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的廬山會議告密者到底是誰？

高臥故園

讀史書至廬山會議一段，掩卷而嘆自古壞事皆小人也。廬山會議上有人誣告之史實見于下文，只是兩說有些出入，根據王任重日記為周惠、李銳二人，根據周惠回憶為李銳夜闖美廬（網文，非正式出版物），孰是孰非？總之是有人告密的。當年的告密者李銳如今成了鳳凰等座上客了，據聞還是毛澤東研究專家，我向來很佩服專家，會告密的專家就更要敬仰了。誣告一般是難以讓人相信，但是如果加之以賭咒發誓，加之以添油加醋，效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一、王任重日記中的告密者

當時參加廬山會議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記述了八中全會上批判彭德懷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會開始以后，對彭德懷的斗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并成大組。共分三個大組，李井泉小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小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小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采取了批評質問的方法，沒有長篇大論，但都很尖銳。這樣尖銳的斗爭終于迫使彭、黃、張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特別是八號以后張聞天說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話以后，形勢急轉直下。周惠、李銳交待出他們私下攻擊主席的一些言論，彭德懷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認了。”“從十三號開始大會，也是采取了面對面短促突擊的方法。”

二、中顧委委員周惠回憶“真實的李銳”（網文，非正式出版物）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里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里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后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么？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

　　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李銳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是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干擾了主席，大家今后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系，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還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么又遭到那么嚴厲的處罰呢？周惠認為，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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