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憶  沈  良  軍

           —— 一個窮學生從默默無聞到文革中成為

              學生領袖直至被資反路線湮滅的歷程

屈指算來，沈良軍已經離開我們40年了。

沈良軍1945年出生于孝感祝站一戶貧苦農民家庭，1963年，我們一起考入當時的孝感師范學校（今日的孝感學院），由于班級不同，很長時間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和姓，直到1964年學校召開春季運動會，在五千米長跑競賽時，我看見一個穿著一身土布衣裳，不穿鞋，只穿一雙土布長統襪在鋪滿碳渣路上跑在最后面一個戴著眼鏡、文弱瘦長的學生，出于好奇，我打聽，才知道他是631班的沈良軍。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工作組的統一布置下，在學生中掀起了一個揭露批判老師學生中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運動，沈良軍就在其列，其罪名是在讀書時，曾向幾個報社投過稿，是有典型的“成名成家”思想的人，他不服，寫出了“工作組把斗爭矛頭對準學生，犯了方向性錯誤”的大字報，并在開大會時與同學和工作組辯論。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他敢于同工作組作對，沈良軍一下子成了學校的新聞人物，這時，我才真正認識了他。

1966年6月初，地委召開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地委負責人指出：有的學校學生公然攻擊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這是不能允許的。并號召黨員、團員要同這種現象作斗爭。就在動員大會的第二天，沈良軍在城區貼出了“沈良軍反對工作組專場辯論會”的海報，地點定在城區體育館，海報一經貼出，體育館頓時人山人海，先是幾個學校的學生代表和沈良軍辯論，幾個回合過后，這幾個代表敗下陣來，接著一個干部模樣的人走上臺去，他提出了“工作組是黨派來的，是代表黨的，你們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學生應該在學校，你們在社會鬧，是不合規矩的”，沈良軍走上臺去，侃侃而言：“工作組是黨派來的，那就應該按中央要求辦事，中央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他們把矛頭指向教師指向學生，這不是明顯違背黨的指示嗎？而我們學校的工作隊隊長在作動員報告時，公開說：不要怕片面，兩個片面就是一個全面了“這不是公開與毛澤東思想作對嗎？至于說我們走入社會，是地委號召要與我們作斗爭，我在這里，就是要同他們作斗爭，是讓廣大群眾知道真象的”。一席話，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那個干部模樣的人，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離開了會場，這次辯論會后，孝感城區人也就都知道“師范有個沈良軍，口才好得不得了！”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沈良軍轟動孝感乃至在全省小有名氣的，是在反對抓南下一小撮的辯論會上，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北京一批學生南下串聯，發動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以王任重為首的湖北省委頓時慌了手腳，他們層層布置，要各級黨委反對學生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孝感地委也緊急行動起來，號召各學校要抵制和揪出與“南下一小撮”有聯系的人，沈良軍堅決反對，也是在地區體育場文革接待處旁，在幾千人的場面上，他與地區干部辯論，他講：“1、毛主席號召五湖四海，地不分南北，提出抓南下一小撮，這本身就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2、文化大革命是全國性的一次大運動，相互交流經驗非常正常，北京的學生把他們先進經驗向全國傳播有何不可；3、心中無鬼不怕鬼，你是正確的，就不怕任何人反對 ，怕北京學生，說明本身有鬼，見不得人，見不得陽光；4、文化大革命主要任務是揪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而湖北省委、孝感地委要揪的是“南下一小撮”，你們這樣作，難道不是倒行逆施嗎？5、北京的學生可以南下傳播經驗，南邊的學生也可以到北京學習經驗，南北交流，是學生運動的正常途徑”。沈良軍慷慨激昂，語氣堅定，那氣定神閑，鏗鏘有力的話語使在場的人無不傾服，頓時場上掌聲驟起，支持沈良軍的口號響徹廣場，這與我平常眼中高度近視、文弱書生模樣的沈良軍完全變了樣，多少年來，他的這種高昂斗爭精神和振臂一呼的形象總是浮現在我面前。

文革中，紅衛兵在全國興起，由于沈良軍種種叛逆行徑，理所當然的被排斥在紅衛兵之外，沈良軍不服氣，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成立了“紅兵”戰斗隊——孝感地區最早的造反派組織；也是他最早到工廠串聯和絲棉社工人馮水清等人一起，籌組起“紅色工人”的造反組織的。

文化大革命中，學校造反派組織林林總總幾十個，在實現大聯合的過程中，由于沈良軍的影響和人格魅力，最后合并成井崗山兵團，沈良軍也理所當然地被公推為兵團的一號勤務員，以后又被推薦結合為東風地區革委會常務。

反二月逆流時，軍宣隊在學校竭力鎮壓學生，千方百計挑動學生斗學生，沈良軍帶領井岡山幾百名成員，在十五軍軍部靜坐，開始軍隊領導不理不睬，最后在方銘家里找到方銘（時任十五軍軍長），方銘見到我們后，第一句話就說：“你們沖擊軍隊，我不找你們算帳，已經算是對得起你們了，你們還要到我家里鬧事，我隨便一個電話，就可以把你們抓起來，再說：你們反對軍隊，我們也是按軍區的要求辦的，軍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要錯也是上面的錯，你們看著辦就是了”。沈良軍針鋒相對的說道：“我們來是向你們反映情況的，你們不理不睬，我們只好找您最高長官了，我們來到這里，就是準備被抓的，你們不解決問題，我們決不離開，你看著辦就是了”。看見態度強硬的學生，方銘作了妥協，他答應把駐校軍代表請回，要求他們解決問題；并說：“如果問題不解決，你們再來不遲”。經過斗爭，軍宣隊轉變了態度，再也不敢在學校挑動學生斗學生了。七·二○以后，為吳焱金來孝被圍攻和對方銘在孝感支一派打一派，我們在方銘家找到方銘，沈良軍直言不諱地批評方銘時，方銘又說：“軍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上面怎么說，我們怎么辦，你沈司令這樣亂搞胡來，以后不會有好結果的。”沈良軍義正辭嚴地說：“方司令，七·二○以前你也是這樣說的，結果犯錯誤，您現在不這樣說，你革命一輩子，怎么還是跟人不跟線呢，我看您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一番話說的方銘滿臉通紅，以后歷史證明了沈良軍的預言是準確的——九·一三事件后，方銘因上賊船而被清查。

  沈良軍是一個有獨立見解的人，七.二○事件后，少數造反派同學因勝利忘乎所以，把原來被壓挨整的怨氣出在部分對立面的同學身上，使用暴力毆打對立的同學，當我們把下面發生的這些情況反映給沈良軍時，他態度非常鮮明：“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打壓對立面的同學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應該堅決制止”。他及時召開會議，對亂斗亂打同學老師的人進行了嚴厲批評，他還到發生打人事件比較嚴重的班級作工作，向被打者賠禮致歉，656班的段邦林同學，也是被打者之一，沈良軍向他賠禮致歉后，他感動的說：“學校的生活時間是有限的，同學之間的情誼是永恒的，既然沈司令都向我們賠禮，我們個人之間的委屈就算不什么”。從此，他成了井岡山兵團堅定的一員，直至在六八年血洗大修廠時，為保衛學校而獻出了年輕生命。在武裝左派、部隊向部分群眾發放槍支時，沈良軍也旗幟鮮明的表示反對：“把槍發到群眾中，這是錯誤的，說不定今后會血流成河”。以后事態發展證明他的說法是正確的。

盡管當時紅旗雜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都提出“武裝左派”的主張，沈良軍也不以為然，他說：“自古到今，軍隊用槍。百姓有槍，天下恐慌”。一次在議論中央領導時，沈良軍曾說過：林副統帥今后不適合當領袖，他認為領袖站起來是座山，沉下來如同一片海，而林彪的形象氣質都不具備這一點，后來，這還被作為他的“三反言論”之一，多次被清查。

沈良軍也是一個很注意斗爭策略的人，例如地區部分機關干部組成的紅色造反司令部，七.二○事件前夕才從機關干部中殺出，很多人認為他們是機會主義者，不是造反派，而沈良軍的觀點是：造反不分先后，革命不論遲早，他們從資反路線中沖殺出來，我們理應歡迎他們，一視同仁的對待他們，這一主張，得到機關干部廣泛的歡迎與支持，他還主張學生應該到工廠農民中去，尊重工人和農民，要多和他們交朋友，結成同盟軍。在對待機關紅司和如何對待駐軍部隊及軍分區支持地方造反派問題上，孝感地區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兩派，井岡山在社會上處于少數派。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沈良軍深入到機床廠、柴油機廠、電力公司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同工人領袖交心談心，經過艱苦的工作，得到了以熊協生為首的機床廠；以王鋒、熊樵為首的電力公司；以何正清，夏華爽為首的柴油機廠造反組織頭頭的支持， 1968年國慶節前夕，省里分配孝感有一個參加北京觀禮的名額，幾個造反組織爭論不休，相持不下，沈良軍明確表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應該推工人代表參加，最后達成一致，由電力系統推薦了一名赴京代表。正是因為得到廣大工人、農民的支持，在長達幾年的圍困中，井岡山和師范學校能巋然而安，沒有他們的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對立派的同學雖然貼過他“偷雞摸狗的沈司令”，說他把別人的衣服據為己有等等，也整理過他的“三反言論集”。對此，他淡然置之，我曾經給他說過：“這些東西非常影響你的形象，你應該寫東西澄清一下”，而他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好的說不壞，壞的說不好，我是什么人，歷史自會還他公道的”，從而淡然置之。

在那群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年代，沈良軍是十分注重生活作風嚴謹的，他曾經說過：“現在黨委垮了，學校就靠我們撐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對立面看著，老師看著，自己人也看著，各戰斗隊頭頭最好都要注意生活作風問題。要求嚴一點，是沒有壞處的”，在日常生活中，他從不與女同學開無謂的玩笑，致使有的女同學說他難以接近，他一個人一個房間，學校的一部鋼琴原在教室里，什么人都可以彈，弄得灰塵滿面，破損嚴重，他找來幾個人，把鋼琴抬到宿舍里保存起來，然后有時間就看書寫字，從不和別人扯是絆非，快畢業時，我曾經問過沈良軍：“同學中追求你的人不少，愿不愿意談一個？”他說：“我在同學中，已經是這個形象了，我不離開這里，就永遠是這個形象。再說：我已經與武漢一師的孫松談了，她是一個很漂亮很有思想的人，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互相了解，謝謝你的關心”。他給我看了照片，那是一個扎著雙辮，眼睛大大而非常文靜漂亮的女孩，在他的帶領下，整個學校各個戰斗隊都絕少緋聞發生，為當時社會交出了“師范學生是規矩的，正派的”一份滿意的答卷。

就是這樣卓越的一個學生頭頭，一個在文化大革命風浪中成長起來的造反派學生，一個被原軍分區司令員朱建功評價為“難得的學生領袖”的人。一九六八年，我們分工離開后，他被分到孝感二中（現孝感一中），與武漢一中學老師孫松結婚后，失去了同學的幫助與開導，在宣傳隊掀起揪“五.一六”、“北決揚”和清查沈良軍“三反言論”及不斷辦理學習班的高壓下抓不住他的任何問題，然后就誣他與一個50多歲的醫務工作者有男女作風，在這種種的輿論逼迫下，一九七一年元旦后，在孝感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死時不到30歲，可憐他的父母親知道消息后，頓時哭昏過去，多少年后，他的家庭都背著沈良軍在文革中有罪、畏罪自殺的黑鍋，對他家里成員以后各個方面中制造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父母也因為思念兒子，早早離開人世。對沈良軍，究其死因，我想：或許沈良軍如一個斗士一樣，離開了那個熟悉的斗爭環境，萬念俱灰了吧？或許覺得“我在師范，一身清譽，而在這里，清譽被毀，活著還有什么意義？”或許：“文化大革命象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會有善終的，不如及早解脫為高”，等等，但真象如何，也只能“或許”了……

一切似乎都結束了，但，作為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看著這些從草根成長起來，不是英雄而實為英雄的人離去，總覺得：活著的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而應該為維護他們真實形象而努力的活著和應該深深的緬懷他們！

筆者：張捷

時年64歲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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