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炎黃春秋》有關宋慶齡的彌天大謊

    

    有關宋慶齡的彌天大謊，來自《炎黃春秋》上殷之俊的一篇文章。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60年前為創立新中國而奮斗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差不多都已去世，但是人民并沒有忘記他們為此而做出的豐功偉業。其中作出最偉大貢獻的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同時也包括無數的仁人志士，而其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宋慶齡。
    宋慶齡作為中國革命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的夫人，從上世紀20年代起就與共產黨一道，反對蔣介石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背叛，為建立新中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宋慶齡在新中國建立后一直擔負著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最后還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光榮稱號。《炎黃春秋》出于對新中國的仇視，不僅大反毛澤東，還對宋慶齡這樣一位深受國人尊敬的革命家和國務活動家大加歪曲，一再散布謊言，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看來，《炎黃春秋》是很相信德國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謊言只要重復一百遍就會成為真理”的。他們最近又故伎重演，在《炎黃春秋》2009年第8期發表了殷之俊的文章《宋慶齡在反右派斗爭中的態度》，希圖證明宋慶齡對于反右派是持有不同政見的。這里就讓我們揭開殷文所引用的那些所謂“史料”，看看這些東西究竟是事實，還是謊言。
    一、殷文所謂的“史料”其實不過是謊言
    殷文說，“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是當代中國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種種原因，迄今為止，對有關宋慶齡與1957年反右派斗爭這一問題的專題研究文章幾乎沒有，有的宋慶齡傳記著作談及此事只是說幾句皮相之論。本文根據筆者近年來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慶齡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的態度?！?BR>    研究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當然離不開“史料”，但是，這些“史料”必須是真實的，可靠的，經得起檢驗的，否則這一類“史料”就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那么，殷文所搜集的“史料”又是什么樣的貨色呢？
    我們發現，殷文所引用的說明其觀點的“史料”可以說只有兩處是出自宋慶齡之手的第一手的“原料”，而且也都被做過了手腳，而其他的所謂“史料”不是一些經過幾次轉手的“次料”，就是一些子虛烏有的假貨。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沒有注明出處，其真實性非?？梢?；個別材料雖然注明了出處，但是反映的也只是他人的觀點，并不能證明其是宋慶齡的觀點。就這樣一些所謂的“史料”又怎么能夠說明問題呢？
    具體來說，殷文引用了宋慶齡在反右斗爭期間公開發表的兩篇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于奴隸的地位》，一篇是發表于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上的《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但是，文章在引用時卻做了手腳：在引用宋的第一篇文章的那部分，將小標題寫為“反右斗爭前，周恩來將這次運動的要求、目的向宋慶齡作了通報，6月21日宋慶齡發表《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于奴隸的地位》一文”；在引用宋的第二篇文章的那部分，將小標題寫為“隨著反右派斗爭打擊面越來越擴大，宋慶齡想不通了，她寫了《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一文”。
    經過這么一“加工”，給人的印象是：宋慶齡之所以寫6月21日那篇文章，是因為周恩來向她作了通報的結果，而不是她的本意；而她之所以寫7月13日那篇文章，是因為她對反右派想不通，認為反右派斗爭打擊面太擴大了。其實，關于整風運動的情況，劉少奇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經向宋慶齡做了通報，而周恩來和劉少奇一道探望宋慶齡是發生在此事之后不久，時間仍在四月份，當時還根本談不上反右派的問題。
    顯然，人為地把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6月21那篇文章的反右鋒芒是如此明顯，以致殷文也不得不承認“開始宋慶齡對反右派斗爭是贊成的”，而這和他后面一再引用的所謂“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顯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7月13日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宋慶齡根據毛澤東6月19日正式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對反右斗爭所做的更深入的理論分析，其中涉及《正處》里講到的關于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關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樣一些問題。通觀全文，矛頭顯然還是非常明確地指向右派分子的。
    宋慶齡在這篇文章里寫道：“有一種判定的標準：是否符合六億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會主義？我們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切，這個標準告訴我們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部分正確的，什么是完全錯誤的。利用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數人企圖轉移‘整風運動’、‘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糾正錯誤的作用。他們要利用這個運動來使我們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們國家的基礎發生動搖。他們把攻擊集中于為全體人民找出和開辟道路的共產黨在我們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產黨和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歷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他們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這種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憎惡。”她憤怒地駁斥道，“這些言論和手法在我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說明這少數人推銷他們貨色的市場是小得可憐的。有些反動分子說，八年來中國‘一事無成’，或是說‘一團糟’。生活本身就給予了駁斥！饑餓、貧困、孱弱的舊中國一去不復返了，這是怎會發生的？難道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這般地步，以至于連我們國外的最兇惡的敵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的進步他們都看不出來嗎？反動分子的謊言所激起的憤怒是不難理解的。依我看來，人民出來說話，把事情搞個清楚，是完全正確的。”(《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頁）在這里，宋慶齡說到反右斗爭是“不難理解”，“完全正確”，而絕不是殷文說的是什么“不理解”和“想不通”。
    至于殷文所引的別的所謂“史料” 就更成問題了。比如所引的陳敏的《金色的鳳凰》一文，看其題目好像是一篇散文，而作者似乎是一個作家。作家這個職業是最容易出名的，但是陳敏這個名字卻不為人們所知曉，甚至上互聯網也查不到這樣一個作家。據殷文說，此文是為紀念宋慶齡誕辰110周年而發表于2003年1月28日《人民日報》的。我查了那天的《人民日報》，文章發表在第15版，在此文之前有一篇胡啟立寫的《那最寶貴的東西給予兒童》，胡文前有一段“編者的話”：“今年1月27日是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志誕辰110周年。宋慶齡同志的一生，是為國為民、為人類進步事業不息奮斗的一生，是不斷追求，不斷探索，不斷認識新事物、接受新思想，緊隨著時代腳步不斷前進的一生。為了紀念這位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繼承她的革命遺志，弘揚她的偉大精神，全國政協副主席、宋慶齡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主席胡啟立同志撰寫了這篇文章?！?BR>    編者只提胡文而不兼及陳文，這就告訴我們，陳敏的《金色的鳳凰》只是作為胡啟立那篇文章不夠整版篇幅時做的一個補白，編者顯然沒有將其與胡文同等看待。但是，就在這篇編者似乎并不看重的文章里卻一下子“披露”了宋慶齡的許多重要信息：“對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左’的錯誤不斷提出意見。她不避‘要代表資本家講話’和是‘民主革命時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澤東質疑‘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1957年，她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么又收了？’對反右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母铩?，宋慶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前后寫了7封信，表達對‘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1980年11月，她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陳敏：《金色的鳳凰》，《人民日報》2003年1月28日第15版）殷文引用了其中的大部分，而1980年11月份的三句話沒有引。
    人們不禁要問：這陳敏究竟是何許人也？他怎么有這么大的權力能夠“披露”中央的檔案？不過，從其“披露”的內容和宋慶齡當時發表的文章極不符合的事實來看，這個所謂的“披露”是非?？梢傻?，是斷然不能相信的。在這方面，殷文認為,“《人民日報》具有權威性、嚴肅性，它刊登的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生平的文章，講究言必有據?！蔽覀冋f，《人民日報》的報格確實是很高的，人們也確實很信任《人民日報》，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就不能排除會有別有用心之徒鉆《人民日報》的空子，打“檫邊球”，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人們不是喜歡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能搞迷信和盲從，而應該用事實來檢驗它的真偽才是。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殷文提供的所謂“史料”里，還有“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論家吳江先生的回憶錄《政治滄桑六十年》中對宋慶齡1957年給黨中央的信”所作的“更詳細的披露”：“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么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么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的人士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年青知識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么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蘭州大學2005年版，第69-70頁）吳江的大名當然有不少人是知道的，但是，他怎么可以“披露”中央的檔案呢？而且，他作為一個“著名理論家”當然應該懂得“引文要注明出處”這個理論工作最起碼的規矩，為什么竟然如此不負責任地在沒有出處的情況下亂加引用呢？更重要的是，他的這些“披露”和宋慶齡公開發表的文章直接相抵觸，人們究竟是相信你吳江呢，還是相信宋慶齡本人發表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的文章呢？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總之，殷文所提供的“史料”是一些來路不明的東西，完全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我們只能把它視為某些人別有用心制造的謊言而加以否定；如果《炎黃春秋》繼續宣傳這類謊言，那只能被看作是對宋慶齡的刻意歪曲和惡毒污蔑。
    二、宋慶齡在新中國歷次運動中的態度
    我們知道，宋慶齡是一位政治熱情很高而且非常積極能干的國務活動家。人們經?？梢詮膱蠹埡托侣劶o錄片里看到她在國內外所進行的各種國務活動和開展的人民外交。她還是一位寫作高手，常有一些具有獨特文風的政論文章在報紙和刊物上發表。實際上，她對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看法至今都不難從她的文集、書信集以及有關報刊里找到。但是，一些“研究者”對于這些屬于第一手的重要的文獻資料卻無動于衷，熟視無睹，不去閱讀，不去研究，不去利用，卻熱衷于所謂的“內部檔案”的“披露”。當然，這是一個選擇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態度問題。一些人不是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而是從“對我有利”、“對我有用”出發，對于一些所謂的“史料”不加分析，不作鑒別，刻意求新，其結果只能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謬種流傳，毒害社會。這絕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絕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宋慶齡的好友、她生前就已經確定的傳記作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其所著《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中說：“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她怎樣看待各種政治上的變化——這個問題在有關檔案公開和完成研究之前，只能從側面加以判斷。對于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開發表過文章，熱忱支持，以后即使檔案公開，大概也不會發現她有過嚴重的保留意見?！保◥蹪娝固梗骸端螒c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頁）我認為，愛潑斯坦此話是說的很對的。
    可是，陳敏在《金色的鳳凰》一文中卻說，“對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左’的錯誤不斷提出意見。她不避‘要代表資本家講話’和是‘民主革命時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澤東質疑‘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在陳敏看來，宋慶齡好像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對新中國的大政方針 “不斷提出意見”。吳江在他的那本書里也說，“1955年11月，宋慶齡給毛澤東寫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者及其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意見對共產黨的政策措施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后悔和抱怨?！眳墙f也大同小異，一個意思。
    這顯然不是宋慶齡對新中國建立后一些重大問題的真實的態度。
    在這方面，我們看到，宋慶齡曾于1951年國慶節寫過一篇《偉大的中國的三大運動》，對新中國初期的土改、鎮反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給與了高度的評價。文中說，我們“發動了一系列的群眾運動，其規模、范圍和成就都是中國的悠久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鞏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并且為未來的進展準備了基礎》”（《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頁）
    同樣，對于1952年發動的“三反”和“五反”運動，她也是積極擁護和大力宣傳的。她在8月20日寫給愛潑斯坦的信里說，“我認為我們刊物（指《中國建設》——引者）對于這一重大主題的報道到現在為止還不夠充分?！保◥蹪娝固梗骸端螒c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頁）
    對于某些人認為宋慶齡否定社會主義改造，那就讓我們看她自己是怎么說的吧。
    早在1950年1月1日，她在為《解放日報》寫的題詞里就說，“我們已經實現了新民主主義，使今年的新歲愈加顯得喜氣洋溢。但仍應拿刻苦耐勞的新精神從事于新中國的建設?！保ā端螒c齡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9頁）所謂“已經實現了新民主主義”，就是說新民主主義是已經實現了的目標，而不是有待實現的目標。有待實現的目標是什么？那無疑是社會主義。當然，還有一些新民主主義的任務還需要繼續完成，但是，取得政權畢竟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根本標志。在《共同綱領》里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但是，它的有關經濟政策的規定，特別是有關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的規定都已經非常清楚地昭示了社會主義的前途。作為一個立志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革命家，她對此顯然有非常清楚的認識。而在1954年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更把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莊嚴地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這次會議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無疑是贊成這部憲法的，她怎么可能會在1955年11月致信毛澤東說什么“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呢？而且，1955年11月的宋慶齡正在忙于做出訪印度、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準備，怎么會在這樣的時候提出關于工商業改造的問題來呢？
    事實上，就在第二年，宋慶齡在黨的八大會上所做的致詞里就說，“中國人民積了幾十年慘痛的經驗教訓，終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很快解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消滅了封建主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經過兩次革命，我們已經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而站立起來。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再一次樹立了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我們要感謝不斷為人類解放事業而奮斗的共產黨，沒有黨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彼€說，“目前正在繼續發展中的高級生產合作社，已經把土地所有制改變了。正在繼續發展中的公私合營企業，已經把所有制基本上改變了。國營事業和各種合作社，更在那里打下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保ā端螒c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36頁）語言是如此肯定，怎么能夠說宋慶齡是不贊成對工商業改造的呢？
    至于一些人所一再提到的宋慶齡對于反右派斗爭的態度，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經進行了反駁，這里想再引用宋慶齡為1957年國慶節寫的《中國的光明前途》一文中有關反右派斗爭的一些論述：
    “最近幾個月來，我們看到右派對我們國家結構的基本概念，對共產黨在我們全國人民爭取社會主義的努力和愿望方面的領導發動了進攻。這些右派分子看錯了我國的情況和形勢，完全利令智昏了。他們認為，他們能把我國人民帶回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的時代。他們很快就知道了，我們越過的那個時代已經永遠一去不復返了。我國人民的隊伍是鞏固的。生活的事實和黨在這些年來給我們的教育使我們看穿了右派分子的歪曲和陰謀。因而，我們揭露了他們并且粉碎了他們。這本身就是一個教育過程，一場必要的政治斗爭——為了保護我國的獨立、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社會主義的實際建設而必須經歷的一場政治斗爭。
    “大多數人民的這種警覺性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進一步鞏固了我國人民的團結。我們在政治方面、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比以前更強大了。這些國內外希望我們‘滅亡’的可憐的政客們最好醒悟過來，看看現實吧。
    “我們是不是已經發展到頂點了呢？不，這樣想，自滿起來，是愚蠢的。黨還教導我們要謙遜，要承認我們的缺陷、缺點和錯誤。有缺陷，我們就必須努力加以補救。有缺點和錯誤，我們就必須勇敢地改正，并且從中學習。今天，我們全國范圍內都是這樣想的，這就是我們會取得不斷進步的一個保證?！保ㄋ螒c齡：《中國的光明前途》，《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日）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宋慶齡從1957年6月反右斗爭開始直到10月斗爭告一段落，始終是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在此期間，她在《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三篇文章，對于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了有力的回擊。把她說成是對反右派“不理解”、“想不通”的，這能說得通嗎？值得一提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對宋慶齡、郭沫若、沈雁冰等黨外人士非常信任，讓他們三位參加了由毛澤東任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一起到莫斯科參加蘇聯共產黨和最高蘇維埃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慶?；顒?，并且還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宋慶齡還擔任了中國黨政代表團的副團長。這樣的禮遇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宋慶齡在反右派的問題上與黨中央、毛澤東存在嚴重分歧的話，這可能嗎？
    緊接著1957年的反右斗爭，是1958年的大躍進。對于大躍進，宋慶齡也是熱烈響應和堅決支持的。她在《解放十六年》一文中寫道：
    “自從1953年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在飛速進行。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正在制定。我國的工業化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別是自1958年黨號召貫徹執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以來，這方面的成就尤為顯著。工業性在正在合理地發布在全國各個地區。今天，中國除了能生產普通機床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外，還能制造各種精密的、重型的、自動化的、半自動化的和特種機床，并以多種成套的的機器來裝備機械廠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廠。
    “也是在1958年，全國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這是一種在高今夜生產合作社的基礎是發展起來的、新型的社會組織。它實行工、農、商、學、兵相結合，既組織生產，又安排社員生活。公社的行政管理機構與農村的基層政權合而為一。人民公社仍然實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目前，生產隊（有時是生產大隊，即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所有制是基本的所有制，但也有一部分是公社所有制，它包含著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保ā端螒c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低63頁）
    這里顯然表示了她對于1958年共產黨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充分肯定。1958年10月18日，她還親自視察上海郊區的“七一”人民公社，在那里和社員同吃（在公社食堂）同勞動（摘棉花），并且參觀了食堂、托兒所、幼兒園和保健站。臨別時她在田頭對社員說：“今天雖然只看到了公社的一部分，但已經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宋慶齡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4-1555頁）不僅如此，她甚至還和工作人員在她的北京寓所后院進行“土法煉鋼”。（愛潑斯坦：《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頁）應該說，宋慶齡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她相信毛澤東和共產黨是非常真誠的。
    最后，要說一說一些人一再宣揚的她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無論是陳敏還是吳江，都說她寫了七封給黨中央的信，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反感。但是，他們卻舉不出其中哪怕是一封信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顯然，所謂的“七封信”不過是一個謊言而已。
    在這里，還是讓我們來看看宋慶齡在文化的革命期間的一些情況吧！
    1966年4月29日致信李云：“我昨天會見了阿爾巴尼亞貴賓，在和謝胡同志親切交談中，談到了兩國革命和建設方面的重大成就，也談到了如何培養下一代在革命化道路上的健壯成長?！辈⒅^：“阿爾巴尼亞是一個革命的戰斗的的社會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人民是不畏強暴、不怕困難、堅持革命原則的人民，他們在勞動黨的正確領導下，一直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最前哨，這次黨政代表團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我們不僅要熱烈的歡迎他們，同時也要很好的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宋慶齡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3頁）
    1966年8月24日致函格雷斯•格蘭尼奇，信中說，“你一定看到了所有關于這里發生變化的報道——一次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運動正在進行，它將確保修正主義的魔影不論現在還是今后都不可能實現?！毙诺哪┪策€說，“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為什么不來看看我們呢？”（愛潑斯坦：《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590頁）
    1966年9月24日致信羅叔章，謂：“請你把紅衛兵對我的大字報借給我看，并總理為我支持的話，因為上次你借給我看的，沒有包括在內。你怕我不開心是么？我看到對我的批評不會主觀。如果我有不對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風。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宋慶齡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頁）
    1967年5月5日，在致羅叔章的信中說，“謝謝你給我看的大字報。特別有興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講話，我應當向她學習?！保ā端螒c齡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7頁）
    1968年2月13日在給美國歷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的復信中說，“我饒有興趣地獲悉，正是由于對中國有如此大的興趣，才使你支撐著一個范圍廣泛的研究課題。當然，那些教學工作者還有一個觀點問題。我們認為，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其階級內涵。因此，如何表述這些事件，也必須基于階級分析。”信中還說，“我真的希望在英國有人能看清楚中國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并以西方人能夠理解的語言去解釋(我相信有這樣的人)。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們在這方面取得成功?！保ㄍ?，第1721頁）
    1970年8月11日在給廖夢醒的信中說，“近來我的郵件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二三月間國外寄來的航空信，我兩天前剛收到！更令人惡心的是，郵局里的一些壞家伙把一些反面的口號和漫畫夾在我的信里。信封看上去沒有拆開過。那些來信的朋友絕不會把這樣可鄙的宣傳品寄給我。干這種壞事的罪犯一定是隱藏在香港、廣州或這里的一些敵人。因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保ㄍ?，第1734頁）
    1971年11月11日，寫信給正在摩洛哥養病的斯諾說，“對于9月13日的飛機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評論是明智的，因為盡是些揣測之詞，人不可能做說瞎話的預言家。你不說話，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內層的人也不知道詳情?！媸莻€無賴！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他會扮演這樣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繼承人了嗎？！只有時間會透露你現在還不知道的事情。”（愛潑斯坦：《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頁）
    1972年1月，宋慶齡在《中國建設》上發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文。文章列舉新中國二十多年來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說明是由于中國和亞洲的新時代把美國總統尼克松帶到了北京。文章說，“美國總統宣布要來北京訪問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動。在朝鮮戰爭期間，他極力主張轟炸中國，而現在，他又準備和中國領導人展開對話。尼克松總統在他當選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聲言：‘任何一項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視中國的現實?！蔽恼略谡摷爸袊默F實是什么時寫道：22年來，“中國共產黨，一個言行一致的黨，領導了中國人民建設起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 ，并且，中國人民現在正在與世界各國為和平和繁榮而英勇奮斗的人民，并肩戰斗，互相支持，一個新的時代，人民的時代，正在開始?！蔽恼逻€說，“今天，在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制度下，工業生產完全是為人民謀福利的?！薄敖裉斓娜嗣褴婈犜诟鞣N社會活動中都起著支援的作用?！薄霸谥袊嗣裰虚g，到處都洋溢著團結的氣氛，到處都可以體會到團結的感情?！薄罢驗橹袊膰鴥日呤菫槿嗣穹?，它的對外政策也是為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的?！保ā端螒c齡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8-1749頁）
    從以上所列舉的這些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如她以往熱烈擁護和積極支持毛澤東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歷次運動一樣，她對于毛澤東所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熱烈擁護和積極支持的。所謂她給黨中央寫了七封信，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和反感”顯然不符合事實。雖然文革中出了林彪和四人幫，但是，她對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從未發生動搖。她在1977年2月9日寫給愛潑斯坦的信中說，“毛和周的路線堅不可摧，這使我欣慰！他們兩位都是如此具有遠見，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幫’也休想使我們轉向，哪怕只有一天！”（《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頁）
    宋慶齡特別崇敬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列主義導師”。她說，“我在重慶初次和他會見，就感到他不但是一黨的領袖，并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彼Q毛澤東“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頁）她也很尊敬周恩來。她認為，“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展的反對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錯誤路線的斗爭中，周恩來始終堅定地站在毛主席一邊，積極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和錯誤路線。”“周恩來是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協助毛主席建設了人民政權，醫治了內戰造成的創始，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斗爭，開展了農村的土地改革，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發展了中國的工業。”（同上，第533頁）她對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態度顯然與她對毛澤東的崇敬有關，當然更與她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有關。
    三、關于所謂的宋慶齡給黨中央的“最后的一封信”
    在陳敏和吳江所“披露”的所謂材料里，都有所謂宋慶齡1980年11月給黨中央寫的“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不過，兩種版本有所不同：陳敏版是講了三條意見：“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倍鴧墙鎰t是兩條意見，沒有所謂第三條意見。
    這封所謂給黨中央的“最后的一封信”，也如所謂的其他的給黨中央的信一樣，可疑之處甚多。
    首先，從形式上來說，宋慶齡是一位很有修養的人，她給人寫信總是很謙遜，很尊重對方，更不用說是給黨中央寫信了；但是，我們看陳敏和吳江所“披露”的這些信卻不是這樣。在這里，宋慶齡成了一個目空一切的人，她君臨于黨和國家之上發號施令：“國家要”如何如何，“要總結”什么什么。這像宋慶齡寫信的口氣嗎？還有，由于她和孫中山是夫妻關系，因此她在文章里講到孫中山時都是直呼其名，從未稱其為“國父”，但是，這封信卻說“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這是宋慶齡的語言嗎？
    更重要的是，從內容上來說，此信據說寫于1980年11月，當時國家所面臨的顯然已經不是什么“恢復元氣”的問題。而就在兩個月前，她在《序〈魯迅畫傳〉》中寫道：“今天，我們的航船雖然已經駛入寬闊光明的江面，但是誰也不能說不會遇到驚濤駭浪。此刻，人們會很自然地更加懷念魯迅先生——這位不顧任何犧牲去捍衛人民的利益，敢于向一切陳腐的舊事物挑戰，頑強地追求進步、追求人類解放的‘真的猛士’?！保ā端螒c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8-609頁）這才是宋慶齡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所最最關心的問題。
    至于提出“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那也根本不像宋慶齡的思想。如我們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論，宋慶齡從未否定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她總是抱著積極的態度對待這些運動。她在給斯諾的信里甚至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必須重頭再做一遍的話，我仍然會按同樣的路子生活，因為落后的東西自己是不會消失的，而必須用劇烈的斗爭去消除?！保◥蹪娝固梗骸端螒c齡——20世紀偉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1頁）這才是宋慶齡的本來面貌：她是一個堅忍不拔、勇敢頑強，不知后悔為何物的大無畏的戰士，是一個真正的一往無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這個“最后的一封信”之可疑，還在于，1980年11月時的宋慶齡雖然疾病加重，但是她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躍。她繼續寫文章，繼續和友人通信，別人怕她過早逝世而向她核對一些歷史事實，請她題詞寫序，或與她合影留念，而她自己仍然十分樂觀，還幽默地對這些人加以嘲諷，并盼望著自己能夠正常工作。這樣的一種心態以及如此繁忙的活動，使她根本不會想到要給黨中央寫這樣一個帶有遺囑性質的“最后的一封信”。而宋慶齡在1980年11月以后寫了許多信，甚至在1981年3月5日還在病床上給童小鵬寫了回信，3月8日又致函沈粹縝，3月12日還復函《中國建設》雜志社的全體同志。（《宋慶齡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1993頁）如果要說“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應該說，那是她在1980年8月11日的大半年后，也就是去世前半個月的1881年5月14日，寫給少年兒童的《我的心和你們一起跳動——致‘六一’兒童節》。（《宋慶齡書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頁）在這些事實面前，某些人所謂的“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這個說法還站得住嗎？
    值得注意的是，殷文雖然散布了從陳敏和吳江那里來的的一些謊言，并為他們作了辯護的說明，但是，對他們“披露”的這個“最后的一封信”卻一字也沒有提及。是因為殷文是專講“宋慶齡在反右派斗爭中的態度”嗎？看來不是。因為殷文也引用了他們“披露”的關于“改造工商業”和文化大革命的“七封信”；是因為懷疑這個“最后的一封信”的真實性嗎？似乎也不像，因為其他“史料”的真實性也同樣很值得懷疑！究竟是什么原因，恐怕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
    不過，謊言畢竟是謊言，事實終究是事實。紙寫的謊言又怎能抵擋得了鐵鑄的事實呢？ 
    （《環球視野》2010年1月26日第277期，摘自2010年1月7日烏有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