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際對我國和日本的回望與展望

今年是導致我國歷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大清王朝最終覆滅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爆發的第一百周年。長久以來，中華民族形成了每到逢五、逢十、逢百之年，都要對歷史上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所產生的重要人物進行隆重慶祝和懷念的習慣，因此，欣逢辛亥革命爆發一百周年的二0一一年，我國勢必將進行隆重的慶祝。據傳，作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地的湖北省武漢市，早在去年就打算斥資二百多億元，準備在武昌起義一百周年的到來之際，舉辦一次隆重而奢華的紀念慶典。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對辛亥革命的慶祝與紀念，已經不僅僅是單純地為了對那場革命進行慶祝，也不單單是為了對在那場革命中所涌現出來的風云人物進行懷念，而是更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在因辛亥革命而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政府至今仍然還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義盤踞在臺灣，造成中國直到今天還仍然處于分裂狀態的情況下，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不僅是出于統戰的需要、僅能體現出向臺灣當局的輸誠之意，而且還能為將來和平統一祖國制造條件。因此，隆重舉辦辛亥革命爆發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不僅是勢在必行的，而且還必須是全心全意的。特別是為了討好臺灣當局，大陸方面的有關人士還不顧臺灣當局的不理不睬，已經一再表示要與臺灣當局共同主辦這次紀念活動。

辛亥革命是在中華民族處在嚴重的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爆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爆發并且還取得了推翻帝制這樣的表面上的成功。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借助于當時復雜的國內因素和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導致的清政府日益衰落之外，更離不開外部強有力地支持。從辛亥革命發生的全部過程來看，這強有力的外部支持，主要是來自于日本。當年，推動辛亥革命發生的主導力量、尤其是推動辛亥革命發生的思想主導力量主要是在日本聚集并成長起來的。如果說后來的延安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的工農大眾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圣地的話。那么，日本就是以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發動和領導辛亥革命的圣地。當年，日本除了為孫中山等屢遭滿清王朝通緝的人提供了強有的庇護之外，而且許多日本的有識之士更是為孫中山等人發動旨在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質上的“幫助”。日本人為什么會如此賣力地支持孫中山等人一再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這一點，只要回顧一下辛亥革命發生的全部過程和自甲午戰爭開始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日本對中華民族所做的一切以及那些支持孫中山的日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在對孫中山的態度上出現的巨大反差，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所出現的實際狀況，今天的人們也許就能略見一斑。

一八九四年六月，孫中山攜好友陸皓東從家鄉廣東出發，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些對滿清王朝進行改良的建議。此時，日本對滿清王朝的挑釁正咄咄逼人，兩國開戰在即。李鴻章因忙于對日戰事而未能接見孫中山，也未就孫中山提出的改良建議而作出答復，于是孫中山便憤而決定出洋。當年十月，孫中山在大買辦鄭觀應的幫助下，從上海啟程，經由正與滿清王朝處于激烈交戰狀態下的日本抵達了美國的檀香山。并于甲午戰爭正酣的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成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并且公開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樣具體而明確的以推翻滿清王朝為目的的革命主張。

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知道“各自為政”這句成語，對于這句成語的出處，許多人也都很熟悉。據《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公元前六百零七年，鄭國出兵攻打宋國，宋國派華元為主帥統率宋軍前往迎戰。兩軍交戰之前，華元為了鼓舞士氣，殺羊犒勞全體將士。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華元竟然忘了給自己的車夫羊斟也分上一份。見華元沒有分給自己羊肉，羊斟的心里不僅非常不滿，而且也想出了怎樣報復華元的辦法。第二天，鄭宋兩軍剛一交戰，羊斟就駕車拉著在車上指揮作戰的華元直奔鄭軍陣地而去，華元見自己這下可是真的要“孤軍深入”了，于是急忙命令羊斟把車趕回去。可羊斟卻對華元說：“昨天分羊肉的事，是你說了算。今天這車往哪里趕的事，可就得由我說了算了”。說話之間，羊斟也就把車趕到了鄭軍的陣地里，堂堂的宋軍主帥華元就這樣窩窩囊囊地被鄭軍輕易地活捉了。宋軍由于失去了主帥，因而此戰也遭到了慘敗。　　

從成立了興中會起，孫中山就把推翻滿清政權當做是了自己人生的唯一。就在孫中山為推翻滿清政權而東奔西走的時候，日本人也邁出了他們意在徹底擊敗滿清王朝的堅實腳步。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軍攻陷了旅順。滅絕人性的日軍在攻陷旅順之后，對手無寸鐵的中國居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直至將旅順全城的兩萬多中國居民殺得只剩下了三十六個人才擺手。而這幸存的三十六個人，也是由于日軍要用他們去掩埋被屠殺的中國居民的尸體，才幸免于難的。　　

當日軍在旅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還在進行的時候，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等人不僅在美國的檀香山成立了興中會，而且還隨即籌集到了用于發動武裝起義的一萬三千美元的經費。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下旬，孫中山和鄧蔭南攜帶這一萬三千美元的經費從檀香山啟程，經日本到達香港，準備籌劃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在香港期間，孫中山經其老師英國人康德黎的介紹，認識了日本人梅屋莊吉。在認識了梅屋莊吉之后沒有多長時間，孫中山就把他準備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計劃告訴了梅屋莊吉。梅屋莊吉在得知了孫中山推翻滿清王朝的打算之后，不僅非常支持孫中山，而且還慷慨地答應為孫中山提供發動武裝起義的經費。在結識了梅屋莊吉之后，孫中山又想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支持。為此，孫中山多次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了日本駐香港的領事中川恒次郎，請求日本政府支持他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在接到孫中山的請求之后，中川恒次郎兩次寫信給日本的首相原敬，向首相通報了孫中山請求日本政府支持他發動武裝起義以推翻滿清王朝的情況。但是由于中日甲午戰爭很快就結束了，所以日本政府也就沒有理會孫中山的請求。雖然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與配合，但卻由于得到了日本人梅屋莊吉提供的金錢幫助，于是孫中山等人還是決心將武裝起義進行下去。一八九五年十月，孫中山和后來成為了國民黨黨旗的青天白日旗的設計者陸皓東以及陳少白、鄭士良等人經過周密策劃決定發動廣州起義，但由于計劃敗露，還未等起義發動起來，陸皓東等人被清政府捕殺了，孫中山和陳少白、鄭士良等人只得逃到日本躲避清政府的追捕。就這樣，孫中山等人所籌劃的第一次武裝起義還未等發動起來，便遂告流產。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的孫中山從神戶來到橫濱，組織了興中會橫濱分會。年底，孫中山離開日本再次去檀香山。之后，孫中山又于一八九六年十月到了英國的倫敦。在倫敦，孫中山遭到了滿清王朝駐倫敦使館的秘密綁架，后經其老師康德黎等人的竭力營救才脫險。　　

一八九七年八月中旬，孫中山為了抵進中國以便易于今后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再次抵達了日本的橫濱。回到橫濱之后不幾天，就有兩名日本人慕名前來拜會孫中山。這兩個日本人一個名叫宮崎寅藏，一個名叫平山周，二人都住在日本的東京。他們兩人是通過滿清王朝在日本的留學生和孫中山倫敦蒙難的消息才知道了孫中山這個人的，聽說孫中山回到了橫濱，于是便慕名前來拜會。宮崎寅藏是日本的一個著名浪人，別號白浪滔天，所以也有人稱他為宮崎虎藏或宮崎滔天。而對平山周，每一個知道孫中山的中國人也都應該知道他，因為孫中山的這個名字就是因他而起。這次到日本，孫中山是大有所獲，不僅從此有了個日本名，而且還由于經過宮崎寅藏和平山周的從中介紹，孫中山又結識了犬養毅、大隈重信、菅也長知、頭山滿、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的許多著名人物。　　

在宮崎寅藏和平山周到橫濱拜會了孫中山的幾天之后，孫中山又到東京去找平山周，向他說了留在日本籌劃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的打算。聽了孫中山的打算，平山周十分興奮，馬上與孫中山一同到了宮崎寅藏家，找到宮崎寅藏一同商定如何進行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在商定好了武裝起義的所有行動方案之后，為了便于孫中山在日本的活動，三人又商定了讓孫中山就住在附近的對鶴旅館。在去旅館之前，孫中山還特意換上了嶄新的日本和服。一切都裝扮好了之后，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和平山周一同前往旅館。路上，三人經過了一座華麗的住宅，孫中山好奇地向平山周詢問這是誰的住所，平山周回答說這是中山侯爵的府邸。到了對鶴旅館，由平山周替孫中山進行登記。由于事先忘記了給孫中山起一個日本化名，平山周猶豫了一下，想起了剛才經過的中山侯爵的府邸，于是便順手在旅館的登記簿上寫下了中山兩個字。可是“中山”只是日本的一個姓，有姓就還得有名，就在平山周正在思考給孫中山起一個什么日本名字的時候，孫中山拿過平山周手中的筆和登記簿，在中山兩個字之后添上了一個“樵”字。從此，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文先生就有了一個后來在知名度上遠遠地超過了他的孫文這個本名的中日合璧的名字----孫中山。　　

從這次抵達日本直到一九0七年的這十年之間，孫中山以日本為中心并往來于檀香山和東南亞的各地，繼續發動和領導了多次以推翻滿清王朝為目的的武裝起義，并且還策動、組織和指揮了與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領導的保皇黨人的論戰，并于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的東京組建了同盟會。　　

一九一0年初，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京津以及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組成了義和團，公開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幟，協助清政府要驅逐帝國主義侵略者出中國，重整中華民族的大好河山。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感召下，清政府認為“民心可用”，遂在英、法、俄、德、美、日、意和奧匈帝國等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部分軍隊已經侵入了北京城的情況下，于一九一0年的六月二十一日向壓迫中國最為兇殘的英、法、俄、德、美、日、意和奧匈、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等十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宣戰，從此拉開了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的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幕。

中華民族真的可以堪稱是人類世界上的一個非常奇怪的民族，每當民族走到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既能涌現出無數的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仁人志士，也會產生大量的賣國求榮、賣主求榮的漢奸。就在北方京城里的慈禧老太太率領一群普通的人民群眾和和部分愛國的清軍將士與八國入侵者浴血奮戰的時候，南方許多省的一些總督巡撫卻與入侵者簽訂了稱為是《東南保護條款》的和平條約。于是，在中華民族拉開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的歷史大幕的同時，古今中外戰爭史上最為稀奇古怪的一幕也開始上演了。

滿清王朝在向十一國列強宣戰之后，以通電全國的形式發出圣旨，要求各地方籌款調兵，勤王抗敵，共渡難關。可是時任大清國電報局督辦的大買辦盛宣懷卻扣押了這份通電，僅向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發去電報，通告了清政府的這道圣旨的內容，并建議李鴻章聯絡東南各省的總督巡撫，一道抗拒執行清政府的這道圣旨。李鴻章在接到盛宣懷的電報和建議之后，偽稱清政府的這道圣旨是“亂命”，不僅抗拒執行，而且還經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驍、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一道，由上海道臺余聯元出面，與入侵我國的各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計有九款內容的《東南保護條款》，從而坐視八國聯軍攻陷了天津和北京并將京津一帶殺得十室九空而不顧。

就在京津一帶的廣大人民群眾和部分愛國的清軍將士與入侵我國的八國聯軍浴血苦戰、而東南各省的總督巡撫坐視不救的時候，遠在日本的孫中山卻覺得這是他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滿清王朝的絕佳時機，在與宮崎寅藏在經過了周密的策劃之后，孫中山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收買那里的具有流氓黑社會性質的江湖會黨，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又命令史堅如去廣州收買江湖會黨，待惠州起義發動起來之后，立即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予以聲援響應。

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攻陷了北京，慈禧老太太和光緒皇帝逃往了西安。孫中山于是想策動南方的幾個省脫離清政府而獨立。八月二十二日，孫中山從日本橫濱秘密趕到了上海進行游說。然而卻由于無人接受孫中山的策動，因此孫中山策動南方六省脫離滿清王朝而獨立的打算遂告落空。但是，此舉的落空并沒有使孫中山心灰意冷，在爭取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之后，孫中山決定繼續由興中會單獨發動武裝起義。

九月二日，孫中山和日本人山田良政趕到臺灣，拜見了日本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后藤新平，并詳細地向兒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陳述了他準備在廣東的惠州附近發起武裝起義，然后攻打惠州、直取廣州的計劃，并請求日本官方給予他提供武器和資金上的支援。盡管后藤新平拒絕了孫中山的借款請求，但是在孫中山的一再請求下，兒玉源太郎還是允諾為孫中山提供足足可以裝備起兩個師的武器，并建議孫中山在惠州起義發動起來之后，起義軍可以到廈門去搶劫日本銀行里可能足足超過二、三百萬日元的庫存充作軍費。在得到了兒玉源太郎允諾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導之后，惠州起義如期地舉行了。 

按照兒玉源太郎的指示和默許，孫中山在日據臺北設立了起義指揮部，自己親自坐鎮，而起義前線則由鄭士良負責直接指揮。十月八日，惠州起義順利地發動了起來之后，然而盡管在起義初期取得了一定的軍事上的勝利。但是，由于清軍的力量終究是遠遠地大于起義軍，所以這次惠州起義在兒玉源太郎還沒有來得及兌現他事前所允諾的提供武器裝備援助的時候，只堅持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就以失敗告終了。

在這次惠州起義中，雖然兒玉源太郎沒有來得及兌現他事前對孫中山所作出的承諾，但是日本人山田良政卻不僅親自參與了，而且還犧牲在了這次起義之中。

惠州起義發動起來之后，遠在廣州的史堅如積極進行了策應，并采用爆炸的方式于十月二十八日暗殺了兩廣總督德壽。但誰知德壽卻不僅沒有被炸死，而史堅如卻反倒被清軍捕獲并于十一月十九日處死了。　　

惠州起義的失敗，不僅沒有使孫中山感到氣餒，反倒更加堅定了孫中山廣泛聚集力量，繼續發動武裝起義，誓將滿清王朝推倒的決心。而且經過了這次真刀真槍的武裝起義的鍛煉，孫中山也開始成熟起來了。惠州起義失敗之后，孫中山又回到了日本。這次回到日本之后，孫中山不僅側重開始在滿清王朝派往日本的留學生中進行了廣泛深入地反清排滿宣傳，而且為了培養和訓練武裝起義的軍事骨干，孫中山還于一九0三年八月在日本的一個軍事學家日野熊藏的幫助下，在位于日本東京的一個練兵場的附近，創辦了一所后來被稱為是“青山軍事學校”的秘密軍事學校，以日野熊藏為校長，聘請了日本軍隊的一個退役軍官小室健次郎為助教，開始秘密培訓軍事骨干。為了明確宗旨和強化思想教育，孫中山親擬了該校入校的誓詞并親自主持了首屆學員的入校宣誓。孫中山為這所秘密軍事學校所擬的誓詞就是后來被解釋為是“三民主義”并成為了同盟會綱領的那十六個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為了擴大興中會的影響和在海外的華僑華人中聚集起更大的反清排滿的力量并籌措起義的經費，一九0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創辦了秘密軍事學校并主持了首屆學員的入學宣誓之后，孫中山就離開了日本前往美國的檀香山。在檀香山，為了結成更為廣泛的反清排滿統一戰線，孫中山又加入了洪門會在美洲的分支機構致公堂，并擔任了該組織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　　

從一九0三年到一九0五年，孫中山先后在美國的檀香山、舊金山、費城、芝加哥、華盛頓等地的華僑華人中，進行了多場反清排滿的演講，從而喚醒了許多華僑華人的覺悟，擴大了興中會的影響。完成了在美國的巡回演講之后，孫中山又到了歐洲進行游歷。　　

一九0五年夏，孫中山在接到宮崎寅藏要他返回日本主持和領導反清排滿大計的信件之后，立刻結束了在歐洲的游歷，從法國啟程，于七月十九日回到了橫濱。回到橫濱之后，孫中山在宮崎寅藏的介紹下，不僅與黃興相識了，而且還經過其他一些日本人的穿針引線，實現了他所領導的興中會與黃興、宋教仁和陳天華創建并領導的華興會的聯合，并共同創建了同盟會。　　

一九0五年七月三十日，在孫中山返回日本的僅僅十一天之后，同盟會成立的籌備會議就在日本東京的黑龍會本部，也就是黑龍會的首領內田良平的家中舉行了。參加會議的除了孫中山和黃興等七十六名中國人之外，還有內田良平、宮崎寅藏和末永節這三個日本人。八月二十日，在另一個日本人阪本金彌的家里，同盟會正式成立的大會召開了，孫中山就任了同盟會總理一職。同盟會的成立，不僅將大多數具有反清排滿思想的人都網羅在了其中，而且還網羅了一批日本人，其中就有內田良平和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理論的開山鼻祖北一輝。　　

同盟會成立之后，由于孫中山等人領導的這場反清排滿革命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地發展壯大，因此孫中山等人發動和領導的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不僅更加頻繁了，而且力度也在不斷地加大。　　

一九0七年三月，孫中山離開日本來到法國占領下的越南河內，策劃在廣東的黃岡、潮州、惠州和廣西的欽州、廉州一線發動一次規模巨大的武裝起義，而且還要幾個點同時發動，以便彼此聲援與協助。　　

一九0七年五月，黃岡起義首先爆發。八月，欽州和廉州的起義爆發。年底，廣西的要隘鎮南關（今稱友誼關）又爆發了孫中山所策動、組織和領導的第六次武裝起義，著也是孫中山第一次親臨戰地指揮的武裝起義。　　

十二月二日凌晨，同盟會會員黃明堂受孫中山的指派，率領八十多人，用繩索吊越斷澗危崖，奇襲并占領了鎮南關。消息傳來，孫中山和黃興、胡漢民等同盟會負責人，于十二月三日帶領一批同盟會員以及日本人池亨吉、法國退職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從河內乘火車去諒山，準備為起義增添新的力量。在火車上，孫中山坦率地對眾人說：“我只有一個宿愿， 就是先攻占中國最南端的鎮南關，軍隊萬里，施旗堂堂，然后貫穿中國的腹地，再出中國最北端的山海關。一到山海關，即可把愛新覺羅皇帝送到滿洲老家去了。”　　

自上書李鴻章提出改良的建議而遭到李鴻章的冷落之后，孫中山就不僅不再認同滿清政權，而且更置歷史和現實于不顧，不但把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二百多年的滿清依舊看成是入侵者而排除在了中國人之外，同時也更不把長城以北的滿蒙土地視為是中國。孫中山的這種思想不僅對以后我國的學界和政界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而且也給后世帶來了極大地麻煩，以至于直到一九六九年中蘇發生珍寶島武裝沖突之后，蘇聯人還因襲著孫中山的思路硬說“中國的邊界在長城”。幸虧后來孫中山的思想有所轉變，不僅接受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張，而且也把滿清皇帝和滿洲貴族與普通的滿族百姓加以了區分，這才減少了滿蒙回藏同胞對辛亥革命的顧慮并增強了對中央政權的認同，增強了正在形成過程中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特別是后來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又對當年孫中山的許多提法和做法，都采取了積極有效的補救措施。不然的話，孫中山可真的就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妨家老婆敗家子”了。　　

到了鎮南關戰地之后，孫中山先是冒著清軍的炮火發表了激昂的戰場演說以鼓舞起義將士的士氣，然后又參與了戰斗指揮和救護傷員，并親手發射了大炮。但是，由于力量對比的懸殊，鎮南關起義雖然有孫中山的親自指揮，最后還是以失敗告終。　　

鎮南關起義失敗之后，從一九0八年到一九一一年，孫中山等人又接連發動了廣西的欽州、廉州和上思起義，云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廣州黃花崗起義等一系列的武裝起義。在孫中山十幾年如一日的宣傳鼓吹和所策動領導的一系列武裝起義的影響帶動下，中華腹地的武昌終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也爆發了反清排滿的武裝起義。由于武昌起義的爆發給袁世凱這個野心家及陰謀家提供了一個取代滿清王朝的合理借口與絕好機會。于是，在袁世凱的逼迫之下，掌握著滿清王朝實際權力的隆裕太后下詔決定清帝退位，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滿清王朝終于被推翻了。　　

武昌起義的爆發，不僅很快就得到了南方與中原各省的響應，而且同時也得到了北方外蒙古的響應。從十月十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內地的十八個省中，除了直隸、河南和甘肅這三個省之外，已經有十五個省都紛紛宣告脫離滿清王朝而獨立。（此間，山東曾宣布獨立，后來又取消）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北方的外蒙古也在沙俄的策動下，宣布脫離滿清王朝獨立。南方及中原各省獨立是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假獨立，而外蒙古的獨立可是為了脫離韃虜的真獨立。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內地已經宣告獨立和還未宣告獨立的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開了籌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會議，組建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并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而北方的外蒙古卻置自康熙三十年就歸順了滿清王朝、并且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內已經生活了二百多年的歷史和現實于不顧，徑自脫離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揚長而去。　　

武昌起義爆發之后，清政府立刻命令陸軍大臣蔭昌統率由兩鎮（兩個師）北洋軍組成的第一軍前往鎮壓，隨后又任命馮國璋為第二軍軍統率軍南下增援。由于北洋軍早已被袁世凱改造成了他的私人武裝，所以，馮國璋在接到了清政府的命令之后，卻去向袁世凱請示如何行動，袁世凱指示馮國璋“慢慢走，等等看”。對袁世凱的指示，馮國璋心領神會，因此在磨磨蹭蹭地趕到湖北前線之后，卻并不賣力攻打起義軍，而蔭昌所親自統領的另外兩鎮的北洋軍，也同樣是“瘸子打圍坐著喊”。面對馮國璋等人的軟磨硬抗，清政府無可奈何，不得不啟用早就被開缺回原籍養疴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可是袁世凱卻嫌權力太小，所以拒不領命。這時，武昌起義已經在南方引起了一連串地反應。繼武昌起義之后，湖南、陜西等地紛紛有人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為了盡快將起義鎮壓下去，清政府只得將蔭昌調回，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全權掌管湖北軍務，袁世凱這才欣然受命。　　

袁世凱在全權掌管了湖北的軍務之后，立刻命令馮國璋率軍猛攻漢口和漢陽的起義軍。起義軍雖然不乏矢志推倒滿清王朝的決心和勇氣，可是在軍事實力上，烏合之眾的起義軍卻遠遠不是訓練有素的北洋軍的對手。十一月一日，漢口失陷。十一月二十七日，北洋軍又攻陷了漢陽。可就在北洋軍唾手便可攻下武昌的時候，袁世凱為了借用起義軍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再次命令馮國璋按兵不動。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一月二日，在袁世凱的授意下，馮國璋和段祺瑞等北洋軍的四十八位高級將領由直隸提督、淮軍老將姜桂題領銜，向全國發出了“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的通電，以威脅南方的起義軍。馮國璋等人的此舉不僅給南方的起義軍造成了極大地地威脅，而且還騙取了清政府的進一步信任，馮國璋后來還因此被清政府封為二等男爵并任命為了禁衛軍總統，完全掌握了京畿地區的防務。　　

在此期間，由于云南、江西等地又相繼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從而使清政府感到了更加地恐慌。十一月一日，就在北洋軍攻陷漢口的當天，清政府又任命了袁世凱為掌握著清政府實際權力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在實際上掌握了清政府的實際權力之后，便開始和南方的起義軍取得聯系。就這樣，袁世凱依仗自己手中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北洋軍，先是集中給首先起義的武漢以沉重的軍事打擊，從而給起義軍造成巨大的軍事壓威脅。在先給起義軍造成了軍事威脅之后，袁世凱又通過各種渠道，同起義軍開始議和。而在議和期間，袁世凱又利用起義軍的巨大聲勢和在自己的授意下，由段祺瑞出面，聯絡了除馮國璋之外的那些二十五天之前還曾經向全國發出“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通電的其他四十六名北洋軍高級將領，于一月二十六日又向全國發表了“立定共和政體”的通電，來逼迫清帝退位。二月五日，為了催促清帝迅速退位，段祺瑞又帶著他手下的八名協統以上將領發表了聲稱將“率全體將士入京”的通電，并于二月十日將司令部從湖北的孝感遷到了河北的保定，擺出了進京逼宮的姿態。二月十二日，滿清王朝的隆裕太后下詔清帝退位。就這樣，袁世凱以受其控制的北洋軍拒不執行清政府鎮壓起義軍的命令為要挾，逼迫清政府逐步任命他為湖廣總督、欽差大臣、內閣總理，從而掌握了清政府的實際權力，為篡權奪位的鋪平了道路。在鋪平了篡權奪位的道路之后，袁世凱又以軍事打擊的手段，壓迫起義軍對其作出讓步，答應在他逼迫清帝退位之后選舉他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在得到了起義軍接受了選舉他為大總統的條件之后，袁世凱反過來再以起義軍的聲勢和自己手下的將領一致擁戴共和的主張和行動，逼迫清帝退位。袁世凱就是這樣用兩面派的手法，不僅成功地篡奪了滿清王朝的政權并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而且還利用了滿清政權和起義軍力量互相作用的這種客觀情況，為自己篡權奪位和竊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無此行為，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陰險狡詐的袁世凱采用這種翻云覆雨的手段，盡管謀取到了最高權力并且還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也使中國本來就很虛假的政治倫理從此變得更加地虛假。因此當袁世凱這個北洋強人死后，深受袁世凱真傳的北洋群雄，馬上就為爭權奪利而拉開了軍閥混戰的大幕。

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了滿清王朝之后，依靠從滿清王朝勒索到的多達兩億三千萬兩白銀的巨額戰爭賠款和遼東半島的巨額贖款以及豐厚的戰場繳獲，日本迅速地發展起來了，不僅實現了強國的夢想，而且也達到了富民的愿望。許多中國的“有識之士”盡管不明就里，但也為日本迅速強盛的表明上的因素所吸引，于是紛紛東渡日本求學。清政府也是如此，為了所謂的振興圖強，也官費派出了大量的留學生到日本學習。但是，這些赴日的留學生、特別是清政府官費派出的留學生到日本之后最快學到的最大本領，就是不在再認同滿清王朝，并從此自稱是支那人。這些人在日本不僅創辦了一種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志，并且在孫中山的贊助、支持和親自主持下，于一九0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農歷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自縊的那天）在日本的橫濱還搞出了一個“紀念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以南明永歷皇帝逃到緬甸的一六六一年為支那亡國之年）的紀念儀式。清政府官費派往日本的留學生里后來又成為了辛亥革命的功勛人物中，就有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同盟會的歷史上唯一有資格與孫中山并列的黃興和李烈鈞、蔣介石以及后來又成為了大漢奸的汪精衛等人。滿清王朝花自己的錢不僅為自己培養了一大批掘墓人，而且還培養出了個汪精衛這樣的大漢奸，這筆錢花得實在是有些冤枉。不僅如此，《辛丑條約》簽訂之后，滿清王朝為了振興圖強，除了重建海軍并委派袁世凱編練了北洋新軍六鎮之外，又下令各省也效法編練新軍，并開設武備學堂以培養軍事人才。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武昌起義的爆發和袁世凱能夠逼迫清帝遜位的力量，竟然同是來自滿清王朝自己下令并出錢編練的這些新軍。特別是在北洋水師被日本海軍消滅之后，滿清政府為了重建海軍而花重金購買的 “海圻”、 “海籌”、“海容”和“海琛”等四艘軍艦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后，“海圻”號在出訪的途中就宣布易幟，投向起義軍陣營，而“海籌”、“海容”和“海琛”三艦在奉清政府旨意到武漢去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卻當場倒戈。毛主席生前經常講：“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支在思想上已經不屬于自己的軍隊，不僅僅是金錢花的冤枉，而且更是危險之中的危險。伊拉克戰爭開戰之前，薩達姆豪氣沖天，薩達姆的豪氣就來自于他所擁有的百萬大軍。可是伊拉克戰爭剛一拉開戰幕，薩達姆的百萬大軍突然就好像是從人間蒸發了一樣，頃刻之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中國的歷史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一九七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曾經公費派出了一批留學生到英國等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可是如果看看這些留學歸國的人如今在國內各個領域里的奇異表現，相信人們就會預感到今后將要發生什么了。　　

一九一三年，國民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勝，國民黨的另一位領袖人物宋教仁準備出面組織責任內閣。袁世凱為了阻止宋教仁組成責任內閣，于當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暗殺了宋教仁。對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行為，國民黨人不僅進行了強烈地譴責并且還預謀武裝倒袁。袁世凱為了先發制人，未等國民黨人動手，先罷免了國名黨人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的江西、廣東和安徽都督的職務。為了反抗袁世凱，孫中山命令南方各省的國名黨人都督起兵討伐袁世凱，進行“二次革命”。但是由于只有李烈鈞、黃興和柏文蔚等少數人響應孫中山“二次革命”的號召組織起討袁軍，發起了討伐袁世凱的軍事行動，而其他如陳炯明和譚延闿等國民黨人都督雖然手握重兵，但卻坐視不動，以至于李烈鈞等人在孫中山的號召下而組織起來的討袁軍，很快就被袁世凱的北洋軍各個擊敗，“二次革命”遂在發動起來僅僅一個多月之后，便宣告了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孫中山等人遭到了袁世凱政府的通緝。孫中山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九日先逃到了日本占領下的臺灣，然后又再次逃到日本。由于日本政府事先已經接到了袁世凱政府協助逮捕孫中山的請求，因此當孫中山所搭乘的日本輪船在日本的神戶港靠岸的時候，神戶港水上警察署的事務長就帶領著警察登船搜查。幸虧該船的日本船長是孫中山的好朋友，在該船長的掩護下，孫中山才逃過了此一劫。后來，在犬養毅、宮崎寅藏和菅野長知等人的疏通下，日本政府才勉強同意孫中山在日本居住。“二次革命”失敗之后逃到日本的孫中山等人，不僅因為政治上的失利和軍事上的失敗而背負上了沉重的心理壓力，而且更是由于失去了日本友人金錢上的支持，所以在生活上也備嘗艱辛，甚至連衣食都發生困難，以至于就連孫中山平時都只能靠吃紅薯、喝紅薯粥度日。

由于沒有了日本人的強力支持和金錢上的幫助，所以“二次革命”失敗之后的孫中山再也無力像以前能夠屢屢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那樣，發起推翻袁世凱政權的“三次革命”或是“四次革命”了。盡管在國內政壇上屢屢受挫并受到了日本人的冷落，但是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在日本蟄居的近三年時間里，孫中山也還是大有收獲的。這個收獲一是在袁世凱明令解散了國民黨的情況下，孫中山在原有的國民黨的基礎上，重新組建了自任總理的中華革命黨；二是贏得了與他有著二十年情意的老朋友宋耀如的只有二十歲的二女兒宋慶齡的芳心，從而收獲了愛情。　　

當年在孫中山屢屢發動反清排滿武裝起義的時候，日本政府不僅給孫中殺提供了強有力地庇護，而且還允許孫中長時間在日本進行活動，聚集力量。許多日本人更是不僅積極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和親自參與了孫中山所策動的一系列武裝起義，而且還為孫中山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及武器上的支持。僅梅屋莊吉一人資助給孫中山用于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的經費就相當于現在的十億日元，從而耗盡了自己畢生的積蓄；宮崎寅藏為了給孫中山提供發動武裝起義的資金，傾盡了家中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資產；而山田良政更是死在了孫中山所發動的惠州起義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和那些曾經積極支持孫中山的日本人對待孫中山的態度和行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反差就是如此地巨大。從當年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人如此對待孫中山的表現上，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是否能從中領略到一些什么？結合孫中山所發動的一系列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的時間和袁世凱逼迫清帝遜位的過程來看，從孫中山能夠屢屢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而討袁的“二次革命”了失敗之后便再也無力發動“三次革命”及“四次革命”這種情況的對比看，辛亥革命的出現，確實是與日本的強力支持密不可分的。　　

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加快并加大了侵略我國的步伐，并曾經妄圖吞下整個中國。一九一四年，日本借參加第一次大戰的機會，奪取了德國在我國山東強取的權益。一九一五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條件，逼迫袁世凱與其簽訂了足以滅亡我中華民族的“二十一條”。一九二八年，侵占我國山東的日軍在蔣介石發起的二次北伐打到山東濟南的時候，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為了趁亂奪取我國的東北，駐扎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制造了炸死了東北軍首領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九三一年，日本關東軍又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全部占領了東北和內蒙的東部并扶植建立了滿洲國，從而將我國肢解。一九三二年，日軍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變”，給我國造成了災難性的打擊。一九三七年，日軍華北駐屯軍挑起了“七·七事變”，從此開始了全面侵略我國。　　

一八四0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開始武力侵略我國并逼迫滿清王朝與其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一八五四年，美國也以武力威脅的方式，逼迫日本簽下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中日兩國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遭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欺負，又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開始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這樣以解決挨打問題的現代化起步。但是，中日兩國的不同文化決定了兩國后來所走的道路出現了不同，因而也就決定了兩國未來的命運不同。滿清王朝的“洋務運動”在剛剛有所起色，挨打的危機剛剛有所緩解的時候，發展方向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開始時的“自強”而調整為了中后期的“求富”。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始終是以“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為目標。因此在三十年之后，滿清王朝雖然實現了少數人先富起來，但軍事力量卻停滯不前。而日本卻由于不僅沒有去追求少數人先富起來，而且還更有許多人毀家支持滿清王朝的孫中山去屢屢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就是由于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追求不同，所以日本的軍事力量才逐漸趕上了滿清王朝并終于在一八九四年挑起的甲午戰爭中，一舉擊敗了滿清王朝，從而躋身于世界上僅有的幾個強國之列。而滿清王朝卻由于甲午之戰的戰敗而從此開始逐步跌入了更加悲慘的半殖民地深淵。從那時起，中日兩國的差距就開始拉開了，而且這個差距還是越拉越大，以至于拉大到了這樣的程度。四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時，面對擁有“零式”戰機和“大和”號這樣全世界最大與最先進戰列艦的日本軍隊，英勇的中國軍人不得不高唱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借有關部門準備隆重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有利時機，而且更是借助于今年年初在天安門廣場上豎起了孔子塑像的這股妖風，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竟然有政協委員向大會遞交了提案，要求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立孫中山的塑像。　　

天安門廣場自一九四九年之后就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中心，而孫中山也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人物。能把塑像豎立在國家或是民族的政治中心的歷史人物，首先就要在這個國家或是這個民族的人民的心中樹立起偉大的形象。看待和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僅能夠非常鮮明地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是非善惡標準，而且更能反映出一個民族對是非善惡的認識和判斷能力。但是人們在看待和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時候，往往又會摻雜著豐富的個人感情色彩。因此如果個人感情的色彩過于濃烈，往往又會混淆了是非善惡。在這個方面，流傳千古的伍子胥和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意義。伍子胥因為與其父兄一道反對楚平王的昏聵腐朽而與楚平王結下仇怨并且還遭到了楚平王的殘酷迫害，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殘殺了之后，不僅遠投了敵國，而且后來還幫助敵國滅亡了自己的祖國；昭君由于得不到皇帝的寵幸而心生哀怨，因而才主動請求遠嫁匈奴。像這樣的兩個歷史人物，中國人長久以來卻不僅給予了非常多的同情，甚至還編造了許多像“一夜愁白頭”和“千金”、“落雁”等這樣凄婉而生動的故事出來。紀念伍子胥的死不僅早已在江浙一帶成為了端午節的起源，而且目前還被列為了世界文化遺產；而對昭君出塞，多年以來更是不僅有大量的文人騷客為其傷心落淚，甚至還有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的學者竟然能從“昭君出塞”的這件歷史往事上，意淫出了許多偉大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功績出來。但是不管后果究竟會怎樣，人們給予了昭君更多的頌揚和同情，畢竟還因為昭君是一位美麗的女性并且又遠嫁到了匈奴。特別是在自西漢初年起，漢王朝為了免遭匈奴的軍事打擊，不得不采用屈辱的“和親”政策以保全民族平安的情況下，昭君遠嫁匈奴和親終歸還是為民族做出了自己能做的最大貢獻。昭君遠嫁匈奴，不僅是昭君個人的悲哀與不幸，而且更是整個民族的屈辱和無奈。為了掩飾整個民族的屈辱和無奈，后世的中國人在民族虛榮心的驅使下，才像“年三十晚上死頭驢，不好也說好”那樣，不僅杜撰出了昭君遠嫁匈奴是由于受小人的迫害才主動請嫁，而且還為昭君出塞這件事意淫了許多歷史功績、起到了重要歷史作用出來。如果說對昭君的頌揚和懷念，僅僅體現出的是中國人豐富的感情色彩和民族虛榮心的話，那么對伍子胥的同情和贊揚，則純屬是中國人在是非觀念上不辨善惡的突出表現了。這樣行為，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悲哀和不幸。是中國文化多元、思想不統一、價值觀扭曲而結下的必然惡果。　　

有人經常用昏睡不醒來形容精神麻木的中國人，的確，精神麻木的中國人確實是經常地處于昏睡不醒之中。中國人為什么會精神麻木？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長期受腐朽墮落的儒家思想毒害的結果。儒家思想之所以腐朽墮落，就是因為儒家思想中意淫的成分太多。一個靠意淫而不是靠科學體系來支撐的民族主流思想，必將會給這個民族帶來嚴重的不良后果。傳承儒家思想的傳統讀書人就是由于過度地鐘情于意淫，所以才不僅難以自拔，而且還發揚光大了儒家思想中的意淫成分。傳統的讀書人就是在儒家早期思想中那些意淫成分的基礎上，竟然發展出了意淫文化這個儒家思想的重要分支。意淫雖然能夠使人在精神上獲得暫時的愉悅，但如果長此以往，必然就會損害人的精神健康，嚴重的將導致人的精神和行為發生錯亂。大明王朝因為倭寇猖獗、頻頻入犯，不僅造成了生靈涂炭，而且也導致了政權不穩。于是一方面自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七年）起，命江夏侯周德興在福建、命信國公湯和在浙江兩地共計修筑了七十五座城池，備兵七萬三千七百名以防御從海上而來的倭寇。可另一方面卻又在倭寇依然猖獗的情況下，自永樂三年（公元一四0五年）起到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止，派出由太監鄭和率領的多達一兩萬人的海軍大艦隊，先后共計進行了七次海上武裝大游行。既然倭寇來自東南，那么海上武裝大游行就只能奔西南而去，以免同倭寇在海上遭遇。盡管毛主席生前曾經多次說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可就是由于歷史的教訓無人注意，所以誰也不曾料到六百年前曾經發生過的一幕，在六百年后的今天又同樣上演了。就在倭寇的后代日寇再次武裝侵占了我國東南海域的釣魚島，南海又被周圍鄰國瓜分了的情況下，我強大的海軍為了避免與日寇在海上遭遇，于是就只能沿著太監前輩的足跡，到鄭和艦隊曾經到過的西南方向的亞丁灣打海盜去了。不僅如此，就在駐外的使館被炸、巡航的飛機被撞、整個國家處于敵對國家嚴密的軍事包圍之中、奧運圣火傳遞被阻、民族尊嚴一再受辱卻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那些早已意淫成癖的文化精英們竟然還能僅靠承辦了一屆賠本賺吆喝的奧運會就恬不知恥地意淫了個“盛世”出來。據人們的長期觀察發現，意淫不僅能夠產生精神上的暫時愉悅，而且竟然還能意淫出幻想，阿Q就是通過長期地意淫而幻想出了自己有個曾經闊過的祖先。隨著時代的發展，意淫的境界也更是高潮迭起。如今的文化精英，也就是傳統的讀書人已經不僅僅限于在自己的家里意淫了，而且都已經意淫到了國外。甚至竟然能夠意淫出了拿破侖都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只沉睡的雄獅，當他醒來時，世界會感到震撼”。　　

意淫文化在人的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具體作用，就是使人能夠產生像阿Q那樣的“精神勝利法”。阿Q為什么總是挨打，就是因為阿Q不僅總是在意淫，而且還意淫出了一種“精神勝利法”。有了“精神勝利法”作精神上的支撐，阿Q就會認為自己從來沒有被打敗過，自己是永遠地立于不敗之地，所以也就不必設法去改變自己來打敗別人。我國自秦始皇建立了皇權專制制度直到滿清王朝被推翻，兩千多年來，盡管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受盡了苦難，但卻很少有人想過要去改變它。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意淫文化所創造出來的“精神勝利法”使人們自覺地束縛住了自己的思想，就是因為有“精神勝利法”在麻醉著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精神。既然被兒子打，受兒子的剝削和欺壓也沒有什么不可以，那也就沒有必要去改變它。　　

手淫的次數多了，必然會損害身體的健康。意淫的時間久了，必然會造成精神上的麻木。精神麻木的人，一定會長期沉入昏睡不醒的狀態。　　

辛亥革命畢竟是發生在一百年前的事了，而且孫中山也早已作古。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和孫中山個人的歷史功績？這就只能從滿清王朝的最終覆滅和中華民國建立的過程中去分析，只能從辛亥革命是否推動了世界形勢的發展與世界格局的改變去考慮，只能從辛亥革命是否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進步去認識，只能從辛亥革命是否解決了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去衡量。　　

對于是哪種因素才真正導致了滿清王朝最終覆滅？今天的人們還莫衷一是。滿清王朝的最終覆滅是被武昌起義之后的革命力量所推翻？還是由于袁世凱的篡權奪位而不得不下臺？亦或是兩種力量的有機結合？目前國內的主流觀點認為滿清王朝的最終覆滅是被辛亥革革命所推翻，而且這個觀點也是長期以來國內主流們所一貫堅持的辛亥革命最偉大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功績。　　

總結滿清王朝最終覆滅的主要原因，必須結合接續它的那個合法政權的建立過程去分析。滿清王朝覆滅之后，接續它的國家政權是中華民國。但是如果這個中華民國是武昌起義之后組成的那個定都南京并由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那么最終推翻滿清王朝的主要力量必然是辛亥革命無疑。可令人遺憾的是，滿清王朝覆滅之后，接續它的卻并不是定都南京并由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那個中華民國，而是變成了定都北京并由袁世凱擔任了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而這個定都北京并以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的建立，看來卻又充滿了滑稽劇的色彩。　　

武昌起義的爆發，不僅為袁世凱重新執掌北洋軍的大權提供了一此絕佳的機會，而且更為袁世凱篡奪滿清政權制造了一個極其有利的借口。袁世凱在重新執掌了北洋軍的大權之后，即可不費吹灰之力地篡奪滿清王朝，也能輕而易舉地將南方發生的武裝起義鎮壓下去。但是，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卻著實地令人感到費解。可能袁世凱是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也可能是袁世凱對自己手下的那些大將了解過深，知道他們的野心并不比自己的小，怕他們在自己篡奪了滿清王朝的政權之后，也步自己的后塵，那自己可就成了捕蟬的螳螂了。但袁世凱也更知道，婊子易當，牌坊卻難立，所以自己要先立起牌坊，然后再當婊子。于是，袁世凱在指使手下的段祺瑞等幾十員大將威逼清帝退位的同時，自己卻又裝出了一副誓死效忠滿清王朝的樣子。所以，滿清王朝在實際上已經是眾叛親離而又遭到人民的武裝反抗不得不退位的情況下，又借用了袁世凱虛偽的誓死效忠，留下了這樣一道內容奇特的退位詔書：“前因民軍起事，各省相應，九夏沸騰，生靈涂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圣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從以隆裕太后的名義頒布的這道清帝遜位的詔書中似乎能夠讓人看到，清帝遜位好像并不是無奈之舉，而是在全國軍民的一再要求之下，為了體恤民意民生而主動做出的大度選擇。從民國建立之后清室不僅可以繼續留住紫禁城、享受民國政府每年提供的四百萬兩白銀的供奉，而且民國政府還要像對待所有外國元首那樣禮待遜位的滿清皇帝。特別是退位詔書中的“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的這句話，多少會令人感到，中華民國能夠得以建立，是滿清皇帝最后賞賜給中國人民的，袁世凱能夠當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是滿清王朝對“忠臣”的最后獎賞。令人好笑而又非常難以理解的是，對于滿清王朝這樣的最后一道圣旨，袁世凱為什么竟然也能夠欣然領受？難怪當時的新疆巡撫袁大化在向部下傳達“帝制改共和”的時候會說是“奉旨辦共和”。一個民主的共和國，竟然是由被它所推翻并取代的封建王朝來頒布“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這樣的圣旨才建立起來，這真是開了人民的玩笑，開了為驅除韃虜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革命先烈們的玩笑，開了歷史的玩笑。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就在清帝退位詔書頒布的第二天，孫中山在接到袁世凱發來的“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的這份表示自己政治態度的電報之后，立即向臨時參議院遞交了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的辭呈。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舉了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四月一日，孫中山向袁世凱正式移交了臨時大總統的權力，四月二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決定由南京遷往北京，中國實現了南北統一，以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政府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從以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這個中華民國的建立過程看，說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實在是過于地牽強附會。但是如果說袁世凱是篡奪了滿清王朝的政權，倒還是貨真價實的。袁世凱在逼迫清帝退位的討價還價過程中所答應的優待清室的條件，就是袁世凱為了自己日后當婊子而先立起的牌坊。因此，導致滿清王朝最后覆滅的真正原因，只能是袁世凱的篡位奪權。如果袁世凱不是早就懷有篡奪滿清政權之心而是繼續效忠滿清王朝的話，那么武昌起義也必將如同在此之前孫中山所策動的所有武裝起義一樣，將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另外，武昌起義之后所組成的南方起義軍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如果真有打敗北洋軍，完成驅除韃虜、推翻滿清政權這個革命任務的能力，那么也就不會發生后來孫中山向袁世凱移交了臨時大總統的權力與南北議和并實現了南北統一這件事了，當然也就不會有更后來的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這一說法了。　　

辛亥革命對當時世界形勢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改變所起的促進作用，就是使亞洲出現了第一個積貧積弱，繼續飽受列強欺辱并陷入了頻頻內戰之中的共和國。除此之外，辛亥革命對世界形勢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改變沒有起到任何的其他作用；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就是在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但是，辛亥革命在推翻了一個真皇帝的同時，可卻又造就了不少的土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沒有多少發展，貧窮落后的面貌不僅沒有得到絲毫的改變，而且還變得更加地貧弱不堪。特別是辛亥革命絲毫沒有解決它本來想要解決的政權腐敗和中華民族的挨打問題，絲毫沒有解決中國人的挨餓問題，絲毫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在國際上只有受欺壓和受凌辱的地位和處境。因此，武昌首義的元勛蔡濟民才會這樣評價辛亥革命說：“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加共和”。但是，作為一場推翻了帝制的革命如果對中國社會沒有產生一點的進步意義也實在說不過去。于是便有慣于抬轎的人總結出了辛亥革命最偉大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功績，那就是使民主和共和的觀念在中國深入了人心，從而成為了復辟帝制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其實，共和還是帝制對于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強大，也起不到什么決定性的作用。大英帝國至今實行的還是君主立憲制度，但這卻并沒有妨礙大英帝國雄霸世界三百年；日本天皇的皇位直到今天還坐得穩穩當當的，可日本早就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了。海地和墨西哥倒是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可直到今天還面臨著民族生存的危機。　　

有個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確，民主確實是個好東西。但是，在缺少有效的社會倫理、特別是在缺少有效的政治倫理以及良好的民族自身文化的制約下，特別是由于缺乏一種思想作為民族凝聚核心的情況下，由于民主極易產生各自為政或是出現權力真空的現象而導致整個民族成為一盤散沙，所以，民主不僅是個好東西，而且也極有可能變成個壞東西。　　

辛亥革命使中國的國體由君主專制轉為了民主共和，但是只有大家都想往一起合，才能算是共和，可當時的中國卻不是這樣。辛亥革命爆發之后，不僅外蒙古分裂出去了，而且就連新疆和西藏也是長期處于中央政府的失控狀態。即使是在廣大的中國腹地，實際上更是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狀態之中。特別是在袁世凱這個北洋強人死了之后，北洋群雄因為群龍無首并且還互不佩服，因此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軍閥混戰的局面就立即開始上演了。對現代中國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巨大規模的軍閥混戰，有人認為是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瓜分中國而在中國扶植他們的代理人的結果。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如果仔細地追究起來，就成了“搟面杖吹火，一竅不通”。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扶植他們的代理人的做法，只是加大了中國軍閥混戰的規模，卻不可能成為導致中國出現軍閥混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可能就連最沒有文化的人都懂得“蒼蠅不叮無縫雞蛋”的這個道理。如果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接受帝國主義的扶植，那么帝國主義還能在中國找到并扶植起他們的代理人嗎？造成中國人爭先恐后地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導致現代中國出現如此巨大規模的軍閥混戰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是已經深深植入了中國人骨髓之中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及“有槍就是草頭王”和“有奶就是娘”的這種心理。也正是由于這種心理，所以才不僅導致了北洋軍閥在袁世凱死后由于出現了權利真空并且為了爭奪權力而馬上開始了混戰，而且也造成了孫中山在發起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時，那些已經能夠擺脫孫中山控制的國民黨人都督拒不服從孫中山的命令，從而使討袁的“二次革命”迅速失敗。因此才說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真皇帝，卻也造就了不少的土皇帝。并且一旦遇到合適的條件，這些土皇帝就還人人都想打敗其他的土皇帝而成為真皇帝，但在自己力不能逮的情況下，于是這些土皇帝就紛紛想去借助外人之力。借助外人之力就難免不仰人鼻息，就難免不成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　　

中國人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只不過與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些軍閥成為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不同，以前的那些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這些人就是后來人們俗稱的買辦。在滿清王朝還能有效地掌握住全國政權的時候，這些人還非常識時務地并沒有產生“取而代之”而成為皇帝或是土皇帝的政治野心。于是在“有奶就是娘”的這種心理驅使下，為了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便充當了買辦。而且后來也就是在這些人中，還出現了許多毒害中華民族的鴉片走私販。　　

為什么中國人會產生“王侯將相寧有種？”、“有槍就是草頭王”和“有奶就是娘”的這種變異的心理？為什么中國人會爭先恐后地主動充當外人在自己國家里的代理人？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扭曲。中國人的價值觀之所以會發生扭曲？主要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沒有產生一種能夠為全民族所接受的、能夠凈化人們的靈魂、能夠撫慰中國人的心靈、能夠充實中國人的精神的信仰。由于中國本土產生的道教和后來成為了我國主要宗教的外來佛教所倡導的出世出得太遠，以至于產生了思想上的黑洞。由于真誠信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出家人都成了虛無縹緲的神仙，都只管笑看紅塵而不管人間凡事，所以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才難以讓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真心接受。從中國老百姓經常說的“好孩子誰往廟上舍”的這句話中就能感覺到，中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地信仰道教和佛教的。而且如果中華民族如果真的信仰了道教和佛教，恐怕中華民族早就因為自行絕育而絕種了。道家和佛家思想由于其所倡導的出世出得太遠，所以成為不了中華民族的共同信仰。而兩千多年來作為我國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由于其所倡導的入世入得太深，因而又成為了權力的附庸。一種喪失了獨立特性而成為了權力附庸的文化，是成為不了能夠強悍中國人的性格、能夠凈化中國人的靈魂、能夠能夠撫慰中國人的心靈、能夠充實中國人的精神、能夠堅強中國人的意志、能夠統一中國人的思想、能夠使整個民族形成一種共識、能夠引領整個民族向前發展并走向未來的共同信仰的。正是由于沒有一種共同的信仰和缺乏先進文化的引領，所以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扭曲，因而才會只認同物質財富而極少認同精神財富，才會非常地講究實際，才會如蠅逐臭般地去瘋狂追逐自己的私利，才會出現極度扭曲的“笑貧不笑娼”這樣的是非美丑觀念，才會出現“有錢的王八大三輩”這樣罵人的話，才會形成“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有槍就是草頭王”、“有奶就是娘”的這種變異的心理。也正是由于這種變異的心理，所以才造成了中國在很長的時間里只產生過權力、甚至是暴力的權威，而沒有產生過思想的權威。才造成了許多中國人在習慣意識上只認同和服從權力、甚至是只認同和服從暴力，而卻絕少認同和服從真理。這種只認同和服從權力、甚至是只認同和服從暴力而絕少認同和服從真理的習慣，不僅導致了一種正常的社會倫理、尤其是正常的政治倫理在我國始終難以建立起來，而且更造成了一旦出現了權力的真空，整個民族必然就會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孫中山在總結討袁的“二次革命”為什么會失敗和中華民族為什么總是挨打的時，發現了是由于國民黨的內部渙散和中華民族總是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才導致了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和中華民族長期挨打的這個問題。于是認為黨只有一個統一的意志才能有戰斗力，中華民族只有凝聚成一個堅強的整體才能不再挨打。因此孫中山在組建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強令要求每個黨員都要宣誓效忠于他個人，想以此方式來加強革命黨的內部團結。但是由于孫中山沒有找到什么才是導致革命黨的內部渙散和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因而也就未能解決中華民族的挨打與挨餓問題。于是只好把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留給了后來的毛澤東。

中華民族的挨打問題確實是到了毛澤東的時代才真正解決的，而且也只有毛澤東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挨打問題。特別是毛澤東還不僅只解決了中華民族的挨打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的挨餓問題，而且毛澤東更是解決了中華民族良好的社會倫理、尤其是良好的政治倫理幾千年來都始終沒有建立起來的這個問題。

毛澤東很早就清醒地認識到，解決中華民族的挨打和挨餓的問題，只有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力量。而要動員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行動起來拯救瀕臨亡國滅種邊緣的中華民族，那就只有首先喚起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覺悟。而喚起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覺悟，不僅要創立一種能夠引領中國人信仰、能夠充實中國人精神、能夠改變中國人性格的先進思想，而且更建立起一種良好的社會倫理、尤其是更要建立起一種良好的政治倫理。因此從“秋收起義”之后不久的“三灣改編”時起，毛澤東就在黨和紅軍隊伍中開始了努力創建一種良好的政治倫理的實踐。這種良好政治倫理的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毛澤東所創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三灣改編”的主要內容，就是“黨指揮槍”和“支部建在連上”以及在連隊中建立“士兵委員會”。“黨指揮槍”的原則，確保了每一名干部都必須要靠思想教育、靠真理引領而不是靠權力的威懾來領導和管理紅軍隊伍。“士兵委員會”的建立，使每名戰士都擁有了管理這支隊伍和制約干部的民主權力。依靠“黨指揮槍”的原則和保障每一名戰士都擁有并能有效地行使自己民主權力的這種制度，使得良好的政治倫理在革命隊伍中很快地就建立了起來。在以后的長期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又把這種創建良好的政治倫理的實踐，具體地運用到了所開創出來的每個革命根據地中，從而在中國又開創出了良好的社會倫理。“黨指揮槍”和“槍指揮黨”雖然只有一個字的顛倒，但卻有著根本性不同。“黨指揮槍”就是毛澤東在用思想教育、在用真理引領來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領導八路軍，領導新四軍，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全體中國人民。而“槍指揮黨”就是在用權力的威懾作用來領導黨，領導軍隊，領導一切。任何人對真理的認識和接受都必然會有一個過程，只有經過思想斗爭，只有經過思想上的爭論，人的思想認識才能提高。人的思想認識只有在提高了之后，才能發現真理，才能認識真理。如果依靠“黨指揮槍”這樣的原則來進行領導，那就必須允許人對思想、對真理進行質疑、進行爭論。而采用“槍指揮黨”這樣權力威懾的方式來進行領導，那就必然不許人對權力進行質疑，因此也就必然會“不爭論”。

毛澤東的一生為中華民族做出了無數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國建立起了良好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毛澤東所創立的這種良好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的誕生，不僅使中國共產黨從此又多了一種更加具體而強大的指導思想、使中國革命從此有了最銳利的思想武器、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此能夠得以改造并增添了新的具體內容，而且更使每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以及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從此有了真正地信仰。正是由于有了毛澤東思想，所以才使中國的革命不僅從此煥然一新，而且更使中國人的覺悟得到了提高、更使中國人的精神得到了增強、更使中國人的性格得到了改變、更使中國人的思想得到了統一、更使中國人的心靈得到了凈化，從而才使中華民族凝聚成了一個堅強的整體。

從秋收起義建立起了第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起，毛澤東就把以“黨指揮槍”這個原則為主要內容的良好的政治倫理深深地植入到了這支軍隊中，使這支軍隊不僅能夠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而且更能永遠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氣。從而才能真正地做到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從軍隊中首先建立起來的良好的政治倫理，推廣到每個革命根據地又建立起了良好的社會倫理。良好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教育了每一名革命戰士，教育了每一名普通群眾。正是由于有了經過教育的普通群眾，正是由于有了經過教育的革命戰士，所以在經過長達二十二年艱苦卓絕的奮斗之后，中國人民終于推翻了長期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帝國主義這座最為沉重的大山，將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了中國，真正地解決了中華民族的長期挨打問題。

 就像人們常說的“一花獨放不是春，滿園花開春滿園”那樣，一心為了中華民族、一心想著全人類的毛澤東深深地知道，整個人類若想有一個共同的美好未來，人類世界就必須徹底摒棄歐美國家所奉行的那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重新建立起一種能夠體現人類正義，能夠符合整個人類利益的嶄新的國際政治倫理，也就是國際政治新秩序。中華民族在剛剛站起來的那時起，就堅決主張在國際政治中，要真正實行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堅決主張任何國家在處理任何國際問題的時候，都應該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去處理。為了創建這種嶄新的國際政治倫理，新中國不僅僅只是這樣說，而且還更是堅決這樣做。就在自己剛剛站起來不久還十分虛弱的情況下，新中國便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堅決保衛世界和平與維護國際正義的崇高的國際主義義務。

盡管毛澤東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努力想實現國際政治的倫理化，但是，人的自然生命畢竟是有限的。尤其是當毛澤東逝世后，毛澤東所努力建立起來的這種良好的政治倫理首先在中國本身就只剩下了曾經，所以整個人類世界也就又返回到了毫無人倫而卻充滿了獸性的時代。國際政治的倫理化對整個人類、尤其是對那些弱小國家、弱小民族是極其重要的，是那些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能夠繼續存在下去的唯一希望。看看今天的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正在遭受的如此肆無忌憚地踐踏，就知道當年亞非拉的那些弱國、小國和窮國為什么要抬著新中國進入聯合國了；看看今天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人民的悲慘遭遇，就知道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壓迫的民族為什么會那么的敬仰毛澤東了。因為他們唯一在中華民族、在毛澤東的身上，看到了人類的未來，特別是看到了弱小民族的未來。就連法國前總統德斯坦這個良心發現了的老殖民者的后代，當得知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時都萬分感慨地說：“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人只有在認同真理和服從真理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堅定地信仰。人也只有在產生堅定信仰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奉獻精神。只有產生了奉獻精神，才能肯于做出犧牲和敢于做出犧牲。董存瑞、楊根思、黃繼光和于慶陽等是每個中國人都會永遠銘記的英雄。董存瑞、楊根思、黃繼光和于慶陽等之所以能夠成為每個中國人都會永遠銘記的英雄，就在于他們對中華民族所做出的突出貢獻，而他們之所以能夠為中華民族做出突出的貢獻，就在于他們的強烈奉獻精神，而他們身上那種強烈奉獻精神的產生，就是源于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有許多人都發現了這樣一個非常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非常盛產漢奸。確實如此，長期以來，每逢中華民族遭到外敵入侵而面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必定會有大批中國人的人當漢奸。如果仔細分析同樣就會發現，之所以會有那么多的中國人能夠當漢奸，還是由于受腐朽墮落的儒家思想長期毒害而形成的權利崇拜、甚至是暴力崇拜才造成的。漢奸的本質就是奴性，奴性的根本表現，就是在比他們弱的人面前，他們表現出的是超強的兇殘；在比他們強的人面前，他們表現出的又是極其地恭順。奴性的產生是只認同和服從權力，只認同和服從暴力而不認同真理的必然結果。許多中國人都一直認為儒家思想是一種極其講求理性的思想，可是沒有倫理，不講道理，那里來的理性？儒家思想的本質是奴性。這是因為奴性太濃，所以才導致了儒家思想必須要依附于權力才能生存下去。而奴性太濃，也正是儒家思想長期依附于權力來生存而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客觀現象。儒家思想所竭力倡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這種倫理，其實就是無條件地服從，就是無條件地服從權利和暴力。在我國的歷史上，不僅自古就養成了父母打孩子的習慣，而起就連老師都有責打學生的權利，至于官府對待百姓，那就更不用說了。上堂打官司，不管有理無理，先打上三十板子然后再進行審理。孔子被尊為是我國教育的鼻祖，責打學生的做法，也應該是從他開始的。講服從就不能講道理，而不講道理的倫理，也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倫理。在許多中國人的印象中，作為儒家思想創立者的孔子好像是一個十分講道理、非常遵從倫理的謙謙君子，可真實的孔子卻不僅是一個只認同權力和暴力、只服從權力和暴力而從來不認同和服從真理、更從來不講道理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而且還是“不爭論”的祖師爺。孔子就是由于講道理講不過少正卯，所以才用在他擔任了魯國大司寇之后僅僅第七天就迫不及待地動用國家的司法權力殺了少正卯的這種做法，搞了個不爭論。用殺人的這種做法搞不爭論，不僅使少正卯的主張失傳了，而且也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從此攀附于國家的權力而流傳了下來。連儒家思想的創立者孔子都如此蠻橫不講理地用殺人這樣的殘暴方式來制止別人同他的爭論，那么長期受儒家思想教育毒害的、或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如何能夠講道理。胡耀邦說搞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明明是孔子的發明，怎么會變成是他的發明，真是無恥至極。連自己祖師爺的知識產權都敢強取豪奪，這種人哪有道理可講。不講道理也就不會遵從倫理，不遵從倫理也就沒有了叛國投敵當漢奸的心理約束。沒有心理約束而在價值觀上又產生了極度扭曲并且還只認同權力、只認同暴力的人，只要一遇到合適的時候，當漢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有道理才能有道德，講道理才會講道德。有道理與有道德，講道理及講道德是人類社會的獨有，而沒有道理與沒有道德，不講道理及不講道德卻是獸類社會與禽類社會的共同。長期以來，中國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之所以會如此地殘酷，其中不僅有制度上的原因，而且更有統治階級從來不講道理以及從來不講道德的因素。就像當今把幾千萬的工人趕出了工廠的時候、把幾千萬的農民趕出了土地的時候，把上千萬的良家婦女逼迫為了娼妓的時候，強行拆掉老百姓的房子搞房地產開發的時候，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員是否曾經和他們講過一絲一毫的道理。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員在做這種事的時候，有誰曾經用道德約束過一下自己。所以孔子的塑像立起來了，道理也就無處可講了，道德也就將在中國徹底消失了。就是由于從來不講道理，就是由于從來不講道德，所以中國的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的殘酷程度，才會毫無顧忌地突破人類社會的底線。

在漫長的歷史上，就是由于長期受腐朽墮落的儒家思想的毒害，就是由于中國人長期生存在這種只認同和服從權力、甚至是只認同和服從暴力而不認同和服從真理的環境之中，所以才不僅阻斷了中華民族對真理和未來的探究與追求之路，不僅導致了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始終難以建立起來，而且同時更導致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在精神上也都長期處于在普遍麻木的狀態。長期的精神麻木狀態，又養成了中華民族怯懦無勇和麻木不仁的這樣一種性格。怯懦無勇和麻木不仁的性格不僅又導致了中華民族長期的挨打，而且更使中國人同時也喪失了維護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的勇氣。就是由于中國人普遍喪失了維護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的勇氣，因而才使毛澤東歷盡千辛萬苦在中國才建立起來的良好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在毛澤東逝世后，很快地就被人給毀掉了。與日本人總是在血性與理性之間進行選擇不同，中國人更是習慣在理性與懦性之間做出取舍。英國的大哲學家佛朗西斯·培根就曾經說過：“性格決定命運”。的確，性格不僅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且更能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在意大利法西斯已經投降，德國法西斯也行將戰敗的情況下，日本卻不僅拒不投降，而且還寧可“一億玉碎”，也要將戰爭繼續進行下去。從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美軍在太平洋上先后發起了塔拉瓦戰役、硫磺島戰役、塞班島戰役和沖繩群島戰役等一系列奪島戰役。上述幾個島嶼的守島日軍在日軍已經完全喪失了制海權和制空權，幾個島嶼都徹底成為了孤島，斷絕了一切外援可能的情況下，不僅死戰不降，而且還斗志昂揚，毫無怯意。結果幾場戰役打下來，美軍雖然將上述幾個島嶼全部攻取并全殲了守島的日軍，可結果卻是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而且不僅守島日軍的頑強抵抗令美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尤其是幾個島上日本平民的選擇，更是令美國人膽寒。為了不影響守島日軍的作戰士氣和不落在美軍手里受辱，塞班島和沖繩島上的許多日本平民都選擇了自殺。塞班島上的八千多名日本的婦女和兒童，在美軍攻陷塞班島之前，紛紛從后來被稱為是“自殺崖”的三十多米高的莫魯比巖上跳入大海。而沖繩島上由于缺少這樣的懸崖，許多日本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就從淺灘上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浩瀚的太平洋。

日本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選擇拒不輕易投降而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國為了減少自己的損失而拉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而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卻竟然是由中國這個受日本侵略的時間最長對日本作戰時間最長、受日本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傷害最大、而且還是戰勝國的國家來承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日本之后，蘇聯不僅逼迫蔣介石政權承認了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事實，而且還恢復了沙皇俄國早年曾經在我國東北所掠取的一切權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并且還被美國抬舉為了當時世界上的五大國之一、作為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卻不得不吞下因日本的負隅頑抗而結出的這枚損害遠遠超過了所有戰敗國的苦果。中國不得不吞下的這枚苦果產生的因，其實早在“洋務運動”的發展目標從“自強”改為“求富”時就已經種下了。而導致中國種下這個只能結出苦果的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導致的中國人的過度自私和極端短視。就是由于過度自私和極端短視，所以才會導致中國人往往越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而越是做出錯誤的選擇。后來也就是為了徹底矯正中國人過度自私的這種心理和極端短視的這種行為，也就是為了徹底改造總是導致中國人產生過度的自私心理、總是造成中國人選擇極端的短視行為的傳統文化，所以才發生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公無私”、“狠斗私字一閃念”和“放眼世界”這樣的提法和做法。 

許多人都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太軟弱，辛亥革命時的中國資產階級確實是軟弱，可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為什么會如此地軟弱？就是因為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屬于自己這個階級的文化，所以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也就無法真正地樹立起自己堅定的政治信仰，也就不能充實并強化自己的精神，也就不能建立起符合自己階級利益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由于沒有信仰、沒有精神、沒有倫理，而只剩下利益，所以才造成了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因而也才就承擔不起來拯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民族責任。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告訴了我們，任何一個想走向未來對民族，任何一個想走向未來的階級，就必須要有屬于自己民族、屬于自己階級的文化。

在總結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過程的時候，許多專家學者都普遍認為甲午戰爭的戰敗不僅將中華民族進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淵，而且也導致了中華民族第一次現代化起步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和加速了滿清王朝的垮臺。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華民族的打擊確實非常巨大，但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華民族的最大打擊，還是心理上的打擊。這個打擊，主要就是體現在對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上的打擊。這個打擊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四十多年之后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中，竟然打出了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觀。抗戰的八年之中，先后有幾百萬的中國人充當了為日本人效勞而反過來傷害自己民族、殘害自己同胞的漢奸。　　

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軍事上的戰敗畢竟還是主要的。戰爭是人與武器的有機結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槍是自己不會動的，需要有一顆勇敢地心和強有力的手來使用它。”武器只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所以，小國才能打敗大國，弱國才能戰勝強國，甲午戰爭的結局，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甲午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的人口僅及滿清王朝的十分之一，財政收入僅及滿清王朝的四分之一，科技和工業制造能力也不比滿清王朝領先多少。因此，如果單純地從軍事上的角度去分析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那么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的素質上的原因。而具體的體現，首先就是滿清王朝在軍事戰略指導思想上的落后，其次就是滿清王朝的官兵在軍事素養方面不如日軍官兵。　　

軍事戰略指導思想的落后，必然會導致戰爭的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線戰事爆發之后，德國僅用六個星期的時間就打敗了有英軍支援的法軍，法國只得舉國投降。法國的國力與德國相比并不相差多少，法軍的軍力在整體上也不輸于德軍。法軍之敗，就敗在軍事戰略指導思想上的落后。但是，軍事戰略指導思想對決定戰爭的勝負固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官兵個人的軍事素養，對戰爭的勝負也同樣重要。任何一次戰爭的勝利，都是由一場場戰役的勝利組合而成。而每一場戰役的勝利，更離不開一次次局部戰斗的勝利的積累。就像英國的一首歌謠所唱的那樣：“缺了一枚鐵釘，掉了一個馬掌；掉了一個馬掌，失去一匹戰馬；失去一匹戰馬，損了一名騎兵；損了一名騎兵，丟了一次戰斗；丟了一次戰斗，輸掉一場戰役；輸掉一場戰役，毀了一個王朝。”任何一場局部戰斗的勝敗，都關系到整個戰爭的全局。而任何一場戰斗的勝利，又都與官兵個人的軍事素養密不可分。官兵個人的軍事素養對戰斗的勝利起到關鍵作用的戰例不勝枚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炸開的是通往戰斗勝利的道路；黃繼光用身體堵槍眼，堵住的是通往戰斗失利的大門。萬里長城之所以能夠抵御游牧民族的鐵蹄，就是因為萬里長城是用石頭而不是用豆腐修筑起來的。綿羊無論有多少只，也組成不了一支軍隊。只有鋼鐵般的戰士，才能組成鋼鐵般的軍隊。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上，只有鋼鐵般的軍隊，才能戰勝任何兇殘的敵人，才能保障自己民族的利益，才能保證自己的民族不挨打。　　

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和一支軍隊官兵個人的軍事素養，都與這個國家的文化密切相關。我國以“仁”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決定了我國在軍事戰略指導思想的制定上，長期囿于了“守”的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在維護國家、維護民族的利益上，中國人選擇更多的是謀，而不是勇、不是力，不擅長用直接的對抗、尤其是不擅長用直接的軍事對抗這種方式去解決問題。備受國人推崇的《孫子兵法》中關于戰爭最高境界的闡述，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之上，實在是難以產生什么高深的近代與現代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出來。就連被譽為是我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所提出來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依然是“以守為戰”。而林則徐的好友、最早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編纂了對日本曾經產生了深深震撼的一百卷本的《海國圖志》的魏源，更是非常明確而具體地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內河”的這種軍事戰略指導思想。掌握著滿清王朝相當大的實際權力、曾經殘酷鎮壓過太平天國起義、殘殺了幾萬太平軍降兵降將連眼皮都不眨的李鴻章，在北洋水師建軍的過程中更是不僅一次地說過：“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百戰百勝，未若不戰而勝。”“將來器精防固，亦不宜釁自我開，彼族或以萬分無禮相加，不得已而一應之耳。”而且就是在與日本已經處于實際交戰狀態的時候，李鴻章還依然是抱定了“避戰保船”這樣消極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　　

就在滿清王朝還上下一致抱定要與人為善的時候，同一時期的日本卻在羽翼尚未豐滿，而且也還正遭受著歐美列強欺壓的情況下，就開始籌劃如何進行擴張。一八五五年，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吉田松陰在他的著述中這樣寫到：“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霸糜二虜（“二虜 ”指英美兩國）。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收滿洲逼俄國，并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為者而先為之。此乃天下萬世、代代相承之大業矣。”

一八八0年，吉田松陰的學生、后來曾經兩度擔任日本的首相、被譽為是“日本近代陸軍之父”、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奠基人的山縣有朋在其所著的《鄰邦兵備略》又明確提出了這樣的主張：“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　　

與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總是鍥而不舍地追求少數人先富起來不同，日本卻有人選擇了毀家去資助敵對國家、或者是潛在的敵對國家內部的反對力量以削弱自己的敵國或是潛在的敵國；與中國人一貫與人為善的傳統不同，日本人卻是時時刻刻地都在欲圖擴張。這種反差巨大的表現，這就是中國與日本兩個國家文化之間的根本不同，這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熏陶出來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的根本不同，這也是不同的文化決定了中國人和日本人在觀察問題的方法和認識問題的能力上的根本不同。　　

官兵個人的軍事素養，主要包括思想素養和軍事技術素養這兩部分內容。思想素養主要體現在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絕不屈服的堅強意志，主動求戰的高昂斗志，勇猛頑強的戰斗作風等幾個方面上。而軍事技術素養主要體現在高超的戰役組織和戰役指揮能力，良好的戰術協同能力，機動靈活的戰術動作，過硬的軍事基本素質等幾個方面。 　　

如果單從交戰雙方的武器裝備對比上來分析，北洋水師和滿清王朝的陸軍在甲午戰爭中，也不是沒有取勝的可能。但是，戰爭不僅是交戰雙方武器裝備等物質力量之間的直接對比，而更是交戰雙方在戰略指導思想上的較量，更是交戰雙方官兵在精神和意志上的較量，更是交戰雙方官兵在軍事技術能力上的較量。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六日，北洋水師的十二艘主力艦和幾艘魚雷艇護送搭載著四千多名陸軍的五艘運兵船抵達鴨綠江口的大東溝海域登陸。在留下“平遠”和“廣丙”兩艦以及魚雷艇在大東溝海域繼續執行巡邏警戒的任務之后，北洋水師的其他十艘主力艦在口外十二海里的大鹿島東南海域下錨。九月十七日十二點五十分，北洋水師的十艘主力艦和日本聯合艦隊的十二艘軍艦在大東溝海域遭遇并展開了激戰。十四點，北洋水師的“平遠”和“廣丙”兩艦及部分魚雷艇在完成了掩護陸軍登陸的任務后，趕到戰場增援。十七點三十分，日本聯合艦隊首先撤離戰場，大東溝海戰遂告結束。大東溝海戰的最終結果是北洋水師的“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和“廣甲”五艘巡洋艦被擊沉或被撞沉，“來遠”受重創，官兵陣亡和受傷一千余人。而日本聯合艦隊只是“松島”、“吉野”、“比睿”、“赤城”和“西京丸”五艦受到重創，官兵陣亡和受傷六百余人。　　

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東溝海域的這場遭遇戰中，盡管北洋水師中也出現了“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和“廣甲”艦管帶吳敬榮等少數貪生怕死之輩，但大多數北洋水師官兵在戰斗中所表現出來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精神和堅貞不屈的戰斗意志還是可圈可點的。可令人遺憾的是，北洋水師官兵在軍事技術上的表現卻實在是太差了。在大東溝海戰中，北洋水師參戰的十二艘軍艦中彈都達二百發以上，而日軍的十二艘軍艦中彈卻大多都在二十發之內。特別是“福龍”號魚雷艇上的官兵，盡管在艇長蔡廷干的指揮下在戰斗中表現得非常勇敢，可是盡管在近距離上接連三次發射魚雷，卻沒有一枚擊中日艦“西京丸”號。尤其令人感慨的是，“福龍”號魚雷艇在四十米左右的距離上對“西京丸”號發射的最后那條魚雷，竟然是從“西京丸”號的艦底下穿過去的。　　

戰爭的勝負盡管有著不可改變的必然性，但也有著難以預料的偶然性。大東溝海戰中，日本海軍的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就乘坐在“西京丸”號上督戰。“西京丸”號是一艘由客船改裝而來的鐵肋木殼的軍艦，不僅只裝備了四門火炮，而且更無裝甲防護。不用說中上一條魚雷，就是再多挨上幾發炮彈，也會立即沉沒。如果北洋水師擊沉了“西京丸”號，就極有可能擊斃樺山資紀，只要擊斃了樺山資紀，就不僅能極大地鼓舞北洋水師官兵的士氣，而且更能嚴重地挫傷日本官兵的斗志，大東溝海戰的結局就極有可能因此而改寫。也許是“西京丸”號和樺山資紀的運氣太好，也許是上天真的在保佑日本，所以實際的戰局也就成了以后的那樣。日本與滿清王朝及朝鮮雖然是鄰國，但領土卻并不接壤，只是隔海相望。參加大東溝海戰的日本聯合艦隊，是當時日本海軍的全部家底，只要北洋水師擊敗了日本的聯合艦隊，也就不會有后來滿清王朝在陸戰中的失敗。也許是北洋水師和蔡廷干、丁汝昌，甚至包括李鴻章在內所有人的運氣都太壞，也許是上天真的要滅亡滿清王朝，所以才導致了“福龍”號魚雷艇在如此近的距離上接連三次發射魚雷都未能擊中“西京丸”號。就是這短短的四十多米的距離，使蔡廷干和丁汝昌未能因此而成為民族英雄。尤其是這短短的四十多米的距離，更使李鴻章完成了從民族英雄到賣國賊的轉換。　　

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失敗的原因，確實有滿清王朝腐朽墮落的因素，但更主要的還是由于文化上的腐朽墮落。文化上的腐朽墮落不僅導致了國家政權的腐朽墮落，而且更導致方伯謙和吳敬榮等成了貪生怕死之輩。特別是方伯謙在戰斗中帶頭逃跑的行為不僅嚴重地動搖了北洋水師的軍心，而且也更加刺激了日軍官兵的戰斗欲望。尤其是作為北洋水師二等主力艦的“濟遠”艦以及“廣甲”艦的逃離戰陣，再加上“濟遠”艦在逃跑的途中還撞沉了“揚威”號軍艦，從而又極大地削弱了北洋水師的作戰力量，也構成了北洋水師在大東溝海戰中失利的原因之一。　　

總結自己的歷史，也就是在解剖自己的過去。但是由于絕大多數的人都具有一種本能地維護自己尊嚴的心理，尤其是我們中國人長久以來更是形成了“為尊者諱”的這樣一種傳統，所以往往又很難做到真正地記錄自己的過去、真正地總結自己的過去、真正地解剖自己的過去。總結歷史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更加客觀而準確地認識現實。不能客觀而準確地總結歷史，就不能客觀而準確地認識現實。現實由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那么現實也就必然會起到引領未來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所以智慧和理性告訴了人們，記錄自己的過去、總結自己的過去、解剖自己的過去，必須要客觀準確。　　

中華民族的歷史非常悠久，可中華民族挨打的歷史也很悠久。后來的人總結歷史，應該是為了從慘痛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接受教訓。而要真正地吸取經驗和接受教訓，那么就必須要做到能夠真正地解剖自己的過去，要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陷與不足，要敢于承認別人的優點與長處。　　

長期以來，無數的中國人都在冥思苦想著這樣的同一個問題，中華民族為什么總是挨打？中華民族挨打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實中華民族總是挨打的真正原因，就是由于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存在的嚴重缺陷而導致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普遍都缺乏堅定的正確信仰和在價值觀上產生了極度扭曲。缺乏堅定的正確信仰和在價值觀上產生了極度扭曲，不僅會導致民族性格怯懦和人們對是非善惡的認識以及判斷能力出現偏差，而且更會導致人們普遍都缺少強烈地奉獻精神。普遍缺少強烈地奉獻精神，必然又會使我們這個民族難以產生真正的英雄。特別是在人們對是非善惡的認識和判斷能力出現了偏差的情況下，即使產生了真正的英雄，也不會去真心地愛戴。正如詩人郁達夫所說的那樣：“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最可憐的一個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出現卻不知愛戴的民族，是一個永無希望的奴隸之邦。”精忠報國的岳飛被冤殺雖然只是秦檜等少數幾個漢奸所為，可滿朝文武卻只有韓世忠一人為岳飛鳴不平；力抗滿清的袁崇煥，不僅慘遭昏聵的崇禎皇帝的冤殺，而且還被深受袁崇煥的恩澤、但卻比崇禎皇帝更昏聵的百姓分而食之。這樣的民族不挨打，還有誰會挨打？　　

盡管中華民族總是挨打，可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上，偉大的中華民族不可能沒有產生過真正的民族英雄。可像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鄧世昌等這些中華民族真正的民族英雄，他們個人的命運卻又總是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悲劇聯系在一起的。而像衛青和霍去病那樣的開疆拓土、揚國威于域外的民族英雄卻又實在是少之又少。但愿中華民族的今后不再出現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鄧世昌那樣的悲劇英雄，而只產生像衛青、霍去病、楊根思、黃繼光和于慶陽等那樣威懾敵膽、揚威域外、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而要這樣的民族英雄出現，那就必須首先改造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土壤和社會環境。　　

中華民族的先人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給后人留下了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和毛澤東思想以及其他什么理論等。但是除了毛澤東思想，其他的什么《經》、《史》、《子》、《集》和理論等，雖然浩如煙海，但其中卻并沒有多少真正有價值的精神財富。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和鄧世昌等人長留千古的浩然正氣雖然也都是中華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可對這種只產生于歷史悲劇中的浩然正氣，盡管人人都非常敬仰，但恐怕每個人卻又都不想去重復像他們那樣的歷史悲劇，而且也不應該去重復他們那樣的悲劇。　　

雖然每個中華民族的子孫在任何時候都不想重復歷史的悲劇，可歷史的悲劇卻總是這我們這個民族中一再上演。歷史的悲劇為什么總會一再上演，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很少能夠真正地總結歷史，很少敢于真正地解剖自己，很少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更很少敢于正視別人的優點和長處。長久以來，我們在總結歷史的時候，總是強調客觀上的因素，而很少敢于在主觀上找原因。就像一句經典的電影臺詞里所描述的國民黨軍官在總結為什么總是被打敗時所說的那樣：“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就是由于從來不敢真正地解剖自己，從來不敢正視自己的不足，更從來不敢正視“共軍”的長處，所以國民黨軍才屢戰屢敗，沒有多長時間就被解放軍給打到臺灣去了。不能真正地總結自己歷史的民族，不敢正視自己不足的民族，不愿也不敢正視別人長處的民族，是不能真正汲取歷史教訓的。這樣的民族一再挨打，那也就在所難免了。　　

中國老百姓所感受到的歷史，是用自身的苦難寫就的；而紙面上的歷史，卻是由傳統的讀書人用曲筆的方式書寫的。中國傳統的讀書人在總結中華民族為什么總是挨打的時候，不僅從來不肯正視傳統文化中的缺陷，而且還要拼命地掩飾這個缺陷。傳統的讀書人之所以要這么做？第一，可能是出于民族的虛榮心，所以才不肯承認傳統文化中有任何的缺陷。除去毛澤東時代的輝煌，挨了兩千多年打的中華民族也就唯獨還剩下幾千年來傳承不絕的民族文化，能令今天的我們感到一點驕傲。第二，如果承認了傳統文化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那么擔負著傳承民族文化主要責任的讀書人，就要承擔起改造舊文化，或是創造出新文化以取代傳統舊文化的責任。但是由于傳統的讀書人沒有這樣的能力，所以為了免除自己的責任，于是才反過來不肯承認傳統的舊文化中有任何的缺陷。第三，由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兩千多年中緊緊地依附于權力而生存的這種實際情況，因而也就使傳統的讀書人都成了傳統文化的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傳統的讀書人也就不肯承認舊文化中的缺陷、不肯去改造舊文化，反倒還會因此而拼命地維護舊文化、拼命地維護舊體制、拼命地反對和抵制毛澤東所發動和領導的對傳統的舊文化進行改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維護舊文化，維護舊體制，那就要用曲筆和謊言來書寫歷史。就是由于長久地用謊言來書寫歷史，因此中國傳統的讀書人又落下了一個極壞的毛病，那就是“記吃不記打”。　　

對中國傳統的舊文化與中華民族長期挨打這個問題之間的關系，獨屬我國的大文豪林語堂先生看得最為透徹。他在抗日戰爭還在進行中的一九三九年重印他早年所寫的《吾國吾民》一書時，特地加上了《中日戰爭之我見》這樣一章。在這一章里，林語堂先生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愿意保護自己的舊文化，而我們的舊文化卻不可能保護我們，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　　

以林語堂先生的博學多才和對中國社會的深入了解，林語堂先生在這里所提到的“舊文化”，顯然應該是指我國兩千多年來的主流文化，也就是儒家思想。而前一個“我們”，明顯地是指中華民族的全體子孫，而后一個“我們”中，肯定不應該包括傳統的讀書人，尤其是不應該包括儒家思想創立者孔子的直接后裔。因為不僅僅是在蒙古入主中原、滿清八旗入關之后，而且即使是在日本侵華期間，儒家思想不僅都完好有效地保護了傳統的讀書人，而且還更加完好有效地保護了孔子的直接后裔。正是由于過去就有了傳統的舊文化對我們是能夠保護還是不能保護這樣的分別，所以今天才有了我們對傳統的舊文化是無選擇地繼承還是改造性地繼承這樣的分歧。　　

 “洋務運動”的出現，就是為了防止挨打。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奕?、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滿清王朝眾多官僚中還比較清醒的人，痛感到了滿清王朝與西方列強之間由于巨大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能力之間的差距而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挨打恥辱，于是開始創辦一些近代的軍事工業企業，同時也開啟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并且還把中華民族這首次現代化進程起步的方向和目標確定為了“自強”。在強者如林的這個世界上，不自強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則難免挨打與滅亡。所以，任何一個想繼續存在下去的民族對自強的選擇，無疑都是永遠正確的。如果“洋務運動”能夠按照當初的既定方向和目標一直走下去，不僅中華民族的歷史，而且世界的歷史也必將會因此而改寫。可是，令今天的中國人痛悔不已的是，“洋務運動”在當初既定的正確方向上走了沒有多遠，就因為中國人價值觀上的扭曲和戰略上的短視，特別是主流社會又犯了“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所以很快就偏離了既定的正確方向。由開始時的“自強”，轉向了中后期的“求富”，就是這個根本性的改變，才導致了后來中華民族的一連串挨打，才給后來的中華民族帶來了一系列災難。　　

兩千年多年以來，中華民族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曾經兩次做出了后果都極其嚴重的錯誤選擇。一次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前“洋務運動”中期所做出的那個將“自強”的發展目標轉向了“求富”的錯誤改變；另一次是西漢昭帝始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八十一年進行的那場放棄了“與民爭利”的鹽鐵大討論。這場鹽鐵大討論的最終結果，就是使西漢王朝在漢武帝時期已經取得了對匈奴反擊戰初步勝利的基礎上，放棄了對匈奴繼續給予毀滅性的打擊和放棄了對北方草原的控制，以至于在北方草原上存活下來的匈奴和其后在這里興起的鮮卑、羌、羯、氐、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游牧漁獵民族，給后世的中華民族子孫造成了極大的災難。今天，中華民族再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是以強國為目的？還是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何去何從？選擇哪個前行的方向？確實是對今天中華民族的整體智慧進行的又一次嚴峻考驗。　　

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看到，日本這個國家與我國自有史以來就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這個根本上的不同就是民族文化的不同。有些意淫成癖的中國人總是說日本與中國同屬于東方儒家文化圈，不知這種說法的根據何在？不同的文化不僅決定了中日兩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上的根本不同，而且更決定了中日兩國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上的根本不同。也正是由于中日兩國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以及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上的根本不同，所以才表明了中日兩國的文化根本不同。　　

日本不僅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僅有的一點蝦夷人和琉球人也基本上被大和民族給強制同化掉了）而且日本更是一個從立國開始，皇位就一直在一家之內傳承的國家。到現在，日本的天皇已經傳承了兩千六百多年，今天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經是日本的第一百二十五位天皇了。由于這種“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因而在日本也就形成了一種政治倫理。使天皇與大和這個民族、與日本這個國家溶為了一體，因此效忠天皇，實質上也就是在效忠民族、在效忠國家。這種政治倫理不僅使大和民族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而且同時也更限制了任何人覬覦皇權的野心。日本的歷史上也有一個戰國時代，各個大名打來打去，最后打出了豐臣秀吉這個“關白”（攝政大臣）。但是，豐臣秀吉雖然掌握了日本的最高權力，但也只能做到“關白”的位置而已，而不敢覬覦皇權，豐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家族也是如此。正是有了天皇的這種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后來日本在進行“明治維新”的時候，維新派一打出擁戴天皇的旗號，全日本立刻群起響應，摧枯拉朽般地就打敗了德川家族的幕府軍隊。 　　

除了天皇“萬世一系”的這種體制，日本封建制度的歷史也很長，與我國習慣上定義的封建制度不同，日本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開始之前的封建制度，與我國早在兩千多年之前就已經崩潰了的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卻很相似。　　

在長時間地實行封建制度的同時，“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還實行了嚴格的長子繼承制。傳統的日本在經濟結構上與我國一樣，也屬于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但日本人多地少的實際狀況使每個家庭不可能擁有過多的土地，因此為了維持家庭所屬土地的規模，日本就只有實行長子繼承制。如果實行多子繼承，在分過幾代之后，家庭的土地規模就會小得無法再分了。就是由于這種封建制和長子繼承制，才使日本出現并長期保留了一個獨特的武士階層。　　

長子繼承制必然會導致家庭中多余的人從家庭中溢出，而封建制卻恰好能夠接納這部分由家庭中溢出來的人。相對獨立的大名接納了這些由家庭之中溢出的多余部分，使他們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為生。而這些由家庭之中溢出來的多余部分的人，又使那些大名能夠組建維護自己相對獨立的武裝力量。這些依附大名為生的武裝力量，就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武士階層。相對獨立的大名之間必然會出現不斷地征戰殺伐，不斷地征戰殺伐培育出了日本獨特的武士文化，武士文化又造就了日本人野蠻兇殘強悍沉穩冷酷的性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以及堅韌不拔的意志。就是這種不可逾越的政治倫理和武士文化，才使日本人不僅普遍養成了做事扎實認真、不浮不躁的作風，而且更普遍培養出來堅韌的意志力和超強的忍耐力，磨礪出了視死如歸的勇氣和膽量。　　

與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不同，我國雖然是自“禹傳啟，家天下”以來，直到滿清王朝被推翻，五千年來也始終是皇權的天下。但是我國的五千年來不僅是真正地做到了“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而且還形成了“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樣的政治倫理。盡管我國在歷史上也更講究忠君愛國，也曾經大力提倡要樹立忠君愛國的思想，但我國的忠君愛國思想卻只能是寫在紙面上或者是體現在口頭上的東西，連皇帝都能像走馬燈似的不停地在各種姓氏之間更換，這讓人如何忠君愛國？因此，我國的忠君愛國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種有效的政治倫理從而成為全民族的堅定信仰。特別是在王朝和皇位更替的過程中，更是充滿了陰暗與丑惡。自秦始皇創立了皇帝這種統治制度以來，兩千多年的時間里，父殺子，子弒父，老丈人奪了姑爺的權，外祖父篡了外孫子的位這樣的丑劇，就不知上演了多少場？正常的政治倫理的缺失導致了朝堂之上充滿了陰暗與丑惡，朝堂之上的陰暗與丑惡又給整個社會帶來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就是在正常的政治倫理缺失的這個大前提下，我國正常的社會倫理在大部分時間里也都無法真正地建立起來。而就是由于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無法真正地建立起來，所以才給那些卑鄙無恥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以及卑鄙小人留下了太大和太多的施展陰謀詭計以及進行投機專營的空間與機會。反過來，也正是由于留給那些野心家和陰謀家以及卑鄙小人施展陰謀詭計和進行投機專營的空間太大和機會太多，因此給正直之士和有識之士留下的生存空間也就太小，所以才不僅造成了我國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也就越發地難以建立起來，甚至更造成了正直之士和有識之士連生存都難以維系下去。屈原就是因為在舉國渾噩的文化氛圍和政治氛圍下難以繼續生存下去，所以才不得不自沉汨羅江；岳飛就是由于在漢奸當道而正義難張的社會環境中獨木難支，因此才屈死在風波亭。萬分不幸的是，幾千年來，除了毛澤東時代短短的二十多年，中華民族始終就是在這種惡性循環的圈子里循環。　　

盡管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我國正常的社會倫理、尤其是正常的政治倫理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過。但是，中國人、特別是社會底層的草根民眾還是非常渴望正常的社會倫理、尤其是正常的政治倫理能夠出現的。因為只有首先建立起了正常的政治倫理，才會形成正常的社會倫理，才會出現太平盛世。柔弱善良的中國百姓可是“寧做太平犬”，而“不做離亂人”的。　　

政治倫理決定了百姓在心理上對國家政權的認同和自覺服從的程度，百姓對國家政權在心理上的認同和自覺服從的程度，往往又能決定國家政權的命運。在我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一條規律，大多數靠篡權奪位而建立起來的王朝或是政權的國祚都不長。胡亥雖然在趙高和李斯的配合下采用不正當的手段而成為了秦二世，可這個二世卻只做了三年的皇帝就被趙高殺死了。秦二世的死確實是死有余辜，只是可惜了秦王朝這個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再加上自己的雄才偉略才建立起來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王莽篡權奪位建立的新朝，連頭帶尾也只才存續了十五年的時間；曹丕篡漢建立的魏國，不但僅僅只存續了四十五年，而且其中還有一多半的時間是在司馬氏的專權之下度過的；司馬炎篡魏立晉，下場也沒有比被他所篡的曹魏好到哪里去。西晉僅僅比曹魏多存活了三年，就被匈奴人給滅了；南朝的宋、齊、梁、陳，一百六十多年里換了四個朝代，平均每個朝代才存續了四十多年；楊堅篡周自立建立了大隋并再次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可國家雖大，但國祚卻并不長，僅僅存續了三十六年就被天下群雄所滅，三位皇帝正好每人平均當政十二年；到了五代十國，朝代更替就好像是走馬燈，換皇帝就更像是換衣服，五十多年的時間竟然換了六個姓氏的十三個皇帝；等到了袁世凱，連總統帶皇帝也只不過就當了四年多；最遺笑天下的，就當屬是華國鋒這個虛偽得都能比得上王莽的偽君子了。盡管華國鋒在掠取了最高權力之后還不忘給自己封了個“英明領袖”，可這個英明領袖除了擅長陰謀之外，卻一點也不英明，所以實際掌握最高權力才僅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因“強中自有強中手”，而灰溜溜地滾下了臺。華國鋒掠取最高權力的過程給中國帶來的最大惡果，就是開了摧毀毛澤東歷盡千辛萬苦才建立起來的良好政治倫理的先河。所以，華國鋒自封為“英明領袖”有些不合適，自封為陰謀領袖到應該是恰如其分的。就是由于政治倫理的缺失，所以，從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直到一九一二年清帝遜位，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中國的老百姓也不過就是過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這二百來年的太平日子。　　

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都固然重要，但比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因為只有文化才能決定一個民族正常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只有文化才能決定一個人、決定一個民族對歷史能否作出正確的分析和總結，只有文化才能決定一個人、一個民族對現實能否作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只有文化才能決定一個人、一個民族對未來能否作出正確的展望和預測。所以，是文化在引領著一個民族的發展方向，是文化在決定著一個民族的發展戰略，是文化在決定著一個民族的精神，是文化在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性格，是文化在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意志品質，是文化在決定著一個民族的道德風尚。一個民族如果文化腐朽墮落，那么一切也就必然會腐朽墮落。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文化，那么也就必然會喪失一切。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這個民族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過程中創造出來并維護和傳承下去的。因此，創造、維護和傳承先進民族文化的功勞，也就應該是人人有份。反之，承擔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腐朽墮落的責任，同樣也是應該人人有責。任何一個民族，特別是這個民族的社會底層人民群眾，更要把創建、維護和傳承民族的先進文化當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一個民族的文化腐朽墮落之后，最先受害的，就是這個民族的底層勞動人民群眾。　　

一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和最高統治者在創建和維護民族先進文化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當然會比被統治階級和被統治者的作用要大，但是，一個民族決不能把創建和維護先進民族文化的希望只寄托在統治階級和最高統治者的身上，而是更要喚起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覺醒，來共同創建和維護民族的先進文化。抗日戰爭時期，躲在西南大后方重慶的國民黨政權以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仍然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這樣的腐朽墮落而聞名于世。但是，中華民族盡管有重慶這有的腐朽墮落，可卻也有延安那樣的朝氣蓬勃。當年，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小延安，就是由于創造出了朝氣蓬勃的中華民族新文化，從而才托起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希望。真是“風水輪流轉”，七十多年之后，就是這當年最為腐朽墮落的重慶，如今卻又由于“唱紅打黑”而正在托舉著中華民族的未來。　　

從地緣因素來看，中日兩國的關系可以說是一衣帶水；可若是從中日兩國的歷史關系上來說，中日兩國的關系可不是水的關系，而是血的關系。而且這遠遠地超過了那“一衣帶水”的鮮血，還都是從中國人的血管里流淌出來的；從未來發展的趨勢來看，中日兩國早晚必將要上演一場生死大對決，而且這場生死大對決目前就已經由日本以強硬的姿態霸占了我國的釣魚島和東海油氣田而拉開了帷幕。　　

盡管目前日本還仍然被美國死死地壓在胯下，但日本早晚會脫身出來，這是大和民族堅韌不屈的民族性格所決定的。不管日本被美國緊緊地壓在胯下也好，還是掙脫出來也罷，對于中華民族來說，都不是一件幸事。不管美日之間的關系如何，但在削弱和滅亡中華民族這一點上，他們的目的長久以來卻是極其一致的。雖然日本人的身材矮小，但是日本人卻不僅胃口大，而且野心更大，膽子更大，尤其是整個民族的凝聚力更是特別地強大，的確是一條敢于吞象的毒蛇。日本人不僅尤為擅長學習與模仿，而且還絕少虛榮心，并更具堅定的決心和不屈的意志。當年，當大金、西夏、南宋、高麗，包括中亞與歐洲的許多曾經強大的國家和民族都匍匐于蒙古鐵蹄之下的時候，唯獨日本卻選擇了全民族的抗爭并最終擊敗了蒙古大軍的兩次遠征。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一個成功地將蒙古驅逐出了中原，恢復了漢家的河山；一個五次親統大軍橫掃蒙古高原，徹底擊碎了北元欲圖復辟的夢想。但面對小小的倭寇，這對英雄的父子就是一籌莫展。明朝從立國開始就苦于倭寇的侵擾，而直到明朝末年才由戚繼光等人所平定。而也就是這由于這小小的倭寇，才成就了戚繼光中華民族歷史上一代名將的威名。　　

甲午戰爭打敗了滿清王朝之后，日本人奪取了滿清王朝的龍興之地遼東半島的舉動招致了沙皇俄國和老牌的殖民強國法國及另一個新興的世界帝國德國的嫉妒，于是三國聯手壓迫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給了大清王朝。在力不能逮的情況下，日本無奈只得含恨吐出了已經含到口中的肥肉。盡管不得不吐出了已經到口的肥肉，可是日本卻并沒有真的屈服，而是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為號召，真正地做到了臥薪嘗膽，終于在一九0五年擊敗了沙皇俄國。不僅報了當年的一箭之仇，而且還順勢掠走了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南部所強取的一切權益，再次為發展壯大自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把滿清王朝作為主要的競爭敵手，并在甲午戰爭中偶然地戰勝了滿清王朝。在戰勝了滿清王朝之后，日本又把滿清王朝當作是了繼續削弱和掠奪的對象，以發展壯大自己。在如何戰勝和削弱自己的敵手這方面上，日本朝野不僅達成了驚人的一致，而且邁出的每一步，都極其扎實而且還極有步驟。　　

甲午戰爭的失敗，大清王朝昏聵腐朽的實際統治者慈禧老太太確實是罪不可恕。但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滿清王朝無數的大官小吏是不是也應該為此負上一些責任？那些臨陣脫逃和畏懼不前的清軍將士是不是也應該為此負上一些責任？所有昏睡不醒的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為此負上一些責任？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是也應該為此負上一些責任？　　

今天的中國只要一提及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原因，幾乎無人不認為是因為滿清政權的腐朽墮落，是因為封建專制這個制度的腐朽墮落。這個原因總結得非常地精準，但是否還缺乏一定的深度？中華民族為什么會經常出現腐朽墮落？中華民族為什么總是對腐朽墮落束手無策？腐朽墮落根本的原因其實不是在于封建制度的專治，而是在于我國的傳統文化存在的嚴重缺陷。傳統文化中的這個嚴重缺陷不僅造成了中國人在精神上沒有形成一種堅定的統一信仰，而且還導致了中國人在價值觀上也產生了極度地扭曲，從而只認同物質財富，而絕少認同精神財富。只貪圖享樂，而絕少講求奉獻。貪圖享樂不僅必然會導致貪生怕死、導致腐敗，而且必然還會導致經常性地犯“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所以，這種存在嚴重缺陷的傳統文化不僅沒有起到實現引領中華民族發展的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而且還反過來又造成了中國人的過度自私和目光短淺。過度的自私必然會產生過度的腐朽墮落，而目光短淺也必然會導致在國家戰略上出現短期行為這種現象。　　

國家政權的腐朽墮落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都不是最致命的，如果國家政權腐朽墮落了，盡可重新換一個就是了。尤其是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更換國家政權容易得很，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已經都換了多少茬了。對于一個民族最致命的，是整個民族的腐朽墮落，是民族文化的腐朽墮落。滿清王朝的挨打是因為腐朽墮落，大明王朝的挨打同樣也是由于腐朽墮落。中國歷史真的就像是黃炎培所說的“周期律”那樣：“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歷史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周期律”？根本的支配力量還是在于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腐朽的民族文化才造成了整個民族的腐朽墮落。假使當年在滿清入關的時候，大明王朝的百姓就能像后來的抗日戰爭時期那樣進行全民族的抗戰，必然也就不會出現滿清入主中原。沒有滿清入主中原，也就不會有后來滿清政權的腐朽墮落，也就不會有后來甲午戰爭的戰敗，也就不會有后來所發生的一切。但是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決不能像唱歌那樣，可以“從頭再來”。　　

甲午戰爭爆發的時候，滿清王朝國內的民族矛盾確實還依然存在，滿漢兩個民族之間的畛域還沒有徹底消除。但是，包括滿漢兩個民族在內的幾十個民族畢竟在一個政權的有效管轄之下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且由于文化的同化作用，一個名叫中華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體正在形成。相較于正在形成的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矛盾和中華民族與日本之間的矛盾，無論是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價值標準來看，國內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畢竟是次要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深明大義”，唯有民族之義才是最大的義，才是最根本的義。民族的內部，只有能夠做到捐棄前嫌，才能稱得起是深明大義。當年，在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侵略我國的時候，盡管中國共產黨人和工農紅軍已被蔣介石殺得血流成河，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卻主動捐棄了與國民黨的前嫌，毅然決然地高舉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幟。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國民黨仍然抱定“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的時候，由于主動捐棄了與國民黨之間的前嫌，從而使中國共產黨一下子就站到了道義的制高點上。

從一八九四年六月份上書李鴻章提出改良的建議這一點上來看，直到這時孫中山對大清王朝還是認同的。可是剛剛過去四、五個月的時間，到十一月二十四日組建興中會的時候，孫中山就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合眾政府”明確主張。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如此重要的人生思想轉變，其思想轉變的速度之快，簡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真是翻臉比翻書還快。

回顧歷史絕不僅僅是單純地為了懷念，更不是為了苛求先人，而是為了今天的人們能從慘痛的歷史中總結經驗并吸取教訓，從而能夠客觀地認識當今的世界。也許真的是為了印證佛家常講的“百年一輪回”這句話，也許是今天的中國人又犯了“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盡管今天中華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仍然還能被表面上的歌舞升平所掩蓋，可實質上，目前的中華民族正處在巨大的危險之中，而且這個危險，比起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發時中華民族所面臨的那種危險，更不知要兇險多少倍。

到二00九年的時候，世界上的總人口就已經達到了六十八億多。人口的增長使各民族的生存空間相對越來越小，因此各民族對生存空間的爭奪也越來越激烈。盡管目前的這種爭奪主要還限于對自然資源的爭奪上，但是對領海和島嶼的爭奪也逐漸開始了。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并壓縮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并最終達到遏制中華民族、滅絕中華民族的目的，美國從南朝鮮、日本開始到東南亞再到中亞，沿著我國的邊界走向建立起了十個重要的軍事基地，從而在軍事上完成了對我國“C”型包圍。目前我國在東南西三個戰略方向上都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圍堵，只剩下了北方的俄羅斯和蒙古，而如今的蒙古也成為了美國在我國的北方戰略方向上插入的一根楔子。而且特別危險的是，兩次殘酷的世界大戰，不僅嚴重削弱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力量，不僅順勢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打出了一個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也將西方發達國家打得聰明起來，將他們打成了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的鐵板一塊，從而使西方發達國家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欺壓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尤其是今天在如何削弱中華民族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目前的利比亞，美國就是要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向全世界宣布，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命運，只能接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白人世界的安排。從埃及和利比亞一發生騷亂，我國就只能撤出在那里的工作人員這種情況來看，很不幸，今天的中華民族也屬于這個絕大多數之列。目前世界上的那些發到國家，除了日本之外，仍然還都是白種人的國家。即使日本這個唯一黃種人的發達國家，也由于經過了一百多年的脫亞入歐過程而徹底融入了白種人組成的發達國家陣營。況且脫亞入歐前的日本原本就信奉與西方文化相通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就曾經給中國、朝鮮和琉球造成了極大地傷害。

當年的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中華民族雖然面臨著十幾個帝國主義列強瓜分豆剖的危險，但同時也有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互相牽制的矛盾可供利用，因而也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條崛起的縫隙。但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已經看不到了這樣的縫隙。

目前俄羅斯與我國的關系還極不確定，一切都盡在變化之中。盡管俄羅斯在表面上看起來與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但是，俄羅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畢竟都是白種人的國家，畢竟都信奉同一種宗教，畢竟有著相同的文化基因。因此俄羅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目標上的不同，要遠遠地小于與我國的戰略目標上的相同。而且俄羅斯的民族特性決定了這個民族不僅極其陰險，而且還更擅長于趁火打劫。特別是由于與俄羅斯大面積接壤的地緣因素，使俄羅斯歷來視中華民族為能夠使自己迅速增肥的一塊肥肉，從而沒少干當中華民族力抗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時候在背后插刀、趁火打劫的勾當。我國古人所發明的遠交近攻的原理，俄羅斯人同樣也懂，而且比我們中國人理解得還更為深刻。

高大的喜馬拉雅山山脈，曾經將我國與印度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隔絕了幾千年。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高大的喜馬拉雅山脈不僅不再是中華民族的安全屏障，而是早就變成了嚴重威脅到中華民族生存的真正的戰略制高點。特別是今天的印度也早已不是那個溫順善良柔弱的古老印度了，經過英國殖民者三百年的統治，印度已經發生了基因上的變異，充滿了擴張的躍躍欲試。因此，印度這個目前世界上人口數量僅次于中華民族而且人口增殖速度最快的民族，為了爭奪生存的空間，早晚與我國也必有一戰，而且還極有可能是向我國打響第一槍的國家。

與辛亥革命爆發前的形勢更為相近的是，今天的中華民族不僅也有一定數量的不肖子孫在美國聚集了起來，而且還形成了許多像“民運”、“法輪功”那樣的專門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政權、以滅絕中華民族為目的的犯罪組織與邪惡組織。除了這些來自外部的巨大危險之外，目前更加難以應對的是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國內局勢。由于貧富兩極分化的日趨加劇而導致的階級對立情緒越來越明顯，公平公正的日益喪失而形成的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統一的思想和文化的日益衰弱而造成的國內民族分裂傾向越來越嚴重，崇高理想和統一信仰的日益缺失不僅又造成了中華民族找不到一個正確的前進方向，而且更造成了中華民族越來越重新變成了一盤散沙。目前中華民族的松散程度，甚至都已經超過了當年孫中山總結出中華民族是一盤散沙時的松散程度。另外，目前中華民族的思想混亂程度、民族精神的頹廢程度、社會道德的淪喪程度、人們對未來的迷惘程度等，可以說都已經超過了中國以往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目前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今天的國內不僅再次出現了一批與辛亥革命前一樣、但能量卻遠遠地超過了那時的洋奴買辦。特別是由于這些洋奴買辦的形成原因與辛亥革命前的那些洋奴買辦的形成原因不同，因而這些新時期的洋奴買辦對中華民族的危害，更是遠遠地超過了辛亥革命時期前后的那些洋奴買辦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今天的這些洋奴買辦不僅要通過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來實現他們個人的先富起來，而且更要通過借助、挑動包括外國勢力在內的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首先打倒中國共產黨、打掉中華民族目前唯一的凝聚力量，然后再滅絕中華民族，從而保住他們先富起來的成果并解脫自己的原罪。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任何一個現代民族，都必須要有一種政治力量作為國家或民族的凝聚核心。辛亥革命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和歷史作用就是用事實教育了中國人民，在當今的世界上，一個想要繼續生存下去的民族，一個想要走向強大的國家，必須要有一種科學的、獨立的、能夠形成完整體系的思想作為主流信仰；必須要有一種具有自己民族特性的、能夠充分啟迪人的智慧、能夠充分解放人的思想的先進文化作為全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在還沒有一種新興的政治力量出現之前，在新興的政治力量還沒有能力取代舊有的政治力量之前，維護舊有的政治力量繼續作為國家或民族的凝聚核心，以聚攏和增強挽救國家或民族危難的力量，也未嘗不是一種正確地選擇。

近代以來，由于頭上壓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沉重的大山，因此中國人民遭受了人類社會最為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而在這三座沉重的大山中，不僅又屬帝國主義的這座大山最為沉重，而且還更成為了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另外兩座大山的倚恃，成為了中國人民反抗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最大障礙。因此中國人民若想翻身解放，就必須首先就要推倒帝國主義這座大山。辛亥革命之所以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之所以雖然驅除了韃虜恢復了中華，但卻絲毫沒有改變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絲毫沒有解決中華民族的挨打問題，絲毫沒有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就是由于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沒有認清當時中華民族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盡管孫中山也看到了民族壓迫問題是中華民族當時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所以才把民族主義放在了他所創立的用于指導推倒滿清皇帝的“三民主義”之首。但是孫中山卻不僅錯把中華民族內部滿漢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看做是了當時中華民族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看成了是造成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主要根源，而且更把滿清王朝頑固地堅持皇權專制制度、不實行民主、沒有賦予人民人權看成了是西方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欺壓滿清王朝的主要誘因。由于孫中山不僅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而且還更是西方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的一個虔誠的小學生，所以才天真地認為只要驅除了韃虜而恢復了中華，師從歐美白人世界而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然后再遵從儒家思想中“天地君親師”的倫理去虔誠地向西方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學習，那么西方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不僅就能自動解除對中華民族的壓迫，反而還能幫助中華民族的發展。因此當武昌起義爆發之后，遠在美國的孫中山卻不僅不急于返回國內主持革命大計，而是先在美國對美國的政界財界和日本駐美國的大使植原進行了一番爭取支持的活動之后，然后又不遠萬里地跑到歐洲的倫敦和巴黎等地，向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和英國的匯豐銀行以及法國的匯理銀行借款并尋求歐美列強在外交上的支持。但是由于歐美列強只是把中華民族當成了是一塊肥肉，卻并不是真正關心中華民族的民主和人權，也更不希望中華民族從此強大起來。所以，孫中山從美國到歐洲跑了一大圈，不僅沒有爭取到任何的外交支持，而且更是連一分錢也沒有借到，只落了個“光著屁股推磨，轉圈丟人”。

希望中華民族能夠實現繁榮富強之心，孫中山是虔誠的。希望中華民族能夠實現民主自由之心，孫中山是虔誠的。希望中國人民能夠實現幸福富裕之心，孫中山是虔誠的。希望西方和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對中華民族能夠抱有善意之心，孫中山更是非常虔誠的。也正是由于對西方和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抱有的幻想太多，由于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所宣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這些虛偽的東西相信的太深而沒有認清帝國主義列強的本質，所以孫中山才對西方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總是冷落他這個虔誠的小學生而扶植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張作霖等封建軍閥感到不理解，才沒有認識到西方及日本等帝國主義列強對中華民族的壓迫才是中華民族當時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才混淆了民族矛盾并把滿漢之間的這個民族矛盾看成是了中華民族所面臨主要民族矛盾，才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殘酷統治的主張，因此他所創立的“三民主義”理論才未能解決中華民族的挨打問題。直到后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影響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才在于一九二四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重新闡述了他早年所創立的“三民主義”，添加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公開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殘酷統治的主張。后來有人在解釋“三民主義”的時候，為了粉飾孫中山，硬說“三民主義”在孫中山創立之初的時候就具有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這種解釋不僅完全是胡說八道，而且也是對孫中山的最大侮辱。如果說“三民主義”在孫中山創立之初的時候就具有了反帝的內容，那么它所反的這個帝，也只是指滿清皇帝，而不是帝國主義。

改良與革命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改良只能是在承認舊有政治力量和在舊有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內來進行，而革命則必須要徹底否定掉舊有的政治力量并打碎舊有政治制度的框架。毛主席曾經說過：“不破不立”，“破舊立新”等。但能破就必須能立，能破舊就必須要做到能立新，否則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妨家老婆敗家子”。毛主席偉大的一個最主要方面，就是因為他能真正地做到了破舊立新，就是因為他不僅能率領中國人民推倒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這座最為沉重的大山、趕走了侵略中國的一切外國勢力、推翻了欺壓人民的國民黨政權、徹底鏟除了封建勢力而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夠領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創立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新文化，而且還能領導世界人民徹底打碎了殖民主義的舊枷鎖、徹底打倒了帝國主義的新霸權、徹底顛覆了歐美白人強加給全世界人民的大國霸權和強權政治這個國際政治體系而重新建立起了國家不分大小、民族不論強弱一律平等的、符合全世界所有民族共同利益的嶄新的國際政治倫理。因此，毛澤東才不僅成為了中華民族萬古不朽的民族英雄、成為了中華民族永久的守護神，而且更成為了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的守護神。舊房子固然不美觀，但是在沒有能力建起新房子的情況下就拆掉舊房子，其結果只能是無處躲風避雨。

日本是我國的近鄰，也是一個惡鄰。上天給中華民族安排了這樣的一個近鄰加惡鄰，是賜給中華民族的一部絕佳的反面教材，就是為了在中國的家門口懸掛一口警世鐘，以時刻提醒著中國人，避免溫順善良柔弱的中國人由于在溫柔鄉里住得太久，而忘記了這個世界上還有危險的存在。只不過令上天都會感到遺憾的是，中國人不僅經常會忘記這個世界上還有危險的存在，而且還由于長時間意淫而早已養成的習慣，總是幻想著小白兔能夠打敗大灰狼，灰太狼能夠愛上喜羊羊。

今天的中國一旦出現辛亥革命之后軍閥混戰的那種混亂局面，中華民族是否還有再一次浴火重生的可能？當今世界的嚴酷現實告訴了我們，這種可能性根本就不會再有。歷史盡管不能從頭才來，但是對歷史必須要進行認真地分析和總結；未來雖然無法提前看到，但是對未來必須要進行詳細地規劃和準確地預測，中華民族再也不能“摸著石頭過河”了，再也不能像鴕鳥那樣不敢正視這殘酷的國際和國內的現實了，未來也絕不可能再給中華民族一再改正錯誤的機會了。目前，世界上參與爭奪生存空間的民族越來越多，而且每個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的心情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迫切，手段也越來越多，爭奪的程度也越來越激烈。因此，中華民族只有時刻依靠中國共產黨這個中華民族唯一的凝聚核心而緊密地團結起來，只有時刻堅持毛澤東思想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唯一的指導，才能抓住并牢牢地把握上天賜給的每一次機會，才能努力去開辟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的美好未來，從而才能使中華民族在強者如林的世界上永遠生存下去，也才能使隆重慶祝辛亥革命的活動，繼續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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