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袁護憲”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

蘇鐵山

2010年6月10日

一、一次正義的行動

袁騰飛在北京市海淀區”精華學校”講文革史的兩節課和文革前現代史的一節課的講課視頻長達數百分鐘，點擊量數千萬次。在袁騰飛數百分鐘的講課視頻中，有大量歪曲歷史事實的講述，也有大量誹謗開國領袖，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丑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污蔑革命先烈，污蔑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公開鼓吹“臺獨”和“藏獨”，侮辱誹謗他人的違法內容。

袁騰飛在講課中說：“我們說二十世紀三大魔王……毛澤東是靠誰殺人呢？誰想殺人就可以殺人，人人都可以殺人……”；“毛澤東紀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你要記住紀念堂是什么？是靖國神社……”；“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澤東做的唯一的一件正確的事，就是他逝世”；“要不是美國飛行員把毛太子變成了掛爐烤鴨，今天中國就跟北朝鮮王朝似的，電視上整天就是大胖二胖三胖”;“毛澤東自己講嘛：‘抗日戰爭急不得，解放戰爭拖不得’，抗日戰爭這玩意兒是打消耗的事……，解放戰爭是搶天下了，這不能拖這個！中國人……打自己人都厲害著呢”；“解放戰爭國民黨怎么打共產黨，共產黨怎么打國民黨啊，一場民族悲劇”；“我小時候，經常聽到這話：‘犧牲了兩千萬先烈建立起來的人民共和國’，今天一想毛骨悚然啊，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骷髏塔上，白骨堆上……，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血淋淋的國家”；“天安門廣場我是從來不去……四千多萬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那個地方就應該改成——大屠殺紀念館，那個紀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鏟了……”；“中國從56年到78年，中共就沒干人事，22年的時間就白白浪費了。56年之前，其實也沒干多少人事。”；“馬哲、毛概、鄧論、江三、胡八，這些你上大學都得學，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八榮八恥’這‘三八’你都得記下了，你學不會‘三八’，你畢不了業”;“《人民日報》你敢看嗎？那根本就不是報紙，那是宣傳。新華社的稿件，世界各國都不予采納，只有兩個國家除外，朝鮮和伊朗，我們跟地球村的無賴關系很好”；“現在馬英九提出來的詞兒特別好——‘互不否認’。你不承認不要緊，不要否認”；“1989年達賴佛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反抗中共對西藏的武裝侵略”；“如果日本人滅了我們，我們就成了57個民族，多了一個日本族”；“美國人是上帝”；“中華民族是豬”；“我不懷疑社會主義中國什么邪事都能干出來”。

——這僅僅是袁騰飛大量違法言論中很小的一部分。袁騰飛是個歷史老師，講課是袁騰飛的職務行為，袁騰飛講課內容違法，即是袁騰飛行為違法。所以袁騰飛是言論違法，也是行為違法。正是袁騰飛這些瘋狂、極端的違法行為，引發了2010年5月22日下午四十多名普通群眾分別自發前往北京王府井“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書店，討伐袁騰飛的“討袁護憲”行動。這次行動是完全正義的。是群眾維護憲法尊嚴的自然表達，是群眾歷史主動性的一次體現。

當幾十名普通群眾下午兩點半鐘前后分別趕到“涵芬樓”書店時，卻發現由“看歷史雜志社”和“涵芬樓”書店共同舉辦的“袁騰飛演講并簽名售書”活動已被取消?，F場十分自然的便出現幾十名群眾與主辦方交涉的局面。也十分自然的出現了群眾與主辦方言語沖突的局面。我作為這四十幾名自發參與此次“討袁護憲”行動的群眾中的一員，便主動的站出來說明一些歷史真相。我們這些自發前來的群眾，事先并未想到主辦方已提前準備了錄像人員（這些錄像人員自稱屬于“烏有之鄉”網站的，后經了解“烏有之鄉”網站事前并不知道此事，并未派出錄像人員）。

于是，由主辦方錄下的現場部分錄像便出現在網絡視頻上（本人還有一段批駁污蔑毛主席餓死幾千萬人謠言的長達十幾分鐘的發言及其他群眾的發言的錄像，主辦方并未公布）。短短幾天點擊量達幾千萬次。之后，支持袁騰飛言論自由，痛罵蘇鐵山的網友與支持蘇鐵山，譴責袁騰飛的網友之間的網絡大戰便以幾萬人次參與的規模展開，成為一大網絡熱點。

二、“熱點”背后的尖銳對立

其實，袁騰飛、蘇鐵山都不過是一些小人物。袁騰飛是北京市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的一名高級教師；蘇鐵山是全國工商聯的一名普通的退休干部，曾短期擔任全國工商聯技術發展委員會副秘書長的一個閑差，也曾兼任過一段國史學會副秘書長的社會身份。

蘇鐵山的父親是一名老紅軍，是一名開國將軍，于是自然就成為了一個被有些人稱之為的“官二代”。不過，蘇鐵山這個“官二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打成“思想反動份子”，從1966年10月（當時20歲）至1969年10月曾被關入監獄，后又戴著“思想反動份子”的帽子在農村的兩家國營農場和縣城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1975年平反后一直是一個普通干部直到退休。

改革開放以來，蘇鐵山既未升官又未發財。1996年曾向黨中央寫過一篇名為《憂思錄》的“諫言書”（另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憂思錄”）。該文比較尖銳的批評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偏差。成為當時海內外流傳的幾篇“萬言書”之一，引起了較為廣泛的注意。近些年來也有一些小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及其他的一些報刊、內部刊物和網絡上。也有些演講錄音的整理稿被發表在網絡上。蘇鐵山的部分文章和演講，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現象多有批評，因此成為了一個有爭議的并一直被打壓的人。

同是小人物的蘇鐵山和袁騰飛為什么會成為網絡熱點。

蘇鐵山堅定的擁護毛澤東，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捍衛憲法尊嚴與袁騰飛完全徹底的否定毛澤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分裂國家，違反憲法行為的尖銳對立，觸動了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政治對立的最敏感的神經，引發了兩大陣營的激烈交火。蘇鐵山和袁騰飛不過是短兵相接的兩個小卒子而已。歷史在偶發的事件中，包含著歷史的必然。蘇鐵山和袁騰飛被歷史不自覺的推到了前臺。他們均不再僅僅屬于他們自己，他們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政治符號。

三十多年以來，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妖魔化中國人民反對剝削壓迫、建立公平合理社會的革命歷史，是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漢奸買辦、內外反動派精心策劃，周密實施的一個系統工程。因為他們要把中國殖民地化，要把中國重新變成剝削壓迫合理的少數人天堂和多數人地獄，要恢復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舊中國，就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中國人民的革命歷史。以李銳、辛子陵、楊繼繩等為代表的右派就是實施這個系統工程的干將，而袁騰飛們正是他們培養出來的馬前卒。

善良的人們只能從表面上看到這些人瘋狂的反對和否定毛澤東。并不知道他們否定毛澤東背后的政治邏輯。第一步，完全徹底否定毛澤東；第二步，完全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第三步，完全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第四步，完全徹底否定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反對剝削壓迫、建立公平合理新社會的革命斗爭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第五步，在中國重新確立剝削壓迫有理的資本主義制度。

三十年來，在主流的政治語匯中，諱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然而，在現實的社會中，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卻始終存在著，并尖銳地進行著。同樣，三十年來，作為不同階級利益代表的不同政治觀點之間的斗爭也從未停止。當我們對復雜的政治觀點進行濃縮和提純，使其簡單化后發現，所有的政治觀點最終歸結到只需回答剝削壓迫是有理還是無理。毛澤東說，剝削壓迫無理。于是，所有贊成剝削壓迫有理的人和政治勢力全都瘋狂地反對毛澤東。當我們剝開那些反毛代表人物的畫皮，看到他們最終的政治主張，無一不是堅決擁護剝削壓迫有理的資本主義制度的。

所以網絡上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反映。而這個對立最終歸結到中國社會的制度選擇上，中國未來是選擇反對剝削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選擇剝削壓迫有理的資本主義制度？這才是“熱點”背后的實質。

在瀏覽網絡后，我確信絕大多數網友是正直和善良的，是追求真善美和反對假惡丑的。但是有些人輕信了“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歪曲歷史的講課。袁騰飛把毛主席和共產黨說成“不干人事”，說的血淋淋，網友善良的心被觸動了，因此產生了仇恨，自然口誅筆伐了。但歷史的真實是不容篡改的！當所謂餓死幾千萬的天大謠言最終被揭穿的時候，當真實的毛澤東為絕大多數人認識的時候，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駁袁騰飛的兩段話

袁騰飛在他的講課視頻中說：“59年到61年，保守的估計，中國餓死了兩千萬人，活活餓死了兩千萬人！現在有的國外學者統計說是四千三百萬！”辛子陵、楊繼繩等人也在他們的文章中堅持說餓死了幾千萬人。這是起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謊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誣陷。

如果真是餓死了幾千萬人，任何執政者均不可寬恕，如果造謠者拿不出實實在在的證據，則必須追究造謠者的法律責任。歷史真會捉弄這些造謠者，快三十年了，這些造謠者，拿不出實實在在的餓死人的來自基層的真實的事實和統計數據。59年到61年的時候，全國有29個省市、幾百個地區、兩千多個縣、幾萬個人民公社。在哪個省，哪個地區，哪個縣，哪個人民公社，哪個生產隊，餓死了誰,都叫什么名字？什么人證明？各級政府機構的原始檔案在哪里？餓死的人埋在了什么地方，怎么處理了？

造謠的人心里明白，表面上說，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人。實際上當時中央的負責人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還有幾百名省市以上的領導同志，還有幾千名地級領導同志，還有幾萬名縣級領導同志，還有更多的公社和生產隊的領導同志，這些人構成了當時共產黨各級領導班子。如果餓死了三千萬，平均每個省市一百多萬人，每個縣一萬多人。多大的罪過，誰沒有責任，應該追究多少人，槍斃多少人。造謠者們實際上在說，整個共產黨要不得。

三年困難時期，由于有些地區存在“浮夸風”、“高征購”等問題，造成了非正常死亡的嚴重后果。根據認真負責的學者的研究，比較嚴重的省份是河南、安徽和四川。根據準確的歷史記載，河南的”信陽事件”全國聞名,是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地區。學者們告訴我，根據他們的調查研究，“信陽事件”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為十幾萬人，估計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幾十萬到百萬人左右。這是讓人非常痛心的。（1962年1月，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于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后來還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保?/p>

二十幾年來，駁斥餓死幾千萬人的謊言的文章、專著至少有幾十篇，請朋友們看一看，另外新的專著也即將問世，讓我們拭目以待。（請看“烏有之鄉”中黎陽、邋遢道人、云淡水暖、星逝夜潭等人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文章）

袁騰飛在講課視頻中說：“有個小女孩，給毛主席掛袖章，毛主席有個特點，他比較熱愛女青年，皇上都這樣，毛主席挺高興，問那個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很親切嘛，領袖。小女孩講我叫宋彬彬，彬彬有禮的彬，領袖一揮手，革命要武斗，不用彬彬有禮，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當中，宋要武親手打死了7個人，文革一結束就跑到美國去了，她爸爸是宋任窮上將，所以不可能逮她……”。袁騰飛給中學生講歷史課，卻不尊重歷史事實，真實的歷史是：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當時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名北京試驗中學）的四十名中學生與其他學校的幾百名中學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宋彬彬作為師大女附中高三年級的學生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天安門上的很多中學生給一些領導人戴紅袖章，其中也有劉少奇和鄧小平。當時很多學生都說要給毛主席獻紅袖章。宋彬彬就問毛主席身后的謝富治，可不可以給毛主席獻紅袖章，謝富治同意了，宋彬彬就過去給毛主席獻了紅袖章。毛主席并不認識宋彬彬，當時毛主席問：“你叫什么名字呀？”宋彬彬答：“我叫宋彬彬”，毛主席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主席接著說：“要武嘛”。此外再未說其他的話。

1966年8月18日下午，《光明日報》社的一位男記者到師大女附中采訪宋彬彬，問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情況，宋彬彬將上述情況對記者敘述了一遍，記者讓宋彬彬寫一寫，宋彬彬說，就這么兩句話，有什么好寫的，就沒有寫。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的“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于是“宋要武”全國聞名。于是數以千計的寫給“宋要武”的信，從全國各地寄到了師大女附中。于是從未改名叫“宋要武”的女孩子宋彬彬為“出名”所累，只好又起了一個別名“宋巖”。于是又叫“宋彬彬，又叫“宋巖”的有兩個名字的女孩子走上了下鄉插隊、工作、求學……的漫漫人生路。

然而別有用心的人是不會放過“宋要武”的。他們不管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就制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將文化大革命發生在全國的原因復雜的武斗的事件的責任全部強加在毛澤東的頭上。他們的根據就是幽默的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對一個女學生說了一句“要武嘛”。

在這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言說中，與所有的普通女中學生一樣的宋彬彬，必須變成一個惡魔“宋要武”。在文化大革命中從未參加或組織過抄家、打人等暴力行為的宋彬彬，必須變成殺了七個人、八個人紅衛兵頭子“宋要武”。歷史就是這樣荒唐，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不顧事實，可以編造“事實”；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讓一個從未參加過武斗更未殺過人的女孩子背上殺了七個人、八個人的惡名，從青年走到了中年，從中年又走到了老年。

誰能把“公道”和“清白”還給宋彬彬？！(請參閱《記憶》2010年4月28日第七期 <總第四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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