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蘭臺稿存》怎樣揭開西路軍西渡黃河的真相

 ——訪老共產黨員、黨史專家耿仲琳

 　　中紅網北京2007年1月23日電
 　　裘珍：您是黨史專家，但知名度很低。
 　　耿仲琳（附一）：對，很對！
 　　裘珍：您有研究成果嗎？
 　　耿仲琳：有一點，收在《蘭臺稿存》中。
 　　裘珍：這是怎樣一本書？
 　　耿仲琳：田逢祿編的，凝固了中央檔案館一群“無名英雄”的心血……（附二：《蘭臺稿存》書的封面、封底，包括本書的作者姓名與他們的照片）
 　　裘珍：您能介紹一下她的內容嗎？
 　　耿仲琳：頭緒紛繁，不知從何開始？
 　　裘珍：揀富于新聞性的話題說。
 　　耿仲琳：“新聞”、“舊聞”是能轉化易位的。拿《張國燾被捕叛變問題的材料》為例，這全是“舊聞”，但對當今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新聞”了！是“公開”的“秘密”，是認識張國燾的珍貴史料，不可不讀，不能嫌長！
 　　裘珍：目前，社會上特別是網上對張國燾與“西路軍”問題的議論混擾不堪，你有什么話想說嗎？
 　　耿仲琳：請您向讀者推薦一篇《清算張國濤錯誤的一次重要會議——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張國濤錯誤問題的情況介紹》（見"中紅網"的"史海秘聞"欄目），這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基礎材料。它為明礬，可澄清混水。
 　　裘珍：對于《蘭臺稿存》，您還想再說點什么？
 　　耿仲琳：這是一部紅彤彤的寶書，是咱仨（田逢祿、齊得平、耿仲琳）自費印制，只印了450本。那年那月當中誰給出版？齊得平《關于一封電報的考證》（附三）和《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范例》（附四）兩文，應當聯系起來讀。它說清了毛主席和張國燾的路線是針鋒相對的，同一時間、同一環境，產生了不同的兩條路線：毛主席“停止南敵”，打，用“打”來爭取抗日民族戰線的形成；張國燾“全軍西渡”，跑，盲目地“跑”，結果葬送了兩萬紅軍。齊的這兩篇文章，把張國濤與“西路軍”問題的核心抓住了，通俗易懂！
 
 
 　　附一：耿仲琳，遼寧遼陽人，1926年生，中共黨員，1951年至1953年在中宣部干訓班學習，1954年任東北局直屬機關黨委辦公室副主任，1955年至1958年任曾三的秘書，1959年至1961年任《檔案工作》編輯，1961年至1965年在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學習；“文革”在“五七學校”勞動10年，后回館任研究室副主任，主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90年離休后幫助吳瑞林出版《回憶錄》五部，主編《吳瑞林將軍紀念文集》，近四年著《李賀歌詩愚解稿》。

　　附二：

封面照片是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上中央常委合影。自左至右為：朱德、周恩來、陳云、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

此書匯編田逢祿途簡介

此書作者照片

此書作者名單

 附三：關于西路軍問題一封關鍵電報的考證

 齊得平

    [摘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收入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這份電報是張國燾盜用了朱德、彭德懷的名義發出的。張國燾打著“寧夏戰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義路線，對抗中央“擊破南敵”的正確決策，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收入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這份電報需要鑒定和詮釋。請看電文：
 
    “中央軍委、賀、任、關、劉、徐、陳：
    甲、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辟了執行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
    乙、我們的意見：
    一、一方面軍將來主要在金積、靈武、中寧、中衛段渡河，以從王堆子渡河為次要，必要時可從五佛寺渡河。
    二、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
    三、我軍若以一部在海固線以南活動，可維持較寬活動區。若讓海固線給東北軍，可縮小胡敵進攻正面，發生阻擋胡敵前進作用。究以何者為宜，上述三點請中央軍委指示。
 丙、綱領：
    根據中央軍委歷次關于戰略方針指示，我三個方面軍在這一時期以占領寧夏地區，擴大甘北活動地區和盡量鞏固陜甘寧赤區以及維持擴大活動地區，吸引胡、毛、王、關諸敵于西蘭大路一帶，接通遠方，爭取抗日統一戰線的公開形成，為戰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軍除四師向七營開進，接替一方面軍任務，另外主力應以海原東二十之馬營和其西之靖西、安州為重點，組成若干支隊，在硝河城、將臺堡、王家河、新營、趙化川、孫家原一帶，為有力之活動。目前應盡量保持單家集、平峰鎮在我手中。該軍目前部署、當面敵情、地區情況，應否經常電告。該軍應設法吸引敵人于自己陣地前方，如敵不進應在海固直到西蘭大路這一地區開展工作，情形適應以運動防御遲滯之。
    三、一方面軍主力應速集結同心城、關橋堡地區，準備渡河技術，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師，應俟二方面軍接防后開始歸還建制。
    戊、上述任務約于十一月十七號前完成，執行方法，另以個別命令指示之。關于政治、軍事、對內對外各項工作，仍按照中央關于十月作戰綱領電所指示繼續執行。諸同志有何意見，請即電告。
 朱、張、彭”
 
    經考查，這個電報的作者只是張國燾本人，其內容與中央的戰略決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張國燾盜用了朱德和彭德懷的名義。
    當時（10月22日）蔣介石已到西安督戰，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舉進攻。張國燾上述電文表明，在他看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此外別無出路。他打著“寧夏戰役”的幌子，來兜售其逃跑主義的路線，引誘紅軍走入歧途。可是，張國燾的算盤和伎倆，沒能逃過毛澤東的明察。毛澤東看過張國燾的電文，立即（10月26日21時）打電報給彭德懷，指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這也就是說張國燾以“寧夏戰役”為名，實際上是避戰逃跑。彭德懷隨后（10月27日）給毛澤東、左權、聶榮臻電，把問題說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帥（指張國燾——筆者注）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池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找徐陳面談。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彭德懷上述電文中的“發后才給我看”等文字，明確無誤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時朱、張、彭聯名電乃是張國燾盜用朱、彭名義的“一種陰謀式的”行為。
    中央的正確決策同張國燾的避敵退卻是涇渭分明的。事情很湊巧，恰好10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朱德和紅軍總政治委員張國燾、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等，提出“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然后再集中向北。這才是中央正確的決策。彭德懷電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擁護中央”，說的就是擁護中央“擊破南敵”的英明決策；說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指的也就是張國燾對抗中央“擊破南敵”的正確決策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 ——引自1936年12月毛澤東所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引自1937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的談話。
 
 　　“聶、左部隊已將毛炳文、許克祥包圍起來，通知張國燾前來協同聚殲。誰知張國燾竟繼續他逃跑主義的錯誤，以組織岷(縣)洮（臨洮）西戰役為名，擅自帶領左路軍仍舊向西撤走，準備去青海西寧。后因部隊不滿，而且渡河困難，張國燾只好將部隊又拉回來。 但張國燾野心不死，竟又借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結果過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過來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隊，照他的預定計劃，西進至甘州、肅州地帶，即被國民黨軍輾轉包圍。雖經英勇抗擊，但終于遭受失敗。張國燾的錯誤，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但由于遵義會議以后，全黨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才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能夠發生更大的危害。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對從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下挽救四方面軍，對從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保存中國工農紅軍，對長征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引自劉伯承《回顧長征》一文（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裘珍收集）

附2 關于西路軍問題一封關鍵電報的考證

 　　[摘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收入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這份電報是張國燾盜用了朱德、彭德懷的名義發出的。張國燾打著“寧夏戰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義路線，對抗中央“擊破南敵”的正確決策，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收入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提出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這份電報需要鑒定和詮釋。請看電文：
 
　　“中央軍委、賀、任、關、劉、徐、陳：
 　　甲、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辟了執行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
 　　乙、我們的意見：
 　　一、一方面軍將來主要在金積、靈武、中寧、中衛段渡河，以從王堆子渡河為次要，必要時可從五佛寺渡河。
 　　二、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
 　　三、我軍若以一部在海固線以南活動，可維持較寬活動區。若讓海固線給東北軍，可縮小胡敵進攻正面，發生阻擋胡敵前進作用。究以何者為宜，上述三點請中央軍委指示。
 　　丙、綱領：
 　　根據中央軍委歷次關于戰略方針指示，我三個方面軍在這一時期以占領寧夏地區，擴大甘北活動地區和盡量鞏固陜甘寧赤區以及維持擴大活動地區，吸引胡、毛、王、關諸敵于西蘭大路一帶，接通遠方，爭取抗日統一戰線的公開形成，為戰斗（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軍除四師向七營開進，接替一方面軍任務，另外主力應以海原東二十之馬營和其西之靖西、安州為重點，組成若干支隊，在硝河城、將臺堡、王家河、新營、趙化川、孫家原一帶，為有力之活動。目前應盡量保持單家集、平峰鎮在我手中。該軍目前部署、當面敵情、地區情況，應否經常電告。該軍應設法吸引敵人于自己陣地前方，如敵不進應在海固直到西蘭大路這一地區開展工作，情形適應以運動防御遲滯之。
 　　三、一方面軍主力應速集結同心城、關橋堡地區，準備渡河技術，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師，應俟二方面軍接防后開始歸還建制。
 　　戊、上述任務約于十一月十七號前完成，執行方法，另以個別命令指示之。關于政治、軍事、對內對外各項工作，仍按照中央關于十月作戰綱領電所指示繼續執行。諸同志有何意見，請即電告。
 　　朱、張、彭”
 
 　　經考查，這個電報的作者只是張國燾本人，其內容與中央的戰略決策相反（中央要打他要走）。張國燾盜用了朱德和彭德懷的名義。
 　　當時（10月22日）蔣介石已到西安督戰，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正由南向北大舉進攻。張國燾上述電文表明，在他看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此外別無出路。他打著“寧夏戰役”的幌子，來兜售其逃跑主義的路線，引誘紅軍走入歧途。可是，張國燾的算盤和伎倆，沒能逃過毛澤東的明察。毛澤東看過張國燾的電文，立即（10月26日21時）打電報給彭德懷，指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這也就是說張國燾以“寧夏戰役”為名，實際上是避戰逃跑。彭德懷隨后（10月27日）給毛澤東、左權、聶榮臻電，把問題說得十分清楚了：
 　　“甲、大帥（指張國燾——筆者注）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池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找徐陳面談。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彭德懷上述電文中的“發后才給我看”等文字，明確無誤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時朱、張、彭聯名電乃是張國燾盜用朱、彭名義的“一種陰謀式的”行為。
 　　中央的正確決策同張國燾的避敵退卻是涇渭分明的。事情很湊巧，恰好10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朱德和紅軍總政治委員張國燾、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等，提出“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然后再集中向北。這才是中央正確的決策。彭德懷電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擁護中央”，說的就是擁護中央“擊破南敵”的英明決策；說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指的也就是張國燾對抗中央“擊破南敵”的正確決策。（耿仲琳、焦成毅供稿）

附3 關于“西路軍”怎樣渡河的探討

    西路軍問題現在搞成了一筆糊涂帳。本來是明明白白的問題，竟然搞得一塌糊涂，使人啼笑皆非。
    明明是張國燾蓄謀過河，硬要說是“中央軍委指示”，“中央軍委命令”。中央何曾有過這個“指示”，哪里有這個“命令”，能拿出來嗎？牽強地把中央《十月份作戰綱領》說成是渡河的“指示”行嗎？《綱領》是1936年10月11日下達的，明確規定：“十一月十號前各部注重休息、補充、擴大，尤特別注意訓練，以便有力的執行新任務。”“四方面軍以一個軍……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628-629頁）為什么十月二十四、二十五號就匆匆忙忙地渡河呢？而且是要整個四方面軍全部渡河，過去了三個軍加總部，還有兩個軍由張國燾率領，走到距河邊幾華里處被胡宗南堵回來了。《作戰綱領》哪有這種精神，這種“指示”？至于說“命令”更是拿不出來。專門翻這個案的人，征引了許多中央指示造船的電報，但是他們無法引出中央命令渡河的電報。事實上中央軍委渡河命令是沒有的。唯一的似乎可以魚目混珠的電報是1936年10月25日張國燾、朱德、彭德懷聯名的電報。有人就是拿來這個電報蒙人的，在文章中擺出來的“命令”就是這個電報。按照這個電報所說的徐陳提議，不獨四方面軍，一方面軍、二方面軍主力也要統統趕快渡河。這明白的是張國燾的逃跑路線，決不是中央軍委的意圖。1936年10月24日毛澤東即致電彭并朱張、賀任、徐陳，指出“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632頁）。10月25日中央軍委致紅軍總部和一、二、四方面軍電，再次指出“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634頁）這和全軍西渡決然不同。何況毛澤東看過25日張朱彭聯名的電報以后，10月26日21時即致電彭德懷指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毛澤東年譜》上卷602頁）為什么說是魚目混珠呢？有張國燾，有朱德，又有彭德懷，這樣的聯名的電報，還不可以稱“命令”嗎？可是歷史不容混淆：彭德懷10月27日給毛澤東、左權、聶榮臻的電報中嚴正申明：“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可見，這個電報是張國燾的假冒偽劣產品。
    經有人這么一翻騰，《毛選》注釋也被修改了。原注是說：西路軍渡河是根據“張國燾命令”。現在完全倒過來了，把西路軍渡河說成是“奉中央軍委指示”，把失敗的原因說成是“敵眾我寡”（有人強調是中央指示多變）。多少懂點邏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能夠接受這兩種說法嗎？中國工農紅軍從它產生之日起，不就是在敵眾我寡的條件下嗎？如果按這種邏輯紅軍還能生存發展嗎？至于所謂中央多變就更離奇了。誰不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兩萬多隊伍打光了，能賴中央指示多變嗎？他們是唯唯諾諾者乎？敢于不經中央獨自作出XXX、XXX離隊的決定，為什么別的決定就不敢作？真是令人不可思議！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是這樣說的：“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集167頁）不從主觀上總結真正的經驗教訓，能向后人交代過去嗎？
    我們認為，西路軍問題是張國燾逃跑路線的產物，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破產。檔案文獻俱在，歷史的真實必須維護，中央有關的正確的決議必須遵循。我們認為，《黨史》中有關西路軍部分，應按照歷史本來面貌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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