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謀反案” 續：冤案出爐
陸和仲（據說是沈萬三的女婿），問題就更嚴重了，從建國以來當了18年的蘇州府吳江縣糧長，應該是熟悉朝廷法度的。本年度應該有1萬石米上倉，卻僅提來700石，那9300石哪里去了呢？另外，有原告沈慶童（高度懷疑是沈萬三家族的人）等3人狀告陸和仲同情胡惟庸，是個“胡黨”，蘇州官吏楊復居然被陸和仲用1000貫買通包庇。字里行間，老朱十分生氣！這兩段文字，估計已經把明史學家吳晗看得是暈頭轉向。難怪他說，這等文字也太有些牽強附會了么！邏輯混亂，狗屁不通！
還有更讓他糊涂的，就是關于浙江前明州衛指揮，退休干部林賢的案子！林賢、胡惟庸、日本的來龍去脈，我們在前面已經大致給大家交待了一番，其中涉及日本國高度機密。但是洪武十九年，在新一代知識分子的高度熱情下，被又一次從歷史堆中拉了出來。因為詹徽等青年政客知道，老頭子對于“思胡派”非常不滿。要整！
當年的高度機密，詹徽等青年政客怎么能知道呢？就是他爸爸詹同也不知道啊！可是洪武十七年，發配日本和尚如瑤藏主，以及400多個日本武士到云南種地的轟動性事件，他們是親身經歷的。宜昌小伙兒，趙勉，現在的大理寺丞大人，當時還是國子監的學生，也是一樣如雷貫耳。到過日本的林賢同志，肯定有問題，先抓起來審審！一審，越描越黑，看看胡惟庸有沒有勾結外邦的黑材料，這是徹底打倒胡惟庸，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的關鍵所在。辦案不可太執著，如果先編好故事，再對人犯誘供，又從誘供詞而衍生，再繼續編下去，必成冤案！而此案的審理結果居然就是，將胡惟庸黨案上升為十惡不赦的謀反案！
“胡惟庸派林賢勾結日本，曾計劃從日本借兵造反！”這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刑部尚書唐鐸、大理寺丞趙勉等人辦案的結果，揣摩上意啊！哪位領導手下出了這些干部，既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悲劇！今天我們知道的史實是，日本南朝自身難保，缺兵少錢，哪里還能協助胡惟庸奪權？如瑤藏主所帶的400多個日本武士不過是保護自己的朝貢回贈品不被本國倭寇搶去而已！真要是有戰斗力，還能讓給發配到云南大理修理地球？
明顯的冤案！但是政治有時需要制造冤案！歷史上許多自命為正人君子的政治家手上實際都不乏冤案！
洪武十九年的二打胡黨，并將“黨案”上升為“謀反案”，很明顯是在震懾“思胡派”，而處理的基本為社會中層人員，不曾涉及功臣等老干部群體。但實際上宣布，為胡惟庸翻案，根本已無可能！這是帝王的警告！
即便是這樣，老朱仍然對于江南的資產階級保持了相當的容忍度，如我們注意到，雖然李茂實、陸和仲被斬，而沈至、沈莊兄弟卻被放了出來，拍拍屁股算是沒事了，至于沈莊想不通，因斷了牙行的財路著急上火得病而死，那是自己心胸太小！不耐等待！
事實上胡惟庸、江南資本家、日本三者，還牽涉到一個重要問題，即民間對外貿易！我們也來侃侃！說到對外貿易，我們舉個明朝時代對日本貿易的例子，比如松江府（今上海市）出產的布匹。當時，松江府是全球最大的紡織基地，紡織技術發達。這里生產的優質布匹，極受日本人的歡迎，做成的衣服叫做“吳服”，當然近代社會中國落后于日本以后，他們急忙改名叫做“和服”！
洪武三年九月初六，戶部有奏：“賞軍用布，其數甚多，請令浙西四府秋糧內收布三十萬匹。”這時，剛在劉伯溫等人的陷害下把楊憲給干掉，老朱不得不臨時處理政務，批道：“松江乃產布之地，止令一府輸納，以便其民，余徵米如故。”可見，當時在浙西四府中，松江的紡織業之發達也是魁首！
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傻瓜蛋！他們對于政府的經濟政策想方設法地抵制。正是因為他們的抵制，大明政府的紙幣推廣始終沒有成功，被置于一個“上不上，下不下”的尷尬境地。由于海外貿易和暗中走私，他們經商收到銀子，地窖里的放放；國內市場收到紙幣，則用于交稅地快快！蘇州府280萬石的稅，他們不交糧食，不交銀子，只交大明寶鈔。
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三地年共應交稅糧450萬石的定額！而郭桓忙活了一年，只收到60萬石糧食（只占13.3%），其他為紙鈔80萬錠（折合米200萬石，占44.4%），其他42%拖欠。如此態勢，米價不漲，怎么可能！民間形成了銀子驅逐紙幣的態勢，一定規模的紙幣發行量，當其使用范圍被嚴重壓縮，不被貶值才怪。紙幣發行的最終失敗，最后導致了明朝的徹底滅亡！明朝滅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雨腥風，人頭落地，生靈涂炭，恰恰又加之于江南地區。
一群目光短淺的糊涂蛋啊！ 問題是，這幫人今天還在！
節選自：山西移民對于北京和明朝政壇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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