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8年12月5日，毛澤東在審批《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稿）》時，看到文內有“毛澤東同志很久以來就教導我們”、“毛澤東同志又指示我們”這樣的話，他分別將其中的“教導”、“指示”改為“告訴”，并在首頁鄭重地批寫：“注意：‘教導’、‘指示’這類字面，用于個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氣氛，使人看了不順眼，以后不可再用。”

本文摘自《百年潮》雜志2008年第11期，作者：武健華，原題：《我所知道的毛澤東的幾件事》

毛澤東一生讀過大量的中國古籍，他從這些古籍中批判地吸取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精華，并賦予新的含義，為現實工作服務，這在他的著作、報告、講話、書信以至批文中，是屢見不鮮的。在他借用的古籍精華中，體現了一代偉人的風范。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1956年4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了《倡儀實行火葬》的問題。他說，人死了之后如何安葬，自古至今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國在2000年前，有一位著名的經學家和文學家，他的名字叫劉向，可以說是博洽多聞、通達古今的有識之士。他反對厚葬，曾經向西漢成帝寫了一個《諫營起昌陵疏》的奏章。他在諫疏中，縱觀歷史，比較對照，總結了厚葬的教訓。他得出的結論是：“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因此，他規勸成帝不要營造勞民傷財、揮霍奢華的昌陵。可是成帝不能從其計，卒蹈前代厚葬之覆轍，不十數年，西漢亡而王氏代。

毛澤東說，我們是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我們認為人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后，應當給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托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歷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種安葬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喪定做禮法，常使許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產的境地。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于對死者的紀念。這種辦法雖然在中國古代和現代還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應當承認，這是安置死者的一種最合理的辦法，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普遍實行。因此，我們倡儀，在少數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率先實行火葬。為著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國家也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適當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場。

毛澤東講完話后，第一個在《倡儀實行火葬》書上簽名。按照簽名順序，還有朱德、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董必武、鄧小平、陳云等黨內外人士136 人，這極大地推動了在全國人民中實行火葬的習俗。

“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毛澤東一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不允許在規章制度之外，亂花人民一分錢，如有發現，必親自出面嚴加制止。

1950年9月20日，毛澤東為制止在韶山為他建造房屋，曾親筆致信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他在信中說：克誠、首道同志，據說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正在我的家鄉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

1954年江青擅自提議，在北京西郊某地一建筑物內，為毛澤東修建一小型游泳池。此事被毛澤東發覺，隨即進行了嚴厲批評并予以制止，為此江青寫了檢討。事發后，毛澤東在1954年4月25日給劉少奇和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云、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等寫了這樣一封信：“劉、陳、鄧諸同志，江青此信請閱。為補救計，建造費五萬由我的稿費中支出，游泳池封閉不用。”

在毛澤東住地豐澤園西側有一古建筑“春藕齋”，是中央領導人召開小型會議和舉辦文娛活動的場所。因年久失修，1958年中央警衛局報經中央辦公廳審批，準予修垮補漏。在施工過程中，主管副局長隨意將民間使用的黑色筒子瓦改換成古時官場專用的黃綠色琉璃瓦。毛澤東從外地回京，看到金煌煌的“春藕齋”屋頂，就發了脾氣，連聲說：“蠢！花錢不辦事”。

該副局長自知闖了禍，慌忙寫了檢討送上。過了幾天，毛澤東在檢討報告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秘書人員在《宋史·李沅傳》中找到了這句話的出處。批評是中肯的，也是嚴厲的。此后，這位副局長先于1961年赴河南駐馬店作農村調查，體察民情；后于1962年調離中央機關到湛江任地委書記去了。在原則問題上毛澤東是從不遷就的。

“似應減半執行，以示同甘共苦”

毛澤東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廉潔奉公，遵紀守法，嚴格要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

1957年3月4日，毛澤東看了新華社《內部參考》2月27日第2139期刊載的《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肉食供應工作浪費情況甚為嚴重》的消息。消息說，據《大公報》通訊員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肉食供應，規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費很大的力氣，經過嚴格的挑選，才能符合標準，因而造成了嚴重的浪費。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當即批交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查辦。批文說：“內有對中央負責同志肉食供應嚴重浪費一文，請據此檢查，分清責任，予以處罰。并將情形告我為盼！”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新華社派記者對此事作了調查，并在新華社《內部參考》4月4日第2170期刊載了《關于對中央負責同志肉食有嚴重浪費現象的調查》。這篇調查說，《大公報》通訊員所反映的情況，經記者復查，有些情況是事實，但不夠全面，并有夸大之處。實際情況是：北京市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肉食供應，幾年來和特種供應（對象是各國使館、大飯店、外賓、專家、高級醫院等）的標準相同，并沒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規定。全市每天特種供應的豬60頭，占全市每天供應量的5%，其中只有3頭左右是供應部分中央負責同志的（目前約160戶），不足全市特種供應量的5%。至于要求嚴格，是因為此類供應如質量不好或不衛生，極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響。

毛澤東看了這篇調查后，又于4月6日寫了第二個批語：“尚昆同志：一百六十戶每天三頭豬，如以每頭一百五十斤計算，共有四百五十斤，每戶每天得肉約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夠了，可減少一半，請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為是可行的，似應減半執行，以示同甘共苦。現在供應油肉到用戶，實際上有很大浪費，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