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鐵健《論西路軍》，總結西路軍失敗的教訓：“第一，任務多變，且遠遠超出應有的限度”。“第二，戰場主動權的喪失”。“第三，缺乏戰場指揮上的機斷專行”。“第四，對于蔣介石的輕信”。含沙射影，一股腦把責任推給黨中央。其第四曰：對于蔣介石的輕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三天，1936年12月27日，中央軍委電告西路軍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這自然包括西路軍的“前途甚佳”。在此以前，中央曾電示在南京的潘漢年轉告蔣介石：西路軍東進，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糧困難。如蔣介石令馬步芳停止進攻，讓出涼州及其以西各城給西路軍，使該軍有糧可食，即停止東進。如果以為蔣介石是可以騙過的，那就太天真了。當西路軍不斷向中央告急，請求速派援兵時，正值與蔣介石的談判進入拍板階段，和平協議即將達成。任何不慎，都會給蔣介石以借口，破壞和談，挑起內戰。所以，對于救援西路軍，中央左右為難，總想盡力爭取通過談判解決。等到西路軍面臨覆滅危險，中央除指示在西安的周恩來，強烈要求蔣介石令二馬停止軍事進攻外，于2月27日決定組成援西軍，但規定援西軍的行動以不影響和談大局為限，不能西進過遠。援西軍開動時，又由周恩來告知蔣介石的談判代表顧祝同，請其諒解并予以支持。然而，這是一廂情愿。顧祝同的答復很干脆：“對河西，中央去令不易生效。送錢可用飛機，但不能送服裝”，一口回絕了周恩來的要求。因此，雖有援西軍之組建與西進，卻已無法挽救西路軍的覆滅命運了。“事實證明，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這個論斷，言簡意賅，含蓄深刻！”摘自《歷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歷史是如此“言簡”乎？
    ——“含蓄深刻”在哪兒？
    ——“對蔣介石的輕信”，這是不是誹謗污蔑嘲笑毛主席黨中央？
    ——是否狂妄無知？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軍委主席團關于組織援西軍問題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增援軍以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兵團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委、左權為參謀長、劉曉為政治部主任，“即日開鎮原待命，準備附工兵連為先遣隊，搶占靖遠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兩個軍限三號準備完畢，四號開始行動”。接令后，援西路軍由淳河、三原地區出發，日夜兼程西進。
    二月間   黨中央代表周恩來委派馬德涵先生并由張文彬、馬憲民同志陪同去武威與馬步青交談，提出不要殺害紅軍被俘人員，要求釋放扣押在武威的紅軍補俘人員。
 三月四日  黨中央致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告已增援西軍的消息。指示西路軍陷于絕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軍的領導者沒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一切困難，群眾關系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要求西路軍在政治上、軍事上得到徹底轉變。
    同日周恩來電告中央“河西問題催顧速答”。（注：顧即顧祝同。）
    三月十二日二十四時  軍委主席團就西路軍行動方針問題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指示“必須立即采取特種方法達到保存一步之目的”或“打游擊戰爭”。
    三月上旬，黨中央派出的援西軍，在劉伯承、張浩同志的率領下，到達甘肅鎮原、平涼地區，得悉西路軍已失敗，乃停止西進。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  西路軍左支隊行至海巡堡以北分水嶺的地方，僅有的一部電臺和黨中央取得聯系。黨中央電示左支隊：“團結一致，保存力量，前進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設法去新疆，并將派陳云和滕代遠同志去迎接”。左支隊立即開會，研究中央指示，決定往新疆行動，并電告中央。
    三月二十七日   洛甫、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并彭德懷、任弼時，指示為解救西路軍危局與馬步芳、馬步青“講和”，請二馬停止對西路軍之進攻，并讓“以最快速度辦妥”此事。
 　　三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三月間   紅三十軍八十八師政委鄭維山、八十九師師長邵烈坤、八十九師政治部主任皮曉約、三十軍軍醫主任梁昌漢、三十軍軍部參謀張芳明等跟左支隊西行途中與部隊失去聯系后，沖破艱難險阻，從民樂南出山，化裝分散東返至武威附近時被俘，后經黨營救回陜北。
 四月三日   毛澤東、朱德等七人致電葉劍英，指示就國民黨對西路軍見危不救使其消滅一事，向顧祝同提出質問，要求將涼州的西路軍被俘官兵“六千人”調平涼關麟征師駐地，“轉至四方面軍歸隊”。徐向前、陳昌浩及西路軍其他干部如被俘，應嚴令二馬不得加以任何殘害行為；對河西余部請顧令馬不得再行追擊。
 　　四月七日  中央軍委主席團致電西路軍左支隊工委，指示左支隊“可以向新疆去，已由彼方設法接援”，要求匯報左支隊“困難情形”及所在位置；告以中央為營救西路軍已采取之措施與辦法。
 　　四月十三日  毛澤東、周恩來致電葉劍英：西路軍左支隊現有人數九百多，槍五、六百，十八日可抵敦煌。指示向顧祝同、朱紹良交涉，左支隊到敦煌后“馬軍不得為難”。
 四月十五日   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葉劍英，“要顧祝同發令，二馬不得追擊西路軍左支隊”。
 　　同日二十一時   葉劍英復電中央，報告“顧已電馬家敦煌部隊勿再進擊，被俘人員開赴蘭州位置，如俘徐、陳及干部不得殘害”。
 　　四月中旬  黨派到青海的張文彬、劉秉琳同志到西寧，曾秘密到馬敵“新劇團”見到了張琴秋同志，讓她轉告大家注意斗爭策略。隨后，張文彬和劉秉琳在趙守鈺的陪同下，去武威會見馬步青，解救紅軍被俘人員。
 　　四月底  周恩來同志通過回族愛國人士馬德涵先生與偽青海主席馬麟交談，要馬麟從民族利益出發，制止對被俘紅軍的殺害，馬麟表示要團結抗日。
 　　五月一日  黨中央代表陳云、滕代遠等同志親自帶領滿載衣服、藥品、食物的四十輛汽車，到星星峽迎接和慰問西路軍尚存的四百多名紅軍戰士（一說八百余人；一說七百余人。）
 　　七月二十六日  葉劍英致電毛澤東、周恩來：五十余名西路軍被俘官兵前日由西寧押至西安，將由九十七師轉其回原籍。尚有河西被俘紅軍三百余名，三、四天后可到西安，允許派人慰問。
 　　七月底   周恩來同志在西安委派我黨地下工作人員吳鴻賓同志到青海了解紅軍被俘人員的處理和待遇等情況。吳鴻賓同志八月二日返回蘭州，將在西寧了解的九軍軍長孫玉清同志被害以及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同志在西寧的情況，向八路軍蘭州辦事處黨代表謝覺哉同志作了匯報。
 　　八月一日  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謝覺哉、彭加倫同志根據黨中央指示，積極在蘭州開展營救西路軍人員的工作。在五泉山與高金城研究去河西營救西路軍被俘、失散及關押在獄中紅軍的工作和辦法。
 　　八月中旬  愛國人士高金城、牟玉光夫婦以宗教職業為掩護、以開辦福音醫院行醫為名，前往張掖開展營救工作。高金城到張掖后立即和紅軍在張掖的臨時黨支部（劉德勝、邱均品、蔡文良、王定國等）取得聯系。他們夫婦為革命工作做出了很大貢獻。高金城先生先后與張秀玉、孫振鐸、張明新、陳大偉、馬鶴年等人協力工作。時至三八年一月底，丁世芳、吳建初、李學如、周強、劉克先、彭永興等二百多名同志得到營救，重新回到黨的懷抱。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農歷正月初四）高金城先生被韓起功秘密殺害于張掖大衙門后花園，時年五十二歲。
 　　三七年春至三七年十一月，付從儉在張掖福音黨醫院工作，后于三七年十一月經高金城介紹至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去陜北公學學習。后派至甘肅做地下工作。
 　　八月  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政治部宣傳干部吳仲廉、婦女獨立團營長陶萬榮等同志，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特派員李曉鐘由青海押送于八月十四日抵達南京。經周恩來、葉劍英同志于十八日同國民黨當局嚴正交涉，營救出獄，返回延安。
 　　七、八月間  徐向前、陳昌浩同志走出祁連山后，分散行動。徐向前機智化裝，沿北部沙漠東返，經寧夏過黃河，歷盡艱險，回到陜北，向黨中央匯報了西路軍西征情況。陳昌浩在山丹縣馬營但復三的掩護下化裝護送回到延安。王樹聲同志在石窩會議以后，奉命就地堅持游擊，后因與部隊失去聯系，僅帶一部騎兵和手槍共百人，在祁連山轉戰游擊三個月，因部隊不斷損失離開河西，行至寧夏中衛得到俞學仁（寧夏中衛人）的掩護，護送到達陜北固北縣縣委會。八月回到延安。
 　　同月   紅軍被俘人員的二十四名干部被國民黨軍隊押送去漢口國民黨感化院，行至西安時經我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聞訊營救，回到云陽八路軍總部。
 　　同月   周恩來、葉劍英致電謝覺哉，原西路軍八十九師師長邵烈坤等五名干部在國民黨九十七師新兵營，望從速營救。
 　　同月   謝覺哉致電周恩來、葉劍英，匯報向國民黨九十七師副師長韓某索還西路軍五名被俘干部的情況。
 　　同月   謝覺哉致電周恩來、葉劍英：馬步芳、馬步青收編西路軍被俘人員約二、三千，請南京或西安方面命令遣還。
 　　九月十八日  劉德勝從甘州至蘭州，找到謝覺哉同志匯報甘州情況。
　　 九月   馬步芳將一千五百名被俘紅軍戰士頂替了青海省民國二十六年應征壯丁數額。交送國民黨政府途經西安時被我黨聞訊營救回到延安。
 　　同月   毛澤東電告謝覺哉，馬步青之特務團團部押有西路軍男女干部十余名，囑其搭救。
 　　九月   西路軍總部總支書記李學如和連長彭大洪從甘州回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
 　　九月二十二日  西路軍被俘干部劉瑞龍（政宣部長）、魏素清、徐洪才（四局管理長）、惠子明、李孔發等六人自青海返八路軍駐蘭辦事處。馬良俊（回民司令）、徐明山（騎兵團長）、曾廣瀾（婦先團指導員）、石建武、李安保、蔡萍躋、祁俊山等七人從涼州回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
 　　九月二十五日   吳建初、丁世芳從甘州來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后回延安。
 　　九月  謝覺哉會見馬步青，馬應允八路軍辦事處派人去河西收容失散人員時予以幫助。
 　　十月八日  西路軍衛生部政治部主任李傳珠、團參謀長寇慧民等四人回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
 　　十一月初  馬步芳奉何應欽電令，將由被俘紅軍組成的馬步青部補充旅第二團一千多人，送往上海一帶參加抗戰。由馬步青派該團副團長楊明亭押送行至西安被我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營救，楊與紅軍戰士一同到延安。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朱德、彭德懷致電謝覺哉：國民黨當局允許將河西及青海西路軍被俘人員千余人撥為八路軍補充團。
 　　十一月二十三日   西路軍干部團政治處副主任徐一新同志于河西脫險后，在當地農民屈大成的護送下，回到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
 　　十一月底  “甘州中心縣委”成員李天義同發展的地下黨員王澤喜、潘發生、王克勤及紅軍金志榮等五人經蘭辦介紹去延安抗大學習。
 　　十二月三日  西路軍干部團政治處副主任徐一新和農民屈大成由蘭州乘汽車經西安回延安。屈大成到延安參加了革命，被送進中央黨校學習。一九三九年四月，被黨派回甘肅河西紅灣寺一帶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等領導同志乘飛機離開烏魯木齊到達蘭州。二十六日，從蘭州乘汽車經西安回到延安。
　　（摘自麻琨等編著的《紅西路軍史料》1984年10月）

 
 
 □嚴峻的考驗
 （黃良誠）

 
 　　我們到了招待所的第二天下午，援西軍劉伯承司令員、張浩政治委員、宋任窮政治部主任等首長，都來看我們了。
 　　“同志們，你們辛苦啦，我代表黨中央、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向同志們問好。熱烈歡迎同志們勝利歸來。”劉司令員滿面笑容時而揮手，時而鼓掌，親切地向同志們致意。
 　　“同志們，我們是奉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命令，不分晝夜的趕路，要去援救西路軍的。聽到你們的處境十分困難，大家都很焦急，巴不得一下子飛過黃河呀。但是還是沒有來得及。這叫人多么痛心呀！現在，你們回來了，也是一個勝利。我代表援西軍全體指戰員，慶祝你們的勝利，熱烈歡迎你們的歸來。”張政委也滿腔熱情地說。
 　　“你們同敵人打了幾個月，同志們打得很英勇。雖然失敗了，這不能怪同志們。這是領導人的路線錯誤所造成的惡果，責任不在你們。幾個月來，你們太辛苦了，現在回來了，要好好休息休息，恢復恢復身體……”宋主任是那么親切、和藹。
　　 我們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以長時間的雷嗚般的掌聲回答黨和首長們的體貼、關懷。手掌都拍疼了，大家還是不肯停息。這是我們每一個同志從心眼里發出的對黨對首長們的一片深情。
 　　幾天來，劉司令員、張政委、宋主任又分別給我們上課、作報告。講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詳細講解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方針、政策，解釋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及為什么要釋放蔣介石等問題。使我們這些遠離中央忙于打仗沒有好好學習的同志們，受到了很重要的教育。對黨的新形勢下的正確路線，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
 　　首長們還特別向我們講明了張國燾反黨、反中央、迫害朱總司令、分裂紅軍，破壞北上抗日的種種罪行，指出：“張國燾是個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者，他的錯誤給黨、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特別是造成了英勇善戰的西路軍的失敗。這樣慘痛的失敗，在我們紅軍戰史上還沒有過的。由于張國燾的錯誤，使數以萬計的優秀指戰員壯烈犧牲了，使許許多多的同志被敵人抓去了，他們受盡了人間的苦難和屈辱。可是，我們的同志就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仍采取各種方法，堅持斗爭。西路軍的同志們在回、漢族人民的幫助之下，克服了種種艱險，想盡了一切辦法，終于回到紅軍中來了。凡是能夠回來的同志，說明了政治上的堅定性，敢于冒生命的危險，逃出敵人的魔掌，都是好樣的，都是我們的好同志，都是我們的黨的寶貴財富……”黨啊！
 　　只有您最理解我們！
 　　只有您最關懷我們！
 　　只有您才能說出我們的心底話啊！
 　　每當我們聽首長們講到這些，我們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到慈祥的父母，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眼淚花花地流個不停，有的同志竟放聲嚎啕大哭起來……
 　　是啊！我們已經脫離了苦難的深淵，回到了黨的懷抱，我們有多少話兒要對黨講啊！我們不是為個人遭受的苦楚而哭，而是憤怒控訴叛徒張國燾的滔天罪行，向黨傾吐那悲壯歷程的日日夜夜，思念那些慘遭敵人殺害的戰友啊！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和我們一起分享這勝利的歡欣和黨的無限關懷的溫暖，該有多好啊！聽著首長們一句句深切、摯誠，感人肺腑的話語，使我們在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摘自《憶長征》

 
 □悲壯的歷程
 （程世才）

 
 　　歷史的結論
 
 　　十二月一個晴朗的日子，天空像一片藍澄澄的錦緞，連一片云影兒也沒有，那結了冰的蜿蜒的延河，那圍屏似的群山和山尖上的寶塔，那一排排整齊的窯洞——民主圣地延安浸沉在和煦的陽光里。
 　　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等幾位同志和我，從軍委招待所里出來，向延安城里靠西山邊上的窯洞進發。每個人的腳步都那么輕盈，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微笑，因為我們所日夜思念的領袖毛主席要接見我們啊！
 　　我們是幾天以前才回到延安的。我們到達新疆以后，在烏魯木齊住了大半年，中央來電報，命我們幾個主要負責干部先回延安，部隊交鄧發同志領導。于是我們乘飛機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然后轉乘汽車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到達陜北。
 　　自從住到了軍委招待所，我們便一直盼望著見到毛主席。今天早上我們接到了通知，主席接見我們并請我們吃飯。我們高興的真是要跳起來。
 　　下午五時，我們到達了毛主席的住處。
 　　這是一排整齊的窯洞，前面有一個不大的院子。我們一進門，便看到了毛主席。主席穿著一身樸素潔凈的灰布軍裝，浚智而慈祥的眼睛里帶著微笑，他站在辦公室門前迎接我們，我們像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在外面歷盡了風濤和艱險以后，忽然見到慈愛的母親，我的心像小鹿似的怦怦地跳起來，淚花濕潤了眼睛。
 　　主席一一和我們握手，并連連親切地說：“你們辛苦了！”
 　　主席把我們讓進辦公室坐下，親手打開一鐵筒香煙，讓我們吸，并且和我們在一張桌子上吃了晚飯。飯后，主席點著一支香煙，和我們談起了紅西路軍。主席的話像湖水一樣平靜，溫和得像談論家常，但是這平靜而樸素的語言里，卻包含著巨大的堅實明確得像鋼鐵一樣的真理，每一個字都印在你心靈的最深處。我不眨眼地望著主席那寬闊的前額和明澈的眼睛，我支著耳朵細心地聆聽主席的教導，生怕錯過一字一句。
 　　主席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
 　　主席說，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冬季沒有棉衣，傷員沒有醫藥，沒有子彈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拼殺。但是，這也證明，沒有正確的革命路線，即使部隊再英勇善戰，也難免遭受失敗。
 　　主席還鼓勵我們說，西路軍戰斗到最后，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了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是其他任何軍隊也作不到的。
 　　主席了如指掌地和我們談著西征，他說，西路軍路線錯誤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帶是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里地寬的一條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主席又向我們介紹著全國面臨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后，主席站起來，踱了幾步，把一只手穩重地放在桌子上，親切地望著我們說：“革命斗爭中，有勝利也有失敗，失敗是成功之母，要從西路軍的失敗中吸取血的教訓。我們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偉大的，中國革命一定會最后勝利！”
 　　主席的話沉著而堅定，充滿著對勝利的確信，帶著巨大的鼓舞力量，這是歷史的結論，是時代在前進的腳步聲，它深深銘刻在我們的心里，將終生教導著我們，鼓舞著我們，向著勝利前進，前進！
 　　（摘自《烽火年代》）
　　最后須注明：黃良誠文，程世才文，也都是我們從《紅西路軍史料》中轉摘來的，都比斷言“對于蔣介石的輕信”文早，何以有此無知臆斷？？？

　　附人物簡介：

　　耿仲琳，男,漢族,遼寧遼陽人，中共黨員，1926年生；1951年至1953年在中宣部干訓班學習，1954年任東北局直屬機關黨委辦公室副主任，1955年至1958年任曾三的秘書，1959年至1961年任《檔案工作》編輯，1961年至1965年在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學習；“文革”在“五七學校”勞動10年，后回館任研究室副主任，主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90年離休后幫助吳瑞林出版《回憶錄》五部，主編《吳瑞林將軍紀念文集》，近四年著《李賀歌詩愚解稿》。
　　焦成毅，男，滿族，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人，中共黨員，1954年生，1975年參加工作，先后任公社黨委副書記、鄉團委書記、公安局民警、鄉司法助理等職。為了追尋毛澤東的事業，1986年辭掉公職，致力于毛澤東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和紅色文化與歷史的探索。2001年建黨八十周年之際，他肩扛黨旗，手托毛主席像，自費走訪革命圣地，途徑十省市，歷時58天，圓滿完成萬里行活動。他通過大量調查研究，掌握了很多的第一手資料，先后寫出和發表了多篇研究毛澤東生平與思想的文章。焦成毅的聯系方式:手機:13021129029;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附 是誰堅持西路軍西進而拒絕接受中央關于東返的意見？

                  
焦成毅、耿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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