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及其它

黃克白

七千人大會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的擴大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從中央到縣委一級負責干部，還有重要廠礦和軍隊的負責干部。這是我黨中央空前大規模的一次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
     一 大會的起因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造成全國糧食全面緊張。中央下大決心精簡城市人口一千萬人，但糧食仍滿足不了城市的最低需求。農民生活極端困難，國家糧庫降到最低點。國外進口糧食計劃已打滿。各省、市上調糧食供應津、京、滬能否實現也是一個問題。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中央落實糧食征購任務的會議上說：今年上調糧食數字無非60億，搞好70億，主要是30天的工作，這30天抓住，就抓到了，這30天抓不到，就烏呼哀哉。接著鄧小平提出一九六二年中央上調糧食數字，無非是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三個方案。120億斤，就得進口不少糧食；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
面對如此嚴峻局面，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首先發言，他贊成150億斤，但華東上調數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鄧小平將此建議向毛主席匯報了，毛主席認為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了，干脆把縣委書記都找來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干部會議，總結經驗，鼓足干勁。毛澤東強調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已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對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檢討。毛澤東說，他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參見張素華《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1頁）就這樣，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就敲定了。
   
二 大會召開的根本原因
當時經濟極端困難，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大躍進闖下了禍。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競放高產衛星的浮夸風，領導上的瞎指揮風，人民公社內部的“共產”風，造成了一九五九年開始的全國范圍糧食恐慌。工農業生產戰線過長，破壞了綜合平衡，企業管理混亂，輕、重工業受到重創，產量直線下降。其次，國民經濟的調整，遇到重重困難，人民公社政策調整和落實也有個過程。
在遇到挫折和困難的時候，單位也好，地方也好，容易發生分散主義。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我們的干部要講理想，講全局，要向他們提出有沒有志氣的問題。這樣的小天地，分散狀況，等于全黨沒有志氣，沒有前途，翻不了身。口里講志氣是假的，不愿吃點虧，斗爭目標是中央。向中央講策略，搞后手，好象中央是個大財主，集中目標攻擊，這日子能過呀？現在有點被困難嚇倒了，沒有希望。
面對干部隊伍認識不一，黨和政府的工作問題多多，都需要中央回答。幾級干部問：三面紅旗對不對？人們問：這幾年有什么經驗教訓？什么原因造成浮夸、造假？還問：這幾年產生的缺點錯誤是什么性質？“共產”風為何糾正不了？甚至問：產生困難的原因，“天災”和“人禍”何者為主？還問：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搞社會主義？
再次，我們遭遇蘇修的壓力和挑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下旬，蘇共中央召開二十二大，周恩來率團參加。此時赫魯曉夫的地位已鞏固，權力達巔峰，賣力地推行其和平共處國際路線。他從秘密渠道得到情報說：毛的對內政策遭到失敗，中央政治局產生了分裂，對毛的不滿在增長。赫魯曉夫遂向中國發難。他在二十二大上尖銳抨擊了阿爾巴尼亞，從而首先把中蘇分歧公諸于世。他自已也承認：“如果你讀一讀我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作的報告，你就會發現我有許多話都是針對中國講的，只是沒有點中國的名罷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們否定了毛澤東的立場中的主要教義。”（《赫魯曉夫回憶錄》第1版第675頁）周恩來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正面臨著蘇聯的壓力，就是說我們國內的情況有困難，修正主義利用這個，想把我們壓下去。”（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7頁）赫魯曉夫的挑釁激怒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為了頂住赫魯曉夫的壓力，不被赫魯曉夫利用，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心團結一致戰勝困難，迅速恢復和調整國民經濟。
    三 起草大會報告
毛澤東說：“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干勁。總結經驗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要講清楚。”（同上第21頁）正確地總結了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包括教訓），就有希望掌握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也就有可能完成無產階級偉大歷史使命。鼓足干勁便是總結經驗的目的。
為召開七千人大會，全面開展了準備工作。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報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這幾年工作中有一些錯誤、缺點，其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總的說來，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同上第37頁）
十二月二十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我們十二年，已經有了兩方面的經驗，這是很好的形勢！這就更強了，不是更弱了。這是一。民主革命時期還有一條經驗，有了總路線，還必須有一整套完整的具體政策，不然，人家不相信，不能把事情辦好。這是兩條很重要的經驗。”（同上第38頁）毛澤東談到過去的錯誤時說：“是四高（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另外還有供給制、食堂。他又說過搞供給制，搞食堂現在看來，這是很可笑的事。（參見同上）周恩來對國內形勢的概括是“形勢已在好轉，農村先于城市，困難仍然很多，城市大過農村。”（《周恩來傳》）第四冊第1613—1614頁）
十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小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他說：毛主席的出發點是這樣：只講過去我們錯誤的責任，應該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傳達，就不肯講中央有責任，自已擔起來了，主席說，這不合實際，所以，主席要我們書記處專門研究一下這個時期的文件，系統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責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結果，編了兩個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這個階段的語錄，這是確定我們黨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在這方面研究的結果，沒有錯誤。。。。。。。一本是具體的中央指示，批轉的文件，。。。。。。這個毛病就很多了。許多毛病是出在這上面。。。。。。而這一部份，說到中央的責任，主要是中央書記處的責任。”鄧小平進一步說：“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們研究的結果，。。。。。。是我們具體政策的問題，具體措施的問題，是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劉少奇插話說：總路線是不錯的，是執行的錯誤，。。。。。。執行的結果，與總路線相反，中間有很多主觀主義。（參見同上第39頁）
鄧小平在會上還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明年（一九六二年）工作的方向，說：明年要抓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字，明年要大抓一下。
在七千人大會上報告起草過程中，劉少奇對起草人員有交代：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斗爭，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會后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斗爭，有很大關系，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改正。他重申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講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方針，仍是七千人大會的指導方針。劉少奇特別囑咐：秀才們不要怕這怕那，束手束腳，要敢講老實話，講過頭了也沒有關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還要討論，錯了政治局負責。（同上第41—42頁）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大會報告的第一部分“形勢與任務”修改后，鄧小平審讀通過，隨后劉少奇審讀，劉認為把當時困難的經濟形勢估計得太輕了，遂對報告大動干戈。下發大會報告基本體現了劉少奇的精神，對國內形勢的判斷認為“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是嚴重的。一九六一年國家的財政收入銳減，通貨發行過多，市場供求緊張，人民的吃、穿、用都感不足。”“我們又遇到了困難，而且困難相當嚴重。”                                                    劉少奇對形勢的估計基本符合事實。但僅僅這樣說還不夠，因為只說現狀。應該怎么說？起碼要指出這種困難的發展趨勢，如毛澤東和周恩來那樣。一個病人體溫攝氏四十度，這是現狀。如果是由四十二度降下來的，病情在減輕，如果是三十七度升上來的，病情在惡化。不同的發展趨勢治療方法也就不同。應該還要指出這種困難的性質是什么？共產黨的錯誤及其所造成的困難是靠自已、靠革命本身能矯正能克服的，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而且錯誤已經認識到等于克服了一半，完全不用驚慌失措。

        四 對大會報告意見分歧初露端倪
一月十日上午，毛澤東看完大會報告的第一、二部分，作了批示：“此兩部分已經看過一遍，覺得好”，建議“推遲3天做報告。在此3天內（1月11，12，13），擴大工作會議的同志們，先分組討論農村基本核算單位那個問題及別的問題（例如總理報告的二十二大問題）。”（參見同上第47頁）這兩個問題是大會程序中已經安排要進行的。
一月十一日大會如期進行，本來決定由劉少奇作報告的，議程變成以省為片、以地區為單位，閱讀和討論報告。毛澤東在十日上午批示后，還改變主意，把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召來，說報告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個報告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立刻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提意見，準許各種意見的發表，根據大家意見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過后正式做報告。
這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沒有想到。對這一變化發生的原因，毛澤東在大會上有解釋。他說：“你們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毛澤東的話透露出一個信息，劉少奇報告不盡人意，相信與會者比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希望寄托在大會身上。
十一日，中央辦公廳組織35人派往各組收集意見，以將會議動態迅速反映給中央常委各同志。十二日，大會對報告果然議論紛紛，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晚上劉少奇化整整4個小時聽取各組匯報。
十三日，鑒于大會思想動態，毛澤東決定延長會議時間，以小組討論為主，對報告進行充分討論；報告定稿后直接發給大會；少奇同志在大會作報告，不念稿子，只對報告稿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另作發揮和說明。（減少官僚氣，接近下面廣大干部，增加民主活潑氣氛）
一月十五日，中辦主任楊尚昆從各組簡報中看到一個較大的動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這個意見主要存在于省級干部中間。這向大會主題提出了挑戰。毛澤東在一月十日還說：報告的中心（反分散主義）不能變動，必須堅持。（參見《楊尚昆日記》下冊第110頁）在這樣的情勢下，毛澤東當晚召集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開會，討論大會如何進行的問題。他提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報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決定重新組織報告起草委員會，對于報告不論大問題小問題都可討論，不合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統一思想之后再寫稿子。這樣大會主題轉變了，由反分散主義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毛澤東這個決定也是吸取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兩次鄭州會議的經驗作出的。他多次講，那兩次會議（都是糾正“左”的錯誤的會議——引者注）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結束了呢，如果開的時間長一些，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后來的事情就會好一些。（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52頁）這次會議，毛澤東就決不匆匆忙忙結束，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了。大會一再順延，直到一月二十七日劉少奇才作大會報告。
劉少奇講話之后，毛澤東隨即宣布：大會準備在三十日結束，最遲三十一日結束。二十八到三十日，三天時間一天到一天半由中央的領導同志在大會上講一講，其他時間分組討論，大會通過報告后會議就結束。
劉少奇在講話中，講了這樣的話：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31頁）恐怕是劉少奇的講話起了作用，在干部進行討論、總結經驗時，比較暢開了。其中冒尖的說法就有：下次開黨代表大會，他就不選誰。（參見同上第332頁）這就公開提出要撤換領袖了。劉少奇在大會閉幕后整理口頭報告時，除說“要上書的”之外，還說“要下罪已詔的”,言下之意，毛澤東犯了罪，必須下臺無疑。（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85頁）
看來，正如毛澤東多次講過的，我們有些同志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尚缺乏精神準備。不但對于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缺乏思想準備，認識跟不上，而且對于干社會主義嶄新事業的艱難也缺乏精神準備，遇到困難和挫折容易喪失信心，迷失方向。列寧說：“我們第一次干新事業，哪里會有智慧呢！我們這樣試試，那樣試試。我們曾隨波逐流，因為那時不能把正確成分和不正確成分區別開來，要辦到這點是需要時間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171頁）我們中國也是這樣。只是馬克思主義者明知有艱險也總堅定地向著共產主義前進。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大會上講話。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63頁、64頁）林彪講話時毛澤東在主持大會。他當時就稱贊林彪這個講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 ”（ 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46頁）三月二十日毛澤東又看了林彪的講話，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件，看了很高興。”
林彪講話的方向是符合黨的總路線的，這是基本的。也有缺點，如說我們事情出毛病是因為毛澤東的意見“受到很大干擾”， “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就把毛澤東的意見當作絕對真理了，這就錯了。但在當時，能象林彪那樣講出那么些看法，在高層幾乎沒有。我們黨經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擠掉黨的整風，一九五八年違反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搞大躍進，此后連續三年我國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造成的后果暴露得比較清楚了。盡管毛澤東已經認識到這幾年的錯誤，主動承擔了黨中央和他的責任，但在黨的高層仍感孤立。所以有林彪這樣的軍界重要首腦和中央常委給予有力支撐，顯得特別可貴，怎能不讓毛澤東高興！毛澤東從不爭個人之權，但必爭共產黨之權、無產階級之權、人民群眾之權！
在這里必須指出，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從他主觀世界看，屬政治投機行為。這是從林彪建國后直到他去世的全部表現中才辨別出的。林彪這個人智商很高，城府很深，精于心計，暗藏野心。回首觀察，這是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就開始戴著面具浮出水面的。他從事投機事業所用的方法，一是迎合毛澤東貫徹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需要,以獲取毛澤東的信任,政治上往上爬。二是吹捧領袖，往往用形而上學絕對主義的語言，說過頭話，就是說搞極“左”。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講話之后，毛澤東向大會宣布，大家在北京過春節，開出氣會。毛澤東又一次改變了主意，會議又一次掀起了高潮。
   
五　開出會的必要性
七千人大會開了這么長時間，毛澤東為什么還特別要開出氣會呢？毛澤東這樣解釋：“現在，要解決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已。你自已不批評自已，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已來批評自已。”“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我建議讓大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么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你罵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腦筋里面沒有產生，沒有民主。”（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53頁）毛澤東將問題提得很尖銳，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沒有民主。這是官僚主義的重要表現。或者說黨內存在著官僚主義體制。這是黨發生蛻變的一個重要根源。問題非同小可。我們黨雖然經過一九五一年的三反運動、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官僚主義不僅沒有遏制住，而且在發展。毛澤東一貫重視防止和解決執政黨內的官僚主義，但直到一九六二年仍未找到一條克服官僚主義的可靠的道路，還是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層面上。
這次開出氣會，實際上是在黨的領導層中開展的又一次整風，目的是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毛澤東率先垂范。他在一月三十日七千人大會上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296——297頁）
這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報告的的主題思想。這是毛澤東從蘇聯黨和國家變質變色中總結出的基本經驗。這是向黨內官僚主義提出的宣戰書。這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
還必須指出，毛澤東上述重要思想的提出，還有當時現實斗爭為基礎。他曾同來訪的外國同志回憶過七千人大會時的斗爭情況，說一九六二年一月“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81頁）
六　出氣會簡況
     七千人大會幾次變更議程、方式和延長會議時間，越開越緊張。開出氣會十分緊張。毛澤東一面叫出氣，什么話都可以講，一面又怕省委領導、大區領導坐不信，想不開自殺。所以布置大會保衛工作人員每天反映會議動態，防止自殺事件發生。其中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等都受到嚴肅批評，硬是摸了一次官僚主義老虎屁股。
     毛澤東在一月三十日大會講話中就批評曾希圣不民主，說：你早晚要“霸王別姬”呀。（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04頁）
  在出氣階段，安徽的會，劉少奇每天去。當時的批評會就同斗爭會一樣非常緊張。但總的氣氛還是比較好的，“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但在政治上是嚴肅的。劉少奇在安徽的會上說：安徽問題比河南嚴重，比河南嚴重的是把問題一直壓到現在，直到這里還不講老實話。講假話是不允許的，在今天以后，再講假話要立即開除黨籍，不管是誰，30年黨齡也要開除黨籍。（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37頁）在出氣階段，曾希圣被免職，中央決定派李葆華同志到安徽任第一書記，代替曾希圣。
雖然劉少奇痛免曾希圣，但還是表示：安徽死了這樣多人，生產力有這樣大破壞，受了這樣一個挫折，“中央有責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負很大一部分責任”。 （參見《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39頁）
          
                     七　西樓會議
     一九六二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調整的關鍵的一年。一九六二年基本任務是進一步貫徹執行總路線的各項具體政策和具體辦法，以調整為中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完成國家計劃，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系進一步協調起來，使整個國民經濟活躍起來。新年伊始黨中央就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七千人大會，對統一和提高全黨的認識，團結全黨，完成國民經濟的調整和國家計劃，意義十分重大。為了貫徹落實大會精神，二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史稱西樓會議。
     在西樓會議上唱主角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云同志。他是黨內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實事求是地指出了當時國民經濟困難所在，提出了有效地克服困難的辦法。他在會議上指出當時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有五點：
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減產。一九六一年的產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糧食大約減少八百多億斤，棉花等經濟作物和畜牧產品也減少很多。糧食不夠吃。。。。。。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穿著。
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
    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的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并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
四．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一部分農民手里的鈔票很多，投機倒把在發展。
    大批鈔票流向農村，國家沒有足夠的工業品來回籠這些鈔票。。。。。。農民手里的鈔票越來越多，就有農民不愿繼續向國家出賣農副產品的危險。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
五點困難中，一、二點是基本的，其它三點是從前兩點派生出來的。
克服困難的辦法，陳云同志提六點意見。
第一點，把十年經濟計劃（當時曾設想過一九六三年后十年的計劃——引者注）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后一階段是發展階段。恢復階段的辦法主要有兩條：一條是要有更多的集中；另一條是一切步驟要穩扎穩打。
第二點，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
   這是克服困難的一項根本性的措施。
   要精減的職工，不單是來自農村的人，還有一部分城市的人。。。。。。。現在減有困難，將來減更困難，兩個困難比較起來，我看還是現在減為好。
第三點，要采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
大體有四種辦法：
一是嚴格管理現金，節約現金支出。
二是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從重工業方面轉移一部原料、材料給輕工業，再進口一部分原材料，增產日用品，回籠貨幣。。。。。。只搞高價商品，老百姓是要罵娘的。
四是堅決同投機倒把作斗爭。
第四點，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第五點，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增產。
這是一條根本大計。
一是除增產糧食外，要重新考慮保證經濟作物增產的辦法。
二是對不同的產糧區，研究出不同的增產辦法。
三是撥出一部份鋼鐵、木材，制造中小農具。
第六點，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并且要在國家計劃里得到體現。
陳云說“我認為，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陳云這個講話精神見《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00—205頁）
陳云同志提出的克服當時困難的辦法中，包含著諸多智慧。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將國民經濟的恢復階段和發展階段分開。當前主要是恢復。這樣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恢復上，當然恢復也會有發展，但明確了重點，就不再提調整為中心，或提調整和恢復。
    二，面對嚴重經濟困難，大膽提出減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減少城市人口一千多萬人，一九六二年又減少一千二百萬人。再困難、壓力再大也要下決心精減，這是多么偉大的氣魄！唯其如此，社會主義嶄新事業才能轉危為安。周恩來當時說，下去這么多人，等于一個中等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
三，制止通貨膨脹方面，陳云同志出了一著妙棋：高價商品、高價館子。有錢的人可以吃高價餐飲，用此措施回籠貨幣。社會上貨幣多、商品少（特別是糧食不夠吃），社會不安，人心不穩。有了這一招，資本家可以減少生活上的不滿，對干部可以適當照顧一下。這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好處，特別是回籠了貨幣，是制止通貨膨脹的重要舉措。
四，突出農業，把恢復農業擺在國家計劃工作的第一位上，在國家計劃工作上體現出毛澤東關于按照“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計劃的原則。毛澤東的原則由陳云具體地提出了落實的措施，將毛澤東光輝的符合中國國情乃至東方各國國情的經濟工作計劃原則，在中國變成活生生的現實。
五，國民經濟的發展有突出的和優先的，必有壓縮的乃至砍掉的，在國民經濟結構上必有重大的調整。這就是陳云說的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傷筋動骨”，“要痛痛快快地下來。”（周恩來插話：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參見《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10頁）
八　包產到戶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當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時候，黨內容易產生“左”的急躁情緒。當社會主義事業遇到挫折和困難的時候，黨內容易出現“右”的驚慌情緒。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黨內驚慌情緒在經濟上的表現便是包產到戶問題的提出。
在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農村一些群眾自發地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這不難理解。農民本有兩重性：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自發傾向于資本主義的消極性。問題是農民的自發的包產到戶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等的積極支持。
包產到戶最初出現在一九五六年浙江永嘉縣、四川江津縣、廣東中山、順德縣等地方。后因受到批判而停止。
一九五九年河南洛陽地區，此外江蘇、甘肅、湖南、湖北和陜西等省第二次出現包產到戶。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說：“包產到戶是極端落后、倒退、反動的做法，凡是這樣做了的地區，不止在生產上造成了損失，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引起了嚴重的后果。”“洛陽地區臨汝縣富裕中農姚長坤等，在當地實行包工包產到戶以后，就用磚刻上名字埋在地界上，并且說這就是“土地還老家”。富農和部分富裕中農的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一時又猖狂起來。”黨報一篇文章就把第二次包產到戶壓了下去。
一九六零年末，黨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農村進一步明確了生產隊包產、包干、包成本和超產獎勵制度，又正處于災難性饑荒的壓迫下，第三次出現了包產到戶。這次最初出現在安徽農村，并得到省委的支持。不久，河南、廣西、湖南、浙江、陜西、甘肅、貴州等省部分地區也相繼出現了。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廣州會議期間，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向毛澤東匯報了安徽省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并在會上作了介紹。當時毛澤東表示可以試驗。在這一期間，安徽有百分之八十、全國有百分之二十的農村先后實行了包產到戶。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重視了這個問題，到安徽考察，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確定了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從此以后，毛澤東對包產到戶采取否定態度了。因為黨和毛澤東已找到了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系模式，即人民公社實行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其優越性表現之一，生產隊已是一個經濟實體，規模相當于原來的初級社，易管理，農民對自已的物質利益關心得到也看得到，適應農民的覺悟程度；表現之二，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隊成為提高農村公有化水平的起點，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提供了廣闊空間和現存的公有化形式，使農民始終看得清楚自已的奮斗目標。它可以隨生產力發展逐步向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然后生產力再提高了，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再由公社集體所有制向公社全民所有制過渡，如此前進，一直到共產主義。所以人們稱人民公社為走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它又為東方國家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考的經濟模式。在這樣的條件下，毛澤東不再搞包產到戶的試驗而對包產到戶持否定態度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結束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受毛澤東委派到湖南調查，得出結論：包產到戶在當前具有優越性，對于解救已經遭到破壞的農村集體經濟的危機、迅速恢復農業生產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五六月間他在上海向毛澤東作匯報時，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贊成。毛澤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參見《陳云傳》第1321頁）
當時陳云也在上海，看了田家英調查報告后，說“觀點鮮明”。此后陳云找姚依林、陳國棟等人談話，表示：“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姚依林表示這個問題毛主席怕不會接受。陳云說：“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我去講！——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點。集體化以后再搞！”（參見同上第1321——1322頁）
六月下旬，陳云回京，就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先后同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周恩來等交換看法。劉、林、鄧都表示同意，周總理說耕牛農具等已經合了，不應再散。”（參見同上第1322頁）
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兩個上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總后禮堂作當前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問題的報告，到會聽報告的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總政副主任肖華將干部聽報告后的反映報告給毛澤東。有些人提出了懷疑：一、覺得這個報告“有情緒”。有的干部對他所說的“過去象我這樣的人也不敢講話”很不滿意，認為這樣講影響不好。二、對報告中說單干也有一定的優越性，不少同志認為不妥當。三、報告對農村形勢的分析使人感到農村問題成堆。四、說農民的自留地、小開荒、借地將要增加到不超過耕地總積的百分之二十，這和中央文件規定不一致。也有些同志“很欣賞這個報告”，贊揚他“敢講話”，“思想很解放，很大膽”，“很有風格”。毛澤東批示將肖華這個材料即發正在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的同志，毛澤東還寫了批語：“看來，單干論在我們的軍事干部中還有一點市場，但不占多數，占絕對多數的同志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159頁）
七月二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恢復農業，群眾中相當多的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整，。。。。。。現在是，所有形式中，農業是單干搞得好，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參見同上）
七月六日，陳云致信毛澤東請見，當夜毛澤東召見。對于陳云的意見，毛澤東當時未表態。第二天早晨，毛澤東以嚴厲的口吻說：“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參見同第1322——1323頁）
七月七日，小平同志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發表講話，說：“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一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323頁）
這里需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群眾愿意怎么辦就怎么辦。這是什么？這是崇拜群眾自發性。對群眾自發性活動要作階級分析和科學分析。崇拜群眾自發性就不作這樣的分析。既然如此為何還要共產黨的領導呢？這不是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權和領導責任嗎？第二，不管黃貓黑貓，有利于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就支持。對群眾積極性也要作分析，是社會主義積極性還是資本主義積極性？凡社會主義積極性就支持，反之則反對。只要能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就好，不合法的讓其合法，為什么不分析走不同的道路發展生產力對誰有利？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不是至高無上的判斷是非得失的最高標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定革命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最高法律，當然也是最高標準。
七月份，田家英回京，向劉少奇匯報，劉少奇吩咐田家英把田的意見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并囑田家英不要說是他的意見。（參見《劉少奇傳》第908頁）
在劉少奇同田家英談話后幾天，毛澤東回京，聽了田家英匯報，問他：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答：是個人意見。盡管如此，毛澤東在同劉少奇談話時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么沒有頂住；還說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辦？”（參見《劉少奇傳》第909頁、《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34頁）
七月十八日，劉少奇接見中央下放干部講話中，一方面說到農村工作要“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另一方面又表示“必須實行責任制”，“一戶包一塊，或者一個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問題是如何使責任制跟產量聯系起來。”（《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61、463頁）顯然劉少奇實際上仍支持包產到戶。就在這一天，中央緊急下發了《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當天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據楊尚昆記載，毛主席談話要點：1是走集體路線，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2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楊尚昆日記》（下）第196頁）
六、七月間，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先后到軍委后勤部、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直屬機關下放干部大會、中央高級黨校作報告，大力宣傳包產到戶，“要向社員放權，建立生產責任制，實行分片包干，大活包到組，田間管理包到戶，種菜、種果樹、種茶包到戶”“必須包產，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是很難包的。”“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干，因為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參見《鄧子恢傳》第554—555頁）
鄧子恢還說：“中央決定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生產大隊是生產隊的經濟聯合組織。經濟聯合組織，就是合股公司，生產隊是老板，生產大隊是管賬先生。管帳先生是老板聘請的，是為老板服務的，有什么上級、下級？聯合經濟組織，就是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的職權取消了，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為生產隊服務。”（參見同上第555頁）
鄧子恢在這里提出了三個觀點：1，包產到戶和產量相結合；2農村土地是集體的，包產到戶不是單干；3，取消公社和大隊領導權，他們只為生產隊服務。
先看第一個觀點。所謂包產到戶和產量相結合，也就是劉少奇說的使責任制跟產量聯系起來，這是什么意思？這就是說農民的收獲交給國家的、留給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已的。這樣的農村經濟制度同小農時代交了公糧都是自已的制度有何本質區別？沒有。都是農民私有經濟制度。包產到戶就是解散農業集體經濟組織。
再看第二個觀點。因為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包產到戶不是單干。也就是說，只要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農民包產使用，一家一戶是一個生產單位和分配單位，單干也是集體勞動。這是現代版的指鹿為馬。照他的理論，如果土地等生產資料是國家所有的，農民就是國家農民了。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當晚，蘇維埃政權就在《土地法令》中規定立即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歸國有，交給勞動農民使用。在國家所有的土地上勞動的農民是否就是國家農民了呢？不。列寧仍明確指出：“農民在經濟上是分散的。他們一方面是私有者，一方面是勞動者。”（《在全體義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30卷第468頁）在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條件下，將農業生產經營權、土地等生產資料使用權交給農戶私人，集體農民又回到個體私有者，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也就名存實亡了。
最后看第三個觀點。鄧子恢主張公社一級黨委和政府不再是黨委和政府，大隊一級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權也煙消云散都變成生產隊這個經濟實體的服務機構。這是明目張膽地取消中國農村公社及其以下各級黨政領導權，這樣做，資本主義的復辟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鄧子恢的報告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小看的。例如中央高級黨校向中辦發的簡報稱：“鄧老很接觸實際，抓農業較穩妥、內行。我國農業如果讓鄧老抓，不會出那么多問題。中央應考慮啟用鄧老來抓農業。。。。。。”（參見《鄧子恢傳》第555頁）
七月十七日，鄧子恢將他的包產到戶主張向毛澤東當面陳述，認為農業生產聯產計酬責任制（包產到戶）是唯一正確的管理辦法。毛澤東后來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九月二十五日會議上說：“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他就不答復，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復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么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復嘛。”（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33頁）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同前往北戴河開會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意見。他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象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圍繞形勢、階級、矛盾的問題發表多次講話。
關于國際國內形勢，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當前國際國內的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頭。
所謂外交、外事工作方面右的苗頭，主要指中共中央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三和一少”。王稼祥向中央提出：“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較多地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就引起了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毛澤東批評中國代表團犯了錯誤，脫離群眾。王稼祥還提出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則要求：第一、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應當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第二、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全集》第31卷第127——128頁）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前一年就說“我們要盡量給這些比我們更落后和更受壓迫的人民”以援助，幫助他們去“實行民主和社會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列寧全集》第23卷第62頁）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國家盡量給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以援助了。而王稼祥打著“實事求是”的旗號（現在形形色色的騙子往往打著“實事求是”的旗號行騙）要求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要“量力而行”，這就意味著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和小資產階級的落后心理。毛澤東將王稼祥等人的意見概括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斗爭支援要少一點，并稱之為“修正主義的路線”，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因為如不遵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路線，各國革命力量分散的斗爭一定會遭到共同的失敗。
關于黨內出現右的苗頭，即分田單干、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認為，七千人大會末開出氣會，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象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
毛澤東說：有的人主張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干或者全部單干。也就是說，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
毛澤東認為當時單干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第1241頁）
如果搞單干，集體農民變成個體私有農民，那么中國農民就倒退到一盤散沙狀態。有人想搞小資產階級當權小資產階級專政也搞不成。出現的則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和無政府主義。這可是一種反社會主義的力量。農村這股勢力包圍了城市，城市的無產階級專政必被顛覆，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思想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思想。這個斗爭歸根結底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這個矛盾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在會上對鄧子恢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他是屬于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人，對社會主義革命不感興趣。八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插話說：單干從何而來？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干，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毛澤東批評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是代表富裕中農要求單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參見《鄧子恢傳》第562頁）
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毛澤東九月二十四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我在北戴河提出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斗爭？應該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國、法國，經過幾次復辟。。。。。。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青年人，我們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得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第1251頁）
毛澤東為什么那樣地提出問題？因為這關系到中國是否復辟資本主義、是否倒退，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與命運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首先是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社會主義社會有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結成聯盟，還有什么階級斗爭？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沒有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在理論上作出了分析。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社會主義改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筑，主要是政權機關、意識形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43頁）“這次反右派斗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有各種形式，這次主要是政治斗爭，。。。。。。思想斗爭的成份有沒有呢？有。”（同上第445頁）毛澤東又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同上第446頁）這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新發展。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突出批評農村單干，因為，單干風冒出來說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農民還不可能就成為社會主義者，他仍然是現實主義者。正如列寧所說：“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幾代人的事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32卷第205頁）“在一個農民占極大優勢的國家里，作為資本主義殘余和小生產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影響，必然會。。。。。。存在著。”“還存在著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有時甚至還會復蘇）。”（《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列寧全集》第33卷第165——166頁）
實踐證明，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制變成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個體農業變為集體農業，個體農民變為集體農民。農民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思想影響失去了經濟基礎，受到了嚴重打擊，但決不會馬上消失，因為它具有相對獨立性。農民小私有者的思想和心理克服了、壓下去了，在一定條件下還會復蘇，重又冒出來甚至泛濫成災。農民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只是消滅了經濟形態農民階級，其政治形態農民階級和思想形態農民階級帶進了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成為一種排斥社會主義的力量。這就是所謂“身體進入新社會，腦袋留在舊社會”的現象。集體農民的腦袋里殘留著私有觀念、私有心理和封建主義政治影響。其表現便是形形色的自發傾向，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無紀律狀態。要抓住它治理它相當困難。黨領導和教育下的農民既有社會主義積極性和社會主義精神，又有資本主義消極性即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自發傾向，“自發勢力”就是“沒有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32卷第316頁）這兩者就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資產階級？
社會主義社會，有形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形態資產階級，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被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也消滅了。但政治形態資產階級和意識形態資產階級依然存在。它們對自已的經濟基礎有相對獨立性。
它們存在于何處呢？存在于工人中間、農民中間乃至共產黨員中間。列寧形象地說：“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并沒有一道萬里長城。”“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工、農和紅軍代表蘇維埃，工會聯席會議》，《列寧全集》第27卷第407頁）。資產階級政治影響和意識形態在人民內部和共產黨內部發生作用，企圖促成其經濟基礎重新恢復。其過程，首先產生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官僚主義分子、機會主義分子等等。他們可以一批一批地、神不知鬼不覺地產生出來，有的還可以掛著共產黨員和領導人員的招牌。他們實際身份是什么呢？是資產階級思想和政治代言人，是資產階級利益和意志代理人。他們要干什么？促成執政的共產黨演變為修正主義政黨，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然后，第三步，通過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來瓦解社會主義經濟、恢復資本主義經濟。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卻勝過了硝煙彌漫的戰爭。這些都被蘇東演變所證實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