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此，事先聲明，筆者開始確實是想直接批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然而，通過搜索毛澤東同志對于“真理問題”的認識，筆者找到了《新民主主義論》。結果發現，所謂“真理問題”，只是《新民主主義論》的一個辯論前提。由“真理問題”推演出的“新民主主義”，才是《新民主主義論》的主體。

　　因此，本文主要宣傳的是“新民主主義”。這“內容”與“題目”的欠和諧，可能會造成讀者的一些誤解。如果是那樣，您可以直接看本文的最后部分：【三、順便批駁一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其實，筆者的做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我們如果空談“真理問題”，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這種理論問題，必須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搞懂。您說呢？

　　一、《新民主主義論》的社會背景

　　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在1940年2月20日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中。要讀懂毛澤東同志這個講稿，筆者認為有必要了解成稿之前的背景信息。

　　㈠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之后，共產黨提出了“五項要求”及相應的“四項保證”。共產黨人的方案是有理、有力、有節的，反映了大眾的呼聲。但是蔣介石政府并沒有立刻接受。
　　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1937年8月的上海“八一三事變”，日軍展開了全面侵華戰爭。外敵當前，再加上共產黨人的合理要求、與適當的讓步，令蔣介石政府不得不接受現實。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㈡國民黨的大潰退
　　那些鼓吹“國軍”戰績的精英人士，不知是怎樣反思1938年10月之前的“大潰退”的。我們小民通過小道消息得知，1937年11月16日晚9時，在南京鐵道部大樓里，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正式宣布：“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遷長沙……”
　　1937年12月5日，在日軍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下令各部院中央機關，加速撤往重慶。
　　這就是1928年統一中國的領袖！這就是經歷了“黃金十年”的領袖！日軍進攻才開始幾個月，作為大中國的精神支柱，他就把老巢挪到1868公里之外的天險烏龜殼里了（這個1868是現在的公路里程，我們小民坐不起飛機，也不追求那三叉戟式精英的瘋狂）。
　　部分前線部隊、不明真相的官兵，可能還有“背水一戰”的勇氣。像唐生智那樣的大官兒呢，嘴上說的好聽，什么“決不后退”，其實在他自己的話里早就留了退路。“不得統帥命令，決不后退”，言下之意就是，“只要統帥下令，咱兄弟立馬就跑”。（1937年12月7日晚，蔣介石飛離南京之前，召集少將以上的守城將領會議）
　　這樣的軍官去指揮抗戰，抗日軍民的士氣能不低落嗎？“大潰退”能不發生嗎？

　　㈢汪偽政府的醞釀
　　1937年12月，汪精衛，作為“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
　　1939年8月，汪精衛回國后，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
　　1939年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㈣日軍侵華策略的改變
　　1938年11月，日軍完成武漢攻略與廣東攻略之后，南北聯絡線基本打通了。日本政府迫切地希望將其占領區變成第二個滿洲。此時，日本政府已經沒有必要強行剿滅蔣介石政府，那種代價不是日本能夠承擔的。中日的全面戰爭的態勢，從此開始了長期的戰略僵持或者說“緩和”局面。

　　㈤國民黨轉移矛盾
　　曾經統治中國最富庶地區的國民黨，并沒有汲取抗戰潰退的教訓，反而重新拾起1932年6月14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推行的國策“攘外必先安內”。試圖把抗戰失利的責任推給共產黨。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會議決定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以指揮黨政軍各機關，蔣介石任委員長。會后，國民黨根據會議確定的方針，陸續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

　　㈥“精英民主人士”的呼聲
　　1938年12月，“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寫道：“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此，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張君勱《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發表于《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1939年9月，蔣介石自己也發表一篇《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的長文，提倡所謂“以黨治國”、“以黨建國”、“要使抗戰勝利之日，即為建國完成之時”。這些言論表面看起來似乎并不違背人民的意愿。

　　㈦共產黨“叛徒”的反攻倒算。
　　從金沖及同志的毛澤東傳中，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那個章節中，提到了“葉青（任卓宣）”。因此筆者搜索了一下，覺得有必要對此人多說幾句。

　　筆者整理的“葉青（任卓宣）”資料。
　　“葉青”原名“任卓宣”，筆名葉青。任卓宣自小聰穎，善思辯，有神童之稱。1920年6月，在四川省長張瀾的資助下，任卓宣與吳季蟠、楊昌祚、雷耀清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1925年，任卓宣因在巴黎聲援“五卅運動”，被捕入獄。不久，逐出法國，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與孫冶方等人同學。
　　1926（民國十五年）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國，任職于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1927年為湖南區委員會委員時，在長沙領導地下活動。那年冬天被省政府當局逮捕下獄，旋被判處死刑。但在行刑后死而復生，進長沙湘雅醫院調養，作為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仍繼續指揮共產黨活動，因而產生1928年間在長沙、平江、瀏陽、醴陵等地所發生的小型暴動事件，于是為國民黨省府當局所發現并逮捕。這次被捕后，他已經暗中脫離了共產黨，并在湖南向時俊辦的軍官訓練班，做了一段時間國民黨的政治教官。1930年葉青經過中共四川省委認可，赴上海加入辛墾書店。
　　此后，葉青的言論逐漸走向“右翼”，蛻變為反革命的“理論家”，于1949年7月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旋即代理部長。
　　
　　任卓宣為什么要叛黨？
　　吳福輝在《沙汀傳》的“辛墾書店”一節中，曾對任卓宣有過如下記述：“青鋒（即任卓宣）到上海后改名葉青，在大興坊與辛墾同事會面。他倒很坦率，講述了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過：第一次被捕后槍決，未擊中要害，被群眾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組織上不聽他的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然后表示，從此只埋頭譯書寫書。”——吳福輝：《沙汀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
　　晚年困居臺島的任卓宣曾經著文詳細回顧自己的反共經歷，在開篇《我為什么反共？》一文中他寫道：“……回國之后，我住在廣州，一面參加共產黨底工作，一面也參加國民黨底工作。后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脫離了國民黨。由于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底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脫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群眾為芻狗。……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贊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了解中國底歷史趨勢，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筆者加重筆墨，來詳述任卓宣這個人，是因為任卓宣的經歷非常具有代表性。任卓宣本來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曾經為了“共產主義事業”舍生忘死，為什么會逐漸退化變質？值得我們深思。

　　二、《新民主主義論》背景小結、內容概要、及其社會影響

　　㈠背景小結
　　通過了解1940年初的社會背景，我們知道，當時中日戰局趨于平緩。蔣介石開始發動以提倡“三民主義”為大旗的反共宣傳攻勢，“精英民主人士”也有“反馬克思主義”呼聲，甚至埋藏于黨內的“理論家”任卓宣等，也在左翼陣營內部發出了異樣的聲音。
　　樸實的人民群眾，限于信息的匱乏、經濟的壓迫，無法辨清真偽。既然提倡“國共合作”，共產黨也承諾不再沒收地主的土地。共產黨是不是變質了，人民群眾也難以判斷。
　　這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有必要站出來，擺事實，講道理，說明“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的異同，加強來之不易的“第二次國共合作”，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又必須避免與蔣介石的“商人政府派三民主義”同流合污。

　　㈡內容概要——關于“真理”的辯論

　　“馬克思主義”、“新民主主義”、“三民主義”，究竟哪個是真理？

　　對于“三民主義”，國共兩黨還是有共識的。這就是1924年1月23日，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宣言。
　　國民黨方面并不承認什么“舊三民主義”，我們也不要勉強他們，不如說“同盟會綱領”好了。1905年8月，孫中山先生作為總理的“同盟會”，在《同盟會宣言》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大綱領。
　　我們說，“同盟會綱領”是“三民主義”的雛形，這樣沒人反對吧。

　　“同盟會綱領”明顯帶有大漢族主義色彩，根本沒有把滿族看作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也沒有把滿洲看作是中國的一部分。
　　1905年的孫中山先生已經39歲了，恐怕不能用“幼稚不懂事”來做說辭了吧。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恐怕就是源于這種“滿洲屬于滿族，關內才屬于漢族”的狹隘民族觀點。

　　“馬克思主義”無疑是“新民主主義”的雛形。
　　《新民主主義論》無疑提倡的是“新民主主義”，這其中的含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并不適合于當時的中國。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會這樣直接地說，那樣又會和“共產國際”產生直接的矛盾。毛澤東同志說“共產主義”那是我們的最高理想，而現在只是最低目標。這樣大家就都能接受了。
　　“新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解放“被壓迫人民”的主旨上，還是一脈相承的。不會有“同盟會綱領”那樣原則性的錯誤。

　　我們共產黨人根據1924年孫中山先生的發言，總結說“新三民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異曲同工，“新三民主義”其實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看到這里，國民黨人笑了，這里哪有一個“民”字。您也別忙著笑，請仔細看看1924年1月23日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再看看1940年2月20日的《新民主主義論》。

　　一定要看哦。因為筆者的概要只能是“管中窺豹”，無法登上“大雅之堂”的。
　　
　　㈢社會影響

　　看過《新民主主義論》之后，就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理論的反動文人任卓宣，也不得不表示，“我對于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毛澤東思想批判》，帕米爾書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頁。

　　當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宣言中批判的那種國民黨內的“商人政府派”，是不會真正推行“三民主義”的。
　　1940年3月，原屬國民黨精英的汪精衛，在南京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
　　對于堅持真理的左翼力量，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理論上，無法依靠話語霸權，獲得實質上的優勢，就改在軍事上，消滅“持不同政見者”。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應該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對于“皖南事變”，蔣介石自然有他的說法，筆者看了看，主旨無非就是“整飭軍紀”。在蔣介石看來，“軍紀”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的“軍紀”要優先于“國共合作”，如果你共產黨軍隊，不聽國民黨的“軍紀”，就滅了你。
　　這就是強權啊，他說啥就是啥，還仿佛滿腔正義似的。
　　1946年6月，國民黨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內戰爆發。第二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

　　人民就算再懵懂，經歷的“鮮血”多了，再有了《新民主主義論》這樣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漸漸地自然就會擦亮眼睛。雖然這代價有些沉重吧。　　

　　我們總是講“國共合作”，總是謙虛地把自己放在后面，因為我們共產黨人，對于前輩的功績，是不會忘記的。對于真理，我們并不會在意“真理的提出者”是誰。
　　我們承認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卻不承認蔣介石政府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實際奉行的“商人政府派”的政策。

　　1924年的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與1940年共產黨人提倡的“新民主主義”是基本一致的，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基礎。這就是當時的“真理”
　　讀過之后，筆者感覺，這兩篇文獻，對于今天，仍有強悍的、穿梭時空的意義。

　　三、順便批駁一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通過學習《新民主主義論》，筆者發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論調，簡稱為“殘論”。
　　關于“實踐”與“真理”的關系。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同志做出了明確的表述：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即便我們記不住這么長的一段話，非要斷章取義，也只能截取“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標點符號很清楚嗎，這種事情，恐怕讓小學生朋友來做，都會有很高的正確率。
　　可是我們黨內那些犯了“左派的右傾錯誤”的那些同志，在“右派的商人政府派”作風影響下，肆意地、或者是不經意地，曲解了毛澤東同志的意思。

　　去掉“千百萬人民”，就是說，雖然不能否認“千百萬人民”的實踐，也不能否認“（右傾或右派）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實踐，這就為后來的“黑貓白貓論”提供了理論基礎。
　　對于“人民”這個概念，筆者理解是“守法的誠實勞動者”，“人民”既能夠從事“體力勞動”，也能夠從事“腦力勞動”。而“（右傾或右派）知識分子和資本家”，則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對于“體力勞動”的態度，這是“人民”與“（右傾或右派）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本質區別之一。關于“人民”，以筆者的理論水平，就說到這里吧，不獻丑了。

　　毛澤東同志的“真理觀點”，筆者總結起來，至少有有4個要點：
　　①真理的發現者：無論究竟誰。
　　②真理的發現過程：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
　　③檢驗真理的尺度：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
　　④真理的唯一性：存在。真理只有一個，雖然可能有不同款式的“帽子”。

　　（本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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