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未曾報道過的抵抗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在90年代早期，《新共和》雜志的一位作者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篇書評，向他的讀者警告說，在美國存在著“永久的敵手文化”。這本為他所稱道的書認為，美國知識分子中存在的非愛國主義因素將會產生危險的后果。
這個評價確實很準確。盡管華盛頓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政治觀點方面彼此一致。即都主張要對美國的改革進行限制，以保證資本主義能夠正常發展，國家軍事力量繼續得以維持，并讓財富和權力仍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還是有數百萬、也許有數千萬的美國人，不管是主動地還是消極地，都拒絕追隨他們。但他們的活動大都不被媒體報道。他們便構成了這種“永久的敵手文化”。
在卡特執政時期，一個規模雖小但行動果斷的反核運動開始發展起來。它的先驅是一小群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們曾積極反對過越南戰爭（其中有前神甫菲力浦·貝里根和他的妻子、從前是修女的伊麗莎白·麥卡利斯特）。這個小組的成員一次又一次地在五角大樓和白宮前進行非暴力的、頗具戲劇色彩的反對核戰爭抗議活動：他們越過警戒區域，在戰爭機器的象征物上滴灑自己的熱血。他們也一再因此而被捕。
在1980年，來自全國各地的和平運動積極分子組成一個小型代表團，在五角大樓進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動，有1000多人因這種非暴力的、消極反抗行動而被捕。
10年之后，一場全國性的反對核武器的運動發展起來了，起初是少數幾名男女寧愿冒去坐牢的危險，也要喚起他人的注意，讓他人停下腳步來仔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到后來，就有數百萬的美國人開始對核浩劫感到害怕，對不顧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把數十億美元花在武器上感到憤慨。
甚至美國中部賓夕法尼亞的一名陪審員，他曾宣判一伙抗議者（叫“八只犁”，其義取自《圣經》所說“鑄劍為犁”) 有罪，現在也開始明顯地對他們的行動表現出同情。一名叫瑪麗·安·英格拉姆的陪審員說：“我們……確實不愿判他們任何罪名……。這些人并不是罪犯。這些人是想為這個國家做點好事。但法官說核武器問題不容討論?！?BR> 里根龐大的軍事預算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核運動。在把他推上總統寶座1980年選舉中，西馬薩諸塞的三個行政區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讓選民們說出他們是否相信蘇美會相互停止試驗、生產和部署核武器，以及是否會要求國會把這些資金用于民用目的。有兩個和平組織為此做了數月的宣傳工作，結果三個區全部持肯定態度（前者為9.4 萬人，后者為6.5 萬人），即使是那些投票選舉里根當總統的人也是如此。在1978到1981年間、在圣弗朗西斯科，伯克萊、奧賈蘭、梅地松和底特律，類似的調查也得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
婦女也站在新的反核運動的最前線。一位年輕的核武器專家蘭德爾·福斯泊格，組織了“凍結核武器協會”，它的綱領很簡單，就是要求蘇美相互凍結生產新的核武器。這一組織很快便在全國擴展開來、在里根當選之后不久，有2000名婦女在華盛頓舉行集會，向五角大樓進軍，她們手拉著手或是用色彩鮮艷的領帶相互連結起來，組成一個長長的人鏈包圍了五角大樓。有140名婦女因為封鎖五角大樓的入口而被捕。
一小群醫生也在全國組織集會，向人們講授有關核戰爭會導致的醫學后果。他們是“醫生的社會責任”組織的核心，該組織的主席是考爾迪科特·海倫博士，他成為該運動最有影響和最富口才的全國性領導人。
里根執政初期，大主教會召開了全國主教會議，會上大多數人反對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為。在1981年11月，全國共有151所大學就核戰爭問題舉行了討論會。當月，波士頓舉行地方選舉時，曾通過一項決議，呼吁聯邦政府增加社會計劃方面的開支，“少把我們的稅金花在核武器和對外干涉方面”，結果在波士頓22個行政區中的每一個區都贏得了大多數人支持，包括白人和黑人工人階級區在內。
1982年6月12日，在紐約市的中央公園舉行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有近百萬人參加了集會，表達他們要制止軍備競賽的決心。
曾參與制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們也加入了這場日益發展壯大的運動之中。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是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曾經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后來又當過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科學顧問，現在成為裁軍運動的發言人。在他82歲高齡因肺炎去世之前，他發表了他的最后一次評論，就是他為1982年12月《原子科學公告》所寫的一篇文章?！白鳛槲业母鎰e語，我想對你們說：把這個裁軍運動忘掉吧。這個世界離發生爆炸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要集中時間，把如此多的、想法相同的人組織起來，組成一場前所未有的群眾性運動，為爭取和平而斗爭?！?
到1983年春天，全國有368個市和縣政會、444個鎮務會議和17個州議會以及眾議院，表示贊成凍結核武器。這時進行的一次哈瑞斯民意調查顯示，79％的人希望與蘇聯達成凍結核武器協定。蓋洛普民意調查抽樣顯示，甚至福音基督徒（一個據說是保守的和親里根的集團，擁有4000萬信徒），其中也有60％的人贊成核凍結。
在中央公園大示威一年后，全國共出現了3000多個反戰組織。在文化中反核意識也有反映，如在書本上、雜志專欄文章里、戲劇里和電影中。熱情洋溢的喬納森·謝爾寫了一本反對軍備競賽的書，叫《地球的命運》，立即成為全國暢銷書。加拿大拍攝的關于軍備競賽的紀錄片被里根政府禁止進入美國，但聯邦法院判決可以接納它。
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公眾輿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里根競選時，由于剛剛在伊朗發生的人質危機和蘇聯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很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芝加哥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發現，只有12％的被調查者認為軍事上的開支太多了。但當1982年春天進行另一次民意調查時，這一數字上升到了32％。在1983年春天《紐約時報》／CBS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這一數字再次上升，達到了48％。
反對軍國主義的情緒也表現在對征兵法的抵制上。當吉米·卡特總統為回擊蘇聯入侵阿富汗，呼吁青年人登記服兵役時，有8萬多人（占10% ）沒有去登記。一位母親給《紐約時報》寫信說：
編輯先生：
36年前我就曾站在火葬場前。這個世界上最丑惡的勢力曾夸口說，我應該被從生命的輪回中除掉，因為我永遠不知道獻出生命的快樂。憑著手中龐大的武器和巨大的敵意，這個丑惡的勢力自認為它同生命的力量一樣強大。
我慶幸在這種龐大的武器下存活下來，伴隨著我兒子的笑容，這些龐然大物在我的眼中變得渺小了。編輯先生，我不想讓我兒子的血被用作下一代槍炮的潤滑劑。我使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一切擺脫了死亡的輪回。
伊莎貝拉，萊特納
威廉·比徹，一位從前在五角大樓工作的記者。他在1981年11月寫道，“對于美國正在制定的核戰略，歐洲公眾和最近美國校園里的反對和懷疑之聲日益增多”，里根“顯然對此關切甚至感到警覺”。里根政府開始處罰抵制服兵役的人，就是想給這種反對意見一個警告。本杰明·薩斯韋就是這些面臨被判入獄者之一，作為拒絕登記服兵役的最好理由，他援引了美國對薩爾瓦多的干涉。
里根向薩爾瓦多的獨裁者提供軍事援助的政策，并沒有被美國人民平靜地接受。他剛剛上任，《波士頓環球雜志》就發表了一篇報道：“這一情景讓人想起本世紀60年代時的情形，一群學生聚集在哈佛校園里高呼反戰口號，舉著燭光列隊通過劍橋的大街……。有200人，大部分是學生，舉行集會，抗議美國干涉薩爾瓦多……”
在錫拉丘斯大學1981年春天的畢業典禮排練期間，里根的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被授予“公共服務”榮譽博士學位，當時有200名師生轉過身去，把他們的背對著授予儀式。報紙報道說，“在黑格先生15分鐘的講話中，幾乎每一處都不時被口號打斷：‘應滿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軍事上的貪婪！’‘滾出薩爾瓦多！’‘華盛頓的槍彈殺死了美國的修女！’”
最后一句口號指的是1980年末，薩爾瓦多士兵槍殺4名美國修女。在薩爾瓦多，每年有數千人被美國武裝的政府所支持的“敢死隊”謀殺，美國公眾開始對此表示關注。
但公眾的輿論還是被置之不理。在1982年春天，由《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民意調查稱，只有16％的抽樣調查者，表示贊成里根向薩爾瓦多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
在80年代初，美國的報紙普遍認為，新一代大學生政治上謹小慎微，大多只關心他們自己的職業。但在1983年6月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墨西哥作家卡洛斯·芬特斯批評了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干涉，他說“因為我們是你們的真正朋友．所以我們才不允許你們像蘇聯在中歐和中亞事務中那樣，在拉丁美洲事務中也為所欲為?！彼闹v話被歡呼聲打斷了20次。當他結束講話時，大家又起立向他歡呼。
在波士頓大學我們自己的學生中，我并沒有發現媒體一直報道的所謂80年代學生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和不關心他人的情形。一位學生在他的班級雜志上寫道：“我在羅克斯伯里工作（黑人鄰區）。我知道這個政府沒什么用。它并不是為羅克斯伯里的人們，也不是為其他地方的人工作。它只為有錢人工作?！?BR> 除了大學校園，除了美國之外，還有一些政府政策的反對派，但并不為人熟知。在亞利桑那的塔克森，有1000多人列隊前進，出席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 羅梅羅被謀殺一周年的紀念會，他曾公開表示反對薩爾瓦多的敢死隊。
有6萬多名美國人簽署了“抵制保證書”，表示如果里根入侵尼加拉瓜的話，就采取包括非暴力抵抗在內的某種行動。當總統封鎖這個小小的國家想強迫它的政府交出權力時，全國各地都爆發了示威活動。單是波士頓就有550人因抗議這種封鎖而被捕。
在里根當政期間，對他的南非政策表示抗議的活動就發生過數百次。他顯然不愿看到掌握南非大權的少數白人被代表多數黑人的激進的非洲國民大會所取代，但公眾輿論很強大，以致于國會在1986年不顧里根的否決，通過了對南非進行經濟制裁的法案。
里根削減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使各地居民深受其苦，由此引發了憤怒的反應。在1981年春天和夏天，波士頓東部的居民上街舉行游行。他們在高峰期封鎖了主要通道和隧道有55晝夜，以抗議削減消防、治安和教師資金。警察總監約翰· 多伊爾說：“這些人大概已經開始從60年代和70年代的抗議中吸取了教訓。”《波士頓環球雜志》報道說：“在東波士頓，示威者們大多數是中年人、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分子，他們說他們此前從未對任何事情進行過抗議。”
里根政府也削減了藝術基金，讓表演藝術從私人贊助中尋求幫助。在紐約，為給五十層高的豪華飯店讓路，兩所具有悠久歷史的百老匯劇院被拆除，后來有200多位劇院人士舉行示威，設立警戒哨，繼續演戲和唱歌，當警察命令離去時他們都拒絕散開。一些全國知名的演藝界人士被捕．包括出品人約瑟夫·帕普，女演員塔米·格蘭姆斯、埃斯特爾·帕森斯和西萊斯特·霍爾姆，男演員理查德·蓋爾和米切爾·莫里亞蒂。
預算削減激起了全國性的罷工，這些罷工常常是不同尋常的團體罷工。在1982年末，聯合國際社報道說：“被下崗、減薪和無職業保障所激憤，全國越來越多的學校教師決定進行罷工。從羅得島到華盛頓，教師的罷工在幾個州持續了一個星期，有30多萬學生處于閑散狀態，沒能上課?！?BR> 《波士頓環球雜志》的戴維·奈恩在對1983年1月第一周發生的一系列新聞事件進行調查研究后寫道：“有某種事情正在醞釀之中。對華府那些對此無動于衷的人來說，這預示著一場麻煩將要發生。人們已經從感到害怕轉向感到氣憤，正在采取行動擺脫他們所受的挫折，他們的行動方式將是對法律秩序結構的一場考驗?！彼e了幾個例子：
在賓夕法尼亞的小華盛頓，1983年初，當一個50歲的計算機科學教師因領導教師罷工被捕入獄時，有2000人在獄外舉行示威表示對他的支持。《匹茨堡郵報》稱之為“華盛頓縣自1794年惠斯凱起義以來最大的集會”。
當匹茨堡地區的失業者或是破產的房東不再能夠抵押借款，被取消抵押品贖回權，他們的抵押品行將被拍賣時，有60名工會糾察員干擾法庭，抗議進行拍賣，阿勒格尼州長歐根· 庫恩下令中止了這一程序。
在科羅拉多的斯普林菲爾德，有320畝小麥地被宣布取消抵押贖回權，有200名憤怒的農民舉行了抗議，最后警方不得不用催淚瓦斯和棍棒將他們驅散。
當里根在1983年4月到達匹茨堡發表演講時，有3000人（他們中有很多是鋼廠失業的工人）在他下榻的飯店外面冒雨進行抗議示威。在底特律、弗林特、芝加哥、克利夫蘭、洛杉磯、華盛頓——總共有20多個城市的失業者舉行了示威活動。
也正是在那時，邁阿密的黑人起來舉行暴動，反對警察的殘暴行為，也反對對他們權利的剝奪。在年輕的非洲裔美國人中，失業率上升了約50% ，而作為對貧困的回應，里根政府只是建立了更多的監獄。
里根的政策明顯地把裁軍和社會福利這兩個問題相掛鉤，即以槍炮對兒童。兒童保衛基金會主席瑪里安·賴特·埃德爾曼在1983年夏馬薩諸塞州米爾頓學院的畢業典禮講話中，形象地表述了這一點。他說：
你們即將畢業，進入一個正在道義和經濟破產邊緣徘徊的國家和世界。從1980年起，我們的總統和國會開始把我們的國家之犁變成刀劍，并以犧牲窮人為代價討好有錢人……兒童是主要的犧牲品。
共和黨候選人接連當選，例如里根在1980年和1984年兩次當選，喬治·布什又在1988 年當選，輿論稱此為“山崩”和“壓倒性的勝利”。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將近有一半的人口，盡管符合投票資格，卻沒有去投票；達到投票年齡的人口中只有54％的人投了票。這樣一來，在全部符合投票年齡的人中，只有27％的投了里根的票。第二次，與前副總統瓦爾特·蒙代爾相比，里根贏得了59％的票，但由于有半數的選民沒有投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實際只有29%。在1988年選舉中，副總統喬治·布什對民主黨的米切爾·杜卡基斯，布什贏得了54％的票，只占符合投票條件的選民的27 %。
公眾輿論調查表明，人們普遍認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不會去關注大家普遍關心的那些問題。例如，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兩黨都對有關窮人問題的社會福利計劃嚴加限制，理由是這需要征更多的稅，而高稅收又都是“窮人們”所不希望的。的確，一般來說，美國人都希望盡可能地少交稅。但如果問及他們是否愿意交更多的稅用于專門目的，比如醫療衛生和教育，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實際上他們也愿意付。例如，1990年對波士頓地區選民進行的調查顯示，有54％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是用于環境保護的話，他們愿意交更多的稅。
如果按財富多少為標準來征稅，那么不同階層的人意見截然不同。1990年12月，《華爾街雜志》/全國廣播公司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84％的被調查者贊成向百萬富翁們征收附加稅，甚至還有51％的人贊成提高資本所得稅，然而卻沒有一個多數黨贊成這樣做。
哈瑞斯民意調查機構／哈佛公眾健康學院在1989年聯合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61%）贊成加拿大式的醫療保健體制，即政府是醫生和醫院的唯一支付人，通過保險公司對每個人提供普遍的醫療保護。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將這一意見納入其綱領，盡管這兩個黨都堅持說他們“希望改革”醫療制度。
1992年，戈登·布萊克公司為國家新聞俱樂部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所有的投票人中，有59％的人希望在5年內將國防開支削減50％。但兩大黨中卻沒有一個黨愿意對軍事預算進行大幅度削減。
公眾對政府向窮人提供救濟一事持何種態度，取決于這個問題提出的方式。兩黨和媒體不斷地大談“福利”制度，卻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對反對派來說，“福利”一詞現在成了一個招牌。當人們被問及（1992年《紐約時報》/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調查）如果政府將把更多的錢用于福利時，只有23％的人表示同意。但如被問及政府將把這些錢用于幫助窮人時，這些人中卻有64％表示贊成。.
這一議題一再反復出現。1987年，正值里根政府鼎盛時期，當人們被問到政府是否應該為急需之人提供食物和住所時，63％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
顯然，這個所謂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存在著問題，因為它對選民的愿望一再置若罔聞。但盡管他們被忽視了這么久，可當權者卻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懲罰，因為政治制度一直被兩黨所控制。由于兩黨都與公司的財富有瓜葛，因而不可能去解除這些基本的經濟病癥，因為比起任何一個當政的總統來說，它們的根源要更深厚。
這種病癥起源于一個事實，一個從未談論過的事實：即美國是一個階級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占人口1％的人擁有33％的財富，下層階級中有3000—40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比起繼續保持美國歷史上對資源的不良分配來說，60年代的社會綱領如醫療護理和醫療援助、食品印花稅等等，實在微不足道。
同時，比起共和黨來說，民主黨雖將給予窮人更多的幫助，但他們沒有能力（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愿意）對公司利潤高于人道需要的經濟制度進行重大修改。
在西歐、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地，都存在著要求進行激進變革的大規模的全國性運動。而在美國，既不存在這類運動，也沒有社會民主黨（或者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這里存在著成千種的疏遠政治的跡象、抗議之聲和國內各地的地方性行動，吸引當局對深重的不平等現象給予關注，并要求糾正某些不公正的東西。
例如，華盛頓特區有一個“市民有害廢料清潔站”。這是在里根政府初期由家庭主婦和積極分子洛伊絲·吉布斯建立起來的，據報道說，它給全國8000個地方組織提供幫助。
在新罕布什爾的西布羅克，居民們連續好多年一直不停地抗議修建核電站，因為它有害于他們本人和家庭成員的健康。在1977年到1989年間，有3500多人因進行這種抗議而被逮捕。最后，這個陷入財政困難并受民眾反對的核電站不得不宣告關閉。
由于1979年賓夕法尼亞的三英里島核電站發生事故造成嚴重災難，特別是1986年蘇聯的切爾諾貝利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慘禍，人們對核事故的恐懼加深了。所有這些都影響了曾經一度興旺發達的核工業。在1994年，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停建了三個核電站，《紐約時報》 稱此為宣告“美國目前一代核反應堆死亡的訃告”。
在明尼蘇達的明尼阿波利斯，數千人連年不斷地舉行示威，反對霍內維爾公司簽訂的軍火合同，在1982年到1988年間，共有1800多人被捕。
后來，當這些被控犯有非暴力反抗行為的人被送交法院時，他們常常得到法官們的支持，并被這些一向循規蹈矩的公民們宣判無罪釋放，因為這些法官們也都明白，即使他們在技術上有違法之處，但他們也是為了高尚的事業才這樣做的。
在1984年，佛蒙特的一個公民組織（即“維諾斯基44人社”) ，抗議美國參議院投票贊成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斯”提供軍火，并拒絕離開參議院辦公廳外面的走廊。雖然他們都因此而被逮捕，但他們在受審時卻受到法院的同情，并被法官宣判無罪釋放。
不久之后．又有一起案子被告到法院。包括積極分子阿比·霍夫曼和前總統吉米·卡特的女兒阿米·卡特在內的一些人被指控阻撓中央情報局在馬薩諸塞大學征召新人。他們請來一個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出庭作證，這位證人告訴法官說，中央情報局確實曾卷入過世界各地的非法行動和謀殺活動。結果，法官宣判他們無罪。審理此案的縣律師作出的結論是：“中央情報局正在做的一切事情，并不是中美洲所希望的?！?BR> 在南部，此時也沒有可與60年代的民權運動相比的大規模運動，這里只有數百個當地的窮人、白人和黑人建立的組織在活動。在南卡羅來納，一名因工業污染而死的工廠工人的女兒琳達·斯托特，參加了“皮特蒙德和平計劃”，并在其中負責協調一個有500名紡織工人、農民和女仆（她們大多數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種婦女）組成的多種族網絡。
在60年代，芝加哥的農場工人曾起來抗議他們封建莊園式的工作條件，他們中大部分是來加利福尼亞和西南各州工作和謀生的墨西哥移民。在西澤·查維斯的領導下，他們組織起來舉行罷工，還組織了全國性的抵制葡萄運動。很快，全國其他地方的農場工人也都組織起來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拉丁美洲移民反對貧困和歧視的斗爭一直持續不斷。在里根當政時期，他們也像全國的其他窮人一樣，受到了最為沉重的打擊。到1984年，有42％的拉丁美洲裔兒童和四分之一的拉丁美洲裔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亞利桑納的銅礦工人中大部分是墨西哥移民，他們在1983年舉行罷工，反對費爾普斯一多奇公司削減他們的工資、福利和取消安全保護措施。雖然國民衛隊和州政府軍不惜動用催淚瓦斯和直升飛機來對付他們，但他們堅持了有3年之久，直到政府和公司兩股力量聯手才最終使他們屈服。
但也有一些斗爭取得了勝利。在1985年，有1700名罐頭食品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墨西哥裔婦女，在加利福尼亞的沃森維爾舉行罷工，贏得一項有關醫療福利的工會合同。1990年，由于公司要遷往哥斯達黎加，圣安東尼奧的列維·斯特勞斯公司的工人被迫停職。他們呼吁對此進行抵制，組織了饑餓罷工，最后迫使公司方面作出讓步。在洛杉磯，拉美裔的看門人在1991年不顧警察的攻擊，進行了罷工并贏得了勝利，他們的工會得到了承認，工資和疾病補助也增加了。
在新墨西哥，由于商人們企圖剝奪拉美裔移民居住了數十年的土地，他們為維護自己對土地和水源的使用權同地產開發商展開了斗爭。在1988年雙方發生了沖突。人們組織起來實施武裝占領，為保護自己免受攻擊修建了掩體，并且贏得了西南部地區其他社團的支持，最后，法院作出了對他們有利的判決。
在加利福尼亞，農場工人的肺炎發病率出奇地高，引起了奇卡諾社區的關注。農場工人協會的西澤·查維斯在1988年絕食35天，以喚起當局對這里工作條件的關注。在得克薩斯、亞利桑納和其他地區，現在都有農場工人協會。
國內拉美裔人口持續增長，很快就占到了總人口的12% ，趕上了非洲裔人口，因此他們對美國文化也開始產生獨特的影響。與主流文化相比，他們的藝術、音樂和戲劇越來越多地具有政治色彩和諷刺意味。
1984年，圣迭戈和蒂華納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成立了“邊疆藝術創作室”，他們的作品對種族主義和不公正問題給予了強烈的關注。在北加利福尼亞，坎貝西諾劇團和埃斯珀拉澤劇團為全國的工人們作巡回演出，把學校、教堂和農田變成了演出的劇場。
拉美裔對美國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區扮演帝國主義的角色表示了特別的關注，他們中很多人勇敢地站出來批評美國對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古巴的政策。1970年，在洛杉磯發生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游行，游行隊伍受到警察的攻擊，結果有3名墨西哥移民后裔死亡。
當1990年夏天布什政府準備對伊拉克開戰時，在洛杉磯有數千人沿著他們20年前抗議越戰時所走過的路線舉行游行。如伊麗莎白·馬丁內斯在《奇卡諾人500年畫史》一書中所寫的：
在布什總統進行海灣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包括“Raza”（書面語“種族”，拉美裔積極分子使用的術語）在內的許多人，都對他表示不信任或是反對。以民主名義開戰已經給了我們不少教訓，我們知道，它最終只對有錢人和當權者有好處。Raza都行動起來，反對美國進行的這場比越南戰爭更甚的大屠殺，盡管我們不可能阻止它。
60年代新培養起來的一代律師，在法律界形成了一個規模雖然不大但社會意識很強的少數派。在法庭上他們為窮人和孤立無助者作辯護，或是進行訴訟指導，控告有權有勢的公司。一家律師事務所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力所能及地為“吹哨者”進行辯護，這些“吹哨”人有男有女，他們因為揭發公司的腐敗、損害公眾利益而被解雇。
婦女運動曾喚起全國對性別平等問題的關注，但在80年代，它開始面臨強大的沖擊。在1973年的“羅訴沃德”一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為墮胎權進行辯護，引發了一場反對墮胎、關心生命的運動，它在華盛頓找到了強大的支持者。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取消了聯邦政府對窮人婦女墮胎的醫療補助，但這項法律后來被最高法院擱置。不過“全國婦女組織”和其他一些組織仍享有很大的影響。在1989年，它們在華盛頓舉行集會，呼吁支持后來所稱的“墮胎選擇權”，吸引了30多萬人參加。在1994年和1995年，做墮胎手術的醫療所受到了攻擊，有幾位支持者還慘遭謀殺，從而使這場沖突愈演愈烈，變得駭人聽聞了。
在70年代，隨著人們在兩性和自由觀念上的急劇變化，美國男、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問題開始日益呈現出來。后來，通過舉辦展覽、示威抗議及一系列宣傳活動，要求政府消除對同性戀者的歧視，使同性戀運動在國內變成一種明顯的存在。結果之一就是，文學作品也越來越多地開始議論美國和歐洲的同性戀者的隱秘生活。
1994年，在曼哈頓舉行了一次“斯通沃爾25 周年”的游行活動，紀念一次被同性戀者認為頗具轉折意義的事件：25年前，當警察襲擊格林維茨鎮的“斯通沃爾”酒吧時，同性戀男子們奮起進行反抗。在90年代初，男女同性戀組織更公開地發起宣傳活動，更堅決地反對歧視，還要求政府更多地關注艾滋病帶來的災難，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對艾滋病的關注遠遠不夠。
在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制造業的衰落，許多工廠流向了別的國家，再加上里根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國家勞資關系署官員所持的敵視態度，使勞工運動明顯地受到了削弱。但勞工組織還在繼續開展活動，特別是在白領工人和低收入的有色人種中間，美國產聯一勞聯派出數百名新組織者在拉美裔、非洲裔和亞洲裔美國人中開展工作。
在一些歷史悠久但僵化停滯的工會中，普通工人也開始進行反抗。卡車司機工會一度曾經很有影響，但領導層變得臭名昭著而又腐敗墮落。在1991年，他們被以改革內定人員名單的方式，通過投票表決趕下了臺。新的領導層立即成為華盛頓的一支力量，在爭取建立兩黨之外的獨立政治聯合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但整體來說勞工運動大大地減弱了，只是在為生存而斗爭。
在90年代初，這種反抗精神仍舊得到了發揚。小規模的反對大公司和政府權勢壓制的勇敢挑戰行動經常涌現。在西岸，一位年輕積極分子基斯·麥克亨利和其他數百人，因為給窮人發放免費食品時沒有許可證而被捕。他們是“要食品不要炸彈”行動計劃的成員。更多的“要食品不要炸彈”組織在全國各個社區涌現出來。
1992年，紐約有一個社團提出要對美國傳統的歷史觀點重新進行審視，在得到紐約市政會的贊成后，他們在全市的30個街道燈柱上加裝了金屬飾板。其中的一個飾板是裝在摩根公司總部的對面，上面的文字證明著名的銀行家J .P .摩根曾在內戰時期“躲避兵役”。事實上，摩根在內戰期間不僅逃避兵役，還同政府做交易而大發其財。在股票交易所附近放置的另一個金屬飾板上面，則描繪了一個自殺者的圖像，還貼著標簽：“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場之優越性。”
越南戰爭期間對政府的普遍失望，水門丑聞被曝光，以及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反民主活動被揭露，導致政府辭職和雇員公開對政府提出批評。
一些辭了職的前中央情報局成員撰寫回憶錄，對它進行的這些行動提出批評。曾領導過中央情報局在安哥拉活動的約翰·斯托克維爾辭去公職后，寫了一本書揭露中央情報局的活動，并在全國各地講述他自己的經歷。戴維·麥克邁克爾，一位歷史學家和前中央情報局專家，為那些因抗議政府在中美洲的政策而被捕的人出庭作證。
聯邦調查局特務杰克·賴恩，一個在該局服役21年的老兵，因為拒絕去調查和平組織的活動而被解雇。他還被剝奪了退休金，有一段時間不得不在為無家可歸者設置的避難所里棲身。
盡管越南戰爭早在1975年就已經結束，但由于一些人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到80年代和90年代，它又開始引起公眾的注意。查爾斯·赫托是美國的一名士兵，他曾參與被稱為美萊大屠殺的暴行。在這場發生在越南一個小村莊里的屠殺中，一群美國士兵射殺了數百名婦女和兒童。他告訴記者說：
當時我才19歲，而且人們總是教導我，政府讓我們做什么，我們就做什么……但現在我會告訴我的孩子們，如果政府再號召他們去為他們的國家服務，一定要用自己的腦子多想一想……忘掉有什么權威……要根據他們自己的道德良心做出判斷。我希望在我去越南之前有人能告訴我這些東西，但是沒有。現在，我不再認為還會有什么戰爭能被叫做……事業，這只會擾亂一個人的心靈。
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那是一場令人恐怖的悲劇，一場他們再也不會為之而戰的戰爭。這就是越南戰爭留下的遺產，它仍舊困擾著里根和布什政府，因為它們仍舊希望在世界上擴張美國的權力。
1985年，當時喬治·布什還是副總統，前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就警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越南使國內輿論的態度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政治上協調一致曾經是外交政策的支柱，但現在已經發生了破裂……”
布什當上總統后，他下決心要克服所謂的“越南綜合癥”，即美國民眾對當局的戰爭欲望的抵制。因此在1991年1月中，他以壓倒性的優勢力量對伊拉克發起空中打擊，這樣，在國內反戰運動還沒有來得及發展之前，戰爭很快便會結束。
在開戰前數月出現的種種跡象表明，有可能出現抵制戰爭的運動。在哈洛溫，有600名學生穿越蒙塔納的米蘇拉商業區，高呼“我們不要毀滅，我們不去打仗！”在路易斯安那的什里夫波特，盡管《什里夫波特雜志》前言的標題是“民意調查贊成軍事行動”，它的內容卻是：42％的被調查者認為，美國將“動用武力”，而41％的人說“等著瞧”。
在1990年11月11日，波士頓老兵舉行了游行，參加者中有一個叫“爭取和平的老兵”的組織，他們高舉的標語上面寫著：“不要再有越南戰爭，讓士兵現在就回家”，以及“不要把石油和鮮血混合起來，我們要和平”。《波士頓環球時報》報道說，“抗議者受到群眾的尊敬和歡迎，在某些地方，圍觀者強烈表示支持他們的行動?！?BR> 羅恩·科維奇，大概是最有名的越南戰爭老兵，也是《生逢7月4日》 一書的作者，當布什準備開戰時，他發表了32次電視講話。全國120個城市有200個電視臺邀請他去廣播，他呼吁所有的市民們都“站起來并聲明”反對戰爭?！斑€要有多少美國人要像我這樣，坐著輪椅回家？”
在轟炸開始的前10天，科羅拉多的博爾德鎮舉行了一個鎮集會，出席者有800人。當會議主持人向大家提問“你是否支持布什的戰爭政策？”時，只有4個人舉起了手。在戰爭開始前幾天，在新墨西哥的圣菲，有4000人封鎖了四條高速公路達一個小時，呼吁政府不要打仗。居民們說，這次示威活動的規模比越南戰爭時期還要大。
在戰爭前夕，有6000人游行通過密歇根的安阿伯，呼吁和平。在戰爭開始的當天晚上，有5000人在圣弗朗西斯科舉行集會譴責戰爭，并在聯邦大廈周圍手拉手組成人鏈。警察揮動棍棒打開示威者組成的人鏈。但圣弗朗西斯科監督署通過一項決議，聲明本市及本縣是那些“出于道義、倫理和宗教原因而不能參加戰爭”的人的庇護所。
在布什下令開始轟炸前的那個晚上，馬薩諸塞列克星頓的一名7歲的女孩告訴她的母親說，她想給總統寫一封信。她的母親說天太晚了，明天再寫吧。小女孩說：“不，就在今晚?！彼齽倢W會寫字，她口述了一封信：
親愛的布什總統：
我不喜歡你的做法，如果你想讓你的心靈得到補償，就不該打仗，我們也不會被迫為和平而守夜。如果你正在打仗，你肯定不想讓自己受傷。我要說的就是：我不希望有任何戰爭發生。
你的忠誠的，
塞雷娜· 卡巴特一津恩
在愛國主義狂熱情緒影響下（基督教聯合會主席公開聲稱：“鏗鏘的戰鼓聲像是在發出啟示”) ，在戰爭進程已經開始，而且顯然已無法扭轉的情況下，國內絕大多數人都會表示他們支持戰爭，這不足為奇。
然而，反對派甚至還沒來得及去進行組織，戰事就很快結束了。當然也有反對派出現，但只是少數人，不過他們的意態非常堅定，而且還有繼續擴大的潛力。與越南戰爭升級初期的情況相比，海灣戰爭期間的反戰運動來勢要更迅猛。
戰爭開始的第一周里，雖然大部分美國人都明確支持布什的行動，但全國各地仍有成百上千的人走上街頭，舉行各種抗議活動。在俄亥俄的亞琛，示威者與支持戰爭的團體發生了沖突，結果有100多人被捕。在緬因州的波特蘭，有500多抗議者佩戴白色的臂帶，手拿十字形白紙板，上而用紅筆寫著“為什么打仗？”
在佐治亞大學，反對戰爭的70個大學生通宵守夜。在佐治亞州的議會，議員辛西婭·麥金農發表講話，譴責對伊拉克的轟炸，并帶領其他的許多議員們走上街頭舉行示威。她保住了她的職位。而在同一個議會，60年代期間，議員朱利安·邦德就曾因為批評越南戰爭而被趕走。現在看來，這里至少在思想上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在馬薩諸塞的牛頓高級中學，有300名學生到市政府向市長遞交請愿書，聲明他們反對海灣戰爭。
在俄克拉荷馬的埃達，東中部向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借調”了兩隊國民衛隊負責警戒，但還是有兩名年輕的婦女舉著標語坐在入口處水泥大門頂上，標語上面寫著：“要和平……不要戰爭”。其中的一位帕特里夏·比格斯說：“我想我們不會離開這里。我認為這不是在為正義和自由而戰，這是為了經濟利益……。我們為了金錢正在拿人命冒險。”
美國宣布發起空中打擊后第四天，有7.5萬人（據首都警察局統計）向華盛頓進發，在白宮附近舉行集會抗議戰爭。在南加利福尼亞有6000多名群眾高唱“立即和平”的圣歌，傾聽羅恩·科維克的反戰演講。在阿肯色的費耶特維爾，“西北阿肯色公民反戰團”的成員抬著一具覆蓋著國旗的棺材游行，他們手里舉著的橫幅上寫著：“讓他們回家”。游行途中，他們與支持戰爭的團伙相遇，雙方發生了沖突。
賓夕法尼亞約克學院的歷史和政治學教授菲力浦·阿維羅，一位越戰中負傷致殘的老兵，在當地的一家報紙上寫道：“是的，我們是要支持我們那些將要奔赴戰場的男人和女人。但是，我們支持他們是為了讓他們回家，絕不是寬恕這種野蠻的暴行。”在鹽湖城，有數百名示威者高呼著反戰口號通過該市主要街道，他們中許多人還帶著小孩。
在剛剛把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選入國會的佛蒙特，有2000多名示威者擾亂會場，抗議州長在州政府的講話。在佛蒙特最大的城市伯靈頓，300名抗議者穿過商業區，要求店主一致關門歇業。
1月26日，戰爭開始9天后，有15萬人沿著華盛頓行政區的街道舉行游行，傾聽包括電影明星蘇珊·薩蘭頓和蒂姆·羅賓斯在內的人發表演講，譴責戰爭。來自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的一位婦女，高舉著一面卷起的美國國旗．那是她丈夫在越南戰死后政府授予她的。她說：“我知道那是條充滿痛苦的路，卷起的旗幟里不會有光榮的?！?BR> 越戰期間，“勞聯”大部分時間是支持戰爭的，但在海灣戰爭開始后，勞聯一產聯的11名成員，包括其他更有影響的一些工會，諸如鋼鐵、汽車、通訊、化學工人工會，都公開表示反對戰爭。
對于美國空軍轟炸伊拉克，黑人社區的反應比其他地區要冷淡得多。1991年2月初，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聯合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白人中84％的人支持這次戰爭，但在非洲裔美國人中，只有48％的人表示支持。
戰爭持續一個月時，伊拉克已經被連續不斷地轟炸所摧毀。薩達姆·侯賽因幾次試探性地表示，如果美國停止進攻，伊拉克將從科威特撤軍。但布什對此表示拒絕。于是黑人領導人在紐約舉行集會，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譴責這場戰爭是“想轉移注意力，是不道德和不高尚的……是明顯地想回避他們在國內的責任。”
在阿拉巴馬的塞爾馬，人們在26年前警察曾經對民權示威者血腥施暴的地方舉行集會，紀念“流血星期天”26周年，呼吁“把我們的士兵活著帶回家，讓他們為國內的正義事業而戰?！?BR> 21歲的海軍陸戰隊員亞歷克斯·莫爾納正在波斯灣服役，他的父親懷著滿腔憤怒給布什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登在《紐約時報》上：
總統先生，當伊拉克當局用毒氣屠殺本國人民的時候，你在哪里？就在危機爆發前不久，你還在跟薩達姆·侯賽因做著有利可圖的生意，而現在你卻說他是希特勒，這是為什么？你對我兒子大談“美國的生活方式”，難道為了美國人有權繼續消費世界25％—30% 的石油，就要拿他的生命去冒險嗎？……我愿意支持我的兒子和他的同伴們，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任何事情，反對美國在波斯灣的任何軍事行動。
公民個人勇敢地抵制戰爭的事例也不勝枚舉。盡管面對各種威脅，他們仍然大聲疾呼。
在得克薩斯的布朗斯維爾，被越南“友誼之戰”殺害了兒子的佩格·馬倫，組織母親們乘坐公共汽車前往華盛頓進行抗議活動，盡管有人威脅她說，如果她堅持這樣做，她的房子將會被燒掉。
女演員馬戈特·基德爾（在影片《超人》中扮演洛伊絲·萊恩）不顧她的演藝生涯有可能因此斷送的危險，義正辭嚴地反對戰爭。
新澤西州西頓霍爾大學的一位籃球運動員，拒絕在他的運動服上縫上美國國旗，當他因此遭到人們嘲笑時，他離開了球隊和大學，回到了故鄉意大利。
更為悲壯的是洛杉磯的一個越戰老兵為抗議戰爭而點火自焚。在馬薩諸塞，一個年輕人帶著卡紙板做的和平標志，跪在鎮子的公地上，把兩桶易燃液體倒在自己身上，點燃兩盒火柴，在熊熊烈火中殉身。兩小時后，附近大學的學生們聞訊趕來，聚集在這塊公地上舉行燭光守夜，并在殉身的地點安放了和平標志，一個標志上寫著：“停止這場瘋狂的戰爭”。
與越南戰爭期間不同的是，這一次沒有來得及在軍隊中掀起大規模的反戰運動。但還是有不少的男女軍人蔑視他們的指揮官，拒絕參加這場戰爭。
22歲的杰夫·彼得森是駐扎在夏威夷的海軍陸戰隊的一名下士。當1990年8月美國第一支應急部隊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時，他坐在機場跑道上拒絕登機前往沙特阿拉伯，并要求退出海軍陸戰隊：“無論何時何地對何人，我都不會使用武力?！?BR> 在北卡羅來納的勒瓊營地，盡管可能因開小差而受到軍事法庭審判，有14名海軍陸戰隊預備役人員仍然提出申請，要求獲得“良心拒服兵役者”的身份。
下士約蘭達·休特-沃恩是一位醫生，曾在預備役醫療隊任大尉（美國軍銜制里沒有大尉銜——錄入者注），是三個幼小孩子的母親，還是“醫生的社會責任”組織的成員。1990年12月，即戰爭開始前一個月，她被征召執行勤務；她回答說：“我認為，在中東進行的這場進攻性軍事行動不道德、不人道，也不合法，因此我拒絕服從命令去充當這一行動的同犯。”軍事法庭指控她開小差，她被判處兩年半的監禁。
另一名女兵，伊利諾斯州墨菲斯伯勒的斯特法妮·阿特金森也拒絕去報到執勤。她認為，美國在波斯灣的軍事行動只是出于經濟上的理由。她是第一個被判軟禁在家的人，后來又給了她一份“非榮譽條件下”退伍的證明書。
有一位軍醫，名叫哈洛·巴拉德，駐扎在馬薩諸塞的福特德文斯，也拒絕服從命令去沙特阿拉伯。他說：“我寧愿坐牢也不愿去支持這場戰爭”，“我不認為還有什么正義戰爭?！?BR> 有1000多名預備役軍人聲明自己是“良心拒服兵役者”。23歲的海軍陸戰隊預備役隊員羅布·卡拉布羅就是其中之一?！拔业母赣H告訴我，他為我感到羞愧，他大聲地斥責我說他很為我苦惱。我相信我更愿效忠于一個對自己的良心來說是真實的、而不是靠撒謊生活的國家。”
在海灣戰爭期間建立了一個信息網絡中心，用來報道那些各大傳媒不會報道的消息。在許多城市里，還有許多種不同的小報，也有上百座社區電臺，雖然它們只能追隨這些主流媒體弄到一些零碎消息，但在海灣戰爭期間，這是對這場戰爭進行批判分析的唯一來源。
在“勝利的”戰爭過去之后．總有某種令人清醒的效應隨之而來，因為隨著戰爭狂熱的消失，民眾不僅知道了戰爭的代價，也對戰爭究竟有何收獲產生了疑問。戰爭狂熱在1991年2月達到了頂峰。在那個月里，每當問及戰爭的代價有多高時，只有17％的被調查者表示這場戰爭得不償失。四個月后，即6月份時，這一數字就上升到30％。在隨后的幾個月里，由于經濟條件的惡化，布什在國內的支持率迅速下降（1992年戰爭狂熱消失，布什失敗下臺）。
1989年蘇聯集團瓦解后（需要注明的是蘇聯及東歐的徹底崩潰還是在1991年底——錄入者注），美國有人開始大談“和平紅利”，即，它使得美國有機會從軍事預算中拿出數十億美元用來滿足人道需求。海灣戰爭成了政府制止這種言論的方便借口。布什政府的一名成員說：“我們應感謝薩達姆，他把我們從‘和平分紅’中解救出來了?！?BR> 1992年，在慶祝哥倫布到達西半球500周年期間，海灣戰爭勝利的局限性就看得越來越明顯了。500年前，哥倫布及同道而來的征服者們把土著的伊斯帕尼奧拉人驅逐一空。此后的4個世紀，美國政府穿越這塊大陸，有條不紊地毀滅了印第安部落。現在，又出現了戲劇性的反應。
60年代和70年代以來，印第安人，土著美國人就越來越變成一支明顯的力量。在1992年，他們聯合其他的美國人一道譴責500周年紀念。他們舉行全國性的活動，抗議哥倫布用綁架、奴役、殘害和謀殺來對待曾用禮物和友情接待過他的土著人。自從美國開始慶祝哥倫布節以來，這還是第一次。
1990年夏天，來自整個西半球的350名印第安人代表，在厄瓜多爾的基多聚會，舉行美洲土著居民的第一次洲內集會，動員人們起來反對美化哥倫布的征服。
這個運動還在繼續向前發展。美國最大的社團，“全國教會理事會”，號召教徒們不要參加哥倫布征服500周年慶祝活動，他們說：“對某些人代表自由、希望和機會的新發現，對別人來說則意味著遭受壓迫、倒退和種族屠殺。”
在1991年初，一份叫《本土思想》的報紙開始發行，它把所有反對舉行哥倫布發現北美大陸500周年慶祝活動的人聯系在一起。它刊登土著美國人的文章，討論如何進行斗爭，奪回那些被用條約偷走的土地。
在得克薩斯的科帕斯克里斯蒂，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聯合起來，抗議本市舉行500周年慶祝。一位名叫安杰利娜·門德斯的婦女對奇卡諾人說：“奇卡諾民族，同我們北部的印第安兄弟和姐妹們緊密團結。今天我們與他們一起共同譴責西班牙人、特別是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到達這塊大陸后所犯下的暴行，譴責美國政府打算重演這種暴行?！?BR> 有關哥倫布的爭論在教育和文化活動方面導致了特殊的沖突。圣迭戈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德博拉·斯莫爾，把200多幅木板油畫放在一起進行展出，起名叫做“1492年”。她把哥倫布日記中的一些話與16世紀的一些放大的版畫片斷排列在一起，這些片斷戲劇性地表現了哥倫布到達西半球所帶來的恐怖景象。一位評論家寫道：“它以最生動的方式提醒我們，西方式的文明來到新世界并沒有給我們帶來什么福音。”
布什總統在1991年下令進攻伊拉克時，曾聲明他的目的是結束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占領。俄勒岡的一個土著美國人組織散發了一份“公開信”，對此進行譴責和“諷刺”：
親愛的布什總統，懇請你伸出援手，把我們這個小小的民族從占領下解放出來吧。這個外國占領者不僅占領了我們的土地，也偷走了我們的資源。用你自己的話說，這種對小國家的占領和顛覆……即使只有一次，也決不能容忍。
你的忠誠的，一個美國印第安人
“反思學?！笔谴砣珖處煹纳鐣庾R的出版社，它出版了一本100頁厚的書，叫《反思哥倫布》，專門登載土著美國人和其他人的文章。它刊登了一些書評，對講述哥倫布的少兒讀物提出尖銳批判；還出版了資料匯編，讓人們更多地了解哥倫布，多讀一些反對慶祝哥倫布征服500年活動的材料。在短短的幾個月內，該書便有20萬冊被搶購一空。
俄勒岡波特蘭的一名教師叫比爾·比格羅夫，他把“反思學?！彼霭娴牟牧鲜占谝黄穑?992年辭職后，花了一年的時間周游全國，給其他教師舉辦講習班，這樣他們就能向學生們講授有關哥倫布經歷的這些真實故事，因為在傳統教科書和學校課程表中，它們都被省略掉了。
比格羅夫的一名學生寫道：“我覺得，出版社好像只印了一些‘光榮故事’，認為這可以培養我們更愛我們的國家……。他們是想要讓我們承認，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強大的和永遠正確的?！?BR> 一位名叫麗貝卡的學生說：“當然，這些書的作者們大概認為這并無太大的害處——誰發現了美洲，確實很重要……但在這件事上，我所聽到的都是一些謊言，別人也不會再知道些什么，一想到這些，我就生氣。”
在洛杉磯，一位名叫布萊克·林賽的高中學生到市理事會前慷慨陳詞，反對進行慶祝。
反對慶祝哥倫布的活動遍布全國各地。到處都舉行抗議活動，出版大量關于印第安人歷史的新書，舉辦哥倫布講座。所有這些，導致學校教育方面發生了非同尋常的變化。對以前的幾代人來說，那時給所有的美國兒童講述的是同一個哥倫布故事，一個浪漫的、令人仰慕的英雄故事；而現在，全國成千上萬的教師都開始講述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這激怒了那些為舊歷史辯護的人，他們對他們所稱的“政治矯正”運動和“文化多元主義”發出嘲笑。他們對批判性地看待西方擴張和帝國主義表示不滿，認為這是對西方文明的攻擊。一位名叫阿倫·布盧姆的哲學家在《美國精神的終結》中，對改變了美國大學教育氣氛的60年代的社會運動表示敬意。“美國只講述了一個故事：走向自由和平等的腳步無法阻擋，也不可避免?！?BR> 在民權運動中，黑人曾對美國是“自由與平等”的象征這一觀念提出了質疑。婦女運動也向這一觀點發出挑戰。而現在，1992年，土著美國人則指出了西方文明對他們祖先所曾犯下的累累罪行。他們不僅再現了被哥倫布遇到和征服的印第安人所具有的公有社會精神，還力圖描述這數百萬人在哥倫布到來之前的真實歷史，揭露哈佛歷史學家充滿謊言的所謂“歐洲文化進入美洲蠻荒的運動”。
進入90年代后，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掌權，美國的政治體制仍舊處在財富巨頭們的控制之下。公司的財富操縱著主要的信息手段。由于中產階級的地位不僅沒有保證，而且還在日益惡化，國家正被分裂成巨富和赤貧兩個階級，盡管沒有一位主流的政治家會談到這一點。
然而毫無疑問，盡管大多數抵抗都未曾被公開報道，但確實存在令主流派記者憂心忡忡的“永久的敵對文化”。它堅信將來會出現一個更公平、更人道的社會。如果說美國的未來還有什么希望的話，那么，它就在于這種拒絕放棄的信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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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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