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光畔

2011年11月16日10:43    來源：人民網-甘肅頻道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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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杰出領導者、開國將軍廖漢生誕辰100周年。雖然他已經去世5年了，但他的許多故事還流傳不絕，使人經常懷念這位戰(zhàn)功赫赫、清正廉潔、剛正不阿的開國將軍。

　　一、在戰(zhàn)爭中迅速成長

　　廖漢生是湖南省桑植縣樵子灣人，土家族。桑植洪家關是賀龍元帥的故鄉(xiāng)。樵子灣與洪家關僅僅是一山之隔。樵子灣，原是樵夫打柴聚集的山灣灣，因此叫“樵子灣”。廖漢生祖上是普普通通的農民，他曾經回憶說：“我家祖上幾代都是以土為生的種田人，而且都是單傳。從我爺爺那代起，為求人丁興旺，門第轉換，就取了一個頗為吉利的班輩排名：芝蘭百世昌。到了我父親這一輩竟然有了轉機。父親兄弟六人，他最小，排名廖蘭湘，字六謙，號茂才。茂才是秀才的別稱。在全家人勤勞耕作的供養(yǎng)下，他以最優(yōu)等畢業(yè)生的資格從桑植縣立高等小學堂畢業(yè)。以后，又去省城長沙讀書。”廖蘭湘畢業(yè)湖南廣益學校，是樵子灣十里八鄉(xiāng)遠近聞名的讀書人，大約也是樵子灣第一個洋學生。因為他讀書多、學問高，所以家鄉(xiāng)人又叫他廖茂才。廖蘭湘在長沙讀書期間，思想進步，與當時著名的革命黨人林伯渠相識，并加入了革命黨。廖蘭湘從湖南長沙廣益學校畢業(yè)后，回到桑植，在樵子灣鄧家坪等地辦私塾教授學生。后來，桑植洪家關人賀龍1916年兩把菜刀鬧革命，刀砍桑植芭茅溪鹽局，拉起了反袁民軍的隊伍，在湘西北一帶聲勢越來越大。賀龍多次邀請廖蘭湘從軍。廖蘭湘遂改變初衷，入賀龍軍中，從事文墨工作，后病逝在賀龍軍中。因為賀家與廖家是世交，廖漢生后來與賀龍二姐賀戊姑的女兒蕭銀銀訂了婚，成為賀龍的外甥女婿。

　　廖蘭湘去世后，廖漢生一家孤兒寡母生活非常清苦。在賀龍資助下，廖漢生得以先后在桑植高等小學、常德省立第二師范學校附屬小學讀書。廖漢生在常德讀書期間，正值大革命風起云涌之際，二師學生運動十分活躍。隨著孫中山先生逝世，國共兩黨分裂，二師左右兩派學生斗爭激烈，最終導致了由國民黨右派學生引起了“二師械斗”事件，打死了一個右派學生。共產黨和左派一部分學生跑了，一部分被抓，數十人被校方掛牌開除，首當其沖的是共產黨員、湖南麻陽籍學生滕代遠（共和國首任鐵道部長）。

　　1927年，風起云涌的湖南農民運動波及到湘西山區(qū)。桑植縣籌備成立農民協(xié)會。廖漢生和同學也在鄉(xiāng)里搞農民運動，在樵子灣集上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土豪劣紳，殺盡貪官污吏！大革命失敗后，桑植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廖漢生在家里呆不下去，遂加入賀龍大姐賀民英領導的民軍隊伍。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朱德、葉挺等人在南昌發(fā)動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軍占領南昌后迅速撤離，南下潮汕時，遭到國民黨重兵包圍，慘遭失敗。南昌起義失敗后，賀龍謝絕了黨中央派他到蘇聯學習的決定，回桑植老家拉隊伍，重舉義旗。1928年春，賀龍回到桑植，發(fā)動桑植起義。作為賀民英游擊隊的隊員，廖漢生參加了桑植起義。在強大的反動勢力的進攻面前，工農革命軍受挫，被迫撤到桑植、鶴峰交界的崇山峻嶺中。從1928年到1933年，廖漢生一直在賀民英游擊隊中，在桑鶴交界的四門巖大山區(qū)打游擊。1933年臘月，廖漢生奉賀民英之命到紅軍中去找一些糧食。廖漢生找到了紅3軍第8師，師長是朱勝文、政委谷志標。朱勝文在紅軍東下洪湖時還只是賀龍的警衛(wèi)員，谷志標是廖漢生在桑植高小的校友。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讓廖漢生羨慕得不得了。一次，廖漢生當著賀龍、賀民英、賀戊姑的面就鬧開了情緒，說朱勝文原來跟自己差不多，現在都當了師長，自己還只是個游擊隊員。考慮到游擊隊老的老、小的小，賀龍沒有同意廖漢生走。賀民英為了照顧廖漢生的情緒，也將他提拔了一下，任命他為湘鄂邊游擊隊文書，掌管圖章文書。這一次，是廖漢生一生中唯一一次要官的經歷。

　　1933年，由于叛徒許磺生的出賣，反動民團偷襲湖北鶴峰縣洞長灣紅軍游擊隊營地，打死賀龍的胞姐賀民英、賀戊姑等人，廖漢生、徐煥然和其他幾個游擊隊員得以幸免。廖漢生、徐煥然向在湖北麻水的賀龍報告了這一慘訊。一夜之間喪失了兩位親姐姐的賀龍，滿懷痛苦又無比堅定地要求廖漢生、徐煥然繼續(xù)拿起武器、拉起隊伍，報仇雪恨，戰(zhàn)斗到底。同時，賀龍任命徐煥然、廖漢生為紅軍鶴峰第4游擊大隊大隊長、副大隊長。一年后，廖漢生調入紅3軍軍部工作，鶴峰第4游擊大隊編入紅7師21團。

　　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廖漢生迅速成長起來，先后出任紅3軍軍部文書、政治部秘書、7師黨委書記、9師政委，紅2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4師、6師政委。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長征時，年僅24歲的廖漢生，已經是當時紅軍二十四個年輕軍、師一級干部之一，成為知名的紅軍將領。

　　二、“讓金如柏當旅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時年26歲的廖漢生出任八路軍120師358旅716團的副團長、政委，率部從陜西韓城縣芝川鎮(zhèn)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廖漢生與團長賀炳炎一起，首戰(zhàn)雁門關，取得雁門關大捷；再戰(zhàn)晉西北，收復七城；夜戰(zhàn)滑石片，消滅日軍一個大隊。1938年2月，年僅27歲的廖漢生升任120師獨2旅的旅長兼政委。

　　陳莊戰(zhàn)斗后，八路軍120師進行整編。由于主力、老部隊減少了，各支隊擴大了，于是決定將獨2旅撤銷，編入358旅，張宗遜任旅長，張平化任政委。師政委關向應找廖漢生談話，要他出任358旅政治部主任。廖漢生認為自己從紅軍時期一直是政委，沒當過政治部主任，沒有搞過機關工作，堅辭不就。關向應不甘就此罷休。談話進行了三次。最后，關向應問道，你不當政治部主任，誰當？廖漢生回答說，金如柏（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苦難輝煌》的作者金一南將軍之父）當就不錯嘛。關向應問：“金如柏當旅政治部主任，你怎么辦，你到哪里去？”廖漢生干脆利落地回答說：“我好辦，回716團當政委嘛。”這樣，金如柏由下級變成上級，廖漢生則由旅長、旅政委重新變成了團政委。關向應既關切又不放心地問：“這樣行嗎？你行嗎？”廖漢生爽快地說：“可以，行啊！”于是，廖漢生又回到716團當政委。金如柏有長期從事機關工作的經歷，1934年紅2、6軍團會師時，廖漢生任6師政委，金如柏從紅6軍團調任紅6師宣傳科科長；抗日戰(zhàn)爭開始時，金如柏任120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20師開赴冀中前，金如柏任八路軍716團政治部主任。廖漢生升任120師獨2旅的旅長兼政委后，金如柏接任716團政委。廖漢生將軍后來回憶說：“我沒有去想什么下級、上級，主要是從工作上來考慮的。那個時候的干部都把個人升遷看得很淡，能上能下。”

　　三、“我還是在第一軍嘛！”

　　解放戰(zhàn)爭開始后，廖漢生任晉北野戰(zhàn)軍副政委，參與指揮晉北戰(zhàn)役。1946年11月，廖漢生任晉綏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政委，率部開赴陜甘寧邊區(qū)，執(zhí)行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延安、保衛(wèi)陜甘寧邊區(qū)的任務。1947年3月，任陜甘寧野戰(zhàn)集團軍副政委、西北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政委，率部參加延安保衛(wèi)戰(zhàn)，參加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等戰(zhàn)役和隴東、三邊、榆林、沙家店、清澗等戰(zhàn)役。在保衛(wèi)延安的戰(zhàn)役中，在一縱在司令員張宗遜、政委廖漢生的領導下，戰(zhàn)斗到最后。

　　1947年7月，中央前委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會議。中央決定將西北戰(zhàn)場分為前后方兩個攤子，由彭德懷、賀龍、習仲勛三人經略。西北野戰(zhàn)部隊正式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張宗遜任副司令、習仲勛任副政委。賀龍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統(tǒng)一領導陜甘寧、晉綏兩區(qū)地方部隊及后方工作。習仲勛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主持地方黨的工作。小河會議后，一縱領導成員也有所變動，張宗遜去野戰(zhàn)軍司令部任職，賀炳炎接任縱隊司令員，廖漢生任政委兼黨委書記。

　　1949年2月，西北野戰(zhàn)軍根據中央軍委的有關規(guī)定和指示，進行了新的整編。西北野戰(zhàn)軍奉命改稱第1野戰(zhàn)軍，各縱隊改稱軍，旅改稱師。西北野戰(zhàn)軍第1縱隊命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軍，賀炳炎任軍長，廖漢生任政委。第一軍下轄1、2、3三個師。第1師，師長黃新廷，政委余秋里；第2師，師長王尚榮、政委顏金生；第3師，師長傅傳作，政委曹光琳。第1縱隊被命名為第1軍，全軍上下都格外珍惜這個命名，團結一致，作戰(zhàn)勇敢，在大西北打出了威風。

　　1949年6月，第1野戰(zhàn)軍在陜西禮泉縣召開前委全體會議。彭德懷在會上宣布：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其他野戰(zhàn)軍都已經成立了兵團，原華野第18、19兵團也調歸1野建制。現在1野也要成立兵團，準備成立第1、第2兩個兵團，每個兵團各轄三個軍。接著，彭德懷就兵團如何組成及干部如何配備問題，叫委員們提出具體方案。會議沉默了一陣，沒人發(fā)言。廖漢生考慮了一下，最先說：“這個問題好辦，1、2、7軍組成1兵團，兵團司令兼政委王震；3、4、6軍組成第2兵團，司令許光達、政委王世泰。”彭德懷問廖漢生：“你干什么？”廖漢生爽快地回答說：“我還在第1軍嘛。”后來，1野就按照這個方案組建了1、2兵團。其實當時西北前敵委員會已經給廖漢生內定了職位：到1兵團給王震當政委，或者到2兵團給許光達當政委。按照廖漢生的能力和資歷，當一個兵團政委完全沒有問題。但廖漢生既不愿意給特立獨行的王震“添亂”，又不愿意到2兵團出任政委，理由是不熟悉部隊，于他又一次放棄了“升官”的機會，仍然當他的第1軍政委。

　　1948年8月，蘭州戰(zhàn)役打響。根據部署安排，第2兵團和19兵團主攻蘭州，19兵團64軍向銀川警戒寧馬集團， 1兵團第7軍留駐天水協(xié)同在西安至寶雞一線的18兵團鉗制在后面的胡宗南殘部，1兵團率1軍、2軍和18兵團62軍挺進臨洮、臨夏，準備直搗青海，截斷青馬后路。第1軍在秦安休整一周，8月11日繼續(xù)西進，12日解放隴西、15日解放渭源、17日解放臨洮，21日繼2軍西渡洮河，23日進駐臨夏。臨夏古稱河州，是青馬集團和寧馬集團出生和起家的地方。第1兵團解放臨夏,抄了馬家軍的老窩子，極大地動搖了蘭州守敵馬步芳的軍心。當時第1野戰(zhàn)軍司令部交代給第1兵團的任務就是，一方面準備渡河進軍青海，一方面如果蘭州方面有需要，立即調赴攻蘭州前線。8月25日、26日，經過兩天激戰(zhàn)，蘭州城被攻克，人民解放軍殲滅青馬集團3萬余人。從此，西北戰(zhàn)場大局已定。

　　蘭州解放后，第1兵團奉命進軍青海。9月5日，第1軍前鋒部隊進入西寧，宣告青海解放。就在這一天，廖漢生的第二個女兒出生了，他特意取名為“滌青”，以紀念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如鐵流一般蕩滌青海、解放青海。青海解放后，廖漢生任青海軍政委員會主任，主持艱苦的建政工作。四、“要我當政治部主任，就把冼恒漢調來當副主任。”

　　青海解放后，廖漢生先后擔任省軍政委員會主任、第1軍政委兼省軍區(qū)政委、青海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要職，在領導青海人民建立人民政權、剿匪平叛、民族聯誼、筑路生產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

　　1952年5月1日，青海各界群眾在西寧市隆重舉行“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慶祝大會，廖漢生應邀大會講話，突發(fā)膽結石病，只好由省委書記張仲良代為講話。7月間，廖漢生到北京治病。當時正值朝鮮戰(zhàn)爭時期。在朝鮮戰(zhàn)場，先后經過5次戰(zhàn)役，戰(zhàn)場形勢基本穩(wěn)定下來。彭德懷從朝鮮秘密回京治病。在政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要求下，中央決定由彭德懷接替周總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同時仍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和西北軍區(qū)司令員，此事對外保密。在北京，廖漢生見到了老首長彭德懷。彭德懷對廖漢生說：“準備調你到西北軍區(qū)當政治部主任。”廖漢生一聽堅決推辭，說這半輩子，從來沒有干過政治部主任。彭德懷見廖漢生語氣堅決，態(tài)度也很強硬，堅決要求他政治部主任。廖漢生想想說：“如果一定要我當主任，那就把7軍政委冼恒漢調來當政治部副主任。”彭德懷同意了廖漢生的意見。

　　1952年9月，廖漢生正式調離1軍，赴蘭州就任西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兼軍區(qū)干部部部長，3個月后又擔任軍區(qū)副政委。當年10月下旬，西北軍區(qū)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廖漢生被選為第五書記。當時前四位書記是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和馬明方。實際上，第一書記彭德懷1950年10月就離開西北，先在朝鮮戰(zhàn)場，后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第二書記習仲勛，于1952年9月調進京，任中宣部長、政務院秘書長；第三書記張宗遜，也調到總參謀部任副總參謀長。第四書記馬明方，此時擔任陜西省委書記。就由廖漢生在蘭州全面主持西北軍區(qū)工作。

　　1954年，廖漢生作為西北軍區(qū)的5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彭德懷擔任國務院總理兼國防部部長。1954年11月，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命令，任命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蕭克、李達、廖漢生為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是最后一名副部長也是最年輕的。在稍后的授銜中，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是大將，蕭克、李達是上將，只有廖漢生是中將。在1955年授銜的155位的中將中，當時廖漢生的職務是最高的。

　　四、從戰(zhàn)役系學員到南京軍事學院院長

　　1955年，全國軍區(qū)進行大調整。西北軍區(qū)正式劃分為蘭州軍區(qū)和新疆軍區(qū)。張達志、冼恒漢任蘭州軍區(qū)司令員和政委，王恩茂任新疆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已是國防部副部長的廖漢生借軍區(qū)調整之機，向中央打報告，要求到南京軍事學院讀書去。1954年12月，廖漢生正式調離生活、戰(zhàn)斗了二十多年的大西北，進入南京軍事學院戰(zhàn)役系學習。院長是大名鼎鼎的劉伯承元帥。戰(zhàn)役系第1期是著名的“將軍系”。戰(zhàn)役系的52名學員，都是由中央軍委直接選調的，多數是從各大軍區(qū)、各軍兵種的領導崗位上抽調來的，還有一批在高級速成系學習的軍長轉來。當時志愿軍副司令楊得志是學員兼系主任、系黨支書記；炮兵司令陳錫聯是學員兼第1組組長；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是學員兼第2組組長；駐外大使譚希林是學員兼第3組組長；總參作戰(zhàn)部部長張震是學員兼第4組長。

　　當時南京軍事學院條件非常差，居住條件尚可，但上課的教室非常差，就是用草席子搭起來的大棚子。乍一看，還像是一個牲口棚子。夏天，棚子一曬就透，熱得像蒸籠；冬天，西北風一吹，冷得如同冰窖。50多名將軍，就在這個牲口棚子一樣的教室里，一學就是兩年半。畢業(yè)時，楊得志、張震被授予一等獎；廖漢生、吳克華、林浩被授予二等獎；孫繼先、左良被授予三等獎。廖漢生在戰(zhàn)役系學習期間，全軍在開展評定軍銜的工作。首先由中央軍委對元帥和將軍的軍銜進行評定在，以此作為下級評定軍銜的依據。對此，廖漢生是一心只讀圣賢書，不打聽，不過問，一切都由組織上來考慮。結果下來后，廖漢生被授予中將軍銜。

　　在評定軍銜的過程中，許多老革命表示想起參加革命的初衷，想起犧牲的戰(zhàn)友們，出現了不少主動讓高就低的佳話，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揚。比如許光達堅決不當大將，徐立清堅決不當上將。此后經常有人說，當時受到毛主席表揚的還有廖漢生，說他本來可以授予上將，因主動讓銜變成中將。對這件事，廖漢生未置可否。晚年他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是不是表揚，我不知道；軍委評銜的過程，我也不知道。但我始終認為，評銜有一套嚴格的標準，我并不符合上將的條件。”但廖漢生從紅軍時期的老搭檔賀炳炎就被評為上將。毛主席有沒有表揚？的確是表揚了。這可以從鄧小平的一次談話中得到佐證。1985年，我軍第四次評定軍銜，當時除了一批55年授銜的老將軍還在位之外，各總部都有一批剛提拔起來的年輕干部。為了平衡各方，負責評定軍銜的總政治部光預備會議就開了幾十次。一次，鄧小平氣得拍了桌子：“當年（55年），那么多老紅軍、老革命，他們往多高評都不過分。結果人家只要想一想為了勝利，倒在路上的那些烈士們，讓銜的讓銜，遜職的遜職，像徐海東、廖漢生這些老同志，主席都高度表揚過他們這種無私的革命精神，現在你們這些人，功勞沒有多少，卻為了芝麻綠豆大的官爭來爭去，像個什么樣子！”

　　南京軍事學院畢業(yè)后，廖漢生打算繼續(xù)回大西北工作，他向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表明自己的想法,新疆王恩茂任軍區(qū)司令員、政委兼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一身兼三職，取掉一個職務，由他出任新疆軍區(qū)司令，王恩茂當政委。

　　但蕭華明確告訴廖漢生，他不能去新疆，要留下來出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一聽愣住了，急忙推辭說：“我這個學生一畢業(yè)就當院長，哪有這樣的事？”蕭華問：“為什么不行？”廖漢生忙說：“原來院長是劉伯承元帥當的，要我這個中將去接元帥的位置，行嗎？再說，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廖漢生堅決推辭了蕭華的任職意見。

　　不久，劉伯承帶廖漢生到北京為籌建高等軍事學院選址。在京期間，彭德懷找廖漢生談話，說明了軍委任職意圖，廖漢生直言不諱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軍委派他到新疆工作。中辦主任楊尚昆也找廖漢生談話，廖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蕭華第二次找廖漢生談話，語氣非常堅定地說：“要你當院長，你就當，不要管院長是元帥還是中將。”廖漢生知道這是中央軍委的決定，再推辭也是枉然，只得遵命出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的戰(zhàn)役系同學張震出任副院長，原軍事學院代理政委鐘期光上將擔任政委。這樣，廖漢生從學員一畢業(yè)就當上的南京軍事學院的院長。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五、八十二歲卸職去

　　1960年1月，廖漢生調任北京軍區(qū)政委。在這個崗位，廖漢生一干就是7年，這也是在他的軍旅生涯中在一個單位、一個職務干得最長的一段。“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后，林彪集團殘酷迫害賀龍元帥，要“削其羽翼”。廖漢生作為賀龍的老部下，自然是重點清洗對象，不久北京軍區(qū)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被打倒。文革中，廖漢生被批斗、關押長達5年之久。“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折戟沉沙。林彪集團覆滅后，毛主席幾次提出要為賀龍元帥平反，廖漢生得以重返自由。1972年7月，經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批準，廖漢生被釋放，1973年12月重新工作，任軍事科學院政委，1975年2月調任南京軍區(qū)政政委。在南京軍區(qū)政委任上，廖漢生堅決執(zhí)行鄧小平、葉劍英的指示，堅決抵制“四人幫”集團的倒行逆施，為穩(wěn)定當時的局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1979年10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軍委副秘書長兼副總參謀長楊勇來南京視察工作。王震、楊勇都是廖漢生的老領導、老戰(zhàn)友。他們向廖漢生透露，中央軍委要他到沈陽軍區(qū)任職。得到這個消息，廖漢生很不安，他認為自己快68歲了，身體精力大不如前了，再調到沈陽軍區(qū)，實在不利于工作，于是向中央遞交了請求退下來的報告。但中央沒有同意廖漢生的請求。1980年8月14日，中共南京軍區(qū)黨委召開六屆全體會議，廖漢生主持開幕式并講話。中午12點，廖漢生接到中央軍委調令，調任沈陽軍區(qū)第一政委。中央軍委的命令已下，廖漢生知道再推辭也是枉然。12天后，廖漢生赴沈陽軍區(qū)，任軍區(qū)第一政委。沈陽軍區(qū)，是當時最大的軍區(qū)，司令員是李德生。在沈陽軍區(qū)，廖漢生與李德生團結共事、配合默契，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1980年代，中央提出干部年輕化，陳云大聲疾呼要成千山萬地提拔年輕干部。廖漢生感到干部年輕化事關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從黨的事業(y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計，他決以身作則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在沈陽軍區(qū)工作期間，廖漢生多次向胡耀邦、鄧小平、葉劍英、楊尚昆、宋任窮當面要求退下來，并積極推薦年輕同志接任軍區(qū)領導職務。

　　聽說廖漢生要退下來，他的老戰(zhàn)友們倒不同意了。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渭漢、北京軍區(qū)政委秦基偉跑過來勸說。秦基偉還到楊尚昆那里，希望楊尚昆說服廖漢生繼續(xù)留在軍隊工作。廖漢生非常感謝戰(zhàn)友們的好意，但仍堅持己見。他自己早就打算好了，退下來以后就到南京去，在老伴白林住的小院再修上三間房子，休息養(yǎng)老。中央不同意廖漢生退下來，而是要他當總政治部主任或國防大學校長。最后，廖漢生直接把電話要到鄧小平那里，堅決要求退下來。鄧小平一思考，還是讓他退不下來，進了人大。

　　1983年6月6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彭真當選為委員長，陳丕顯等20人當選為副委員長。在這20名副委員長中，從軍隊轉入人大常委會的有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國防部部長耿飚、原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原海軍司令員葉飛、原福州軍區(qū)司令員韓先楚和原沈陽軍區(qū)第一政委廖漢生。前四位都是1955年的上將，只有廖漢生是中將。在全國人大，廖漢生連續(xù)當選為第六、七屆副委員長，主管民族和外事工作。在人大期間，廖漢生副委員長認真學習憲法和法律，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參加對普法工作和法律實施工作情況的調研和視察，潛心研究代表聯絡工作，提出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在兼任外事委員會主任期間，積極推動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之間的交往，為維護祖國尊嚴做了大量工作。彭真委員長曾經高度評價說：“漢生同志還是井岡山作風、老八路作風、延安作風。”

　　到1992年，廖漢生已經連續(xù)兩屆、十年的人大副委員長，已經是82歲高齡的人了。但黨組織還是不想讓他退下來，連續(xù)三次找他談話，要他出任國家副主席。這次廖漢生態(tài)度是異常的堅定，說什么都不干了，堅決要求徹底退下來，回家頤養(yǎng)天年。1993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廖漢生出席了開幕式，結束后就回到了家中。這次會議上，廖漢生的同事、著名的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六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當選為國家副主席。幾天后，廖漢生和夫人白林啟程湖南老家。他先是從長沙到常德，重訪母校原常德省立第二師范學校附屬小學（今常德市第一中學）。然后從常德回桑植。4月2日，廖漢生與夫人白林一行回到樵子灣老家，祭掃了他父親的墳墓，并到樵子灣學校看望學校師生。當時一位中學生請廖老給學校栽兩棵松樹，老將軍很高興很爽快地答應了。今年是廖漢生老將軍百年誕辰，當年他親手植下的兩棵松樹也已經枝葉婆娑、高過四層樓頂了。5日，廖漢生告別故鄉(xiāng)桑植，先后到了龍山、來鳳、鶴峰、石門、津市、安鄉(xiāng)、南縣、華容等地。后來，廖漢生將軍在回憶錄中說：“我從3月24日離京到4月20日返回，前后28天，跑了十幾個縣、市。在綿綿春雨中，我一路回首往事，一路祭奠先烈。恰恰應了那句古詩：‘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中國革命的征程就是這樣一路犧牲、一路艱苦奮斗開拓出來的。” 在回鄉(xiāng)的路上，老將軍思緒萬千，寫成了一首詩：《八二抒懷》

　　五十四年著戎裝，參政又是十年忙；

　　六十四載革命路，征程步步黨導航；

　　人非圣賢孰無過，且喜矢志貫衷腸；

　　八十二歲卸職去，我本人民一兒郎；

　　今日清居何所事，永葆本色晚節(jié)香；

　　讀書健身心系國，天下風云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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