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二十一章 卡特—里根—布什：兩黨協調一致

　　20世紀中期，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他的《美國的政治傳統》一書中，對我們國家幾位重要的領導人，從杰弗遜、杰克遜到赫伯特·胡佛以及兩位羅斯福（一位是共和黨人，另一位是民主黨人；一位是自由派，另一位是保守派），逐一進行了考察。他得出的結論是，“兩大黨派……的視野總是要受資本和企業的眼界的限制……。它們都已經認可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經濟優點……。那種文化已經急劇地轉變成國家的文化了……。”
　　在談及20世紀末期的情況時，如果考察一下它的最后25年，我們看到的恰好是這種被限制住了的視野；資本主義一方面鼓勵人們積累巨額財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極端的貧困；一方面它用民族主義的態度來接受戰爭，另一方面它也為戰爭做著準備。政府的權力從民主黨手中轉移到共和黨手中，然后又轉了回來；但無論哪個黨，都沒有表現出自己能夠超越這一視野的限制。
　　在經歷了災難性的越南戰爭之后，緊接著又發生了水門事件。還有，大多數民眾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也加深了。伴隨著環境污染的加重，暴力文化和家庭紛爭也在日益增加。顯然，如果不在社會和經濟結構方面進行大膽的變革，這些重大的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但沒有一個多數黨的候選人提出過進行這種變革的建議。“美國的政治傳統”被牢牢地堅持著。
　　由于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或者說多半只是模糊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很大一部分選民開始遠離投票箱，或者雖然投了票但并不熱情。他們越來越多地聲稱他們疏遠這套政治制度，最好是不參加。在1960年，有63％的符合投票資格的人參加了總統選舉投票。到1976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53％。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進行的調查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調查者回答說，政府官員不像關心他們自己那樣關心人民。
　　選舉政治不僅控制著報紙和電視，也操縱著總統、國會議員、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官員們的行為，盡管他們被認為是這個國家歷史的創造者。然而在所有這一切操縱和控制之中，還存在某種矯揉造作的東西，力圖以此使那些持懷疑論的公眾們相信，他們對將來的希望，歸根到底還是要寄托在華盛頓的政治家們身上。
　　由于對政治以及對自稱是明智的政治辯論感到失望，平民大眾開始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或者說，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向）貪圖娛樂消遣、追求閑情逸致和實施成千上萬種的自助計劃上。而處在他們的邊緣部分的這些人，則變成了暴力分子，在某個集團內尋找替罪者（如一批窮黑人對另一批窮黑人施加暴力），或是反對別的種族、外國移民，把外國人、領救濟金的母親和小偷小摸視為魔鬼（相對于碰不得的大罪犯而言）。
　　但還有一些公民，他們竭力想堅持60年代和70年代留傳下來的思想和理念。確實，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這樣一部分公眾，他們既不曾被媒體所關注，也不被政治領導人所注意，但卻在全國各地數千個地方組織中積極展開活動。這些有組織的團體或是宣揚保護環境，或是主張維護婦女權利，或是呼吁實行公平的醫療保健制度（包括關注艾滋病患者的痛苦），或是要求為無房者解決住房間題，要么就是反對擴大軍事開支。
　　這種行動主義與60年代的行動主義不同。當時，抗議種族隔離和反戰的浪潮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全國性力量。而現在，他們艱難地進行著斗爭，反對那些冷漠的政治領導人，試圖讓大多數既不關心政治投票活動，也不對政治抗議活動抱有希望的美國人參加到斗爭的行列中來。
　　從1977年到1980年，吉米·卡特任總統時期，以民主黨為代表的一部分權力機構試圖使滿懷失望的公眾重新恢復對政治的信心。但盡管向黑人和窮人作出了一些姿態，盡管大談國外的“人權”，卡特卻仍舊停留在美國制度的歷史的政治局限性之內，不僅對財富與權力之間的合作給予保護，還頑固地維持龐大的、耗盡了國民財富的軍事機器，并使美國與國外的右翼暴政結成聯盟。
　　卡特發出的施政演說是“平民主義”的，即面向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這些人認為自己正深受有權者和有錢者的圍困。盡管卡特本人就是一個百萬富翁，一個花生種植園主，但他總是以一個普普通通的美國農場主的形象出現。盡管他直到越南戰爭結束前一直表示支持這場戰爭，但他也經常對那些反對這場戰爭的人表示同情，并且還向許多60年代的年輕反叛者發出呼吁，許諾要削減軍事預算。在對律師們發表的許多公開性講話中，卡特公開反對利用法律來保護富人。他任命了一位黑人婦女帕特里夏·哈里斯出任住房和鄉村建設部部長；還有一位黑人民權運動的老兵安德魯·揚被安排出任駐聯合國大使。他還讓一個年輕的前反戰積極分子塞姆·布朗來領導“全國青年服務協會”。
　　然而，當對最關鍵的職位作出任命時，他還是聽從了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三方委員會”的報告，該報告說，不管是哪個集團選出的總統，一旦當選，“他要考慮的就是他是否有能力動員關鍵機構的領導人來支持自己。”布熱津斯基，一個傳統的鼓吹冷戰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而他的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根據《五角大樓文件》的報道，還在越南戰爭期間，就曾設想過“要取消對當時進行的轟炸的所有限制”。
　　他所任命的其他閣員也都有很深的公司背景。一位金融專欄作家在卡特當選之后不久就寫道，“迄今為止，卡特先生的行為，他的就職演說，特別是他對閣員的任命，都是對實業界作出的明確保證。”華盛頓的老資格記者湯姆·威克寫道：“有效的證據是，迄今為止卡特先生不愧是讓華爾街深為信任的選擇。”
　　對那些對本國人民大加壓制的國家和政府，卡特則制定了更為復雜而老練的政策。他利用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揚在黑非洲國家中培養對美國的好感，鼓勵南非放松對黑人的壓制政策。對美國來說，和平解決南非問題具有戰略上的必要性；南非可以用來建立雷達監視系統。同時，南非還是美國公司重要的投資地和所需原料的關鍵來源（特別是鉆石）。因此，美國需要一個穩定的南非政府，而繼續壓迫黑人會釀成內戰。
　　在卡特當政時，美國繼續支持世界上所有涉嫌鎮壓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對犯人使用酷刑、進行大屠殺的政權：如菲律賓、伊朗、尼加拉瓜，還有印度尼西亞；在那里，東帝汶居民在近似種族屠殺的運動中幾乎被消滅殆盡。
　　《新共和派》雜志，據認為應是站在權力機構的自由派一邊，也表示支持卡特的這一政策：“……在今后4年，美國的對外政策將使尼克松—福特時代發展起來的哲學得到實質性的發揚光大。這種前景完全不是消極的……。這將是連續性的。它是歷史的一部分……”
　　卡特喜歡把自己扮演成是反戰運動的朋友，但當尼克松下令在海防港布雷并在1973年春天恢復對北越的轟炸時，卡特卻鼓勵說：“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某項決定，我們都會給尼克松以支持。”一旦當選了總統，卡特便拒絕向越南的戰后重建工作提供援助，盡管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這個國家正是被美國的狂轟濫炸給毀掉的。當國會有人問到這一點時，卡特回答說，美國并無特別義務去這么做，因為“毀滅是相互的”。考慮到美國曾有大批轟炸機和200萬士兵不惜跨越半個地球遠程征戰，并在8年之后使一個蕞爾小邦有上百萬的人殞命，有無數的家園被毀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駭人聽聞的聲明。
　　在越南戰爭結束之后，美國民眾曾幻想美國的對外政策將會變得比較溫和一些、有節制一些，其侵略性也將明顯減弱。但卡特政府顯然是想打消民眾的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經過一番嚴密檢查之后，這些看似更自由主義的政策并不打算觸動美國軍隊和美國公司在世界上的權力和影響。
　　同中美洲小小的巴拿馬共和國重開關于巴拿馬運河條約的談判就是一個例子。這條運河每年給美國公司節省運輸費用15億美元，美國因此一年收入稅費達1.5億美元，這其中有2300萬美元是付給巴拿馬政府，作為它在這一地區保持其14 處軍事基地的費用。
　　早在1903年，美國就一手操縱了反對哥倫比亞的革命，在中美洲建立一個新的小國——巴拿馬共和國，并指使它簽訂了一個條約，允許美國建立軍事基地、管理巴拿馬運河并享有“永久性主權”。1977年，鑒于巴拿馬發生反美抗議活動，以及運河對美國的軍事意義已不如從前，卡特政府決定舉行談判來簽訂一個新條約，表示要逐步撤出美國的軍事基地。
　　不管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多么精明老練，它的某些基本法則早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就已經在運作了。美國的公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在世界各地積極開展活動。到70年代初，已有大約300家美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業務，其中包括占美國每年國外凈利潤的40％的7家最大的銀行。它們被稱作是“多國銀行”，但實際上它們的高級行政官員中有98％是美國人。作為一個集團，它們現已成為世界上的第三大經濟力量，僅次于美國和蘇聯。
　　長期以來，這些全球性大公司與貧窮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直就是一種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這可以從美國商業部的統計數字中看出來。在1950年到1965年間，美國在歐洲的公司投資額是81億美元，獲利55億美元；在拉丁美洲的投資額是38億美元，獲利達112億美元；在非洲的投資額是52億美元，而獲利則高達143億美元。
　　這是一種典型的帝國情形，自然財富的出產國變成了更強大國家的犧牲品，而這些國家的實力正是來源于那些被掠奪來的財富。美國的公司百分之百地依賴窮國的鉆石、咖啡、石油、水銀、天然橡膠和鈷。他們從國外獲得98％的錳，90％的鉻和鋁。某些進口物資（鉑、水銀、鈷、鉻、錳）有20％到40％是來自非洲。
　　美國還贏得了富有而慷慨的好名聲。確實，它經常向一些被毀滅的犧牲品提供援助。然而這種援助常常取決于受援者政治上是否忠誠于美國。1975年初，報上刊登了一則發自華盛頓的消息：“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正式提出一項政策，稱美國將對那些在聯合國投反對票的國家有選擇地削減援助。同樣情形的削減也適用于食品和人道主義項目。”
　　大多數援助是公開的軍事援助。到1975年，美國出口軍火95億美元。卡特政府許諾不再向實行鎮壓的那些政權提供軍火，但當他上臺后，大多數軍售活動仍在繼續。
　　軍事開支仍占國家預算的很大份額。卡特提出的第一個預算案計劃增加100億美元的軍費，而實際上他提出的美國下一個5年卻要增加軍事開支300億美元。卡特政府還宣布，由于不再向140萬曾在學校享受免費餐的貧困兒童提供免費的輔餐牛奶，農業部每年將節省2500萬美元。
　　如果說卡特的工作是要恢復公眾對政治制度的信任，那么他在這方面遭到的最大的失敗就是，未能解決民眾的經濟問題。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繼續上漲遠快于工資的增長。對人口中特定的關鍵群體——青年人，特別是黑人青年來說，失業率高達20％或30％。
　　卡特反對聯邦政府向需要墮胎的窮人婦女提供幫助。當有人向他指出這樣做不公正，因為有錢的婦女可以很容易地墮胎。他回答說；“是的，你也知道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是不公正的，有錢人可以承受，但窮人不能。”
　　在政府與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利益的相互關系中，根本看不到卡特所標榜的“平民主義”。卡特提出的“能源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不再為消費者調整天然氣價格。當時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商是埃克森（EXXON）公司，而埃克森公司最大的私人股票集團屬于洛克菲勒家族。
　　顯然，在美國，卡特的政策并沒有對財富分配不當這一基本事實產生任何影響，即使是有，也一點不比前任政府（不管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政府）政策的影響多。在1977年，占美國人口10％的最富有的人，其收入是占人口90%的人的30倍；最富有的l％的人擁有國家財富的33％。最富有的5％的人擁有私人公司股票的83％。100家最大的公司平均繳納稅收占26.9%，最大的石油公司繳納稅收占5.8%（1974年國家稅務署統計）。確實，有244個個人，盡管其個人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卻不用納稅。1978年，卡特批準進行稅收“改革”，得利的主要是這些公司。
　　美國的武器通常被用來幫助外國獨裁政權去對付左翼力量的反抗。例如在1980年春天，卡特要求國會貸款570萬美元給薩爾瓦多的軍人政權，以幫助其鎮壓國內的農民起義。在菲律賓，1978年國民大會選舉之后，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下令逮捕了21個競選失敗的反對派候選人中的10個，還有許多犯人經受折磨拷打，許多公民被殺害。盡管如此，卡特還是要求國會在以后5年給馬科斯提供3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在尼加拉瓜，美國幫助索摩查維持專制統治達數十年之久。由于對這個政權的基本弱點以及對反對他的革命運動的受歡迎程度判斷失誤，直到該政權1979年行將垮臺，卡特政府仍繼續支持索摩查。
　　在伊朗，到1978年，醞釀多年的對沙赫^[1]獨裁統治的不滿演變成了群眾性的游行示威。在1978年9月8日，有數百名示威者被沙赫的軍隊殺害。第二天，根據合眾國際社發自德黑蘭的一則消息報道，卡特明確地表示了他對沙赫的支持：

　　軍隊向反對沙赫的示威者開火。第三天，也就是昨天，吉米·卡特總統打電話給王室，表示支持沙赫·默罕默德·巴列維國王，后者正面臨著執政37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在新任總理發表講話，說他的手因鎮壓保守的穆斯林和其他抗議者而沾滿了“鮮血”后，有9名議會成員退席表示抗議。

　　在這次廣泛的群眾性革命中，巴列維倒臺了。卡特政府后來以進行治療為借口，接受他來美國，使革命者的反美情緒達到了最高點。1979年11月4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好戰的學生們攻占，他們要求巴列維國王回伊朗接受審判，還扣留了52名使館雇員作為人質。
　　在隨后的14個月，人質一直被扣留在大使館里。在美國媒體的新聞報道中，這一問題成了頭號新聞，激起了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政治家和大小報紙開始陷入了普遍的歇斯底里狀態。一個伊朗裔美國姑娘，原定要她在一所高中畢業典禮上講話，最后被從計劃中取消了。在全國各地的汽車保險桿上，都貼著這樣一句標語：“對伊朗實施核打擊”。
　　很少有記者像《波士頓環球雜志》的記者艾倫·里奇曼那樣，當52名人質活著被釋放并且身體狀況明顯不錯時，他敢于指出美國對此所作的反應不僅缺乏某種理性，而且也破壞了人權：“他們有52個人，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個數目……他們（美國的人質）說的是跟我們一樣的語言。去年在危地馬拉，有3000人不明不白地被打死，這些人不說美語。”
　　當1980年年中卡特同里根展開競選宣傳時，人質仍舊被扣壓著。這一事件，加上許多人正遭受經濟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卡特的失敗。
　　里根的勝利以及8年之后喬治·布什的當選，意味著權力機構的另一組成部分將要掌權，意味著卡特當政時的那種微弱的自由主義也將被拋棄。政府的政策將變得更粗魯愚鈍：削減對窮人的補貼，降低富人的稅收，增加軍事預算，用保守派的法官充實法院系統，積極摧毀加勒比海地區的革命運動。
　　在里根—布什執政的12年里，原來充其量只是一個溫和自由派機構的聯邦司法部，被改造成了保守派占主導地位的機構。到1991年末，里根和布什把聯邦法官837個職位中的一半多都給撤換了，還任命了相當右傾的法官去改造最高法院。
　　在70年代，在自由派法官威廉·布倫南和瑟古德·馬歇爾的領導下，法院宣布廢除了死刑，在羅訴韋德一案中支持婦女有權選擇墮胎，并把民權法解釋成允許對黑人和婦女給予特別關照，對其過去所受的歧視進行補償（矯正歧視措施）。
　　威廉·倫奎斯特，最初是由理查德·尼克松提名進入最高法院，現在又被羅納德·里根任命為首席法官。在里根—布什時期，倫奎斯特領導下的法院做出一系列決定，不僅削弱了羅訴韋德一案的判決結果，重新恢復了死刑，減少了政治犯反對警察暴力的權利，還不許醫生在聯邦政府撥款的家庭醫院向婦女提供有關墮胎的信息，并且聲稱窮人將不得不為公共教育而付費（教育不再是“基本權利”）。
　　法官威廉·布倫南和瑟占德·馬歇爾是法院的最后兩位自由派。由于年老和生病，盡管不情愿放棄這一權力，他們還是退休了。布什總統提名的人選取代了馬歇爾。這是為建立一個保守的最高法院而采取的最后一個行動。他選擇了一位保守派黑人，克拉倫斯·托馬斯。一名年輕的黑人法律學教授阿妮塔·希爾先前曾與他是同事，她證明說托馬斯曾對她進行過性騷擾。盡管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證詞，托馬斯的提名還是被參議院通過了，因此現在的最高法院更為右傾。
　　由于保守派出任聯邦法官，有公司背景的人員被任命為國家勞資關系署官員，因此法院的判決和署里的調查不論結果如何，目的都是要削弱勞工運動，更何況后者本身早已因制造業的衰退而受到影響。工人走出廠門舉行罷工，卻發現自己并不受法律的保護。里根政府頒布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解除他們的工作，而那些參加罷工的空中交通控制員則被全部開除。這既是要對將來的罷工者們發出警告，也反映出勞工運動日漸衰弱的跡象，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曾經是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
　　里根執政時期最大的獲利者是美國的公司。在60年代和70年代，一場意義重大的環境保護運動在國內發展起來，人們對空氣、海洋和河流所受到的嚴重污染，以及每年因工作條件惡劣而導致的上千人死亡感到震驚。1968年11月，西弗吉尼亞礦井發生爆炸，死亡78名礦工。隨后，在礦區大街上發生了憤怒的抗議游行。國會通過了1969年煤礦工人健康與安全法。尼克松的勞工部部長談到，“全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熱情，一種對改善環境的熱情。”
　　次年，鑒于勞工運動和消費者團體的強烈要求，加之也想借機取得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尼克松總統簽署了1970年職業安全與保健法（OSHA）。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它確立了工作場所保證工人安全和健康的普遍權利。
　　吉米·卡特入主白宮以后，雖然繼續對OSHA計劃大加稱贊，但同樣也熱心于取悅公司的老板。他成了一個宣傳員，鼓吹取消對公司的限制性法規，給它們更大的活動空間，即使這對勞工和消費者有害也罷。
　　在里根和布什時期，這種對“經濟”（這是公司利潤的速寫術語）的關心，遠遠超過對任何勞工和消費者的關心。里根總統建議以一種“自愿”的辦法，來代替強制執行環境保護法。他的政府所采取的第一批行動之一，就是下令銷毀10萬本由政府發行的小冊子，因為這些小冊子指出棉花粉塵對紡織工人的健康有危害。
　　喬治·布什總統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位“環境保護總統”，還驕傲地指出他簽署了1990年的清除空氣污染法。但兩年之后，這項法令雖然獲得通過，卻被環境保護署的新規則給大大地削弱了，因為新規則規定，允許制造商們在每年向大氣中排放有害污染物的限額再增加245噸。
　　世界面臨的生態危機如此嚴重，以至于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也感到應對導致這場危機的發達國家的有錢階層提出批評：“今天，生態毀滅的嚴重威脅正在教育我們，過分的貪婪和自私，不管是個人行為還是集體行為，都有背造物主的旨意。”
　　為了共同對付全球變暖的危險，還專門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歐盟國家和日本在會上建議就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確立專門的排放量和時間表。在這方面美國是主要的被告。但美國對此表示反對。
　　到80年代末期，一系列更有說服力的科學證據表明，與核電站相比，可更新的能源資源（水力、風力、陽光）會產生出更多可用的能源，而核電站不僅比較危險，而且價格昂貴，還會產生出放射性核廢料，不易安全處置。但是，里根和布什政府卻大大地削減了用于對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進行研究的科研經費（里根時期削減了90%）。
　　在1992年6月，有100多個國家參加了在巴西舉行的全球首腦環境保護高峰會議。有統計數字顯示，對臭氧層造成破壞的二氧化碳，有三分之二應歸咎于世界各國的軍事部門。但當有人建議此次峰會討論軍事活動對環境惡化的影響時，美國代表團表示拒絕，結果這一建議沒能獲得通過。
　　事實上，維持龐大的軍事設施和保護石油公司的利潤，依舊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的雙重目標。在里根入主白宮后不久，存23家石油公司的董事捐款27萬美元，用來重新裝修白宮的起居室。據美聯社的報道說：

　　這一事件發生在總統放開石油價格4周之后。這一決定等于給了石油工業20億美元……俄克拉荷馬城的杰克·霍奇斯是“核心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所有者，他說：“這個國家的最高人物理應住在最高級的地方。里根先生幫了能源界的大忙。”

　　同時，里根努力擴充軍備（軍事撥款在他主政的頭4年超過萬億美元），為此，窮人的福利一再被削減。他還建議削減1.9萬億美元的稅收（大部分是為有錢人）。里根堅持認為削減稅收會刺激經濟，并且帶來新的收入。但商業部的統計數字顯示．在公司稅降低期間，資本投入并沒有增長，反而在逐步下降。
　　里根對預算的削減在人文方面造成了更深遠的影響。例如，有35萬殘疾人的社會保險福利被取消。羅伊·本納維德茲，一位越南戰爭的英雄，曾被里根授予國會榮譽勛章，但社會保障部的一位官員卻對他說，他心臟、胳膊、大腿里殘留的榴散彈片并不妨礙他工作。在國會委員會發言作證時，他譴責了里根的政策。
　　在里根時期，失業率繼續上升。1982年有3000萬人整年或一年中大部分時間處于失業狀態。其后果之一是，1600多萬美國人失去了醫療保險，因為這常常是與有無職業相聯系的。全國失業率最高的密歇根州，從1981年起嬰兒死亡率開始上升。
　　新的需要使100多萬窮人孩子享受的學校免費午餐被取消．這頓飯占他們一天中所需營養的一半。很快，全國四分之一的兒童，約12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救濟也成了被攻擊的對象：對撫養孩子的單身母親，救助要通過AFDC（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進行，食物要憑票供應，窮人的醫療護理也要通過“醫療援助”計劃。對大多數靠領救濟金（救濟金數目各州不同）為生的人來說，每個月能領到500到700美元的援助，這意味著比每月900美元左右的貧困線還要低。靠救濟金生活的黑人兒童的人數要比白人多四倍。里根時代初期，有人振振有詞地說，不再需要政府的援助了，因為私人企業將照顧窮人。對此．一位母親給當地的報紙寫信說：

　　我是靠“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基金”生活的，我的兩個孩子都在上學……。我已申請了一份年薪不到8000美元的工作。我在一家圖書館里干鐘點工，一小時掙3.5美元。由于靠救濟金生活，我不得不減少花銷……
　　當年我的父母們來到這個國家，尋求的是一個偉大的夢想：只要賣力地工作，接受良好的教育，循現蹈矩，你就會富起來。我并不想成為有錢人。我只希望能養活我的孩子，能活得多少有點尊嚴……

　　民主黨常與共和黨一起聯合攻擊福利計劃。而這兩大黨都與那些資本雄厚的大公司有密切的聯系。一個共和黨的國內政策分析家凱溫·菲力浦斯在1990年寫道：民主黨是“歷史上對資本家熱心的第二大政黨。”
　　政治家們雖然經常攻擊福利政策，但想徹底取消大多數美國人所享受的基本福利，卻并沒有取得成功。《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992年初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對福利問題的看法因表述方式的不同而有差異。如果用的是“福利”一詞，44％的被調查者認為，用在福利上的開支太多了。但如果問的是對窮人的幫助”，則只有13％的人認為開支太多，而64％的人認為開支太少。
　　如果政府是通過實行降低稅率的政策，從而使富人變得更加富有的話，那就不能叫福利。給富人的這種“福利”不像每月發給窮人的救濟金那么顯而易見，最常采取的形式是在稅制方面做慷慨的變動。
　　在“稅制改革”的姿態下，將年收入40萬美元以上的稅率由91％降低到了70％。這還是從第幾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一次。但這不是共和黨所為，而是民主黨的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所為。在卡特政府時期，盡管卡特本人多次表示反對，國會中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還是聯合起來，給予了富人更多的減稅。
　　在國會中民主黨人的幫助下，里根政府再次把富人的稅率降低到50％。緊接著，1986年共和黨和民主黨操縱了另一次“稅制改革”法案，把最高稅率降低到28％。這樣，學校教師、工廠工人和百萬富翁們一樣，都要交28％的稅。“累進所得稅”的思想，即富人要比普通人交更多的稅，現在完全被拋棄了。
　　從1978年到1992年，所有這些稅收法案實行的結果就是，政府的年收入減少了約7000億美元；而在這13年中，最富有的1％的人卻獲得了上萬億美元的收入。
　　在20世紀最后的10年中，不僅收入稅不再按累進辦法征收，相反社會保障稅卻一個勁地回漲。也就是說，從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工資賬戶上扣除的稅錢越來越多，而一旦工資超過5萬美元時，反而不再扣稅了。那些一年掙50萬美元的人，同一年掙5萬美元的人交的社會保障稅同樣多。
　　由于實行這種高額的工資稅，結果有四分之三的掙工資的人，他們每年要交的社會保障稅超出了收入稅。令民主黨人窘迫的是，它曾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可這些高額的工資稅卻正是在卡特政府時開始征收的。
　　在兩黨體制下，如果兩大黨都漠視公眾的呼聲，就不會有人參加投票。1984年，當民主黨和共和黨已經把所有這些稅制“改革”付諸生效時，由國內稅務署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發現，有80％的被調查者認為：“目前的稅制有利于富人，對普通的男女上班族是不公正的”。
　　到里根執政末期，美國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已急劇拉大。在1980年，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員（C EOS）的工資是工廠工人平均薪水的40倍；而到1989年已經達到了93倍。
　　與此同時，低收入者的處境卻變得更糟了，特別是黑人、拉美人、婦女和年輕人，他們的損失更為慘重。在里根—布什時期，盡管收入最低群體的經濟狀況普遍有所改善，但這反而使黑人家庭生活更加艱難，因為他們不僅缺乏足夠的資金去開業經營，而且在職業方面仍存在著對他們的種族歧視。民權運動的勝利為某些非洲裔美國人開辟了生活空間，但卻把大多數人遠遠地拋到了后面。
　　到80年代末，至少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國人家庭生活在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以下，黑人失業人數維持在白人的2.5倍的水平，而年輕黑人沒有工作的則高達30％到40％。在底特律、華盛頓和巴爾的摩，黑人嬰兒的死亡率要高于牙買加或是哥斯達黎加。隨貧困面來的是婚姻破裂、家庭暴力、公共犯罪和吸毒現象泛濫。在華盛頓特區，離富麗堂皇的國家政府大樓幾步之遙的地方擠滿了黑人窮人，年齡在18 到35歲之間的年輕黑人有42％要么是坐過牢，要么是被調查過和被假釋過。但正是居高不下的黑人犯罪率，而非消滅貧困的呼吁聲，常常被政客們利用來要求建造更多的監獄。
　　1954年，以最高法院對“布朗訴教育署”一案的裁決為開端，開始了取消學校中存在的種族隔離的進程。但是由于貧困，在猶太人區和全國許多學校里，黑人兒童仍被按種族和等級實行隔離。70年代最高法院做出判決，規定不必把給窮人學區和富人學區的基金平均分配（圣安東尼奧獨立學區訟羅德里格茲學區案），也不需要在富裕的郊區和市區之間用校車接送學生（米利肯訟布拉德利案）。
　　對贊賞自由進取精神和崇尚放任自由主義的人來說，所謂窮人就是那些既不從事生產也不工作的人，他們應該為他們的貧困而受責備。但這里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婦女們照料她們自己的孩子其實也是一種非常辛苦的工作。他們也不去問一問，為什么一個孩子還不到能展示他們工作技巧的年齡，就因為他是生長在一個窮人家庭，就要承受各種各樣的處罰（甚全被打死）。
　　在80年代中期，又有一起特大丑聞開始在華盛頓被披露出來。還在卡特政府時期，儲蓄和借貸銀行就開始違反有關規定。在里根時期，這種違規行為仍在繼續，結果導致銀行進行冒險性的投資，最后耗干了銀行的資產，使它們欠下儲戶數千億美元的存款。政府曾經為此提供過擔保，現在卻不得不由納稅人來支付。
　　為了國家防務而大肆耗用國庫的錢財，曾一度被艾森豪威爾總統宣布為是對人道需要所犯下的“偷竊行為”。但兩大黨都繼續這一點。吉米·卡特當選總統時，宣布增加軍事預算100億美元，這是艾森豪威爾所描繪的一個恰如其分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從杜魯門一直到里根和布什，美國作出的所有龐大軍事預算，都得到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完全贊成。
　　花費數萬億美元來建設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其論據是對蘇聯感到擔心，因為它也在建設自己的軍事力量，并且還準備入侵西歐。198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承認它夸大了蘇聯的軍事開支。哈里·羅西茨克曾為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一度還領導了針對蘇聯的間諜行動，他在80年代時寫道：“在我為政府工作的整個期間，我從未看到一項情報評估聲稱，入侵西歐或是進攻美國將對蘇聯的利益有何等好處。”
　　然而，在公眾中制造這樣一種恐慌，作為建設性能強大而優越的武器系統的論據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一艘能發射上百枚核彈頭的三叉戟潛艇，它的造價是15億美元。而這15億美元，足以用來實施一項為全世界兒童免除死亡性疾病的五年期計劃，并可防止500萬人的死亡。
　　“星球大戰”計劃是里根政府批準的軍事計劃之一，目的是建立空間屏障以阻止敵人來自空中的核打擊，為此要花費數十億美元。但頭三次技術實驗都失敗了。接著又進行了第四次實驗，政府還為此項計劃投資擔保，結果又一次失敗了。但里根政府的國防部長卡斯拍·溫伯格卻批準偽造數據來證明試驗取得了成功。
　　當蘇聯1989年開始走向解體，美國不再有類似的“蘇聯威脅”時，軍事預算只是略有一些減少，卻仍舊很龐大。全國報刊俱樂部進行的調查顯示，59％的美國選民們希望在下一個五年削減國防開支50%，但兩黨對他們曾表白要代表的公眾意見繼續漠然置之。
　　1992年夏天，國會中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一致投票表決，反對把一項基金從軍事預算轉到人道的需要上，同時卻一致投票贊成花1200億美元來“保衛”歐洲，盡管誰都知道它已不再處于危險之中（假若曾有過的話），也不再會有來自蘇聯的進攻。
　　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之時，恰好在尼加拉瓜發生了革命。在那里，深受民眾歡迎的桑地諾運動（得名于20世紀20年代革命英雄奧格斯都·桑地諾）推翻了腐敗的索摩查暴政（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支持它）。桑地諾運動是馬克思主義者、左派神職人員和各種民族主義者的大聯合，它公開宣布要給農民更多的土地和在窮人中間推廣教育及健康保護。
　　里根政府不僅把它看作是一種“共產主義”的威脅，更把它看作是對長期以來美國所控制的中美洲各國政府的一個嚴重挑戰，于是立即開始著手策劃推翻桑地諾政府。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了一支抵抗革命的力量（“康特拉斯”CONTRAS），進行了一場秘密戰爭。在它的領導人中，有許多人就是令人痛恨的索摩查國家衛隊的前領導人。“康特拉斯”在尼加拉瓜國內顯然并不受歡迎，因此它把基地設在了附近的洪都拉斯。這是一個被美國操縱的非常貧窮的國家。他們從洪都拉斯越過邊界，襲擊農場和村莊，殺死男人、婦女和兒童，與暴君沆瀣一氣。“康特拉斯”的一個前陸軍上校艾德加·查摩羅在國際法庭作證說：

　　……許多公民被殺死，倒在血泊之中。還有許多人被拷打、被致殘、被劫掠，或是受到其他種種虐待……。當我同意加入的時候，……我希望這是一個尼加拉瓜人的組織……。（它）最終成了美國政府手中的一個工具……

　　美國完全有理由把它在尼加拉瓜進行的活動向公眾保守秘密；公眾輿論調查顯示，美國的公眾反對對這里進行軍事干涉。在1984年，中央情報局利用拉美代理人來掩蓋自己的卷入，并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設水雷打擊船只。當消息被泄露出去后，國防部長溫伯格對美國廣播公司撒謊說：“美國并沒有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
　　同年稍后一些時期，大概是要對公眾的意見作出回應，也可能是對越南戰爭記憶猶新的緣故，國會判定美國采取“直接或間接的、軍事或準軍事的行動支持尼加拉瓜”為非法。里根政府決定不理睬這一法律，尋找辦法秘密資助“康特拉斯”。
　　在1986年，貝魯特一家雜志上出現了一則轟動一時的消息：美國已經在向伊朗（美國假想的敵人）出售武器。作為回報，伊朗答應釋放在黎巴嫩被極端伊斯蘭分子扣押的美國人質；而賣武器所得的利潤，則交給尼加拉瓜的“康特拉斯”用來購買軍火。
　　在1986年11月的一次記若招待會上，有人曾問及此事，當時里根總統撒謊說，采取這一行動的意圖是為加強與伊朗溫和派的對話。實際上，它的意圖是雙重的：釋放人質并為此搞到錢款，去幫助“康特拉斯”。
　　雖然“康特拉斯門”丑聞一再被曝光，但是政府所采取的此類秘密行動并未遭到強烈批評；一小撮人的密謀行動雖使民主制度受到侵蝕，但并未受到公眾輿論的譴責。在這個以教育和信息高度發達為榮的國家里，媒體不過是讓公眾對最膚淺的一些東西有所了解而已。
　　民主黨對這一事件提出了批評，但這種批評的局限性可以從著名的民主黨人、佐治亞的參議員薩姆·納恩的話中看出來。當對此事件的調查開始后，他表示說：“我們大家必須一致努力來幫助總統，從而在外交方而恢復公眾對總統的信任。”
　　很顯然，里根總統和副總統布什都卷入了這場人所共知的“伊朗—康特拉斯事件”。但他們的下屬都小心地讓他們置身事外。這是政府慣用的一種策略：“似是而非的否認”，按這一策略，下級官員為上級官員掩飾真相，而上級官員最后就有可能否認卷入的事實。
　　無論里根還是布什，都沒有因此受到指控。相反，國會卻把無足輕重的犯人推到了被告席上，而這些人中也只有少數幾個被指控有罪。一個是羅伯特·麥克法蘭，里根的前國家安全顧問，他試圖自殺。另一個是奧利弗·諾思上校，因為在國會作偽證而被審訊。雖然罪證確鑿，但他還是提出了上訴。這樣，按照合法的技術程序，判決最后被推翻。里根平安無事地退休了，而布什則成了美國的下一任總統。
　　“伊朗—康特拉斯事件”只是美國政府為追求其對外政策目標，破壞它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許多事例之一。
　　到越南戰爭結束時，即1973年，國會為了限制曾經在印度支那被濫用的總統權力，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案”。法案中規定：“總統在任何可能采取軍事行動的情形下，即在命令美國軍隊參戰或介入當地局勢（依據當地形勢判斷這種介入顯然會導致立即卷入沖突）之前，都應與國會進行協商。”
　　然而1982年底，里根總統再次置“戰爭權力法案”于不顧，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介入了黎巴嫩內戰。當時那里的局勢正日益惡化，內戰步步升級。次年，恐怖分子在海軍陸戰隊駐扎的營房放置了炸彈，有200多名海軍陸戰隊員被炸死。
　　此后不久，1983年10月（一些分析家認為這是想轉移對黎巴嫩不幸事件的注意力）里根派美國軍隊入侵了小小的加勒比海島國格林納達。這一次，國會也只是被告知而并未與之協商。關于此次入侵的理由，美國政府做出解釋是，格林納達最近發生的政變使美國公民（在該島上醫學院學習的學生）處于危險之中；美國收到了東加勒比海國家組織要求美國進行干預的緊急請求。
　　1983年10月29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記者伯納德·格韋茨曼對上述這些理由進行了揭露：“正式的請求……是應美國的要求……做出的……該請求……的文本……是在華盛頓擬定并由美國特使送達加勒比海國家各位領導人的。”
　　一名美國高級官員告訴格韋茨曼，入侵的真正原因是美國要向外界顯示（它決心克服因越南戰爭失敗而造成的挫折感），它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你從未使用過．怎么能知道顯示實力是一個很不錯的手段呢？”
　　在加勒比海地區，美國的軍事介入與資本家的業務拓展之間一直存在著很緊密的聯系。例如在格林納達，在軍事干涉8年后（1991年10月29日），《華爾街雜志》上的一篇文章稱“這是銀行的入侵”。文章指出，格林納達的首都圣喬治城居民只有7500人，卻有118 家國外銀行，平均64個居民就有一家銀行。
　　美國的軍事入侵常用“保護”公民作幌子，但1980年，薩爾瓦多有4名修女被政府支持的敢死隊殺死，美國卻并沒有介入。相反，美國卻給該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對敢死隊的訓練也仍舊在繼續。
　　在薩爾瓦多，2％的富人擁有60％的土地，美國的傳統角色就是保證讓支持美國商業利益的政府掌權，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為何而變得貧困，對它來說都無關緊要。但是，如果到處都有反叛活動發生，那就會對美國打算進行的商業活動造成威脅。于是，當1932年薩爾瓦多各地發生起義，對軍政府造成威脅時，美國派出一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予以支持，而此時該軍政府正在對3萬多薩爾瓦多人進行大屠殺。
　　1980年2月，薩爾瓦多的天主教主教奧斯卡·羅梅羅以個人名義致信卡特總統，要求他停止對薩爾瓦多的軍事援助。在此前不久，國民衛隊和國家警察曾向教區大教堂前的抗議人群開槍，殺死了24人。但卡特政府繼續對薩爾瓦多提供援助。一個月后，主教羅梅羅也被謀殺了。
　　有大量的證據表明，這次謀殺是由羅伯托·多比伊森，一個右翼領導人下令進行的。但多比伊森享有尼古拉斯·卡倫查和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的保護。前者是國防部副部長，當時中央情報局每年付給他9萬美元。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還是主管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聲稱多比伊森“并未卷入此次謀殺。”
　　國會對薩爾瓦多發生的大屠殺深感困擾，要求政府在提供任何新的援助之前，總統必須證明對方在人權方面已有進步。然而里根并沒有把此當回事。屠殺已經發生了，但調查取證和軍事援助還在同步進行。1983年國會通過法案，要求繼續進行調查取證時，里根否決了這一法案。
　　在里根執政時期，新聞媒介的表現既極為膽小怯弱，又善于餡媚奉迎。當記者雷蒙德·邦納繼續報道薩爾瓦多發生的暴行和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時，《紐約時報》將他調離原職。早在1981年，邦納就曾報道過美國訓練的士兵在埃爾摩佐特鎮屠殺數百名公民的事件。里根政府當時還曾嘲笑過這一統計數字。但一批法醫—人類學者于1992年組隊前往大屠殺地點挖掘死者的遺骸時，卻發現死者大多數是兒童。1993年，一個聯合國授權的委員會證實了埃爾摩佐特發生的大屠殺事件。
　　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智利）里，盡管執掌政權的是軍人集團，但如果他們對美國“友好”，里根政府就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不舒服；但假如這些暴君對美國懷有敵意，像利比亞的卡扎菲政府那樣，那美國政府就變得非常煩躁不安了。1986年，當一個不知名的恐怖分子爆炸了一家迪斯科舞廳，并導致一個美國服務生喪命時，白宮立即決定進行報復。卡扎菲確實可能對過去數年發生的各種恐怖主義活動負有責任，但并沒有任何實際證據表明他與此案有染。
　　有數架美國飛機奉命飛往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并且它們還接到特別指示要轟炸卡扎菲的住所。炸彈落到了人群聚集的城市里，大概有100多人被炸死。卡扎菲沒有受傷，但他的一個養女被炸死了。
　　在喬治·布什任職初期，國際舞臺上發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富戲劇性的變化。1989年，隨著充滿活力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的新領導人，長期被壓抑的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滿（因為它最終變成了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在整個蘇聯政治集團內爆發了。
　　在蘇聯和長期以來被蘇聯控制的東歐國家里，群眾示威游行連續不斷。東德同意與西德實現統一，長期以來分隔東、西柏林，并成為東德對其公民嚴加控制的象征的柏林墻，在兩個德國狂歡的人群面前轟然倒塌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組成了新的非共產黨政府，一直被囚禁的前持不同政見者、劇作家維克拉夫·哈維爾成為政府的領導人。在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也出現了新的領導人，他們許諾實行民主、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一切變化都順應了大多數普通民眾的要求，并沒有引發內戰。
　　在美國，共和黨宣稱是里根的強硬政策和增加軍費開支導致了蘇聯的垮臺。但是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卻寫道：“把美蘇冷戰推向極端所產生的總體效果，與其說是促使80年代末蘇聯發生的巨大變化進一步加快，不如說是拖延和遲滯了這種變化。”凱南說，這些冷戰政策導致美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們連續40年維持著本來是不必要的、龐大的軍事開支。我們付出的高額代價就是把核武器積累到了頂點，大量的、無用的核武庫已經成為（今天也依然是）對這個星球環境本身的一種威脅……”
　　蘇聯的突然解體使美國的政治領導人感到措手不及。為維持龐人的核武庫和非核武庫，以及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政府以稅收的形式從美國公民那里拿走數萬億美元。所有這一切首要的理由就是“蘇聯的威脅”。現在，蘇聯的解體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機會，美國乘此不僅可以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還可以從預算中每年騰出數千億美元用來搞建設，搞醫療保健方案。
　　但這一切并沒有發生。除了狂喜之外（“我們贏得了這場冷戰”），一種痛苦也接踵而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維持我們的軍事設施呢？”軍事預算仍舊居高不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說：“我們想把那個邪惡勢力從世界的其他地方威嚇出去。我不認為那是好戰。”
　　為證明仍有必要保持龐大的軍事設施，布什政府在其4年的執政期內，先后發動了兩場戰爭；一次是針對巴拿馬的“小”戰，另一次是針對伊拉克的大戰。
　　巴拿馬的獨裁者曼努伊爾·諾列加，盡管他腐敗、殘暴又獨斷專權，但里根總統和布什副總統都對此視而不見，因為諾列加在許多方面與中央情報局一直維持著合作。然而到1987年，諾列加的用途已經結束了，于是他參與販毒的活動被公開了，他很方便地被選作目標。布什政府想證明的是，美國雖然不能摧毀卡斯特羅政權、或是桑地諾政權或薩爾瓦多的革命運動，但仍舊是加勒比海地區的一個強國。
　　1989年12月，美國聲稱它要把諾列加作為毒品走私犯逮捕并予以審判，同時為保護美國公民的安全，派出了2.6萬人的軍隊入侵了巴拿馬。
　　美國很快就取得了勝利。諾列加被抓獲并被帶到佛羅里達受審（到達那里后，他被發現有罪并被關押起來）。但在入侵過程中，巴拿馬城的鄰近地區遭到轟炸，數百人、甚至有數千人被炸死。據統計，有1.4萬人無家可歸。在巴拿馬，新的對美國友好的總統被扶植上臺，但貧困和失業狀況仍舊沒有絲毫的改變。1992年（紐約時報》報道說，此次入侵和趕走諾列加“并未阻止毒品違法流入巴拿馬”。
　　然而，美國在一個目標上是取得了成功，即重建它在巴拿馬的影響。自由派民主黨人（馬薩諸塞的參議員約翰·科瑞和泰德·肯尼迪以及其他許多人）聲明他們贊成此次軍事行動。作為軍事干涉的支持者，民主黨確實起了他們在歷史上所曾起過的作用，因此在外交政策上兩黨仍舊是一致的。看來他們決心要顯示他們像共和黨一樣堅定不移（或者說冷酷無情）。
　　里根和布什政府非常期盼的另一個目標是克服美國公眾自越南戰爭以來對對外干涉的厭惡情緒。但對實現這一目標來說，巴拿馬行動的規模實在是太小了。兩年后，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薩達姆·侯賽因殘暴統治之下的伊拉克，在1990年8月悍然吞并了它的小小鄰國——富產石油的科威特。
　　此刻，喬治·布什正需要做一些事情來提高他在美國選民中的聲望。《華盛頓郵報》10月報道說：“他自己黨內的某些觀察家擔心總統將不得不發起一場戰爭，以防止他在國內的支持率進一步下降。”
　　10月30日，美國秘密決定對伊拉克開戰。作為對入侵科威特的回擊，聯合國宣布對伊拉克實行制裁。中央情報局向參議院提供秘密證據，判定由于制裁，伊拉克的進出口已經減少了90％之多。但布什決心已下。在民主黨于11月舉行的國會選舉中獲得勝利之后，布什把在海灣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以上，達到了50萬人。此舉清楚地表明，現在的兵力部署是用來發起進攻而不是進行防御。
　　根據《紐約人》的一位撰稿人伊麗莎白·德魯的說法，布什的助手約翰·蘇努努“告訴人們，打一場耗時不長的速勝戰對總統來說純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因為這將保證他能再次當選。”這一政治目的以及美國長期以來想確立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控制權，是決定對伊拉克戰爭決策的關鍵因素。
　　但政府并沒有將這些動機告訴美國的公眾，只是說美國希望把科威特從伊拉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主要的媒體都詳細報道了這一開戰的理由，卻只字不提當其他國家也受到類似入侵時，美國并沒有表現出與此類似的關心（如印度尼西亞入侵東帝汶，伊拉克入侵伊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非入侵莫桑比克；美國在自己入侵別的國家如巴拿馬、格林納達時，也沒說過什么）。
　　看來，最能使人信服的開戰理由，是伊拉克自己在制造核炸彈。但在這方面所掌握的確鑿證據也很少。按最保守的估計，伊拉克即使有能力在一兩年內造出核炸彈，但它也沒有自己的運載系統來發射這些炸彈。此外，以色列已經擁有了核武器。美國大約也有3萬枚此類武器。布什政府竭力試圖在國內散布一種妄想癥，一種對根本就不存在的伊拉克核炸彈的妄想癥。
　　布什開始著手準備戰爭。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不久，本來有幾次機會可以通過談判要求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包括《每日新聞》記者克努特·羅伊斯在8月29日報道的伊拉克所提出的建議。但美國對此都未作任何回答。當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爾去日內瓦會見伊拉克外長塔里克·阿齊茲時，布什給他的指示卻是“不要進行談判。”
　　盡管數月來華盛頓一再向公眾告誡薩達姆·侯賽因如何如何危險，但民意調查顯示，支持軍事行動的公眾還不及一半。
　　在1991年1月，布什顯然感到他需要獲得支持，于是便要求國會給予他開戰的授權。對此國會內部爭論非常激烈（有一陣，參議院的辯論發言不得不中止，因為樓外抗議者不斷高呼口號：“不要為石油而流血！”后來衛兵強行將抗議者趕走）。參議院在對軍事行動進行投票表決時，也只有一部分人投了票。眾議院則大多數支持這一決議。然而，一旦布什下達進攻伊拉克的命令，參眾兩院里就只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同意見，民主黨同共和黨人的立場一樣，都投票表示“支持戰爭、支持軍隊”。
　　1991年1月中旬，當薩達姆·侯賽因對要求撤出科威特的最后通碟置之不理時，美國對伊拉克發起了空中打擊。這次行動的代號是“沙漠風暴”。政府和媒體極力渲染美國軍事力量強大無敵，但伊拉克并不理會。美國的空軍完全控制了伊拉克的領空，可以任意進行轟炸了。
　　不僅如此，美國的官員們還完全地控制了無線電波。美國公眾面對的全部是“精巧炸彈”精確打擊的電視畫面，以及讓人確信無疑的政府聲明。這些畫面和聲明都在告訴人們，這種激光炸彈不僅被精確制導，而且都準確地命中了軍事目標。主要的新聞網發送的全是諸如此類的聲明，沒有對此表示任何疑問或提出任何批評。
　　讓公眾確信這種“精巧炸彈”不會傷害平民，這有助于改變公眾輿論的態度。剛準備開戰的時候，支持者與反對者各占一半；現在則大約有85％的人表示支持這次入侵。在贏得公眾支持方面，大概最重要的一點是，對許多先前反對此次軍事行動的人來說，一旦美國軍事上己經卷入，再對軍事行動提出批評，就意味著背叛已經在那里作戰的軍隊。全國各地都掛起了黃絲帶，象征對在伊拉克作戰的美國軍隊的支持。
　　事實上，公眾被投到伊拉克城鎮的“精巧炸彈”是如何精巧的宣傳給欺騙了。在對前情報官員和空軍官員進行采訪后，《波士頓環球時報》的記者報道說，在沙漠風暴行動中投下的激光制導炸彈大約40％沒有命中目標。路透社報道說，對伊拉克的空襲首次使用了激光制導炸彈，但在幾周內，又改用攜帶常規炸彈的B－52 轟炸機，這表明，不加區分的狂轟濫炸將越來越多。
　　里根部下的海軍部長約翰·萊曼估計說有數千平民傷亡。路透社發自伊拉克的一則報道，描述了在巴格達南部的一個城鎮，一家旅館有73間房屋被摧毀。報道述引用一個埃及目擊者的話說，“他們打中了一家住滿了人的旅館，稍后他們再次擊中這家旅館。”
　　美國記者則被拒絕參觀戰爭結束時的情景，他們發來的消息都是一些被審查過的內容。顯然，一回想起越南戰爭期間報紙對平民傷亡所作的報道曾如何影響當時的公眾輿論，美國政府便決定此次不再給它們提供這樣的機會。2月中旬，在美國飛機清晨4 時對巴格達進行的一次空襲中，投下的炸彈炸死了400到500人。一名美聯社記者，作為少數被允許到該地點的記者之一，在報道中說：“找到的尸體大多殘缺不全，以至于無法辨認。有一些顯然是兒童。”五角大樓聲稱這是軍事目標，但美聯社的報道卻說；“在廢墟中沒有找到存在軍事設施的任何證據。”其他察看過這一地方的記者都同意這一說法。
　　戰爭結束后，有50名華盛頓新聞署的官員在一份聯合聲明中抱怨說，五角大樓在海灣戰爭期間“對美國的新聞輿論進行了非常嚴密的控制……”。但與此同時，幾家主要電視臺的新聞評論員，他們的所作所為看起來就像是在為美國政府工作一樣。當蘇聯政府試圖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敦促伊拉克在地面戰爭開始前撤出科威特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高級記者萊斯利·斯塔爾卻問另一名記者：“這是不是一場夢魔？蘇聯人是不是想阻止我們？”
　　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即戰爭開始僅僅六周之后，盟軍就發起了地面進攻。像空戰一樣，地面進攻幾乎沒有遇到真正的抵抗。雖然勝券在握，伊拉克的軍隊全面潰敗，但美國的飛機繼續轟炸在高速公路上擁擠不堪的伊拉克潰兵。一位記者稱此情景是“一幅可怕的地獄景象……恐怖末日的明證……從東到西，沙漠上到處都是這些潰兵的尸體。”
　　在戰爭結束之后，當轟炸伊拉克所引起的饑餓、瘟疫和成千上萬兒童死亡等慘痛景象逐步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時候，這場戰爭所造成的人道主義后果就變得令人涼駭了。哈佛的一支醫療隊5月報告說，兒童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在當年的前四個月（戰爭從1月15日持續到2月28日）死去的兒童，比去年同一時期多5.5萬人。
　　巴格達兒科醫院的主任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在轟炸開始的第一個晚上，電力供應就被切斷了：“母親們把她們的孩子從早產兒保育器中搶出來，拿掉了他們手臂上的輸液管。其他人則從氧氣帳篷中移出來，跑進地下室，因為那里不是很熱。在轟炸的頭12小時內，我失去了40多個早產兒。”
　　盡管在戰爭過程中，薩達姆·侯賽因被美國官員和報紙描述成是又一個希特勒，但由于戰爭很快結束，盟軍沒有入侵巴格達，因此他還可以繼續掌權。看來，美國只是想削弱他的勢力，并不是要消滅他，因為還要利用他來平衡伊朗的力量。在海灣戰爭前的幾年里，美國既向伊朗也向伊拉克出售軍火，根據傳統的“均勢”戰略，時而傾向這個，時而又傾向另一個。
　　因此當戰爭一結束，美國并沒有支持伊拉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本想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紐約時報》報道說：“布什總統決定，讓薩達姆·侯賽因總統去鎮壓國內的反叛，美國不必進行干涉，因為這比冒分裂伊拉克的危險要更好……”這樣一來，那些起來反對薩達姆·侯賽因的庫爾德少數民族便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伊拉克主體民族中的反薩達姆分子也被鎮壓了。
　　戰爭在美國激起了險惡的反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浪潮，阿拉伯裔美國人受到襲擊或是被打或是被以死亡威脅。汽車保險桿上張貼的廣告上說：“看見伊拉克人不要踩剎車。”一位阿拉伯裔美國商人在俄亥俄的托萊多被毆打。民主黨與布什總統政府站在一起。它對戰爭的結果感到高興。盡管它對平民的傷亡多少有點擔憂，但這還不能使它構成反對派。
　　喬治·布什總統對戰爭結果感到滿意。戰爭剛一結束，他就在電臺廣播中宣布：“在阿拉伯半島的沙漠中，越南戰爭的幽靈已經被戰火燒得無影無蹤了。”
　　權力機構的輿論非常贊同這一觀點。兩家主要的新聞雜志《時代》和《新聞周刊》專門發表文章，為此次戰爭的勝利而大聲歡呼，還指出美軍在戰爭中的傷亡不過幾百人。它們都沒有提到伊拉克的傷亡。《紐約時報》的社論說：“美國在海灣戰爭中的勝利……為美國軍隊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證明。在這場戰爭中，這支軍隊不僅出色地發揮了它的戰斗力和機動性，而且完全消除了它在越南經歷的各種艱難困苦所留下的令人憂傷的記憶。”
　　加利福尼亞伯克萊的一位黑人詩人瓊·喬丹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觀點，他說：“我想提醒你們，這勝利是吹牛吹出來的，而且它也不會持續多久。”

^[1] 沙赫（Shoh），伊朗國王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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