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8年，胡風回顧“報告”的寫作過程，再次明確地表述道：“我一直認為，毛主席黨中央深知文藝方面掌領導權的人事力量是最弱的一環……我后來在呈中央報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藝領域上的建黨問題為中心或歸結的。”　　

1954年7月22日，胡風通過國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勛轉呈黨中央的材料共有兩件，一件是“給中央的報告”，題目是《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俗稱“三十萬言書”，以下簡稱為“報告”）；另一件是“給黨中央的信”（以下簡稱“信”），信首注明“習仲勛同志轉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內容是對“報告”動機、目的和要點的提綱挈領的說明。“信”僅見于近年出版的《胡風全集》，過去未曾公開發表過〔1〕，因此也從未引起過研究者們的注意。　　

“報告”長達“三十萬言”，“信”卻只有萬余字。日理萬機的中央領導人也許很難看完冗長的“報告”，但讀“信”的時間和耐心還是有的。當年，“被推到絕路上”的胡風尚能慮及此，可見其考慮問題時仍相當周密。　　

客觀地說，“報告”中鋪敘了太多的歷史積怨和人事糾葛，讀后有令人墜入云山霧海之感；而“信”卻沒有這些弊端，其措辭非常坦誠、準確和精警。　　

因此，要解讀和研究胡風的“報告”，最好的辦法是先讀讀這封“信”。　　

  一　　

1953年3月以后，報刊上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判實際上已經停止。其后一年多，胡風赴東北、返上海、遷北京，擔任《人民文學》編委，享有從事研究和創作的客觀條件。1954年3月，他為什么突然決定撰寫“報告”，揭發周揚等“非黨”乃至“反黨”，促使思想問題政治化呢？這與當時中央高層的斗爭有關。　　

1954年2月，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會議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不點名地批評了高崗、饒漱石的非黨（宗派）活動，并指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黨內一部分干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夸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當時，高饒問題高度保密，知情者僅限于黨內高層人士。胡風通過聶紺弩打聽到這次政治斗爭的內幕，在他看來，周揚等領導文藝的方式與高、饒集團有許多相似之處，于是感到“身上的顧忌情緒在退卻下去，對歷史對黨負責的要求在升漲起來”，決定乘此時機，提請中央將周揚等經營的“獨立王國”一攬子解決。　　

1954年3月，胡風根據這種理解開始撰寫“報告”，行文中他緊緊扣住中央反對非黨（宗派）活動的政治主題不放，極力貼近七屆四中全會精神。“信”的開頭便陳述了上書的動機，寫道：“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過程當中，我作了反復地考慮和體會。我反復地考慮了對于文藝領域上的實踐情況要怎樣說明才能夠貫注我對于四中全會決議的精神的一些體會”，“我理解到黨所達到的高度集體主義，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黨和反黨的毒害從內部瓦解的艱險的難關，這才通過血泊爭取到了勝利的。”〔2〕　　

為了合理地解釋自己為何能從“顧忌”轉到“負責”，胡風不僅極力渲染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的感召，甚至把兩年前周總理與他的談話也放在這個新的基點上作了演繹。他在“報告”中寫道：“我終于明白了：周總理向我提示的‘不能回避批評’，是要我正視自己，正視現實，面對面地向斗爭迎上去的意思。周總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斗爭面前，我回避不脫；有黨的保證，我沒有必要得保留顧慮情緒。周總理向我提示的意思是：在必要的時候，無論在什么領域黨都要求展開斗爭，在斗爭面前黨是無情的。周總理向我指示的意思是：黨是為歷史要求，為真理服務的，在歷史要求面前，在真理面前，黨不允許任何人享有任何權利。”〔3〕　　

周總理與胡風談話事發生在1951年12月3日，談話主題是關于“胡風文藝思想”。當胡風提出問題不在他而在“黨的文藝領導”時，周總理說，“客觀上問題是很多，應該和同時代人合作，找大家談，學學毛主席的偉大，說服人”，還指示“不能回避斗爭”等等〔4〕。實際上，從周總理的指示中，很難讀出比要求胡風多做自我批評更多的“意思”。　　

然而，胡風卻在做出以上演繹之后，在“信”中毅然地歸納出周揚等“非黨”（宗派）活動的四點表現：“一，以樹立小領袖主義為目的。”“二，不斷地破壞團結，甚至竟利用叛黨分子制造破壞團結的事件。”“三，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轉嫁到群眾身上，以致竟歸過于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四，犧牲思想工作的起碼原則，以對于他的宗派主義統治是否有利為‘團結’的標準；這就造成了為反動思想敞開了大門的情勢。”抹掉其中僅出現一次的“文藝”二字，幾乎便是高、饒集團非黨（宗派）罪狀的翻版。　　

胡風成功地將與周揚等的理論分歧或宗派糾葛政治化后，進而推斷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政治結論。“信”中有以下文字：　　

我完全確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宗派主義統治一開始就是有意識地造成的。以對我的問題為例，是有著歷史根源，利用革命勝利后的有利條件，利用黨的工作崗位，有計劃自上而下地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終于達到了肆無忌憚的高度的。　　

我完全確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領導傾向和黨的原則沒有任何相同之點。我完全確信：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上或思想實質上看，是已經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　　

從“有意識”到“有計劃”，從“非黨”到“反黨”，這便是胡風為周揚等共和國文藝界領導所作的政治結論。值得注意的是，胡風上書之前，報刊上所發文章對他的文藝思想的公開批評僅止于“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反現實主義”〔5〕，并沒有超出文藝思想論爭的范疇，而胡風在上書時卻提出了周揚等“非黨”及“反黨”的問題，表現出將思想斗爭政治化的明確意圖。　　

然而，為胡風始料所不及的是，高、饒集團的核心問題雖是攻擊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但其錯誤的實質卻在于“故意將他們的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錯誤夸大為系統的、嚴重的缺點或錯誤”（《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胡風的上書是否也因存在著類似的“夸大”嫌疑而不被中央認可呢？　　

   二　　

“報告”所要揭示的中心問題是什么？“信”說得十分清楚：　　

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把新文藝的生機摧殘和悶死殆盡，造成了文藝戰線上的萎縮而混亂的情況。　　

希望中央做什么？“信”中也說得明明白白：　　

只有黨中央轉到主動地位上面，才能夠挽救人民的文藝事業脫離危境；只有黨的領導發揮了作用，才能夠使人民的文藝事業在空前的思想保證和斗爭保證之下建立起來飛躍發展的實踐基礎。　　

先看“信”再讀“報告”，對于其上書宗旨幾乎不會有發生歧義和誤讀的可能性。簡言之，即揭發“以周揚為中心”的某些文藝領導的“非黨”活動，提請中央“主動”地采取組織措施，并吁請加強“黨的領導”，以“挽救人民的文藝事業”。　　

1978年，胡風回顧“報告”的寫作過程，再次明確地表述道：“我一直認為，毛主席黨中央深知文藝方面掌領導權的人事力量是最弱的一環……我后來在呈中央報告提的看法中，就是以文藝領域上的建黨問題為中心或歸結的。”〔6〕　　

身為黨外人士的胡風，五十年前竟如此關注共和國“文藝方面掌領導權的人事力量”，如此關注“文藝領域上的建黨問題”，他的革命責任感迄今未得到適當的評價。　　

“信”中還一再提及個人的祈望，就是“非……爭取參加斗爭的條件不可”和“非……擔負起我應該擔負的斗爭不可”的要求。此外，也傳達出“要求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要求直接得到（毛澤東的）指示”的迫切愿望〔7〕。　　

遺憾的是，后來的研究者們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胡風如此明確且一以貫之的表白，甚至還有人一廂情愿地將胡風說成“反體制的英雄”或“自由主義的斗士”，其誤解胡風可謂深矣！　　

   三　　

胡風在“信”中著重分析了建國后階級斗爭形勢及發展趨勢，指出文藝戰線本應緊密配合黨的階級斗爭的中心工作，而周揚等文藝領導卻表現得極不得力，因此激起了他的“痛苦和憤怒”，不得不采取直接上書中央的行動。　　

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革命勝利了以后，階級斗爭展開了規模巨大和內容復雜的激劇變化的情勢，但在文藝實踐情況上反而現出了萎縮和混亂。這個反常的的現象是早已引起了黨和群眾的普遍的關心的。許多使人痛苦的事實說明了這里面包含有嚴重的問題——到了今天，客觀情況已經發展到了再也不應該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階級斗爭又正在向著更艱巨更復雜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爭上發展，不會容許這個應該擔負起專門任務的戰線繼續癱瘓下去；如果我們再不正視問題，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諒自己了。　　

可以看出，胡風對建國后文藝實踐的評價標準并不是后來的研究者所說的有無“創作的自由空間”，而是能否緊密配合黨的階級斗爭（或思想斗爭）的中心工作。這個發現也許令人覺得有些費解，但卻是墨寫的事實。對照“報告”中他對阿垅的熱情薦舉，“在我們今天文藝思想上的階級斗爭當中，（他）是能擔當一份任務的忠誠的戰士”〔8〕，便可以明瞭。而胡風的所謂“階級斗爭正在向著更艱巨更復雜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爭上發展”的預測，表現出他比周揚等具備更高的階級自覺性。三個月后，毛澤東親自發動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繼而擴展到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周揚等因反應遲緩受過毛澤東的多次批評，而胡風則用實際行動實踐了他向中央保證的“非……擔負起我應該擔負的斗爭不可”的戰斗誓言。　　

為了讓中央領導對文藝界“萎縮和混亂”的局面有更深的印象，胡風在“信”中使用了“封建主義性的陳腐東西和資本主義性的或庸俗社會學的虛偽冷淡的東西取得了、進而擴大了支配性的影響”的極端說法。應該指出，他的這個說法脫胎于毛澤東的有關指示，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1951年5月20日）中提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指責，還指出“有些人（共產黨人）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的問題。　　

然而，毛澤東當年發起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思想教育運動，目的并不在追究周揚等的領導責任，而是號召剛剛掌握全國政權的共產黨人加強思想建設以抵御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胡風對這樣的處理方式顯然是不滿足的，于是在“信”中批評道：　　

反動的《武訓傳》之所以能夠在庸俗社會學的偽裝下面打了進來，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而是由于宗派主義當時正在開始全面地依靠主觀公式主義建立統治威信，用著全部力量排斥和打擊對主觀公式主義不利的、為反映斗爭實際而努力的創作追求，因而對于用了和主觀公式主義同一實質的庸俗社會學偽裝起來的落后的反動的東西不能有敵性的甚至警惕的思想態度所招來的結果。　　

當年毛澤東所以要親自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確實是由于周揚等“喪失了批判的能力”，而江青在此役中有促成之功，從此漸露崢嶸。胡風上書時重提舊事是否有“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的用意，甚或有曲意逢迎毛澤東、江青之意，筆者不敢臆測。　　

胡風在“報告”中嚴厲批評的文藝宣傳部門領導并非周揚等一二人，而是包括當時的中宣部、全國文聯、全國作協的一大批領導干部。為了使中央痛下人事變更的決心，他在“信”中甚至繪出了“周揚后”時代的美妙前景：　　

清算了宗派主義的統治以后，就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把在最大限度上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和在最大限度上發揮群眾的創作潛力結合起來，把在最大限度上保證作家的個性成長與作品競賽和在最大限度上在黨是有領導地、在群眾是有保證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提高政治藝術修養結合起來，把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藝術質量與積累精神財富和在最大限度上滿足群眾當前的廣泛的要求結合起來……　　

然而，問題的關鍵只在周揚等具體部門的領導者身上嗎？在“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必須配合黨的中心工作”等基本方針沒有改變的情況下，胡風所承諾的美好前景會實現嗎？　　

   四　　

前文已經敘及，胡風對建國初期文藝實踐持全面否定態度，“信”中有這樣一句經典的概括：“（周揚等‘非黨的領導思想’）把新文藝的生機摧殘和悶死殆盡了，造成了文藝戰線上的萎縮而混亂的情況。”這樣的概括是否準確，不在本文論及的范圍之內。不過，僅就胡風個人而言，他從1949年夏到1952年初創作了兩部散文（《和新人物在一起》、《從源頭到洪流》，合計十七萬余字）和兩部長詩（《時間開始了》、《為了朝鮮，為了人類》，合計五千二百七十行），其創作成果可謂豐碩。　　

根據中外文學史的歷史經驗，造成一個時代文藝整體衰敗的原因大都來自外部的重大社會政治因素，或是宗教裁判的嚴峻無情，或是政治權威的極端專制。除此之外，罕有能窒息“文藝生機”的其他社會因素。　　

因此，當胡風斷言建國初期文藝實踐全面“失敗”而要追究“責任”的時候，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兩難境地：既然上書的主觀目的是向黨表示“要求在領導下工作”及“非……擔負起我應該擔負的斗爭不可”的熱望，就等于承認“黨的要求和歷史要求”具有“同一的內容”，換言之，即承認第一次文代會上制定的“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政策及文代會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創造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的口號的正確性，否則，便失去了上書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承認了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難以解釋建國初期文藝實踐何以全面“失敗”的原因。　　

胡風是這樣跳出兩難境地的，他在黨中央與基層文藝界之間找出了一堵墻，這便是周揚等打造的文藝界的“獨立王國”，并指責“它”封鎖了中央關于文藝的一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蒙蔽了文藝界的干部群眾。　　

于是，我們在胡風的“信”中讀到了這樣的含淚的控訴，他嚴厲地指責周揚等“公開地歪曲對他們的主觀主義不利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公開地反對證明了他的庸俗機械論的破產的蘇聯文學斗爭的理論經驗”；他嚴厲地譴責周揚等“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歸過到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沒有直接接近過黨中央的高級干部對于黨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壞團結的手段就由黨外到黨內，以至直接指向黨中央了。”　　

對于周揚等的后一個嚴重的“罪行”，胡風在“報告”中有著詳細的陳說。事情發生在1952年4月，周揚路經上海時與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彭柏山有過一番私人談話，談到“現在文藝上的情形很困難，一時沒有什么辦法，（他）是明白的，不過他很苦惱，重要的事情他都作不得主。他有許多很好的看法，但不敢提上去。”事后，彭柏山將談話內容轉告了胡風。不料，事過兩年之后，胡風竟把這私人談話寫進了呈送中央領導閱示的“報告”里，而且進行了這樣的誅心的分析：“如果連他（周揚）有了意見都不敢向上提，那除了使聽到的人得到一個黨中央和毛主席至少在文藝問題上是絕對不依靠群眾，不相信真理的結論以外，除了使聽到的人得到一個黨中央和毛主席是看著整個文藝戰線衰弱下去下去也毫不關心這結論之外，是不能有別的。”〔9〕　　

胡風把“私人談話”寫入“報告”，這做法是否恰當，似乎不必多加評說；但后來舒蕪以“私人信件”入文，卻曾是受到千夫所指的。只不過，胡風當年似乎比舒蕪走得更遠，請看下文：　　

為了他那個宗派主義的統治欲望，為了他那個小領袖主義的張皇失措的心虛，周揚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轉嫁到經常感到身上負著泰山一樣重的責任的晝夜辛勞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惱”地把他自己說成了一個使人不勝同情的“無可奈何”的“失敗的英雄”，甚至是做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犧牲品的“贖罪的羔羊”。分析到這里，我心里涌了出來的悲憤強過了憎惡，全身火燒一樣地實感到了我們的革命是不得不犧牲了多少寶貴的東西才通過了曲折的道路爭取到了這個偉大的勝利的。〔10〕　　

周揚當年的“苦惱”是否真實，只要重讀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中對“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的批評就可以明瞭。胡風當年的“悲憤”是否真實，從相關者的著述和回憶中卻找不到任何可資證實的記錄，而他對“經常感到身上負著泰山一樣重的責任的晝夜辛勞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心態，實在不像人們心目中的“鐵骨錚錚”的漢子所能為。　　

胡風為了摧毀（爭奪）周揚等“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惟一的正確的解釋者和執行者的統治威信”，為了向中央證實自己所具有的更高的“黨性要求”，走得實在太遠了一點。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信”都是解讀“報告”的鑰匙。譬如，文藝戰線應如何增強“敵性”觀念，文藝戰線應如何“擔負起專門任務”，文藝工作應如何體現黨的“道德力量”，以及如何認識周總理對他的“領導關系和思想影響”，如何看待周揚等拜倒在“墮落的”、“積極反動的‘老作家’”腳下的“以敵代友”的思想動機，如何辨識和剔除文藝界中混雜著的“品質不好的黨員”和“叛黨分子”，等等。　　

先仔細地看“信”，再認真地讀“報告”，所得必會更多。　　

注釋：　　

〔1〕《文藝報》1955年第1、2期合刊以《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以單冊形式刊發了“報告”的二、四部分。《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4期以《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為題，刊發了“報告”的第一、二、四部分。　　

〔2〕胡風：《給黨中央的信》，收《胡風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不另加注者皆出自此“信”。　　

〔3〕〔4〕〔6〕〔8〕〔9〕〔10〕《胡風文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654～661、727、349、395、395頁。　　

〔5〕根據周總理的指示，1953年初《文藝報》發表林默涵《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等兩篇文章。　　

〔7〕胡風1952年5月11日給路翎的信中寫道：“還有一傳說：主席看過《路》，說，提法好，結論也對，分析有錯誤云。根據這，我去了信，并把《通報》內容摘要寄去。要求見面，要求在領導下工作，并給主席信，要求直接得到指示。”收《胡風全集》第９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參照胡風日記，“去了信”指的是致周總理的信，“給主席信”是致毛主席的信。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根據此信內容所加。　　

原載《書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附：　　

舒蕪：走出“胡風事件”　　

2004年08月18日時代人物周報本報記者趙倩　　

（以上略）　　

“胡風事件”有出入　　

時代人物周報：現在人們提起您，總是把您和當年的“胡風事件”聯系在一起，而且還有頗多爭議，您怎么看？　　

舒蕪：“胡風事件”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問題。其實當時并不存在“交信”的問題。那件事情可以這樣說，甲有一件東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拿給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當時《人民日報》的編輯葉遙，丙是當時《人民日報》文學組組長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當時《人民日報》命題叫我寫一篇《胡風的宗派主義》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中的部分內容，葉遙借去這些信核對。那時候胡風已經被上升到反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了，所以這篇文章在當時批判胡風的時候是一個很次要的內容。葉遙拿到信之后也沒有意識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覺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這件事我和葉遙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來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經到他手里。林默涵說，你的文章不用發表了，人家已經不想看你說什么，人家要看胡風說什么。當時林默涵作為中宣部文藝局長是非常有權威的，我也不敢反對。但林還留有余地地說：“當然不是說胡風是反革命，但這一次胡風真的很反動。你就把這個寫出來，再加上簡單的注解。”所謂第一批材料就是這么出來的。所以說，在那種情況下，我確實沒有交信。葉遙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沒有告訴葉遙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時代人物周報：當時您真的認為胡風所做的事情是在“反黨反人民”嗎？　　

舒蕪：這個事情說起來就復雜了。我從抗戰初期剛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就走錯門了。事實上，我是從斯大林主義入門的。我看的第一個領袖傳記就是《斯大林傳》，那時候對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后來大家公認的觀點就是斯大林把“哲學政治化”，每一條哲學是非都落實到政治是非，這也是斯大林的特點。　　

解放后，我的處境和其他所謂“胡風分子”有一點不一樣。那時候我在廣西南寧，是全國最晚解放的地方。當時把我安排到“知識分子改造”領導層的地位，主持教師學習班等。對于所有胡風的問題，我覺得，我和胡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只不過是其中比較次的一派，我是誠心誠意希望把胡風改造起來，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我和胡風不斷交換意見，后來發現和他在思想上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于是就發表文章，表達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見，希望別人也改造。當時就是這樣的出發點，確確實實相信思想改造，認為改造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后來批判的浪潮越來越高，到展開胡風大批判的時候，感覺就不同了，胡風事件的性質就成了反馬克思主義。　　

“胡風事件”之前，在對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中，許多著名知識分子都在報刊上發表了自己的檢查。回頭看這些，要說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簡單。人的思想有時離不開大環境的影響，當時國家是這樣，就要這么跟著國家走。我們那個時候真的是相信革命會勝利，相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胡風這件事也是這樣，要說我當時是趨炎附勢、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當時的情形下就是會那樣做。　　

時代人物周報：50多年過去了，您對當年的“胡風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蕪：當然有了，現在想起來，當時所謂“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風的案件是個焦點，沖出焦點，回想知識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說，20世紀的經驗需要整個21世紀來消化。上世紀30年代，全世界知識分子左傾，魯迅、羅曼·羅蘭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這樣。當年曾經有一個記者從蘇聯歸來，寫了一篇關于“蘇聯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擊。現在想起來，這里面其實問題很大。　　

時代人物周報：現在面對別人對您或褒或貶的兩種不同的評價時，您會是怎樣一種心情？　　

舒蕪：那無所謂了，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評價。過去很多人對我的印象不好，這我可以理解，換上我，我也不會有什么好感覺的。但事實是，包括交信等問題，都是有出入的。　　

原帖地址：http://www.hxzq.net/Essay/3061.xml?id=3061

孔慶東《共和國春秋——建國篇（下）》中關于胡風案的記敘：　　

是年，文華閣、翰林院、禮部、樂部諸學士漸起黨爭。初，太祖責影戲《武訓傳》不思反抗、奴顏婢膝也。諸學士各懷其心，競放豪言。蘄春侯、大學士胡風自謂魯迅正宗衣缽傳人，勢壓眾文豪，欲居文定公郭沫若、文省公沈雁冰、文判公周揚之上也。諸翰林不服，群起而攻。建國五年，大學士林默涵、翰林院總編修何其芳彈劾胡風，胡風乃狂書三十萬言，于建國六年進呈樞密院，內稱文士頭頂高懸“五把刀子”焉。胡風積年死黨、翰林院編修舒蕪，欲棄胡風而奔周揚，胡風乃上繳舒蕪私信，謂其乃綏武帝之探馬。建國七年，各州府縣舉人監生紛紛集會，痛詆胡風邪說。舒蕪亦憤然倒戈，披露與胡風往來信函，謂其結黨謀反之心昭然，舉國大嘩，勢乃急轉直下。樞密院遂劃定“胡風反黨集團”，更疑其為綏武帝所伏焉，株連至百余人。胡風下獄，不肯屈撓，至1978年始出矣。1980年樞密院平反之，1985年辭世，享年83歲。文人黨爭，自古皆然，錯綜紛紜，清官難斷。倘朝廷偏信一黨，遽然施之以朝綱，則冤獄不免矣。胡風恃才孤傲，唯我獨尊，宗派昭然，雖素無反黨之心，卻常存渺上之態，如此耿介文士，盛世難得，正堪當重任也。今乃加之以桎楛，使天下墨客懦于直言，為此后文禍開一不吉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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