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1945年8月14日日本戰敗投降后僅14天，即進入美國單獨占領狀態，為期6年零8個月。在此期間，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利服從于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

　　1.對日非軍事化政策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

　　1945年8月29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并發給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投降后初期美國對日政策》認為：為了“確保日本今后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必須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并使其完全非軍事化”^[1]。

　　嚴格地說，戰后日本的非軍事化并不完全。第一，美國占領軍保留了舊日本海軍的一支掃雷部隊；這支部隊后來秘密地參與了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第二，美國占領軍為日本重整軍備保留了大批戰爭設備；第三，美國占領軍為日本重整軍備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美國對日本制定的非軍事化政策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本來，1945年6月11日的國務院一院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第150號文件規定：“在可能的程度上永遠使日本非軍事化，非軍國主義化。”^[2]但是，該文件修改成同年8月29日的《初期政策》時，其相應部分便以“完全”二字取代了“永遠”。后來，《初期政策》又經修改，成為同年11月3日《日本投降后初期基本指令》，其措辭雖有所前進，卻也只命令麥克阿瑟“應為永遠解散一切軍事組織……做好準備”。

　　由此可知，美國決策當局始終未下決心使日本永遠非軍事化，這意味著，即使在要求日本非軍國主義化的呼聲最高時，美國也未徹底排除重新武裝日本的可能性。

　　2.東京審判的不徹底性。

　　1946年5月3日，根據《波茨坦宣言》，在日本東京開設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兇之一——日本軍國主義領導集團進行了正義的審判。

　　東京審判是正義的公正的審判，但同時也是不徹底的，它的不徹底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未能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

　　戰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是日本軍隊的最高統帥。同時，天皇還號稱是創建日本國家之神的萬世一系的子孫，是神權的化身。假如沒有這種擁有最高權力的神權的天皇陛下的命令和統帥，日本要發動那樣一場戰爭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戰犯，是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然而，掌握東京審判大權的美國由于自身的政治需要（主要是出于后來針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發動冷戰的需要），沒有追究天皇的責任，于是“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是日本國家統一的象征”被寫入了日本新憲法。保留了天皇原來的世襲君主地位。而天皇又成為保護大小戰犯的保護傘，給極右勢力的復辟找到了靠山和借口。

　　（2）沒有追究壟斷財閥的責任。

　　軍事實力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沒有日本壟斷財閥的支持，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就不能進行。日本戰敗后，根據聯合國軍總司令部命令，只是解散了幾個大財團，對小財團并沒有觸動，而大財團只是分化成一些小財團，這些財團又成為日本右翼勢力重掌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

　　（3）對戰犯的審判和追究不徹底。

　　日本有一大批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分子。然而東京審判只審判了28名甲級戰犯，橫濱、馬尼拉、中國各地的審判也只審判了少數丙乙級戰犯，而且多為虎頭蛇尾，寬大無邊，像岡村寧次，731細菌戰部隊魔頭石井四郎等一批重要戰犯都未能判刑。

　　（4）對戰爭賠償的解決不徹底。

　　戰爭賠償是戰后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但二戰后的日本賠償并沒有通過法庭用法律的形式解決，而是根據波茨坦宣言，由遠東咨詢委員會制定的“臨時賠償方案”解決的。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美國的態度變化，日本的戰爭賠償結果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由于非軍事化的不徹底以及東京審判的不徹底，同時有天皇制的政治保護和財團的經濟支持，使得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依然存在，使得日本右翼能有市場兜售其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觀點。

　　總之，在這種極不徹底的軍國主義清算下，隨著日本經濟的復蘇及經濟實力的膨脹，戰后日本出現了軍國主義的復活傾向，妄圖為日本戰犯及侵略戰爭翻案，歷史教科書事件，自民黨重要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等逆流不斷泛起。正是由于日本戰后軍國主義清算上的不徹底，使日本在認罪態度上始終未能形成真正的政府行為。而戰后的德國政權是在較徹底清算納粹政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正是在軍國主義清算上存在這么大差異，是德國在戰后向世人展示了一幅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悔罪態度。

 

德國

 

      德國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紀里就接連發動了兩場世界大戰，并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回顧歷史，使得防止德意志向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復歸，保證用巨大的犧牲換來的世界和平不再受到威脅變得十分必要。

　　1.盟國對德國改造政策。

　　1945年2月，戰爭勝利在望，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一致認為，至少在一個過渡期內，對德國實行占領式的國際管制是絕對必要的。這次會議的公報宣稱：我們堅定不移的宗旨，是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保證德國從此永遠不能破壞世界和平。我們決心把德國的全部武裝力量解除并予解散：永遠解散曾一度圖謀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德國總參謀部；沒收和銷毀德國全部軍事裝備；消滅或鉗制德國全部可用于軍事生產的工業；公正迅速地懲處一切戰爭罪犯；并對德寇所造成的破壞索取實物賠償；廢除納粹黨、納粹的法律、組織與機關；從德國人民的公共機關、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消除一切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影響；并對德國采取其他為全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我們的宗旨決不是要消滅德國人民^[3]。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丘吉爾（因丘吉爾在大選中失敗，從7月28日 起艾德禮接替參加）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開的會議上，重申了要在德國根除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進一步討論和通過了“管制初期關于處置德國的政治原則”。政治原則的主要內容有：完全“解除德國的全部武裝，使之完全非軍事化，鏟除或控制可用于軍事生產的一切德國工業”。為此，必須做到“凡德國一切陸、海、空軍、黨衛隊、自衛軍、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機構，參謀部及各種機關，包括總參謀部、軍官團、各隊軍事學院，退伍軍人的一切組織及所有其它軍事與半軍事機構，以及保持德國軍事傳統的俱樂部和協會等，均應永遠廢除，以永遠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復活”。“一切武器、軍火及戰爭工具以及一切制造它們的專用設備，均由盟國處置或予以銷毀。一切飛機、武器、軍火及戰爭工具，均禁止保留”。

　　顯然，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表明，徹底鏟除納粹主義，防止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東山再起，成為戰勝國一致的對德政策的核心。

　　2.非納粹化運動及其意義。

　　納粹主義是封建專制主義、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思想之大成，集中體現了德意志民族傳統中阻礙社會進步的糟粕。新生民主政治要得以確立和健全發展，就必須清除納粹主義。

　　四大盟國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對德國制裁不徹底的教訓，決定嚴懲戰爭罪犯，根據波茨坦會議對納粹戰犯和骨干進行審判的決定，美、蘇、英、法及其他19個國家，于1945年8月8日在倫敦簽訂了《關于追究和懲辦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決定》，并于1945年11月20日開始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正式公開審判納粹戰犯。經過超過10個多月的審訊，最后判處戈林、里賓特洛甫等12名戰犯絞刑，施佩爾等其他納粹骨干也都判處10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紐倫堡法庭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使人類的正義戰勝了邪惡。

　　除了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外，盟國按照《波茨坦協定》規定的處理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原則，重在從政治、經濟上對德國采取非納粹化、非軍國主義化、非工業化和非民主化的“四D”計劃改造措施，使德國真正從政治經濟上脫胎換骨，造成一個在德國發展民主政治的局面，進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和經濟制度，使德國真正成為一個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

　　非納粹化就是打擊和懲罰納粹骨干分子，清除納粹主義對德國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影響。四大盟國在非納粹化、非軍國主義化的問題上，除了粉碎納粹組織和軍國主義組織，懲辦戰犯外，在非納粹化目標問題上沒有統一的要求，只是在總的處置原則精神下，各自根據自己的主張和利益進行各種各樣的解釋。因此，各占領區的非納粹化和非軍國主義化措施不一，寬嚴不等。

　　在西占區里，非納粹化運動主要是逮捕、審查和清理法西斯分子。西占區的非納粹化計劃在1948年末基本上接近完成。1949年西占區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后，未完成的非納粹化任務由德國人自己承擔。至1950年9月30日，德國特別法庭已審理958071個案件，其中35萬人宣布無罪或受到赦免，其余的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懲處：判處勞動管制、罰款或限制就業。罰款的接近60萬人，只有大約23000個重犯和一般犯終身不能擔任公職，經過上訴，這一人數減少到大約18000人。

　　東占區的非納粹化運動相對于西占區來說較為嚴肅和徹底。蘇聯沒有提“非納粹化”這一概念，而是稱“肅清法西斯殘余”，并采取了一系列肅清法西斯殘余勢力、鏟除軍國主義的措施，例如沒收納粹戰犯與容克地主的土地莊園并廢除帶有軍國主義烙印的“普魯士式道路”的封建土地制度，徹查與納粹黨有關聯的人士等。1948年2月27日，蘇占區宣布將全部積極的法西斯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清除干凈，所有非納粹委員會于3月10日解散。

　　 “非納粹化”運動取締了納粹黨以及與之有關的所有部門和組織，廢除了一切納粹法律，逮捕法辦了納粹頭目和戰爭罪犯以及支持納粹的得力人物，并將一切罪大惡極的納粹黨從社會各級部門中清除出去。美國歷史學家平森指出：“在總結非納粹化的效果時，我們可以說，相對來說，在德國確實沒有留下什么死心塌地的納粹分子。”^[4]“非納粹化”運動第一次真正粉碎了幾個世紀以來，德意志統治階級一再向這個民族的人民灌輸的那種所謂“獨裁國家是人類最高成就”的反動思想，使這個民族的人民終于認識到，德國歷代專制，獨裁國家的虛假門面，都不過是將它們自身打扮成合法政府的一種裝飾。因此，“非納粹化”運動為在德意志社會和政治思想上掃除專制、獨裁主義，掃除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做出了貢獻。

　　非納粹化運動對于德國人民是一場教育運動，對德國是一場民主化的改選運動，在納粹統治下，德國的公共生活完全納粹化，德國人民的思想受納粹主義的毒害十分深重，從非納粹化運動揭發出來的納粹犯下的大量罪行中，大多數的德國人受到了極大震動，對民族的罪過懷有深深的負疚感，認為只有徹底清除納粹主義，才能徹底洗刷民族罪過，使德國獲得新生。

　　綜上所述，由于日本德國戰后軍國主義清算程度上的差異，使得兩國呈現迥然不同的認罪態度，日本試圖翻案，德國早早謝罪于世人，這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年之后，令人反省，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