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述：對質疑毛澤東入黨時間是1920年的回答　　

陳述　　

　2010年11月10日　08:46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共黨史研究》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

　　〔摘要〕近年來，有人對毛澤東192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質疑，并認為“毛（澤東）、何（叔衡）二人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長沙有無共產主義小組或可存疑”。本文通過查閱有關公開的史料，回答了對毛澤東1920年入黨的質疑。

　　2009年初，筆者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所約，寫了一篇題為《毛澤東的入黨時間：1920年》的文章，發表于　2009年3月2日　《北京日報》，回答了“為什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時自己填寫的一份登記表上寫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的問題。該文認定毛澤東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但因為這只是回答讀者的問題，不是一篇專門的學術文章，且篇幅所限，文中沒有提供更多的史料依據。《炎黃春秋》雜志2009年第10期發表一篇題為《毛澤東入黨年月考》的文章，隨后“炎黃春秋網”以《孤證不立--也說毛澤東的入黨時間問題》（以下簡稱《也說》一文）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作者對毛澤東自己填寫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提出質疑，而且作者僅僅根據對《李達評傳》一書作者的采訪，及《李達評傳》一書的內容就得出“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當時還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長沙有無共產主義小組或可存疑”，“因而可以這樣認為：毛、何二人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的結論。這一問題涉及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的歷史事實，又造成較大影響，因此，筆者覺得這個問題還有進一步辯明的必要，以開展理性的討論。

　　一

　　《也說》一文的作者說中共一大召開前，“長沙有無共產主義小組或可存疑”。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要看歷史當事人和見證人提供的直接史料。除直接的歷史當事人毛澤東多次談過湖南在中共一大前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外，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提供過相同的史實材料。《也說》一文的作者說：“李達從1921年2月起曾一度擔任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書記，集中共籌建中的宣傳、組織、聯絡于一身，中共一大召開就是他發的通知。”隨后，《也說》一文的作者以《李達評傳》中的說法及他采訪《李達評傳》作者的說法為依據，得出“長沙有無共產黨小組或可存疑”的質疑。李達是中共一大的歷史當事人之一，對此沒有人否認。我們先看看李達在　1955年8月2日　寫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的說法：“這個組織（共產黨）發起后（1920年），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系”，“在湖南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頁。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達文集》第4卷中，1949年李達談到陳獨秀等在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時說，“首先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另外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S.Y.）。于是，陳獨秀函約李大釗在北平組織，……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李達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頁。李達1958年在他的《七一回憶》一文中說得更明確：“一九二〇年八月，陳獨秀等7人在上海發起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發起組，邀約北京的李大釗同志、武漢的董必武同志、長沙的毛澤東同志、濟南的王燼（盡）美同志等，分別在各地成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此外還邀約廣州、東京、巴黎在當時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也發起了中國共產黨。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東京、巴黎8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李達文集》第4卷，第611頁。這三篇文稿，都是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個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李達生前公開發表的回憶，可信度應該比《也說》一文的作者采訪《李達評傳》一書的作者的間接說法可靠得多。　　

作為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回憶說中共一大前湖南或長沙有共產黨組織，雖然有的叫共產主義小組，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其他，但肯定湖南有共產黨組織是一致的。如董必武回憶說：召開中共一大時，“上海、北京、濟南、湖北、湖南、廣州有組織”《“一大”前后》（二），第365頁。1937年，陳潭秋也回憶說：“當時正式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除留日學生與留法勤工學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濟南幾個地方。”《“一大”前后》（二），第289頁。周佛海回憶說，1920年8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發起組，“預備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預備性質的組織”《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第114頁。中共一大另一代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　陳　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干，準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湖南的中共小組。”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94頁。由于歷史原因，周佛海和張國燾不會去有意奉承毛澤東。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憶說：“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任書記，后又相繼成立了五個支部，總共是上海、北京、廣州、湖南、湖北、濟南六個組織。”《“一大”前后》（二），第373頁。這些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可以充分證實，在中共一大前的1920年陳獨秀組織共產黨的時候，湖南或長沙不但一開始就列入了陳獨秀的建黨計劃，而且在中共一大召開前湖南或長沙的共產黨組織就成為既有其名、又有其實的組織。其他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的共產黨人對此還有回憶文章等，恕不一一列舉。

　　1996年，以俄羅斯遠東研究所和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有關聯共（布）、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陸續在中國出版。這套資料叢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其中的第2冊，有若干中國共產黨創建時的檔案資料。這其中的一份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在1920年年中成立的，當時共有6個小組，其中提到了長沙。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　1922年7月11日　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中說：中共一大前上海共產黨小組在7個到8個中心地區有它的支部。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第215頁。

　　以上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和檔案材料說明，中共一大前湖南（長沙）有共產黨的組織，絕不是孤證。通過整理20世紀的研究成果，有學者評述說：“從‘一大’代表的回憶來看，‘一大’十三位代表（包括包惠僧）除四人（王盡美、鄧恩銘、李漢俊、何叔衡）犧牲較早外，其余九人的回憶中都認為‘一大’前湖南就有共產黨的組織。他們是歷史的見證人，他們的回憶材料是最可靠的依據。”金松林、田夫：《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研究評述》，《黨史通訊》1983年第9期。這個評述有充足的依據，因而是真實的。　　

二

　　《也說》一文的作者認為“毛、何二人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即毛澤東、何叔衡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時還不是共產黨員。這是沒根據的推斷。由于湖南所處環境極為復雜和險惡，對當時的反動統治者來說，毛澤東又是“危險分子”。所以當時初建的共產黨組織處于秘密狀態、十分隱蔽，這也造成了知道這個歷史事實的人非常少，且缺少文字史料。但說明毛澤東、何叔衡在中共一大召開前的1920年就建立共產黨并是共產黨員，還是可以找到若干有力根據的。一些歷史見證人的回憶仍然要比《也說》一文的作者引用《李達評傳》一書作者的說法有說服力。如與毛澤東、蔡和森等一起發起成立新民學會的蕭子升回憶說：“一九二○年，新民學會出現了分裂，在毛澤東領導下，那些熱中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所有非共產黨的會員，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進行的事情。因為毛澤東把他有關新組織的一切都告訴了我；希望我也能參加。同時蠻有信心，他認為我決不會出賣他們，雖然我對他們并不表贊成。”《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575頁。這說明毛澤東在1920年時就秘密參加了共產黨早期組織，而且是主要成員。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憶：“武漢支部是一九二○后九--十月間在武昌宣（告）成立的，北京可能比武漢早一點，武漢、長沙，廣州這三個組織的成立時間差不多。濟南略為遲一點，因為濟南組織是由北京支部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小組》（下），第740頁。又據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回憶：“湖南長沙的共產黨小組是由毛澤東發動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的。最初的參加者有毛澤東、夏曦、易禮容、何叔衡、郭良等人。”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17頁。早期的共產黨人彭述之也回憶說：“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長沙時，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是個什么模樣呢？我在長沙逗留時間太短促，未能親自了解它。根據賀民范的敘述，湖南的共產主義小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當時在組織上還沒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已經成了中國擁護蘇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們的先驅組織。然而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擁有五位成員，他們都是精力充沛、相當活躍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學生中有一定影響。”彭述之點出賀民范、何叔衡、毛澤東等5人的名字。《共產主義小組》（下），第599頁。這些歷史見證人的回憶說明，1920年湖南就成立了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又都肯定毛澤東是發起者，這充分證明了1920年毛澤東已經是共產黨員。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也已經明確寫明：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的積極組織活動下，“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在反動軍閥的殘暴統治下，長沙黨組織的建立和活動都十分隱蔽”中共中央黨史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79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也寫明1920年11月間，毛澤東“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組織。參加發起者還有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3頁。

　　以上這些歷史見證人的回憶和專門研究著作充分說明了中共一大前湖南（長沙）有共產黨組織，毛澤東又是湖南共產黨組織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所以說毛澤東1920年入黨絕不是“孤證”。　　

三

　　《也說》一文的作者得出錯誤結論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沒有搞清中共一大前初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小組）與中共一大后建立中共地方黨組織的區別。這位作者引述毛澤東的話：“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現在還是在根據地，還沒有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句話是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一個從共產黨小組到全國共產黨的過程。《也說》一文的作者引述這段話后評論說：“毛澤東這段話很樸實，講到黨創建時的情況是可信的。”這句話說明作者認同毛澤東所說“由小組到建立黨”，實際上就是認同中共一大前湖南已經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但是，《也說》一文的作者又違反邏輯地說：“長沙有無共產主義小組或可存疑”，“毛、何二人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意思是說，中共一大召開前，湖南不僅沒有共產黨組織，毛澤東和何叔衡還不是共產黨黨員。這是自相矛盾的。《也說》一文的作者還引述說：“一個秋涼的日子，在長沙城郊協操坪旁邊的一個小叢林里，有幾個人在散步。他們一時沉默地站在樹叢和石碑中間，一時在叢林的小路上走動。彼此熱烈地談論著。在腳步緩重的毛澤東的身旁，走著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還有彭平之（彭為湘鄉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長。引者注）、陳子博、易禮容等。這幾個人這一天在這里討論建立湖南黨支部的問題。這一天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黨組織正式成立日，曾被戲稱為三十節。”《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實際上，《也說》一文的作者沒有搞清楚，這是毛澤東從上海開完中共一大后，回湖南建立的是中共湖南的地方組織，而不是剛剛組建共產黨小組。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所說：毛澤東接受陳獨秀、李達的正式委托，“經過慎重物色，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時間大約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74頁。關于“三十節”建立地方黨組織，《毛澤東傳》指出：“毛澤東著手組建湖南地方黨組織。　十月十日　，湖南省的共產黨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80頁。這反映了歷史事實。《也說》一文的作者，將中共一大后建立地方黨組織與中共一大前建立的初期黨組織混為一談，說明這位作者對中共建黨的基本常識并不了解。

　　其二，《也說》一文的作者可能不清楚早期的共產黨員很多人同時又是青年團員這一歷史事實，有些想當然地用今天的一般情況去主觀地想象當年的情況，認為毛澤東和何叔衡當時是青年團員，即“S·P”，就不能是共產黨員（C.P.）；并認為“毛、何二人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實際上，中共一大前的情況基本上是先有共產黨的組織，然后這些黨組織負責領導建立青年團的組織。而共產黨是秘密的，青年團是半公開的。正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施復亮（施存統）所說：“共產黨的組織是秘密的，青年團是半公開的。黨的許多活動都以團的名義進行。”《“一大”前后》（二），第73頁。共產黨組織處于秘密狀態，這是當時環境所迫，這應該完全可以理解。施復亮在回憶青年團的建立時還說：“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共產黨指派俞秀松負責組織的（惲代英、蕭楚女當時都不在上海）。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一大”前后》（二），第36頁。他還說：“青年團從一開始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太原等地都有了共產主義的組織。”《“一大”前后》（二），第71頁。再如中共一大前北京共產黨小組的羅章龍在回憶北京青年團成立時說，“共青團開會，是由共產主義小組決定的”《“一大”前后》（二），第203頁。張國燾也回憶說，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后，“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組織起來了”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02頁。羅章龍還說：“那時青年團沒有年齡限制，因大學畢業一般都是二十五、六歲。李大釗和我們都是團員”。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第78頁。廣東、湖南、湖北的青年團也都是由黨的組織領導建立的。所以，中共一大前后，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董必武、毛澤東、何叔衡、譚平山、張國燾等早期的共產黨人都是青年團員。所以，僅憑毛澤東是青年團員（S.Y.）就斷定毛澤東不是共產黨員，這種研究歷史的方式方法只能誤己誤人。　　

其三，以偏概全，犯了歷史研究的大忌。歷史工作者都知道收集研究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功。收集歷史史料要求“先直接史料后孳生史料，先基本史料后特別史料，先主要史料后次要史料，先常見史料后罕見史料”。《也說》一文的作者得出錯誤結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在這方面下足夠的功夫。《也說》一文作者使用的主要史料根據既不是檔案文獻史料，又不是當事人和見證人回憶等直接（一手）史料，而是對《李達評傳》一書作者的采訪及其《李達評傳》一書的說法，這至多能算孳生史料或二手史料作依據，所以得出不真實的結論就不奇怪了。

　　還有，《也說》一文的作者在引用《毛澤東早期文稿》的附篇《毛澤東生平大事簡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時，摘錄了毛澤東主要做了“一是成功地推動‘驅張（敬堯）運動’；二是創辦湖南文化書社；三發起湖南自治運動；四是在湖南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等四件大事。但是作者不引用這本文稿中緊接著的文字：“這時，與何叔衡等在長沙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13頁。這句話就在“在湖南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后面”，想必作者是不會看不到的。這種視而不見、只取個人所需的做法，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是最不可取的。

　　其四，不尊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難免結論出錯。經過史學工作者幾十年的研究，關于涉及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毛澤東生平思想方面有價值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其中既有較大影響、可信度非常高的著作，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年譜（1893-1949）》等，中共黨的創建史研究專家邵維正著的《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等。也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共產主義小組》（上）（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等文獻檔案選輯；還有在湖南韶山管理局工作，研究早期青年毛澤東幾十年的高菊村等著、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澤東》等，以及若干參加中共一大代表的回憶或早期共產黨人的回憶。通過研究這些著作或文獻檔案，既可以得出中共一大前湖南（長沙）有共產黨組織，還可以得出1920年毛澤東是共產黨員的結論。《也說》一文作者置這些歷史工作者幾十年的研究成果于不顧，只認準《李達評傳》一本書和對這一位作者的采訪的說法，這樣研究得出的結果難免出錯，也是十分不嚴謹的。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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