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豈能顛倒？——讀《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的爭論》

望之

原載：《中華魂》

　　近日從《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上讀到署名尹振環的《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的爭論》一文，把普列漢諾夫捧到了九天之上，把列寧貶到了九地之下，實屬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在黨的影響所及的刊物上所罕見的奇文。“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還是讓我們來把它共同剖析一番吧。

帝國主義戰爭還是國內革命戰爭？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是德、奧、意等組成的“同盟國”集團同英、法、俄等組成的“協約國”集團之間展開的一場戰爭，先后卷入這場戰爭的有全世界36個國家。這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之間，以重新分割殖民地、瓜分國際市場、爭奪世界霸權為目的的非正義性質的戰爭。早在1912年11月，面對戰爭危機日益加重的形勢，第二國際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非常代表大會（普列漢諾夫參加了這次大會），揭穿了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強調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斗爭中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提出：“大會要求世界各國工人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的威力來跟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相抗衡。”一旦各國政府這些戰爭“瘋子”膽敢燃起戰火，那將“迫使整個歐洲的無產階級采取極端行動”，加速資本主義的滅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第二國際各國社會黨的大多數領導者卻公然撕毀墨跡未干的《巴塞爾宣言》，站在本國資產階級立場上，對外叫嚷“保衛祖國”，積極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參加這場罪惡的侵略戰爭，對內打著“國內和平”的旗號，誘使無產階級同本國資產階級合作，放棄革命斗爭，從而蛻變為社會沙文主義者（按：沙文是拿破侖一世手下的一名士兵，此人因狂熱鼓吹和積極支持拿破侖的侵略擴張計劃并在戰爭中多次負傷而受到獎賞，因而人們把宣揚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人稱為沙文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沙文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這時竟然也背叛了《巴塞爾宣言》，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中十分賣力的一員。他不僅在言論上為“協約國”進行的戰爭辯護，而且在行動上竭力為此搜羅炮灰，拼命煽動那些住在國外的俄國僑民踴躍參軍。與此同時，他竭力反對各國人民國內的革命斗爭。
　　與此相反的是列寧所持的態度。他主張“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409頁）。這是各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自身解放的唯一的康莊大道。它當然不免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但不是單純使本國政府遭到失敗，讓外國來奴役本國人民，而是要利用戰爭造成的革命危機，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爭取真正的持久和平。他在批駁普列漢諾夫之流所謂“實際問題只有一個：是本國勝利還是本國失敗”的論調時，尖銳指出：“是做一個盲從的懦弱的奴隸，死于奴隸主的戰爭中呢，還是冒生命的危險，舉行奴隸之間的‘聯歡’以推翻奴隸制呢？”“事實上這才是‘實際’問題。”（《列寧全集》第21卷第159頁）后來事態的發展完全證明了列寧主張的正確性。由于列寧的正確主張占了上風，隨著1917年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相繼發生，蘇維埃俄國在處理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上也可以從容應對。1918年蘇維埃俄國同德國侵略者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盡管這個和約在當時看來是“喪權辱國”，但這是新生的紅色政權贏得喘息機會的迫切需要。由于贏得了時間，隨后國際政局發生了改變，布列斯特和約便成了一張廢紙，蘇維埃俄國實際上并沒有損失什么，相反地，卻站穩了腳跟，巍然屹立于世界。這便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正確主張的偉大勝利。
　　在時過近一個世紀以后，我們面前的這位論者竟然還要來翻歷史的鐵案，硬說列寧的主張是錯的，正確的是普列漢諾夫的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這位論者甚至拿我們中國來作比較，說列寧的主張“正像1937年的中日戰爭爆發之后要中國人民不去抗日，而要‘無產階級’發起反對國民黨的‘堅決斗爭’一樣的不顧民族大義的荒唐。”這個擬不于倫才真是荒唐，乖謬已極的荒唐！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的抗日戰爭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因而正確的方針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展開全民族的解放戰爭，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與此相反，俄國當年參與的則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相互爭奪領土和財富的戰爭，是侵略和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爭，是要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相互殘殺的非正義戰爭，因而正確的方針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把國家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手中，從而結束戰爭，實現和平。這二者豈能相提并論？論者竟然把二者等量齊觀，這除了說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墜入了不可救藥的謬誤深淵，又能說明什么呢？

庸俗生產力論還是歷史唯物主義？

　　論者搬出普列漢諾夫當年反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陳詞濫調，認為搞社會主義是“十足的極其有害的空話”，“社會主義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條件為前提：（一）生產力高度發展；（二）國內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在不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地方，根本談不上組織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普列漢諾夫振振有詞地宣揚的是十足的迂腐論調。列寧對此曾給予義正詞嚴的駁斥：“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你們說，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能有這類改變的呢？”（《列寧選集》第4卷第776、778頁）歷史是有情的，又是無情的。歷史的發展生動地證實了列寧的論述的正確性，同時也無情地證實了普列漢諾夫的濫調的乖謬性。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要有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為基礎，這是確實的。但是，在生產力發展的具體水平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整齊劃一的標準，因為經濟固然是基礎，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但并非唯一的決定因素，影響歷史進程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其中十分重要的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覺悟水平與動員程度，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熟與睿智。正是在這些方面當時俄國的條件遠比歐洲和亞洲的其他一些國家優越。列寧的偉大就在于他善于審時度勢，緊緊依靠俄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及時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開天辟地的偉大成功，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勝利，宣告了庸俗生產力論的破產。
　　在時過近一個世紀以后，我們面前的這位論者竟然還要來翻歷史的鐵案。他斷言，蘇維埃俄羅斯確實“談不上組織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組織的只是饑餓”，“還有暴政、經濟的停滯、落后與人民生活貧困”。為此，他不惜夸大事實，捏造數字。例如說“斯大林時期有5000萬人被殺害或被判勞改”，“蘇聯解體前的1989年國民生產總值只有5120億美元，不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64319億元的1／10”。這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俄羅斯許多學者對當年鎮壓的規模做了很多研究。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得出：從1921年到1953年，被判刑的人數為400萬，其中處死刑的為80萬人。歷史學家佩哈洛夫得出的數字與此類似：這些年中因反革命罪和叛國罪被判刑的總人數為406。3萬人，其中處死刑的為79。9萬人。（參見張捷《如何認識百余年來俄羅斯走過的歷史道路》，載《中華魂》2010年第2期）至于斷言蘇聯解體前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美國的1／10，那也絕不可靠，果真如此，美國就不會視為心腹大患，美蘇爭霸世界亦屬子虛烏有。相反，歷來統計的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占美國的60％，則庶幾近矣。如此任意做數字游戲，怎能令人采信？此等學風當為一切正直的學者所不取！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論者如此宣揚庸俗生產力論，卻還要掛出鄧小平的旗幟來招搖撞騙，說是重溫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對于肯定鄧小平等領導人“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績，大力加深改革，防止走回頭路，大有教益”。怪哉斯言！謬哉斯言！鄧小平的言論彰明較著，豈容歪曲！鄧小平說得好：“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我們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223頁）我們知道，考茨基也是臭名昭著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同普列漢諾夫可謂一丘之貉，同時他們又都是庸俗生產力論者，鄧小平這里對考茨基的批判也完全適用于普列漢諾夫。如今賣力宣揚庸俗生產力論，吹捧普列漢諾夫而貶斥列寧的人居然捧出鄧小平來，這豈非搬出照妖鏡來自現原形！

資產階級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

　　普列漢諾夫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同時，也竭力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把無產階級專政誣蔑為幻想依靠少數人的密謀活動來制造革命，建立少數人的專政，一步就跳到共產主義的布朗基主義（以其主張者法國人布朗基而得名）。這純屬擬不于倫。對此列寧回答得好：“誰只要肯思索和學習，誰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義是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而工人等等代表蘇維埃卻明明是大多數人民的公開的直接的組織。在這些蘇維埃內部擴大影響，自然不會而且絕對不會陷入布朗基主義的泥潭。”（《列寧選集》第3卷第30頁）按照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確主張，英勇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專政下展開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工作，開始了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專政下從事偉大的衛國戰爭，戰勝了席卷歐洲的窮兇極惡的納粹法西斯侵略者，為世界人民在二次大戰中的勝利作出了永垂史冊的貢獻。這些勝利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根本無從談起！
　　在時過近一個世紀以后，我們面前的這位論者竟然還要來翻這個歷史的鐵案。他聲稱：“列寧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用列寧的話說是‘幾個人’的寡頭專政，而斯大林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是個人獨裁，一個人的專政，不是什么‘無產階級’的專政！”這種信口雌黃太不顧最起碼的歷史事實了，太不顧人們通常具有的最基本的常識了。這里需要弄清一個道理，這就是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相互關系。列寧說得好：“‘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單明了的道理。”（《列寧選集》第4卷第151頁）我們面前的這位論者卻硬是置起碼的常識于不顧，置簡單明了的道理于不顧，如此胡謅，夫復何言！
　　誠然，正確處理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相互關系，不僅有個思想理論上的認識問題，而且有個具體實踐上如何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問題，要真正做到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這方面，列寧是做得比較好的，好些事例表明，即使在列寧的意見是正確的情況下，但由于尚處于少數地位，他還是服從多數，等到經過耐心細致的說服，后來同志們覺悟了，他的意見贏得了多數，才作為決定付諸實施。其模范行為，令人感動，催人效法。斯大林在這方面要稍稍差些。他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為捍衛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打敗德國法西斯強盜，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建設足與美國抗衡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但他也存在某些明顯的不足。例如，他在黨內和黨外的斗爭中，有時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在黨和國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實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民主集中制。這些必然給黨和國家的工作帶來某些損失，有的失誤造成的后果是比較嚴重的。但是瑕不掩瑜，失誤與功績相比，畢竟是第二位的，他仍不失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說他是“個人獨裁”，“一個人的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純屬臆造，與歷史事實相悖。論者之所以出此下策，其用意無非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在現代條件下，非此即彼，豈有他哉！
　　黑白豈能顛倒？如果按照普列漢諾夫的主張，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國內革命戰爭；堅持庸俗生產力論，背叛歷史唯物主義；詆毀無產階級專政，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其結果將是曾經屹立于世達80余年，叱咤風云、光芒四射的地球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夢中幻影、海市蜃樓，這是難以想象的歷史悲劇！幸而歷史并不是任人揉捏的一團面粉，它還是按照客觀規律在發展著。誠然，由于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缺乏經驗，免不了要走彎路，特別是由于以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的倒行逆施，終于斷送了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使歷史出現了令人扼腕嘆息的倒退，但在歷史發展的長河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現象。這絕不是列寧主義造成的，恰恰相反，這是背叛列寧主義的必然結果。現在這位論者倒打一耙，把一切惡果都歸之于列寧主義，以此來佐證他吹噓普列漢諾夫、否定列寧的謬論，其立論之荒唐，手段之卑下，可謂嘆為觀止。正因為如此，這種論調要說服讀者，贏得群眾，不亦難乎！
　　話要說回來，普列漢諾夫此人，就其一生來看，并非徹頭徹尾的反面人物。他在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庸俗生產力論的鼓吹者以前，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宣傳家。列寧曾經說過：“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列寧選集》第4卷第419—420頁）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十分重視普列漢諾夫的著作。1963年，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曾經確定三十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作為高、中級干部學習書目，其中就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三本：《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和《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但是，這樣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宣傳家后半生卻站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反面，棄德而崇奸，舍美玉而求頑石，可悲也夫！
　　可悲亦復可笑的是，現在抬出普列漢諾夫來的人，例如我們面前的這位論者，偏偏看中的不是懿德和美玉，而是奸佞和頑石，對于普列漢諾夫來說，這實際上是一種貶抑和褻瀆。他如地下有知，是會感到委屈和不安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論者在他的文章的開頭，在引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時，還特地強調：“何只檢驗蘇聯的實踐？”十分明顯，他用“普列漢諾夫與列寧的爭論”來做文章，對象“何只”是蘇聯？他是要拿我們中國來開刀呢！言在彼而意在此，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里，我想引用捷克的革命先烈、《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的作者尤利烏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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