到的！所以也才有了劉三吾在老朱面前關于“南人可以德化，北人當以威制”的高論，盡管此番高論當場讓老朱給頂了回去，但是不幸的是，明朝政壇南北對抗的序幕還是被拉開了！
很明顯，劉三吾等漢派所說的“北人”也包括淮西派，甚至也包括朱元璋本人，所以朱元璋聽了才覺得非常之刺耳！遺憾的是，這時的朱元璋對于這種南北斗爭的趨勢還缺乏足夠的警惕性，使得局面愈演愈烈！
從此，“涉嫌參與胡惟庸謀反案”，成為詹徽等“漢派”勢力進一步攻擊政敵的武器！被劃分為北人的開國元老派頻頻落入彀中！
在筆者之前的許多歷史學家，在這些問題上均缺乏清醒的認識，所以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說著述只能是以訛傳訛，人云亦云，把本來屬于詹徽等“漢派”勢力的政治動力當成了朱元璋的杰作，流毒數百年，誤了多少讀書人子弟。而我們現在呢，僅僅結合了山西大移民背景，深入普通老百姓生活，就對當時的明朝政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認識，可見歷史研究絕對不要忽略了人民。站在士大夫立場，特別是地域性士大夫立場上的解讀，絕對是有誤解的！
試圖將政敵置于死地，必須實現監察、司法工作一條龍，那么必須控制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
詹徽本人雖然是都察院的一把手，但是其在都察院的地位也并不是一開始就很穩固的，其獨斷專行的行事風格遭到了屬員的強烈反抗?！队拼笳a》記載，當時都察院詹徽、刑部尚書唐鐸形成了鮮明對比。
詹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所役之吏，發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蓋不得肆其貪有若是！” 唐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其人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德有余而才少不足，屢被小人相累，蹈極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
老朱又評價二人，詹徽冷酷無情，所以“謗訕滿朝”，大家都在罵他，但是也怕他，怕他抓住把柄；而唐鐸為人忠厚，滿朝都說他是老好人。結果應該是好人得好報了吧？不是！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正因唐鐸老實無為，身邊的奸人小人舞文弄法欺騙他，其管理的部門內賄賂公行，唐鐸卻無可奈何！更危險的是，有兩三次甚至受部屬連累按律當斬！幸虧有老朱這個已經34年的老朋友，關鍵時刻把他救下！驚險??！
顯然，當時為了反腐，為了扶持新型知識分子群體，老朱在洪武十八年的態度是傾向于支持詹徽的，對于老友唐鐸的老實勁持側面柔和批評態度！
唐鐸雖無赫赫戰功，未能成為功臣，但也是淮西派重要文化人！是淮西派元老之一，濠州起義時，即與初投軍的朱重八在軍中相識，成為朋友至交。無奈其政治戰斗力不強！后來，詹徽等“漢派”勢力終于從刑部擠走了這個老資格的唐鐸，提拔起了湖廣人趙勉，劉三吾的女婿！
我們毫不懷疑詹徽同志對于貪污腐敗者的仇恨在洪武十八年初是出自公心，但是復雜的朝野斗爭逐漸使得這種斗爭變了味道，成了地域小集團之間的呼應和殊死斗爭！
很快，詹徽本人在都察院遭遇到一次被下屬造反的群體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胡惟庸謀反案”被定為“鐵案”之后。
參加反抗的都察院屬員赫然就有山西澤州人茹太素-前任戶部尚書-北平道監察御史！大家共同向老朱檢舉詹徽屢涉不法，捕風捉影，陷害忠良！但是沒有得到老朱的支持。因為詹徽本人辯解，由于平時管理嚴格，這些屬下是在挾私報復！其本身就在陷害忠良（指詹徽本人）！
此案導致北平道、福建道等監察御史共計12人被抓，因一時難以定罪，茹太素等人帶足鐐上班。（筆者注：這一點經常被引用，成為朱元璋“殘酷迫害”干部隊伍的罪證，可見經過“我大清”改造的歷史有多么膚淺）這時詹徽“睚眥必報”的秉性決定了，必置這些本部門的反對派于死地！
案子進展很快，在老朱親自過問下，經過刑部、大理寺取證、復核，洪武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僅僅一個月后，此案正式被定為“同謀排陷罪”，詹徽獲勝！“爾等竟然敢集體串通排陷大臣？”老朱大怒！想想當年楊憲、胡惟庸是怎么死的吧！隨后，何垢、任輝、齊肅、魏卓等4人被凌遲處死，茹太素也被連坐而死！這是山西澤州（僅僅一年多以后的北方重點移民地區）人的恥辱，也是點燃地域斗爭的導火索！大明的政治舞臺更加復雜了！
顯然，詹徽也是經歷了一次鬼門關，如果此次斗爭失敗，被殺的也許就是他，最起碼也要貶官流放！看來，只有建立一個無形的派系，但還不能給朝廷造成結黨的印象，才能在復雜的斗爭中保持不?。∵@就是政治秘訣！至于，詹徽為何能夠獲勝，顯然與司法體系內的大理寺官員湖廣人趙勉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因此，幫助和扶持趙勉執掌刑部，擠走朱元璋的老朋友唐鐸就成了詹徽著手進行的工作，顯然，趙勉的岳父劉三吾（坦坦翁）并不反對！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大理寺卿趙勉升為刑部侍郎，六月初五，刑部尚書唐鐸調任為兵部尚書。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初四，趙勉正式升為刑部尚書，進入領導層，好一番奮斗啊，總算才追上了同年考中進士的楊靖、秦逵等人，而詹徽等人進一步把控三法司的構想也基本實現了！
在洪武二十年的南京城，嶄新的城市格局，滿是20多萬各級軍人和數百功臣子弟，這些人讀書少，戰功多，家庭收入高，對外趾高氣揚，一般缺乏禮貌，自然頗遭文人官僚的嫉恨！當時，20多萬京衛中下層將士多為山東、河南人，他們一人當官，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四大舅，三大叔，都要跟著來京城享福，成為首都人口。當時南京軍民住房，基本由政府免費分配，住房壓力遠不如今天21世紀首都北京之大，因此親屬們在大城市生活基本上還算滋潤，當然利用軍官一級一級的權力發生在部隊大院的性丑聞也掩映在其中。
這些龐大的軍人親屬群體，給京城經濟帶來了一定的繁榮，但也給蔬菜、六畜肉品等供應造成了一定壓力，但是都不算太大的問題，革命勝利，讓軍人親屬也跟著進京享點福，本來是老朱愿意看到的。
要命的是，京城駐軍中的軍人親屬群體，多來自于山東、河南，他們大批進京生活，同時也是山東、河南等地田園蕪廢的一大原因，大家都想從農村人變成城市人，誰來給我們種糧食？軍屬可以不思考，但是老朱必須要思考！
“讓他們回鄉”，都察院這些言官一匯報，正中老朱下懷，好！很好！非常好！有道理！
很快，閏六月初七，老朱下令，五軍都督府對于軍人家屬要進行考核，凡屬父母妻子之外的遠親一律遣送回鄉種地，留于京師的必須是軍人的父母、妻妾、子女（直系親屬及配偶）。這是個招罵的命令！也是治理整頓軍中事務逐漸引發深層次矛盾的發端。媽媽的！讓俺小弟小妹三嬸五叔跟著體驗下大城市生活，怎么就不行呢？老子出生入死，滿身傷痕，這一點福利都沒有嗎？他們花的都是老子自己的工資，怎么就是給首都添了負擔，部隊的不滿在彌漫！
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輯錄，二十一年六月刊刻頒布的《大誥武臣》一書，標志著整頓軍隊紀律成為當時的重中之重！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初二，信國公湯和率先還鄉（鳳陽），這是功臣中回鄉比較早的！實在是嗅覺靈敏??！當然跟他罹患心血管疾病也有關系！信國公湯和還鄉，也沒完全閑著，不久老朱從南京命令信國公湯和與江夏侯周德興節制鳳陽留守司并屬衛軍士，每月訓練三次，屯田者除外。
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初一，老朱召山西平陽衛指揮僉事王材、張青、林武、鄧貴至京，以潞州衛指揮僉事薛鵬、劉遂、河南寧山衛指揮僉事劉巽、李蔚、賈德俱署平陽衛事。顯然，這是進一步處理山西平陽衛餓死軍士100人案件的后續！
詹徽等人對于這些跋扈軍人，早已恨之入骨，如何不利用機會收拾他們呢？但是，軍人的司法歸屬于斷事府，不經過五軍都督府、兵部，三法司真還拿他沒辦法！
這時，唯一的制勝法寶就是攻擊其“涉嫌胡惟庸謀反案”，一招必殺啊！
節選自：山西移民對于北京和明朝政壇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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