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冬話:毛澤東緣何結怨于知識分子
作者蘇杜
時間 2009-11-26
(本文大意:毛澤東本身人就是大知識分子,他的事業從來就是重視知識分子的。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為工農大眾服務是知識分子革命不革命的唯一標準,也是知識分子改造自己的必由之路。“特別是”年代所謂“學者”“大師”所表現出來的,無一不是對毛澤東這一“標準”“改造”的對立與仇恨。專與工農大眾作對、專為私有化改制、資本主義制度復辟服務的知識分子三十多年的瘋狂倒算,證明了毛澤東知識分子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而不是相反。)
粗一看,這個題目是要被判為“偽命題”的。毛澤東何時與知識分子結過怨?他只不過是與一部分知識分子結了怨罷了。但是,將知識分子分成這一部分、那一部分,這本身就是毛澤東的思想。許多知識分子其實是不認其可的。甚至,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毛澤東豈止于“結怨”于他們呢,毛澤東簡直是“結仇”于他們。毛澤東革了文化的命,就是革了他們的命,他們與他,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即便是到不了這個份兒上,對毛澤東還能說幾句“公道話”的,對于1957年“打右派”之“陽謀”,對于1960年后文藝界批判“中間人物”,哲學界批判“合而為一”之“運動”,還有全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大革文化命”,恐怕也總是不以為然,芥蒂于心,歷經兩個“三十年”也難以釋然的吧。所以,我以為,這個題目,既不是“偽命題”,也不是無病呻吟,討論起來,于左于右,應該是兩得其益的。
首先來說,毛澤東本人是不是知識分子?這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他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大知識分子。晚清民國的大詩人南社的柳亞子,并不是無能無名之輩。他對毛澤東的詩詞便佩服得五體投地,自愧弗如。法國將軍戴高樂,大約也不是尋常百姓,對毛澤東也是欽佩之至。這些,便是一個小小例證。次說其二,毛澤東要不要知識分子?這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毛澤東是革命家、政治家,從南湖共黨初創,井崗武裝割據,延安窯洞論劍,太行浴血抗日,中原國共逐鹿,直到新中國成立后著手社會主義建設,如果他確實器輕了知識分子,他怎能戰勝并不草包的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買辦集團?如何能讓工農業迅速復蘇并發展,胰島素人工合成,斷指植活,衛星上天,兩彈成功,樣板戲至今仍然無可超越?所以說,如果以為毛澤東自己不是知識分子,他也不用知識分子,從而與知識分子結怨乃至結仇,是不能成立的。說他搞什么“知識越多越反動”,只是他結下了怨、記下了仇的那些知識分子對他的恣意詆毀,如果有一點討論問題的誠意,是不會簡單地惡罵一聲就自以為得了勝利的。
那么,毛澤東緣何與知識分子結下了怨仇呢?為什么確實有這么多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雖不以毛為敵也以他為過呢?
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很大,但其實是很簡單明了的。縱觀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他自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以來,終生以一貫之,終生矢志不移的思想與立場是: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這自1927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到1939年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再到1957年的《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系列論著中,都是一條光明的“赤道”,沒有半點的拐彎抹角,沒有一絲的迂回曲折。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這是判斷一個知識分子革命還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唯一標準,舍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標準。一個知識分子,他今天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了,他今天是革命的;他明天不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了,他就是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了。
在中共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毛澤東更是大大發揮了這一標準的內涵,將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接受工農再教育,建立工農大眾感情,樹立為工農大眾服務的立場,作為新時代知識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知識分子當然要改造,不僅知識分子,毛澤東說,自己這樣的一些人也要改造。要當先生,就要先當好學生。
毛澤東還一再深刻地指出,知識分子的“改造”,不是輕而易舉,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感情”的改造,是“立場”的改造,是“脫胎換骨的改造”。根據毛澤東社會主義是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的判斷,不僅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有一個的改造問題,新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也有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要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
毛澤東對于知識分子的感情上、立場上的改造,既是堅定不移的,又是擺事實事講道理,既不追求畢其功于役,又不強加于人的。他說,知識分子上山下鄉,走馬觀花也好,下馬觀花也好,安家落戶也好,都是值得肯定的進步。身體條件好的,就在鄉下山上多住一些時間,身體條件差的就要少住一些時間。農村教師醫生農業技術人員,本身在鄉下山上,就要鋪下身子來,一輩子與工農結合好,為他們服務好。馬克思主義也是可以批評的,怕批評,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有的人不信馬克思主義,不信唯物主義,不信唯物辯證法,但是愛國的,愛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是好的,應該團結的。如果我們有了一大批不僅學習了書本上的馬列主義,還更多地學習了實踐中的馬列主義,那我們事業就更興旺發達了。
且莫小覷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這個“標準”,這個“改造”,它揪住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能不能千秋萬代不變顏色,能不能徹底勝利的牛鼻子,也切中了知識分子,包括新舊社會培養出來的兩部分知識分子的要害。毛澤東緣何與知識分子結下了怨仇,“梁子”全結在了這兒。而中國知識分子中,能夠完全接受并實踐了毛澤東的這個“標準”與“改造”,終生成為誠心誠意為工農大眾服務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終究是少數。而大部分知識分子,正如毛澤東生前所分析的那樣,表面看來,他們也仿佛與工農有了接觸,對工農大眾有了感覺,但接觸并不是“結合”,感覺也不是“感情”,他們雖然口頭上有了幾個馬列主義詞句,但立場、感情還是舊的,一有風浪,他們就動搖回去了。毛澤東開辟的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了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這兩章,歷史就將毛澤東的分析與論斷證明得完美無缺。國際上不說了,國內的,這些年來,“毛澤東(假)秘書”李銳,“黨內理論教育家”謝韜,臨末寫了“真話集”的巴金,“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的季羨林,“準確右派分子”茅于軾,“政治小說家”張賢亮,“主流經濟學家”的一幫子,全都充當了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與生力軍,用自己晚年的言行,為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做了最好的佐證。他們所表顯出來的,所折騰著的,所洋溢著的,所堅持著的,無一不是對毛澤東這個“標準”與“改造”的強烈仇恨。他們不是知識分子嗎?是的。他們的知識不淵博嗎?淵博的。但他們頑固地站在反工農大眾的立場上,真就應了他們詆毀毛澤東的那句“知識越多越反動”,其所發揮的作用,的確是知識匱乏者所起不到的。他們在響應國際上反華反共勢力上,在鼓噪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復辟上,在對70年、80后、90后幾代年輕人的毒害上,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沒有他們“大師”級的“真話不全說”的伎倆,單靠美國人向臺灣賣導彈軍艦飛機,單靠日本人跑到靖國神社去搖幡招魂,甚至單靠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中國的私有化改制,按照世界列強意愿的“與國際接軌”,甘心于“國際分工”,中國社會超越歷史的腐敗與黑惡,還是難以達到這種級度的。
那末,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大眾相結合,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思想,是不是只是一種根本在實踐中無法實現的“理想主義”呢?不是。在為新中國誕生而奮斗的三十年革命中,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的建設中,甚至在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與工農相結全,為工農服務,而終于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是不勝枚舉的。在一窮二白基礎上為新中國恢復工農業生產拼盡了全力的,為新中國生物工程、光學工程、醫學工程在前三十年就取得世界領先地位的,那一群群從來不計名利、默默無聞的英雄群體,一代英豪,我們就無需一一例舉了,單拿同樣是文學名家的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巍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浩然(《艷陽天》)、趙樹理(《三里灣》)、柳青(《創業史》),以及科學名家李四光(地質學)、華羅庚(數學)、錢學森(航天工程),等等,就足以令當今的中國科學院、中國“文學院”的“院士”們羞愧得無地自容。他們除了令人生羨的“部長級待遇”,令人齒冷的“進取術”,在“國際上認可”、在國內于民于生卻毫無用處的“成果”之外,還有些值得稱道的地方呢?在這里,我們就更不用提及那些憑著他們不知何以自詡為“知識”的“知識”,硬“創造”出來的“自殺秀”“惡意討薪”“非正常上訪”“自焚有罪”的“法學家”了。他們的“知識”就是專門給工農大眾伺候這樣的“罪名”。
這些專與工農大眾作對、專為私有化改制、資本主義制度復辟服務的知識分子三十多年的瘋狂倒算,是不是反證了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方針政策“太仁慈”“太相信自己人”了呢?是不是前三十年時應當對不信馬克思主義、半信馬克思主義、假信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大開殺戒”,將他們“斬草除根”為是呢?是不是像法國大革命鎮壓反對派、俄國革命消滅沙皇勢力一樣“滅族”,就可以避免今天的私有化改制、中國社會的腐敗黑惡呢?我以為,不是的。這種認識,是對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標準”“改造”方針,以及整個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誤解與歪曲。前邊已經提到,毛澤東認為,你不能強制別人信服馬克思主義,你只能說服,用事實與道理來說服,而不能壓服,壓服總是壓而不服。毛澤東甚至批評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工作中的一些粗暴做法,指出這些做法不僅沒有收到期望的效果,反而傷害了一些人,是有害的。戴高帽子,掛大牌子,剃陰陽頭,抄家掃地出門,“早請示晚匯報”,這些是無法讓人們相信并信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如果這些東西曾經大行其道,那是要受到歷史的懲罰的。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