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勝利后，當時紅五軍屬于紅四方面軍序列，參加了西路軍。在攻占甘肅高臺后，被馬步芳部2萬多人團團圍住，董振堂和紅五軍三千多人全部犧牲。這一仗打得非常慘烈，馬步芳還將董振堂烈士的人頭掛在高臺縣城墻上。

對董振堂的犧牲，葉劍英有詩：英雄戰死錯路上，至今猶憶董振堂。懸眼城頭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

如果能把找到的各種書籍文章、當事人的回憶錄看一遍，西路軍的歷史大致還是清楚的。近幾年西路軍研究之所以出現“迷霧”，是有人故意的，想顛覆歷史，把這個結果說成毛主席“借刀殺人”，通過一段段“切割”翻案，以此否定共產黨。僅此而已，如果看清了，就知道所謂的“揭密”，就是想重新“制造”歷史。

武警服是武警的正裝，是解放軍的馬甲。新疆7.5、西藏3.14都有改穿武警服的野戰部隊進駐“駐訓”的。穿著軍裝總部首長去看穿著武警服的部下，可能覺得太顯眼，也穿一件馬甲，很合適呀。

附1 西路軍究竟奉誰的命令西征

1936年10月11日，中央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

10月23日，彭德懷授命攜根據《十月作戰綱領》制定的《寧夏戰役計劃》至打拉池與朱德、張國燾會晤，征求他們的意見，朱張均表示同意。

當日9時，彭德懷將三人商定的《寧夏戰役計劃》電報軍委：
“此戰役分兩個步驟：第一步，野戰軍主力略取靈武、金積，于黃河南岸努力解決渡河技術。三十軍、四軍略取景泰，向中衛攻擊，吸引馬鴻逵主力向中衛增援。控制蘭州、一條城、靖遠黃河左岸。第二步，渡過黃河襲占平羅城，控制石嘴山、鄭白橋、聚保堡地區，在可能時進占澄口，控制寧夏門戶。以一部襲定遠，接受蘇聯物資幫助后，再進攻省會。為接運遠方資財，已收集百余只駱駝作運輸工具。


但也就在當日，張國燾以紅軍總部名義致電徐陳，命令紅30軍立即渡河，紅9軍跟進；如渡不成，南敵繼續突進，則以9軍配合南線部隊擊敵。

10月24日，彭才得悉紅四行動并告軍委，軍委回電，要彭與“朱張”商量，“30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控制定遠營，9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希望作為紅四頭號主力的紅9軍暫不渡河。

同日，張再次致電徐陳，“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王佛寺、寧夏方面發展”。

10月24日24時，毛致電彭并朱張、徐陳，明確表示支持彭23日9時上報的作戰計劃，強調先擊退南敵的重要性，希望張徐陳依該命令行動。值得注意的是，毛從此時開始越過朱張的紅軍總部，直接對徐陳喊話。
彭并致朱張，賀任，徐陳：
甲、同意二十三日九時電之計劃。
乙、胡王毛關業占大道，如繼續北進，而地形、給養條件有可能給以基本限制，則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現雖有各種材料判斷，南敵不能持久，但蔣介石在短期內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丙、前電各項請即復。

25日，徐陳不顧中央電令，致電張及紅四下屬各部，決心九軍渡河：
甲、我三十軍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軍可全部過河。對岸敵打數槍即跑，我一團已占四兒灣并在繼續前進中。 
乙、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九十一師一個團今下午即接五軍防，九十三師兩團位其后，作預備隊，節節制敵。


同日16時，紅軍總部發出一封朱張彭聯名電報致電軍委及賀任，徐陳，明確下令紅四主力渡河。（2日后，彭致電中央，申明此電盜用了他的名義，他事先全不知情。）
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辟了執行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并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的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從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和吸引會寧方面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同日，軍委致電朱、張、彭并致賀、任、徐、陳，再次強調要先打南敵，要求紅九軍不要渡河：
朱張，彭并致賀任，徐陳：
甲、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
停止追擊之敵。我處南北兩敵之間，北面作戰帶陣地戰性質，需要準備兩個月時間。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應如下：
（一）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三眼井堡、大營盤、大塘驛地
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攻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
（二）四方面軍除渡河之兩個軍外，尚余以九軍為中心三個軍。二方面軍除派赴七營部隊外，尚余其主力。


同日，張國燾以紅軍總部名義給中央發電，不同意軍委部署，強調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

26日1時半，軍委向總部妥協，同意九軍過河，但強調紅四其他部隊不要再急于過河：
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戰略要地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
乙、等二、三日后，如證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封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抗擊手段不夠。

同日，徐陳致電朱、張、彭，決心以三個軍渡河，電后即率軍直屬隊尾隨9軍渡河：
甲、為開展目前戰略方針，爭取主動，吸引敵人于蘭州方面，并盡力能遲滯會、定前進之敵，我們即遵二十五日收到總部158號批準二十四日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大力壓迫，兩個軍速控五佛寺、一條山、紅水一帶戰略地區，留五軍在河岸監視靖遠、一條城之敵及守船任務，四軍位現陣地扼阻會、定敵人。
乙、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總部有何指示，望速告。船工會（隊）是否立刻可分一部歸總部，待我們今晚到河邊把詳情弄清再報。

同日17時，總部回電徐陳，“同意你們部署”。

同日21時，毛密電彭：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10月27日，張國燾的態度一度發生變化，當日5時，總部致電徐陳并報軍委，命令徐陳其他部隊遵照軍委指示停止渡河：
毛、周電令，目前作戰重點，系注意擊破南敵，停止追擊。我各部應即遵照這一指示執行。四方面軍除三十、九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四、三十一兩軍即以一部逐漸遲滯敵人，準備于郭城驛附近與敵決戰，消滅敵之突進部隊，而停止其前進。

這一次，徐陳直接站出來唱了黑臉，他們當日即回電總部及軍委，強調四方面軍必須全部渡河。

10月28日13時，軍委得悉張國燾態度轉變，連忙致電總部、彭、賀任、徐陳，對總部27日5時電表示歡迎：
完全同意朱、張二十七日五時部署。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照張電位置眼井堡、三塘驛地區，準備以一軍向中衛、一軍向定遠營，其余以堅決擊破南敵為目的，務必消滅其進攻部隊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擊。現當敵人輕我銳進之時，正是我打勝仗的時候。必要時擬請德懷趕前線指揮此次戰役，在政治上立即開始大動員，堅決消滅胡敵。

但同日，徐陳態度強硬的再電總部并轉軍委，強調自身困難，“三十一軍無論如何須抽出隨指揮部行動”。

同日19時，張國燾態度再次轉變，致電軍委表示支持徐陳意見，并要求一四方面軍全力配合紅四行動，電報末尾稱“究應如何？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留給軍委5小時答復時間，過時不候。

軍委拖至10月29日12時，終于再次妥協，復電總部同意三十一軍過河：“根據朱、張、徐、陳意見，為迅取寧夏起見，三十一軍可以立即渡河，在九軍、三十軍后跟進。”

當晚8時，彭致電軍委，提出海打戰役計劃，要求紅三十一軍留河東作戰。

10月30日，軍委同意彭議，致電總部，再次勸說張國燾。
朱張：
     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握住此中心關鍵而領導之。除九軍、三十軍已過
河外，其余一、二方面軍全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統照德懷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戰而勝，則全局轉入佳境矣。

同日，海打戰役計劃未能實現。河西紅軍與河東紅軍被切斷。 

11月2日，徐陳致電軍委及總部，把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正式提上了臺面，至此，毛之前擔心的“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成為現實。
“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系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目前大靖、土門、古浪、涼州甚空虛易襲，不缺糧，人多，均漢人。”

同日，軍委電復河西紅軍，希望他們原地發展，間接否定了他們的涼州計劃：“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出通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

11月3日22時，軍委致電“朱、張、徐、陳”，同意河西紅軍西進至永登、古浪一線，但一定要保證和后方的聯絡：
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動。

11月4日，徐陳再次向張提出：“我方情況實不允許久控現地區，等待配合右岸行動”“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

11月5日，張致電徐陳，指示他們“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和軍委指示完全背離。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1月1日，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彭德懷等在海原關橋堡會商，當時就做出了三個方面軍由彭的前敵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紅軍總部不再干預的決定。而此時張國燾仍在直接給河西部隊作指示。

11月6日，徐陳按照張的指示擬定向涼州進軍的《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上報。

11月7日，該計劃得到張的批準。

同日，河西紅四的徐陳等七名首長聯名致電黨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獨立開展行動。

11月8日，中央回電同意，西路軍自此正式成立。

附2 紅軍西路軍歷史真相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后，張國燾拒不執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強令三十軍和四方面軍總部帶九軍、紅五軍團二萬多人，西渡黃河與中央分裂。十一月十日組成西路軍向甘北進發，妄圖到新疆建立在自己的勢力范圍稱王稱霸，被西北軍閥分割圍殲在河西走廊。后經中央營救，僅剩八百人在李先念帶領下到了新疆。我三個整軍被敵殲滅。這是我軍建軍史上少有的失敗。當時，杜發樹在西路軍總政治部當宣傳員，是西路軍少有的幸存者；周萌文在四軍十師二十八團當衛生員（未參加西路軍戰斗），是西路軍失敗的旁觀者。我們從親身經歷中，感到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量敵不準，指揮失誤。西路軍西渡黃河之前，張國燾、陳昌浩等錯誤地估計西北形勢，認為馬家匪軍是“破銅爛鐵”，不堪一擊。而我們渡河的三個軍都是能攻善打的主力部隊，消滅馬匪軍，打通國際路線，到新疆占領一塊地盤是沒有問題的。實際上，紅軍一過黃河，便遭到西北軍閥的聯合圍攻。青海軍閥馬步芳，寧夏軍閥馬鴻逵，甘肅軍閥于學忠等，在反共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調集重兵圍攻紅軍。馬匪當時有十萬人，我們只有二萬五千人，敵人不僅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我們，而且在戰斗力上也不象原來估計的那么差。他們大多數是騎兵，步槍上裝有兩條長鐵叉，架在馬頭上可進行射擊，下馬在地上可以當支架，打得很準。且熟悉地形，以逸待勞。占了天時、地利等有利條件。而張國燾、陳昌浩看不到敵人的這些優勢，盲目進擊，渡河后接連攻下了古浪，永昌等幾個小縣城，便被小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對俘虜采取了殺光政策。記得有次戰斗抓了上百名俘虜。除留下幾名當翻譯和舌頭外，其余全部殺死。我們不僅得不到兵員補充，而且迫使敵人拼死一戰。紅軍只有消耗，沒有補充，仗越打越困難。中央多次電令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東渡黃河，但陳昌浩頑固執行張國燾西進路線，令各軍急進，占領山丹、臨澤、高臺等地，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里西是祁連山，北是大沙漠。在幾十里寬的一條狹窄地帶，陳昌浩把部隊從東到西擺成一字長蛇陣，相距近千里，分散防守各個支點，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敵人調集大量騎兵，利用我兵力分散、戰線太長的弱點，對我進行分割包圍。我們全是步兵，武器裝備又差，雖然紅軍將士英勇奮戰，但傷亡慘重，部隊連連受挫。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占領古浪，十八日便被敵攻陷，紅九軍損失慘重。三七年一月一日我占領高臺，二十一日被敵打下，紅五軍團全部陣亡，軍團長董振堂壯烈犧牲。三十軍在張掖附近與敵苦戰，和九軍、五軍團突圍出來的少數同志一起共八、九千人集中在倪家營子，陷入敵重重包圍之中。黨中央派出部隊前來營救，并電令陳昌浩突圍東撤，而陳昌浩不聽勸告，突圍后重新西進，把西路軍引向絕路。紅軍將士與敵血戰九晝夜，絕大部分戰死。陳昌浩化妝后逃回陜北。剩余部隊一千四百多人在李先念帶領下突出重圍，撤退到祁連山上。三月二十三日收到黨中央電報，指示西路軍現有部隊保存力量，團結一致，設法進入新疆，并派陳云同志迎接。西路軍余部根據中央指示，靠打黃羊為食，經過千辛萬苦，番過了荒無人煙的祁連山。一九三七年四月到達守敵不多的安西縣境。本應避開敵人，沿小路向新疆撤退，但因當時部隊艱苦、疲勞已極，想打下安西補充休整。沒想到剛拿下安西，就被敵人騎兵包圍，突圍后又在紅柳園與敵遭遇，部隊被打散，只有八百人零零散散到了新疆星星峽。杜發樹就是這時被打散的，當時他和排長李先覺、戰士胡友貴等三人一起走到新疆。敵我兵力懸殊，是失敗的客觀原因，而料敵不準，指揮不當，不聽勸告，則是主觀指導的根本錯誤。
　　
　　二、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部隊不能及時補充。西北地區民族混雜，荒涼偏僻，由于長期的民族隔閡，和敵人多年反共欺騙宣傳，人民群眾對紅軍不夠了解，加上五馬軍閥的嚴密控制，他們也被迫在土圍子里同軍閥一起與紅軍作戰。紅軍打下一個城寨，老百姓要么逃走，要么被紅熾俘虜后當敵人殺掉了。特別是四方面軍過去受左的影響，離開川陜根據地時，張國燾就提出“不給敵人留一粒糧食”的口號，打土豪得到的糧食、房屋不分給老百姓，帶不走的都燒掉了。到西北后仍如法炮制。人民群眾視西路軍如“洪水猛獸”，遠遠躲避。西路軍遠離后方，兵員又無法補充，物資沒有來源，傷員無法安置。得不到當地群眾的有力幫助，西路軍成了無水之魚，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部隊來不及休整，非戰斗減員嚴重。在張國燾錯誤路線指揮下，四方面軍曾三次過雪山草地。長途跋涉，頻繁戰斗，使部隊疲憊不堪。沒有來得及休整。先頭部隊就匆忙西渡黃河，戰斗力已經明顯下降。部隊沒有喘氣的機會，到河西干什么，和誰打仗，我們當時都不知道。西路軍開始進展還比較順利，但因敵人騎兵部隊機動性強。我打下了一個城寨即被包圍，部隊來不及休整，便又投入新的戰斗。且西路軍大部隊同志來自川陜根據地，不習慣西北的水土、氣候，也吃不慣高梁、黑豆。艱苦的生活，緊張的戰斗，使傷病員大大增加。醫療條件又差，醫藥供應不上，大量傷病員無法醫治，凍、餓而死。西路軍余部向祁連山撤退時，傷病員無法安置，部隊要翻過海拔五千多米的大山，帶不了他們，只好留下打游擊。正規部隊尚不能取勝，傷病員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敵人搜山時，大部分傷員被敵殺害。這批翻過了雪山，走出了草地，身經百戰的優秀紅軍戰士，就這樣在張國燾錯誤路線坑害下，葬送在強敵手中。

附3 紅軍西路軍史研究中有關問題的再探討

【原文出處】社會科學  199005
【作 者】張嘉選
近十年來，黨史學界對紅軍西路軍的歷史進行了重新探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徹底否定“傳統觀點”的基礎上得出了全新的結論。
 這的確是值得令人稱道的好事。它不僅使辛存于世、漂落八方的原西路軍戰士得到了公正的待遇，而且，在黨史學研究領域也帶了一個活躍學術氣氛的好頭。
 但是，統觀西路軍史研究的結果，我們在拍手稱賀之余，心中尚留一絲小小的遺憾學術界在對西路軍史研究中，特別是對西路軍失敗原因之“傳統觀點”的否定中，有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這樣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近幾年在西路軍研究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否定了傳統的觀點”。“傳統的觀點”指的是什么呢?“長期以來傳統觀點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由于執行了張國燾錯誤路線而造成的。”接著，作者以十分強調的語氣說：“這種觀點最早來自毛澤東”。（周忠喻《對紅西路軍失敗原因的一點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諸多文章在否定了毛澤東的這種“最早”的“傳統觀點”之后，得出了千篇一律的結論：“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的即定方針”；“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的渡河、西路軍的組成、西路軍的西行，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建立臨(澤)高(臺)根據地等都是執行軍委命令的”。“西路軍的行動是黨的整個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周忠喻《對紅西路軍失敗原因的一點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不能一概認為上述結論都是錯誤的。但至少可以認為其內之關鍵問題是有悖歷史真實的。這里，我們本著事實求是的原則，對西路路軍歷史研究中的有關問題提出討論，就學術研究中的某些觀點予以辯正。
初讀毛澤東的一番話，心中暗自驚詫：作為一黨之領袖竟如此出言之輕率!然翻閱歷史之案宗，方判定毛澤東并非“信口雌黃”。
 所謂來自毛澤東的“最早的傳統觀點”，是指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的談話。毛澤東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轉引《社會科學》(甘肅)1980年第2期）
 關于西路軍的歷史，我是從1986年以后才開始有所接觸、逐漸有所了解的。當然，在這一時期所了解的，均如上述所云的西路軍從組建到西行等概為黨中央之戰略部署，頭腦中自然也就形成了這樣的概念。而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席話我是在此后看到的。二者對比，大相徑庭。因此，在暗自驚詫之余，內心頓生疑竇：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為一黨之領袖的毛澤東何以如此出言無據?難道僅僅是為推脫責任(何況并不由他一人承擔責任)、僅僅是為了政治斗爭之需而要欺騙一個中國、乃至欺騙一個世界不成!更何況他講此番話是在西路軍戰場硝煙剛剛消盡，而此事件之余波尚未平息的1937年12月講給西路軍當事人聽的!如果此說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話，毛澤東就不考慮其后果嗎?
 作為一個科研工作者，責任心鞭策著我尋根摸底去探討個究竟。于是，我帶著滿腹的大惑不解，埋頭于黨史資料的海洋之中，去尋找可令自己信服的佐證，來徹底釋解漂浮于內心世界的疑云。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要求我必須讓歷史事實站出來說話。我注意到，十年來研究西路軍歷史的論文、論著大都是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以及中央領導人與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相互往來的電報來探討這一歷史的。那末，這里亦用同樣的資料來源雙方的往來通電來驗證毛澤東的這番話能否經得住歷史的評判。
 一、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十月底全部西度黃河，不是黨中央的戰略部署。
 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甘肅會寧的時間是1936年10月，在此之前，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來電言明的“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的意思，即行調整與部署了我軍占領寧夏的軍事行動。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給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絕對秘密”電報中指出：“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1)……略；(2)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10月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
 1936年10月，中央軍委擬定的《十月份作戰綱領》對紅四方面軍的具體部署為：“四方面軍主力在通馬、靜會地區就糧休整，派多數支隊組成扇形運動防御，直通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各地敵軍附近，與之保持接觸、敵不進，我不退，敵進節節抵抗，遲滯其前進時間，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中。”從中央軍委的《十月份作戰綱領》看，中央絲毫沒有讓四方面軍之三個軍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意圖。紅四方面軍之主力部隊的任務應是南下防御，爾后參加寧夏戰役。
 直到1936年10月24日，中央仍不允許四方面軍主力部隊渡河。毛澤東(以下簡稱毛)、周恩來(來下簡稱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示：“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似以暫不渡河為宜。”三十軍渡河是《十月份作戰綱領》之即定決策。于是，在10月24日夜半，三十軍之263團駕駛木船在強渡黃河成功。25日晚，三十軍全部渡河。即日，毛、周致電朱德(以下簡稱朱)、張國燾(以下簡稱張)、彭德懷(以下簡稱彭)任弼時(以下簡稱任)徐向前(以下簡稱徐)、陳昌洗(以下簡稱陳)等人，再次強調了防御南敵進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電報說：“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我處南北之間，北面作戰的陣地戰性質，需要準備至二個月時間，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可見，中央軍委的作戰方略一向明確，對四方面軍的軍事部署前后一致。
 但是，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沒有或沒有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決策，他執意不肯堅守南線抗擊北進之敵，而是要西渡黃河將勢力發展至甘肅西部。對之，黨中央已經察覺。毛澤東在1936年10月26日給彭德懷的絕密電文中密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10月30日，林武給王明的電報中亦稱：“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迫敵，只有停頓南敵之追擊，方能北取寧夏。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欲北進取得接濟后再打南敵”。
 張國燾這一行為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由于他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中央令其停頓南敵之命令，方使敵人得以在不受抵抗之情況下，從容地、快速地向北壓來，迫使紅軍處于南北兩敵之間回旋余地極狹的“夾縫”里。同時，一方面軍攻打寧夏的部隊因疲于應付南來之敵的追擊而再沒有渡河的機會，寧夏戰役計劃再也沒有實施的可能，不得不中途“流產”。渡過黃河的三個軍只能處于孤單無援的境地。(事實上此時已埋下了河西部隊走向失敗的伏筆)黨中央的《十月份作戰綱領》遂告“流產”，不得不在11月8日重新提出《作戰新計劃》。這一新計劃“不僅放棄了寧夏戰役計劃，而且改變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個方針、部署。據此，河東主力紅軍開始進行脫離陜甘寧根據地的準備”。（徐向前：《血戰河西走廊》）這又是一次在被動局勢下不得已采取的主動轉移戰略。如果不是以后西安事變發生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這一戰略大轉移就有可能被寫進中共黨史、中國工農紅軍的戰史史冊之中。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1937年12月講張國燾“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并不是強加給張國燾的“莫須有”，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二、對已渡河之部隊，中央軍委令其向寧夏方向進軍，而不是向甘西運動。
 在什么時候占領甘肅西部，中央軍委早已作了部署。在四方面軍長征未達會寧之前，林育英、洛甫、博古、毛澤東給朱、張、任的絕密電報中向他們詳細傳達了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第一，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第二，確保抗擊胡宗南取得勝利、至少不使其成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障礙；第三，當一、四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擔負筘制敵軍之任務；第四，“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中央的意見非常明確：占領甘西不是現階段的任務。1936年9月16日，毛、周、彭在給朱、張的回電中再次強調了中央、中央軍委的近期軍事行動目標的重點為寧夏：“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
 近年來，在有關研究西路軍歷史的論文、論著中幾乎同執一詞，認為組成西路軍、打通新疆的目的是同蘇聯取得聯系，以期接受共產國際對紅軍的武器援協。事實上這里存在有誤解之處。欲打通蘇聯接受武器援助是事實，但在路線、地點等具體問題上作如是說與中央的決策是有出入的。1936年9月19日，毛、周、彭在給朱、張的回電中明確說：“……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我們已將寧夏、甘西地區狹小不利回旋，且城堅難破之困難條件報告國際，并說明須取得蘇聯飛機大炮之幫助，才能破城。現據回電說，到寧夏地區后給幫助，則我軍只要占領寧夏之鄉村，靠近賀蘭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這里反復強調了要接受蘇聯武器就必須占領寧夏，決沒有占領甘西到新疆去接受武器的意思。這是關鍵之處。近年來學術界同仁在研究西路軍史時恰恰忽視了這一點。
 1936年10月24日三十軍渡過黃河之后，中央軍委對四方面軍的指示仍未變化：四方面軍之河東的兩個軍仍須執行南下御敵的任務；河西部隊向寧夏之中衛、定遠營一帶進軍。10月26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以打胡敵，取定遠營兩著為最重要。三十軍占領永登是對的，九軍必須占定遠營，這是接(?)(原件如此)物攻寧的戰略樞紐”。10月30日，林武給王明的電報亦說：“依照國際指示占領寧夏。紅軍三個方面軍業已會合，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約一萬七千人已渡過黃河占領靖遠西北地區，準備向定遠、中衛進”。
 徐向前元帥在《血戰河西走廊》一文中也這樣說：“渡河后的我軍，共二萬一千八百人。首要目標是橫掃沿岸守敵馬步青部，控制一條山、五佛寺等戰役樞紐地段，打開北進寧夏的門戶。下步，向寧夏進擊，乘勝取中衛和定遠營，當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徐向前：《血戰河西走廊》）看來渡河部隊對中央的部署很明確，他們正是按中央軍委的作戰意圖一步步接近寧夏，而不是向甘西發展靠近新疆。
 形勢發生變化是在1936年11月初。河西三個軍占領一條山、五佛寺一帶后，寧夏戰役不能如期進行。攻打寧夏的一方面軍主力沒有西渡之機，四方面軍主力只好背靠黃河固守待機。然這里自然條件極差，大部隊在此長期集結難穩腳跟。于是，在1936年11月2日，徐、陳電告朱、張、毛、周：“甲、此方人戶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久作戰。×(原文如此)山地區河車(谷)間還不能放重兵。乙、我們建議：一、若主力能夠速渡河，需此方帶(待)接時，即向中衛、寧夏進；二、或單游擊定遠營；三、或以大部向平番、涼州、民勤方向發展，開展甘北蘇區……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系，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帶(待)必要時，再東轉來接主力過河。”從這份電報可以看出，河西部隊在處境不允許久停一地，之情況下已有被迫改變行軍方向、向甘西進軍、建立甘北蘇區之意圖。
 接徐、陳電報后，毛澤東、周恩來與張國燾作出了不同的反應。毛、周在11月3日電告朱、張及徐、陳：“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毛、周的意思很明確：河西部隊分兵力可以向西移動，但不能離黃河太遠；一條山、五佛寺不能放棄，以便策應河東部隊及紅一方面軍主力過河。
 張國燾于11月5日給徐向前、陳易浩的電報內容就大不一樣了。他在電文之第五條中指示徐、陳：“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著重號為我加的)“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張國燾的這一命令與中央的指示相去甚遠。其一，中央沒有讓河西部隊“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的部署。寧夏戰役雖未按既定方略實現，但此時并未放棄這一戰役計劃，因此，四方面軍渡河部隊的任務沒有根本變化；其二，張國燾提示河西部隊迅速占涼州，事實上已擅自改變了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因而也就等于置中央決策于不顧，放棄寧夏戰役，朝河西走廊延伸。在一定時間和一定意義上講，此時渡河部隊進入河西走廊它不僅不是黨中央的戰略部署，而恰恰是與其背道而馳。同時，張國燾還指示徐、陳：“你們盡可能派一部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渡口在我手中，但不能因此防(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不必流(留)兵力守渡口”。
 在接到張國燾電報的次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中央軍委：因我兵力不能分散，故“決定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河點”。至此，河西部隊已事實上無法執行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在沒有得到中央的明確指示之前，其行動方向及任務已完全地發生了變化。由此可見，所謂西路軍西行是執行黨中央命令之說缺乏歷史根據。
 三、組成西路軍，不是中央軍委的既定方針，而是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及軍委作了認可罷了。
 上述已經證明，中央并無在進行寧夏戰役前后組成西路軍的計劃。因為占領寧夏南部區是為了接受共產國際的武器援助，并不需要在河西走廊打通什么路線。那末，“西路軍”是怎樣組成的呢?只需翻閱過有關歷史案卷的人都會明白：西路軍的由來是出自河西部隊自行決定、自行發起、自行組成，在報請中央之后，由中央及軍委作了了認可并更改了名稱罷了。下面有三份電報可為佐證。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陳易浩等七人致電中央提議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電報全文如下：
 洛甫同志轉黨中央并毛、周、張：
 一、為加強與統一河左岸四方面軍部隊黨政軍的領導及保障黨的路線的執行，我們提議左岸的部隊在目前獨立行動中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簡稱西北前委，擬昌浩、向前、傳六、李特、國炳、克明、樹聲、先念、海松、翰齋、卓然等十一位同志組織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傳六等六人組織常委，以昌浩同志為書記。
 二、在軍事指揮方面，提議組織軍委西北分會。以上二提議當否，請中央與軍委復示。擬便我力勝任，提議由向前、卓然中一代昌浩討(?)呈厘(?)李、李、曾、樹、傳六。
 七日
 接收徐、陳等人7日來電之后，毛澤東、張聞天于8日作如下復電：
 朱張、徐陳李等七同志：
(甲)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似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余名單照他們來電批準。
 (乙)二兄有何意見請復
 張毛
 11月11日，中央及軍委復電如下：
 徐程(陳)李并轉各同志：
 甲、你們所部組織西路部。
 乙、依照你們提議的名單組織西路軍政治委員會(原稿如此)，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主席，統一的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
丙、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臨時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其組織照舊不變。
 中央及軍委
 十一月十一日
 這就是西路軍組成的前后經過。它似乎出現得比較突然，在中央及軍委渾然不知之情況下，已由河西部隊領導人打出了旗號，且黨務、軍務組織及其領導人名單等一應俱全。這里，筆者并非指責其作法有什么錯誤。相反，我們認為，河西部隊孤軍奮戰于河西走廊，在同中央軍委只能取得遙控聯系之處境下，自發地加強政治、軍事組織是必要的。這里想說明的是，西路軍的組成出自于河左部隊自發，我們不能因“西路軍”的名稱是中央及中央軍委更改的就認為西路軍從組建就是受命于中央及軍委的，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同時，中央及軍委等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但并沒有對西路軍有新的重大安排。因此，更不能將組建西路軍與中央的戰略部署聯系起來。
 總括上述三條，本節的結語可作這樣表述：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同志時講的話出言有據；張國燾不僅要對西路軍的失敗負責，而且對寧夏戰役的流產及河右紅軍的被動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之，近年來有關西路軍歷史研究中提出的西路軍從組成到西行都是執行中央軍委命令之觀點值得商榷。
歷史案宗表明：黨中央確有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設想。但是，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黨中央選定的是紅一方面軍屬部。而不是紅四方面軍屬部。由此可認定，以后的西路軍西出涼州、兵發新疆行動，不是出自黨中央的既定方略。
 誠如大家所說的，在紅軍長征之前，紅軍長征之中，黨中央已有創造西北蘇區、打通國際路線，爭取蘇聯武器援助的設想。到1936年6月，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問題談得更為詳細、更為明確。他在給彭德懷的絕密電報中具體談了打通蘇聯及其道路、時機問題。毛澤東說：“以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擔負”。(著重號是筆者加的)這份由中央檔案館珍藏的電報，將問題說得不容許我們有半點疑問打通蘇聯事在必然。但是，打通蘇聯只能由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十五軍團來承擔，中央斷無由紅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打通新疆的考慮。這是唯一的一份由中央領導人指明打通蘇聯任務由××擔負的電報，以后再沒有如此明確的指示了。
 此外，在與蘇聯建立聯系的地點及路線問題上，前后明顯發生重大變化。比如1935年6月16日，中央軍委曾致電四方面軍領導人：“……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戰略方針應是占領陜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朱永馨《從新疆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的戰略部署》《青海黨史通訊》1987年第2期）但自此以后，局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從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到1936年10月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會師陜、甘、寧邊區，在這一年時間里中央決策由占領陜甘川改為陜甘寧，打通蘇聯取得聯系的地點亦不是新疆而是寧夏。所以，用黨中央一年前、甚至兩年前的戰略設想來證明1936年11月西路軍西行出自黨中央戰略部署，那委實十分牽強。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西路軍是緣何西出涼州，兵發新疆的。
 河西部隊在自動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口西進涼州之后，已呈現出向河西走廊縱深處發展的態勢。黨中央明確地看到了這一跡象，即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提請他們考慮以下幾個問題：“(1)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3)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過去有的同志就是據此電文來認定西路軍西進新疆是接受中央命令后而為之的。事實上這是嚴重誤解。首先，電文從語氣上是詢問，從內容上是商量，是征求意見；其次，從三個疑問句看，中央傾向于西路軍返回河東。中央用詢問、商量的語調，意在提醒西路軍領導人不要免為其難，必要時應知難而退。但得到徐、陳的答復是：“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
 對于這一過程、徐向前元帥在《血戰河西走廊》一文中這樣寫到：“在西路軍西進還是東返問題上，“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列舉了五、六條理由，說明西進的必要性。大家贊成我的意見，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與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于是下決心西進，向中央表了態。我們計劃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復示：同意向涼州進，新疆接濟正準備中。”從徐帥這一番話中可以看出，西路軍領導人對中央詢問、商量的電報內容心領神會，但作出決定性行動“下決心西進”計劃的是西路軍自己也就是說，西路軍西出涼州，兵發新疆的決定出自于西路軍自己，而不是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
 由此看來，西路軍向新疆進軍這一決定的誕生與組成西路軍這一決定的誕生，具有著相似的經歷，即：均由渡河部隊提出決策性建議，而后由中央及軍委許可照準。
 總結上述，這一節的結語可作如下表述：黨中央確有打通蘇聯的設想。但指定擔當這一任務的部隊是一方面軍之一軍、十五軍，而不是四方面之五軍、九軍、三十軍。假如形勢發展需要組織西路軍的話，按中央之部署也只能由一方面軍屬部來組建，此其一。在四方面軍之仨個軍搶先渡河形勢發生根本變化之后，西路軍面臨的是東返或西進的兩種選擇，而西路軍選擇了西進。至多可以說，西路軍的這一選擇得到了黨中央的準許罷了，此其二。因此，從根本上說，河西部隊從組成西路軍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于中央的戰略部署。我們不能因為黨中央早時曾有過打通新疆的設想，就認定西路軍西行是出自黨中央的戰略部署。這的確是屬于兩件事情的巧合，我們不能將之混為一談。

附4 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正確認識西路軍歷史

司馬無痕的blog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更不是可以隨意戲說、歪說和胡說的。西路軍的歷史雖然塵封了數十年，但并不是說黨的歷史沒有記載，可以任人不負責人的隨意評說的。對于某一歷史件事的結論、評價是對真實歷史進行嚴肅的、全面研究的結果，而不是憑借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學作品的情節得出的結論。對于一些人撰寫的傳記、回憶文章，由于他們常常對一些革命的功臣懷有偏愛之心，因此，在一些文字中，對于他們的過失往往不愿去采信，這應該說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人常常有“為尊者諱”的傳統。但是，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將這些傳記、回憶作為黨的歷史并作出一些不負責任的結論則是十分錯誤的。筆者在網上，不同的文藝作品中，在報刊上都看到了一些對西路軍歷史有過一些不同的評說，有的直指當時的中央軍委甚至毛澤東同志。甚至說西路軍的失敗是“由中央軍委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毛澤東把西路軍的失敗完全推到張國燾頭上，說西路軍不經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張國燾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塊地盤稱王稱霸。”、“西路軍與‘張國燾路線’毫不相干”（見《百科知識》2004年第10期58、59頁，陳鐵建文）。如果說我們只用文藝作品，一些回憶錄，一些特殊時期加工過的歷史片斷認識黨的歷史，從而得出結論并試圖影響一代人的話，那其后果是十分嚴重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多種：一是取證偏好，許多傳記、回憶錄并非不實，而是出于某種原因只取有利某方面事實的“證據”，而不顧全部的、整體的事實。二是傳記作者、文藝作品對黨史資料占有不足；三是研究方法不妥，將某些文藝作品作為研究論據。正如我們不能把《三國演義》的文字作為對曹操、劉備等人的歷史研究和考證一樣。因此，作為黨史研究的學者有義務澄清這些情況，從而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當然，誰都不是天才和完人，世界上也沒有事后諸葛亮。歷史就是歷史，除非你有更新的證據證明以下一些事實不實，否則以上的一些結論就肯定是輕率的。
    首先，應該申明的是，西路軍的失敗確與張國燾路線有關系 ，并不是說西路軍將士們應該承擔責任。事實正好相反，正如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對西路軍戰士的歷史功績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那樣：“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干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
    然而，從領導責任來看張國燾路線肯定對西路軍的失敗是應該負責的。資料顯示，早在 1936年月6月10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同意率紅四方面軍北上，但準備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動，在青海、甘肅、新疆邊遠地區另辟局面。
    毛澤東6月19日  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思來、秦邦憲、彭德懷復電朱德、張國燾并轉任弼時，指出：“關于二、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漢沖突，利于爭取青海三馬，也利于以后東出陜南策應時局。”（全文所引均可從中國共產黨正式、非正式出版的歷史資料找出，本文不一一引出。）
    當然，過去出版的歷史資料是否全部屬實，且不討論，但在得出某些結論之前，應該認真研究本文所列資料，或可實事求是的、全面的認識西路軍歷史情況。）
    1936年9月19日就奪取寧夏、打通蘇聯問題，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復電朱德、張國燾并致任弼時、賀龍：“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寧夏氣候比綏遠、青海、陜甘北部及甘西較暖，且是產大米區域，在西北為最富。紅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
    9月22日  朱德致電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思來、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劉伯承，指出：“張國燾不同意靜會戰役計劃，擬根本推翻。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九月十六日關于紅四方面軍繼續北上與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會合的決定。〕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9月24日 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聶榮臻：“接朱德來電，張國燾又動搖了北上方針，我們正設法挽救中”。
    9月25日 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聶榮臻；“四方面軍決心向西，從永靖渡河，謀占永登、涼州，其通渭部隊二十四日撤去。據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衛策應一方面軍占寧夏。此事只好聽他自己做去。”
    9月26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林育英、張聞大、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并告賀龍、任弼時、關向加、劉伯承：“紅四方面軍已決定西渡黃河，并已按西渡計劃行動。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西渡計劃萬分不妥時．則請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
    9月26日毛澤東 致電彭德懷：“國燾動搖，老總（指朱德）曾有電來表示很不滿意，說到漳縣與張等開會，但結果仍是西進。其參謀長周子昆電告，部隊已動，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經永靖渡河向樂都進。他們有造船工人，據云渡河不成問題。但我所慮者，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將先據樂都，且將先據永登、涼州，遮斷其西進路。所謂一部出中衛策應，恐是空中樓閣。”
    9月26日毛澤東又同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樣、秦邦憲致電任弼時、賀龍、劉伯承：“請你們向國燾力爭北上計劃之有利，西進將被限制于青海一角，爾后行動困難，且妨礙寧夏計劃。”
    同日，針對張國燾畏戰，毛澤東又與林育英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四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大道，不會有嚴重戰斗。一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策應，二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鉗制之”。
    9月27日  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復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并致賀龍、任弼時、劉伯承，告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關于堅持四方面軍執行北進方針的意見，指出：“中央認為：我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一、四兩方面軍合力北進，則二方面軍可在外翼制敵。一、四兩方面軍分開，二方面軍北上，則外冀無力，將使三個方面軍均處于偏狹地區，敵憑黃河封鎖，將來發展困難。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并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仍在外翼制敵，則萬無一失。”
    復電還強調說，務請顧及整個局勢，采納北上方針。從紅軍戰略指導思想來看，西進明顯不符合中國革利益。因為紅軍北上抗日是得民心之舉，師出有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西進去干什么？“接通國際援助”的理由有牽強之處，師出無名，民眾不易理解。
    9月27日，毛澤東又與周思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請速令通渭部隊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1936年10月8日，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的會寧勝利會師，這標志著三大主力紅軍歷時兩年的戰略轉移正式結束。隨后中央軍委制定了“寧夏作戰計劃”，目標是奪取寧夏，再占甘西，直至新疆，打通國際路線，從蘇聯獲得軍事和經濟援助。
    1936年10月16日 毛澤東在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就林育英去紅四方面軍問題，討論了紅四方面軍的情況和中央的方針。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四方面軍擁護中央是有誠意的。對四方面軍應該有個整理，并且應該經過張國燾，才更順利些。我們應該幫助他，使他的進步能更順利，并經過他將四方面軍整理好。工作怎樣做?第一，任命他為前線指揮；第二，張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務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統一團結，將四方面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關于國燾過去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問題，原則上是不說的。但如說到時應指出：這一錯誤是嚴重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另方面應指出是個別的、是機會主義性質的(對中央路線的估計不足)，但不是整個路線的錯誤。因為就其整個歷史來說，還只是某個時期個別的錯誤。還有一點，如果他以后不再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將來不一定提這一錯誤，如果仍繼續發生這樣的錯誤，那是應與之作斗爭的。”
    1936年10月26日，紅九軍、三十軍強渡黃河成功，紅五軍、紅三十一軍受胡宗南部、王均部、毛炳文部、王以哲等部四路圍攻，強渡黃河失敗。從河邊撤退，后紅五軍撤退至三角城后再次強渡黃河西進。26日至30日，紅三十軍、九軍、五軍全部過河。中央確曾電令三十一軍停止過河，兩岸紅軍雖有黃河阻隔但，可進可退，中央并未有調動命令。而在 1936年 10月30日，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從河邊撤至賀家集、同心城。于是從31日起，國民黨軍陸續向靖遠、打拉池、中衛等地進攻，全面隔斷了紅軍主力同河西部隊的聯系，因此，西進部隊的悲慘命運從此開始。毛澤東一再告誡的“在當前—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張國燾當了耳邊風。將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從河邊撤至賀家集、同心城這一錯誤程度不亞于“失街亭”。同時由于這一步錯棋，使海打戰役計劃以至奪取寧夏戰略計劃被迫中止，紅軍主力被迫向東轉移。當然，從全局來看寧夏戰役的中止也并不能認為全都是由于張國燾的這步誤棋造成的。當是時，1936年10月31日，由宋美齡發起的總統50誕辰獻機活動在洛陽舉行，蔣介石望圖利用用國內外同胞捐款購買的68架美國軍用飛機，給紅軍致命打擊。這些情報也是當時寧夏戰役不能實施的因素之一。從黨史資料多方情報來看，寧夏戰役中止還有許多因素，但是張國燾自作主張撤三十一軍和四軍于賀家集、同心城確是一大錯誤，不但在一定程度影響了寧夏戰役，更重要的是斷了三十軍、九軍、五軍的退路。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是主觀原因還是客觀指揮失誤，從軍事常識角度來看，他客觀上起到了“上樓抽梯”、“過河撤橋”、“懸崖催鞭”甚至“推瞎子跳巖”的作用。
    1936年11月5日當天，西路軍收到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出電報“你部主力西進占領水登、古浪一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動。”
    就在當天（ 1936年11月5日），張國燾也有電令西路軍：“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另，敵人可能隔斷你們與河右面主力之聯絡，你們盡可能派一部帶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己時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
    可見，中央軍委意見是“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這是留有后路的做法。而張國燾電報意見則明顯是不留后路的做法。“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實際上張國燾早已于 10月30日，已電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撤至賀家集、同心城。接通之事只是空話。三個軍過河后，出其順利，不斷報捷。11月中旬，三個軍急速攻入、高臺、臨澤、古浪，并成一字擺開，成了馬家軍案上之魚肉。當毛澤東11月25日得知情況后，急電指揮已經為時過晚（毛澤東11月25日致電陳昌浩、徐向前：“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余部。……應該力避如過去那樣的消耗戰，我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如此方能解決問題。毛澤東11月25日”）；但由于孤軍深入后不久即陷入重圍。當然，時勢變化過大也是客觀原因。如以上史實不虛，在沒有更新的歷史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西路軍的失敗與張國燾是有一定關系的。后來西路軍正式組建后，張國燾確實未再插手，但西路軍已步入歧途，有如一步形勢嚴峻的殘棋，一步走錯誰也無回天之力，況且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當時的毛澤東也只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年，他也不是神人。毛澤東接手后也曾請西路軍考慮三個方案，其中之一便是東返。毛澤東提出三個問題請他們考慮：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是否有把握? 2、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3、能否解決寒衣、糧食問題?。顯然毛澤東從6月以來的電報來看，都是不贊成西進的，但事已如此，他也只有聽西路軍負責人的意見。”將在外，他當然不能代替西路軍決策。如果說他有錯的話，應該堅決命令西路軍東返，而不應該讓其選擇三個方案。但西路軍經過集體討論決定繼續西進。雖然以徐向前為首的幾個同志表示過異議，但由于陳昌浩的堅持，一些同志也同意西進，徐向前等也只好少數服從多數。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陳昌浩，他主觀上也并不一定就是要堅持“張國燾路線”，他也有想忠實執行中央指示，勇敢完成中央交給的“打通遠方”的任務的思想，但他對徐向前意見不予重視確實是錯誤的，這也是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之一。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有戰略上的，也有戰術上的，有領導上的，也有指揮上的，更有環境上的、氣候上的（南方同志不適應北方生活，）。既有敵人的兇惡（馬家軍的兇狠），也有中央指揮的不當，也有各軍將士自己的失誤；還有共產國際不合作（突然堅決不同意紅軍退入新疆）；還有信息不通，（九軍電臺損壞，三電臺落入敵手，后中央軍委從保安急遷延安十余天時間電臺法聯系）等等因素。因此，我們不能割斷西路軍西渡之前和西渡之后的歷史的聯系，不能把過河以后的指揮全部算在中央軍委的頭上。輕率地將失敗歸昝于中央軍委的領導或某個具體的個人的失誤。因為這些隨機因素的出現，其事件因果的走向（如西安事變的發生和解決）都不是哪一個人在當時就能事先預料得到的。

附5 西路軍歷史真相--評為什么要顛覆歷史？

對于長征途中張國燾路線所發生的西路軍事件，毛澤東指出：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宣布了張國燾路線的徹底破產。此外，黨內對西路軍并無其他結論。有那么一些對毛澤東懷有敵意的人們，處心積慮地尋找毛澤東的“錯誤”。毛澤東對西路軍的評述他們也要進行攻擊。說什么四方軍部隊西渡黃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是毛澤東定命的；西路軍始終保持著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聯系；因此，西路軍失敗，責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甚至還有人說：張國燾要打通蘇聯，毛澤東也要打通蘇聯，為什么張國燾是錯誤的，而毛澤東是正確的呢？

鳳凰電視臺也在其中攪和，特意安排了專題節目。楊錦麟先生為鳳凰臺叫好，夸贊鳳凰臺敢講真話。鳳凰臺講的是真話嗎？不是真話，是對歷史的曲解和篡改。奉勸楊錦麟先生，不可太隨意，還是謹慎點。人貴有自知知明。楊錦麟懂得多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讓我們追溯那段歷史，回顧事態的演變，而做出真實的結論吧！

一 中共中央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

中共中央經與東北軍協商，于1936年8月12日提出了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其要點：（1）紅軍與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出兵綏遠，以推動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2）9月底前，紅四方面軍盡可能奪取岷縣地區，作為臨時根據地，支援東北軍于學忠部占據蘭州，控制河西走廊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九泉）。（3）10月和11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北部會師，完成奪取寧夏的準備。（4）12月，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陜甘寧根據地，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期度過黃河，占領寧夏。（5）占領寧夏后，紅軍和東北軍各出兵一部，組成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將全國的抗日運動推向高潮。

二 中共中央再次識破張國燾西逃意圖

但凡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知道，紅軍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反對中共中央北上抗日路線，而主張向四川、西康退卻，打通新疆國際路線。他不但帶走了四方面軍全軍，而且裹挾了一方面軍之第五軍、第三十二軍。

1936年7月2日，北上之賀龍、任弼時部二、六軍團在甘孜同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中革軍委電令紅二、六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另將第三十二軍（原一方面軍部隊）編入紅二方面軍。

此時的張國燾在全黨全軍的反對下，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0日電告中央，同意北上。6月19日，中共中央再一次警示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北上，宜出甘肅南部，而不宜向臨、洮地區”（臨夏、臨洮在蘭州西南60公里處，貼近黃河右岸）。中共中央非常警覺地預感到張國燾的故態復萌，逃往新疆，故此預先告誡張國燾。果不出中央所料，張國燾帶領四方面軍北出甘肅后，屯兵臨夏、臨洮地區，9月13日，張國燾命令四方軍：“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

9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就奪取寧夏和一、四方面軍行動問題明確指出“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并強調“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而目前占領靜寧、會寧地區為上策。并命令張國燾即刻率領全軍進占靜寧，會寧。

迄9月中旬，紅軍三大主力的戰場態勢：紅一方面軍前出至打拉池、靖遠，將臺堡（靜寧北20公里）一線；紅二方面軍攻占了成縣、徽縣、兩當地區。紅一紅二兩個方面軍，夾西安——蘭州大道南北呼應。紅四方面軍則陳兵臨夏、臨洮，呈西渡黃河之勢。前述中共中央9月19日給張國燾的電令，其要點有兩個：一是反對西渡黃河；一是掄占西蘭大道交通樞紐靜寧、會寧，使紅軍三個方面軍靠攏，為下一戰略步驟實施寧夏戰役創造條件。

9月21日，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迅即掄占永清——循化地區，西渡黃河，直取永登、涼州。繼續實行他向新疆逃跑，所謂打通國際路線的預定方針。

朱德將此情況報告中央。

9月22日至26日，張國燾又連電中共中央，反對寧夏戰役。提出進軍甘肅、新疆，打通國際路線。并謂紅四方軍占領甘北后，可接應一、二方面軍渡河 ，同時打通新疆、蒙古兩地國際路線。

張國燾在狡辯，他把自己的西逃新疆，與中共中央北進寧夏混為一談。

9月24至27日，中央連續命令張國燾，取消打退新疆國際路線。服從中共中央決定。

張國燾被迫接受中央的命令，從9月30日起，紅四方面軍分為五個縱隊，從臨夏、臨洮等地向靜寧、會寧開進。10月9日，紅軍總部、四方面軍總部到達會寧，同一方軍會師。紅二方面軍于10月4日從兩當、成縣、徽縣、康縣等地出發，10月22日，在將臺堡與一方軍會師。至此，三大主力紅軍勝利實現了中共中央預定的會師計劃。

三 海打戰役計劃

10月11日，中共中央為貫徹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向全軍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

紅一方面軍：10月前作好奪取寧夏的一切準備，全軍集中在同心城、定邊、鹽池一線集結休整，并對寧夏敵情進行偵察。

紅二方面軍：在靜寧、隆德地區集結，向平涼方向警戒，監視、阻擊、遲滯胡宗南部，并準備爾后接替一方面軍地區。

紅四方面軍：以一個軍進至靖遠、中衛地區，11月11日前完成造船、訓練等方面的一切準備工作。

奪取寧夏作戰構想大略如下：

四方面主力，在通渭、馬營、靜寧、會寧地區休整，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11月11日前各參戰部隊完成一切戰前準備。中旬起，發起全線進攻：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軍六個師，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進攻寧夏；紅四方面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面軍全部和陜甘寧獨立師組成防御集團，抗擊國民黨軍對陜甘寧蘇區的進攻，保衛根據地。

10月下旬，敵情發生了重大變化：10月20日，敵軍幾十個師向我發起大舉進攻。22日，蔣介石來西安督戰，其部署：毛炳文部第三十七軍兩個師為一路，王均部第三軍兩個師和關麟征部第二十五師為一路，均經會寧、靜寧、向靜遠方向攻擊前進。

胡宗南第一軍四個師為一路，經靜寧向打拉池，古西安州實施主要突擊。
王以哲、何柱國兩部，步兵三個師、騎兵兩個師共五個師，以及馬宏斌部第三十五師殘部，經隆德——固原北進，以保障胡宗南部右翼。敵軍的戰場態勢：毛炳文在左，王以哲在右，胡宗南居中。左中右三路，齊頭并進，向北攻擊前進，尋紅軍主力決戰。

10月23日，朱德、張國燾與彭德懷在打拉池會合。

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對今后行動做出如下部署：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第九軍、第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活動。爾后，第五軍、第四軍繼續渡河。

10月25日，第三十軍在包河口（靖遠南7公里）渡河成功。

當日，中央電令張國燾：已過河之第九、第三十軍迅速占領黃河拐灣處（黃河在靖遠迤北呈弧形）并向中衛偵察，準備向該方向發展（預定一方面軍渡河點）。

10月26日1時30分，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三十軍、九軍過河后，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占領紅水及其以北樞紐地帶，并準備奪取定遠營（阿拉善）。此為極重要一著。

同日21時，毛澤東電示彭德懷：目前以打擊胡宗南，奪取定遠為首要任務。這是奪取寧夏的戰略樞紐。

中共中央26日1時30分、21時兩次電令，指出了整個戰局的兩個關鍵：其一，占領永登、奪取定遠，是攻取寧夏的關鍵，永登封閉蘭州，定遠堵住銀川，兩頭掐斷，為一方面軍從中衛渡河開避戰場。其二，打退胡宗南進攻，為實施寧夏戰役創造條件。反之，不打退胡宗南，胡軍逼臨黃河，則紅軍無法實施西渡。故而中共中央奪取寧夏戰略計劃能否實現，關鍵在于能否取得海打戰役的勝利，逼退胡宗南。所有這些條件隨后被張國燾全部破壞。

10月26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決以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九軍西度黃河。27日，又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一、二方面軍也應隨后跟進。

10月27日5時，朱、張電示徐、陳：毛、周電令，目前作戰重點，要注意擊破南敵。四方面軍除九軍、三十軍外，第四、第三十一、第五軍迎戰胡宗南。已西渡之第三十、第九軍，一個軍向中衛挺進，一個軍占領定遠營。

10月28日，中共中央致電全軍，一方面同意27日5時朱、張致徐、陳電，一方面部署海原、打拉池戰役（稱海打戰役）。任命彭德懷為前線總指揮兼政治委員。

28日19時15分，朱、張要求第三十一軍渡河，留第四、第五軍于現地（實際過河系第五軍，不是三十一軍）。

29日12時中央同意朱、張之電。

四 張國燾破壞了海打戰役

10月30日，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計劃：一方面軍主力6個師及四方面軍之三十一軍集結于古西安州一線，在古西安州地區從東西兩面夾擊胡宗南。四方面軍之第四、第五兩軍，在靖遠——打拉池之間地區阻擊、鉗制毛炳文部。

同（30）日，張國燾命令第五軍西渡黃河，第四、第三十一軍撤往同心地區。

同（30）日，中共中央電示四方面軍之第四、第三十一軍，執行彭德懷命令，但已時過境遷。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已退往同心。

由于張國燾違抗中央命令，擅自撤走擔任鉗制、阻擊毛炳文任務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從而敞開了海打戰役的左翼戰線，使毛炳文、胡宗南兩部得以合擾，海打戰役被迫終止，同時殃及寧夏戰役。紅軍渡河對日作戰，不得不作新的考慮。

在變化了的情勢下，中共中央新的計劃是：

三個方面軍的主力仍在原地尋求戰機，待黃河結冰期到來，根據形勢再部署渡（黃）河作戰，實施寧夏戰役。

1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主力和紅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第一步占領鎮原、寧縣、正寧、合水；第二步奪取淳化、耀縣、宜君，洛川、延長。紅四方面軍之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在靈武，鹽池地區待機，以觀戰局。當時傅作義部正在綏遠同偽蒙古軍作戰（史稱綏遠抗戰），紅軍待機而動，一旦形勢變化，則向東行動。準備從山西渡黃河，實現對日作戰。

此時，毛炳文第三十七軍西渡黃河，“追剿”紅四方面軍的河西部隊。與我有統戰關系的東北軍王以哲部隊，經我勸阻，行動遲緩，第三軍進占同心后也停止前進，行動遲疑；唯胡宗南軍躍躍欲試。毛炳文西渡黃河，王以哲部和第三軍行動遲凝，胡宗南失去了兩翼配合，頓呈孤軍，戰場形勢發生了于我有利的變化。

10月22日，紅軍全殲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師于山城堡。至此結束了歷史兩年的紅軍長征。紅軍在環縣、定邊、鹽池地區休整。

五 西路軍失敗，張國燾路線破產

10月30日，毛澤東電示：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于現地休整待命。不做作戰部署。準備打破南敵后，繼續北取寧夏。

11月1日、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張并毛、周：建議西進大靖、古浪、平番，涼州。

2日12時，毛、周電復徐、陳：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展占領地，大的方向仍不變。

3日22時，再次電令：所部西進古浪，但現渡口陣地五佛寺地區必須留兵固守，并附電臺。

4日18時，徐、陳復電：我方情況不允許久控現陣地，等待配合右岸行動。

6日，張國燾向中央提出，放棄現陣地，集中全部五軍、九軍、三十軍西進。發動平（番）、大（靖）、古（浪）、涼（洲）戰役。

至此，張國燾終于徹底破壞了中共中央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公開舉起逃跑主義的旗子——打通新疆國際路線。事實告訴人們，中共中央命令四方軍西渡黃河，是為了北取寧夏。而河西部隊所實行的則是張國燾的逃路主義。

11月6日，四方面軍河西部隊領導人陳、徐電告中央，準備實施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并請示部隊名稱、指揮機關。

8日，中共中央電復陳、徐：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黨的領導機構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

11月12日，毛澤東，同恩來先后致電西路軍，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重返河東可能否。

14日，張國燾再次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指令西路軍領導人：必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

16日，毛炳文部西渡黃河，“追剿”西路軍。

17日，西路軍向中央報告：“我們決以打通遠方，與爭取甘州、涼州、肅州建立根據地。”

18日，中央領導人復電西路軍：我們己告遠方，但恐遠方接濟不及。并對行動作了部署：控制古浪，遠拒毛炳文，部隊留駐現地，休整訓練，進一步加強和改善與當地人民的關系。

11月23日，中央領導電示西路軍：“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中央堅決反對你們退入新疆。”

25日至28日，毛澤東又兩次致電西路軍，要他們在打敗馬家軍后，主力應準備東移。策應河東。并指出：“遠方接濟三個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奮斗，開創局面。”

在作戰方面：“應該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力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敵后”；“敵多，則以一部鉗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兵力”；“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于一翼”；“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總之，不打則己，打，必須有所繳獲。與其擊潰許多團，不如干凈消滅一個團。”還指出：我的意見把全部一萬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內進則集中的進，退則集中的退，打則集中的打，不打則己，打則必包圍消滅一部。

12月6日，西路軍領導人致電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打通國際路線仍成為抗日共同立場”。要求紅軍全部主力速來與我們共同西進，完成打同國際路線的任務。

當（6）日24時，毛澤東、周恩來復電：“遠方可于兩個半月將貨物送來安西。主力不能西進。”

12日，西安事變爆發。

22日，中央致電西路軍，征詢他們東返。

23日，西路軍領導人電復中共中央：“建議西路軍應仍首先堅決按期執行打通遠方任務。”如東返須兩個條件：“一是蘭州友軍以六個團及騎兵進到古浪接應，消滅二馬于涼州一帶，二是新疆出六個團帶貨物至甘州。”

24日24時，中央軍委主席團電復西路軍，“在整個戰略方針上看來，西路軍以東返為有利。”

25日10時，西路軍領導人電復中央：“東進，須友軍接應，建議由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至少出二三個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兵，向古浪出動。

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等，不執行中共中央命令，卻聽命于張國燾。如此，便只有失敗一途！

27日，中央軍委電復西路軍領導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隹，西路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

1937年元旦，西路軍第五軍襲占高臺。

4日，西路軍領導人致電軍委，要求中央軍委速派第四、第三十一軍西渡黃河，支援西路軍。

5日，中央軍委電示西路軍；在高臺臨澤地區勿動。

7日，中央軍委電示西路軍：中央未變更你們的任務，只是要你們休整。二馬（馬芳芳，馬步青）反對西安事變，與二馬搞統戰不可能；第三十一軍、第四軍集結在西安附近地區，不可能支援你們。

1月中旬，敵人集中步騎七個旅，向西路軍進攻，高臺城于20日失守，董振堂軍長壯烈犧牲，全軍5000余人全部戰死。

21日，西路軍撤出高臺轉向東進。

當（21）日24時，中央軍委電令西路軍領導人：東進路線由你們自己選定，以保存實力為原則。中央可派三十二軍 、二十八軍去靖遠接應你們。

西路軍一路拚殺，艱難的向東移動。

25日，軍委主席團致電西路軍，通報了我黨與國民黨談判情況：“蔣允許紅軍主力駐陜北；一部駐陜南；西路軍駐涼州（武威）以西，事實上停止‘剿共’。我們雖以各方用力援助西路軍，但唯一的仍須依靠你們用自力在戰勝‘二馬’條件下完成你們的東進任務”。

31日，敵騎4個旅向臨澤（高臺東40公里）地區進攻，被擊退。

2月5日，敵騎五個旅向倪家營（臨澤東15公里）地區發動進攻，西路軍在倪家營周圍43個村莊，與敵血戰5晝夜，第九軍幾乎全軍復沒，第三十軍損失逾半。
11日，西路軍沿祁連山麓東移途中在梨園堡（倪家營東10公里）再遭襲擊，第三十軍受重創。

至此，西路軍僅余3000余人。編為三個支隊，分散活動。兩個支隊被打散，李選念率一個支隊退入祁連山腹地。

193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派代表陳云、滕代遠，通過統戰關系從新疆派車隊前往星星峽迎接，至迪化（烏魯木齊）。全軍僅余400余人。

一支能打能拚，身經百戰的2萬余人的紅軍部隊，被張國燾路線所斷送。西路軍廣大干部戰士的英雄主義氣概，在中國革命歷史上譜寫了一曲悲壯的樂章，它將永遠的在革命歷史的天空回蕩！

我們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回顧那段悲壯的歷史，而以極大地的憤慨，怒斥那些對毛澤東懷有惡意，而向毛澤東潑污水的人們！

張宏志
2005年10月30日

附：

張國燾解密西路軍失敗之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4780.html

國燾含笑九泉矣--“西路軍”疑云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4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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