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高海浩同志并轉省委書記趙洪祝同志：　　

我叫胡堯海，原浙江日報社革委會委員、黨的核心小組成員（以上兩項任職均經上級黨委批準）。大學畢業參加了兩年的四清運動后，1966年7月由省委組織部分配至浙江日報社工作。　　

我出身在父兄兩代做長工的雇農家庭，從小受到黨的教育、培養，中學三年、大學四年，都享受甲等助學金，對黨和國家、對毛主席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因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自然和自覺地參加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　　

1976年10月以后，在所謂的“揭、批、查”運動中，我受到了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1976年年底，以“莫須有”罪名追查“現行反革命”的“攻擊性言論”，將我關進“住讀學習班”隔離審查。這種“學習班”完全是搞逼供信，在不到10平方的房間里，除了我自己的一張床外，又加了兩張床，人只能橫行，4個監管人員，24小時看守。事情非常巧，我被隔離審查的第一天，我四歲零四個月的女兒，由我姐夫帶領從慈溪鄉下來杭州玩。看到此景此情，幼小的女兒她雖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抱頭痛哭，在她心靈深處留下了人世間冷酷和凄涼的陰影。　　

追查我的“現行反革命言論”，究竟是什么呢？其實只有一句話：“華國鋒有什么英明、偉大！”這句話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似乎拿到了重要“罪證”。其實這句話我是在夜編辦公室，大庭廣眾之中講的。我只不過對當時報上連篇累牘，用盡一切溢美之詞對華歌功頌德，有的言詞超過了對毛主席的贊頌，對這種脫離實際的宣傳表示不滿而已。報社專案組一再逼我交待其他“現行反革命言論”，由于逼不出什么東西，隔離審查草草收場。　　

時間到了1977年二三月間，又一次隔離審查我，關在資料室的一間房間里，照樣24小時有人看管，要我交待“篡黨奪權”，搞打、砸、搶的罪行。上廁所、去食堂都有專人跟蹤。其間，　1977年7月23日　曹本皓同志被逼跳樓自殺后，對我的看管更緊了，不但搜去了普通的藥片，小小的一把水果刀也收去。監管的同志一步不敢離開。我對這些同志講，你們有急事要走開一下，把門反鎖，放心走。搞逼供信逼得我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一天，專案組要我交待與“四人幫”的關系。我左思右想，實在想不出與“四人幫”有什么關系。他們說我不老實。幾天過去了，實在沒法，專案組提醒我一件事：有人因寫信給報社受到打擊迫害。這樣使我回憶起一件事：大約在1973-1974年間上虞石灰廠有一個工人，寄信給報社，信是寫給江青的。信中講到，當年毛主席年輕時下鄉作社會調查，而王洪文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層群眾……我兼管群工組工作，群工組把信送給我后，我感到事關重大，報社無權處理，就叫攝影組的同志把信件拍下來，原信轉給省委辦公廳。我沒有發表一點意見。這就是與“四人幫”的關系，害得我幾天幾夜頭痛腦漲，睡不著、吃不下。專案組人員還指名道姓要我揭發報社及省里的有關領導。籠糠里榨不出油，幾個月后，隔離審查結束。　　

緊接著，1977年10月，這天是農歷霜降。當時的報社領導不辦任何司法手續，把我押送到余杭北湖公社張堰村的一個畜牧場監督勞動。這個地方原是一個勞改農場。在那里，雖然有風霜雨雪的苦難，但也享受到普通群眾的關心愛護。農民兄弟沒有歧視我。有一個70多歲的老黨員，當著大家的面對我說：胡同志，江青和毛主席睡在一起，你們曉得個屁！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把文革期間發生的事，算到我們頭上，是十分不公平，是完全錯誤的。而這位老黨員是一個一字不識得橫劃的人。畜牧場里有的同志怕我吃不飽飯，暗暗塞給我飯票。到了冬天，魚不容易捕到。畜牧場有的農民兄弟用一種很原始的辦法，用一根長長的竹桿，一頭纏著一個圓球型的重物，竹桿向河中心攪動，魚會游到巖邊去，躲在茭白窩里，再用手去抓。農民兄弟對我的赤誠之心，我沒齒難忘。畜牧場一年多的監督勞動，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人間自有真情在”！　　

1979年初，我從畜牧場回到報社，我的待遇轉為在報社內部監督勞動，做泥工、搬重物，直到1980年初被趕出報社。　　

報社在“揭、批、查”運動中，除了高丕忠被關進監獄，我到農村監督勞動外，押送農村的還有杜榮進、貝新榮、賈建虹、陳云丁、沈承年（系工人），春節不準許回家；報社內部監督勞動的有：江民繁、顧紀良、傅斌、朱其梁、華一鳴、陳介清、馬汝民、吳有德、劉瑞康、沈玉祥（總機室工人，他勞動的時間最長，超過編輯部干部）。這種“揭、批、查”，毫無法律觀念，毫無人性，完全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整人運動”。難怪曹本皓同志被活活逼死！　　

一個人在一場政治運動中受到的心靈創傷，留下的傷疤，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淡化，但有的領導者，或重要的參與者，事后從不表示一點愧疚之心，有的至今還自詡“正確”，處處自命不凡。要抹去一大批同志的精神傷疤是不可能的，而且還要遺留給下一代。“加害者易忘，受害者難忘。”這也是一種歷史現象。　　

在“揭、批、查”運動中，把造反派說得一塌胡涂，面目可憎。在我看來，十年文革，一個單位、一個地方，乃至全國，要說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無法分清。在全國來講，公開站出來要保劉少奇鄧小平的屈指可數，大多數人隨大流。就浙江日報來講更是如此。對當時的省委領導，一派要打倒江（華）、李（豐平）、陳（偉達），一派要打倒曹（祥仁）、賴（可可）、沈（策）。在報社內部也是如此。象黃鐵漢，他是浙江日報社副社長，皖南事變后被俘后，送進上饒集中營，參加暴動后出來繼續革命；象丁菲（女），浙江日報社副總編輯，四明山三五支隊出來的老同志。他們對報社的造反派有傾向性表示，同情、認可。而報社另一派抓住不放，纏住他們，弄得這兩個領導人寢食不安，最后精神失常，以后靠大量的鎮靜藥度日。由于藥物的副作用，這兩人都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報社還有一位同志叫陳耀，浙江日報社金華地區記者站負責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文革一開始，他把矛頭直指省委一把手江華。說實話，他的大字報火藥味濃，用詞激烈，引得報社另一派的不滿和糾纏，很快他被逼得精神崩潰、失常，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認得，整個夏天不洗澡，送精神病醫院治療后，雖然病情有好轉，但靠服用冬眠靈度日，也由于藥物的副作用，五十幾歲就去世了。在文革期間還有一個情況，不管哪派，都千方百計打聽“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消息、指示，誰一旦先拿到手，誰就沾沾自喜，在另一派面前炫耀。你講，這時分得清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一些老干部的情況也如此。有的老干部，出于私心，出于自保，拼命向造反派靠攏。有一位省、市級有名的老干部（曾任浙江日報社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他通過關系暗中與省里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掛上鉤（這位老同志今天還健在）。這種情況決不是僅僅一例。　　

我總認為，文革期間，參加一派群眾組織，是極其自然的，不論參加哪一派，關鍵是都要恪守做人的基本原則，要有良心，不能昧著良心，不能侵犯人格，要尊重人的尊嚴。但在“揭、批、查”運動中，根本不尊重事實，不尊重歷史。在報社，在浙江全省，凡是文革初期要打倒江、李、陳的一派，統統要批、要查、要斗，一個也不漏。結果怎樣呢？有的被逼死，有的坐牢監，有的開除黨籍，有的留黨察看，有的被趕出原單位……而這一大批受到不公對待的同志，他們有什么罪，有什么錯呢？就浙江日報社而言，反革命言論一條也沒有，打砸搶一個證據也沒有，所謂“篡黨奪權”、“上綱上線”的材料一條也找不出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事實是對歷史的詮釋。浙江日報社“揭、批、查”的歷史，是整人的歷史，極左的歷史，錯誤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有優良的傳統，對歷史上發生的錯誤、問題，善于總結經驗教訓，團結一致向前看。幾次做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最好的證明。作為報社現任領導，要你們代人受過，實不應該，也過于苛求，但如果出于公心，敞開胸懷，以不凡的氣度向一些受過重大傷害的同志表示一點撫慰、歉意，這對消除積怨，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無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此致

敬禮！

胡堯海

　201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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