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沙皇與沙后

　　本書最不愿致力于那些無關的心理學上的探究，即人們現在往往企圖用它來代表社會的與歷史的分析。在我們的視野中，最先站立著那些偉大的歷史動力，它們具有超乎個人的性質。皇朝乃是此種動力之一。但所有這些力量都經過了人而行動著。且皇朝由其原則使然，是與個人相聯結的。所以但憑著這一點，就已經說明我們為什么應該注意那個皇帝的個性了，他被社會發展的過程所決定，竟遭遇到了革命。此外，我們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即令是部分地，也要指出在什么地方，個性不再成為個性而告完結，——完結得時常比人們所感覺到的快得多，——同時個人的“特征”，又怎樣地常常只是為一種較高法則所刻劃下來的個別的爪痕。

　　祖先們留給尼古拉第二的遺產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帝國，而且還有革命。他們沒有給他一種才能，使他能以之統治這帝國，甚至去統治一省或一縣的才能也沒有。歷史洪流的波浪，愈來愈沖近宮廷之門，而這位羅曼諾夫朝的末代君王卻以不聞不問的冷淡態度來對待它：在他的意識與他的時代之間，仿佛隔著一種透明的但是絕對不能通過的中介物。

　　革命之后，接近過沙皇的人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回憶著：當他統治期間的最悲慘的時期，如旅順口之降服與艦隊在對馬島附近的沉沒，十年后，當俄國軍隊從加里西亞敗退，以及再過兩年后，當他遜位的前幾日，所有沙皇周圍的人都沮喪，驚駭與震動了，只有尼古拉一人還保持著平靜。當雷電在他頭上鳴閃的時候，他仍舊會垂詢他在俄國旅行過多少俄里，會記起他過去行獵的偶遇，官場會議的故事，而一般地會對自己日常生活的瑣事發生興趣。“究竟這是什么回事呢？”有一個接近于沙皇的軍官自問過，“這種很大的，幾乎不能叫人相信的自持力，是教養所致呢，是因為相信凡事皆由神之前定呢，還是因為知覺不夠呢？”在這問題中已經包含了答案的一半。沙皇的所謂“教養”，與他在最非常時期中能夠自制的那種力量，決計不能單單用外界的訓練來解釋的，因為這里的本質乃在于他內心中的渾噩，他心力的貧乏，他意志沖動的懦弱，那雙不動聲色的假面具，在某些人中間是被稱為教養的，在尼古拉身上卻成為他天性的一部分了。

　　沙皇的日記是一切證物中最可貴的一種：一日一日地過去，一年一年地下來，他的冊頁里盡拉扯著心靈空洞的記錄。“散了很久的步，射死兩只烏鴉。在陽光中飲茶。”步行，劃船。又是烏鴉，又是飲茶。一切都在生物學的境界上。關于教會儀式的回憶，是以記錄酒宴所用的同樣筆調寫下來的。

　　當國會召集的前幾天，全國都在痙攣中震戰，尼古拉寫道：“4月14日。穿薄襯衣散步，又在皮舟中打槳。飲茶陽臺。史丹娜和我們一起吃午飯，一同劃船。讀書。”關于讀物，他沒有寫一個字，究竟是感傷主義的英國小說呢，還是警察廳的報告？“4月15日。接受維特[1]的辭呈。馬麗與地米脫里同吃午飯，用車子送他們進宮。”

　　當決定解散國會的那一天，顯宦方面與自由派人士都經歷著一種恐怖的感情亢進癥，而沙皇在日記上寫道：“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比平時較遲半小時與軍官們同進早餐……暴雨，悶熱。一起散步。接見高連茂金簽署解散國會的法令！與奧爾加及彼蒂同進午餐，整個黃昏讀書。”關于行將解散國會的問題，加上一個驚嘆號，這是他感情的最高表現。

　　被解散的國會議員，號召人民拒繳賦稅與停服軍役。發生了許多次軍事暴動：在斯維亞包格，喀瑯施塔得，在戰艦上與軍隊中。反對高級官員的革命恐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復活起來。而沙皇寫道：“7月9日。星期日。事情發生了！國會今天關門。做完彌撒，進早餐時，看見許多人擺著一副心事臉孔。……天氣好極。散步時遇到米夏叔，他昨天才打喀琴那回來。午飯前與整個黃昏，都靜靜地忙著。在皮舟中打槳。”他之打槳是在皮舟中，那是告訴了我們的；但是忙些什么呢，沒有說。他的日記老是如此。

　　在同一的危急時期，稍后幾日，他的日記是：“7月14日。穿好衣服，騎腳踏車到海濱浴場，海中游泳頗樂。”“7月15日。浴兩次。很熱。只有我們二人進午餐。陣雨。”“7月19日。晨浴。在田場上接見大臣。與夫拉地米爾叔及恰根同進早餐。”暴動與炸藥的爆發，簡直沒有提到一筆，只寫著：“可愛的事件！”這句話里含著的那種低級的淡漠之情。實在令人吃驚，此種淡漠從來不曾發展到自覺的厚顏無恥。

　　“早晨九點半，我們坐車到里海團部去……散步很久。天氣是怪好的。洗海水浴。茶后，接見李沃夫與古契柯夫。”這次很突然地接見兩個自由主義者，是因為斯托雷平企圖使反對派的政治家參加自己的內閣，而關于這，沙皇卻沒有提到一個字。這位未來臨時政府的領袖，李沃夫親王，當時也說起過那次沙皇的接見：“我料想行將見到的皇上，該是受著悲痛的打擊的吧，但是并不如此，出來接見我的卻是一個穿著深紅色襯衫的很有點快樂而活潑的家伙。”

　　沙皇的見識，不會比一個低級警官的見識來得寬廣，他們之間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更懂得實際些，以及迷信比較的差些罷了。在許多年的過程中，尼古拉所閱讀的，并由此獲得他的思想的唯一報紙，乃是梅顯爾斯基親王用國帑來辦的一種周刊，梅顯爾斯基是官僚反動徒黨中的一個卑賤與被收買的新聞記者，甚至為他自己的一伙所鄙視。沙皇的見識經歷了兩次戰爭與兩次革命而不曾改變，因為在他的意識與事變之間，永遠存在著淡漠這一個不能透過的中介物。

　　稱尼古拉為宿命論者并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只需加添一句：他的宿命論絕不是積極地依賴自己的“星宿”。相反的，尼古拉自以為是一個不幸的人。他的宿命論只是對歷史發展的一種消極自保的形式，而它又與專橫手攜手地并進著；此種專橫就其心理的動機說是渺小的，但就其后果說卻是駭人的。

　　維特伯爵寫道：“‘我要它如此，它就該如此，’這口號在這位懦弱統治者的一切行為中都表示出來，他只因懦弱之故，干了一切為他君臨期間特有的事情——整批地叫那些多少有點無辜的人流血，而大部分又是全無目的的。……”

　　人們有時把尼古拉與他那半瘋狂的高祖父保羅相比；他是被近臣得到他自己兒子——“祝福的”亞歷山大的同意而窒死的。實際上，這兩個羅曼諾夫氏在下述的性質上也確相近似：因不信自己而對一切人的不信，全能小人的猜忌，背信的感情，還有那可以稱之為加冕巴利亞[2]的意識。不過保羅要無比地更有光彩些，在他的瘋狂舉動中含有幻想成分，雖然是不負責的幻想。而在這位后輩的身上，卻一切都是灰暗的，沒有一個鮮明的特點。

　　尼古拉非但沒有定見，而且一無信義。諂媚者稱他為可愛的人，為惑人者，因為他對宮廷近臣們的態度是溫柔的。不過沙皇恰恰對于那些業已決定攆走的大臣們，表示出特殊的溫柔，大臣在接見時迷惑于分外的恩澤，但回家來卻發見了叫他辭職的書信。這是沙皇對自己渺小無能之一種特殊的復仇法。

　　尼古拉在一切具有天才與大方的人們之前，總以仇恨的態度退縮著。他只當處身在全無才能與頭腦空洞的人們中，在偽善者，在近乎白癡者，即在他不必仰首而望的人們中，才會覺得舒服。他具有自愛之心，甚至還是很強烈的自愛，但并非積極性的，它沒有一點創意力，只是因為妒忌而用以防御的。他按照著每況愈下的原則來選擇內閣大臣。具有智慧與品格的人，他只在最危急的情形中，當別無其它出路的時候，才召來任用，這和人們為救命而召請外科醫生是一樣的。當初之起用維特是如此，后來之對待斯托雷平也是如此。沙皇都用一種不甚掩飾的仇視態度來對付這兩人。只叫局勢的尖銳性一經過去，他便馬上與這些顧問決裂，因為他們的身長太超過他了。裁汰的工作是那樣有系統地進行了的，以至末屆國會議長羅將柯，在1917年1月7日，當革命已敲著大門的時候，冒險啟奏沙皇道：“在陛下的周圍，已不剩一個可靠和誠實的人，一切好人都被撤職，或已退休，留著的只有一些臭名洋溢的人了。”

　　自由資產階級想與宮廷覓得妥協的一切努力，都歸泡影。不倦而宣鬧的羅將柯企圖用自己的報告來動搖沙皇，仍勞而無功！沙皇不但對于論辯，就是對于冒瀆，也都置之不理，他只是靜靜地在準備解散國會。過去曾為沙皇寵兒，后來參與殺死拉斯布丁的大公爵地米脫里，對自己的同僚尤蘇博夫親王怨訴道：沙皇在總司令部，對周圍的一切，一天比一天地更表示得冷淡了。依地米脫里之見，人們在給沙皇服用某一種藥物，能使他的精神機能麻痹起來的。自由派的歷史家米留可夫寫道：“謠言盛行，都說沙皇這種智慧的與精神的麻木狀態，是拼命用酒精來維持著的。”這一切都是虛構，或是夸張。沙皇毋須乎乞靈于麻醉劑，因為致命的“藥物”早已生在他的血液里。不過在戰爭與那導成革命的國內危機這些大事變的背境中，那些毒藥的表現特別刺目些罷了。拉斯布丁倒是一個心理學家，他簡單地評論沙皇道：他“內里的東西不夠。”

　　這個陰暗、平淡與“頗有教養”的人，卻是殘酷的。并非可怕的伊凡或彼得大帝那種積極的、為要追求歷史目的而發揮出來的殘酷——尼古拉第二的殘酷與它有什么共同之點呢？——它乃是末代子孫為自己的末運所驚駭而發生的懦怯的殘酷。早在本人統治的曙光期內，尼古拉就稱贊法朗高利團的士兵為“好小子”，因為他們槍殺了工人。他老是“快意的讀著”如何用鞭子抽打“剪發的”女學生，或在虐殺猶太人之時，人們如何打破了無防御力之人的腦蓋的報告。這個戴著皇冠的痞子，全心全意地傾慕著社會的敗類，與黑色百人團的流氓，他不僅慷國庫之慨，給他們很多的錢，而且還愛跟他們談論關于他們的事業，且當他們偶然殺害了反對派的議員時，還會原恕他們。維特，鎮壓第一次革命時那個政府的領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當這些隊伍的官長從事于無益暴行的消息傳到皇上的耳中時，總會得到他的贊許，而且無論如何他總加以袒護。”當波羅的省總督要求撤換一個名叫立希脫爾的中尉，因他“但憑己意不經審判而處決好些無抵抗的人”時，沙皇在他的報告上批復道：“呀，多么好的小子！”這樣的慫恿是多到無量數的。這個“迷人者”，沒有意志，沒有目的，沒有想象力，比古今史上的一切暴君都更加可怕。

　　沙皇受著沙后的很大影響，這影響是隨著年月之進展與困難之加大而增長著。他們兩人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統一體。便是這個統一體，也已能表示出在環境的壓力之下，個人要靠團體來補充到何種程度了。不過首先還得講沙后本人。

　　大戰時法國駐彼得格勒的大使毛利斯·巴雷奧老格，是精通了法國學士院會員與女管門人的心理的，他給這位末代沙后繪了一幀仔細潤飾過的小像：“道德上的不平和，間歇性的憂愁，無限的煩悶，精力盛衰的交替，關于彼岸與冥界之痛苦的思想，迷信——所有這些特點，那樣清楚地表現于皇后的個性中的，難道不是俄羅斯民族的特點嗎？”不管這話是怎樣的希奇，但在這個稍帶甜味的謊語中，也確有著真理的粒子。無怪俄國的諷刺家薩爾透可夫要稱那些由波羅的省男爵出身的大臣與省長們為“具有俄國靈魂的德國人”了，因為無疑地，正是那些與人民絕無關系的外國人，造就了“真正俄國”行政家的最純粹的文化。

　　但依巴雷奧老格的話說來，沙后既那樣徹底地把握著俄國人民的靈魂，那他們究竟為什么要這樣公開地仇視她呢？回答很簡單：為要替自己新的處境作辯解，這個德國婦人便以冷酷的憤怒之情，采取了俄國中世紀制度（所有中世紀制度中之最貧乏與最丑陋者）的一切傳統與訓誡，但在這個時期，人民卻正用了很大的力氣，要從自己中世紀式的野蠻中解放出來呢。專制魔鬼確實迷住了這個黑森邦[3]的公主：她從自己的窮鄉僻壤高升到拜詹廷專制主義的頂點，自然無論如何都不愿把它放手了。在正統派宗教中她找到了能適合于她的新命運的神秘主義與魔道。她愈加不屈不撓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則舊制度的丑陋便愈加顯得赤裸。沙后以強有力的性格，與堅峻的熱情補充著那個沒有意志的沙皇，并且統治著他。

　　1916年3月17日，即在革命之前一年，那時這苦惱的國家已經在失敗與破滅的挾榨機中壓扁了，沙后給總司令部的丈夫寫信道：“……你不應該施恩，組織責任內閣等等——不應該做他們所希望的一切事情。這一定得是你的戰爭與你的和平，光榮是你的與我們祖國的，決計不是國會的。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無論如何連說一句話的權利都沒有。”這在無論哪一方面說來，都是一個完備的政綱。堅定地控制著這個經常動搖的沙皇的，正是她。

　　自從尼古拉出宮，來到軍中，擔任虛有其名的總司令以后，沙后便公然處理著內部的事情。大臣們進奏于她，仿佛到一個攝政的女皇那里去一樣。她和宮廷中小范圍內的近幸們進行陰謀，反對國會，反對大臣們，反對總司令部的將軍，反對全世界，而且部分地也反對沙皇。1916年12月6日，沙后寫信給沙皇道：“……既然你說要保留潑勞討包包夫，他（脫連包夫首相）怎么敢出來反對你？把你的拳頭敲著桌子，別讓步，要做主人，要聽你堅決的小妻子與我們‘朋友’的話，相信我們。”三天后，又寫道：“你知道你是對的。高高地抬起你的頭。命令脫連包夫跟他共同工作……把你的拳頭敲著桌子。”這幾句話仿佛是虛構出來的。但它們卻摘自原信。其實要虛構也不能虛構到這個樣子。

　　12月13日，沙后又唆使沙皇道：“只是不要答允責任內閣，所有的人都為它發狂。一切事都平靜些與好些了，不過大家都要感到你的手腕。多么久了啊？已經整整幾年了，人們對我說著同樣的話：‘俄羅斯愛感受鞭子’，——這是他們的天性！”這個信奉正教的黑森邦女人，受溫莎爾的（指英國王族。——譯者）教育與頭上戴著拜詹廷的皇冠，不僅是俄羅斯靈魂的“化身”，而且還有機地鄙視著這個靈魂：他們的天性需要鞭子，這是俄國沙后在皇朝崩落之前一月有半，給俄國沙皇寫的信中論到俄國人民的一句話。

　　沙后的性格雖然優越，但在知識上卻并不高于丈夫，甚至還比他為低；她之渴望處身在傻瓜笨蛋們中間，比她的丈夫更甚。沙皇與沙后和女官維羅博娃間那種親密的與長期的友誼，可使我們測量出這對專制夫婦的精神高度。維羅博娃自稱笨人，這倒不是謙虛。維特，人們不能否認他具有正確的眼光，他批評她是一個“最普通的、愚蠢的彼得格勒的姑娘，不美麗，像是餅干粉中的水泡”。年老的顯官們，大使們與財政家們，奴顏婢膝地和這個貴人勾搭，她的智慧僅足以不忘了自己的錢袋，然而沙皇與沙后卻曾和這個人在一起度過長長的時間，曾同她討論大事，曾與她通信，或在通信中談到她。她比國會，甚至比內閣都更有勢力。

　　不過維羅博娃本人只是那個“朋友”與帝后之間的媒介罷了，“朋友”的權威超過了所有這三人，沙后給沙皇寫信道：“……這是我私自的意見，我將弄清楚我們的‘朋友’的意見如何。”“朋友”的意見就不是私自的了，它能決定問題。“……我是堅決的”，幾星期之后沙后堅持說：“不過聽我的話，那意思也就是聽我們的‘朋友’的話，以及在所有的事情上相信我們……我為你痛苦，像為一個柔弱與軟心的小孩而痛苦一樣，——小孩需要領導，但當上帝派了一個人來告訴他該做什么的時候，他卻聽從壞的顧問。”

　　由上帝派來的“朋友”——就是格里高利·拉斯布丁。

　　“……我們的‘朋友’給我們祈禱，又給我們幫助，那末萬事皆好了。”

　　“假使我們沒有‘他’，那早已萬事皆休，這一點我是完全相信的。”

*　　　　　　　　　　*　　　　　　　　 *

　　在尼古拉與亞歷山大拉（沙后名。——譯者。）的整個君臨期內，不僅從全俄國，而且還從各國輸入了符咒師與女巫到宮廷里來。設立了一些專門探訪巫師的大官，他們會依次圍繞在某一個代神發言者的周圍，在皇帝之前組成一個有力的上議院。其中不乏具有伯爵夫人名號的偽善的老婦，有終日無事頗覺疲倦的官員，也有雇傭著整個內閣的金融巨頭。東正教的高級僧侶以忌嫉的眼光，看見了催眠術家與魔法家之間的未曾特許的競爭，于是急忙打道，升入到陰謀的中央圣殿里去。維特為要反對這個統治的小組，曾兩次受挫，他稱它為“生癱病的宮廷狗黨”。

　　朝廷愈加孤立，皇帝愈覺沒有保障，那他愈加需要彼岸世界的幫助。某些野蠻人為要求情，便用繩子縛住一小塊板在空中搖動著。沙皇與沙后則利用小板來謀達許多極其不同的目的。在沙皇乘坐的車廂里，發見了一個完備的禮拜堂，其中有大小神像，與各式各樣祭祝的物件，這些東西他最初用以對敵日本的，后來用以抵抗德國的炮火。

　　宮廷中人的程度，本是代代相承，無有變化。在那個被稱為“解放者”的亞歷山大二世的治下，大公爵們是真心相信著家鬼與女巫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的治下，并不見得好些，只是比較的平靜些。“生癱病的狗黨”從來存在，不過分子變換著，方法更新著罷了。尼古拉第二并不曾創造，只是從他祖宗那里繼承著野蠻中世紀的宮廷風氣。可是，在這幾十年中，國家卻改變了，任務復雜了，文化提高了，而宮廷中人就顯得落在很遠的后面了。如果皇朝在鞭笞之下向新勢力讓了步，那它在內心里卻是完全不能現代化的，它反而閉關起來，當它尚未成為籠罩全國的一種討厭的惡夢時，中世紀制度的精神早在仇恨與恐怖的重壓之下凝厚起來。

　　將近1905年11月1日，即在第一次革命最緊急的時期，沙皇在日記上寫道：“我們認識了一個神人，格里高利，來自土包爾斯克省”。這就是拉斯布丁，一個西伯利亞農民，頭上有一個光光的創疤，是因為當年偷馬給人打傷了的。這個“神人”在恰好的時期出來，很快便找到了達官們的幫手，更確切地說，倒毋寧是他們找到了他，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新的統治小團體，它緊緊地抓住了沙后，復經她而牢牢地抓住了沙皇。

　　從1913年至1914年間的冬季起，在彼得堡的最高社會中已經公開談論著：一切最高官員的任命，官職之設置與契約的訂定，都惟拉斯布丁的一黨是賴。“長老”本人逐漸變成國家的一種機關了。他很周密地由衛隊保護著，而與他競爭的閣員們則以同樣周密的態度追蹤著他。警察廳的偵探們在日記上每小時都記著他的生活，而且也沒有漏掉了這個報告：當他訪問故村包克洛夫斯基時，拉斯布丁喝得多醉，且和自己的父親怎樣作流血的斗毆。在同一天，即在1915年9月9日，拉布斯丁打了兩個親善的電報：一個給住在皇村的沙后，另一個給那住在總司令部的沙皇。

　　偵探們用史詩的筆調，每天登記著這位“朋友”的酒宴。“今天晨間五時回來，極醉。”“從25日至26日那個夜里，女伶V和拉斯布丁過夜。”“他同親王夫人D.（沙皇宮中某侍從官之妻）來到亞斯多里亞旅館……”，這里并列地又寫著：“大約在晚間11時從皇村回家。”“拉斯布丁同親王夫人Sh.回家，頗醉，不久又一共出去。”次日清晨或晚間，他旅行到皇村去。對于偵探所發那個具有憐惜之意的問題：為什么“長老”總是思索著？所得的回答是：“他決不定究竟召集國會呢，還是不召集。”以后記的又是：“晨間五時回家，醉得很。”這樣地，在長年累月中，那調子總是在三個鍵上彈著：“醉得很”，“頗醉”，“極醉”。這些有關國家的重要報告匯編在一起，且由憲兵長官格洛巴喬夫將軍簽署作證。

　　拉布斯丁勢力的全盛時代延長了六年，即皇朝最后的幾年。“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尤蘇博夫親王（他在某種限度以內也是這種生活的一個參加人，后來他殺死了拉斯布丁）說道：“變成為一種永無間斷的歡宴，變成為一個突然走運的囚犯的泥醉的縱樂。”國會議長羅將柯寫道：“我手里有一大堆母親們寫來的信，她們的女兒給這個無恥的淫棍污辱了。”同時，彼得格勒區的大司教必脫里姆，與差不多目不識丁的大主教伐爾那伐，卻是仗拉斯布丁的力量而得到這兩個位置的。神圣宗教院的總檢事薩勃來爾，長期間由拉斯布丁支持著，而拒絕接見“長老”的高高夫次夫首相，則是憑拉斯布丁的意志攆走的。拉斯布丁在任命史朵梅爾為內閣會議主席，潑老討包包夫為內務大臣，拉也夫為宗教院新的總檢事長，以及任命其它的許多人。法蘭西共和國的大使巴雷奧老格設法跟拉斯布丁見到了面，同他接吻，并且喊道：Voilà un veritable illuminé（呀，這才是一個真正得天啟的人！）他這樣干，為的是要獲得沙后的歡心，以期有利于法國的事業。“長老”的財政代辦猶太人謝曼諾維奇——此人在秘密警察的記錄上是一個俱樂部里的賭徒與重利盤剝者——經過拉斯布丁，把那個全無信義的家伙道勃羅伏爾斯基弄上去做司法大臣。

　　關于新的任命，沙后給沙皇寫信道：“你把這張小小的名單保留在身邊，我們的‘朋友’請你關于所有這些人都和潑老討包包夫討論一下。”過了兩天：“我們的‘朋友’說，史朵梅爾還可以當幾天內閣會議的主席。”又說：“潑老討包包夫在我們的‘朋友’之前表示尊敬，他將有福了。”

　　在這幾天中的一天，即當偵探們登記著酒瓶和女人的數目那幾天中的一天，沙后在一封寫給沙皇的信中悲嘆著道：“人們責備拉布斯丁，說他吻抱女人等等。讀讀使徒們的行傳好了，——他們吻抱所有的人作為敬禮的表示。”引證《使徒行傳》也不見得能叫偵探們信服。在另一封信中，沙后走得更遠，她寫道：“在晚禱時，我那樣的想起我們的‘朋友’：文人和法利賽人怎樣地迫害基督，他們假裝出是完人的樣子……但是實際呢，在自己的國度里并沒有先知。”

　　將拉布斯丁與基督相比，在宮廷范圍中是習以為常的，而且決非偶然。沙皇夫婦在歷史的威力之前所感到的驚恐是太尖銳了，以致他們不能自滿于非人格的神與福音書中基督那個若有若無的影子。應該讓那個“人子”重新降臨。在拉布斯丁的身上，這個被遺棄的和臨終掙扎的皇朝，找到了一個按照自己形象做成的基督。

　　舊朝的參議員塔庚崔夫說道：“如果不曾有拉布斯丁其人，那也得造出一個來的。”這幾字所含有的意思，比寫這幾個字的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假使我們把流氓主義這個名詞的意義了解成社會下層一些反社會的寄生分子的極端表現，那我們能有十足的權利稱拉布斯丁主義為戴上皇冠的登峰造極的流氓主義。

　　[1] 維特(1849～1915)，自由主義官僚。1905～1906年為沙俄立憲政府第一任首相。1905年10～12月，他一面建議沙皇發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許諾給人民一定政治權利，同資產階級的代表進行入閣的談判；一面派兵鎮壓塞瓦斯托波爾、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C.R

　　[2] 印度最下等的流氓。——譯者

　　[3] 黑森邦屬德，本為一公國。——譯者。

第五章 宮廷革命的思想

　　統治階級既然想避免革命，究竟為什么不企圖除掉沙皇及其周圍的人呢？他們曾經這樣想過，但是不敢。他們既對自己的事業沒有信心，而且也缺乏決心。宮廷中革命的思想懸在空中，一直等國家革命來把它淹沒。只為要更明白地懂得在革命爆發的前夜，皇朝與貴族官僚及資產階級的上層間的相互關系起見，我們就不得不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了。

　　占有階級由于他們利益、習慣與卑怯使然，是十足的皇黨。不過他們要一個沒有拉斯布丁的皇朝。皇朝則回答他們道：接受我目前的樣子。關于廉潔內閣的要求，沙后對他們的回答是從拉斯布丁的手里拿過一只蘋果來，送給總司令部里的沙皇，要求沙皇吃這蘋果，以便增強自己的意志。“記著吧，”她發誓地說，“甚至費列潑先生（一個法國騙子催眠術家）都說，不能答允憲法，因為這將是你與俄羅斯的同歸于盡……”“你要做彼得大帝，做可怕的伊凡，做保羅皇帝——把一切踐在腳下！”

　　這是恐懼迷信與對于國家之惡毒的見外心的一種多么可憎的混合品呀！固然，至少在最上層，沙皇的家庭仿佛還不是那樣孤單的，因為拉斯布丁總是被上流社會太太們的星宿所包圍，而妖術也已普遍地統治了貴族。但這種恐懼的神秘主義并不是聯絡人，而是相反地分散人的。每一個人都依自己的方法來拯救自己。許多貴族家庭擁有各自競爭的圣者。甚至在彼得格勒最上層的社會中，沙皇家庭也恰好被看成是染上瘟疫似的，被用一種不信與仇恨的避疫隔離物所包圍著。女官維羅博娃記憶道：“我深深地意識到與感覺到所有在我們周圍的人，對于那些我尊之為神的那些人，懷有一種惡意，而且我覺得這種惡意具有同樣可怕的廣度。……”

　　在戰爭的紫色背景里，在地下震動的明顯的轔轔聲中，特權者并不片刻拒絕生之歡樂，相反的，他們貪婪地吞咽著這些歡樂。但在他們的宴會里，卻愈加經常地會出現一個骷髏，動著指頭的小骨節來叫人害怕。那時，他們開始覺得，一切不幸都在于“亞里絲”[1]那種討厭的性格，在于沙皇的陰險而缺乏意志，在于那個貪婪的傻瓜維羅博娃，在于那頭蓋骨上有一個傷疤的西伯利亞基督。預兆著不可忍受的潮浪沖過了統治階級，痙攣地從周圍緊逼到中心，愈來愈使那住在皇村里的可恨的最上層孤立起來了。維羅博娃在自己那本一般說來是極其虛偽的《回憶錄》中，很明顯地表示出這個最上層當時的感覺：“……我曾一百次地自問：彼得格勒的上流社會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們都在精神上生了病嗎？或者染上了在戰時猖獗的某種瘟疫嗎？難于了解，不過事實是如此：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種反常的興奮狀態中了。”

　　羅曼諾夫氏廣大的家族，所有這些貪婪、驕橫與大眾所仇視的這一群大公爵與大公主們，都屬于這些神志顛倒者之列。害怕得要死，他們拼命想從那往自己身上緊迫攏來的圈子中解脫出去，他們在佛龍特（見注釋[2]）化的貴族之前低頭，竊竊私議著這對沙皇夫婦，他們相互鼓勵著，并且還鼓勵著自己周圍的人。尊嚴的皇叔們給沙皇寫了一些勸告的信，人們在尊敬的口吻里，聽得到罵詈與切齒之聲。

　　已經在十月革命之后了，潑老討包包夫雖然不很文學地，但是有聲有色地描寫著上流社會的情緒：“革命之前，甚至最上等的階級都佛龍特化了。在上流社會的客廳與俱樂部里，對政府的政策作嚴厲的與非善意的批評；沙皇家庭中所形成的關系，被他們探究著與討論著；關于國家元首的小故事，在他們中流傳著；詩也寫出來了；許多大公爵公然出席這些集會，他們的出席，在群眾眼中，使這些諷刺的故事與惡毒的夸張具有特別的可信性，這種玩意的危險性，他們直到最后關頭都還不曾意識到。”

　　關于宮廷近幸黨的謠言，又因人們指責它親德，與甚至指責它直接通敵，而特別厲害了。這位喧嘩的但不很可信的羅將柯干脆聲明道：“氣味之相投與他們中間的聯系，就邏輯上的看來是那樣清楚的，以致德國參謀部與拉斯布丁一群之間的相互關系，至少對于我是沒有什么疑義的：因為這沒有任何可疑的地方。”簡單求助于“邏輯上的”清楚性，大大減弱了這一證詞的堅決語氣。就是革命之后，拉斯布丁黨羽與德國參謀部間的關系也不曾發見任何證據。關于那所謂“親德派”問題，事情卻屬相反。當然，事情并不關于那德國婦人——沙后，首相史朵梅爾，伯爵夫人克拉密黑爾，宮內的大臣弗里特立克斯伯爵，以及其他具有德國姓氏的人們的民族同情與反感。老的女陰謀家克拉因密黑爾的那本厚顏無恥的《回憶錄》，特別清楚地告訴我們：歐洲各國的上層貴族具有怎樣超民族的性質，他們因出生，承襲，對于一切較下等級的鄙視,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由于在古舊的城堡中，時髦的避暑山莊中，與在歐洲的宮廷中那種國際性的通奸，結合在一起了。比較得更為真實的，倒還是宮廷婢仆們對于法蘭西共和國的阿諛的律師所表示的反感，與反動家們——不管他們具條頓式或斯拉夫式的名字——對于柏林政制的真正俄羅斯精神所表示的同情；因為它老是以那些涂臘的胡須，伍長的姿勢與自滿的愚蠢叫俄國的反動家們感受到深刻的印象。

　　但解決問題的并不是它。危險性是從局勢的本身的邏輯中發生出來的，因為宮廷不能不從單獨媾和中找到得救之道，所以局勢愈危險，它就愈加堅決地要單獨媾和。以后我們還會看到，自由主義以它自己的領袖為代表，曾企圖保留單獨媾和的機會，以便自己將來踏上政權。但正因為如此，它便進行猛烈的愛國主義的鼓動，用以欺騙民眾與恐嚇宮廷。宮廷近幸黨在這樣尖銳的問題上，不敢在時機未成熟之時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甚至不得不偽裝一般愛國主義的口吻，而同時則為單獨媾和尋找根基。

　　曾任警察廳長的柯爾洛夫將軍，屬于拉斯布丁的宮廷近幸黨，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自然否認自家的主人與德國人聯絡或對他們同情，但他立刻又補充道：“史朵梅爾的意見以為對德作戰乃是俄國的最大不幸，這戰爭并沒有任何嚴重的政治理由，為了這意見，人們是不能責備他的。”但是人們不能忘記：具有這樣有趣的“意見”的史朵梅爾，卻是一個正與德國作戰的國家的政府領袖呢。沙皇最后一任內務大臣潑老討包包夫，當自己踏進政府的前夜，在斯德哥爾摩與德國外交家進行談判，并將這些談判報告給沙皇。拉斯布丁本人，就據那位柯爾洛夫將軍說，“認為與德國作戰對于俄國是一個很大的不幸。”最后，皇后在1916年4月5日寫信給沙皇道：“……他們不敢說‘他’（指斯拉布丁——譯者）與德國人有什么共通的東西，他像基督一樣，對一切人都仁慈與寬大，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無論屬于哪一宗教的人；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都應該如此。”

　　當然，與這個永不脫離沉醉狀態的真正基督徒沆瀣一氣的，不僅是騙子，高利貸者與貴族的媒婆，而且還有真正的間諜，這是十分可能的。這樣一種“關聯”當然不能除外。但立于反對派地位的愛國家們卻更廣泛與更直接地提出問題：他們直接地說沙后叛國。鄧尼金將軍在其遠在以后才寫的《回憶錄》中作證道：“在軍隊中，毫不顧時間或地點，人們高聲談論著皇后堅決要求單獨媾和，又談著她之出賣吉欽尼爾上將，仿佛她曾把上將來俄訪問一事通知了德國人，以及諸如此類的話……這情形在軍隊的情緒上，在它對皇朝與革命的關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這個鄧尼金告訴我們說：已經在革命之后，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對于皇后叛國這一個直率的問題，“含糊與勉強地”回答道，當他在檢查文件時，在沙后那里發見了一張地圖，上面詳細注明著全線軍隊的地點，又說這事情對他，阿列克謝耶夫，發生了一個痛苦的印象。……接著，鄧尼金意味深長地加添一句道：“其他不再說一句話，他改變了話題。”不管沙后那里有沒有這樣一張神秘的地圖，但不幸的將軍們顯然不反對把自己戰敗的一部分責任，轉嫁于沙后身上。這個在軍隊中爬行著的關于宮廷叛國的責難，無疑地，主要是從上而下，即從無能的司令部里傳下來的。

　　但假使沙后本人把軍事秘密，甚至把同盟軍主將們的頭顱，都出賣給德皇威廉，而沙皇則在一切事情上都服從著沙后，那末除了解決掉這對沙皇夫婦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既然軍隊的與反德派的首領都算是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大公，那末仿佛由于職位之故，他會被推舉出來作宮廷革命的最高維護者了。因此，在拉斯布丁與沙后的堅持之下，沙皇便撤了大公爵的職，將總司令的位置拿在自己手里。可是沙后甚至連職務移交時叔侄會面都覺得害怕。她給總司令部里的沙皇寫信道：“親愛的，你要竭力小心才好呢，別讓尼古拉夏逼你答允什么，或逼你做別的什么事，——你要記得，這是格里高利將你從他以及他的惡人那里救出來的……你要憑俄羅斯之名記得：他們要干些什么；他們要攆掉你（這不是私議，奧爾洛夫那里已經有一切文件），要將我送進修道院。……”

　　沙皇的兄弟米哈依爾對羅將柯說：“全家都知道亞歷山大拉·費道羅扶娜是多么的有害。只有一些賣國賊包圍著我的兄弟與她。一切有品格的人全走了。但是怎么辦呢，在這樣的情形中？”這就是問題之所在了：怎么辦呢，在這樣的情形中？

　　大公主馬麗亞·巴夫洛夫娜在自己兒子的面前，堅持要羅將柯發動“除去”沙后。羅將柯提議把這次談話作為不曾有過，否則，他為誓言所拘束，必須報告沙皇說：大公主向國會議長提議毀滅皇后。這樣一來，這位伶俐的侍從長官便把一個弒后的問題，變成可愛的上流社會的笑謔了。

　　有時內閣本身也會立于沙皇之尖銳的反對地位。還在1915年，即在革命之前一年有半，在政府的會議中公然發表演說，這些演說便是目前看來，也仿佛是不可置信的。陸軍大臣波立凡諾夫說：“只有與社會妥協的政策才能挽救局勢。目前這種動搖的堤岸不能預防災難。”海軍大臣格里高老維奇說：“連軍隊都不相信我們，等待著變故，這不是秘密。”外交大臣沙尚諾夫說：“沙皇的民望與他在民眾中的威信，大大地動搖了。”內政大臣謝巴刀夫說：“在這正在形成的局勢中，所有我們這幾個人都不適宜于統治俄國……需要一個獨裁，或者是一個妥協的政策。”（1915年8月21日會議。）無論獨裁，無論妥協，都已經不能有所幫助了；無論這，無論那，都已經不能實行了。沙皇不敢實行獨裁，拒絕采用妥協政策，又不接受那些自然認為不合適的大臣們的辭呈。保管文件的那個最高官在大臣們的演詞上加了一句按語道：顯然我們都得吊死在街燈柱上了。

　　在這樣的自覺中，如果連官僚方面都說必須實行宮廷革命，把它當作預防日益增展的革命之唯一方法，也就不足怪了。有一個參加這樣談話的人回憶道：“假使我閉上了眼睛，那我會以為是處身在激烈革命者的社團之中。”

　　一個憲兵上校，特別研究南俄的軍隊情形，在報告中描繪了一幅暗淡的圖畫：由于宣傳之力，特別是說沙皇與沙后親德的宣傳，軍隊已能接受宮廷革命的思想了。“這種意義的談話，在軍官們的會議中是公開進行的，并不遭到最高指揮官方面的必然的反對。”潑老討包包夫從他自己的一方面來證明道：“最高指揮官中有許多人同情宮廷革命；有些個別的人則與那所謂進步聯盟的主要分子發生關系，或受他們的影響。”

　　后來臭名洋溢的海軍大將高爾卻克，當他的軍隊被紅軍摧毀以后，在蘇維埃的偵查委員會之前供述道：他同國會里的許多反對派分子有關系，他歡迎他們的講演，因為“對那存在于革命以前的政權，他的態度是反對的。”不過高爾卻克并沒有說到宮廷革命的計劃。

　　當拉斯布丁被殺與接著因此而放逐了大公爵們之后，上流社會中特別高聲地談到宮廷革命的必不可少。尤蘇博夫親王講述道：當大公爵地米脫里在宮中被捕，好多部隊里的軍官跑去見他，向他提議各種堅決的行動計劃，“對于這些，他當然不同意。”

　　同盟國的外交界，至少是英國大使，認為是參與這個陰謀的。英國大使在1917年1月間，無疑由于俄國自由派的唆使，曾企圖去影響尼古拉。事先大使得到了本國政府的允許。尼古拉注意地與客氣地聽大使講話，對他表示謝意，然后——談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了。潑老討包包夫報告尼古拉說：布哈南（英駐俄大使——譯者）與進步聯盟最主要的人物有關系，提議派人監視英國大使。尼古拉仿佛不贊成這個提議，覺得監視大使，“與國際傳統不符”。同時柯爾洛夫卻毫不隱諱地說，“密探機關每天注意著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可夫與英國大使的關系。”因此，國際傳統倒絲毫不會礙事。但破裂了國際傳統并沒有得到多大的幫助：便是這樣也不會破獲什么宮廷陰謀。

　　事實上有這樣的陰謀存在嗎？沒有東西能證明它。它太廣泛了，這“陰謀”，包括著太多與太雜的方面，以致無法成為陰謀。它懸掛在空中，好像是彼得格勒社會上層分子的情緒，好像是一個模糊的賴此可以得救的思想，又好像是一個失望時的口號。但它不會能凝固到實際計劃的程度。

　　十八世紀上層貴族，曾不止一次地用囚禁或窒死不良皇帝的方法，來實地改正皇統繼承的次序。這手術最后一次在1801年施用于保羅沙皇。因此，我們不能說宮廷革命違反了俄羅斯皇朝的傳統：相反地，它已成為此種傳統之固定的成分。可是貴族很久以來便已自覺到坐鞍不穩了。他們把窒死沙皇的榮譽讓渡給自由資產階級。但后者的領袖們卻并不表示出較大的果敢。

　　革命后，人們曾不止一次地把自由派的資本家——古契柯夫與德列欽可，與接近他們的將軍克里木夫，當作陰謀家的核心。這位在當年反英的包爾人的軍隊中當過志愿兵，善于決斷的古契柯夫，這位帶有踢馬刺的自由主義者，一般地在“社會輿論”方面看來，仿佛應該是一個最適宜的陰謀人物了。事實上也不會是那個嘮叨的教授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無疑地曾不止一次重溫著那個便捷之一擊的思想，即用一團禁衛的兵來代替革命與預防革命。維特早在他的《回憶錄》中就談到過古契柯夫，他恨他，把他說成為一個少年土耳其黨對付不合適蘇丹的那種方法的崇拜者。可是即使在年青時代也不會發揮出少年土耳其黨勇敢的古契柯夫，卻已大大地老成起來了。而重要的則在于這個斯托雷平的戰友，竟不能不看到俄國環境中與古舊土耳其情形之間的差別，竟不能不自問：宮廷革命是否會既不能成為預防革命的方法，反而變作融化冰山的一個最后的推動力；并且這樣一來，是否會弄成藥物較疾病的本身更易致命呢？

　　在論及二月革命的文獻中，總是把宮廷革命的準備，當作一個確定的事實來談。米留可夫是這樣說的：“在二月間，已計劃著實行它了。”鄧尼金則把實行期挪至三月。二人都提起那個“計劃”：要半路截留沙皇的火車，請求遜位，如遭拒絕，（他們認為一定拒絕的）就予沙皇以“肉體上的消除”。米留可夫又加添一句說因預見到革命的可能，進步聯盟的領袖們（他們沒有參加陰謀，沒有“確切地”得到它準備的情報），便在狹隘范圍內進行討論：當政變勝利之時，如何加以較好的利用。近年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作品，也相信那個政變已有實際準備的故事。由于這個例子，恰巧我們可以探究出：傳說在歷史科學中是多么容易地與鞏固地取得一個地位。

　　陰謀之重要的證明，乃是被人們常常提起的羅將柯那個頗有聲色的故事，但這故事所證明的，恰恰就是此種陰謀之未曾存在。1917年1月，克里木夫將軍從前線回到首都，在國會議員的面前抱怨道，目前的情形是不能繼續的了：“假使你們決定采取這個極端辦法（撤換沙皇），那我們會擁護你們。”假使你們決定！……十月黨人希特洛夫斯基氣憤地喊道：“當他正在毀滅俄羅斯時候，是不必憐憫與姑息他的。”在喧嚷的辯論中，不知是真還是假，據說勃羅西洛夫說了這樣的話：“假使要我們在沙皇與俄國之間挑選一個——那我就追隨俄國。”假使要！年青的百萬富翁德列欽可的發言，有似一個不屈的弒君者。立憲民主黨人興格略夫說：“將軍的話是對的：政變不能避免。……但是誰決定去干呢？”問題正在這里：誰決定去干？羅將柯陳述的要點就是它，所以他本人起來反對政變。在以后幾星期的過程中，計劃顯然絲毫都不曾進行。關于截留沙皇火車的話不斷地談著，但是誰去實行卻完全不知道。

　　俄國的自由主義在比較年青之時，常用金錢與同情支持革命的恐怖主義者，希望借用他們的炸彈，將皇朝驅入它的懷抱。在這些可敬的先生們中，沒有一個是慣于將自己的頭顱來冒險的。不過起主要作用的終于還不是個人的恐懼而是階級的恐懼，他們考慮著：現在固然不好，但也許還會更壞呢。無論如何，假使古契柯夫，德列欽可與克里木夫真正決心實行政變，即是說，他們動員了力量與手段，實際地準備了它，那末在革命之后，這事情一定會十分明確地大白于世，因為參加者，尤其是那些年青的實行者（這些人應該需要得不少），沒有任何理由要把那“差不多”已經完成的事業保持沉默，因為在二月之后，這資格只能保證他們的宦業。然而，這樣的表白卻不曾有過。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古契柯夫與克里木夫的政變，只不過在飲酒抽煙時的一些愛國的慨嘆罷了。思想輕浮的貴族佛龍特派，與身價重實的財閥反對派一樣，都無心用行動來改正一個不利于己的天意的行程。

　　1917年5月間，自由派中最會說漂亮話與最空洞的人們之一——麥克拉可夫，在國會（革命將把它和皇朝一起掃除，）的秘密會議上喊道：“假使子孫們將來要咒罵這次革命，那他們也要咒罵我們，因為我們不能及時地從上而下用政變來預防它！”再過一些時，克倫斯基已經亡命國外了，也將跟著麥克拉可夫悲嘆道：“是的，俄國有選舉權的公民，來不及實行及時的從上而下的政變，（關于這，人們說了這么多的話，做了這么多（？）的準備，）來不及預防國家之自發的爆裂。”

　　這兩種嘆息完成了一幅圖畫，它表示出：便是在革命業已施展了它一切不可克制的力量之后，受過教育的俗子們卻還在想著：當初如果“及時”掉換了一個皇朝的頭目，還是能預防革命的！

*　　　　　　　　*　　　　　　　　 *

　　要干“大的”宮廷革命雖缺乏決心。但由此卻發生了一個小革命的計劃。自由派的陰謀家不敢選擇皇朝的主角；大公爵們便決定選擇皇朝的后臺提示人：他們把殺死拉斯布丁看作挽救皇朝的一個最后方法。

　　娶羅曼諾夫氏一個女子為妻室的尤蘇博夫親王，牽涉于大公爵地米脫里·巴夫洛維奇與皇黨議員卜立希開維奇的案件中。他們還想把自由派麥克拉可夫也牽涉在內，顯然要使那次暗殺具有“全國民”的性質，這個著名的律師，很聰敏地拒絕了，卻供給陰謀者以毒藥。這是一個很時髦的細節！陰謀者倒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們覺得羅曼諾夫氏的汽車很容易把殺死了的尸體運走，所以大公爵的徽章找到用處了。其他的情形是照那種迎合低級趣味的電影劇本排演的。在12月16日至17日的那一個夜里，拉斯布丁被誘赴小宴，見殺于尤蘇博夫的私室之中。

　　統治階級，除了狹小范圍的宮廷近幸黨與神秘主義崇拜者之外，都把拉斯布丁的被殺當作一種救命的行為來加以歡迎。在家中被捕的大公爵，——他的兩手，據沙皇說，還染著農民（雖然是基督，也還是農民！）的血——得到一切居住在彼得堡的皇族的同情訪問。沙后的同胞姊妹——大公爵塞爾的寡婦，來電說她替兇手們祈禱，祝福他們的愛國行動。報紙，在未被禁止提起拉斯布丁之時，登載著狂歡的文章。在戲院中，人們企圖以示威的方式來對兇手們表示敬意。行人在街上相互道賀。尤蘇博夫親王回憶道：“在私人的住宅中，在官場的會議里，在酒樓中，人們都為我們的健康干杯；在工廠中，工人們為我們高呼萬歲。”工人們得知了拉斯布丁被殺之后并沒有表示不快，這是完全可以承認的。但他們的高呼“萬歲”，與復興皇朝的希望卻毫無共同之點。

　　拉斯布丁的宮廷近幸黨隱匿起來了，待機而動。他們神秘地埋葬了拉斯布丁，隱瞞著全世界：沙皇，沙后，沙皇的女兒們與維羅博娃；如果圍繞在這個被大公爵們所殺的、這個神圣的“朋友”、這個過去的偷馬賊的尸體之旁，沙皇的家庭一定會覺得是自身之見棄于人的吧。但是，即使是埋葬了的拉斯布丁，也還不能得到平靜。當羅曼諾夫氏的尼古拉與亞歷山大拉算已被捕之時，駐扎皇村的士兵們就掘墳開棺。在被殺者的頭旁，放著一個神像，上面有如下的簽名：亞歷山大拉、奧爾加、達將娜、馬麗亞、安那斯達細亞、安娘。臨時政府不知為了什么緣故，派一個特使去，要把尸體運到彼得格勒來。群眾反對，特使便不得不就地焚燒了尸體。

　　“朋友”被殺之后，皇朝一共還殘存了十個星期。但這個短短時期仍舊是屬于他的。拉斯布丁雖已不在，而他的影子卻繼續統治著。與陰謀者的一切期望相反，沙皇夫婦在暗殺案之后，竟以特別的決力來擢用拉布斯丁黨羽中最可鄙的分子。為替拉斯布丁復仇，一個惡貫滿盈的匪棍被任為司法大臣。好幾個大公爵被逐出首都。謠傳潑老討包包夫施行精神術，召喚拉斯布丁的鬼魂。絕望的活索愈來愈拉得緊了。

　　拉斯布丁的被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絕不是那些暗殺的參加者與起意者所算到的作用。它不是減弱了危機，而是加劇了它。到處：在宮廷中，在司令部中，在工廠與農舍中，都談論著這次暗殺。結論自然而然地得了出來：要反對患癱病的宮廷近幸黨，便是大公爵們也除了毒藥與手槍之外別無他法了。詩人勃洛克關于拉斯布丁的被殺寫道：“結果了他性命的那顆子彈，正落在統治皇朝的心坎。”

*　　　　　　　　*　　　　　　　　 *

　　羅伯斯比爾有一次曾提醒立法會議道，貴族的反對派削弱了王朝，喚起了資產階級，而在它的后面卻跟著民眾。同時羅伯斯比爾又預言過：在歐洲的其他部分，革命將不能像在法國那樣地發展得快，因為其他國家的特權階級，已經得了法國貴族的經驗了，再不會發動革命了。羅伯斯比爾給我們做了一個出色的分析，但他的預想卻弄錯了，即他以為法國貴族反對派的輕率的主動，給其他國家的貴族以一個一勞永逸的教訓。俄國在1905年，尤其在1917年又表示出反對專制與農奴制度的因而是反對貴族的革命。在它的初步，總得到不僅是普通貴族的，而且有上層貴族中最特權分子的，甚至有朝廷中人的無系統的、矛盾的但很真實的合作。這一個顯著的歷史現象，仿佛與社會的階級學說相沖突。但實際上，它只與該學說庸俗了解相矛盾罷了。

　　革命發生于社會的一切矛盾達到了最高度緊張的時候，但這時候所造成的局勢，甚至對于舊社會的各階級，即命定著要破滅的各階級也是不能忍受的。我們雖不愿把生物學的比喻看得比它所應得的意義更重，但還是值得提起這一類比喻。分娩這個行為在某個時機，無論對于母親的機體或它的產兒，都同樣地不可避免，特權階級的反對派，表示出他們的傳統社會地位與社會繼續存在的要求間之不能相容。一切都開始從占統治地位的貴族手中溜出去了。貴族自覺到處身于大眾仇視的焦點，便把罪惡推卸給官僚，后者又責備貴族。然后，共同地或單獨地，他們就把自己的不滿向他們政權的皇冠發泄。

　　有一時曾被召入閣，服務于貴族等級機關的謝巴刀夫親王說道：“薩馬林和我——都是省里貴族的領袖。自今以前，沒有一個人把我們當作左派，我們也不曾把自己當作這樣的人物。但我們兩人都不能懂得國內這種情形：皇帝和他的政府竟會和一切理智健全的（革命的陰謀是不值得談的）社會——即和貴族，商人，城市，‘地方自治會議’，甚至和軍隊，都發生激烈的不同意見。如果在上面的人不愿意考慮我們的意見，那我們的責任所在，只有告退。”

　　貴族看出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皇朝之盲目或失去了理智。特權等級不相信已根本沒有能調和新舊社會的政策；換句話說，貴族不肯自安于它的末運，于是把死前的苦惱，轉變為反對舊制度最神圣的力量，即反對皇朝的一個反對派。貴族反對派的尖銳性與無責任性，原因在于歷史對于上層貴族的溺愛，以及它之不能忍受自己在革命中所感覺到的恐懼。貴族佛龍特派之無系統性與矛盾性，要用這個理由來解釋，即這一反對派的階級是沒有出路的。正和一盞燈相似，在它熄滅之前，發出一下光亮的、雖然帶煙的火光，——貴族在消逝之前，也發出了反對派的閃光，它給自己的死敵幫了極大的忙。這樣就是那個過程的辯證法，它不僅與社會的階級學說相符合，而且也只有這學說才能加以解釋。

　　[1] 即沙后亞歷山大的呢稱。——譯者。

　　[2] 找不到譯者的注釋。英譯本附錄特殊名詞注釋中這一詞條解釋是：佛龍特(frondeurs)，譯名投石黨，本是17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年幼未親政時的貴族反對派的名稱，后來泛指統治貴族中的反對派。－C.R

第六章 皇朝的臨終掙扎

　　皇朝像一只腐爛的果子，在革命還來不及解決其最迫近的一個任務之前，它就因震動而掉下來了。如果我們不企圖指出皇朝傾倒時的情形，那我們描寫的舊統治階級的面貌，還是不完全的。

　　沙皇在毛奇略夫總司令部里。他這時到那里去，并非因為那邊需要他，而是要逃避彼得格勒的紛擾。宮廷史官杜平斯基將軍，與沙皇一起在司令部，在他的日記上記著：“這里開始了平靜的生活。一切都會照舊的。不會因他（沙皇）而發生什么事情。也許只因偶然的外來的原因，會使什么事情改變吧。”……2月24日，沙后給司令部里的沙皇寫信，照例用的是英文：“我希望國會里的克特林斯基（指的是克倫斯基）會因他那可怕的演說而受絞刑，——這是必不可少的，（戰時法律，）它將成為一個榜樣。大家都渴望與切盼你能夠表示堅決。”25日，司令部接到陸軍大臣的電報，說首都發生罷工，工人中開始騷動，但采取了對付的辦法之后，沒有什么嚴重的事情。總而言之：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

　　老是教沙皇不要讓步的沙后，企圖在現在也保持堅決。26日，她顯然打算加強尼古拉的無望的勇氣，拍電給他說，“城里——平靜。”可是在黃昏發出的電報上，已不得不承認“城中十分不好”了。在信里她寫道：“應該干脆地對工人說，不許他們罷工，假使罷工，就將他們送上前線以示處罰。完全不需要放槍，只要秩序，以及不讓他們過橋。”是的，所要的并不多：只要秩序！但重要的在于不讓工人們到城中心來，讓他們于憤怒的無力狀態中悶死在市郊。

　　27日早晨，伊凡諾夫將軍率領了圣·喬治營[1]從前線開向首都，還賦有獨裁者的全權，——不過這個獨裁權力須待他占領了皇村之后才可加以宣布。“再不能想像出一個更不行的人了”，后來自己也扮演過軍事獨裁者的鄧尼金將軍回憶道，“一個衰邁的老頭，不懂得政治環境，已經沒有了氣力、精力、也沒有意志與威嚴。”那次之所以會選中伊凡諾夫，是因為對于第一次革命的記憶：11年前他鎮壓了喀瑯施塔得的暴動。但是這個年頭逝去得并非不留蹤影的：鎮壓者變得衰邁了，而被鎮壓者卻長得強壯了。北方和西方的前線都奉命準備遣派軍隊到彼得格勒。顯然地，人們以為前面還有足夠的時間哩。伊凡諾夫本人覺得一切都會迅速而順利地了結，甚至還不曾忘記關照副官到毛奇略夫的去購買食品，以便饋贈彼得格勒的好友。

　　2月27日早晨，羅將柯又給沙皇打了一個電報，他以如下的話來作結：“已經到了最后關頭，祖國與皇朝的命運就要決定了。”沙皇對宮內大臣費列特立克斯說道：“又是這個胖子羅將柯給我寫這一些廢話來，我對這些簡直連回答都不愿意。”然而不，這不是廢話呀！而且一定要回答的。

　　大約在27日中午時分，總司令部接到哈巴洛夫的一個報告，說到巴夫洛夫斯基、伏倫斯基、立陶夫斯基與潑雷奧勃來順斯基諸團的嘩變，并說必須從前線抽調可靠的部隊回來。一小時后，陸軍大臣打了一個極安人心的電報：“從早晨起，在某些軍隊中開始發生的騷動，已被忠于自己的責任的各連各營所堅決而有力地鎮壓了……我堅信馬上就會平靜……”但在晚上七點鐘以后，就是這個倍里亞夫已經報告道：“我們用少數仍忠于自己榮譽責任的部隊，并不能鎮壓軍事嘩變”，請求趕派真正可靠的軍隊，而且數量要多，足以“在全城的各部分同時行動。”

　　那天的內閣會議，認為這是用自己力量把那假定為一切不幸的原因，即半瘋狂的內務大臣潑老討包包夫，從自己中間除去的很好時機。同時哈巴洛夫將軍發了一道命令——它是對政府保守秘密而草成的——說：遵照皇上諭旨，宣布彼得格勒戒嚴。這樣地，人們便是在這里都還企圖將熱的和冷的混合起來，雖然那企圖已經不再是預有成算的，而且無論如何都已經是無望的了。甚至把宣布戒嚴的布告在全城張貼都沒有成功：市長巴爾加既不能找到漿糊，也不能弄到刷子。在這些官員之間，一般地已沒有什么東西能把他們黏在一塊了，因為他們已屬于陰影的王國。

　　最后一屆沙皇內閣的主要陰影，是那個七十歲的老親王高利津，以前他辦過沙后的某種慈善機關，而在戰爭與革命時期將他提出來擔任政府的領袖。當朋友們詢問這個“好心的俄國鄉紳，年老的白癡”，——自由派男爵諾爾特形容他的話——為什么他要接受這樣一個麻煩的職位時，高利津回答道：“為要多一個愉快的回憶。”這個目的，無論如何他總不曾達到。末屆沙皇政府在這幾小時內自己作何感想，下面羅將柯所講的一段故事可作證明。馬林斯基宮里正召開著內閣會議，當群眾向該地前進的第一個消息傳來時，立刻把宮里的一切燈火熄滅了。統治者只希望一件事情：叫革命不要注意他們。但這消息證明是虛偽的，群眾并不來進攻，當燈火重新點起來的時候，沙皇政府的某一個官員，“自己吃了一驚”，因為發見自己在桌子底下了。究竟他在那里累積了怎樣的回憶，并沒有記述下來。

　　不過就是羅將柯本人的情緒，顯然也不是最高的。這個國會議長打了很長久的電話，企圖尋找政府而未果之后，再試打電話給高利津親王。親王回答他道：“請你以后不要再為什么事情而找我了，我已經辭職。”羅將柯聽到了這個消息，據他的一個忠實的秘書說，他沉重地倒在一把椅子里，雙手掩住了眼睛……“我的上帝，多么的可怕！……沒有政府……無政府……流血……”輕輕地啜泣著。當沙皇政權的老鬼怪消逝之時，羅將柯覺得自己是不幸的、被棄的與變成孤兒的了。在那一小時內，他離這個思想有多么的遠呢，即他明天得做革命的“領袖”了！

　　高利津在電話中的回答，得用這個事實來解釋，即在27日晚上，內閣會議最后自認不能應付目前局勢，且向沙皇提議請一個得眾望的人來作政府首領。沙皇回答高利津道：“關于在目前環境中之更換人員，我認為不能容許。尼古拉。”究竟他還在期待怎樣的環境呢？同時沙皇要他們采取“最堅決的辦法”來鎮壓暴動。這事情說說容易，做做難。

　　次日，28日，終于連悍然不馴的沙后的精神都消沉了。“讓步是必不可少了”，她打電報給尼古拉說，“罷工繼續著，許多軍隊轉到了革命力量方面。亞里絲。”必須全體禁衛團和衛戍軍的暴動，才能叫這個來自黑森邦的專制制度的狂熱鼓吹者同意“讓步是必不可少了”。現在連沙皇都開始猜想，“那個胖子羅將柯”所通知他的并不是廢話。尼古拉決定動身去會合家屬。也許總司令部的將軍們在他的背后輕輕地推，因為他們自己也覺得不安。

　　沙皇的火車開始走得沒有一點岔兒，地方長官與省長們一似往日地出來歡迎。遠離著革命的漩渦，坐在習慣了的車廂里，處身于習慣了的隨從之間，沙皇顯然又失去了對于愈加迫近的大結局的感覺。在28日3點鐘，那時他的命運已經為事件的進程所決定，他從維亞士馬打電話給沙后道：“怪好的天氣。希望你安適平靜。許多軍隊已自前線撤回。你溫情親愛的尼基。”非但不讓步——現在連沙后都堅持的讓步——那個溫情的親愛的沙皇卻從前線遣派軍隊。不過，雖然是“怪好的天氣”，沙皇于幾小時后，就要親自遭遇到革命的怒潮了。火車開到維雪爾車站，鐵路工人不再讓他前進：“橋梁壞了。”這個籍口，靠得住是隨從們自己捏造出來，用以緩和情勢的。尼古拉企圖過去，人們又企圖把他經由包洛高也，轉入尼古拉也夫斯基鐵道；但工人們也不許他上那里去。這比所有的彼得格勒來的電報都更加清楚。沙皇和總司令部失去了聯系，又找不到上自己京城去的道路。革命用了簡單的鐵路上的“卒”，竟“將”起王來了！

　　在火車中隨侍著沙皇的宮廷史官杜平斯基在日記上寫道：“大家都承認，那次在維雪爾的夜間變故，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夜……對于我是十分顯然的，關于憲法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它一定要采用了……大家都說，只叫跟他們，跟臨時政府的人員做買賣就好了。”在降下的信號柱（它后面厚積著致命的危險）之前，弗烈特立克斯伯爵，道爾高羅基親王，來黑登倍格公爵，所有這些高等紳士們，現在都贊成憲法了。他們甚至不再想到斗爭。只叫做買賣，也就是說，只叫像1905年一樣，企圖再欺騙一下就好了。

　　當火車逡巡著，找不到道路的時候，沙后接二連三地打電報給沙皇，要他盡快回去。但是電報都從電報局里退了回來，上面用藍鉛筆批著：“收報人所在不明。”電報局的官員竟找不到俄國的沙皇。

　　軍隊奏著樂，打著旗子，向陶立特宮前進。一隊衛兵在大公爵吉立爾·夫拉地米羅維奇的率領之下，跑出街來，據伯爵夫人克拉因密黑爾作證，那個大公爵突然間表示了革命態度。哨兵跑走了。親近的人都棄宮而走。維羅博娃回憶道：“凡有辦法的，都自尋生路去了。”小股的革命士兵在宮中游蕩，帶一種渴望的好奇心瀏覽著一切。當上層還沒有決定怎樣辦的時候，下層已經把沙皇的宮殿變成了博物館。

　　所在不明的沙皇，回轉到潑斯可夫，到北方前線的司令部去，那里的司令是老將羅斯士基。在沙皇的隨從中，接二連三的提出條陳。沙皇則延宕不決。當革命已經用分鐘來計算的時候，他卻還是用日與星期來打算。

　　詩人勃洛克用這樣的特性來形容皇朝最后幾月中的沙皇：“頑固而無意志；興奮而對一切都感覺麻木；對人不信任，說話帶嘲笑而謹慎，本人已不能自主。他已不能了解情勢，沒有明確地采取過一個步聚；而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給那些他本人使之掌權的人們的手中。”在2月底與3月初的那幾天內，無意志與嘲笑，謹慎與不信任這些個特點，究竟應該增強到何種程度呀！

　　最后，尼古拉決定了打電報——但顯然又沒有打——給那個可恨的羅將柯說，為了拯救祖國，委任他組織新內閣，但替自己保留著外交，陸軍與海軍這三大臣的任命權。沙皇還想同“他們”做做買賣，因為“許多軍隊”正在向彼得格勒前進了。

　　伊凡諾夫將軍來到皇村確實沒有遇到阻礙。這顯然因為鐵路工人不決定出來和圣·喬治營沖突的緣故。后來將軍承認：在路上，對于那些不恭順的下屬，曾有三四次得用“父權勢力”來對付，使他們跪下。“獨裁者”一到皇村，當地長官就告訴他說：“圣·喬治營如果跟軍隊沖突，那將危害沙皇的家屬。這些官長們簡單因為害怕自己遭殃，于是勸這個鎮壓者不要卸下行裝就動身回去。

　　伊凡諾夫將軍向另一個“獨裁者”——哈巴洛夫，提出了十個問題，都得到了明確的回答。這里把它們錄下來，因為這是值得的：

　　得到了關于局勢之毫不含糊的知照，伊凡諾夫將軍“同意”叫自己這未卸的軍用列車退回到特諾車站。“這樣地”，總司令部里的主要人員之一，盧考姆斯基將軍作結論道，“具有獨裁全權的伊凡諾夫將軍的這次差遣，除了丟臉之外，什么都沒有得到。”

　　不過這次丟臉具有寂靜的性質，它不知不覺地被湮沒在事變的波浪之中。人們可以猜度著：獨裁者把食品送給了彼得格勒的親友，還跟沙后作了一次長談：她提起自己在病院里自我犧牲的工作，并抱怨軍隊與人民的忘恩負義。

　　在那個時候，經過毛奇略夫傳到潑斯可夫去的消息，一個黯淡似一個。留在彼得格勒的沙皇陛下的親身衛隊，其中每一個士兵的姓名都被他知道，并且全都承受沙皇家屬的恩澤的，可是竟會現身在國會中，請求準許他們逮捕那些拒絕參加暴動的軍官們。海軍副提督柯勞希告訴說，無法鎮壓喀瑯施塔得的暴動，因為他不能擔保任何一個部隊的忠誠。海軍提督尼平甯來電，說波羅的海艦隊已經承認國會的臨時委員會。莫斯科司令姆勞左夫斯基報告說：“大多數軍隊已攜帶大炮投向革命黨人，因此，全城已在革命黨的勢力之下，市長及其助手已離市政廳而去。”

　　離去——意思就是逃走。

　　所有這些消息都在3月1日的晚上報告了沙皇。關于責任內閣，人們談判與勸說到了深夜。最后，沙皇在夜間兩點鐘予以同意，他的隨從們輕松地嘆了口氣。他們顯然以為革命問題由此可以解決，所以同時發了一道命令，叫那些調向彼得格勒去鎮壓暴動的部隊回返前線。羅斯士基在黎明時便趕緊將這個好消息告訴羅將柯。但是沙皇的鐘走得太慢了。羅將柯，在陶立特宮中已被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士兵，工人代表們所重重壓迫，回答羅斯士基寫道：“你所提議的辦法不夠，皇朝的本身問題已經露骨地提出來了……到處的軍隊都站在國會與人民方面，要求遜位給皇子，由米哈依爾·亞歷克山大洛維奇攝政。”當然，軍隊方面既不想要求皇子，也不要求米哈依爾·亞歷克山大洛維奇。羅將柯只想把這個口號推在軍隊及人民的身上，國會還是希望將革命停止在這個口號上。不過這樣也好，那樣也好，沙皇的讓步已經來得遲了，因為“無政府狀態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羅將柯）不得不在今天夜間任命臨時政府。遺憾得很，宣言來得晚了一些”。……這幾句堂皇的話，證明國會議長為高利津而流的眼淚已經很快地干了。沙皇讀了羅將柯與羅維斯士基的談話，動搖了，再讀一遍，等待著。但現在連軍事長官都來發警告了：事情跟他們也有一點兒關系！

　　在那一夜里，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在前線的各總司令間舉行了一次特種的全體投票。現代革命的完成，因有電報參加，倒是一件好事，因為占有階級執政者對于革命的最初刺激與反應，能在電報紙上替歷史保留下來。3月1日至2日的夜里，沙皇的上將們的談判本身，乃是一個無比的人類的文件。沙皇應該遜位呢，還是不遜位？西線總司令愛惠爾脫將軍只當羅斯士基與勃羅西洛夫爾將軍表示了意見之后，才肯作自己的結論。羅馬尼亞前線總司令薩哈羅夫將軍，要求把其他所有總司令的結論先告訴他。經過長期遲延之后，這個勇敢的軍人表示：他對于皇帝的熱愛，不允許他的靈魂接受那個“卑鄙的提議”；但雖然如此，他還是“號哭著”，諫請沙皇遜位，藉以避免“更卑鄙的強求”。侍從武官長愛惠爾脫很合理地解釋屈服之必不可少：“我正采取一切方法，使關于首都現狀的消息不透入軍隊，以便保證它不發生無疑的騷動。現在并無方法可以遏止首都的革命。”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從高加索前線跪求沙皇采取“最高辦法”，遜去皇位；從阿列克謝耶夫，勃羅西洛夫爾將軍與尼來甯提督那里，來了同樣的祈求。羅斯士基自己在口頭上也作同樣的請愿。將軍們恭敬地將七把手槍槍口對準神化皇帝的太陽穴。這幾個軍事領袖們怕失去了與新政權調和的時機，同樣又怕自己的軍隊，于是那慣于放棄陣地的他們，便對這個沙皇與最高司令長官作一致的勸告：不要戰斗便退出戰場。這已經不是遼遠的彼得格勒了，反對它，仿佛可以派軍隊去對付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關于前線，軍隊就得向這里去借的。

　　聽過了這個頗有深意而虛偽拘禮的報告之后，沙皇決定遜去那時早已不為他所有的皇位。一個適合于這時機打給羅將柯的電稿擬出來了：“在真實福利與挽救俄羅斯母國的名義之下，我不辭任何犧牲。因此。我準備遜位于我兒，為使他能在我的身邊留至成年的起見，故由我弟米哈依爾·亞歷克山大洛維奇大公爵攝政。尼古拉。”不過，這次電報也不曾發出，因為消息傳來，說國會議員古契柯夫與蘇爾根已離首都到潑斯可夫來。這給了一個新的理由來延遲決定。沙皇下旨將電報收回。他顯然怕買賣做得太便宜，并且還在期待著令人寬慰的消息，更確實些說，他希望奇跡。尼古拉在3月2日至3日的夜間12點鐘接見來到的議員。奇跡不曾發生，再推諉以屬不能。沙皇突然聲明，他不能跟兒子分別，——那時在他的頭腦里游蕩著何等樣的糊涂希望呢？——并簽發一個宣言，聲明遜位給弟弟。同時又對參議院頒布一道敕令，任命李沃夫親王為內閣總理大臣，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為最高總司令。沙后對于家屬的猜疑心，仿佛已經證實了：可恨的“尼古拉夏”跟陰謀家們在一起，回來重掌政權。古契柯夫顯然當真地以為革命是能和最顯貴的軍事首領調和的。而尼古拉大公也以純潔的動機來接受這個任命。他甚至在幾天之內還發布了某些命令，并號召人們完成愛國的責任。但是，革命卻毫無痛苦地除去了他。

　　為要保持自由決定的外貌起見，關于遜位的宣言便填了下午三點鐘的日期，理由是沙皇最初決定遜位是在那個鐘表點。然而白天的“決定”是遜位給兒子而不是給弟弟，并且事實上已經收回，因為期望著歷史車輪的好轉。不過關于這一層，沒有人高聲提起。沙皇在可恨的議員們之前，最后一次企圖挽救面子，而議員們方面，則允許偽造文件，這就是欺騙民眾。皇朝從舞臺上退出的時候，也遵守著自己的儀式。而它的繼承者們也還是忠于自己。他們大概把自己的默許，甚至還算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一種大度吧。

　　與平素自己日記上那種淡漠的文體稍稍不同，尼古拉在3月2日那天這樣寫著：“早晨，羅斯士基來，向我宣讀他和羅將柯在電話中所講的冗長談話。根據他的話，彼得格勒的情形已到了這樣的程度：由國會議員組成內閣，將不能有所作為，因為以工人委員會代表的社會民主黨和他們斗爭。必須我遜位。羅斯士基將這次談話轉告總司令部里的阿列克謝耶夫與全體司令們。12點鐘來了回復。為了拯救俄國并使軍隊堅守前線起見，我決定采取這一步驟。我同意了，他們就從總司令部發出退位詔書。晚間古契柯夫與蘇爾根自彼得格勒來，我跟他們談話，將簽了名的修正詔書交給他們。夜間一時我由潑斯可夫動身，懷著沉重的感覺；周圍是叛逆，卑怯，欺騙。”

　　我們應該承認，尼古拉的悲憤并不是沒有根據的。還只在2月28日那天，阿列克謝耶夫將軍打電話給各線的全體總司令道：“在所有我們這幾個人的身上，放著一個對國王與祖國的神圣責任，要忠于我們在作戰軍隊的部隊中所負的責任與所發的誓言。”可是過了兩天，阿列克謝耶夫卻號召就是這幾位總司令們不要忠于“責任與誓言”。在軍隊的指揮官長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人出來衛護自己的沙皇。大家都唯恐落后地轉入到革命的船中去，都堅決地打算在那里找到了一個舒適的房艙。將軍們與提督們一個個撕下了沙皇的字徽，打上了紅色帶子。后來只聽說有一個義人，是什么軍司令，在宣新的誓言時心碎而死。不過并沒有證明，究竟他的心碎是否只因為沙皇制度之受凌辱，而不是為了別的原因。高等文官們由于地位使然，自沒有比武官們表示更大勇氣的必要。凡有辦法的，都自尋生路去了。

　　不過，皇朝的時鐘決計不能與革命時鐘相符合。3月3日黎明，羅斯士基又被召去聽由首都直接打來的電話。羅將柯與李沃夫要求遏住沙皇的詔書，它又顯得太晚了。新的執政者閃爍其詞地說道：如果阿來克先衣登基，那也許能得人——誰呢？——同意，但米哈依爾接位卻絕不能接受。羅斯士基并非不帶惡意地對這問題表示遺憾，因為昨夜到來此的國會議員們，對于自己這次前來的目的與任務，并不曾得到充分的通知。但議員們方面也能找到辯解。“這樣一種兵變的發生，對于一切人都是意外的，類似的事情我還不曾見過”，御前大臣（按即羅將柯——譯者）用這話來對羅斯士基解釋，仿佛他一生的作為，只在于觀察兵變似的。“宣布米哈依爾作皇帝，簡直是火上加油，人們會開始無情地消滅一切可以消滅的東西的。”革命怎樣地使他們所有的人洄漩，腐敗，震顫與痙攣呀！

　　將軍們把革命的這一點新的“卑鄙的強求”，啞口無言地吞了下去。只有阿列克謝耶夫在他給總司令的電訊報告中，輕輕地表明了這一點心跡：“各個左派政黨與工人代表們對國會議長施行強大壓力，在羅將柯的報告中沒有坦白與真誠。”在那幾個小時內，將軍們所缺少的只有真誠！

　　但在這一點上，沙皇又變了心思。從潑斯可夫來到毛奇略夫之后，他交給自己以前的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一個條子，要他轉發彼得格勒，他同意將皇位傳給自己兒子。顯然這種作法，在他看來，最后是更有希望的。阿列克謝耶夫，據鄧尼金說，拿了電報出去……可沒有拍發。他以為業已對軍隊及全國發布的兩種宣言，早就足夠了。岔子是由這一事實發生的，即不僅沙皇和他的顧問們，便是國會里的自由派人士，思想都比革命進展緩慢。

　　在3月8日，最后從毛奇略夫動身之前，那時沙皇形式上已經被捕，他寫了一張告軍隊書，以如下的幾句話作結：“誰現在想著和平，誰愿望和平——那他便是祖國的叛徒，是它的奸賊。”這其實是一種暗示的企圖，想使自由派不能以親德的罪名加在沙皇頭上。企圖不發生效果，因為人們竟已不敢印這張通告了。

　　這樣地，便結束了一個朝代，它乃是失敗、不幸、貧乏與惡行之一個不斷的鐵鏈，從他加冕時的霍登加慘案[2]起，中經對罷工者與暴動農民的槍殺，日俄戰爭，對1905年革命之可怕的鎮壓，無數的殺戮，討伐，與對小民族的屠殺，最后以俄國之狂妄而卑劣地參加于瘋狂而卑鄙的世界大戰為止。

　　到了皇村，他與家屬同被幽禁于宮中，據維羅博娃說，沙皇那時輕輕地說道：“人間沒有公道。”但是恰好這幾個字，確切地證明：歷史的公道，縱然來得晚些，但還是存在著。

*　　　　　　　　*　　　　　　　　 *

　　羅曼諾夫氏的末代帝后，與大革命時代法國帝后間的相似點，頗為明顯。這一點已在文獻上為人指出，不過是粗略地，且未由此得出結論，然而它絕不像初見之下所覺得的那樣偶然，并且它給我們以可貴的材料來作結論。

　　沙皇與法王兩人在時間上相去雖有125年，但在某些方面，像是串演同一角色的兩個戲子。消極的，忍耐的，但是具有報復心的那種惡意，成為兩人共有的特性，所不同的只在于路易的惡意系由一種可疑的仁善所掩蔽，而尼古拉的則隱匿于殷勤之下。兩人都在人民的心目中造成這樣一個印象，仿佛他們為國事過分辛勞，但同時卻不肯把自己的權力即令讓出一小部分，他們對于這些權力是不能加以任何利用的。兩人的日記，甚至在筆調上或在筆調的缺如上，都是相似的，都暴露出壓抑著的精神的空虛。

　　那個奧國女人與黑森邦的德國女人，也從各方面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對稱。兩位皇后都不僅在體質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高于皇帝。馬麗亞·安東內脫比亞歷山大拉·費道羅扶娜較不信神些，且與后者不同，她熱烈地歡喜享樂。但兩人同樣地輕視人民，不能容忍讓步的思想，同樣地不信任自己丈夫的勇氣，卑視他們，不過安東內脫帶一種輕蔑的影子，亞歷山大則帶著憐憫。

　　當時接近彼得堡宮廷的一些回憶錄的作者們，當他們開始叫我們相信：如果尼古拉第二只是一個平民，那他在身后定會遺留一個好紀念的，這時，他們只在重復著很久以前人們對路易十六所作善意批評的老調罷了，無論在我們對歷史與對人性的了解，都不會增添了多大知識。

　　我們已經聽到過了，當李沃夫親王在第一次革命的悲慘事件達到頂點時，因他所見的非但不是一個沮喪的沙皇，反而是“一個穿著深紅色襯衫的很有點快樂而活潑的小伙子”，而怎樣地生氣。李沃夫親王說這句話，只是不自知地重復著毛里斯省長于1790年在華盛頓所寫關于路易的批評：“處在這樣的地位，還能好好地吃、喝、睡、笑的人，這個比任何人都更加快樂的好小子，你能希望從他那里得到點什么呢？”

　　當亞歷山大拉·費道羅扶娜在皇朝傾倒之前三月，預言道：“一切都轉向更好的方面去了，——我們朋友的夢竟有這樣多的意義！”這時她只在重復著馬麗亞·安東內脫的話，她在王權被推翻之前一月寫道：“我感覺到精神的生氣，又仿佛有某種東西對我說：我們不久就會幸福與得救了。”沉溺下去的時候，兩人都看到了虹似的夢境。

　　某些相似之點，當然具有偶然性質，且只有歷史傳說的旨趣。無比地較為重要的，乃是由環境的偉力以接種之法，或直接賦予人的那些特點；這些特點在個人與歷史客觀因素間的相互關系上，投射了顯明的光輝。

　　一個反動派的法國史家評論路易道：“他不會想望：這是他性格的主要特點。”這一句話仿佛是為尼古拉寫的：兩人都不會想望，但兩人都會不想望。可是一個財富輸盡的歷史事業的最后代表們，究竟能“想望”些什么呢？

　　“他常常聽著，微笑著與少作決定。他的第一句話，通常是一個不字。”這是說誰呢？又是說卡貝脫（Capet，法王姓氏—譯者）的。但在這樣的情形中，尼古拉的行為方式卻是一個十足的剽竊了。兩人都“將皇冠推向前面，遮住眼睛”，向絕壑走去。但假使張開了眼睛，走向那同樣不能避免的絕壑，難道還容易些嗎？事實上，假使他們把皇冠推向后腦，會改變什么呢？

　　所以應該向專門的心理學家推薦，要他在尼古拉與路易，亞歷山大拉與安東內脫，以及他們近幸們的言語中選出那些相對稱的，匯編一冊。材料是不缺乏的，而結果還會得到一個最有教訓意義的歷史證明，有利于唯物論的心理學，即：同一種類的（當然決不是同樣的）刺激，在同一種類的條件之下，會引起同一種類的反應。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則它愈能克服個別的特點。人們對于呵癢的反應是各異的，但對于紅鐵的反應可就一樣了。正和在汽錘的打擊下，球形與正方形的鐵塊同樣成為鐵片一樣，在太大與太難逃避的事件的重壓下，一切反抗者都給摧毀了，“個性”的界限也消失了。

　　路易與尼古拉是生活頗多波瀾的一種朝代的兩個末代君王。他們兩人著名的內心的平衡，在艱難時期的平靜與“快樂”，乃是內在能力貧乏，神經彈性軟弱，精神資源貧瘠的表現。這兩個在道德上閹割了的人，都絕對地失去了想像力與創造力，他們所有的智慧，剛足以感覺到自己的卑瑣與養成一種對一切有才能者與有意識者之妒忌的仇恨。兩人都恰巧在深刻的內部危機與民眾的革命覺醒的條件中，來統治一個國家。兩人都和新思想的侵入與敵對力量的潮浪作戰。無決斷，偽善與說謊，在兩者都是較小部分由于個性的荏弱，較大部分由于他們之完全不能維持自己承繼的地位。

　　但關于他們妻子的情形是怎樣的呢？亞歷山大拉較之安東內脫，則更達到了一個公主的，尤其是一個像黑森邦那樣偏僻的公主的夢想的頂點，因為她嫁給了一個強國之具有無限權力的君王。兩人都極度地意識到自己崇高的使命：不過安東內脫比較更輕佻地，而亞歷山大拉則帶著那業已翻譯成斯拉夫教會語言的清教徒式的偽善精神。統治的失敗與民眾不滿的增長，無情地破壞了這個幻想世界，這世界是由那兩個狂熱的，但終于還是雞腦一般的頭腦所建造的。由此，發生了不斷增長的怨恨，對那些不在她們之前傾倒的異邦人的刻骨銘心的敵視；對那些多少愿意顧慮一下敵對世界，即多少愿意顧慮一下國家的，大臣們之仇恨；由此，發生了她們甚至對于自己宮廷的疎遠，與對丈夫的永遠侮辱，因為他做新郎時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期望，沒有給以滿足。

　　心理學派的歷史家與傳記家們，時常在歷史的偉力借個人而屈折透達的地方，去找尋與發見純粹個人的與偶然的事物。這種同樣的觀察錯誤，亦為宮廷中人所同具，他們以為俄國的末代沙皇乃是一個天生的“不幸者”。便是沙皇本人也相信，他是在一個不幸星宿的光照之下誕生的。實際上，他的不幸乃由于祖先們傳給他的舊目的與他所處的新的歷史條件之間所發生的矛盾。古人說：當朱庇特大神[3]想毀滅一個人的時候，便先取去他的理性；這話乃是在迷信的形式中，表示出來深刻的歷史觀察的總結。在歌德論理性的話中，說它會變成無意識——Vernunft wird Unsinn（理性變成無意識）——也就包含著這個意思，即歷史辯證法的非人格的朱庇特大神，從那些過時的歷史制度中取去了理性，且使此等制度的保護人非歸于失敗不可。羅曼諾夫氏與卡貝脫氏的腳本，早已為歷史偉劇的發展所寫就。演員們所能做的一部分，不過略為解釋罷了。尼古拉的不幸正和路易的不幸一樣，并非植根于他們個人的生辰八字中，而是在等級官僚制皇朝的生辰八字中。首先，他們兩人都是絕對主義的末代子孫。他們倆道德上之卑不足道，發源于他們這朝代的不肖，而道德墮落又使這末代氣象具有特別惡毒的性質。

　　人們也許會反駁道：如果亞歷山大第三少喝一點酒，他能多活幾年，那末革命所遇到的將是一個性格完全不同的沙皇，將與路易十六絕無對稱之點了。不過這個反駁，一點都不能推翻我們上述的話。我們絲毫不想否認個人在歷史演變的運動力學中所具有的意義，也不想否認偶然的與個人的意義。我們所要求的，只是不要把歷史上的個人及其所有的特點，只當作心理特征的一個總目，而要把他當作系由確定的社會條件中生長，并對這些條件反應的一種活的真實。正如一朵薔薇不會只因科學家指出了她賴于發長的土壤與空氣的成分而失去了香味一樣，人們暴露了一個人的社會根源，也不會除去他的香味或臭味的。

　　上面提出關于亞歷山大第三可能多活幾年的那一種意見，恰巧能從另一方面來弄清楚這同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假定，亞歷山大第三也許不會在1904年與日本作戰。這會延遲第一次革命的到來。延遲到什么時候呢？也許這“1905年的革命”，即第一次力量的試驗，亦即專制制度的第一個裂痕，會成為走向第二次共和革命，與第三次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簡單的序幕吧。關于這，我們只能予以一些多少有點趣味的猜測。不過無論如何，革命并非導源于尼古拉第二的性格，且亞歷山大第三并不會解決革命的任務，總是無可爭論的。只叫記著這一點就夠了：不論何時何地，由封建制度轉入資產階級制度從沒有不經武力震動而能完成的。還只在昨天我們見之于中國，今天我們又將目睹于印度了。所以最多我們只能說：皇朝的這一或那一政策，皇帝的這一或那一個性，能加速或延遲革命的來到，且在革命的外表進程上蓋下某一個記印罷了。

　　當沙皇制度已臨到最后幾月，幾星期與幾日之時，當它的賭博已經絕望地輸完的時候，它是以怎樣惡毒與無力的堅決態度來企圖自保呀。假使尼古拉本人缺乏意志，那末沙后已補足了他的缺點。拉斯布丁是瘋狂地為自存而斗爭的那一群人行動的工具。便是在這一個狹隘范圍內，沙皇的個性就已經為群體所吞滅了，這群體代表著過去的凝結物及其最后的痙攣。在皇村住著的上層分子對于革命的“政策”，不過是一只被追迫的與精疲力竭的猛獸的反映罷了。假使坐在高速度的汽車中在大平原上追趕一只狼，那末這畜生最后便只有無力地喘息與躺臥著了。但當你企圖把圈套戴上它的頸子時，它就想把你咬成碎塊，或至少將你咬傷。其實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此外它又能怎么辦呢？

　　自由派以為此外還有辦法。尼古拉非但不及時地與取得選舉權的資產階級謀取妥協，藉以阻遏革命，——這是自由派反對末代沙皇的控訴狀，——他反而固執地避免讓步，甚至在最后幾天內，業已處在命運刀子的宰割之下時，那時每一分鐘都得估計了，但他還是延遲著，與命運作買賣，以致錯失了最后的可能。所有這些話聽起來都能叫人首肯的，但是多么地遺憾呢，這樣正確地知道如何挽救皇朝的自由派，卻不能替自己找出挽救之法來！

　　如果說沙皇制度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條件之下都不曾讓過步，那是荒謬的。它讓過步，當它為了自存而不得不然的時候。在克里米戰爭潰敗之后，亞歷山大第二實行過農民的半解放，以及在地政，法庭，出版，教育機關等方面的許多自由主義的改良。當時沙皇本人表示自己改革的主要動機道：從上面來解放農民，為的不要從下面來解放他們。在第一次革命的打擊之下，尼古拉第二曾給過半個憲法。斯托雷平讓農民公社趨于破壞，為的要擴大資本主義力量的活動地域。不過所有這些改良，只因為部分讓步可以保全整體，即能保全等級社會與皇朝本身的基礎，才對沙皇制度具有意義。當改良的后果開始越出了這個界限時，皇朝便不可避免地要往后退。亞歷山大第二在后一半的君臨期間，偷盜著前半期的改良。亞歷山大第三在反改良的路線上走得更遠。尼古拉第二見革命當前，乃在1905年10月間讓步，然后，他便解散了他親自召集的國會，且一當革命剛減弱之時，便完成了國家政變。在七十五年——如果我們從亞歷山大第二的改良算起——的過程中，發展著時而隱藏，時而公開的歷史力量的斗爭，它遠超于每一沙皇的個人品格之上，且最后推翻了皇朝。只有在這一過程的歷史范圍內，才能替各個沙皇，他們的性格，他們的“傳記”，找到位置。

　　即令是最專制的暴君，也很少與“自由的”個人，即能隨意規定事變形態者，相近似。他總是那些照自己形相來規定社會的特權階級的代理人。當這些階級還不曾完盡其使命時，皇朝是鞏固而自信的。那時皇朝的手中操有政權之可靠機關，且能無限制地選擇政權的執行者，因為最有才能的人，還不曾轉變到敵對的營壘里去。那時的皇帝，或由本人，或由一個寵幸者作中介，能成為一個進步的大的歷史任務的負擔者。但當舊社會的太陽最后沉向西天時，情形就不同了：那些特權階級由民族生活的組織者變成為寄生的贅瘤；他們失去了自己的領導作用之后，便喪失了對于自己使命的意識與對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他們把對自己的不滿，轉變成對皇朝的不滿；朝廷孤立了；能對他至死矢忠的人數減少了；他們的水準降低了；同時危險增加了；新的力量壓迫進來了；皇朝失去了任何創造發動的能力；它防衛著，逃避著，退卻著，——它的行動帶上了簡單反撥的機械性質。這一個命運，便是那半亞細亞式的羅曼諾夫氏的專制也不曾逃避得了。

　　假使在那所謂縱切面上來看痛苦掙扎的沙皇制度，那末尼古拉是一群敗類的軸心，這群人根本已屬于最后判決了的過去。如在歷史悠久的皇朝的橫斷面上看，則尼古拉乃歷朝接成的那個鐵鏈的最后一環。與他最接近的幾代祖先，他們在當時也參加于家屬、等級與官僚的集團中，不過這些集團的范圍較大罷了。他們曾經試行過各種各樣的統治方法，想在舊社會制度的周圍筑起城垣，借以防止向它進襲的運命，但是雖然如此，他們還是把一個混亂的、子宮內孕育著成熟革命的帝國，傳給了尼古拉。如果他還有選擇之余地的話，那只能在趨于滅亡的各條道路之間了。

　　自由派夢想過一個不列顛式的君主政體。但泰晤士河畔所形成的國會制度，難道是和平進化所致，或是某一君王之“自由的”先見的結果嗎？不是的，它之凝成，乃是斗爭的結果，這斗爭延長了一世紀，而且有一個國王在斗爭中，還在十字路口失去了自己的頭顱了哩。

　　上面提到的羅曼諾夫氏與卡貝脫氏歷史心理學上的對比，附帶地，也很可以擴大到第一次革命時期不列顛國王夫婦的身上去。查理一世在根本上，也表示出傳記家與歷史家以較小的理由歸之于路易十六與尼古拉第二的那些特點的綜合。蒙德古[4]寫道：“查理還是消極的，在不能表示反抗的地方，他便讓步，雖然帶著嫌惡之心，但仍舊欺騙；他享受不到民望，得不到信任。”另一個論這位查理·斯圖亞特的史家寫道：“他并不是笨人，但他缺少品格的堅決性……惡運這一個角色，是他的妻子替他串演的，這個法國婦人亨利愛達，是路易十三的姊妹，比查理本人，感染著更多的絕對主義思想。”我們不必詳細地說明這被人民革命所摧毀的第三對——年代上說是第一對——國王夫婦的特性。我們只叫指出這一點就好了：在英國，人民的仇恨也首先集中于王后，她是法國人與天主教徒，人們指她與羅馬進行陰謀，與暴動的愛爾蘭人有秘密關系，且在法國宮廷中玩弄鬼計。

　　但英國至少擁有幾世紀的時間讓它支配。它是資產階級文明的先鋒。它并不處于其他民族的壓迫之下，反而愈來愈把他們放在自己的壓迫之下。它剝削著全世界。這就緩和了內部的矛盾，積累了保守主義，促成了財富的豐饒與脂肪質沉淀物的穩定，此種脂肪質的沉淀物有如：地主的寄生層，皇朝，上議院與國教會。由于資產階級英國發展的非常的歷史特權，與彈性相結合的保守主義，便從制度轉入于道德中。對于這一點，大陸上的各種俗子們，有如俄國的米留可夫教授與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奧托·鮑威爾，甚至到今天還繼續為之狂歡。但是恰恰在目前，英國在全世界受著壓迫，在浪費著自己過去因特權而積聚的最后資源，它的保守主義在失去彈性，甚至以工黨為代表，正轉入于狂暴的反動。在印度的革命之前，“社會主義者”麥克唐納除了尼古拉第二用以反對俄國革命的那些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來對付。不列顛如今正在走上前去迎接偉大的革命震動，它保守主義的殘余，它的世界霸權與它目前的國家機構，都將在這震動中消滅得無影無蹤；這一點只有瞎子才不能見到。麥克唐納之準備這些震動，一點也不比尼古拉當年準備得更壞，而且也不會帶有較少的盲目性。就是這一點，我們可以見到，也是對“自由”個人在歷史上所起作用這一問題的一個不壞的圖解！

　　但是發展落后，居于一切歐洲國家的尾端，足下站著貧乏的經濟基礎的俄國，怎能形成一種社會形式的“彈性保守主義”呢？何況它顯然又特別要合乎教授派自由主義及其左邊的影子，即改良派社會主義的需要呢？俄國是落后得太遠了，——且當世界帝國主義將它抓來放進壓榨機之時，它已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走完自己的政治史。如果尼古拉曾經走上前去迎接自由主義，以米留可夫替換史朵梅爾，則事變發展在形式上會有點兩樣，但本質上卻不會各異。因為路易十六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上恰好走過這樣的道路：招吉倫特派(Gironde)來執政。而這可不曾使路易本人免于斷頭臺，其后也不曾使吉倫特派免于此厄。累積著的社會矛盾非爆發出來不可，既爆發了，那就得實行清除工作到底。在民眾的壓力面前，最后終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貧窮、憤怒、熱情、希望、幻想與目的提到公開舞臺上來的皇朝與自由派間所玩弄的上層勾結，只具有插話性的意義了，它們固然也能對出場的程序發生一點影響，也許還能影響到幕數的多少，但絕不能影響到戲劇的一般發展，更不能影響它的嚴酷結局。

　　[1] 圣喬治的十字勛章，是用以獎勵在戰斗中有特殊功勛的人的。這種勛章的獲得者，就自動地成為“圣喬治騎士”。在這個團體中占絕對優勢的是些軍國主義者。－C.R

　　[2] 1894年尼古拉第二舉行加冕禮時，莫斯科霍登加場上的無組織群眾，擁擠雜沓，繼之以亂闖，以致死者數千。——譯者

　　[3] Jupiter古羅馬的主神。——譯者。

　　[4] M.W. Montagn(1689－1762)，英國女作家。——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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