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風云(三)

          希特勒自殺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編著

第四章  史迪威率兵反攻緬甸

                    中國遠征軍攻克松山  (10)

                      宋子文曾想取代蔣介石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這一天出版的《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兩個星期前，他剛剛在重慶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代院長。

“通往勝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國的宋子文”的稱謂下面，《時代》用了這樣一句說明。

自1939年以來一直兼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終于在1944年12月4日讓出這一職位，由外交部長宋子文改任行政院代院長。

在中國現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與“四大家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義上，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蔣家王朝”的代名詞，他們的興衰即是一個時代的興衰。

但在外國媒體眼里，宋子文并不屬于與蔣介石關系密切的人。1943年3月1日的《時代》周刊上，有一篇題為《蔣介石身邊的人》的文章，就寫道：“蔣介石委員長身邊的人是一個‘幫派’……這些人個性強、鋒芒畢露，但又忍辱負重，是委員長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接著，文章以下面的順序一一介紹了“蔣身邊的人”：陳布雷、何應欽、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張群、陳誠、戴季陶、王寵惠、王世杰、董顯光。“四大家族”中的蔣、孔、陳三家均在其列，惟獨宋子文除外。當時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習慣于把宋子文與蔣介石看做不同的人。

宋子文這樣一個出身于牧師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與蔣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氣質、文化素養、行事風格等，更讓美國人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偏愛。在介紹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時，《時代》就明確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國的這位中國人，既是亞洲人，也更像一個美國人，或者說他可能希望能做到這樣。”

漢密爾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戰爭中即被人稱作“中國的漢密爾頓”。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決裂，一夜之間，血雨腥風。歷史突變，把本來屬于國民黨中間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做出抉擇的境地。

宋子文在猶豫中，看著蔣介石的戰車呼嘯而來，他最終拋棄了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思想和中間派立場，轉而與右派結盟，站到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如宋慶齡、陳友仁等國民黨左派人物，則流亡蘇聯。

于是，綁在蔣介石的戰車上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蔣身邊的人”之外的人。

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擔任過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的約翰.戴維斯，在回憶錄《抓住龍尾》中說，在1942年-1944年間，宋子文與蔣介石暗地里曾有過一次較量，以美國勢力為背景的宋子文，試圖架空甚至取代蔣介石。戴維斯回憶說：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員長任命為與居心叵測的美國人打交道的代表。雖然蔣的內兄有外交部長的頭銜，委員長對宋的權力卻嚴加限制。

他知道宋覬覦他的權力，曾經策劃踢開他，給他一個榮譽職位，而把政權接管過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經請史迪威支持來做一筆交易，如果成功的話，將會使外交部長對中國軍隊取得廣泛的權力。史迪威的反應是有保留地不承擔義務，提議也就沒有結果了。

在蔣宋王朝內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陰謀特色的策略轉變之一，就是宋轉而反對史迪威。他開始對史迪威施放明槍暗箭，然后于1943年9月15日在華盛頓逗留期間，向羅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組中國戰區的計劃。這項計劃要求指派兩名未予說明的中國軍官最高司令和參謀長。那樣一來，蔣的最高司令將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國家元首頭銜；而史迪威則將被剔除掉了。總統把這種異想天開的計劃告訴了馬歇爾，被馬歇爾給否掉了。(《抓住龍尾》第363頁)

野心對于宋子文也許是美妙的，但在現實中卻被戴維斯及許多西方人士看作是一種空想。與掌握實權、擁有軍隊、具有政治計謀的蔣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國顯然沒有實力，沒有受到被廣泛支持和擁戴的基礎。

宋子文始終無法與蔣介石抗衡。1949年，當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失敗退縮到臺灣之后，宋子文最終與蔣介石揮手道別了。他前往美國，在他最熟悉、最喜歡的地方度過余生。

                      謝偉思訪問宋慶齡

    宋慶齡在重慶，住在兩路口新村一幢小院里，平日深居簡出。她擔任著“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她不滿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發出越來越多的公開批評。也正因為如此，軍統特務將她的住宅也監視起來，一般人難以靠近。

    謝偉思又來訪問宋慶齡。

    宋慶齡喜歡這位年輕的美國人，謝偉思的名字(SERVICE)在英文里有“服務”的意思。她希望他為發展中美友誼服務。

    她常常一連幾小時和謝偉思坐在一起，談起“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闡述她那鮮明的政見，她也漸漸了解了謝偉思。

    “你是另一種美國人，正派的美國人。”宋慶齡說。

    謝偉思笑了一下：“是嗎？中國當局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想法，他們認為史迪威將軍跟共產黨人有關聯，您知道不？”

    “我有所耳聞。”宋慶齡答道，“不過你們既然到了中國，不妨了解一下共產黨人，看看他們是干什么的。我們與延安就有一些來往，主要是向敵后的游擊隊員供應藥品和醫療器械。你們可能還不知道，缺醫少藥的八路軍士兵，受了重傷截肢時，使用的是鋸木頭的鋸子。”

    謝偉思說：“每個階級都有值得敬重的人。以后有機會，我是要去延安實地考察一番的。”

    “我近來處境也不大好，”宋慶齡苦笑了一下，“有幾個好友好團體邀我訪美，我原打算三月初啟程，可是當局不同意讓我走。”

    “為什么？”

    “就因為我在英國工黨雜志《雷諾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我主張取消封鎖，以使醫藥和物資能送到八路軍那里，使他們也獲得同等條件進行抗戰。”

    謝偉思把聽到的情況，寫進了他給美國政府的報告里，作了如實反映。在3月5日的另一份報告里，又記錄了他與宋慶齡之間更深入的談話。

    “當我應邀到達時，宣傳部長正在拜訪她，我一到達，他馬上告辭了。我向她致歉，她笑著說那是一次費力的談話，已經持續了太長的時間。宣傳部長帶來了2月14日《時代》周刊的中譯文，有篇文章引用了她寫給美國朋友的信，宣傳部長說她向國外散布了不真實的謠言。

    “宣傳部長還力圖說服她，要她修改關于孫中山誕辰的一篇廣播演說，接受一個妥協的方案。……她向我說明，她愿意修改某些攻擊性的語言，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

    “談話中兩次提到戴笠。談話不久，她問我是否知道戴笠很不高興，我表示不知道。

    “后來，她提到一位女秘書的弟弟被關在江西集中營（這個人的名字啊廖承志，其父叫廖仲愷，是國民黨元老之一）。她繼續說，戴笠現在利用重慶的一些防空洞作監獄，最近一件事把這給揭露出來了。”

    宋慶齡致力于中國民主運動，贏得了美國朋友的敬重。史迪威在重慶期間，多次與她會見，并經常在日記中提到她，稱她是一位偉大的女性。

    史迪威去見宋慶齡，蔣介石只好聽之任之。

                     毛澤東接見謝偉思

    1944年初，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無能更加失望，在軍事上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共產黨。一些美國人士和西方輿論界強烈批評國民黨當局對延安的封鎖，許多新聞記者、外交官、軍事人員接連要求訪問陜甘寧邊區。

    受到西方盟國批評的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于5月14日同意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并于三天后放行。

    這是最先打破壞封鎖，進入陜甘寧邊區的中外記者團，其中有外國記者六名，他們代表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時代》、《紐約時報》以及一位神甫。

    外國記者到達延安后，不斷發回電訊，報道在邊區有一個受到民眾擁護的政府，卓有成效地領導農民開展積極的抗日游擊戰。

    夏初，羅斯福也希望派一個官方代表團去延安。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當面轉達了這一要求。經過多次唇槍舌戰，蔣介石在6月23日勉強答應了。

    8月7日，兩架美國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被稱之為“迪克西使團”的美國軍事觀察組，一行十八人，從重慶來到這里。

    史迪威任命包瑞德上校為組長，謝偉思為政治助手，他們都通中文并了解中國。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不同的地方，正在會見與其他地方不同的人民。”謝偉思在延安窯洞里，寫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報告。

    寶塔山上彩云悠悠，小羊倌趕著羊群從山下走過，哼著《信天游》的小調。陜甘寧邊區的首府延安，帶甜味的玉米已經上市，尚未曬干的小米發出香噴噴的氣息。老農人笑瞇了眼，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            謝偉思在延安與毛澤東等合影

    身著短袖襯衣的謝偉思，整日奔走著，沉浸在高原風光給他帶來的遐想中，沉浸在古老文化和淳樸民風給帶來的感嘆里。

    按照國民黨宣傳部的說法，延安是個“割據中心”，生活著一群無法無天的“農民民主黨”。當局還在西安多次組織所謂“陷區民眾代表”，向外國記者控訴中共的“罪行”。對于英美記者報導的真實情況，他們或予以刪扣，或責令重寫，或禁止發稿，嚴重的還吊銷護照。

    在謝偉思之前，惟一到過共產黨地區的是美國官方觀察員，是1938年進入山西、陜西的卡爾遜上尉。美國人民所知道的點滴情況，大都來自斯諾、白修德等記者的報導。

    謝偉思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到了南泥灣，看見士兵忙著懇荒，自己生產糧食。他參觀了延安的傷兵醫院，聽傷員講起往事，他們用小米加步槍與日軍的坦克和裝甲車戰斗。他到了棗園和楊家嶺，看見共產黨的領袖們，全家人很不舒服地擠在窯洞里，上街也不要成群的衛士開道。他訪問了抗日軍政大學，那里的師生都席地而坐，關系融洽，沒有等級觀念。

    毫無“叛變”的痕跡。

    延安掛著國民黨的旗幟，八路軍也佩著“國軍”的標志。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的標語，比比皆是。開明的紳士李鼎銘先生，還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

    謝偉思自然得到了良好的印象，并寫進了他的報告里。他認為陜甘寧邊區老百姓豐衣足食，土地革命已經停止，人民都有選舉權。他還談到了延安強烈的抗戰意識，以及武器和醫藥的缺乏。

    8月23日，毛澤東會見了謝偉思。

    身材高大的毛澤東梳著分頭，他緊握著謝偉思的手，用平靜的眼睛打量著客人。他那紅潤豐滿的面龐，謝偉思以前只在美國雜志上見過，那是斯諾拍的一張毛澤東戴著八角帽的照片。

    他們在沒有陳設的窯洞中面對面坐下來，這是毛澤東的辦公室。室內惟一的奢侈品，是一張寬大的寫字臺。

    毛澤東喜歡深夜工作，天色越晚，他的談興愈濃。他那慢條斯理的湖南話，謝偉思剛好能聽懂。

    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下，毛澤東手里燃著一支離不得的香煙，用親切而坦率的口氣，同謝偉思談論起與美國盟友合作的可能性。

    “照目前的國際形勢看，日本鬼子不經打了。”毛澤東說，“我現在擔心的是抗戰勝利后的問題，蔣介石先生老跟我們搞摩擦，堅持反共和反民主。”

    毛澤東從防止內戰，談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而引伸出他關于在中國組成聯合政府的設想。

    “共產黨和中間黨派都提出，當局應召開一次準備性的國民大會，各黨各派都要有代表出席。這個大會應本著行憲精神，民主地改組政府，制定共同遵守的憲法和法律。”

    毛澤東說著停下來，詢問著謝偉思：“美國政府是否贊同這個建議，并迫使國民黨接受呢？”

    “我可以向華盛頓轉達。”謝偉思也只能做到這一點，他是一個職權有限的美國官員。

    毛澤東又走動起來，左手卡在腰間。他不停地吸煙，一支接一支。

    “美國政府只支持國民黨是錯誤的。”毛澤東說，“第一，這等于忽略了共產黨是一支積極的抗日武裝力量；第二，上好的美國武器可能被國民黨用之于打內戰。謝偉思先生可以到前方去看看，八路軍戰士使用的武器有何等低劣。”

    謝偉思立即意識到，毛澤東的想法對美國很重要。如果美國援助延安，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有助于防止出現一個完全親蘇的政權。

    “據我所知，戰略情報局已有訓練八路軍官兵的一些初步設想。”謝偉思說，“來延安的觀察小組成員中，有幾位就是頂呱呱的教官。”

    “訓練八路軍官兵，就在延安給他們上課？”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好，這辦法好極了。讓我們的戰士掌握新技術，那一定受歡迎。”

    等到會談結束，謝偉思一看表，想不到已過了好幾個小時。而毛澤東還像剛開始那樣，精神飽滿，毫無倦意。

    走到門口，毛澤東又忽然問道：“訓練八路軍的事，你們真能辦到嗎？”

    “這是起碼的支持，能夠辦到的。”

    毛澤東說：“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將會使一切有關方面都有利和滿意。”

    1944年9月26日，毛澤東又與謝偉思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謝偉思發回美國的報告中引用毛澤東的談話如下：

    “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關切的紐帶。兩個國家實質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個性的。兩國都天生愛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國主義的。中國戰后最急需的是發展經濟。它缺乏獨自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資本主義的基礎。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進一步提供所需的資本。美國和中國經濟上彼此互為補充，他們不會競爭。中國不具備大規模重工業所需要的東西。他不可能期待與有高度專業化制造業的美國相競爭。美國的重工業和這些專業化的制造業需要有一個出口市場。它也需要為它的資本尋找出路。美國不僅是援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最適當的國家，它也是能夠充分參加中國發展的僅有的國家。由于這一切理由，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沖突、疏遠和誤解。”

    1945年3月底，謝偉思接到要他立即返回華盛頓的命令。命令沒有說明召他回國的原因。他本人以及中共領導人都認為有可能美國政府要與他磋商關于中國的事情。4月1日下午4時，謝偉思應邀赴毛澤東的住所懇談。參加會見的還有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談話持續了很長時間。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就中共與美國的關系作了如下闡述：“共產黨人將繼續尋求美國的友誼和了解，因為中國在戰后建設時期需要它。自然，美國是否與共產黨人合作，只能由美國來決定。但是共產黨人認為這只會對美國有好處盡可能快地贏得戰爭，幫助中國團結和民主事業，在解決土地問題的基礎上通過工業化，促進中國健康的經濟發展和贏得壓倒多數的中國人民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永恒的友誼。”

    謝偉思在向國務院報告延安情況的同時，建議美國直接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

    毛澤東的談話確實有其現實考慮的成分。那就是減少美國對中共的猜忌和擔心。一方面可以使美國限制蔣介石的反共政策，阻止其發動內戰；另一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不僅將有利于對日作戰，也有利于壯大自身的力量。

    中共當時想要與美國合作，也是真誠的。因為斯大林從未贊同過毛澤東的路線，并長期對中共的性質持懷疑態度，不承認中共是正統的共產黨人。毛澤東在政治上幾次遭受打擊，幾次被奪兵權，都是由共產國際支持的人干的。1944年8月11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就對赫爾利說：“中國有些人把他們自己稱為共產黨人。這僅僅是他們對悲慘的經濟狀況表示不滿的一種方式。他們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他還說：“蘇聯政府不應與這些共產黨主義分子發生聯系。”毫無疑問，莫洛托夫的講話是代表斯大林的觀戰的。所以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的飛機大炮只援助蔣介石政府，而援助中國共產黨人的只有馬列主義書籍。

    1944年7月4日的《解放日報》社論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由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因此，毛澤東在抗戰后期，對美國的期望及中美合作的憧憬不僅是形勢的需要，也是長期的戰略思考。那時毛澤東曾有訪問美國的打算，只是由于美國政府最終綁在了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戰車上，才使毛澤東的訪美計劃流產，這也導致了中美兩國后來幾十年的相互仇視和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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