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幾篇關于張聞天的網文，其抬張貶毛的用意十分明顯，甚至或明或暗地指責毛澤東是篡奪了張聞天的所謂“總書記”的職權，才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其中，還涉及到遵義會議是推舉張聞天“負總責”還是擔任“總書記”的問題。
　　但是，這幾篇網文都忽略了一個至關緊要的事實，即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對黨的領導人的任命，共產國際的意見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可以說，在一般情況下，共產國際的看法和傾向是起關鍵作用的。
　　楊奎松在其1998年所著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曾專門論述了這一歷史情況，現在看來是比較客觀的，并有大量的事實根據，證明在遵義會議之前，共產國際已經將毛澤東視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領袖，只是由于通訊不暢，這個帶有決定性的意見才沒有影響到遵義會議對黨的“負總責”的領導人的選擇。正如楊所說，“如果這個時候莫斯科有機會指導中共中央并選擇其總負責人，它是否會像遵義會議那樣把張聞天推出來負總責，怕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下面，就是楊著第一章的第六節，標題是：“遵義會議推舉張聞天為黨的領袖，共產國際宣傳毛澤東”。

    莫斯科對毛澤東的好感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之后，表現得更加明顯。這不僅僅是因為它不滿博古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發現，隨著臨時中央進入蘇區，排擠了毛澤東之后，中國南方蘇區的軍事形勢正在日益悲化。到了這一年的5、6月，中央蘇區已經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以至不能不提出撤出蘇區，向西轉移的問題了。面對這一嚴重的軍事形勢，莫斯科的領導人再度想到了毛澤東。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如今的結局多半是一年多以前排擠毛澤東的后果。如果中共中央能夠嚴格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辦事，即使只是保持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輔助領導地位，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未必會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訊困難等等原因，關于中央蘇區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資料，莫斯科幾個月之后才只收到有關大會開幕典禮的記載，和毛澤東以上一屆人民委員會主席名義所作的報告和結論兩個小冊子。很顯然，即使出于宣傳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目的，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和結論也未必需要過分渲染，畢竟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這時對毛澤東是怎樣一種態度。但是，在見到毛澤東的這兩個講話之后，無論共產國際還是蘇共中央領導人，都一致給予了高度評價，并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要將其迅速印成各種文本的小冊子廣為散發。王明8月3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就曾頗為興奮地通知中共中央說：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和結論，除了個別地方有和五中全會決議同樣的措詞的缺點外，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文件！我們與國際的同志都一致認為，這個報告明顯地反映出中國蘇維埃的成績和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同時認為，這個報告的內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同志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豐富的經驗。這個報告的中文單行本不日即將出版（其中欠妥的詞句已稍加編輯上的修正），其它俄、德、英、法、日本、高麗、蒙古、西班牙、波蘭、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譯本也正在進行譯印。中文本印刷得極漂亮。”
    如果讀者從上面的信中還不清楚莫斯科這樣做究竟是為了宣傳中國蘇維埃，還是想要更多地宣傳毛澤東的話，那么，看了一個月之后王明的另一封信的內容，恐怕就不會再有疑問了。王明在9月16日的這封信里進一步通知中共中央說：莫斯科不僅印制了毛澤東同志的報告，而且還為毛澤東同志出版了著作單行本。他不無驕傲地說：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我們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裝潢與報告是一樣的。這些書籍，對于宣傳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有極大的作用。”
    明知中共中央在壓制毛澤東，莫斯科卻不僅堅持要讓毛澤東進政治局，而且特別提醒中共中央：毛澤東才是中國蘇維埃運動中有“豐富的經驗”的領導人，堅持要用毛澤東的名義向全世界出版宣傳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單行本，并且別出心裁地為毛澤東印制精美的文集，莫斯科想要對中共中央說什么，難道還不清楚嗎？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博古等人已是大權在握，不僅從上海來的眾多留蘇學生把持了蘇區的各種權力，而且他們還自覺不自覺地正在把自己擺在黨政軍最高的領導地位上。依據當時報紙以及從中共領導人后來的揭發中，都不難看出，博古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公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選舉名單時，曾經特意把他自己排在第一位，將王明（陳紹禹）排在第二位，而將身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排在后面。莫斯科后來當然了解到了這些情況。但即便如此，莫斯科這時既不去宣傳博古，也不去宣傳王明，更不去宣傳剛剛取代了毛澤東政府主席職務的張聞天，卻刻意宣傳毛澤東，其中的意圖也許不難明了。
    1934年10月，紅軍因戰爭失敗，被迫撤出了江西蘇區。這時，共產國際正在為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從涉及到中國問題的有關材料上看，莫斯科對于毛澤東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為七大準備的相關文件里，繼而是在蘇聯公開出版的報刊當中，都開始把毛澤東稱為“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考慮到莫斯科向來注重統一宣傳口徑，可知這是有特殊含義的。
    果然，在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時，盡管當時還沒有誰知道中共中央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被補入政治局常委，開始進入黨的領導核心，但毛澤東的名字卻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名譽主席臺爾曼的后面，成為與這兩位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杰出的領導人并列的惟一一位中共領導人。
    應邀在大會上第一個致賀詞的來自中國蘇區的代表滕代遠，按照中共代表團擬就并得到共產國際批準的發言稿公開宣告：“我們對共產國際中有像季米特洛夫、臺爾曼、毛澤東、拉科西和市川正一這樣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驕傲，他們在一切情況下都高舉共產主義的偉大旗幟，并且保護和捍衛它，在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共產國際的旗幟下，領導群眾走向勝利。”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在發言中，也同樣贊揚毛是“出色的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蘇共中央正式批準共產國際在這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盛會上給予毛澤東以如此殊榮，其意義自然不可低估。
    共產國際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輿論對于毛澤東的評價進一步跟著提升。共產國際機關刊物，以及蘇共中央《真理報》等，均開始以專門的篇幅撰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真理報》的一篇長文對毛澤東頌揚備至，不僅稱贊毛“是最早認識到陳獨秀投降主義政策必敗并公開揭露其錯誤立場的人之一”，說他親手“創建了屢戰屢勝、威名大振的中國紅軍”，“創建了江西省的第一個蘇維埃地區”，作為紅軍第一位黨代表，參加了紅軍各次重大戰役，培育了各級指揮骨干，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而且贊揚他作為“蘇維埃國家的首腦”，來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新國家的許多基本法令，“充分顯示了他作為國務活動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貫徹了黨和共產國際的各項決議”。文章在結論部分的評價充分顯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器重和期望。其結語稱：“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黑體為引者所標）
    如今我們所能看到的許多著作仍舊有意無意地把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推舉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事，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相提并論，說是正因為這種情況，博古中央才得以被推翻，毛澤東才得以進入領導核心。注意到上述情況，這種說法顯然容易讓人生疑。盡管歷史很難去假設，但是，從莫斯科幾乎從未宣傳過博古和張聞天，而從這時正全力宣傳毛澤東的情況看，如果這個時候莫斯科有機會指導中共中央并選擇其總負責人，它是否會像遵義會議那樣把張聞天推出來負總責，怕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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