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于　1950年6月25日　的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這場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大的局部性戰爭之一，它不僅是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進入全面冷戰的標志，同時也是東北亞冷戰的起源，在國際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朝鮮戰爭的目的、原因一直成為國際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論題。
    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美國國務院曾以“北朝鮮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宮控制”為根據，表示“一定要把攻擊南朝鮮的行動看作是蘇聯的行動”。美國國務院還認為：“中國共產黨也不反對向南朝鮮發動攻擊”①。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看來，朝鮮戰爭就是共產主義陣營對資本主義陣營的進攻；而且美國國家安全局（NSC ）的成員也將朝鮮對韓國的進攻看作對資本主義陣營攻擊的信號，并確信蘇聯還會進攻其他地區，同時不排除蘇聯進攻美國的可能性[1].因此，美國立即采取了應對措施。
    在朝鮮戰爭初期，美國政府對朝鮮戰爭的這些看法成為“傳統學派”的理論基礎②，并發展成為朝鮮戰爭是共產主義陣營，即莫斯科、北京、平壤三方共同策劃發動的所謂“三國同謀論”。一直以來，“三國同謀論”是被世界大多數國家廣泛接受的理論。
    1994年6月，葉利欽總統把215件有關朝鮮戰爭的蘇聯檔案文件交給了訪問莫斯科的韓國總統金泳三。在這些檔案中，有一份是　1950年1月8日　斯大林致蘇聯駐平壤大使的電報，電報中指示就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人部隊移交朝鮮的問題與金日成進行商討[2].因當時毛澤東正在訪問莫斯科，蘇聯政府這份電報的公開自然會使人產生斯大林和毛澤東兩人在莫斯科達成某種進攻南韓的協議的理解，這更加支持了 “三國同謀論”。
    “三國同謀論”的主要依據大致為：第一，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在北朝鮮進攻南韓問題上，斯大林和毛澤東互相交換意見并達成發動戰爭的協議[3]；第二，1950年3～4月，中國同意將原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朝鮮人士兵調到北朝鮮，其目的是提高北朝鮮人民軍的軍事力量并幫助北朝鮮統一整個朝鮮半島[4]；第三，中蘇之間在朝鮮戰爭問題上達成了分工的協議，即蘇聯提供武器、中國提供部隊[5]；第四，為了保證北朝鮮的安全以及確保必要時中國能夠對北朝鮮迅速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中國和北朝鮮之間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簽訂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筆者根據最近查到的中國和俄羅斯檔案資料，針對以上“三國同謀論”的依據進行了詳細分析，最終得出以下結論：“三國同謀論”存在確鑿的事實根據，但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反對朝鮮發動戰爭，最終作為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黨國家領袖，他像以往一樣堅決服從了來自蘇聯的指示。朝鮮戰爭策劃階段是以蘇聯和朝鮮為主導 ，中國處于次要地位。準備階段基本上是按照蘇聯出裝備，中國出軍隊的協議進行的。戰爭階段中國以其龐大的人力資源迅速占據了主要地位，促成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的提升 。   
    一、關于在莫斯科中蘇雙方同意發動朝鮮戰爭的說法分析
    
    　1949年12月16日　，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在當天晚上與斯大林進行了會談。毛澤東在會談之初便說：“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保衛和平。中國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將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并穩定全國的局勢。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取決于和平的前景”[7].理所當然，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來說，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以恢復經濟來穩定全國局勢。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國內經濟情況非常困難。　1949年11月15日　，周恩來總理在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談話時坦白地說明了“目前所經受的財政經濟困難”[8].國內經濟的穩定成為了保住革命勝利果實的關鍵因素。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發生中國必須介入的戰爭，對中國經濟來說就是致命的打擊，因此，毛澤東不得不強調中國需要和平的必要性。毛澤東強調和平必要性的另一個理由是：斯大林早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　1949年10月21日　）就致電毛澤東提出攻打南韓一事，當時毛澤東回電明確表示“朝鮮人民軍不應該發動進攻行動”[9].考慮到這些，在莫斯科會談中毛澤東采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
    從新中國成立后的亞洲局勢上來看，在保障中國和平問題上有三個關鍵的地方，即臺灣、越南以及朝鮮半島。在臺灣和越南問題上，保障和平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自己的手里③，但在朝鮮問題上，由于蘇聯完全控制朝鮮，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強有力的發言權。毛澤東所說的中國最短需要3～5年的和平時間可以理解為中國在短期內或者3～5年內不希望北朝鮮進攻南韓。
    實際上，毛澤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一開始采取不贊成北朝鮮進攻南韓的態度。1949年5月初，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兼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訪問北京時，毛澤東詳細咨詢朝鮮局勢后指出：“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金日成應估計到這種情況，并做好周密準備”[10]，并提出“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幫助對北朝鮮發動進攻”。同時，毛澤東向金一表示，“如果發生意外情況，中國不能及時援助北朝鮮，為了保存自己（朝鮮）的軍隊，最好犧牲某些地區，以便在較有利的條件下包圍并消滅入侵的軍隊”。他甚至還說：“如果美國人走了，日本人也沒有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勸朝鮮同志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在這個進攻過程中，麥克阿瑟能夠迅速把日本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來。而我們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給予支持，因為我們的全部主力已到長江以南去了”。“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時才可以進行。當日軍入侵朝鮮時，我們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銳部隊消滅日軍”[11].可見，毛澤東當時反對北朝鮮立即對南韓采取軍事行動。而預計1950年初北朝鮮才可以進攻南韓。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持反對北朝鮮進攻南韓的態度。　1949年10月21日　、　12月16日　，毛澤東先后兩次向斯大林表示了反對進攻南韓的意見。
    到1950年3月底，盡管毛澤東察覺到了蘇聯與北朝鮮在進行攻打南韓的對話④，但仍保持反對朝鮮對韓國采取行動的態度。1950年3月底，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會見朝鮮駐中國大使李周淵并商討金日成與毛澤東會見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如果已經有了統一朝鮮的具體計劃，那么會晤就必須秘密進行；如果還沒有統一朝鮮的計劃，那么就可與金日成進行正式會晤”[12]，而周恩來表示中國希望正式會晤[13]，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反對北朝鮮進攻南韓。但此時，金日成已經為與斯大林討論朝鮮半島的武裝統一而向莫斯科進發了。
    按照斯大林的意思⑤，金日成從莫斯科回來后于　1950年5月13日　晚抵達北京，向毛澤東通報在莫斯科他已經就發動朝鮮戰爭一事與斯大林達成一致。但毛澤東對此通報半信半疑，便不顧深夜（當天晚上11點30分）派周恩來到蘇聯大使館，請求羅申大使向斯大林確認此事[14].　5月14日　，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說，“鑒于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但斯大林強調指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15].雖然斯大林說中國的同意是開戰的前提條件，但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已經達成了協議，甚至連發起戰役的時期（6月份）也已經決定[13].
    毛澤東雖曾希望有3～5年的和平時間，但此時許多因素迫使他改變意見：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已經同意開戰；第二，金日成從蘇聯那里得到了武器援助，已經完成開戰準備；第三，金日成不需要中國的任何援助；第四，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從北朝鮮得到很多援助；第五，中國不好反對與之擁有共同意識形態的北朝鮮進行民族統一事業。因此，毛澤東于　5月14日　分別對金日成和蘇聯大使羅申表示“支持以速戰方式解決朝鮮問題，并堅信其勝利”[16].
    會談一結束，金日成當著毛澤東的面，向蘇聯大使羅申宣布：“與毛澤東同志的協商非常順利。毛澤東同志完全同意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計劃，他支持我在莫斯科與斯大林同志達成的協議”。而相對于金日成的神采奕奕，毛澤東則顯得悶悶不樂[17].
    由上可見，　1950年5月14日　毛澤東同意以武力方式來解決朝鮮問題，這個成為“三國同謀論”的重要依據。但毛澤東沒有參與策劃發動朝鮮戰爭，而且對于蘇朝達成的戰爭計劃也只是表示同意，當時并沒有給北朝鮮任何物資援助⑥。毛澤東曾向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抱怨說：“1950年1月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沒有接到過關于朝鮮戰爭的任何通報”[18]，可見毛在1950年由于中共政權的弱小及本人資歷問題，在斯大林面前基本上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只是通過悶悶不樂、抱怨來對不受重視表示了不滿.
    總之，毛澤東在訪問莫斯科時同意武力解決朝鮮問題，此時斯大林和金日成起決定作用。因為被忽視的緣故，直到1950年5月初，在朝鮮攻打南韓問題上，他仍持消極態度。在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后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請求下他才開始積極支持朝鮮。
    
    二、關于中國同意將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族部隊調到北朝鮮幫助北朝鮮進攻南韓的說法的分析
    
    筆者在查閱中國及俄羅斯檔案館的資料中，找到了中國移交給朝鮮的人民解放軍中朝鮮族部隊的準確數據。1949年7月進入北朝鮮的部隊是東北軍區直屬164師和166師。164師的實際入朝人數是10821人，166師的實際入朝兵力是10320人[19].中國政府在1950年3～4月又將第四野戰軍的朝鮮士兵14000余名移交給了北朝鮮政府[20].朝鮮戰爭爆發以前，這兩支朝鮮族部隊陸續回到北朝鮮，并編入朝鮮人民軍。可以說，這些士兵的加入對朝鮮人民軍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加強了朝鮮人民軍的力量，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后來，這一事實構成了的“中國極力幫助北朝鮮攻打南韓”和“三國同謀論”的重要根據[21].
    美國著名的朝鮮戰爭問題專家布魯斯。庫明斯（Bruce Commings）甚至認為，在1949年夏南韓在三八線經常挑釁時北朝鮮不攻打南韓，而是在　1950年6月25日　才開始發動戰爭的原因是“在中國的精兵強將還沒回國，因為他們還在中國南部與國民黨的軍隊作戰”[22].根據筆者的研究，中國同意朝鮮族部隊歸國的理由與以上設想還有不盡相同之處。
    最初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朝鮮族部隊移交問題的是蘇聯。蘇聯為什么提出此問題呢？這與當時朝鮮半島出現的新局勢有密切的關系。
    1948年12月，蘇軍完全撤出朝鮮。1949年1月，美軍向三八線的后方移動，此后在朝鮮半島出現了新的局勢，韓國對朝鮮開始頻繁的武裝挑釁。　1949年1月27日　和　2月3日　，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連續電告莫斯科，報告韓國急劇增加武裝挑釁的新情況[23].從1949年4月起，蘇聯意識到朝鮮三八線武裝沖突可能從局部紛爭轉變為韓國對朝鮮發動全面進攻⑦。此時，蘇聯感到非常不安，并建議朝鮮針對南韓可能發動的大規模進攻積極采取妥善的預防措施。朝鮮政府向中國提出中國軍隊中的朝鮮族部隊歸國問題，就是朝鮮和蘇聯協商后采取的措施之一⑧。當時毛澤東也擔心韓國對朝鮮的全面進攻，所以才說“南方（韓國）可能借日本人的幫助對北朝鮮發動進攻”[11].
    顯然，因抗日戰爭時期共同斗爭的經驗和意識形態的共同性、中朝領導人都具有的蘇聯背景、國共內戰時期朝鮮支援中共等緣由，朝鮮和中國之間早已形成了密切的關系。因此，中國難以拒絕朝鮮提出的移交朝鮮人部隊的請求。但在這個問題上，當時的中共因為還沒有取得政權，更多考慮的是國內局勢和自身需要。中共在1948年11月末遼沈戰役后掌握了東北，到　1949年1月31日　又占領了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華北地區。揮師南下后，于　4月20日　渡過長江，　4月23日　占領南京。中共占領南京后不久，朝鮮提出了朝鮮族部隊歸還的問題。此時，國民黨已經無法與中共相抗衡。因此，在沈陽和長春擔當衛戍任務的由朝鮮人組成的兩個師已經失去了軍事上的意義⑨。甚至在有些解放區，中共已經開始采取復員措施。早在　1949年2月8日　、　3月5日　，毛澤東就指出：“國民黨只有一百幾十萬軍隊，散布在廣大地方。當然還有許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戰役那樣大規模作戰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了，嚴重的戰爭時期已經過去了”。“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并敦促解放區的人民解放軍學習管理、工業、商業有關的技術[24].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49年5月初，毛澤東決定先將戰斗力較弱的164、166師交給朝鮮，而正在中國南方作戰的朝鮮族部隊的歸還問題則要等到戰爭結束后再予決定[10]（p.52）。由此可見，1949年5月中共把朝鮮族部隊移交給北朝鮮是一種有組織的政府行為，有力的支援了北朝鮮的軍事力量，導致朝鮮的軍事能力從防御轉向進攻。　　

到了1949年12月，新中國政府財政支出越來越困難，于是中國更迫切地需要讓多余的部隊復員[25].1949年11月初，靠國家供養的人民解放軍有450萬人，國家企業和機關的工人和職員近150萬人。一些領導建議，為了節約軍費開支，應該解散部分部隊[8].1950年12月，政府財政開支中軍費支出還是占到了40％[26].于是，直接的裁軍不可避免⑩。
    　1949年12月5日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強調指出，“軍隊在參加生產之后，不僅戰勝了困難，減少了政府的開支，改善了軍隊的生活”。并敦促軍隊更多地、更直接地參與農業、畜牧業、漁業、水利事業、手工業等生產活動。而且還表示，人民解放軍參加生產不是臨時的，應該從長期建設的觀點出發[27].在這種背景下，1949年12月末，中共提前提出朝鮮族部隊移交問題（11）。　1949年12月25日　林彪報告軍委稱“據最近資料，在人民解放軍中服役的朝鮮軍人已經達到了16000多人”，而軍委在　12月29日　把這份報告轉給了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并請求與朝鮮勞動黨開始協商，以便使該部隊回到朝鮮[28].中國政府通過在平壤的貿易代表轉給北朝鮮政府一封有關朝鮮族部隊移交問題的信[29].同時，毛澤東把這份報告轉告給斯大林。1950年1月8日，斯大林又把此報告的內容通報給駐平壤大使什特科夫，并指示他摸清北朝鮮政府對朝鮮族部隊移交問題的態度[30].這就是1950年1月8日斯大林發給什特科夫大使的電報的真相。總體上講，中國同意將人民解放軍所屬的朝鮮族部隊移交給北朝鮮，既是為支援1950年6月開始的朝鮮戰爭，還有是從自身需要出發的。12月的決定是對金日成政府于1949年4月向中共請求派回朝鮮師的要求而作出的回應，也是中共因龐大的軍事負擔自愿作出的。從中國的立場來看，朝鮮人部隊的回國既是支援兄弟國家的革命事業，在是沒有副作用情況下的變相裁軍。考慮到毛澤東多次直接或間接表示反對北朝鮮進攻南韓的事實，因此，將朝鮮族部隊的歸還可以確認為是中國支援朝鮮戰爭的措施之一，而且很明顯是迫于蘇聯方面的壓力。據此可以判斷毛澤東在1949年到1953年這段時間中并沒有獨立的對外政策，外交及軍事活動基本上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進行的，對此中共政府無可奈何。  
    三、關于中蘇兩國達成蘇聯提供武器、中國提供部隊的協議的分析
    
    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在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與斯大林達成了中蘇兩國在朝鮮戰爭上分工的協議，即蘇聯提供武器、中國提供部隊。這是“三國同謀論”的一個很重要依據[5].據目前所知，蘇聯提供武器、中國提供部隊的協議不存在正式文本，但從后來志愿軍入朝后的戰爭事實來看，中共顯然是在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的前提下出動大量軍隊與聯合國軍打成平手的。然而蘇聯沒有提供象樣的空軍支持，以至于志愿軍在完全喪失制空權的情況下傷亡慘重，甚至在朝鮮戰爭中蘇聯提供給中國的武器也不是無償提供，而是由中國出錢購買的。這只能說明中共政府在處理外交問題上面極度幼稚，以至于使朝鮮戰爭中國成為最大的輸家。
    　1950年10月10日　，當中國正準備介入朝鮮戰爭的時候，周恩來趕到了莫斯科。次日，由布爾加寧陪同坐專機飛到黑海海濱的克里米亞修養地，同斯大林進行關于中國參加朝鮮戰爭一事的會談。在會談中，雖然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提供武器和裝備，但并不是無償的[31].所以，毛澤東很擔心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要用錢買，這是關系到用于國內建設和一般軍費的資金能否保證，從而是否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問題[32].于是，　10月13日　，毛澤東致電在蘇聯的周恩來，表示希望蘇聯以租借方式提供武器，讓周恩來在莫斯科再留幾天，與蘇聯就此問題重新協商[33].
    20世紀6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償還在朝鮮戰爭時期從蘇聯租賃和購買的武器裝備的費用。根據1960年中國政府的統計，在50年代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貸款一共有56.76億舊盧布，其中在朝鮮戰爭中從蘇聯得到的貸款有34.25億舊盧布，蘇聯提供的武器費用占全部外債的60％以上。在朝鮮戰爭時期，蘇聯提供給中國五筆貸款：（1）　1951年2月1日　，購軍用物資9.86億舊盧布；（2）　1952年11月9日　，60個步兵師武器10.36億舊盧布；（3）　1953年6月4日　，海軍貸款6.10億舊盧布；（4）　1954年10月12日　，特種軍事貸款5.46億舊盧布；（5）　1955年2月28日　，轉售安東蘇軍物資2.47億舊盧布；五筆貸款共計34.25億舊盧布。中國政府在1962年償還了本息56.47億舊盧布（相當于12.69億新盧布），1963、1964年又償還了包括5.874億舊盧布（合1.32億新盧布）利息在內的所有貸款[34].這意味著中國獨自承擔了在朝鮮半島與美國進行了近三年戰爭的費用。　1964年2月29日　，在兩黨關系惡化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抱怨地說：（在朝鮮戰爭中）我們不僅付出巨大的犧牲，而且在軍事上花費了巨額資金。我們還清了在朝鮮戰爭中蘇聯所提供的一切貸款的本息。換句話說，在抗美援朝期間，蘇聯并沒有無償的向中國贈送軍事物資[35].不僅是中國，北朝鮮也是通過支付巨額費用從蘇聯獲取自己所需的武器裝備（12）。后來，朝鮮領導人在戰爭費用方面也同樣流露出對蘇聯的不滿。在1966年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訪問平壤時，金日成對他不滿地說：“蘇聯提供的所有武器都是有償的，而且價格昂貴。
    通過朝鮮戰爭，北朝鮮和中國都付出了很大的犧牲，相反蘇聯則沒有多少損失”[36].
    總之，通過上述資料可以得知，蘇聯向中國提供軍火，但屬于低息貸款軍購。中共出于讓人捉摸不透的愚蠢，在付出了巨大的損失之后并沒有得到多少利益。由于中國方面資料的不透明，無法獲得在軍購方面的具體協議，但從后續發展事件判斷，協議是肯定存在的。
    
    四、對中朝早已簽訂《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說的分析
    
    有些學者認為，為了保證北朝鮮的安全以及確保必要時中國能夠對北朝鮮迅速提供軍事援助，中國和北朝鮮之間簽訂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這被認為是“三國同謀論”的另一強有力的依據。
    “三國同謀論”者認為，1949年3月金日成訪問蘇聯時，蘇聯和北朝鮮之間并沒有簽訂任何軍事條約，而只簽訂了《經濟文化合作協定》。
    于是，為了保證北朝鮮的安全，斯大林肯定會讓中國同朝鮮簽訂《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他們的依據就是蘇聯從不允許自己的“衛星”國家對外部侵略不采取適當措施。蘇聯沒有采取直接安保措施的“衛星”國家只有阿爾巴尼亞，但阿爾巴尼亞的安全是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代為保障的。南斯拉夫于1946年7月與阿爾巴尼亞簽訂了《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友好同盟條約》，負責阿爾巴尼亞的安全。1947年12月，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簽訂了《相互防衛協約》，這兩項措施是蘇聯為了保障阿爾巴尼亞的安全而極力促成的[37].
    “三國同謀論”者認為，斯大林用同樣的方式讓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簽訂《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直接負責北朝鮮的安全[6].當時北朝鮮領導人非常希望同蘇聯簽訂友好互助條約，但蘇聯以“這會被南朝鮮反動派利用來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從而維持國家的分裂狀態”為理由拒絕[38].而處在國民黨控制下的上海中央通訊社于　1949年5月5日　報道：中朝之間簽訂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甚至連該條約的詳細條款也都報道了（13）。但中央通訊社的報道和“三國同謀論”者所說的中國和北朝鮮簽訂互助防衛條約的主張僅僅是猜測而已。最近公布的俄羅斯資料表明，這種猜測是毫無根據的。
    　1950年5月12日　，也就是金日成訪問北京的前一天，金日成和樸憲永與蘇聯駐平壤大使什特科夫進行了交談，金日成通知什特科夫說，打算同毛澤東討論關于簽訂中朝貿易條約的問題，他想建議在近期內簽訂貿易條約，而友好條約待全國統一以后再簽訂。這說明至少在　1950年5月12日　以前，中國和北朝鮮之間并沒有簽訂友好條約[13].同年5月13日晚，金日成在北京與毛澤東會談時，提出朝鮮希望在朝鮮半島統一后，與中國簽訂《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對此，毛澤東回答說：“（朝鮮統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蘇條約的模式締結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國政府才能做出締結這種條約的最后決定”[39].　1950年5月16日　，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對毛澤東的建議表示同意。他說：“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們認為毛澤東同志關于在統一之后同朝鮮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40].由上述資料可以看出，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朝雖然沒有簽訂任何同盟條約，但根據“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責任和義務”。當　1950年5月14日　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經就采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時，作為東亞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在解放臺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并表示愿意給朝鮮以各種援助。事實證明，毛澤東在對外關系中確實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和義務。7月初，周恩來對即將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國要盡力幫助和支持朝鮮人民。同時，中國政府還答應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族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鮮，以便加強朝鮮人民軍的干部素質。顯然，中國領導人考慮到了自身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國介入戰爭的意向后，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這種“社會主義分工 ”起到了同盟互助條約的作用，使得金日成敢于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   
    五、結論
    
    筆者根據最近在中國和俄羅斯檔案館新發現的資料，對“三國同謀論”的主要論據，即：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中蘇兩國對北朝鮮進攻南韓一事互相交換意見而達成協議之說法；1950年3～4月，中國為支援北朝鮮進攻南韓而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的朝鮮人部隊移交給北朝鮮之說法；中蘇達成蘇聯提供武器、中國提供部隊的協議之說法；朝鮮戰爭之前，中朝簽訂《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說法，根據歷史事實進行了詳細的對照和分析。從而得出結論：“三國同謀論”的論點，確屬事實，有大量充分客觀的證據來支持。通過上述比較和研究可以看出，發動朝鮮戰爭的決定是在斯大林全排除毛澤東的情況下，早在1950年1月末起，由斯大林和金日成來策劃的，并于　1950年5月13日　晚上才通報毛澤東的，而毛澤東對此輕視自己的做法竟然毫無意見的接受并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1950年5月14日　，毛澤東同意了斯大林與金日成早已策劃的朝鮮戰爭計劃。而毛澤東　5月13日　才得知其計劃并表示同意一事是否可以看作毛澤東共同參與了謀劃朝鮮戰爭，可見在朝鮮戰爭策劃過程中，毛澤東完全是旁聽者，但在實施的時候他確是最主要的參與者，盡管連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也是在戰爭開始后才得知的[41]，但這并不影響他像打了雞血一樣賣力的去支持金日成，貫徹斯大林的指示。朝鮮戰爭策劃階段是以蘇聯和朝鮮為主導 ，中國處于次要地位。準備階段基本上是按照蘇聯出裝備，中國出軍隊的協議進行的。戰爭階段中國以其龐大的人力資源迅速占據了主要地位，促成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的提升 。    　　

上述論述，足以論證“三國同謀論”為朝鮮戰爭的真相。
    
    注釋：
    ①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室認為中國贊成向南朝鮮進攻的理由為，中國入侵臺灣的行動計劃將在近期內進行，屆時，美國對在朝鮮事實上或在眼前的失敗做出的反應不可能快到能及時應對中國的軍事局勢。《美國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8～154頁；陶文釗、牛軍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399頁。
    ②“傳統學派”主張，蘇聯為了擴張社會主義陣營而發動朝鮮戰爭，如：RobertT.Oliver ，Why War Came in Korea（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50）；Philip E.Mosley ，“Soviet Policy and the War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 б（Spring 1952），pp.107～114；Alexander L.George，“American Policy Making and the North Korean Aggression，”WorldPolitics 7（January 1955），pp.209～232；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in China，1941～195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p.555～556.
    ③1949年6月底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后同意，除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派軍的北朝鮮外，中共負責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事業。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頁；Yang Kuisong，“Changes in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the Indochina War ，1949～197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rking Paper ，No ，34，（February 2002），p.4.
    ④　1950年1月17日　，在平壤舉行的駐中國大使李周淵的送別會中，金日成向什特科夫闡述攻擊南韓的必要性，此時中國駐朝鮮貿易代表部代表溫仕禎也在場，很有可能向中國報告了此次的對話。《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　1950年1月19日　），АВПРФ，ф。　059a　，оп。　5a　，п。11，п。3，лл。87～91.
    ⑤從　1950年3月30日　到　4月25日　，金日成在樸憲永的陪同下抵達莫斯科，與斯大林會面三次，并達成了關于攻打南韓的協議。但斯大林說，這個計劃必須要毛澤東的同意。Evgeniy P.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Report on Kimll Sung's visit to the USSR ，March 30～April 25，1950.Prepared by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t the CC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 ）。Cited in Evgeniy P.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20th Century，”Working Pap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forthcoming.
    ⑥為了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向北京出發之前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說過不再向毛澤東要求援助了，因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經得到了滿足，從蘇聯那里他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夠的援助。《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　1950年5月12日　），АВПРФ，ф。0102，оп。6，п。22，д。49，лл。49～67.
    ⑦　4月17日　維辛斯基受斯大林的指示致電什特科夫大使說，“根據現有情報，預計美軍于5月份撤出南朝鮮，移駐日本附近島嶼，以便給南朝鮮軍隊行動自由。與此同時，聯合國委員會也將離開朝鮮。4月和5月，南朝鮮將把自己的兵力集結在三八線一帶。6月，他們會突然襲擊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滅北方軍隊。　4月10日　，南方已在開城地區集結了約8000人（步兵旅），在議政府地區集結了約10000人（估計是第3步兵旅）。　4月10日　還在東豆川里站臺卸下3輛坦克。請立即采取措施核實這些情報并報我。”《維辛斯基關于核實美軍撤出南朝鮮等問題致什特科夫電》（　1949年4月17日　），АПРФ，ф。3，оп。65，д。3，л。25.
    ⑧　1949年5月15日　什特科夫在發給維辛斯基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來最后一次會晤時，朱德問金一，蘇聯同志是否知道關于朝方請求將幾個師轉屬的事，他們是什么意見。金一回答說，他是受勞動黨中央的委托，看來中央談過這件事”。《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通報金一在北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　1949年5月15日　），АПРФ，ф。3，оп。65，д。9，л。54.
    ⑨毛澤東評價這兩個師說，這些師都不是正規軍，軍事訓練較差。《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通報金一在北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　1949年5月15日　），АПРФ，ф。3，оп。65，д。9，лл。52～54.
    ⑩1950年5月，中共中央確定組織各級復員委員會，由周恩來親自負責。確定軍隊總人數由540萬削減到400萬。《聶榮臻回憶錄》，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724～726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390～396頁。
    （11）1949年5月初，毛澤東已經答應，中國南方作戰的朝鮮人一個師要等到戰爭結束后交給朝鮮。
    （12）　1950年3月9日　，北朝鮮為了給朝鮮人民軍補充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以及增強電力，而決定購買價值約138050500盧布的軍需物資，并支付了黃金9噸（53660900盧布）、白銀40噸（4487600盧布）、鉬精礦15000噸（79500000盧布）作為代價。北朝鮮還請求將1951年貸款（70700000盧布）用于1950年，以購買軍火。這說明北朝鮮將所有資本投入在戰爭準備上。見《什特科夫關于轉發朝鮮政府照會致維辛斯基電》（　1950年3月9日　），АВПРФ，ф。　059a　，оп。　5a　，п。11，д。4，лл。149—150；《維辛斯基關于答復金日成所提要求致什特科夫電》（　1950年2月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76；1951年預期貸款總額為7070萬盧布，這是根據　1949年3月17日　簽署的蘇聯與北朝鮮之間的協定所規定的，見《維辛斯基關于同意朝鮮使用蘇聯1951年貸款致什特科夫電》（　1950年3月1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1.
    （13）中央通訊社報道的條約的主要內容為：第一，中共于　1949年7月1日　至　8月31日　期間從滿洲向北朝鮮提供武器和兵力；第二，北朝鮮對在滿洲的日本技術人員和雇傭人員以及對在滿洲的日本軍需品使用上享有第一優先權；第三，北朝鮮和中國共產黨根據雙方的經濟需要，進行物物交換。［韓］金學俊：《朝鮮戰爭：原因。過程。停戰。影響》，博英社1997年版，第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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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　1950年5月12日　），АВПРФ，ф。0102，оп。6，п。22，д。49，лл。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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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金日成同意接收在第四野戰軍服役的朝鮮人士兵和軍官的劉少奇致毛澤東電》（　1950年1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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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Bruce Cummings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London：W.W Norton Company，1997），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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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羅申關于金日成訪華致斯大林電》（　1950年5月14日　），ГРАСПИФ588，оп。11，д。п。334，л。56.
    [40]《斯大林關于中朝簽訂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致毛澤東電》（　1950年5月16日　），ГРАСПИФ588，оп。11，д。п。334，л。57.
    [41]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頁。
    
  
    金東吉（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博士。（北京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