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始末

作者：[文鋒]（2006-06-05 19:08:19）

    在共和國前27年的歷史中，無論是我國取得的輝煌成就，還是走過的曲折道路，無不與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密不可分。這期間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政治運動等，毛澤東都是最高的決策者和主要的推動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不例外。這場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了20余年、曠古未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從由來到興起，一直與毛澤東的指示密切相關。

    由于歷史視角的不同，人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和評價至今存有嚴重分歧。有的人著重從知識青年個人的前途與際遇出發（或認為從事農業或當農村會計、赤腳醫生等，是荒廢青春、摧殘人才等），基本否定這場運動；有的人從國家需要與農業發展著眼，對其采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本文試圖從宏觀上客觀記述這場運動的由來及興衰，以期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一）五十年代中，毛澤東一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鄉”成為廣大知識青年的自覺行動

    作為一場曾長期震撼中華大地的大規模青年運動，“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建國后的歷史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善于“破壞”舊世界，也善于“建設”新世界。1953年，在國民經濟得到恢復的基礎上，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工業經濟進入起飛發展的關鍵期；1955年，作為“破除迷信的一年”，我國又迎來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漲“怒潮”，一年等于幾年的合作化速度，成就了“雞毛也能飛上天”的豪言、壯語……

    但在中國工業經濟和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個尖銳矛盾和問題：一方面，隨著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廣大農村急需大批勞動力，特別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識青年。一個會計，一個記賬員，都使那些曾苦大仇深的莊稼漢們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另一方面，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管很快，但其規模和結構尚不盡合理，中小學生的入學率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發展一時還不能滿足需求。這就使相當一部分中、小學生畢業后的分配和就業，成為一個大問題。而且，隨著建國后醫療水平的進步和嬰兒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這個問題愈來愈突出。據統計，僅1955年一年，全國就有57萬中學畢業生和236萬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

    供求雙方的問題各執一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便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了。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明確指出了中、小學畢業生的未來出路和理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必須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困難的。”而“農業生產對于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量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這里，盡管尚未明確提出“上山下鄉”，但卻要求各地青年組織，幫助城市中的中小學畢業生“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和工作。”

    這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進一步肯定了知識青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里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12月，毛澤東又在《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更明確地指出：“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澤東這兩個按語一發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便作為一個精煉提純的口號，迅速在全國廣大知識青年中高喊起、流傳開，并成為當時一些熱血青年的自覺行動。

    實際上，早在《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指示發表前，就有一些知識青年主動提出過“下鄉墾荒”的請求。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區西黃鄉22歲的共產黨員、鄉長兼團支部書記楊華和李秉衡、龐淑英、李連成、張生等5名青年，即聯名向共青團北京市委遞交了一份申請書，請求批準他們“組織發起一個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到邊疆去墾荒。申請書慷慨激昂地寫道：“當我們知道祖國有10億畝的荒地在邊疆閑著睡大覺，我們就恨不能馬上跑到邊疆去……我們知道，到邊疆墾荒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我們的祖先已經給我們拼出了16億多畝的土地，他們經歷了多少艱苦？耗盡了多少心血？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知識青年，我們不是那種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老守著熱炕頭的人，我們有志氣做一名志愿墾荒的先鋒隊員。”

    8月16日，《北京日報》等全文發表了這份申請書和團中央領導接見他們時對其墾荒要求的答復。團中央接受了他們的申請，并決定盡快組織城市青年進行“下鄉墾荒試驗”。

    該消息一發布，立即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短短幾天中，北京市自愿報名參加墾荒的青年即達587人，超過試驗需求人數的近10倍。隨后，北京團市委即從這些志愿者中選拔出60名年輕力壯、思想端正的青年，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并于8月30日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會上，團中央書記胡耀邦作了《向困難進軍》的講話，勉勵他們發揚“忍受、學習、團結、斗爭”的精神，克服困難，在黑龍江的荒原野嶺上安家落戶，多做貢獻。

    9月4日，北京青年墾荒隊抵達黑龍江省蘿北縣鳳翔鎮南10公里的團結村，正式建立起“全國第一個墾荒點”。從此，“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長野草不長糧”的荒涼北大荒，燃起了志愿墾荒的第一堆篝火。

    星星之火，迅速潦原。全國各地的城市青年紛紛向邊疆、荒山挺進……隨后，天津、河北、湖北、山東、哈爾濱等10多個省市的團組織，也相繼組織了50余批、約37000余人參加遠征墾荒。次年初，浙江省溫州市的知識青年還組成了赴大陳島的志愿墾荒隊。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鄉上山”的提法。其中寫道：“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該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在黨中央的號召和各地熱血青年的感召下，1956年一年中，全國就有近20萬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墾荒隊伍中來……

    應該說，此時黨和國家號召和鼓勵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其主旨是從解決城市青年學生的就業和加強農業生產的角度考慮的。一批批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一塊塊處女地被挖掘開墾，一片片荒原長出綠油油的莊稼，起到了一舉多得、一興百順的作用。

    進入1957年，毛澤東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講話中，開始強調青年學生參加農業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等問題。這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劉少奇主持寫成的《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社論，指出：“就全國來說，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為了貫徹上述精神，團中央隨后分別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個大城市，開始進行有計劃地“動員”城市青年插隊下鄉的試點工作。當然，此時知青下鄉的基本方向，主要還是參加邊疆建設、開墾荒地和支援少數民族地區建設，而“直接插隊落戶到農村”的人還很少。

    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曾一度中斷。一時間，城市的勞動力竟然頓顯緊張起來。于是，全國各地又先后從農村中招收了2000余萬農民工進城。

    進入60年代，適應糾正黨的工作中嚴重的“左”傾錯誤和解決因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經濟困難，黨中央、毛澤東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其中的內容之一就是“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學或就業的青年，有條件的可以下鄉或者安置到農場勞動。”此后，“上山下鄉”再度在全國興起，且直接下鄉插隊的人員逐年增多，形成了“文革”前上山下鄉的一個小高潮。

    有資料顯示：在1962年至1963年間，全國共動員上山下鄉人員30萬人，直接插隊落戶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間，全國共動員下鄉、回鄉人員68萬余人，其中知識青年32萬余人。1965年，僅到8月份，下鄉的知青就有25萬余人……這樣，至“文革”開始前，不僅將2000余萬在“大躍進”中從農村招來的人員全部動員返回到了農村，而且還動員了近200萬城鎮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上山下鄉?！度嗣袢請蟆吩鵀榇税l表文章《百萬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成為新型農民》，稱：到農村去，已在我國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革命高潮，“它是推行黨的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大事；它為我國知識青年開創了一條最廣闊的革命化道路。”

    這期間，隨著城鄉四清運動的開展，上山下鄉越來越多地被賦予政治理念和“革命”色彩。下鄉的知青中，出身“地、富、反、壞、右”等家庭成分的青年在知青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以后，隨著社會上階級斗爭的調子越唱越高，這些人的家庭原罪感也越來越強。因此，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對待，盡可能擺脫家庭的陰影，或為改造思想、證明自我，城市中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更多、更積極地選擇了上山下鄉道路。

    為了推動知青下鄉的深入進行、解決具體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于1965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這是“文革”前召開的唯一一次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大型會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接見了與會同志，周恩來曾兩次聽取專門匯報，顯示出黨和國家對上山下鄉問題的高度重視。這次會議，討論、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問題，認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上山下鄉，是城鄉勞動力安排的一個重要方面，應納入下鄉勞動的整體規劃中。同時，會議檢查了近年來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務，并計劃當年再安置54萬余人。

    在安置方向上，會議要求要盡可能地與建設穩產、高產農田、大搞樣板田相結合，與國防建設、占領山頭、下海、下湖相結合，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可操作性措施。如：重申“要堅持自愿原則，不能搞強迫命令”；強調安置方式要因地制宜，可集中插隊、分散插隊、投靠親友、建立純知青為主的生產隊和國營農場等。同時強調，動員城市人員下鄉不能向農村“甩包袱”，不能安排老弱病殘和勞教人員下鄉等等。這對研究、解決上山下鄉工作中的存在的某些問題、確保知青下鄉工作的順利開展，具有積極意義。

    然而，在指導思想上這次會議也開始暴露出一定問題。主要是，會議片面強調了政治掛帥，而對知青物質待遇的長期考慮和規劃嚴重不足。但無論如何，從總體來看，到此時為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還是健康的、積極的、平穩的。廣大知識青年的思想也是穩定的，他們中的大多數確實是真誠地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自覺自愿地走向邊疆、扎根邊疆、建設邊疆的，并為減輕國家就業壓力、加強農業生產，做出了寶貴貢獻。 

    （二）“文革”期間，以解決城市就業為主旨的“上山下鄉”，逐步演變成為一場“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

    作為解決城市勞動就業的一項重要舉措，“文革”開始后，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革命大批判”的開展和全國上下“造反奪權”的進行，上山下鄉幾近中斷。

    那時候，人們的注意力一齊轉到運動方面，而此前下鄉的知青也紛紛趁機“回城”參加“革命”，并迅速融入到瘋狂的造反洪流中。同時，隨著時間推移，黨和國家知青政策中忽視其物質待遇的問題也日益顯現，有些到邊遠貧困地區插隊的知青，因實際生活困難而開始上訪、請愿，要求回城工作；有的知青甚至還借故長期滯留城市。因此，在1966年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兩年中，《人民日報》盡管也曾有過知青下鄉的零星報道，但各地下鄉人數極少。上山下鄉基本處于停滯、半停滯狀態。

    “文革”高潮過后，毛澤東的一條“最新指示”，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再次在全國范圍內廣泛興起，并使其與“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運動相結合，逐步演變成為一場知識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大字標題刊出《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報道文章，該文在編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章說：“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同時，為了造成強大聲勢，當日《人民日報》還用很大篇幅組織了另外兩篇報道：一篇是介紹甘肅省會寧縣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踴躍下鄉、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情況；一篇是介紹陜西省西鄉縣革委會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經驗。在其后幾天里，《人民日報》等連續不斷大量報道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

    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就像一道最高的動員令，又似一股強勁的旋風，給近乎停滯的上山下鄉撐起風帆，注入動力。于是，廣泛的輿論宣傳和毛澤東最新賦予的政治使命，使時斷時續的上山下鄉工作，最終納入大搞群眾運動的軌道。

    如果說，50年代以來的上山下鄉，主要還是屬于國家的一種調控政策、一種經濟范疇的人事措施的話，那么“文革”高潮過后再度興起的與“文化大革命”同步進行的上山下鄉，其性質則遠遠超出了勞動就業的范疇，真正演變成一場名副其實的“政治運動”了。

    這是一股奔騰不熄的洪流。裹挾其中的，不僅僅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中專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會青年，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廣大醫療、文教工作者，國家干部及一些受到運動沖擊的“專政對象”……于是，從一望無際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開屏的西雙版納，從天山南北的戈壁綠洲到南疆海島的橡膠林場，從呼倫貝爾盟大草原到西藏的世界屋脊，從西北的黃土高原到南國的紅土地帶，從黃河之濱到揚子江兩岸……到處都是知青的足跡和身影。

    毛澤東“最新指示”發表不到半年，《人民日報》即宣布：全國大中城市下鄉落戶的知青，已超過文革前10余年下鄉知青總數的“幾倍到幾十倍”，數百萬大中學生“浩浩蕩蕩地奔赴祖國內地和邊疆的廣大農村。如今，每一個農村人民公社，每一個農場、牧場、林場，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戶、同工農群眾并肩戰斗的知識分子。這是我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偉大創舉，揭開了我國青年運動史的新篇章。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到1970年5月，全國共有5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個數字比“文革”前5年下鄉青年的總和還多3倍。

    這一時期的上山下鄉，主要是采取“直接到農村插隊落戶”和“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兩種形式，同時也著手進行“建設知青國營、集體農場”的試點。關于該時期上山下鄉的情況和問題，在1970年4月1日國家計委的軍代表給毛澤東、中共中央寫的《關于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報告》中，有著比較全面的反映。

    這份報告，首先肯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促進城鄉斗、批、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將產生深遠影響。”同時，報告對有些知青不安心扎根農村和邊疆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一是階級敵人的挑唆和破壞；二是城鄉資本主義和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三是劉少奇“讀書做官”和“下鄉鍍金”等修正主義思想的余毒尚未肅清；四是一些地方領導思想認識不足，對知青的生產、生活和學習重視不足，關心不夠。

    為此，報告提出了九項政策規定。其中，除了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對上山下鄉工作給予充分重視，要求知青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認真改造世界觀”，要求各地區要相互學習、交流經驗、制定規劃、發展生產、增加收入、減輕當地群眾負擔等等外，著重對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性改進意見。如：報告要求各級領導，要極端重視知青在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切實做到“同工同酬”；明確要求知青的口糧，不得低于當地單身勞力的實際吃糧水平；要求嚴厲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的各種不法行為，對強奸下鄉女青年的要依法嚴懲，對知青女青年“進行逼婚、誘婚的，要堅決進行批判斗爭”；同時點名批評了一些單位對類似事件處理不當、對壞人打擊不力等問題。

    報告強調，國家撥給知青的安置費用，必須切實用在知青的生產、生活方面，對有的地方隨便挪用、克扣、揮霍浪費甚至貪污知青安置費現象，進行了嚴厲批評。

    報告明確提出，對于出身成分不好但現實表現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識青年，不得歧視；并要求各地，盡快對當地知青的情況進行一次普遍檢查，切實解決存在問題，盡快對今后的工作做出規劃。

    從這份報告中，我們能夠比較清楚地“窺見”到當時上山下鄉的一些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盡管在“文革”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但在“文革”中，由于運動來勢很猛，加上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各級領導只關注、重視知識青年的“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觀”了，甚至認為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改造人的思想，達到再教育的目的。因此，對一些下鄉插隊到偏僻、邊遠和極端貧窮地區的知青，各級領導沒能給予應有的關照，致使一些知青家長和知青難以安心。

    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為當時某些地區知青的生產、生活情況留下了一個典型事例。

    李慶霖，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下林小學的一名教員。他兒子李良模是1968年屆的初中畢業生，1969年到本縣山區萩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1972年12月20日，他給毛澤東寫信告“御狀”，反映其兒子在下鄉點遇到的生產、生活困難，主要是口糧、住房和錢的問題。這封信有1700余言，現擇要摘錄如下。

    信中說：“在孩子上山下鄉后的頭11個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37斤），生活費是國家發給的（每個月8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吃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整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里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但第二年，國家停止了知青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放，知青“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在每一個頭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李慶霖在對黨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表示“完全擁護”后，建議：“對孩子上山下鄉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同時，信中還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后門”現象等不正之風，表示出對上山下鄉過程中一些問題的憂慮和牢騷。李慶霖說：“在我們這里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練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依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都先后優先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這么一來，就單剩下了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

    正是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隨著對實際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榮”的思想開始滋長，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現了有背景、有關系的知青在參軍、招工、招干中“拉關系”、“走后門”問題，社會上的各種不正之風開始泛濫抬頭。自此，“神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遇到現實問題的嚴峻“挑戰”。廣大知青自50年代以來那種“扎根農村一輩子”的革命熱情和激情，退卻了。與此同時，一些本來被認為是“根紅苗正”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面對回城無計、走后門無望的狀況，也變得浮躁和“桀驁不訓”起來。于是，在70年代中，各地知青均程度不同地出現了如偷竊、群毆、賭博、流竄、淫亂等荒唐行為。其中的“偷竊”，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跳豐收舞”。即：一個或幾個知青，在秋收后，到田間或農民家里，“明拿暗搶”糧食、蔬菜、水果、家禽等農副產品，供自己享用或分享。同時，他們并不把這種行為看作不光彩的“偷盜”行為，反而認為很正常并得意洋洋、津津樂道……

    一些知情的不良行為，給當地的社會秩序、日常生活帶來一定混亂，也極大破壞了知青和上山下鄉的聲譽，致使一些地區的知青同當地農民、干部的關系緊張起來。一些集中安置地區的干部、群眾，從起初對知青熱烈歡迎，變為現在存有看法，并開始對其敬而遠之。

    在這種情況下，李慶霖給毛澤東的“千言書”，為黨和國家調整知青政策提供了契機。

    這封信，經多方周轉，終于到達毛澤東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復信：“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類似事件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李慶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澤東、黨中央和國務院，直接、真實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并開始著手解決。

    毛澤東復信后，周恩來便受毛澤東的委托，很快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精神及具體的“統籌解決”辦法。5月，在中央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形成了《關于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讓各省討論。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1973年第21號文件，轉發了毛澤東給李慶霖的復信，隨同下發的還有“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關于認真學習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必須認真組織有關部門宣讀學習，結合本地知青工作實際進行研究討論，并擬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派2人到中央匯報和解決有關問題。

    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省市區討論研究的基礎上，7月，國務院主持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制定出一些“統籌解決”的具體辦法，24日形成了《國務院關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號文件形式轉發了這個報告，要求各地“嚴格全面地（對知青問題）進行檢查，抓緊解決目前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

    報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近幾年知青下鄉的基本情況。稱“全國已有800多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這些知青中，“已有59000多人入黨，830000多人入團，240000多人被選進各級領導班子。”第二部分著重闡述了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認為“在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充滿了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斗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反修防修的一次偉大戰略部署。”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會議共提出了六條統籌解決的舉措，同時起草了《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和《1973到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初步規劃（草案）》。這六條措施是：（1）嚴格進行檢查，總結經驗，加強領導。規定：“縣以上黨委，都要建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和得力的辦事機構，并由一名書記主管。”（2）切實解決下鄉知青的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實際困難。對已經下鄉插隊生活困難的，國家要給予一定補助，今后的安置費也將適當增加。（3）大力加強對下鄉青年的培養教育。（4）堅決剎住各種不正之風。今后要嚴格制度，對于違反制度“走后門”者，“不但要把他們的子女退回去，還要給予紀律處分。”（5）發動群眾，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犯罪活動作堅決斗爭。（6）今后每年都將有大批的城鎮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要作出長遠的安置規劃，并同國家的整個經濟建設、開發邊疆和文教科研的規劃銜接起來。

    可以說，這次會議有限度地統籌解決了下鄉青年生產、生活方面的一些實際困難，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較明確和具有可操作性的，這對解決當時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的問題，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上山下鄉正處于高潮時召開的一次會議，因此對于問題的解決是相對的，不可能終止這場運動。相反，會議還要求要作出長遠規劃，繼續大規模展開，并對上山下鄉政治意義的認識越拔越高。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現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雋、金訓華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進典型的基礎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現出一些“敢于同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立志扎根農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澤等，并在全國知青中掀起了一個“扎根”、“決裂”的浪潮……

    （三）知青的歷史奉獻功不可沒！但隨著“大返城”的呼聲日高，進入80年代，轟轟烈烈的運動悄無聲息地走向消亡

    必須指出：盡管由于我國幅員廣闊、情況復雜，各地知青在下鄉過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體來看，廣大知青為了體諒國家困難和響應黨的號召而作出的巨大犧牲和歷史性奉獻，是不能抹煞的。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無論是他們在“文革”前自覺自愿“下鄉墾荒”，還是在“文革”中響應號召或被“動員”，也無論是廣大知青在以后的歲月中自感青春荒廢，還是他們始終無怨無悔，有一點是我們所不可否認的。這就是：參加到這場運動中的絕大多數人，最初都曾是力圖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按照時代的需要，去努力塑造自己的。“扎根農村干革命，青春獻給新農村”，“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哪里去安家”，是他們在廣闊天地中隨時修正自己人生航標的行為指南。在新中國剛剛誕生的創業時期，在廣大農村和農業發展需要他們貢獻力量的時候，在黨和國家尚處于困難的時刻，一直在城鎮里長大的孩子們，以自己孱弱的身軀，同農村、邊疆的父老鄉親一道，支撐起了共和國大廈。他們將自己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和聰明才智，都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農村和邊疆的建設事業。因此，廣大知青們那種為國分憂、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那種“愿做祖國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的高尚情懷，以及他們在祖國的天南地北、山山水水間留下的光輝業績，是永遠值得后人尊敬和學習的。

    我們不能忘記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基本國情。那是一個剛剛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的國度，不僅缺醫少藥，而且人民的生活還處在極度的貧困中。經過此前100余年的戰亂紛爭，經過一系列西方列強的瓜分掠奪，曾是文明古國的中國，財富幾乎被洗劫一空，其國民的文盲率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小畢業生便被稱為“知識分子”。而在廣大農村中，就連高小畢業生也極少。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和起點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僅僅經過10余年的艱苦奮斗，便使我國的工業經濟得到了飛躍發展。然而，我國的廣大農村卻依然落后，農產品產量的提高還依然是一個緊迫的任務，農業科技的推廣依然任重道遠。我們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廣大知識青年的無私奉獻、上山下鄉，給廣大的農民和廣闊的農村，帶去了急需的科技知識，帶去了許多新的思想、新的信息……

    在千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的知青后來當上了民辦教師，成為貧鄉僻壤中一顆傳播文化的種子；有的當上了“赤腳醫生”，為缺醫少藥的農民排憂解難，解除病痛；有的成了農業技術人員，在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應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績；有的被推選為生產隊會計、保管，成了農民和農村的“紅管家”；有的被選拔到農村的各級領導崗位，成為深受農民歡迎、愛戴的帶頭人；有的則在社隊企業中積極奉獻、大顯身手，成為后來鄉鎮企業的開拓者、奠基人。可以說，在當時農村的各條戰線上，都涌現出了一大批先進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如果我們站在國家的角度，怎么能說他們就一定比呆在城鎮當工人，或成為專家、學者更有價值呢？而其中更多的知識青年，更是以一個普通農民的姿態默默耕耘著，以他們辛勤的汗水澆灌出來的農產品，無私地支援著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同時，往往被人忽視的是，還有一大批下鄉插隊到祖國海島邊疆的知識青年，他們曾與千百萬復轉軍人一道，流汗流血，“屯墾戍邊”，為捍衛祖國的邊疆穩定和領土主權，構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長城。1969年，當蘇聯正準備從新疆和內蒙古對我發動突襲時，忽然發現在我東北、內蒙古和新疆一線，布有幾百萬“中國部隊”（實際是身穿無領章帽徽的綠軍裝，一手握鎬、一手拿槍的屯墾戍邊戰士和下鄉知青）時，極為驚恐，他們自以為中國早有準備，便再也沒有發動戰爭的勇氣了……

    尤其值得人們崇敬和懷念的，是那些為搶救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而英勇犧牲的知青們，他們將自己的全部青春、熱血，都無私地獻給了為之奮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功績和英名！

    另外，千百萬知識青年從城市到農村，從學生到農民，也經歷了一場極為艱難的心理磨練歷程。正是在這一歷程中，他們的思想、體能、生活和感情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在下鄉中真切體會到了中國農民的艱辛，從而增強了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激發起了強烈的變革農村的愿望和責任感。因此，他們中盡管不乏“請愿回城”者，但還有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到改變農村貧困面貌的艱苦斗爭中去的熱血青年。同時，也正由于他們經歷了如此長期的艱苦磨練，才使他們真正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并養成了一種關心國家、樂于奉獻、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品格。這是目前全社會對他們的公正評價。正是由于有了這種品格，所以在他們中間，那些走上領導崗位的，能夠保持艱苦樸素、聯系群眾、清正廉潔、身體力行的好作風；那些后來上學深造的，能夠珍惜時間，勤奮學習，努力做到學有所成；那些進入商界的，也能夠憑借自己扎實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業精神，獲得顯赫的成就?？梢哉f，在我國目前的各行各業中，都有出身于知青且表現突出的勞動者。如今，他們已是共和國的中堅，正發揮著承前啟后的作用。

    當然，隨著“文革”的結束和知青本身那種高昂熱情的退減及國家對個人利益的重視等，70年代末，各地陸續出現了更大規模的要求回城就職就工的“返城風”。其中，尤以1979年以后為甚。

    這種部分知青要求回城的現象，早在“文革”期間就曾出現過。1973年，經過對全國范圍內知青工作的大檢查，國家的一些有關政策得到了基本落實，但仍有一些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隨后不久，有關知青的情況和問題再次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反映到毛澤東、黨中央和國務院那里。

    1976年2月，距逝世僅有半年多時間的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報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后開一次會，給以解決。”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鄉，才是解決知青問題的根本辦法；而中止了它，又無疑會帶來一系列新問題。就是在這種矛盾困惑中，帶著深深的遺憾，毛澤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再次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必須堅決貫徹執行。”而當時推行這一政策和解決此類問題的辦法，就是也只能是大力加強堅持扎根、反對拔根的“思想政治教育”。

    “高考制度”的恢復，為知青的未來出路增添了一條重要渠道。此后，部分知青通過高考而進入各高、中等學校學習。同時，隨著城鎮招工指標的擴大，一些老知青也開始回城工作。這樣，就使得尚在農村和邊疆中的知識青年，在思想上產生了很大波動。

    在這種情況下，1977年12月，國家計委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所形成的給中央政治局的《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中，提出了知青就業要按照“面向學校、農村、邊疆和城鎮招工”的原則。第一次朝著調整上山下鄉政策邁出了重要一步。同時，這份“匯報要點”還曾指出：“今后，城鎮新成長的勞動力，除了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和在城鎮安排外，可以組織他們參加工業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鐵路建設，用他們代替一部分民工。目前，留在農村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有900萬人，要切實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使他們安心于農業。”這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廣開就業門路、減少上山下鄉人員的思路。同時，也改變了過去那種一邊上山下鄉、一邊又招民工進城的不必要的“城鄉勞動力大對流”現象。

    規模宏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牽涉到中國千百萬知青和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利益，也牽動著毛澤東之后黨和國家歷屆領導人的心。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歷時一個多月時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再次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大型會議。這次會議，首先對上山下鄉工作作了一個基本估計。指出：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成績是主要的。”全國共計17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在農村三大革命實踐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將文化科技知識帶到了農村，成為農業戰線上一支重要力量；他們在開發邊疆和山區，建設草原林區，建設糧食和橡膠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成績，涌現出了一大批英模人物。特別是在保衛邊疆、鞏固國防上，廣大知青立下了功勞。

    但，這次會議也有幾點引人注目的變化：（1）“隨著四個現代化的逐步實現，隨著社會勞動力結構的逐步改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將逐步減少。”同時指出：要達到這種地步，必須有個過程。（2）“今后，城市中畢業生的安排，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四個面向的原則。留城面要逐步擴大。”“有安置條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動員上山下鄉。”（3）要辦好“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飯、集中學習、分散勞動）的知青點，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隊”。（4）“各地要奔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積極妥善地解決好尚在農村的廣大知青的生產、生活困難。“對1972年以前下鄉的優先安排，兩年內解決。”（5）“大專院校招生、選送出國留學生，要照顧同等條件的下鄉知識青年。”（6）“對于迫害知識青年的案件，要認真查處。罪大惡極的，要堅決鎮壓。”

    同時，會議期間制定的《國務院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中，也有一些更明確的政策出臺。如：凡是獨生子女、父母雙亡的、歸僑學生、中國籍的外國子女，均不列為下鄉對象；家庭確有困難和病疾不能參加勞動的家庭，可以照顧留城；下鄉知青通過業余學習達到高校畢業生同等水平的的，要發給證書，承認學歷，用其所學；已選拔為公社以上機關的脫產干部的知青，經考察并經主管部門批準，給予定職定級；1985年之前，對知青農場和企事業單位，堅持“三不政策”，即不交稅、不上交利潤、不負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單位從知青中招工，要照顧下鄉時間長、困難大的知青，并要適當放寬招工年齡和擴大招收女知青比例，合理解決下鄉知青的工齡和工資待遇問題。另外，規定從1979年起：（1）、到國營農場、機關、學校、部隊、企事業單位勞動基地和“五七”干校的，每人補助400元；到集體單位和知青點的，每人補助600元；下鄉位置單程超過500公里的和未婚的知青，每兩年國家補助一次探親費，已婚的共補三次探望父母路費；在農村安家且住房困難的，每人補助建房費300元。……

    可以看出，為了解決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及其家庭方面的實際困難，黨和國家是花費了很大力量的。國家的知青政策正在逐步完善，各種具體措施也相繼出臺。尤其是這次大型會議后，國家調整了“文革”中曾出現的千篇一律和“一刀切”、凡城市畢業的青年學生基本一律下鄉的死板做法，開始逐步拓展多種門路消化吸收青年畢業生，逐步減少下鄉人數。筆者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事實上，從會議召開的1978年當年開始和1979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開始不再大規模進行了。

    1979年春，盡管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股“返城風”，尤以上海最為嚴重。上海知青曾一度集會游行、攔截火車、張貼標語，要求返城。但6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處理當前部分人員要求復職、復工回城就業等問題的通知》后，這股風很快就得以平息了。

    “三中全會”后，國家改變了上山下鄉政策。從1980年開始到1994年末，我國城鎮青年就沒有走上山下鄉這條路。

    在此期間，以前的下鄉知青幾乎全部返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宣而終”。中央宣稱，經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比較，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就業路子。黨和國家從改革經濟體制入手，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開拓就業渠道，并在1979年底至1981年中，一下安排了共計2600多萬回城知青和新增勞動力就業。后來，隨著工資制度的改革，國家又作出了給“自1962年以后下鄉的1500萬下鄉知青”計算工齡的決定。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了，“上山下鄉”從此成了一個歷史概念。但，我國的國民經濟還沒有得到一個很大的發展。成千上萬的知青突然進入城市，勢必造成或加劇“人浮于事”和生產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問題。這種情況說明：我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依然存在，并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因此，隨著“國企”改革的進行、“下崗再就業”工程的啟動、“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等，近些年黨和國家認識到，“支援邊遠落后地區建設、向農村和邊疆輸送知識和知識分子”工作，還需進行。因此，號召和鼓勵知識分子，發揚50年代知識青年“好男兒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種形式支援邊遠落后地區建設。

    1994年10月15日，《北京晚報》轉引新華社的一則消息說：畢業于江南大學的江蘇省江陰市青年徐建忠，自愿到村辦企業上班。如今越來越多的城鎮青年正在走這條就業之路，全國到鄉鎮企業上班的城鎮青年已達300萬人。其中廣東省超過40萬人，江蘇省有30萬人，山東為20萬人，浙江、遼寧、四川、福建、湖北等省也在10萬人以上。

    當然，這在具體內涵、實際做法和基本特點上，是與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根本不同的，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注：作者寫作中參考了先輩們大量研究成果，謹表謝意！）

    作者：（050080）石家莊飛行學院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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