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五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兼憶梁景勝學長

1949年3月，還不到十五周歲的我，打算報考華僑中學初中一年級，但是由于學校早已開學，想要中途插班，沒有特別關系并不容易。為此，父親通過客屬總會一位老鄉楊溢璘先生（如果沒記錯的話）親自給我開了一封介紹信，讓我到位于武吉知馬路的華僑中學，面見校長。

當時的華僑中學可說是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最高學府，能否進到這所最高學府讀

書，心里實在沒有底。但是，我還是興高采烈地揣著介紹信走上華僑中學地標式建筑物—— 鐘樓的校長室，把那封對我至關重要的信呈給了時任學校教育長的鄭安侖

（實際上他已是代校長，老校長薛永黍先生，以及趙沨、汪金丁、杜運燮等進步老師，由于受到英殖民當局迫害，被迫離校，另謀出路，有的后來回到中國任教）。鄭安侖教育長在楊溢璘先生這位校董給我開的推薦信面前，二話沒說，破例讓我中途當作試讀生入學，為期限定三個月，也就是說，三個月后學期考試時，如果考試不及格，我就只好說“拜拜”了。

誰知只讀了小學五年級、又轉去念英校、前后荒廢了一年多中文學習的我，也不

覺得特別用功，卻猶如“有神助”似的，竟然順利通過了上學期的期末考試，雖說成績離名列前茅很遠，但各門功課科科及格，這樣一來，我就憑自己的“實力”在這所最高學府取得了立足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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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眼看還有幾個月就要初三畢業了，不料此時由于我成了學生中的一位活躍分子，給英國殖民當局“相中”了，先是派警察和特務在某天夜里前往大坡福建街一處親戚家搜捕我，因為我不住在那里，而是跟福華、周密等一伙從關丹來的同學，住在離華中不遠的一處出租屋里，讓他們撲了個空，于是，第二天上午，英國殖民當局索性派了一輛滿載警察和特務的黑色“棺材”車（這是當時我們對警車的叫法），前來學校抓人。

說來正巧，“棺材車”駛進學校的時候，我們正好下課，我從學校樓上教室走廊下望，看見它最后停在鐘樓校長室的下面。我心知不妙，便跑到樓下，正打算前往校長室看個究竟時，跟前來叫我的校工打了個照面，他立即說校長傳我，說完又跑去叫福華等其他同學。我們幾個同學不甘于被捕，都不愿到校長室去報到，商量后，便從學校后山逃跑，從此學業中斷，不得不轉入地下。

當我和福華從后山下到武吉知馬路，正猶疑彷徨、不知前往何處容身之際，從坡底開來的一輛綠色巴士（Green Bus）停在我們面前，車上走下來一個矮個子，仔細一看，竟然是和福華、清祥同班的同學龔清泉，令我們驚喜交加。

從他口里，我們才知道英國人昨天晚上就已開始進行逮捕行動。清祥在昨晚的逮捕行動中已經在家被捕，清泉自己則幸運地“躲過一劫”。

我和福華這兩個“外地人”，幸好和他“巧遇”，在他的幫助下，我們開始了早年在新加坡“浪跡天涯”的地下生活。

英殖民當局這次針對華中學生采取的鎮壓行動，原想對開始露出反殖苗頭的全新華校中學生日益活躍的活動，進行威嚇和打壓，結果適得其反，我們拒捕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各友校引起不小的轟動，一時還傳為“佳話”。其后華文中學生的運動，更是一浪高過一浪。以林清祥為代表的廣大華校中學生精英，脫穎而出，成為日后新加坡人民反帝反殖、爭取獨立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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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說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華中有許多從馬來亞、印尼及東南亞各地前來求學的學生。為了讓他們安心讀書，學校方面允許這些外地生（也許有個別本地生）在學校寄宿。寄宿生的生活非常有規律，膳食、作息、財政都由寄宿生自己成立的自治會管理。

后來，由于晚間復習功課后，學校里的地下活動相當活躍（如有“神秘之手”把新加坡馬共市委出版的《自由報》等革命傳單塞進同學的書桌里，每逢節日在校園內的樹上掛起五星紅旗或革命紅旗），英國人雖然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每晚出動“棺材車”來校巡邏，妄想抓獲“神秘之手”，結果，也是徒勞無功，于是，惱羞成怒，蠻橫命令學校當局，禁止所有學生在學校寄宿。因此，從1950年下半年起，學生宿舍被封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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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中學建在一個小山坡上，是當時新加坡占地面積最大的一間華文學校。學校鐘樓建筑物下面是一個大草場，五十年代學生運動蓬勃發展時，成了全新華文中學生舉行大游行和示威、跟英殖民當局抗爭到底的一個地方。不過那是后話。

記得1949年我在學校寄宿時，在宿舍前面的泥地上辟有三、四個籃球場，還有練跳高、跳遠、三級跳、鉛球、鐵餅、標槍、單雙杠的設施和場地。另有一個足球場就設在學校背后與南洋女中相近的空地上。每天下午放學，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各取所需，各有所好，或打球，或玩其它各項體育項目，鍛煉身體。有時高興起來，還把幾個籃球場連成一片，當足球場踢足球。殺得興起，吃飯鐘聲敲響時，往往欲罷不能。

就在體育鍛煉這段時間里，如果稍微注意，經常會見到一位個子不高，不茍言笑，穿著普通短褲和背心，跟我們一起打球或獨自練習投籃的同學，他，就是梁景勝。不知何故，頑皮的同學贈他一個綽號：“科學怪人”。

那時，他已是念高中三的學長，比我這個念初中一的學弟，足足高了五班。正因為如此，我們之間并無交往。1949年底，他高中畢業后便離開學校，從此在籃球場上再也

見不到他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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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組織決定把我從樟宜當小販的匿藏處，轉移到新加坡郊區三巴旺（離軍港不遠）的勵德學校當地下小學教師，沒想到竟與他不期而遇。

帶我前往學校的王欽，向我介紹說，他就是該校的校長，我心里未免一驚，不知他是否認得我。后來，一直到我最后離開學校，我們之間也沒相認，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就這樣，我們三人共處一校，下午放學后，除非有籃球比賽，否則梁景勝就回自己在坡底的家歇息去了。王欽和我則留在學校住宿。王欽偶爾也會外出辦事或探望家人，留下我一人住宿在這所設在鄉間樹膠園里，用亞答和木板搭成的、大小不過一百來尺、既做校長和教員辦公又做教員住宿之用的屋子里。

那時候的新加坡，可不是今天的名聞遐邇的新加坡。在我們鄉間，沒電，沒自來水，也沒電話，更談不上看電視，連要聽“麗的呼聲”的廣播，都得走到離我們學校幾里路遠的路口的一間咖啡店。就算在市區，普通老百姓也沒抽水馬桶如廁。每天清晨，可以看到倒糞工人，在后巷里清糞的情景；空氣中散發出來的難當臭味，令人疾步掩鼻而過。

在這種條件下，我和王欽在學校里每天得到學生家里的水井打水沖涼，伙食得包給附近的學生家屬做，晚上就在煤油燈昏暗燈光下，改作業，看書，看文件，或用比圣經紙還薄的紙張和用留聲機唱針做成的鐵筆，抄寫蠅頭小字的文件，有時還得刻寫鋼版，之后又得把刻寫好的蠟紙油印，并把印好的文件裝訂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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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范敵人的突擊搜查，每晚還得趁夜深人靜、黑燈瞎火、從樹叢里傳來斷斷續續的蟲鳴聲時，把所有秘密文件和材料拿到屋子附近的樹底下埋藏起來。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住在我們屋子正對面的一家膠農的幾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學生），也許出于好奇心，早已暗中盯上了我這個差不多每晚都做“夜貓子”的老師。所以有一晚當我照常“如此這般”之后，以為非常穩妥，回到屋子里便倒頭就睡。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趕緊爬起身跑到樹底下，準備把文件起出來，竟然發現這些文件已不翼而飛了，嚇得我不知所措。

當王欽回來得知情況后，也沒多說什么，過后不久，對面農舍的幾位學生主動把這些文件原封不動歸還給我們。從此，他們對我們表面上不說什么，“心中卻有數”了。后來，這個鄉村地區成了我們的“勢力范圍”。實際上，余柱業、方壯璧那時就隱藏在離我們學校還要深入的那一帶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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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里，我看了許多好書和組織文件，包括中共黨員必讀的《整風文獻》。其中一本令我看了感到非常驚悚的蘇聯小說，書名好像叫《巧克力》，講的是十月革命后，一個革命干部收受了一盒巧克力，就被契卡人員當作受賄而被處死的反貪故事。還有一本是著名捷克記者伏契克寫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的報告文學：《絞刑架下的報告》，一直記憶猶新。

此外，我還把解放后中國出版的一些小說，如《新兒女英雄傳》、《李有才板話》等，暗中介紹給幾個學生閱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這些學生后來都很有出息，都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反殖運動中，有的成了鄉村婦聯的主席，有的成了一些公開團體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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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我們的這些秘密活動，是在作為一校之長的梁景勝掩護下進行的。他對我們的所作所為，心里透亮，可裝著什么都沒看見，從來不過問。更為難得的是，那時候新加坡教育署每年都會派督學到鄉村地區的學校巡視一兩次，每當這個時候，梁景勝還要面不改色，神態自若地與督學周旋應付。

我這個地下教師當然不能露面，一聽到風聲，便急忙躲到房子里去，玩起“貓捉老鼠”的游戲。不過，那時的我，實在有點膽大包天，就像福建人說的“牛仔不識虎”，全然不顧可能招致的危險，還在房子里繼續抄寫文件，而這位督學則在只有一板之隔的屋子周圍不停地轉來轉去，總想找出什么把柄，以便交差。

學生們不免好生奇怪，為什么只有我這個老師此時要躲起來。幸好，他們中沒人“出賣”我。最后，這位督學轉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悻悻“打道回府”了。

此時在學生眼中的我，平添了一點神秘感，平添了我在他們心中的份量。再加上我到學校后，把勵德學校校友籃球隊重新組織起來，實力顯著提高，除在自己的地盤無敵手，還經常坐上羅厘車，威風凜凜地到周圍鄉村地區“東征西討”，把這些地區的籃球隊打得“俯首稱臣”。他們中的幾個好手，紛紛要求加盟到我們球隊，這一來，我們的實力就更加強大了。

消息傳遍了軍港甚至遠至義順等地區的球隊，紛紛向我們下戰書，都想和我們比試比試。這些隊當中有的是參加新加坡乙組循環賽的強隊，有的是我讀書時的同級同學帶領的隊伍。可是，為了不暴露身份，遇到這種情況，我只好避戰。許多隊友不好理解，我只得借故出門去坡底，或裝病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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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這段教書生活，令人發笑的事也不少。話說，當時新加坡鄉村地區的居民，差不多都是福建人（即閩南人）。學校上課要用福建話教學。我的福建話并不太靈光，所以

講課時常常鬧笑話。有一次上語文課，我照本宣科，把“老母雞”用福建話念成“lao bu guei”，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尤其是那些女同學，笑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正當我感到莫名其妙時，有一位同學指正我說：“老師，福建話里的‘老母雞’應念成‘lao guei bu’。”我才恍然大悟！

不過，這些鄉村學生都很純樸、善良，他們從我的口音里聽出我不是福建人，也不以為意，反而覺得我說的福建話很有趣。在我跟他們相處的半年多時間里，彼此之間建立起一段令我終生難忘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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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我離開學校的時候到了，那是難分難舍的時刻，全校同學都哭了，連王欽這個大男人也哭成淚人兒，好像生離死別似的，新來的一位女教師淑芬，原來就認識的，看到如此情景，也禁不住潸然淚下，還跟我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后來，她和王欽結為連理。臨走時，王欽不忘要求我留下一條父親看我轉入地下后沒條像樣的長褲穿，因此特意帶我到相當不錯的裁縫鋪子量身訂制的淺綠色細白條紋的西式長褲，作為紀念。而我當時也注意到，只有梁景勝真正做到“男兒有淚不輕彈”。

分手時，我一一與梁景勝、王欽和淑芬惜別，又跟同學們揮手致意，然后帶著簡單的行裝，獨自一人走在鄉間紅泥路上，向著大路邊的巴士站，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走去，身后的學校以及好友和同學們的影子漸漸遠去，最后終于消失在眼簾。此時的我，真是思緒萬千，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難于忘懷的教書生涯。但是，一個新的任務擺在我的面前，等待我去完成，容不得我有太多的離愁別緒。

此后，我雖數度回去新加坡活動，但由于保密需要，再也沒回去學校探望這些好友和同學。不過，從報紙上多多少少還能看到他們的名字，特別是新加坡人民反殖獨立運動轟轟烈烈開展時，許多原來在地下活動的干部，差不多傾巢而出，成為這場運動的骨干力量。

        出乎意料的是，表面上看來與世無爭的梁景勝，在1959年的大選中，曾代表人民行動黨參選，并成功當選為實籠崗區的立法議員。而人民行動黨在以林清祥為代表的反殖愛國力量支持下，也在是次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并上臺執政。李光耀當上了總理，

梁景勝也當上了教育部次長。1960年代初，控制了人民行動黨的李光耀與左派翻臉，強行推出“新馬合并方案”，并企圖在英國人的配合下，假手和聯同聯合邦反動勢力消滅新加坡左派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梁景勝不惜掛冠而去，堅定地與林清祥以及左派議員站在一起，反對李光耀政權的倒行逆施。至于后來，他的情況如何，無從知道，直至數月前，才在《聯合早報網》上，赫然看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令我不勝噓唏。

         對于這位被我們這些頑性未改的校友戲稱為“科學怪人”的學長，在勵德學校和他

共事的短短的半年時間里，印象中的他，是位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溫良恭儉讓的好人，是位勤勤懇懇，努力完成“百年樹人”重任，得到學生愛戴的好校長。

如今，王欽和他都已先后作古。真沒想到，半個多世紀前的一別，竟成了永別。雖然后來我們三人所走的道路不盡相同，但我作為這個時代的幸存者，回憶起這段往事，

依然是感到“頗堪回首話當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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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2年到現在，時間過去了整整55個年頭。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不過是彈指一揮間。新加坡、馬來亞、印尼和其它東南亞國家變了；亞洲中、印、日等大國變了；歐洲變了，前蘇聯沒了，出了個俄羅斯；非洲、美洲也都變了，一句話，整個世界變了，似天地翻覆。回過頭看，這的確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大躍進的五十多年。未來的五十年會怎樣，殊難預料，只能說，也將是充滿變數的五十年。看似太平安穩的世界，往往一覺醒來，才知道又發生了令人震驚的突發事件。在我們有生之年，還能看多少算多少。活著就是勝利！

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走的走了。不過，該來的總要來的。人總是要向前行的。歷史的巨輪也要滾滾向前的。

我要把這一刻留住，把過去這段歷史留住，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張泰永  

寫于2007-12-29

修改于200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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