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紹明口述 王林錄音 原載《當代史資料》2003年第4期 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研究是建國初期全國的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也是一次重大的學術活動，面涉及很廣，影響也很深，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都有很大的影響。 一、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的歷史背景 ２００１年全國的彝族有776萬人，四川的彝族有189萬人。四川彝族主要聚居在涼山彝族自治州。川南的樂山和宜賓地區也有一些。１９４９年新中國建立之前四川彝族人口沒有這么多，大概接近一百萬人。 現在的涼山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行政區劃的概念，而以前沒有行政區劃的概念，“涼山”只是一個地方的概念。當時的涼山分為“大涼山”和 “小涼山”。大涼山指現在以涼山州為中心的地帶。大涼山的東邊是小涼山屬樂山地區，小涼山有四個縣，即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簡稱“雷、馬、屏、峨”，這一片地方叫“小涼山”，是四川的小涼山。大涼山的西邊，在云南境內還有三個縣：華坪、永勝、寧蒗，這三個縣也主要居住的是彝族，叫做“云南小涼山”。所以涼山包括了四川的大涼山和小涼山，以及云南的小涼山。這是一個習慣的稱謂，并不是說大涼山就大，小涼山就小。有一個諺語，說是“大涼山山小，小涼山山大”，意思是大涼山的山脈比較舒緩，其中還有一些山間盆地，相反小涼山的山脈很陡峭。這一地區的社會制度與全國其它地方的社會制度不同，是奴隸制社會。 對涼山社會制度的研究從新中國建立以前就開始了，中國和外國有不少人研究涼山。為什么？就是因為這里的社會制度太特殊了，世界少有。用現在的行政區劃的概念來看，涼山奴隸制的區域包括現在的涼山彝族自治州、樂山市的峨邊彝族自治縣、馬邊彝族自治縣（雷波已經劃給涼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寧蒗彝族自治縣、華坪縣和永勝縣。這個行政區劃也有一個變化過程，最初的涼山彝族自治州只包括從西昌地區劃出來的幾個縣，后來經過西昌地區與涼山州合并，成立了一個大的涼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成立時又將西昌地區的米易和鹽邊兩縣劃歸了攀枝花，所以涼山從地理概念和行政區劃的概念來講是不同的。 這一地區以前有兩個特點：第一，除了交通沿線比較通暢外，其他地區的交通都不暢，外人無法進入。交通沿線一般是漢人的聚居地區，比如安寧河谷以前的樂西（樂山―西昌）公路沿線，也就是現在的成昆鐵路沿線。西昌還有一條西祥（四川西昌―云南祥云）公路，這兩條路加起來叫川滇西路。除這條線比較通暢而外，其他的都不通暢。其實樂西公路也不是很暢通，因為彝族的聚居區就在通道的旁邊，而且相距很近，彝族奴隸主時常阻道。這就是解放前所謂的“夷務問題”。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區漢人進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軍隊、官吏都進不去。因此外國人取了一個名字叫“獨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對彝族人的稱呼。 所謂“獨立”，并不是說獨立于中國之外，而是指這個地方中央政府的勢力和地方政府的勢力都達不到。解放前說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奴隸主搶奪擄掠行人的錢財以及人身，把人也作為財物來搶。只有奴隸社會才有這種搶人習慣，這是“夷務問題”的實質。當然這應由彝族奴隸主負責，其下層百姓參加，是在奴隸主的脅迫下搶人。從明代到清代的幾百年間“夷人滋事”是經常的，不僅是漢人，周圍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為這個問題，涼山從明代開始就很有名，叫“巴布涼山”。“巴布”是個地名，現在寫作“巴普”，朝廷通常對巴布涼山都談虎色變，明清王朝都采取圍堵的辦法，在驛道的沿線設立了營、汛、塘、堡這些機構，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葉都起過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勢力衰落的時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急劇變化，封建王朝內憂外患，軍隊抽去對付外敵，內部人民起義不斷，也要彈壓。再加上駐軍本身的腐朽，拿軍隊的槍彈去換彝人的鴉片，助長了彝族奴隸制的發展。到了清朝末期咸豐以后，這個地方簡直不可收拾。所以涼山之有名，就是因為它是奴隸制社會。 由于漢人一進去就出不來，所以關于涼山彝族奴隸制一直沒有很詳細的記載。最早對涼山奴隸制感興趣的是外國人，派了一些探險家進去探險，其中有的是學者，有的是軍官，主要是法國人和英國人。探險也是一種研究。1890年法國奧爾良親王率領一幫人深入大涼山腹地探險。1906年法國有一個軍官叫多隆（Dollone），帶了一個考察隊在涼山地區考查，寫的書這幾年我國才翻譯過來。宣統時英國有一個叫巴爾克的膽子大，帶了一兩個人進入到了涼山的核心地帶牛牛壩（位于現在的美姑縣），進去以后被彝人殺死了，牽動了外交，這是清末有名的“巴爾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總督派兵兩路圍剿牛牛壩，一路從西昌進去，一路從雷波進去。進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軍也就出來了，說是打贏了。這一事件導致在1910年（宣統二年）在大涼山腹心區建立昭覺縣。 “昭覺”就是昭之覺醒的意思。昭覺縣建立以后不久就發生了辛亥革命，縣府又撤出來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時間，修了一圈城墻，一個縣衙門，還撰修了一部縣志，但整個涼山的情況依然故我。 “巴爾克事件”后來說成是涼山人民的反帝事件，我在牛牛壩做了很長時間的調查，了解到這個事件的真相。巴爾克到了牛牛壩以后，有兩個黑彝奴隸主談論說，這個人不象我們的人，鼻子高，眼睛藍，問他是哪里人？他帶有兩個翻譯，他說英語，一個翻譯譯成漢語，另一個再譯成彝語。他回答說，我從英國來。彝族人沒有英國這個概念，翻譯就譯成“從很遠很遠的天那邊來的”，再轉譯一遍就成了“從天上來的”。一個彝族頭人說，這家伙說他從天上來的，他是和我們不大一樣。另一個頭人打賭說，他說他是天上來的，你敢不敢把他殺了？這個頭人說，我就敢把他殺了。拔出刀來從巴爾克的頭上砍下去，這一刀沒把他砍死，巴爾克有槍，給了這個頭人一槍，也沒有打死。頭人旁邊的侍從們涌上來幾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隨行的人全部殺死了。“巴爾克事件”以后，外國人也不敢進去了。 到了民國時期這種情況更加嚴重，那時候軍閥混戰,更沒有人管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隸）開始往外逃，出來后訴說奴隸制的壓迫，在西昌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用筆名寫了一本《倮區漢奴吁天錄》，仿照《湯姆叔叔的小屋》寫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錄》，是寫黑人奴隸的。這本書在民國初年的影響很大，是鉛印的。這本書也引起當時政府的注意，比如當時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馬、屏、峨和大涼山去調查，但是深入不進去。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眾的關注之外，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關注。這是在20世紀20年代。 中國學者最早進入這個地區的是丁文江，他是一個地質學家，1914年在今涼山州會理、會東一帶作地質調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楊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個民族學家，后來做過很多大學的教授，1928年他從云南進入涼山進行調查；１９３４年常隆慶從雷波進入大涼山，他也是一個地質學家，攀枝花鐵礦的發現者，他也作過一些人文調查；１９３７年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馬長壽進去調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涼山進行調查；1939年柯象峰、梁甌弟分別到涼山調查；1941年莊學本《西康彝族考察報告》出版，江應木梁到大小涼山調查；1943年林耀華調查涼山的彝族；1944年馬學良到云南調查彝族的語言文化；1948年胡慶鈞去涼山調查；1951年趙衛邦到涼山調查。 當時這些學者是冒著生命危險和當娃子的危險進去的。當時要花錢請保頭，這筆錢保頭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來買通當地的彝族頭人。這些學者們進去調查以后回來都寫了書、報告和文章。通過這些學者的調查，涼山的情況逐漸為人所知。這些調查的結果說明涼山的社會制度確實同外地不一樣，是一種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隸制度，這在解放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小報經常登載的當時的軼事很能說明其社會制度的特殊。抗戰時期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飛越駝峰，有幾架飛機在涼山失事，美國飛行員跳傘后被當地彝民抓住了。中國人也好，美國人也好，從天上掉下來的也好，從地上來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錢財。彝族頭人認為是天公送下來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飛行員的鞋脫了，強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軍的飛行員，國民政府就通過漢源的地方軍閥羊仁安來尋找。先打聽飛行員在哪個家支手里，然后拿銀子去贖，談價錢，贖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銀子，贖美國飛行員就給10坨銀子，因為這是天上掉下來的，比較珍貴。贖出來飛行員就住在富林。現在這個飛行員和當年進去贖他的人的后裔們還見過面，共敘中美之間的友誼。這件事情小報登得很多，說明了當時的奴隸社會性質。 有了學者們的調查，解放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否就按照他們這些調查結果去做？也不是。因為這些學者們所走的范圍畢竟有限，是否整個涼山都是這樣的？并沒有把握。大家都承認涼山是奴隸制度，但奴隸制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奴隸社會？沒有人說得清楚。解放以后對涼山社會制度的研究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既是社會改革的需要，也是學術上的需要，但主要是社會改革的需要，因為這涉及到新政府對涼山彝區的施政問題。這是研究涼山奴隸制的背景。 二、涼山彝族奴隸制的研究過程 1950年國家派中央民族訪問團到大涼山去訪問，第一個任務是改善民族關系，宣傳民族政策；第二個任務就是了解當地的情況。解放以后工作隊可以進去了，但也是逐步進去的，這個過程拉得很長。有些腹心地區到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才解放，才允許人民政府派人進去。 四川的小涼山地區由川南行署派川南民族訪問團去訪問。四川當時分為川南、川北、川東、川西四個行政區，小涼山的雷、馬、屏、峨屬于川南行署管轄。大涼山當時不屬于四川，屬于西康省。當時到西康的是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團的任務之一就是調查這里到底是屬于什么社會性質。中央民族訪問團當時有兩名有名的學者，都是中國科學院的副研究員，一個是胡慶鈞，做彝族社會調查，這位老先生現在還健在；一個是陳士林，主要是做彝族的語言調查，后來他創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我于１９５２年到涼山，川南訪問團需要調查雷馬屏峨的彝族社會情況，我就被派到峨邊去調查。峨邊總的屬于彝族邊緣地區，但也有腹心地區。我調查了一個月以后，覺得這個地區的情況比較復雜，有奴隸制，這是肯定的，但大部分邊緣地區已經封建化。當時沒有可能進到腹心地區，比如峨邊有一個腹心地區叫西河，還沒有解放，工作隊也進不去。我附帶講一個我經歷過的笑話。1952年我們到峨邊去調查的時候，一起有兩個女同志，那時候都很年輕，女同志比我大一點，也不過20歲左右。一個奴隸主看上了我們這兩個女同志，想拿銀子來買。他的觀念就是人是可以像東西一樣買賣的。我們說，我們是政府派來的，人怎么能賣給你？我們又和這奴隸主開個玩笑，問他出什么價錢？他說胖一點的多些，50錠銀子，瘦一點的少些，40錠銀子。在那里買賣人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買賣奴隸小孩子幾錠銀子就行了。既然奴隸可以買賣，奴隸主對奴隸也可以任意處置。 到1955年，涼山社會性質的情況比較清楚了，民族關系也疏通了，自治州、縣也建立了，涼山社會改革的條件比較成熟了。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從1956年開始在涼山進行民主改革試點。當時是把涼山作為奴隸社會進行改革的，制定了民主改革條例，這也是經過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就是說這個改革和漢區的土地改革不同，關鍵是要解放奴隸的人身，不僅僅是土地的改革。土地是一種生產資料，要進行改革；更主要的是廢除人身占有的改革，這一點是根據涼山的特殊情況制定的。對于階級成份的劃分也不一樣，不是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而是奴隸主、勞動者、半奴隸、奴隸。 “半奴隸”是指安了家的奴隸，其情況比單身奴隸好一點，有一點財產。這個稱謂不太科學，當時為了對奴隸進一步細分所致，其實就分為“單身奴隸”和“安家奴隸”就比較恰當。按照當時的政策，占有土地和占有3個以上單身奴隸或3戶以上安家奴隸就劃為奴隸主；勞動者基本上靠自己勞動為生，一般不占有奴隸，也不被剝削；安了家的奴隸稱為半奴隸；奴隸就是單身奴隸。這4個階層基本和涼山原有的4個階層是一致的，第一個階層彝語叫“色坡”，意思是 “主子”，指黑彝奴隸主；第二個階層叫 “曲諾”，指廣大的百姓，也叫 “白彝”；第三個階層叫“阿家”，指安家娃子；第四個階層叫 “嘎西嘎諾”， “嘎西”的意思是鍋莊,“嘎諾”的意思是圍著鍋莊轉的手腳，指鍋莊娃子，也就是家庭奴隸，這是很形象的一個詞。這種劃分現在看起來還是符合實際的。 1956年改革試點之初四川藏彝地區就發生了叛亂，不僅是彝族地區，還包括康巴地區。在藏區是農奴主的叛亂，涼山是奴隸主的叛亂，反對改革。因為改革把他們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放了，這是一場尖銳的斗爭。雖然改革的條件很寬松，采取的是贖買政策，保留他們一定的生產生活資料，不挖底財，政治上進行安排。這同漢區還不一樣，漢區的地主是掃地出門，是敵對分子。這里是按當時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奴隸主還享有正當的公民權。這是以緩和的方式進行改革。盡管這樣還是發生了叛亂，原因還是觸動了他們的根本利益。既然發生了奴隸主的叛亂，所以當時是一邊改革一邊平息叛亂，但是效果不大。中央在1956年7月召開了一次關于藏彝地區改革的會議，是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周總理主持，毛主席一直參加，規格很高。會議檢討了這一段改革平叛的問題，毛主席作了結論。后來我們聽了關于周總理對這次會議精神的傳達。其中有這樣的話：不要太急，諸葛亮可以對孟獲七擒七縱，我們為什么不能十擒十縱、百擒百縱呢？ 當時一方面有粟裕大將坐鎮涼山平息叛亂。另一方面于１９５７年初派出中央慰問團，下面有幾個分團分別到甘孜州、阿壩州、涼山州，還有一個分團到云南的小涼山。慰問的目的主要是做政治爭取工作，我在這時也參加了中央慰問團在涼山州的工作。 我從1952年進入川南訪問團接觸這個問題，寫了一些調查報告；1956我到四川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先做學術秘書。1956―1957年做社會性質的調查研究，1958―1959年做歷史調查研究，彝族奴隸制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我也做彝族史的研究，后來寫出《彝族簡史》。當時強調集體著書、集體編著。我是主撰人之一，1959年以后，我到了羌族組，搞羌族調查研究。以后又做藏族的調查研究。 1965年中國科學院決定要編少數民族三種社會形態的叢書：中國少數民族的原始公社制、中國少數民族的農奴制、中國少數民族的奴隸制。有些民族保留著原始社會殘余。有幾個民族是農奴制，如西藏的藏族、新疆的某些維吾爾族、云南的傣族。奴隸制就在涼山這一百萬人口的地區，是最典型的，其他一些地區只是一點殘余，如傈僳族。所以當時就確定涼山為一本。原來這本書的計劃很大，準備搞成幾十萬字的學術專著。但編成以后到北京去匯報，鄧力群說，你們的書是“科學大廈的奠基石”，不要超過20萬字，讓大家都看。寫成一本比較通俗的學術專著，但也要說清楚理論和觀點。根據這個意見又對書稿進行重新整理。書稿很難壓縮，我們幾人在昆明住了兩個月，后來我在北京又住了一個月，才將書稿壓縮成現在的樣子。書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書以后書名為《涼山彝族奴隸社會》，這已經到1982年了。為什么要編這樣一本書，就是要進一步從事實上、理論上把涼山彝族的奴隸社會性質闡述清楚。 〔口述者簡介〕李紹明，四川省人大常委、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四川省社科聯副主席、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學術顧問、四川省彝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藏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 〔整理者簡介〕王林，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華文化論壇》副編審。 |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heji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