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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案解評——兩個宗派的殊死斗爭

老衲 · 2011-11-28 · 來源:飛揚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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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和隨附 的“萬言信”(《給黨中央的信》),主要內容就是揭露周揚等的“宗派主義”及其對文化藝術界一些反對者的壓制和迫害?!叭f言書”的文風,也如胡風的文字,讓人云山霧罩?!叭f言信”的內容,卻簡潔明了。簡單的說,“萬言信”基本是“三十萬言書”的一個“精華”的縮寫。 
“萬言信”中,胡風首先以1954年2月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破題”:“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過程當中,我作了反復地考慮和體會。我反復地考慮了對于文藝領域上的實踐情況要怎樣說明才能夠貫注我對于四中全會決議的精神的一些體會”,“我理解到黨所達到的高度集體主義,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黨和反黨的毒害從內部瓦解的艱險的難關,這才通過血泊爭取到了勝利的”。接著敘述受周恩來的點撥、啟發:“我終于明白了:周總理向我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評’,是要我正視自己,正視現實,面對面地向斗爭迎上去的意思。周總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斗爭面前,我回避不脫;有黨的保證,我沒有必要得保留顧慮情緒。周總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時候,無論在什么領域黨都要求展開斗爭,在斗爭面前黨是無情的。周總理向我指示的意思是:黨是為歷史要求,為真理服務的,在歷史要求面前,在真理面前,黨不允許任何人享有任何權利?!?nbsp; 
主要內容則是對周揚宗派的揭露和批判、要求中央解決周揚宗派:“(周揚等‘非黨的領導思想’)把新文藝的生機摧殘和悶死殆盡了,造成了文藝戰線上的萎縮而混亂的情況”;“封建主義性的陳腐東西和資本主義性的或庸俗社會學的虛偽冷淡的東西取得了、進而擴大了支配性的影響”;“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歸過到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沒有直接接近過黨中央的高級干部對于黨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壞團結的手段就由黨外到黨內,以至直接指向黨中央了”;“為了他那個宗派主義的統治欲望,為了他那個小領袖主義的張皇失措的心虛,周揚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轉嫁到經常感到身上負著泰山一樣重的責任的晝夜辛勞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惱’地把他自己說成了一個使人不勝同情的‘無可奈何’的‘失敗的英雄’,甚至是做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犧牲品的‘贖罪的羔羊’。分析到這里,我心里涌了出來的悲憤強過了憎惡,全身火燒一樣地實感到了我們的革命是不得不犧牲了多少寶貴的東西才通過了曲折的道路爭取到了這個偉大的勝利的”?!拔彝耆_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宗派主義統治一開始就是有意識地造成的。以對我的問題為例,是有著歷史根源,利用革命勝利后的有利條件,利用黨的工作崗位,有計劃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終于達到了肆無忌憚的高度的。我完全確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領導傾向和黨的原則沒有任何相同之點。我完全確信: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上或思想實質上看,是已經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nbsp; 
總括起來,胡風對周揚的反黨宗派活動歸結為四個方面:“一,以樹立小領袖主義為目的。”“二,不斷地破壞團結,甚至竟利用叛黨分子制造破壞團結的事件?!薄叭?,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轉嫁到群眾身上,以致竟歸過于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四,犧牲思想工作的起碼原則,以對于他的宗派主義統治是否有利為‘團結’的標準;這就造成了為反動思想敞開了大門的情勢。”  
最后的“落腳點”是:“要求直接得到(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擔負起我應該擔負的斗爭不可”。   
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中宣部、文聯、作協的許多人早已知道內容。獲悉的渠道很多。首先,胡風上書不是秘密進行的,而是公開進行,“集團”的成員們以各種方式散布。巴金在批判胡風的文章中寫道:“胡風的‘意見書’發表以前,文藝界中間就在傳播這件大事。聽說胡風派認為這是他們的一個大的勝利。而且在上海的胡風派還為它聚餐慶祝,為胡風的健康干杯。”其次,陸定一、周揚等是中宣部的主要領導,而文聯、作協這些部門,直接受中宣部主管,何況,還與中央主要領導身邊的秘書們聯系緊密,因此,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是瞞不過他們的。   
胡風已經好不客氣的發射出足以摧毀周揚宗派主義的“原子彈”,周揚等做出更激烈的“反攻”,也就成了必然。正如胡風1952年6月9日自上海給路翎寫的信中所言:“斗爭未有不用血可以得到的。血流得不少了”。胡風宗派與周揚宗派之間的斗爭,由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和“萬言信”,已經由原來私下的相互齷齪,轉變為直接利用黨的最高政權了。而且表明這種“你死我活”的殊死“斗爭”,已經不可逆轉?!裹c只有一個,即文化藝術的領導權。   
周揚有現成的“組織”“權力”可資運用,胡風也不簡單。巴金揭露道:“他還有那末多的‘戰斗者’:那些名字真叫人吃驚!其中有些人誰也不曾疑心過他們是胡風集團分子(有些人甚至混入黨內,充當胡風的坐探);而且他還有那末些地盤:連黨領導的新文藝出版社也成了他的集團的主要陣地;而且他還有那末嚴密的組織,有聯絡員,有‘組織原則’,有計劃;而且有一些機關里還有他的坐探,替他偷竊黨內文件,探聽情況?!薄?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以及會議內容,本不是胡風這些人能夠知道的,但是,胡風通過聶紺弩打聽到這次政治斗爭的內幕(聶甘弩從誰人處獲得的消息,沒有資料披露)。因此,胡風“三十萬言書”和“萬言信”中對周揚宗派的四條定性,基本是中央對高崗、饒恕石集團定性的翻版。  
但是,胡風派和周揚派各自可以利用的“資源”相互比照,胡風的“資源”,恰好是周揚派可以直接當作胡風派的“陰謀”打擊胡風集團的材料,而周揚派的“資源”,則披著合法的“組織”外衣。這也是胡風撇開正常的組織程序而直接上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最高領導人的重要原因。當然,更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只有上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最高領導人,才能徹底擊潰周揚宗派,取代周揚派在文化藝術部門的領導權。   
胡風這種近乎唐詰訶德式的“英勇”方式,自然抵不過周揚派比“風車”強大得多的可資利用的“資源”。而且,面對胡風這種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的行為,“反彈”之力必然更加強勁:所謂打蛇不死反被蛇吞,這種情況是決然不會令其發生的。   
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和“萬言信”是1954年7月22日交上去的。但是,不管是毛澤東、劉少奇還是周恩來,在1954年余下的時間里,并沒有什么回應。這個情況加上文化界的動向,使得胡風情緒高漲,并加緊了布置。10月27日,胡風給張中曉寫信道:“這里情況已經在大動搖中,第一,作協黨組連日在開會,大概是由先生們自己檢查,提出匯報,中央再來最后考慮問題,這里面一定有許多好看的東西。今天甚至聽說二十多萬字的東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這樣,大概是上面已經決定了要徹底考慮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幾月來你社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這些事實可以有力的證明問題的實質是什么,逃也逃不掉”,“那封信加了這樣的頭尾,你們研究一下,特別是后來,和實際情況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進去,文字和說法,也要從便利于你們的斗爭,觀點上另以斟酌,斟酌后抄一份寄來”。  
1954年11月2日,胡風再次給張中曉寫信:“缺口已打開了,緊張得很。這不過是抓到的一個缺口,問題要全面展開,已經公開提出了。二馬和該報‘帶頭’檢查,夠好看的!第一步檢討先發表,而且也不限于‘紅樓’一事的。當然,‘詩人’撈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過,他也逃不了的。”“得沉著地進行。性兄文要趕快才對。你如果可能也應寫一篇去?!?nbsp;  
“二馬”是“馮”字的謔稱,指馮雪峰。“詩人”指袁水拍。從這些信中可以知道,在10月間,周揚派已經決定印發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了,而胡風卻當作“好兆頭”,不知道這是周揚派的一個重要反擊。 
  
胡風的這種張揚,主要來自于中央和毛澤東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文章和《文藝報》的批評。10月末開始召開的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合召開八次擴大會議上,胡風兩次發言,公開進攻,遭到反彈。1954年12月8日,周揚等主持召開的第8次擴大會議上,周揚等離開對俞平伯和《文藝報》批評的這個主題,集中開始批判胡風。這標志著周揚派開始轉向對胡風派的強烈進攻。會后,陸定一、周揚等迅速組織了《關開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要求中央在全國展開批判胡風的熱潮,并建議公布胡風送交黨中央的《意見書》。此報告于1955年1月初,呈送給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們的手中。   
“中共中央”根據中宣部這個報告對胡風的定性,批示道: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長期進行反黨反人民的活動,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斗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大斗爭來看待,把它作為黨內外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一項工作來看待。   
這個“中共中央”的批示,并非來自于毛澤東,而是來自于其他領導人。如果是來自于毛澤東,后來的有關文字中,早不客氣的直接點出了。因此,但凡引用這個“批示”的文字,都說“中共中央”。當然,中宣部是中共領導文化藝術部門的最高權威和權力機構,其對胡風“反黨反人民”的定性,是組織定性,“中共中央”自然會照準。   
激化過程中,周揚等的宗派主義手段   
1979年之時,周揚在談到胡風案時,承認道:“我承認過去有宗派主義,不過胡風也有”。 bA_/ 6r)u  
周揚以宗派主義對付另一個宗派,這個過程中,使用宗派主義手段,就是個必然。這種手段,不但表現在對付胡風派方面,也必然表現在運用“合法”的組織資源上。尤其是毛澤東得到中宣部上呈的《關開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后在態度上的遞進,更加顯得突出。 
毛澤東首次介入“胡風集團”的問題,既在收到中宣部的《關開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之后。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批示道:“劉、周、鄧即閱,退定一同志,照辦?!保⑶姨匾饧印白ⅰ钡溃骸白髁艘稽c文字上的增改”?!霸龈摹钡娜績热菔牵骸皯谖乃嚱绾汀段乃噲蟆纷x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后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 
毛澤東的第一次批示,其傾向性十分明顯,即把中宣部要求的對胡風展開全面批判,限定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后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即否定了中宣部報告中對胡風所做的定性。劉少奇、周恩來做了什么樣的批示,沒有資料顯示。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明顯不利于周揚派。因為周揚等本人十分清楚:文化藝術界的不少人,對周揚等的意見甚至反對,也是可觀的。因此,周揚們決然不會讓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成為現實! 
所以,兩天后的14日,一個報告又迅速呈遞到毛澤東手中。報告的內容,不難想象。但是,毛澤東的批示依然令周揚們無法接受。毛澤東批示道:“看看胡風的意見,二十萬字長,真是洋洋大觀!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和資產階級的東西,實在不少!”這種介乎“談笑”的批示,與中宣部對胡風“反黨反人民”的定性相差太遠!之所以說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近乎“談笑”,是當時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對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們而言,就是“家常便飯”,無傷大雅。   
這與毛澤東的一貫作風相符合。不管對誰,都是先由“討論”入手,分清對錯,錯誤的一方只要認識到錯誤并改正,也就達到目的了。對于來自于國統區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毛澤東就更是如此。毛澤東的這個特點,周揚們是深刻了解的。延安時期,從國統區進入延安的這類人,毛澤東都統一采取了這種方式,著名的有蕭軍等。只有提供的資料中有無可辯識的“敵特”材料,才會促使毛澤東嚴厲起來,比如王實味。   
15日,周揚再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份報告,并寫明轉呈“毛主席”的字樣。這是周揚跟胡風談話后所寫的報告。胡風在談話中“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并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至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并說希望不要公開發表他1954年7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如要發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聲明”?!L在周揚們的強大攻勢下,已經由原來希望公開印發“三十萬言書”,轉變為不要印發了。但胡風知道“三十萬言書”的印發已經不可逆轉:1954年10月已經獲悉周揚們要印發了,而此時,周揚們已經運用合法的組織手段取得了中央的批準。   
這個報告自然很快到了毛澤東的手中。毛澤東批示道:“劉、周、小平閱,退周揚同志:1、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2、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是毛澤東在周揚們接連不斷的迅猛報告所提供的材料下,第一次認可了“反黨反人民”的說法。但是,毛澤東認可后的主旨很明顯,即批準了中宣部要求全面展開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 
兩個宗派之間發展到“你死我活”后的第一階段的對壘,周揚們取得了完勝。但是,事情并沒有結束。因為即使毛澤東終于明確批示批判“胡風思想”后,但毛澤東的方針是一如既往的,即“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而對胡風這等人物,很顯然的是:毛澤東決然不會直接提出什么組織處理,更不會直接干預“組織處理”的。而且,毛澤東最大的可能,是制止對胡風的“組織處理”。 
激化過程中,周揚等的宗派主義手段(續)   
新中國文化藝術界,由中宣部直接領導,而中央主要領導人中,則是周恩來主管。國統區的文化藝術界一直長期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后,國統區文化藝術界人士與解放區文化藝術界人士合流,周恩來自然成為協調統一兩個方面的主要領導人。因此,胡風建國初期因為工作職位的安排,多次拒絕周揚、胡喬木后,一直要求面見周恩來;在其“三十萬言書”中,也要求直接受周恩來的領導。 
1955年1月,周揚們促使中央終于批準全面批判胡風思想后,曾經通知胡風進京參加舉行的專門批判胡風思想的會議?!霸谑媸彽牟牧瞎贾?,周揚曾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關于討論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這次討論會顯然不完全是中國文聯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圖,而是更高層的領導所做出的決定。因為周恩來曾對這次討論會做過具體的指示”;“周恩來指示的很多細節我都已忘記了,但還記得在周恩來的指示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就是不要先存一個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要文藝界都坐下來,平心靜氣地進行相互之間的交談”⑴。
周恩來的這些指示,顯然是奉中央和毛澤東之命。這與毛澤東一貫的方針想符合,也與毛澤東介入胡風問題后的方針相符合??陀^的情況也是如此:盡管毛澤東在第三次批示時同意了中宣部以及“中共中央”對胡風“反黨反人民”的定性,但主要是胡風的一些對立思想,限定于思想批判,事實上也是僅限于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同時,毫無疑問,毛澤東對胡風反映的關于周揚的宗派問題和飛揚跋扈也有所警覺;因而,在主流思想上展開批判,在具體事務上“坐下來,平心靜氣地進行相互之間的交談”,以解決問題,就是解決這場宗派主義爭斗的唯一正確的方法。——這與毛澤東三次批示的主旨也完全相同。第一次批示定下了解決胡風問題的方針:大家討論,得出一個結論;第二次第三次批示,則是對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對胡風思想定性的認可;而解決的最終結局,自然要按照第一次批示定下的方針了。 
但是,周揚并沒有接受這個方式:“當時周揚的態度是異常嚴厲的”。周揚當然不可能執行中央指示去跟胡風“坐下來”進行平等交流:不要說已經促使中央展開了對胡風的批判,即使沒有這個因素,周揚同樣也不會跟胡風“平等”交流,必然是居高臨下的“指導”。非此,也就不會發生胡風這些事情了。  
更重要的是,這個會議基本近于胡風批判的尾聲,也即等于是解決胡風問題的終結會議,而結果卻出人意料:在大張旗鼓的批判了胡風近半年后,胡風除在思想上受批判外,不但沒有被觸動,而且要一起“坐下來”“心平氣和”的解決問題了!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由對胡風的思想批判向對周揚宗派清算的轉變——根子自然是在毛澤東身上。形成對胡風的全面批判,就是給毛澤東提供材料和報告,促使毛澤東在這些材料和報告面前,給予了批準。要制止這種“坐下來”“心平氣和”的最終解決方式,從而消除有被清算的危險,就必須把足以置胡風于死地的更嚴重的材料再設法呈遞到毛澤東的面前。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出籠了,而且又呈遞到毛澤東的手中。這些報告,不僅是個人的揭發,更主要是中宣部、文聯、作協這些龐大的組織的認定。不管是毛澤東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對一些具體事物的判斷,都是依據組織提供的報告,而決然不會輕易否定這些報告。輕易否定,就意味著這些龐大的組織進入不作為、甚至搗亂、對抗的狀態,要解決的事物,則必然陷入不了了之的混亂狀態。尤其是,最終極有可能甚至是必然激發出某些可怕的事變。——這已經為客觀的歷史所證實!  
林默涵1989年在《胡風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寫道:“信中對很多跟隨黨的作家有仇視態度,很多暗語看不懂,于是把舒蕪找來,請他按內容分分類,做些注釋。舒蕪同意了,一兩天后交給林,林交給周揚。周揚與林商量可否公開發表,林同意,周揚把材料給了《文藝報》,排出清樣后又給了毛澤東?!?nbsp;
舒蕪寫道:“林默涵要求我將他畫記號的地方摘下來,按內容分四類:胡風十多年來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怎樣一貫反對革命文藝隊伍;怎樣進行反革命宗派活動;其宗派活動以怎樣的世界觀作基礎。”  
舒蕪這些材料出籠的過程,另辟章節評敘。這里要說的是:周揚等組織編選舒蕪的這些材料,從人員到內容,都是經過精心安排選編的,目的就是促使毛澤東加重對胡風及其集團的處置?!皬暮L友人互相通訊的信件,需要一些熟悉文藝界情況和胡風等人的習慣用語及別名等情況的人審閱,于是很快從中宣部機關、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及公安部抽調何其芳、劉白羽、袁水拍、張光年、郭小川、黎辛、朱寨、李曙光等約十一二人辦理此事,并由林默涵組織領導這一工作”。而選編的這些材料和對這些材料的注解說明,遞交這些材料的迅猛,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性質,被徹底注定了!
胡風給舒蕪信件內容的含義,沒有比胡風、舒蕪二人更清楚的了。舒蕪的注釋是否“歪曲”?恐怕不能象胡風平反后一些人的胡亂編篡,而是舒蕪當時的說明。因為舒蕪不單是理解胡風的信件,還有根據信件的回信。兩者一對比,就很清楚了!
尤其是,了解胡風跟舒蕪通信內容的人,對這些信件的真實含義,表現也是十分“膽寒”的。胡風的女兒根據胡風的回憶寫道:“出得門來,舒蕪恨恨地說:‘他別厲害,我手里還有他的信呢!’聶一聽,嚇得趕快對他說:‘那可不能??!’聶十分后悔帶舒蕪前來”?!粋€“嚇”字,無疑是聶甘弩了解這些信件內容的嚴重性!如果象胡風自己后來的解釋,或者象平反后一些人的解釋,聶氏是不至于被“嚇”的!  
胡風平反后,舒蕪為什么會被“標榜”成“猶大”?同樣的道理:不是因為舒蕪什么“告密”,而是因為舒蕪提供的材料徹底改變了事情的本質并連帶出更多的類似的材料的暴露。至于什么“告密”之類,本就是傳統文化及其衣缽者的一個特性!  
舒蕪的回憶中,還透露出一個信息,即周揚派在組織編排這些信件材料之時,不僅是遞交給毛澤東,同時也向公安機關進行了“聯通”。舒蕪寫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那就等于公安部門看到了”。——5月17日,公安部對胡風羈押審查。 
經過一周的醞釀,5月25日,周揚等主持召開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七百多人參加的聯席擴大會議,通過了開除胡風在文聯、作協等所有職務的決議。尤其是,對公安機關對胡風的羈押審查并不滿足,做出了要求把胡風“反革命罪行”交由檢察機關公訴法辦的決議報告。 
由此,中央批準了成立胡風案專案組。這個專案組的成立,到現在其實還是一個謎。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決非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毛澤東同意了常委會的意見。對胡風問題,“反革命”的材料被揭發出來后,毛澤東和中央并沒有輕易下組織處理的結論,而是經過常委會的多次研究后,才共同做出的決定。之所以認為這個共同決定不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毛澤東同意了,就在于幾乎所有文字對這個決定的過程不予披露:如果是毛澤東主張的,早被渲染的鋪天蓋地了!被掩蓋的事實無疑還有,即:有人提出要殺胡風,被毛澤東否決!這也是毛澤東后來公開說胡風不能殺的起因。  
專案組的成立,并不意味著周揚派宗派主義手段的結束。專案組開始由陸定一、周揚(中宣部)、錢瑛(中央監察委員會)、李楚離(中組部)、楊奇清(公安部)五人組成,由陸定一任組長。陸定一等擬就《中共中央關于展開斗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呈送中央和毛澤東,7月1日被批準下達。接著,專案組又擴大為十人,陸定一依然擔任組長,羅瑞卿擔任副組長,劉瀾濤、周揚等為組員,而周揚是十人專案組中唯一的“文化界人士”。   
這依然不是最重要的!“中宣部干部處主管文藝干部的副處長、10人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王康,1956年給陸定一匯報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大體調查清楚了,沒有發現有人有反革命的問題,在法律上起訴不足,大約不能定為反革命集團,遂建議10人小組開會討論一次。陸定一同意,叫王康給10人小組印發有關材料,會還沒開,陸定一就因事外出了。周揚對王康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夠討論?還說,他和羅瑞卿商量了,會不開了,把發出去的材料全部收回來”⑷?!脽o以辯識的大量而迅猛的“材料”、想法設法的遞交給毛澤東,促使毛澤東逐步認可了提供的事實和定性,反過頭來又以“毛主席定的”為理由,壓迫專案組無法進行正常的專案審查!周揚從中玩弄宗派主義手段欺上壓下的卑劣與惡毒,至此暴露無遺矣! 
胡風沒被死刑,幸有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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